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名人学者评王阳明

中文版序一 阳明精神的虔诚践行者

中文版序二 他山之石，攻吾之玉

中文版序三 用一生演绎阳明心学

前言

上 卷

序 章 圣哲王阳明

文武双全的圣人

行动哲学阳明学

日本人与阳明学

对阳明学的误解

第一章 阳明降世

中国的文艺复兴

余姚四贤人

“守仁”之名由来

第二章 阳明先祖

王家始祖

远祖名臣王导

书圣王羲之

忠臣六祖王纲

遁世高祖王与准

洒脱曾祖王杰

祖父竹轩先生

父亲龙山先生

第三章 不羁少年

十岁的诗才神童

天下第一等人

巧用智谋惩戒继母

怀抱经略之志

第四章 五溺时代

心无定性

“格竹”失败

新婚之日出走

苦练书法

第五章 圣学之道

拜谒大儒娄谅

宋儒的“格物”说

新儒学的兴起

明初心学传承

阳明中举

两次会试失败

钻研兵法

考中进士入仕途

上陈边防策

审查江北囚徒

求道访仙

结交“明前七子”

悟出佛道不足

莫逆之交的影响

西湖疗养

摆弄禅机教化弟子

排斥佛道

会稽山祈雨

第六章 倡导圣学

笃信儒学

出任乡试主考官

阳明的政治策论

与湛甘泉共倡圣学

萌发隐遁之心

第七章 龙场悟道

武宗与宦官

阳明入狱

别了，京城

摆脱刺客

再会无为道者

告别门人徐爱

前往贵州龙场

艰辛的龙场生活

龙场顿悟

创作《五经臆说》

第八章 龙场教化

蛮荒之地建造居室

德化的力量

教化诸生

龙冈书院的学规

书院学的历史

阳明与书院教育

阳明的教育理念

感化思州太守

劝诫土著豪族

埋葬暴毙的吏目

版权信息

书名：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全新修订版（上卷）

作者：（日）冈田武彦[著],杨田等[译]

排版：skip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1-01

ISBN：978722912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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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学者评王阳明

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

——明朝皇帝·明穆宗朱载垕

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岱

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

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清代著名文人、学者·王士祯

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多有很大的勋业。

——近现代著名学者·梁启超

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朱子偏于外、陆子偏于内的片面性，解决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

——国学大师·钱穆

王阳明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

——当代著名学者·杜维明

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日本天皇的老师、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高濑武次郎

中文版序一

阳明精神的虔诚践行者

钱明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

我的恩师冈田武彦先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日本当代著名阳明学家。以他为首的九州学术圈，在为学方法、致思理路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有别于东京、京都等地学术圈的学派雏形，我将其称为“九州学派”。冈田先生是自幕末维新时期由楠本端山、楠本硕水兄弟开始，到端山之孙楠本正继承续的九州地区新儒教运动的主要推手，也是九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但他谦虚地将此学术思潮用其恩师楠本正继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楠门学”。后来冈田先生的学生又在“楠门学”之后加上了“冈田学”，想用“楠门学”和“冈田学”来概括和统称九州学派。

以楠本正继为代表的“楠门学”的基本特征，九州大学出身的难波征男、柴田笃、荒木龙太郎等先生已有详述。而以冈田先生为代表的“冈田学”的基本特征，以笔者之见，则是在虔诚践行阳明精神的基础上，把中国传统儒学尤其是阳明学中的“体认”精神加以充实和完善，并结合日本传统的神道教而使“体认”精神进一步体系化和理论化，进而创设了以“体认之学”为核心的“东洋之道”的致思趣向和为学宗旨。

我与冈田先生相识，实亦缘自阳明学。记得二十六年前的早春，一封并不太起眼的国际信函引起了当时兼任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秘书的我的注意：以九州大学学者为主的日本学术代表团来浙江进行王阳明遗迹探访活动，希望浙江省社科院给予协助。那时我刚开始研习阳明学，在我渴望拜读的有限的日文资料中，就有冈田先生等九州大学学者们写就的有关阳明学方面的力作。所以见信后，我喜出望外。几个月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时任浙江省社科院院长的王凤贤先生去杭州笕桥机场迎接冈田先生一行。当时冈田先生虽年已古稀，但神采奕奕，精神矍铄，给人留下了和蔼可亲、慈祥宽厚的第一印象。

日本学术代表团在杭州停留期间，我院提出进行两国中青年学者交流的建议与设想，冈田先生欣然同意，并表示将尽快制订出具体的交流计划。在绍兴停留期间，当日本学术代表团一行探寻到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的阳明墓时，冈田先生的心情很是沉重，流露出欲资助修复阳明墓的意向。后来，不到一年时间，这两件事都有了着落。翌年4月，我与吴光先生便应冈田先生之邀访问了九州及日本其他地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对我之后的学术发展和人生旅途所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

1989年3月，由冈田先生发起，在日本全国筹集三百万日元资助的绍兴县王阳明墓修复工程顺利竣工。同年4月，冈田先生亲率三十三人的“王阳明遗迹探访团”再次来华访问。在考察完贵州的王阳明遗迹后，他们又专程赶往绍兴出席“王阳明墓修复揭碑仪式”，并参加了浙江省社科院和余姚县政府共同举办的“首届国际阳明学学术研讨会”。在总共十五天的日子里，我随同冈田先生探访遗迹、参拜陵墓、讲学研讨，并以酒会友，虽言语不通，但先生的人格力量和渊博学识令我受益匪浅。

1992年4月9日至5月19日，由日本斯人会与浙江省社科院组织的“王阳明遗迹中日联合学术考察团”，对广西、广东、江西三省的王阳明遗迹以及宋明思想文化遗址做了实地考察。尽管当时这些地区的各方面条件还比较落后，但冈田先生不顾八十四岁高龄，与两国团员一起跋山涉水，同甘共苦，以践行和传布阳明精神及其“体认之学”的理念。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1992年4月30日上午，晴朗了半个多月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沉沉的，冈田先生一行伫立在江西大余县青龙镇的章江岸边，面朝南，口吟诗，洒酒问苍天，吊慰阳明灵。看到冈田先生泪流满面的样子，我的眼睛也湿润了。事后，大余县政府提出要在青龙镇修建阳明纪念碑亭，冈田先生非常赞同。回国后他立即发出倡议，得到两百八十人和一些民间团体的慷慨资助，由浙江省社科院协力修建阳明纪念碑亭一事于是很快得到落实，最终有了1994年4月28日至5月8日的“第五回王阳明遗迹考察”暨“王阳明先生落星之处”纪念碑亭的落成仪式。

后来，当冈田先生得知浙江省余姚市的王阳明故居瑞云楼修复工程在资金上尚有较多困难，再次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在日本募集资金的重任，并于1996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亲自携捐款，率二十一人的代表团赴余姚出席瑞云楼的修复落成典礼。参加完典礼，冈田先生又与京都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理事长矢崎胜彦一起赶赴贵州修文县，出席由矢崎胜彦捐赠的王阳明铜像落成式和由蒋庆先生开办的阳明精舍奠基式。

从1986年至1996年，在冈田先生的亲自指导和感召下，中日两国学者和民间人士共组织了六次规模较大的王阳明遗迹考察。在这持续十年，横跨八个省（自治区）八十余个市县，行程两万余里，有一百多人次参加的“思想考古”活动中，冈田先生自始至终都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以自己的执着和义无反顾的精神感染着中日两国的学者，并以对中国文化的真挚情感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向被考察地区的人们传播阳明学的真谛。他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不仅吸引着他周围的日本人，而且影响了跟随他一路走来的中国人。

冈田武彦先生不顾八十四岁高龄，带领中日两国学者跋山涉水，考察阳明遗迹，其对王阳明的崇拜之情可见一斑。此为“王阳明遗迹中日联合学术考察团”在江西大余县梅岭的合影。

十余年时间，六次考察，三次募捐，无数次地来华讲学和访问，倾注了冈田先生晚年的巨大精力和财力，也牵动了无数日本学者和友人的心。这份情谊，使每个与冈田先生有过接触和交往的中国学人和朋友都无不为之动容，特别是作为六次考察的直接参与者、三次捐款的中方联络人、数次讲学访问的陪伴者之一的我，作为受冈田先生教诲和关爱最多的大陆弟子，对冈田先生的远大情怀和高尚人格有更真切、更深刻的感受与体会。

正是在冈田先生所发起的“阳明之旅”的推动下，当时中国各地的文化复兴事业得到了莫大鼓舞和启示。以余姚市为例，在短短十余年间就完成了以下事项：1993年，原新建中学更名为“阳明中学”；2002年，原管家弄居委会、山后新村居委会、候青门居委会合并，被命名为“阳明社区”；2006年1月，原余姚西北街道更名为“阳明街道”；2006年，余姚市政府出资八千万元，搬迁了寿山堂内的居民，修复了“王阳明故居”，故居被列入全国文保单位，于2007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2010年，余姚市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成立了“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并于2011年10月举办了首届“国际阳明学研讨会”，此后每年举办一次，形成惯例。在此以前，王阳明的讲学场所——龙泉山“中天阁”也按王阳明讲学时的原貌修复开放；一条横贯阳明故居门前的东西长街被命名为“阳明东路”和“阳明西路”；其他用王阳明命名的各类场所，更是数不胜数。所有这一切，我想冈田先生若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现在呈现在中文世界读者面前的这部《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可以说是冈田先生晚年花费心血最多的著作，也是他组织和领导王阳明遗迹考察、践行阳明精神的心血结晶。在冈田先生呕心沥血地埋首撰写此书期间，我正好在九州大学做访问研究，基本上每周都要去先生府上拜访，聆听先生的教诲，偶尔先生也会向我询问有关阳明遗迹、世家、交游等方面的情况，所以说我对此书的整个撰写过程还是比较清楚的。然而遗憾的是，当此书于2002年12月开始出版时，冈田先生已重病在身，几乎无力对书稿进行仔细校对，而我又身在中国，帮不上先生任何忙。等到2005年10月此书最后一卷出版时，冈田先生已仙逝，没有看到这部倾注了其晚年大部分心力的大作的全部出版。因此，此书中出现个别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也是我这位学生的“失职”。对此，在全书的翻译过程中，我对书中的错误大多做了直接改正而未出校记。

冈田先生曾在《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前言中谈道：阳明学是体认之学，是培根之学，是身心相即、事上磨炼之学。而“冈田学”的实质，概而言之，也就是“体认之学”和“培根之学”。冈田先生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践行阳明精神，其目的就是想尝试和再现这种“体认之学”和“事上磨炼之学”。从冈田先生极力倡导的“体认之学”和“事上磨炼之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先生的为学、为人之风范，而且“可以看出宋明理学的现代日本式的开展”。而在冈田先生的所有学术著作中，我以为最能代表其“体认之学”的就是这部《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冈田武彦全集》的编辑者特地把《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作为《冈田武彦全集》之开篇，其深意似乎就在于此。

有鉴于此，我认为要解读冈田先生的思想体系及其传承道统的心路历程，仅仅凭借理论思考和学问辨析是远远不够的，而应主要依靠其所倡导的“体认”的方法和路径，去亲身实践和体悟其中的真谛。这是因为冈田先生所提出的一系列独到的思想见解，不仅是其理论思辨的产物，也是他从自身数十年的人生磨炼和社会体验中逐渐领悟到的生命之道。这也许就是冈田先生常说的治学过程与体道历程的统一吧！而正是本着这种理念，冈田先生对我的教诲基本上采用了身体力行、寓智于情、行胜于言式的体验教学法，即使是在日常讲学中，先生也并不停留在知识层面上，而是更多地教我如何做人，怎样与古代圣哲进行心灵的沟通和对话，在“体认”中领悟先哲的情思和感怀。通过近二十年的交往，我从冈田先生身上不仅感受到一位思想大师的睿智和胸怀，更体察到这位几乎与20世纪同步的日本儒者的高风亮节。

因此，我坚信《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文版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国人对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了解和认知，也有助于国人对日本当代儒学家冈田武彦的了解和认知。这也是我向中文世界的读者推荐此书的初衷。

2014年11月谨序于杭州心闲斋

阳明精舍山门之名为冈田武彦先生所题，其笔法铁画银钩、古雅苍劲。

中文版序二

他山之石，攻吾之玉

蒋庆 阳明精舍山长

阳明先生，中土之圣哲也。五百年来，中土之圣哲未有居于阳明先生之上者也。冈田武彦先生，东瀛之阳明学者也。百年以降，东亚之阳明学者未有居于冈田武彦先生之上者也。故处今之世，欲学圣贤，孔孟而外，当首推阳明；而欲借他山之石，攻吾之玉，阳明学失于吾国而求诸异邦，舍冈田武彦先生又何者适哉！

吾国自蕺山而后，阳明学断于中土，存乎东瀛。三百年来，东瀛阳明学代有传人，蒸为习尚；名儒迭兴，蔚为大观。至冈田先生出，其传不知几何矣！冈田先生早岁从楠木先生游，始悟东方之学非概念之学，遂信奉儒家心性体认之学。中岁后悟心性体认之学正宗在阳明学，遂倾毕生精力究心阳明学，终为阳明学之一代儒宗。依冈田先生，阳明学之根本特质为“体认培根”，阳明学即是“体认培根之学”。故吾人循此以往，可得阳明学之真精神，可窥儒家心性学之真面目。

忆昔阳明铜像落成龙场，冈田先生至龙场主持典礼，余始与先生有道缘而相交焉。虽言语不通，然先生道容行谊，令余深为感动。先生信道之笃，卫道之坚，当世少有能及者。时先生年近九十，远赴龙场祭奠阳明先生。岁已入冬，先生衣单，余主祭，以天寒先生年迈请不脱外衣不行跪拜礼，先生不许，坚依礼数以终。后余问道请益，如沐春风。及别，依依不舍，感泣无语，是道心之相通，同契之交感，无间于年齿语言者也。尔后，定忘年之交，受醍醐之赐，先生常致函教诲，并惠寄平生著述。至余建龙场阳明精舍，请先生题写山门，先生欣然命笔。如今阳明精舍山门之名为先生所题，铁画银钩，古雅苍劲，日日面对朝晖夕月、山雾松云。嗟呼！今先生往矣，余每过斯门如见先生其人，得悟先生之灵常存于龙场古驿，而为阳明子五百年前龙场悟道之大事因缘乎！

壬辰冬，余赴京与会，邓东文君携冈田先生所著《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译稿索序。是稿始于西元1977年，终于西元2002年，逾时二十五年，乃冈田先生费时费力最多之著述。王阳明是“行动圣哲”，阳明学是“行动儒学”，阳明学之精神贯穿于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之行事中，故欲深窥阳明学，必先详知阳明子之生平事迹也。因余与冈田先生有龙场之道交，又欲使国人依严肃之阳明传记见阳明学之真精神，故不辞邓君之雅意，谨为之序云。

孔元二千五百六十三年冬

盘山叟蒋庆拜序于深圳莲花山畔之繙经斋

中文版序三

用一生演绎阳明心学

吕峥 《明朝一哥王阳明》作者

余生也晚，无缘面谒泰山，聆听冈田先生之教。早年读先生所著《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只觉力透纸背，酣畅淋漓，深感古人“《汉书》可以下酒”之说不谬。

先生乃一代儒宗，认为阳明心学之精髓在体认，当于经验与磨炼中领悟，并以数十年身体力行践履这一同生命融为一体的“信仰哲学”，令我等后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制度、牧师乃至教皇来得救——王阳明对儒学的贡献，与此类似。儒家的最高价值是让自己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人人皆可成圣，意即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神圣的意义。而无论身处何种时代、何种体制，无人能替你看顾你的内心。此心光明了，世界便一同光明起来。因此，即便说“一生的结果皆出于心”亦不为过。

直面当下，物质文明的繁荣并没有赋予人生更具价值的意义；相反，欲望日渐膨胀，幸福感每况愈下。多少人迷失在成功学编织的所谓的“梦想”之中不能自拔，蹉跎了青春，荒芜了精神，在循环的自我否定中走向消沉，走向封闭。放眼望去，许多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攫取财富，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迷惘纠结，日甚一日地充满挫折与焦虑，没有安全感和存在感。事实上，一个人成功与否，人们多以权力大小和财富多寡来衡量，但幸福与否，无法用外部指标来判定，只能借由内心去感受。毕竟，若仅剩物质，你会害怕；若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物，你就不必害怕。因此，最好的救赎之道便是把习惯向外追逐的目光收回来，关注放逐已久的心灵。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要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从这个角度看，阳明心学就是让人敞开来检视自己、认识生命，从虚假信息和不良情绪搭建的自我意识中跳出来，站在心体的层面审视、监督意识，用正确务实的观念指导行动，用对人心深刻的体察来打破他人的心墙，树立起“终日有为而心常无为”的生活态度，达到“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的境界，使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中都能心安自得，始终保持内心的强大。

同时，是非不用根据学者所讲的概念来区分，只需通过自己的内心来辨别。一个真实的自我可以让人有效地应对真实的世界，从而完整地把握世界。而当人厘清了生命的意义，把全部的意念都放在实践生命意义的斗志里，那种酣畅纯粹的美，就是心学。以冈田先生为例，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定期在福冈、东京等地开设讲座，赢得了公众的爱戴和敬重。著作等身的他还多次来华考察，行程两万余里；为赞助修复阳明故居和阳明墓，他在日本发起广泛的募捐活动，用坚持不懈的努力诠释了知行合一的真谛。因此，即使先生的亲戚中出了不少企业家，即使先生的收入比兄弟们的收入低得多，但“冈田武彦”这四个字在冈田家族里的分量无人能及。

先生四十五岁那年顿悟“体认为本”，明白了言语很多时候是假的，实际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人，不应当活在概念里。就像歌德曾让他的弟子去参加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道：“你要想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

命运通过失败的经历指出应该走的路。对真理的探寻，注定道阻且长，注定需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摧毁、不断重建。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激发理性，在持续的“格物”与“诚意”中构建起思维图谱，日臻明觉良知之化境。

正如凡·高所说：“没有什么事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用一生演绎和再现阳明心学的冈田先生，为我们树立起了一座山高水长的丰碑。

2014年10月拜序于成都

前言

冈田武彦

1977年，福冈市的《Topics九州》杂志社向我约稿，委托我撰写有关王阳明生平的连载。王阳明是明朝大儒，在所有儒学大家中最推崇“真切体认”之学，加上我当时也想向读者介绍一下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和哲学思想，所以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但很不幸的是，两年后这家杂志停刊了，我的连载也被迫停止。

其实在很早之前，我就打算用简单易懂的文字向日本读者介绍王阳明真切体认的哲学思想。作为一名儒学家，王阳明经历了别人未曾经历的困难——其一生简直可以用波澜壮阔一词来形容，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才总结出真切体认的哲学思想。

我希望读者能够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精神的一部分。如果每个人身上都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阳明思想的精髓，并以此约束自己的品行，那我将不胜荣幸。也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在《Topics九州》杂志停刊后，我没有停笔，而是继续撰写王阳明传记。

早在三十岁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体认之学”的重要性。当时我读了一些阳明学的著作和《明儒学案》，发现明末诸儒都是通过真切体认之学悟得深刻的哲学思想的。他们挺身赴国难的事迹以及严格约束自身行为的态度，都让我深受感动，甚至使我一度落泪。

我们这些研究东方哲学思想的人，如果不去了解先哲们的人生经历，不去体验他们的经验，那么我们就无法深刻理解东方哲学思想区别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特点，所做的学问也就无法变成“活学”。大约十年之后，这一研究方法更是在我心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但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发现普通的学术论文很难将先哲们的思想充分表述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原本打算总体介绍朱子的生涯和哲学思想，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后来专心致力于研究明末阳明学者和朱子学者等。五十岁时，我因为劳累过度不幸得病，恰在此时，恩师楠本正继先生仙逝，我心中不胜悲痛。五十六岁时，大病终愈的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任教。

在美授业期间，我了解到欧美学者与日本学者在东方哲学思想研究方法上的异同，也逐渐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实乃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归国后不久，学生运动爆发，我的研究工作也被迫中断。从九州大学退休之后，我随即来到一所私立大学任教。在此期间，我经常出席海外的学术会议，繁忙至极。在诸事烦扰之下，终日萦绕心头的《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著述工作也变得难以进行。

从私立大学离任之后，我虽然想尽快完成《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著述，但周边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写作进度缓慢。在此期间，我联系浙江省社科院，和研究阳明思想的中国学者一起，多次踏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湖南、贵州、四川和福建等与王阳明有关的遗迹，这些行动对我进一步研究阳明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八十三岁时，我对王阳明遗迹进行了第四次踏访调查。在1992年4月至5月的四十多天的时间里，我踏访了很多过去未曾涉足的遗迹与遗址。1529年，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今江西省大余县青龙镇）章江的扁舟之中。当我站在章江岸边，遥想王阳明当时的心境时曾一度哽咽，那种感动令我终生难忘。

从中国回来后，我继续《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创作，但受身边诸事的干扰，写作进展依然缓慢。后来我患上眼疾，读书执笔日趋不便，借助放大镜才坚持写完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此后便难以为继了。“致良知”说代表了王阳明晚年最成熟的思想，而我却不能执笔撰写这一章节，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

在著述《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一书的过程中，太宰府市的森山文彦一直帮我打字，为该书的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将原先拟好的提纲交给他，请求他代笔。他非常了解我的心情，所以就爽快地答应了。

本书以《王文成公全书》为基本资料，同时也参考了东正堂(1)的手抄本《阳明先生全书论考》等相关资料。在此必须向读者阐明，文中部分内容还引用了墨憨斋(2)的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可能有读者会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是传记小说，其中肯定会有虚构的成分，为什么还要引用呢？这是因为通过阅读这样的小说，读者可以更容易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

阳明思想中最出彩的“体认”，其实是一种情感。西方哲学重理性，东方哲学重情感。如果我们把哲学思想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阳明的东方哲学就可以被看作是对根的培养，而西方哲学则是对枝枝叶叶的探求。学问有本末之分，阳明哲学乃“培根之学”，西方哲学乃“枝叶探求之学”，何为本，何为末，各位读者要切记。

但是，综观现代哲学界，“培根之学”一直被人忽视。我之所以要著述《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一书，坚持向大家阐述阳明的“培根之学”，其中也包含了反省的意图。日本哲学重视感性和实践性，并且比较含蓄，所以很多日本人对日本哲学并不十分了解。因为扎根于日本民族性的日本哲学思想和阳明学存在很多共通点，所以比起朱子学，日本人更喜欢阳明学。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是《冈田武彦全集》的前三卷，此次《冈田武彦全集》能顺遂圆满付梓出版，承蒙日本心身修学协会会长村山实先生的不懈努力，以及明德出版社社长小林日出夫先生的大胆决断。在此，对两位先生以及热切期望《冈田武彦全集》出版的诸位，表示深切的谢意。

2002年10月吉日于福冈

(1) 东正堂：又名东敬治，日本幕府末期阳明学者，东泽泻长子。——译者注，下同。

(2) 墨憨斋：冯梦龙的别称。

上 卷

序章

圣哲王阳明

文武双全的圣人

英明豪迈、文武双全，左手执卷讲学授业，右手抚剑叱咤三军，旷世罕见的大圣人、大豪杰、大儒学家王阳明最终没能逃过疾病的魔爪，迎来了和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永别的那一刻。

明嘉靖六年（1527）五月，五十六岁的王阳明受朝廷委任，不得不拖着病躯前往酷暑难耐、恶疫肆虐的南方戡乱。平定盘踞各地的贼寇之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加强治安，施以教化。但是，终日的劳累诱发了他的肺病顽疾。次年十一月，完成使命的王阳明在回乡途中病情加重，且又出现了痢疾腹泻之症。当王阳明乘坐扁舟抵达江西南安（今江西大余县）境内时，他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

当时，王阳明的弟子周积正在南安为官，听闻恩师抵达南安，急忙前去迎候。周积来到船舱，见恩师卧病在床剧咳不止，急忙上前请安。王阳明勉强坐起来，问他：“近来进学如何？”

“有所长进。如今政局大体平稳，恩师道体如何？”周积答道。

王阳明回答说：“病势危急，所未死者，元气而已。”

明嘉靖七年（1528），完成平乱使命的王阳明在回乡途中病情加重，最终病逝于江西。此为江西省大余县阳明纪念碑亭（落星亭）。

两三天后，王阳明自觉生命之灯将尽，便让家童叫周积到船舱来。周积躬身侍立在恩师枕边，神情悲怆，静静地看着恩师消瘦的脸庞。王阳明徐徐睁开眼睛，把头转向周积一侧，对他说：“吾去矣！”

周积抑制不住悲痛，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

孟子逝后，儒教心学丧失殆尽，王阳明重整心学，并将其发扬光大，开创新学风。其学为万世之师表，其德受万代之敬仰。在这静肃的一瞬间，圣哲的魂魄已脱离身躯，向着幽冥飞去。

“恩师，有何遗言？”周积压抑着呜咽，问道。

王阳明张开嘴唇，微笑着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然后，静静地闭上眼睛，撒手人寰。

王阳明遗言中的“此心”，指的就是良知。王阳明晚年所作的诗歌《中秋》（《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中有如下词句：“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光明”指的就是良知的光辉。王阳明在晚年才开始提倡“致良知”说，此学说可以说是他历经千难万险之后才悟出的智慧结晶。

在王阳明看来，无论圣人还是凡夫，无论贤士还是愚人，无论学者还是白丁，只要是人，心中皆有良知，这是永远不灭的光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只要在万事万物上都“致良知”，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只要听从良知的命令，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轻松克服，并且不会误入歧途。

王阳明的“良知”说振奋了弱者的心灵，给那些深陷权势和名利的旋涡而不能自拔，遭受现世重压而不能逃脱的世俗中人指出了一条正大光明、强而有力的快乐生存之路。“良知”说不仅鼓舞了知识分子，也鼓舞了不通文墨的平民百姓，于是迅速在都市和乡村中传播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

行动哲学阳明学

在日本，阳明学被认为是行动哲学，这也许是因为一提起阳明学，人们就会想到熊泽蕃山和山田方谷等人。熊泽蕃山是备前国(1)之臣，具有经世之才，在处理藩政方面成绩卓著。山田方谷是备中国(2)之臣，幕府末期著名的阳明学者，具有经国之略，在藩政改革方面也是功绩卓著。日本民众对阳明学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如果一种学说无法经世致用，无须诉诸具体实践，那么这种学说就不能被称为阳明学。

阳明学是一门重视实践的学问。只强调博闻强识，不修德行，或者对经世致用漠不关心，这些都违背了阳明学的主旨。儒学一直提倡经世致用，并且注重实践，不只是阳明学，朱子学也是如此。对朱子学者来说，一旦有了合适的职业和地位，他们都会谋求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把注重实践说成是阳明学的独有特点，似有以偏概全之嫌，是不恰当的。

日本人认为阳明学是行动哲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信奉阳明学的学者往往会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大盐中斋、吉田松阴、东泽泻、西乡南洲、三岛由纪夫等人都修习阳明学，最终都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大盐中斋在浪华(3)发动叛乱；长门(4)的吉田松阴密谋讨伐幕府，结果被捕入狱，被处以斩刑；周防(5)的东泽泻在庆应年间发动勤王运动，最终被流放异域；西乡南洲挑起西南之役；作家三岛由纪夫受忧国之情驱使，煽动自卫队队员发动兵变，失败之后剖腹自杀，他的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但如果认为只有阳明学者才会做出如此壮烈的举动，那么得出这个结论就有些过于草率了。其实不只是阳明学者，朱子学者中有些人也做出过同样壮烈的举动，例如江户(6)的大桥讷庵。大桥讷庵是幕府末期的朱子学者，他和平户藩(7)的儒学家楠本端山（恩师楠本正继先生的祖父）一起师从佐藤一斋，并称为幕府末期的两大朱子学家。讷庵比端山年长几岁，在讷庵的指导之下，端山才最终把朱子学看作正学，并成长为一代大儒。二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儒学大师，其学问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胜过他们的恩师佐藤一斋先生。

楠本端山在平户藩为官，为藩内的政治、教育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明治维新前后，他整顿藩政，保得一方安宁。而大桥讷庵却积极参加勤王讨幕运动，秘密储藏武器，鼓吹“攘夷论”，密谋暗杀阁老，最终被捕入狱。对于讷庵的行为，不只是同门，当时的很多阳明学者对他也提出了批评。

阳明学被认为是行动哲学，其实还与王阳明独创的“知行合一”说有关。“知行合一”说的中心是“行”，而不是“知”，这是一种实践主义的思想。所谓的“行”，并不是与“知”对应的“行”，也不是局限于具体的实践行动。王阳明曾说：“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可以看出，“行”包含的范围很广，心中萌发意念也可以看作是“行”。

阳明学是一门重德行、以“良知”说为根本的学说。很多阳明学者对于自己的“一念之动”和行为都会进行深刻的反思，例如三原(8)的吉村秋阳、多度津(9)的林良斋和但马(10)的池田草庵等。吉村秋阳和大桥讷庵、楠本端山一样，都是佐藤一斋的弟子，他曾说过，人要不断地进行反思，这样才不会与外界形成对立。林良斋是大盐中斋的弟子，他和池田草庵都是阳明学者，同时也是至交。他们二人提倡“慎独(11)说”，强调独自一人时更要注意自己的“一时之念”，不要做出有违道德的事情来。

在阳明学者中，做事低调、治学严谨的学者很多。他们的学问都做得很精深，德行也很高尚。可世人往往只看见我们前文所述的那些行为壮烈的人士，并且认为那就是阳明学的精髓。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需要我们做出反思。

日本人与阳明学

江户初期，阳明学传到日本。当时日本的大儒在接触到王阳明的著作之后，对那些著作进行了详细的阅读。贝原益轩是福冈的一位大儒学家，因博学广识而闻名于世，在他的读书目录《玩古目录》中有《王文成公全书》。可以推测，他当时应该也读过王阳明的著作。

最早在日本介绍阳明学的是中江藤树。他先是在伊予国(12)的大洲为官，后来辞官回家侍奉双亲，被尊称为“近江(13)圣人”。中江藤树曾经创建藤树书院，并模仿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制定出《学舍坐右戒》，招收弟子，讲学授业。藤树最初修习的是程朱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王阳明的高徒、王学左派（良知现成派）巨匠王龙溪的著作，读后激动万分，对阳明学的崇拜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将治学方向转向阳明学。

日本阳明学鼻祖中江藤树画像。中江藤树最初修习的是程朱学，后来接触到王学左派王畿的著作后，便迷上了阳明学。

为什么王学左派的“良知”说会如此打动中江藤树呢？王学左派主张，无论我们多么卑微，都和圣人一样具有完满的良知，无须做学问，也无须痴迷于烦琐的修行，只要达到顿悟，就可以变成圣人。在当时的思想界，王学左派的主张可谓惊世骇俗，人们不再需要日积月累的学习，也不再需要对内心和品行进行苦修，一样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

王学左派的“良知”说很快就俘获了大众的内心，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王学左派强调绝对的自我，提倡为民办事和男女平等，肯定人的欲望，所以信奉民主主义的欧洲学者大都喜欢研究这方面的思想。无论是谁，当有人对他说“你和圣人一样，都具有出色的良知。你本来就是圣人，只是还没意识到而已，只要意识到了，你就能变成圣人”时，这个人肯定会产生强大的自信。因此，中江藤树会对阳明学产生兴趣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王学左派的思想是对王阳明“良知”说的刨根问底，它最大的功绩在于阐明了王阳明潜藏于内心，而没有直接言明的思想，但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弊端。此派学者不赞同用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提倡人性解放与自由，呼吁依照情感和本能去做事，结果乱了世间纲纪。他们大都率性而为，一旦对社会和政治不满，便会毫无忌惮地发怒。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家伙”，狂言酒色才气不碍菩提路，并把这些惊世骇俗的举动看作是顺应良知的行为。日本社会从战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风潮和明末的风潮极其相似。

如上所述，中江藤树因为王学左派的“良知”说而对阳明学产生了兴趣，但是藤树没有沿袭王学左派的行为。其实不只是中江藤树，所有日本的阳明学者都是如此，日本人对阳明学的吸收是积极和稳健的。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推崇“同心同德”，这和《论语》中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有些相似，所以日本人很容易就能接受推崇“仁爱精神”的儒学。日本是单一民族、单一语言，人与人的心灵自然相通，也不存在严重的对立。由于这一民族性，日本人一直以来都积极吸收外来文化。总而言之，日本人天生就具有“自他一体”的世界观，再加上没有遭遇过外族入侵，所以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民族性。

日本人“自他一体”的世界观，不仅仅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日本列岛地理气候多样，漫长的海岸线呈锯齿状，四季的变换营造出绚丽的色彩，生长于斯的日本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情感也变得丰富。具有此种民族性的日本人，当然会乐于接受以仁爱为本的儒家思想。

对日本人来说，很少有人会站在事物的对立面去思考问题，也很少有人会运用逻辑思维去探求事物的本源。经常听到有人说日本人不喜欢“发言”，不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日本人在探究事物时，是整体性地去理解事物，而不是站在事物的对立面去研究。以上所提的“整体性理解”，指的是将事物和自己的内心合为一体之后再去理解，而不是把事物对象化，然后通过思辨的态度去理解。其实，这就是日本人的感性理解方式。

日本人非常感性，并将这一特性贯穿到思想和文化领域。虽然感性的理解方式存在各种缺点，例如容易造成理性的欠缺，陷入对事物的感性认知等，但同时它也有自身的长处，那就是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以及赋予事物生命性等。

一旦理解方式整体化，被理解的事物自然就有了生命性，理解起来也会变得简单。我们在认知一个事物时，没有必要去摆弄那些烦琐的思辨和理论，也没有必要在抽象的世界里左顾右盼。对事物进行感性认识和整体把握，未必不是一条好的途径。

阳明学就蕴含着我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一思想，所以日本人才愿意去接受它。阳明学不同于朱子学，它的“求道”方式是整体性的，简单易操作。王阳明提倡的“良知”说是一个严格的生命体，它包含敏锐的道德感知，也包含道德批判；既有道德的好恶之情，也有道德的法则。根据阳明学的理论，只要顺应良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极其简单。越是简单的东西，其效果越具有真实性。日本人被阳明学的“良知”说所吸引也是必然的了。

对阳明学的误解

1972年6月，“纪念王阳明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召开，我受邀参加，并做了《幕府末期的阳明学和明末儒学的关系》的演讲。研讨会一共举行了六天，参会人员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阳明学专家。有一天，小组讨论的主题是“日本文化与阳明学”，因为只有我来自日本，所以我就责无旁贷地成为小组讨论的主角。

我率先介绍了日本的民族性容易吸收阳明学的原因，之后是两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发言。其中一位学者坚持认为阳明学是“谋叛哲学”，并举了大盐中斋之乱和三岛由纪夫的例子佐证自己的观点。

其实这种观点早就存在，中斋之乱后，日本学术界就出现了此种论调。当时京都有一位儒生名叫春日潜庵，他打算从朱子学转向阳明学，有朋友告诫他，阳明学是不稳之学，劝他不要信奉。

年轻的美国学者认为阳明学是“谋叛哲学”，可能还与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事件有关。于是我反驳他说：“三岛虽然自称信奉阳明学，其实他并没有悟得阳明学的真谛。大盐中斋虽然在阳明学方面负有盛名，但仅凭他一人的举动，就定义阳明学为‘谋叛哲学’，那就大错特错了！

“当明朝发生有覆国之忧的大叛乱时，亲率大军前往征剿的正是王阳明。如果因为大盐中斋发动叛乱就认为阳明学是‘谋叛哲学’，那么基督教教徒还发动了岛原之乱，为什么不说基督教也是‘谋叛宗教’呢？”

时至今日，对阳明学产生像这样的误解在日本国内依然还有很多。

(1) 备前国：日本旧时地方藩国的名称，位于今冈山县东南部。

(2) 备中国：日本旧时地方藩国的名称，位于今冈山县西南部。

(3) 浪华：大阪的旧称。

(4) 长门：日本旧时地方藩国的名称，位于今山口县西北部。

(5) 周防：日本旧时地方藩国的名称，位于今山口县东南部。

(6) 江户：东京的旧称。

(7) 平户藩：日本旧时地方藩国的名称，位于今长崎县北部，辖区主要位于今平户岛，在日本锁国前为日本的主要国际贸易港。

(8) 三原：今日本广岛县南部的一处地名。

(9) 多度津：今日本香川县西北部的一处地名。

(10) 但马：日本旧时藩国的名称，位于今兵库县北部。

(11) 慎独：中国古代儒家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最先见于《礼记·大学》和《礼记·中庸》，意指持守或牢固地保持自我的道德本性和本心。

(12) 伊予国：日本旧时地方藩国名称，位于今爱媛县。

(13) 近江：日本旧时地方藩国名称，位于今滋贺县。

第一章

阳明降世

中国的文艺复兴

王阳明是“明代第一理学大师”，也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功臣。阳明学是中国最早提出尊重“人的个性”的学说，欧美学者对阳明学的关注也先于程朱理学。

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般被认为是始于宋代，严格来说，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始于王阳明。王阳明创立“良知”说，认为自我和圣人一样，生而伟大，存而无异，这种强调自我的主张正是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

当今世界，科学、文艺、思想飞速发展，日新月异，若追溯其源头，皆可以说是始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

王阳明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他生活的15世纪下半叶恰好是西方文艺复兴时代。

“文艺复兴”一词源于法文“Renaissance”，是“再生”“复活”之意。文艺复兴运动最早兴起于意大利，后波及欧洲各地。它主张复古和人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一切文化思想，是思想意识的一次大革新。

由于人性的解放，这一时期的民众不再拘泥于既成概念，而是充满了怀疑精神。在14世纪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民众突破陈规陋习、随心所欲生活的例子。这一时期的民众不再受限于传统教会和国家的权威，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信念和欲望自由自在地生活，对基督教修士恪守清规戒律的伪君子行为表示强烈反感。

阳明学在明末臻于成熟，西方的文艺复兴也恰好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二者都高呼人性解放，反对旧道德对人性的束缚，强调男女平等，呼吁言论自由。阳明学对那些虚伪的儒学家充满憎恶，推崇率性而为、随心而动。虽然这种人性解放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但在这里先暂且不论。毋庸置疑，阳明学开启了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之路。

兴盛的地中海贸易造就了繁荣的商业都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这样的基础上应运而生。明朝中后期，中国文艺复兴的出现也与中国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商业都市的繁荣有密切的关系。

余姚四贤人

明成化八年（1472）九月三十日，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今余姚市）。余姚位于杭州湾南岸，风光秀丽，南有四明山和天台山，西南有会稽山，姚江穿县而过，因此阳明学又被称为“余姚之学”“姚江之学”。

绍兴府古属吴越之地，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观光览胜之佳所，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的一处文化中心。受当地风土的影响，余姚的文化艺术向来兴盛，仰慕道家仙士的玄虚静退之风盛行，才子名士辈出。余姚有一座龙泉山，王阳明之父龙山公曾经在那里读书，王阳明晚年也曾在山腰处的中天阁传经授业，教诲弟子，兴盛时期门人弟子一度多达三百多人。

王阳明是余姚四贤人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是东汉的严子陵、明末清初的朱舜水和黄宗羲。

严子陵，名光，字子陵，年轻时便负有盛名，曾与东汉光武帝刘秀一起在太学学习。刘秀登基后，他便改名易姓，隐身不见。

光武帝深知他的才能，想起用他，派人四处寻找，最终将其寻得。使者三次登门恳请，他才肯出山。严子陵抵达京都洛阳后，光武帝马上来到他寄宿的馆舍拜访，是夜二人同榻而眠。相传严子陵熟睡后把脚压在了光武帝的肚子上，这本是犯上之罪，可是光武帝替他辩解说：“朕与故人子陵共卧耳。”以此训诫那些企图责难严子陵的臣下。

光武帝授予严子陵谏议大夫一职，严子陵不肯接受，仍然回到富春山去过田园耕种生活，直到八十岁而终。严子陵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后人的敬重，龙泉山上现在还留有碑文，记曰“汉高士严子陵”。

王阳明，幼名云，后改名守仁，字伯安，是阳明学的开山之祖。他曾在会稽山阳明洞建造草堂，世称“阳明先生”或“阳明翁”。因对国家有大功，生前被封为新建伯，死后追封为新建侯，所以他又被世人称为“新建伯”“新建侯”或“王新建”，亦称“明翁”。

王阳明是南京吏部尚书王华（龙山公）的长子，少时沉迷于“五溺”，即任侠、骑射、辞章、神仙和佛氏。三十一岁之后，终于悟出老庄和佛教之不足，转而笃信儒教。

他二十八岁中进士，三十五岁时因替大臣戴铣求情而入狱。当时戴铣因弹劾宦官刘瑾不成，反而被打入死牢。后来，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就是在那里，他悟出了“心即理”的思想，并提出“知行合一”说。

他三十九岁出任庐陵知县，历任南赣汀漳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在此期间，他先平定了南方叛乱，四十八岁时又平定了宁王宸濠之乱，立下大功。但由于武宗身边的佞臣挑唆，王阳明不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遭到毁谤和诬陷。四十九岁时他创立“致良知”说，最终成为一代大儒。

黄宗羲画像。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也是绍兴余姚人，可见余姚人杰地灵。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是一位定居日本的中国学者和诗人。明朝灭亡后，他遍访日本、交趾（现在的越南），致力于复兴明朝，最终于日本万治二年（1659）定居日本。九州柳川藩(1)的儒生安东省庵在长崎拜舜水为师，并且拿出自己的一半俸禄资助老师的生活。宽文五年（1665），朱舜水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以“宾师”身份招入江户（今东京），对水户光国及其所属的水户学派影响颇深。朱舜水精通程朱理学，对阳明学也有所涉猎，并且熟知古文，对日本汉学影响颇深。终年八十三岁，逝于日本。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山人。其父黄尊素是明末清初东林党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黄宗羲幼时就与东林党人的子弟交往甚密，师从父亲好友刘念台（刘宗周）。明亡后，黄宗羲组织家乡青壮年抵抗清军，最终失败。据说当时为了求得援军，黄宗羲曾经远渡日本。

反清复明的希望破灭后，黄宗羲撰写了《明夷待访录》。在该书中，黄宗羲详细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王朝，批判君主专制制度，阐明民主主义的立场。黄宗羲终身不仕清朝，其子黄百家、弟子万斯同后参与编纂《明史》。

黄宗羲继承先师刘念台之学风，在思想上较之念台更倾向阳明学，但他对阳明学末流沉迷禅学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黄宗羲排斥空谈阔论，主张研读经史，强调学术思想要真诚，因此又被称为“清代史学之祖”。黄宗羲一生著作颇丰，比较有名的有从史学角度研究宋明理学思想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

黄宗羲之师刘念台是新阳明学者，他吸收了大量的程朱理学的思想，不太认同王阳明以良知为学问之宗旨的思想，觉得诚意才是为学之宗旨，体现出对“良知”说中本体生命性的重视。

“守仁”之名由来

明成化七年（1471），二十六岁的龙山公迎娶郑氏。翌年九月三十日，王阳明诞生。

圣贤伟人的诞生一般都会伴有一段奇异的传说。昔时，尧的母亲怀胎十四个月才分娩，相传郑氏也是怀胎十四个月才生下王阳明。

一天夜里，王阳明的祖母岑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天上阳光明艳，祥云缭绕，诸多神仙身着绯红色的衣服击鼓吹箫，乐声悠扬，其中一位仙人怀抱一婴儿，脚踩瑞云，自空中徐徐而降，径直朝着王家宅邸走来，将婴儿送入岑氏怀中。

仙人说：“此子授汝。”

岑氏说：“吾已有子。儿媳终日孝敬公婆，请将此子授伊。”

仙人回答：“可矣！”

仙人说完之后，岑氏忽闻婴儿啼哭之声，不禁惊醒。此时，院内仿佛还有仙乐回荡。岑氏将这一奇事告知竹轩公（王阳明的祖父王伦），竹轩公也颇感奇怪，于是给新生婴儿取名为“云”，这就是后来的王阳明。

余姚王阳明故居瑞云楼。“瑞云”一词源于王阳明奇异的出生传说。

伴随着新生儿的诞生，岑氏的美梦也在街坊邻居中传开了，大家都觉得十分新奇，于是就将王阳明出生的那座房子命名为“瑞云楼”。瑞云楼的遗址现在还在，但屋子已易主，建筑物也已变为清代样式。王阳明的高徒钱绪山曾著《瑞云楼记》，其中就详细记述了王阳明的出生传说。

一直到五岁，王云都还不会说话，王家人很是担心。有一天，王云和其他小孩一起在门外嬉戏玩耍，恰巧一位神僧路过，他盯着王云端详了一会儿后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

此话正好被竹轩公听见，竹轩公心中一惊，顿时醒悟：取名为“云”，一语道破天机，泄露了王云的出生秘密，所以王云才迟迟不会说话。于是竹轩公将其名字改为“守仁”，王云便立刻会说话了。

有一次，竹轩公听到小守仁正在咏诵自己曾经读过的书，十分惊讶，问道：“何以能诵？”

小守仁答曰：“闻祖读时已默记矣。”（《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王阳明的弟子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2)中的记载与上述内容有所不同。

一日，过路的僧人摸着王云的头顶，说道：“有此宁馨儿，却叫坏了。”

龙山公听闻之后顿时醒悟，于是将其名改为“守仁”，之后王云很快就显露出其非凡的才能。

按照人之常情，孩子出生之后，身边的亲人总是会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并会给他取一个相称的名字，希望孩子长大之后真正能够人如其名。

爱菊好酒的陶渊明便是如此，他为长子取名“俨”。“俨”有恭谨之意，陶渊明之所以为长子取此名，是希望长子能够像古时的圣人那样温恭有礼。

孔子之孙孔伋（即子思）曾著有《中庸》。陶渊明希望儿子成为像子思一样的人，所以又为儿子取字“求思”。陶渊明有《命子》诗，诗云：

卜云嘉日，占亦良时。

名汝曰俨，字汝求思。

温恭朝夕，念兹在兹。

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厉夜生子，遽而求火。

凡百有心，奚特于我！

既见其生，实欲其可。

人亦有言，斯情无假。

竹轩公为王阳明取名“守仁”，正是希望他日后能成为一名仁德兼备的圣贤。而王阳明不辱其名，终成一代圣贤。

朱熹，字元晦，宋朝大儒，也是宋学的集大成者，因创立朱子学而闻名于世。“元晦”二字是其恩师刘屏山给他取的。

朱熹之父朱韦斋（朱松）与刘屏山是至交，在朱熹十四岁时因病去世，临终之前曾留有遗言，让朱熹师从自己的四位好友刘彦修、刘白水（刘勉之）、胡宪（籍溪）和刘屏山。四人都把朱熹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看待，其中一位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朱熹。四人悉心教导朱熹，希望他日后能成大器。

朱熹自题画像。一代大儒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

元晦的“元”字有天地之德、人之仁德之意，但朱熹对于使用“元”字有一点儿惶恐，所以后来将“元”字省去，自号“晦庵”。

刘屏山为什么要给朱熹取一个“晦”字呢？他在《字朱元晦祝词》中说明了缘由：“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

树木的根扎得越深广，到了春天枝叶就会越繁茂；人越内敛谨慎，他的精神就越清爽，内心也就越强大。朱熹一直谨记恩师的“木晦之教”。

刘屏山是一位倾向于禅学的儒学家，推崇“默坐澄心”，他教导朱熹要深刻探究人的内心世界，并最终助其成为一代哲学大师。

虽然朱熹后来也曾批判过屏山的“默坐悟人”之学，但是到晚年时，他开始追怀往昔，再次推崇“木晦之教”。

王阳明到晚年时思想逐渐成熟，可以说是达到了与“守仁”之名相符的境界。

王阳明四十九岁时提出“致良知”说，并不断完善此说。他主张良知本体是人的真心和对他人的体谅之情，所以只要“致良知”，就能实现天地万物的“一体之仁”。

王阳明秉承天理，提出“致良知”说，并受“一体之仁”思想的驱动，以天下人的苦难为自身的苦难，以天下事为己任。虽然世人笑其疯癫，但他毫不为意，他的这份赤诚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晚年的王阳明不顾世人的非议，为了拯救百姓而东奔西走，终日劳苦，无片刻休憩，在此方面简直可比肩孔子。阳明的精神，阳明的行为，都无愧于他的“守仁”之名。

(1) 九州柳川藩：日本旧时藩国的名称，位于今福冈县西南部。

(2)《阳明先生行状》：收录于《王文成公全书》中。

第二章

阳明先祖

王家始祖

据俞嶙辑编的《王阳明先生全集》中的《年谱》记载，王阳明的祖先是东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可是《王文成公全书》中的《年谱》和王阳明的弟子黄绾所著的《阳明先生行状》中将王阳明的祖先定为西晋的王览。王羲之是王览的曾孙。王家的始祖到底是王览还是王羲之，现在还没有定论。据曾拜谒过王家家庙的东正堂的弟子介绍：“羲之在上，子孙昭穆下列，辟别室单独奉祭阳明。”（东正堂《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

昭穆是指宗庙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的右方，称穆。王羲之这一脉应该不是王览的正系，所以余姚王家没有把王览当作始祖，而是把王羲之当作始祖。王阳明的经历和王祥、王览兄弟有些相似，所以后人在著述过程中才误将王览当成了王家的始祖。

王祥的孝行

据《晋书》卷三十三记载，王祥（184—268），字休徴，王览之兄，汉代谏议大夫王吉的后裔，琅玡（今山东临沂）人。王祥至孝，但母亲早丧，继母朱氏不慈，屡进谗言，使王祥失爱于父。继母经常让王祥打扫牛圈，王祥却更加恭敬谨慎。父母有病，他衣不解带，煎汤熬药都先尝过，以验证是否有毒。

有一天继母想吃鲜鱼，当时天寒地冻，王祥脱下衣服正要去破冰捉鱼，就在此时，冰面忽然自动裂开，两条鲤鱼从水中跃出，于是王祥赶紧捉住鲤鱼，将鱼带回家去孝敬继母。继母想吃烤黄雀，神奇的是，有几十只黄雀飞入王祥的幕帐，王祥将它们烤好后孝敬给继母吃。同乡的人都惊叹不已，认为这是孝心感动了上天的结果。王祥家有一棵红柰(1)树，果实快成熟的时候，继母让他去看守，风雨来时，王祥抱树大哭，唯恐果子掉落。即使如此，他也未曾怨恨过继母。他就是这样一位忠厚孝顺之人。

东汉末年，战事频发，为避战乱，王祥搀扶着继母、带着弟弟王览逃难到庐江。隐居三十多年后，继母去世，服丧期满，王祥仍不肯出仕为官，后来在弟弟王览的劝导下，年近六十才应召出仕。曹魏之时，王祥升任太尉；晋武帝继位之后，出任太保(2)。《蒙求》下卷中也有关于王祥的简单记载，名为《王祥守柰》。

王祥（左）与王览（右）画像。王阳明的弟子黄绾所著的《阳明先生行状》将王阳明的祖先定为西晋的王览。王祥纯孝，王览友悌，皆是品德高尚之人。

护兄的王览

王览，字玄通，和王祥是同父异母兄弟。母亲朱氏对兄长王祥不好。王览五六岁时，每见哥哥被母亲鞭打，都会跑向前哭着抱住哥哥，阻止母亲施暴。少年时，王览经常劝谏母亲，朱氏也因此而有所收敛。朱氏经常无故使唤王祥，王览就跟着一起干活。朱氏还虐使王祥的妻子，王览的妻子于是也帮着一起做事。朱氏发现之后，只好作罢。

父亲去世之后，王祥渐渐有了名气。朱氏对此深为嫉恨，想用毒酒害死王祥。王览察觉后，立即起身去争夺哥哥的酒杯。王祥也怀疑酒中有毒，所以执意不给弟弟。朱氏立时夺下酒杯，返回里屋。自此之后，朱氏做给王祥吃的饭菜，王览都要先尝一下。朱氏担心王览被毒死，于是就断了下毒的念头。王览孝友恭恪，声名稍逊于兄长王祥。

后来王览出仕做官，升任光禄大夫。《蒙求》上卷中记载了王览的事迹，名为《王览友悌》。朱熹在《小学·善行》中也记述了王祥、王览两兄弟的故事。明代百姓都熟知王祥、王览的孝行和友悌，王阳明应该也不会例外。

始祖的孝道与阳明的解释

王阳明的继母也曾虐待过他。王阳明正是因为对孝道的切身感受，所以才从佛教和老庄思想中解脱出来，转投儒学。因此，从孝悌方面来说，将王览认作王家的始祖，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中国传说时代的帝王舜青年时期曾遭到继母的虐待，但他依然尽孝，他的故事被后世传为佳话。舜的父亲瞽叟和继母不喜欢舜，而喜欢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象数次谋划杀害舜，但每次都失败了。舜发觉之后，并没有记恨象，依然尽心孝顺父母。关于舜的孝悌之行，《尚书·尧典》有如下记载：“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对于以上这段话，朱熹的弟子蔡沈在《书经集传》中如此解释：“舜父号瞽叟。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母，舜后母也。象，舜异母弟名。傲，骄慢也。谐，和也。烝，进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进进以善自治，而不至于大为奸恶也。”

蔡沈将“不格奸”解释为“不至于大为奸恶”，而王阳明则将其理解为“不去正他奸恶”。原文是“舜只是自进于乂，以乂薰蒸，不去正他奸恶”。（《传习录》下卷）

阳明又补充说：“凡文过掩慝，此是恶人常态，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恶性。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经过来，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所以致得‘克谐’，此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处。”（《传习录》下卷）

王阳明是根据自身经历做出以上解释的。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朱熹和王阳明教化方法的差异。王阳明还说：“古人言语，俱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得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传习录》下卷）

其实这是王阳明到晚年才做出的解释，年轻时他并不这样认为。他三十七岁时曾著《象祠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其中关于“不格奸”的解释和蔡沈相同，都是“不至于大为奸恶”。

王阳明十三岁丧母，父亲的小妾经常虐待他，他就想出各种奇招去应对，最终促使继母悔悟。从中可以看出，少年时期的阳明与王祥、王览是不同的。随着人生阅历的积淀，晚年的阳明转变认识，开始赞同王祥、王览的举动，所以才有了对舜之孝行的那一番解释。

远祖名臣王导

王导（276—339），字茂弘，谥号文献公，王览之孙，王裁之子。东晋元帝时，王导出任丞相；明帝、成帝时，王导出任司徒、太傅。《晋书》卷六十五为其立传，《蒙求》也有其传记，名为《王导公忠》。

王导年少时就风姿飘逸，见识器量清越弘远。陈留高士张公见到他后非常惊奇，对他的堂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

当元帝还是琅玡王时，就和王导关系密切。当时王导察觉天下已经大乱，于是全心全意地辅佐琅玡王，立下兴复朝纲的志向。元帝移镇建邺（后改建康，今南京市）之后，吴越人士多不归顺，王导又和堂兄王敦一起宣示帝威，促其归顺。

西晋崩溃之际，大批中原士子携带家眷逃往江南避难。王导就从中挑选贤士，请他们辅佐国事。东晋建国后，王导出任丞相。元帝称颂他：“卿，吾之萧何也。”

晋元帝即位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坚辞不受。他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元帝这才作罢，任命王导为司空(3)。《蒙求》将王导的传记定名为《王导公忠》，也正在于此。

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后，人生一度跌入低谷。在此期间，他作了一首《纪梦》（《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假托东晋忠臣郭璞梦中向自己示诗，来批判王导：“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导实阴主之。”

王阳明为什么不顾社会舆论，假托郭璞之言，来批判自己的先祖呢？

据历史学家研究，王导曾遵照元帝的遗诏辅佐明帝和成帝，出任司徒和太傅，并受封为始兴郡公。王导完善学校制度以教化百姓，设置史官以保存文献，劝元帝打消废嫡之念，规劝堂兄王敦不要谋反，王敦谋反后，又率全家向朝廷请罪。苏峻之乱(4)后，王导力排众议，反对迁都。王导主张宽容政治，积极调和江南豪族与南迁北方大族之间的关系，为东晋的稳固奠定了基础。南迁士人经常慨叹南北风土人情之异，王导总是劝导他们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王敦（266—324），字处仲，王基之子，王导堂兄，与王导共同辅佐司马氏的江东政权。东晋元帝登基之后，王敦身居要职。后杜弢叛乱，王敦和陶侃一起平定杜弢之乱，受封镇东大将军。

王敦生性洒脱，喜好清谈，从不谈论财色，因此声名远播。后来他在平定南方之乱的过程中立下大功。手握重兵之后，王敦就萌发了夺权篡位的野心，以清君侧为名进攻建康。晋明帝时，王敦自任江州牧，将相全部出自门下。最后王敦以讨伐温峤为名，举兵叛乱，结果被明帝击败，最终病死。

阳明梦中出现的郭璞又是何许人？郭璞（276—324），字景纯，郭瑗之子，河东闻喜人，东晋著名诗人和卜筮学家。郭璞博学有高才，善辞赋，其辞赋被誉为东晋之冠，他的卜筮能力也堪称当时之首。郭璞早年曾参与王导的军事活动，元帝每遇大事，必求他占卜。后来郭璞出任王敦的记室参军，王敦叛乱时也曾求他占卜。郭璞告诫王敦万万不可，“明公起事，必祸不久”。王敦大怒，杀之。郭璞曾著《洞林》《新林》《卜韵》，并为《尔雅》《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作注。

根据以上所述，王导劝诫王敦不要谋反，且在王敦叛乱之后举家请罪，真真切切是一代名臣。郭璞也是因为劝诫王敦不要起兵，所以才落得惨死的下场。按道理，郭璞应该对王敦而不是对王导充满仇恨。可是在阳明《纪梦》的序中，郭璞却对王导充满怨恨，所以才托梦示诗。如果王阳明所述为事实的话，那么王导肯定有不臣之处。作为王家的子孙，王阳明为什么要假托郭璞来批判自己的祖先呢？

王阳明少时不喜读书，父亲王华曾告诫他“吾家世以读书显”。此外，弘治十五年（1502），三十一岁的王阳明为叔父王衮写过一篇墓志铭《易直先生墓志》（《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其中提到：“吾宗江左以来，世不乏贤。自吾祖竹轩府君以上，凡积德累仁者数世，而始发于吾父龙山先生。”

王阳明父子所感受到的祖先之德，其实是指王纲之后的祖先。《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卷三十八的《世德纪》为王纲之后的每一位祖先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且《世德纪》中的《海日先生行状》和《王文成公全书》的《年谱》中都将王览以及他的曾孙王羲之视作王家的远祖，所以王阳明父子也会视王导为远祖。

王阳明在《纪梦》的序中记述了王导是王敦叛乱的幕后黑手一事，但是在流传下来的王导的传记中，都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如果王导与王敦叛乱真的毫无关系的话，王阳明是不会写的。为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呢？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舆论认为王导是忠臣，所以史官在写史时刻意将王导的不臣之实忽略了。

身为王家子孙，王阳明假借托梦之举对祖先提出批判，这种行为是不可思议的。当时的王阳明已经历经千难万险，“良知”说的思想也已显现雏形。王阳明批判祖先王导，可能是他仅凭“良知”所做出的一种举动，并没有其他的意图。对此，一些学者有不同意见。曾著有《阳明先生传纂》的余重耀先生认为，王阳明这是在借古讽今，假借托梦来讽刺奸邪谗佞之人。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作为一名忠臣，王阳明对向武宗进献谗言的小人肯定充满愤懑之情，《纪梦》一诗也许是为了表达这一层意思。

王阳明在《纪梦》的序中写道：“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卧小阁，忽梦晋忠臣郭景纯氏以诗示予，且极言王导之奸，谓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导实阴主之。其言甚长，不能尽录。觉而书其所示诗于壁，复为诗以纪其略……”

接下来是王阳明写的这首诗：

秋夜卧小阁，梦游沧海滨。

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银宫阙高嶙峋。

中有仙人芙蓉巾，顾我宛若平生亲；

欣然就语下烟雾，自言姓名郭景纯。

携手历历诉衷曲，义愤感激难具陈。

切齿尤深怨王导，深奸老猾长欺人。

当年王敦觊神器，导实阴主相缘夤。

不然三问三不答，胡忍使敦杀伯仁？

寄书欲拔太真舌，不相为谋敢尔云！

敦病已笃事已去，临哭嫁祸复卖敦。

事成同享帝王贵，事败乃为顾命臣。

几微隐约亦可见，世史掩覆多失真。

袖出长篇再三读，觉来字字能书绅。

开窗试抽《晋史》阅，中间事迹颇有因。

因思景纯有道者，世移事往千余春；

若非精诚果有激，岂得到今犹愤嗔！

不成之语以筮戒，敦实气沮竟殒身。

人生生死亦不易，谁能视死如轻尘？

烛微先几炳易道，多能余事非所论。

取义成仁忠晋室，龙逄龚胜心可伦。

是非颠倒古多有，吁嗟景纯终见伸！

御风骑气游八垠，彼敦之徒，

草木粪土臭腐同沉沦！

最后，阳明记述了梦中郭璞展示给自己的诗：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来事。

时人不我识，遂传耽一技。

一思王导徒，神器良久觊。

诸谢岂不力？伯仁见其底。

所以敦者佣，罔顾天经与地义。

不然百口未负托，何忍置之死！

我于斯时知有分，日中斩柴市。

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

九天一人抚膺哭，晋室诸公亦可耻。

举目山河徒叹非，携手登亭空洒泪。

王导真奸雄，千载人未议。

偶感君子谈中及，重与写真记。

固知仓卒不成文，自今当与频谑戏。

倘其为我一表扬，万世万世万万世。

右晋忠臣郭景纯自述诗，盖予梦中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可以看出，这是王阳明在假托郭璞来表白自己的内心。

书圣王羲之

王家始祖最初居于山东琅玡县，至王羲之时，迁至浙江会稽山阴县，到二十三代王寿时，又迁到余姚县。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被后人尊称为“书圣”。在中国和日本，有很多书法家因为临摹王羲之的法帖，书法日益精进。王羲之生活在东晋，曾出任右军将军和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羲之不仅草书和隶书冠绝古今，文章也是精美绝伦，曾作有《兰亭(5)序》《乐毅论》《黄庭经》等。其子王献之也擅长书法，所以世人常将王羲之父子合称为“二王”。

在王羲之的所有书法作品中，以《兰亭序》最为有名，这是他用行书为《兰亭集》作的序文。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谢安等四十一位名士齐集会稽兰亭，饮酒作诗，好不痛快。后来，他们将此次所作的所有诗歌辑成一个集子，取名《兰亭集》，并由王羲之亲自为其作序。

王羲之《兰亭序》摹本。王阳明擅长书法，其书风与其远祖王羲之神似。

《兰亭序》的真迹后来流传到酷爱书法的唐太宗手中，按照唐太宗的遗命，《兰亭序》作为陪葬品和他一起下葬，从此在世间绝迹。世人现在所看到的都是摹本，但从摹本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王羲之的书风。

兰亭离王阳明在绍兴的住宅不远，附近还保存着王羲之的书楼和故居等旧迹。王羲之卸任之后，经常和文人墨客一起登山戏水，足迹遍布绍兴周边。王阳明向来景慕王羲之，这些遗迹他应该也都游历过。王羲之风骨硬朗，王阳明与他有诸多相似之处，无怪乎后来有人说：“阳明景慕远祖，故风骨言行与羲之甚是相似。”

王羲之修习道教养生之术，经常和道士游山玩水，王阳明也是如此。王阳明擅长书法，从其书风中可以窥见王羲之之风韵。

忠臣六祖王纲

王纲是王寿的五世孙，《王文成公全书》的《世德纪》中有其传记。王纲之后的诸位祖先的品行，都或多或少对王阳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王纲是王阳明的六世祖，《明史》卷二八九的《忠义传》中也有其传记。以下将根据《世德纪》中收录的张壹民先生撰写的《王性常先生传》来介绍王纲的生平。

王纲（1302—1371），字性常，又字德常，弟弟字秉常，又字敬常，二人皆以文学造诣高而闻名于世。王纲有识鉴之才、文武之功。元末，王纲为避兵乱，和母亲避居于五泄山。一天，一位道士夜宿王纲家，王纲发现这位道士的气质不同寻常，应该是一位得道之士，所以对他礼敬有加。

王纲问他：“君必有道者，愿闻姓字。”

道士回答说：“吾终南隐士赵缘督也。”

二人彻夜长谈，赵缘督教给王纲占卜之法，并为王纲占卜说：“公后当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终牖下。今能从吾出游乎？”

王纲因为家里还有老母，所以面露难色。道士笑着说：“公俗缘未断，吾固知之。”然后飘然而去。

王纲还与因军功卓著而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诚意伯、以诗文驰名于世的刘伯温（刘基）是至交好友。

刘伯温是一位著名的儒学家，广涉经书和史书。他中过元代的进士，且一度出仕为官，后来辞官归乡，隐居在家乡青田。元至正二十年（1360），刘伯温接受朱元璋的邀请出山，向朱元璋献出“时务十八策”。他曾为辅佐明太祖平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官职不断升迁，最终升任为弘文馆学士。明洪武三年（1370），刘伯温在家乡去世。刘伯温是开国文臣，与宋景濂(6)并称为“一代文宗”，其诗歌也足以和高季迪（高启）比肩。

当刘伯温还是卑贱之身时，曾经常造访王纲。王纲对他说：“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称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异时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

但是，刘伯温因爱惜王纲之才，最终向朝廷举荐了他。洪武四年，王纲来到京城，年逾七十的他齿发、精神仍如同壮年。王纲向明太祖提出治国之策，太祖非常高兴，全部采纳，并任命他为兵部郎中。

没过多久，广东潮州地区的百姓起事，朝廷擢升王纲为广东参议，前往广东督兵粮。

王纲写信向家人诀别：“吾命尽兹行乎！”

然后，王纲和儿子王彦达(7)一起踏上前往广东的路。王纲等人乘一艘快船到达潮州，劝诫百姓不要谋反，潮州百姓感激涕零，纷纷叩头服罪。当王纲回到增城时，海盗曹真等人却突然出现。他们敲着大鼓，高喊着口号，列舟行礼，请求王纲出任他们的头领。王纲劝诫道：“汝等究竟何许人？当今圣上下诏平定地方叛乱，汝等本是良民，理应在此太平盛世安心生活，却挑起动乱，无疑自谋死路。”

众海盗不听他的劝诫，于是王纲开始厉声斥骂。众海盗挟持王纲而去，并且特意设坛，让王纲端坐坛上，每日一起行礼膜拜，请求他担任首领。王纲不为所动，每日斥骂不止，终被海盗所杀。

当时，王彦达也被海盗掳去，看到父亲被海盗所杀，他痛苦不堪，一边痛哭，一边大声斥骂，要求海盗将自己一并杀死以陪伴父亲。海盗们大怒，打算也杀死他，但海盗的头目说：“父忠而子孝，杀之不祥。”

海盗给王彦达东西吃，王彦达却不肯吃。海盗为王彦达的孝心所感动，他们把王纲的遗骸装在一个羊皮袋里，交给王彦达，放他离去。王彦达背负着父亲的遗骸，回到家乡浙江，将父亲葬在禾山（今余姚马渚镇开元村）。

洪武二十四年（1391），御史郭纯向朝廷详细报告了此事。朝廷决定在增城为王纲立庙，并起用王彦达。但王彦达痛心于父亲的忠死，遂自号“秘湖渔隐”，耕田养母，粗衣恶食，终身不仕。王纲遇害之时，王彦达年仅十六岁。

遁世高祖王与准

王与准，王彦达之子，字公度，号遁石，《王文成公全书》的《世德纪》中收录了国子监祭酒(8)胡俨为其作的传记《遁石先生传》。王彦达将其父王纲遗留下的书籍全部传给王与准，并告诉他说：“但毋废先业而已，不以仕进望尔也。”

于是，王与准便闭门做学问，熟读了祖父留下的所有书籍。当时乡里后进之士中有一些求学之人想拜他为师，王与准推辞说：“吾无师承，不足相授。”

后来，他来到四明山赵先生处学《易》。赵先生为他的气节所打动，将本族的一位女孩许配给他，并劝他出仕为官。王与准对赵先生说：“昨闻先生‘遁世无闷’(9)之诲，与准请终身事斯语矣。”赵先生听完之后，颇感惭愧。

前文已述，曾有道士送给王纲占卜之书。王与准闲暇之时，也会捧起这些书，研究一下占卜之术，有时也会给人占上一卦，皆出奇的精准。后来远近之人都来求他占卜，就连县令也派使者前来，请他前往占卜，有时一日竟达两三次。王与准最终厌恶至极，在使者面前把占卜之书付之一炬。

“王与准不能为术士，终日奔走公门谈祸福。”这一举动招致县令的愤恨，王与准只好逃到四明山的石室中隐遁起来，一年多不归。

当时朝廷正在征召全国的奇才，吏部使者来到余姚，打算起用王与准，可是余姚县令进谗言说：“王与准以其先世尝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

使者听后大怒，命人拘捕了王与准的三个儿子，并且派人入山搜捕王与准。王与准获悉之后，就逃往更深的山中，不慎失足跌入山崖，腿部受伤，最终被抓获。王与准虽然身受重伤，但是言行容貌似平常，这让使者非常惊讶。王与准被抓后详细叙述了自己焚烧占卜书籍、遁入山林的原因。使者明白了真相，释放了王与准，并对他说：“足下不仕，终恐及罪，宁能以子代行乎？”

王与准不得不从，只好让儿子王杰到县学补弟子员，而自己则因足部受伤免于处罚。

王与准如此这般希望隐遁，究竟是为何呢？他曾对人说：“吾非恶富贵而乐贫贱，顾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说：“吾非伤于石，将不能遂栖遁之计。石有德于吾，不敢忘也。”因此，后来他自号“遁石翁”。

王与准身材魁伟，长髯飘逸，精通《礼》《易》，著有《易微》。他曾经为自己占卜过一次，遇到“大有”之“震”，遂对儿子说：“吾先世盛极而衰，今衰极当复矣。然必吾后再世而始兴乎？兴必盛且久。”

然后，飘然而逝。

洒脱曾祖王杰

王杰，字世杰，王与准之子。其父曾在门前种植三棵槐树，所以王杰自号“槐里子”，世人尊称他为“槐里先生”。《世德纪》中收录了翰林院编修戚澜为他撰写的《槐里先生传》，前文所述的《遁石先生传》中也有关于王杰的部分记载。

王杰到县学补弟子员，当时的教谕是程晶。程晶负才倨傲，奴视诸生，在看到王杰时却面露敬意。他对人说：“此今之黄叔度也。”

黄叔度是指东汉的黄宪，十四岁时就有人夸赞他几乎可以和孔子的高徒颜回相比肩。

有一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县里的官员都觉得王杰一定能够考取。可是王杰来到京城后，发现书生们因过于勤奋，都披发袒衣，形容枯槁，于是叹道：“吾宁曳履衡门矣。”于是归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宣德年间，宣宗皇帝发布诏书，要求各地举荐能够对社会施以教化的有才之士，若有此类人才，可以破格任用。当时的余姚县令黄维雅打算举荐王杰，并为他准备了行李和仆从，王杰却以家中尚有老父为由推辞不受，并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好友汪叔昂。父亲遁石翁去世之后，县里又举荐王杰，王杰却以家中尚有老母为由推辞不受，将机会让给了好友李文昭。王杰一边耕田一边教授弟子，生活清苦，经常断顿，但仍安然自若。由于家里实在是太穷了，其母在临死之前留下遗言：“尔贫日益甚，吾死，尔必仕。毋忘吾言！”

王杰遵照母命，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便接受地方举荐进入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见到王杰之后，对他施以友人之礼，不把他列入弟子之列。翌年，王杰被推荐到朝廷做官，还没到任，就去世了。

王杰容貌秀丽，秀目美髯，远远望去貌似神人。无论贤愚亲疏，他都一视同仁，敬爱有加。他以古时圣贤为榜样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曾经对弟子说：“学者能见得曾点（曾晳）意思，将洒然无人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中，不足言也。”

《论语·先进篇》中记载有曾点的故事。有一天，孔子让子路、冉有、公西华和曾点各述自己的志向，曾点之外的三人都陈述了自己的施政理想，唯独曾点与众不同，他在最后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由上述可知，王杰非常羡慕曾点的超脱和洒落。

王杰著有《槐里杂稿》《易春秋说》和《周礼考正》。撰写《槐里先生传》的戚澜的父亲冷川和王杰是好友，他极力夸赞王杰的《易春秋说》和《周礼考正》，称其为“近世儒者皆所不及”。

冷川在与他人品评人物时，也称赞王杰是“当世之第一”。

国子监祭酒胡俨也称颂王杰说：“古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诚于世杰见之，异时求当天下之大任者，非世杰而谁乎？”

祖父竹轩先生

王伦（1421—1490），字天叙，王杰之子，王阳明祖父。《世德纪》中收录了布政使(10)魏瀚为他撰写的《竹轩先生传》。

王伦生而好竹，在自家住宅周边遍植竹子，每日在竹林中吟啸，世称“竹轩先生”。王伦淡泊名利，早年秉承父训，终成德才兼备之人。二十岁时，浙江各地富贾大户争相邀请王伦教育自己的子弟，凡是经他授业点拨的学生，其德行和学业都有明显长进。

父亲王杰英年早逝，所以王伦少时家中十分贫穷，父亲留给他的仅是数箱书。每当王伦打开书箱，都会暗自垂泪，他对自己说：“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后人不殖，则将落矣。”

于是王伦刻苦读书，尤其喜欢《仪礼》《左传》《史记》。

王伦擅长弹琴，每当风清月朗之时，都会焚香弹上数曲，之后咏诵诗歌，让弟子和之。

王伦心胸坦荡，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晋代陶渊明、宋代林和靖（林逋）之风。王伦的生活也很清苦，主要靠教授弟子来维持家用。

王伦的母亲对王伦非常严厉，但性格和善，每遇亲戚中的丧父小儿，她都会给予深切的爱怜。王伦也深知母亲心意，每次都会积极地提供衣食，却无暇顾及自家的饥寒。在弟弟王粲还很小的时候，父亲王杰就去世了，所以母亲对弟弟格外爱护。王粲幼年时，王伦在家塾里亲自教他，等他长大了，王伦就带着他一起游历天下，同甘共苦。

后来，王伦的儿子王华出任翰林，王华向朝廷请求将自己的俸禄分给父亲，而王伦却拿出其中一半用来照顾同族的子弟。当时乡里有同族起纠纷者，听说王伦的事迹后，都备感惭愧，最终恢复了亲睦关系。

王伦身材魁伟，细目美髯，与人交际时蔼然可掬，但对门人弟子则矩范严肃，凛然不可犯。王伦做文章喜欢简素古意，讨厌浮夸华美。作诗提笔立就，不拘泥于章法，但亦不会脱离于规范之外。王伦著有《竹轩稿》和《江湖杂稿》若干卷。其子王华后来身居要职，出任翰林院修撰和礼部右侍郎。

父亲龙山先生

王华（1446—1522），王伦之子，字德辉，号实庵，晚年又号“海日翁”，曾在龙泉山的寺庙中读书，所以后世之人又尊称他为“龙山先生”。

《世德纪》中收录了王华的弟子、国子监司业陆深撰写的《海日先生行状》以及大学士杨一清(11)撰写的《海日先生墓志铭》。明末清初，墨憨斋写了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其中也有很多关于王华的小故事。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海日先生墓志铭》是将《海日先生行状》中的一些内容抄录整理之后写成的。

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九月，王华降生。出生前夜，祖母孟氏（王杰之妻）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婆婆（王与准之妻）赵氏身穿绯衣，腰佩玉带，怀抱一个童子朝自己走来。婆婆把童子放入她手中说：“妇事吾孝，孙妇亦事汝孝。吾与若祖丐于上帝，以此孙畀汝，世世荣华无替。”

于是婴儿出生之后，取名为华。王华的长兄名荣。通过两个孩子的名字，可以看出王家对荣华富贵的憧憬。

自王彦达以来，王家世代隐遁，生活贫困。王杰的母亲留下遗愿“吾死，尔必仕”，家族女人们的心中充满了对荣华的憧憬。到王华这一代，王家终于实现了荣华之愿。

少年时代的品德

王华生得聪明俊敏，会说话后，祖父王杰经常抱着他教授诗歌，每次听完，他都能够背诵出来。等他年龄稍长，家人让他读书，他皆能过目不忘。

有时，母亲在窗下织布，王华就会坐在旁边读书。有一天，恰逢迎春佳日，孩童们都外出游玩，唯独王华在家读书不辍。母亲问他：“若亦暂往观乎？”王华回答道：“大人误矣，观春何若观书？”母亲听后大喜，对他说：“儿是也，吾言误矣。”

关于王华少年时期的传说还有很多，以下是《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相关记载。

王华六岁时，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水边玩耍。这时，一个醉汉来到水边洗脚，洗完之后扬长而去。王华最先发现那名醉汉落了东西，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个钱包。他用手掂了一下，沉甸甸的。王华当时就想，这肯定是那名醉汉落下的，等他酒醒了，一定会回来找的。但他又怕被小伙伴们抢去，所以就把钱包扔进了水里。

小伙伴们跑过来问他：“汝投水是何物？”王华撒谎说：“石块耳。”

小伙伴们玩毕，到吃晚饭的时候，就招呼王华一起回去。王华假称自己肚子疼，没和大家一同走，而是坐在岸边静静地等那醉汉前来寻找。等了好一会儿，那醉汉酒醒后意识到自己丢了钱包，号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回来寻找。王华站起来问他：“汝求囊中物耶？”

醉汉回答说：“然。童子曾见之否？”

王华告诉他：“吾恐为他人所取，为汝藏于水中。汝可自取。”

醉汉把钱包从水里捞出来，打开一看，里面分文未少。醉汉感到非常惊讶，就对王华说：“闻古人有还金之事，不意出自童子。”

于是醉汉取出一小锭金子，作为对王华的酬谢：“与尔买果饵吃。”

王华不要，笑着说：“吾家岂乏果饵，而需尔金耶？”说完，扬长而去。回家之后，王华也没有将此事告知父母。

《海日先生行状》和《海日先生墓志铭》的记载与以上所述稍有差异。据两文记载，最后王华对那名醉汉说：“不取尔数十金，乃取尔一金乎？”醉汉感到非常惭愧，便跟随王华回到家中，对王华家人无论老少一概鞠躬敬拜。

据上所述，可见王华少年时代的品德。

十一岁时，王华师从乡里的塾师钱希宠学习。初学对句。一个月后，学作诗。两个月后，学写文章。数月之后，塾生中已无人能及王华的才学。塾师赞叹说：“岁终吾无以教尔矣。”

有一次，县令率随从视察私塾，塾生们见后都抬头看热闹，唯有王华不为所动，依然伏案朗读课文。钱希宠感到非常惊奇，就跟他开玩笑说：“令亦人耳，视之奚为？若诵书不辍，彼亦便奈呵责也？”

王华借用父亲王伦的话说：“公子德器如是，断非凡儿。”

十四岁时，王华和数名亲友一起在龙泉山的一座寺庙中读书。寺庙古旧，有妖怪作祟。同读的亲友都是富家子弟，向来自负为豪侠，不相信寺庙里有妖怪，还经常欺侮寺庙的僧人，弄得僧人苦不堪言。第二天晚上，妖怪出来伤数人。

寺僧趁此机会夸大其事，搞得人心惶惶，同读的人仓皇而逃。唯独王华没有逃跑，他独自一人留在庙里，一如往常，妖怪再也没有出现过。寺僧感到很诧异，于是每晚都会登上房顶，大笑狂叫，或者用瓦片、石块投掷王伦的卧榻，或者借风雨雷电之夜，敲击王华房间的墙壁，想尽一切办法吓唬他，想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寺僧透过墙壁的缝隙向里窥探，发现王华正襟危坐，神态自若，丝毫不为所扰。寺僧虽然都赞叹不已，但还是变着法子吓唬他，结果依然没有任何效果。

当寺僧用尽所有手段之后，便问王华：“向妖为祟，诸人皆被伤，君能独无恐乎？”

王华回答说：“吾何恐？”

寺僧又问：“诸人去后，君更有所见乎？”

王华回答说：“吾何见？”

寺僧再问：“此妖但触犯之，无得遂已者，君安得独无所见乎？”

王华笑着回答说：“吾见数沙弥为祟耳。”

寺僧闻之，相顾色动，怀疑王华已经发现了他们做的“好事”，于是继续打探道：“此岂吾寺中亡过诸师兄为祟邪？”

王华笑着说：“非亡过诸师兄，乃见在诸师弟耳。”

诸寺僧回应道：“君岂亲见吾侪为之？但臆说耳。”

王华反驳说：“吾虽非亲见，若非尔辈亲为，何以知吾之必有见邪？”

众僧人听后惭愧无比，向王华道歉说：“吾侪实欲以此试君耳。君，天人也，异时福德何可量！”

这一传说在《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是另外一个版本：“年十四学成，假馆于龙泉寺。寺有妖祟，每夜出，抛砖弄瓦。往时借寓读书者，咸受惊恐，或发病，不敢复居。公独与一苍头寝处其中，寂然无声。僧异之，乘其夜读，假以猪尿泡涂灰粉，画眉眼其上，用芦管透入窗棂，嘘气涨泡，如鬼头形。僧口作鬼声欲以动公。公取床头小刀刺泡，泡气泄。僧拽出，公投刀复诵读如常，了不为异。闻者皆为缩舌。”

才学毕显，任教祁阳

天顺六年（1462），王华十七岁，以“三礼(12)”参加乡试，文章优秀。数日之后，县令特意复试王华，出题之后，王华一挥而就。县令怀疑他可能押对了题，考试之前就已做好了答案，所以三度出题，但每次出题，王华都能立刻写出答案。县令惊奇不已，赞叹道：“吾子异日必大魁天下。”

此后，远近豪强大族皆备好礼，争相邀请王华教育自己的子弟。

有一次，松江提学张时敏测试余姚学子，王华和谢迁共登榜首。张时敏夸奖说：“二子皆当状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

结果真的如他所言，谢迁后来出任少傅，是仅次于太傅的辅佐官。

浙江左布政使、祁阳人宁良请张时敏为自己的儿子推荐老师，张时敏推荐了王华，并说：“但求举业高等，则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学行兼优，惟王某耳。”

当时王华不过二十来岁，宁良亲自上门，奉王华为上宾，请求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王华来到祁阳之后，湖南之士数十人前来拜访，拜其为师。

王华在祁阳期间住在梅庄别墅，别墅内的藏书多达数千卷。王华日夜诵读这些书籍，三年未曾出门。永州陈氏听闻王华是笃学之士，就特意到梅庄别墅请教。陈氏随意取出其中任何一本书来提问，王华都能对答如流。陈氏惊叹道：“昔闻‘五经笥’，今乃见之。”

祁阳有叫妓女陪酒的习俗，王华对此极为反感。王华在祁阳待了三年，离别之际，祁阳士人在旅馆为他饯行，并偷偷将两名妓女藏于岸边。客人散去之后，两名妓女悄悄出现在王华身边。王华呼舟不得，于是卸掉门板，扶着门板渡河而去。世人为王华的态度所折服。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与上述不同，大意是：

有位富豪听闻王华的美名，就把王华请到自己的馆舍来住。一天晚上，一位美姬突然出现在王华的卧室里，王华惊讶异常，避之唯恐不及。

美姬说道：“勿惊讶，我乃主人之妾也。因主人无子，欲借种于郎君耳。”

王华回答说：“蒙主人厚意留此，岂可做此不肖之事。”

美姬从袖中取出一扇，说：“此主人之命也，郎君但看扇头字当知之。”

王华看了一下扇面，确实是主人亲笔，上面写着：“欲借人间种。”

王华看罢，在后面加了一句：“恐惊天上神。”然后，厉色斥退美姬，美姬怅怅而去。

故事还没结束，后来那名富豪为求子嗣又请来巫师为其祈祷，巫师在祷告期间睡了好一会儿。等他醒来后，富豪问他原因。巫师回答说：“适梦捧章至三天门，遭天上迎状元榜。久乃得达。故迟迟耳。”

富豪忙问状元是谁，巫师对他说：“不知姓名。但马前有旗二面，旗上书一联云：欲借人间种，恐惊天上神。”

富豪惊愕不已。

状元的仕途

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三十六岁的王华考中状元。此前，王华从祁阳归乡之后，屡次参加乡试，但都名落孙山。成化十六年，王华参加浙江省乡试，考得第二名。翌年，参加殿试，考取头名。

礼部每隔三年会在京城举行由各省举人参加的官吏选拔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中合格的举人被称为进士。王华在殿试中取得头名，高登状元榜。考中进士是一族的荣耀，考中状元更甚。一旦成为进士或状元，就可以保证整个家族的荣华。

考取当年，王华就被授以翰林院修撰。成化二十年，王华又被授予殿试弥封官（弥封官是负责将参加殿试的考生试卷上的姓名部分用纸糊上，并写上编号的官员）。成化二十三年，王华出任会试主考官。所谓会试，是指将各省举人汇集到京城进行的中央考试。在会试中合格的考生，被称为“贡士”。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王华参与编写《宪宗实录》，出任经筵讲官，负责给皇帝讲读经书。

弘治二年，本应加官晋爵之际，王华忽闻父亲竹轩公病倒的消息，便立即请求辞官，希望回家照顾父亲。朝廷和身边好友都劝他不要辞官，王华说：“亲有疾，已不能匍匐归侍汤药，又逐逐奔走为迁官之图，须家信至，幸而无恙，出岂晚乎？”

弘治三年，王华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即日南归，将父亲安葬在穴湖山，还在墓地旁边搭建起一间草屋为父亲守墓。据说，该墓地原是一处虎穴，老虎经常结队前来，但从不伤害王华。时间一长，老虎和王华也熟悉了，经常在小屋旁睡觉。人兽互不相犯，众人都认为这是老虎受王华感化的缘故。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画像。王阳明乃名门望族之后，父亲王华三十六岁时考中状元。

弘治六年，王华为父亲守丧期满，重新出仕为官，升任右春坊右谕德(13)，后来又被任命为经筵讲官。在此期间，他向明孝宗进献《劝学疏》。王华在其中写道：“今每岁经筵不过三四御，而日讲之设，或间旬月而始一二行，则缉熙之功，无亦有间欤？虽圣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颐所谓涵养本原，熏陶德性者，必接贤士大夫之时多，而后可免于一曝十寒之患也。”孝宗对此大加赞赏，欣然接纳。

弘治九年三月，王华被皇帝任命为每日进讲的日讲官。王华进讲时，声音洪朗，言辞贴切。他每日讲授圣人之学，规劝皇帝勤奋学习，远离逸乐，亲贤远佞。当时负责向皇帝进讲的还有数人，有些人在进讲之前会准备良久，但见到皇帝之后，还是会紧张失色，而王华则不做丝毫准备，进讲时却能雄辩异常，滔滔不绝。

一天，皇帝端坐御座，听日讲官进讲，当值的日讲官突然晕倒，意识全无，众人狼狈不堪，忙推荐王华代讲。王华从容来到书桌前，打开书本，整理了一下仪容，开始进讲，博得同行们的一片叹服。

当时宦官李广得宠。有一次，王华进讲《大学衍义》(14)，其中有一段讲的是唐朝李辅国受唐肃宗宠信，坏事做尽，还勾结张皇后，祸乱朝政的事。当讲到这一段时，周围的侍臣都竭力阻止他，以免触怒李广，但王华毫不理会，他字正腔圆地大声诵讲这一段，毫无停止之意，身边的大臣都缩头吐舌，惊恐不已，而明孝宗却听得津津有味。进讲完毕后，明孝宗还特意赐给王华美食。

弘治九年四月，受诸位公卿推荐，王华升任东宫辅导。弘治十一年三月，他兼任东宫讲读，并且还出任顺天府的乡试官。弘治十四年，他又出任应天府的乡试官。弘治十五年，他担任翰林院学士，负责为皇帝拟定诏书。翰林院学士其实是一个名誉官职，只有优秀的学者才能获得这一职位。王华还受命指导鲁铎等庶吉士的学业（庶吉士是指从进士中挑选出来的，在翰林院任职的人员）。此外，他还受命参与编写《大明会典》，并于弘治十六年完成。

弘治十六年，王华出任詹事府的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负责东宫内外的日常事务。同年五月，他参与编纂《历代通鉴纂要》(15)。六月，又升任礼部右侍郎，兼日讲官。王华的进讲主旨鲜明，内容丰富，深受明孝宗的喜欢，所以他才能长期担任主讲官之职。

弘治十八年，他奉命祭祀江淮诸神，途中顺便回家省亲。还朝后，他以母亲岑氏年老为由，数次提出还乡意愿，但都没有被准允，后来还被升任为礼部左侍郎。

弘治十八年夏天，明孝宗驾崩，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武宗继位，翌年，改年号为正德。当时，宦官刘瑾专权，只要有人冒犯了他，就会立刻被投入监牢，真可谓刘瑾的一呼一吸都事关他人的祸福。很多士大夫都投奔其门，以求免祸自保。但王华并没有这样做，这让刘瑾耿耿于怀。

当时，王华之子王阳明是兵部主事，因为上书为狱中之人求情，触怒了刘瑾，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当刘瑾还是卑贱之身时，曾跟随王华的一位同乡学习书史，从那人处听说了王华的忠孝仁义，所以一直以来都非常仰慕王华。后来刘瑾获悉王阳明是王华的儿子之后，对王阳明的怒气也缓和了一些。刘瑾派人告诉王华：“吾于先生有旧，若一见可立跻相位。”

王华断然拒绝，这更加激怒了刘瑾。正德二年（1507），王华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刘瑾又派人前来道贺，并说：“不久将大召。”却仍被王华拒绝。刘瑾怒不可遏，但他费尽心机也找不出治王华罪的理由，后来翻出一件王华任职礼部时的陈年旧事，虽然与王华毫不相干，还是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逼迫王华辞职。王华却非常高兴，说：“吾自此可免于祸矣。”

王华的性行与学识

有一次，王华的同年好友向朝廷诋毁王华。大家都劝王华向朝廷阐明自己的清白，但他不肯这样做：“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讦其友矣。是焉能浼我哉？”

后来，王阳明回到京师，官复原职，听闻士大夫们言及此事，就打算向朝廷上书，替父亲辩明此事。王华修书一封，反劝王阳明说：“是以为吾平生之大耻乎？吾本无可耻，今乃无故而攻发其友之阴私，是反为吾求一大耻矣。人谓汝智于吾，吾不信也。”

王华气质醇厚，平生无矫言饰行，仁恕坦直，不修边幅，谈笑议论由心而发，朝廷之上，家庭之内，言无两样。只要他人有些许优点，王华都会给予夸赞；若听闻他人有危难，他的内心就会焦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济。而他人有过失，王华也会直言不讳地说出来。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王华时常遭人嫉恨，但当大家知道他是出于真心之后，对他也就不那么怨恨了。

王华才识宏达，志操坚守，无论诸事多么纷杂，他都能够从容应对。即使有大事发生，他也能做到临危不乱，从容以对。不过，王华从不刻意去表现自己的这些优点，所以知者甚少。

王华生活节俭，不计较利害得失。有一次，家中失火，资财付之一炬，当亲友前来救火时，他依然和往常一样和大家谈笑风生，毫无慌乱之举。众人都由衷地佩服他的性行和度量。

王华作诗文，提笔立就，以达意为旨，追求自然，不事雕琢，著有《龙山稿》《垣南草堂稿》《礼经大义》《诸书杂录》《进讲余抄》《海日翁日记》等。

前文已述，王华获悉父亲患病，便立即辞官归乡。父亲去世后，他又在墓旁建造草屋，不惧虎威，诚心守孝。后来他为刘瑾所逼，被迫辞官，此时已年逾七旬，母亲岑氏也年近百岁。王华朝夕陪伴母亲，还经常扮小儿状逗母亲一乐。他为母亲按摩，陪母亲散步，寸步不离其左右。有时王华受朋友之邀外出游山玩水，船刚离岸，他忽念家中老母，便立刻反棹驶回。

母亲去世之后，王华以土块为枕，草毡为被，捶胸顿足，悲恸大哭，最终因悲伤过度而得病。母亲出殡之时，王华裸足前行数里山道，病情益甚，进而卧床不起。数年之后才慢慢康复，但身体已日渐衰弱。

王华以圣贤之书为本，从不涉猎儒家经典之外的异端书籍。辞官归乡之后，来客中有人劝他修习神仙长生之术，王华拒绝说：“人所以乐生于天地之间，以内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亲，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从游聚乐，无相离也。今皆去此，而槁然独往于深山绝谷，此与死者何异？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圣贤之学所自有。吾但安乐委顺，听尽于天而已，奚以长生为乎？”

来客道歉说：“神仙之学，正谓世人悦生恶死，故其所欲而渐次导之。今公已无恶死悦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术无所用矣。”

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王华素闻宸濠之恶，早就怀疑他会叛乱。有一次，他对亲友说：“异时天下之祸，必自兹人始矣。”

他让家人在浙江上虞的龙溪置地，买田筑屋，为将来的隐遁生活做打算。

宁王宸濠起兵后，率领数千艘舰船向东挺进。当时王阳明正在赣州，奉朝廷之命前往福建剿灭当地乱军，但当王阳明抵达丰城之后，获悉宸濠已起兵谋反，于是沿赣江南下吉安府，驻留吉安传檄近邻，招募义兵，间不容发，举兵勤王。在此期间，王阳明遇害的消息在民间流传开来，有人劝王华到龙溪避难，王华却说：“吾往岁为龙溪之卜，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儿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于天地乎？”并且告诫家人要注意自身的言行。

后来，王阳明起兵勤王的檄文传到家乡，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由于王阳明已成宸濠之敌，宸濠极有可能派刺客前来刺杀王华，所以众人都劝王华速回龙溪避难，王华却笑着说：“吾儿能弃家杀贼，吾乃独先去以为民望乎？祖宗德泽在天下，必不使残贼覆乱宗国，行见其败也。吾为国大臣，恨已老，不能荷戈首敌。倘不幸，胜负之算不可期，犹将与乡里子弟共死此城耳。”

王华还派人告知郡县主事，宜速调兵粮，禁止谣言，以防民心动摇。

王阳明率军攻陷叛军的根据地南昌之后，宁王宸濠本欲攻击南京，获悉南昌失守，于是立即撤军反攻。王阳明和叛军在鄱阳湖决一死战，最终将叛军一举击败，宸濠和数千叛军被俘。

不到一个月，王阳明战胜的消息就传回家乡，亲戚友人纷纷携酒前来祝贺，王华却说：“此祖宗深仁厚泽，渐渍人心。纪纲法度，维持周密。朝廷威灵，震慑四海。苍生不当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间，罪人斯得，皆天意也。岂吾一书生所能办此哉？然吾以垂尽之年，幸免委填沟壑；家门无夷戮之惨；乡里子弟又皆得免于征输调发；吾儿幸全首领，父子相见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

后来，杨一清曾对王阳明父子的大度和忠义大加赞赏，他在文中写道：“自古奸雄构乱，虽有忠臣义士，必假以岁月，乃能削平祸难。伯安奋戈一呼，以身临不测之渊，呼吸之间，地方大定。公闻变从容，群嚣众惑，屹然不为动。伯安得直前殉国。不婴怀回顾以成懋绩。公之雅量，伯安之忠义，求之载籍，可多见哉？”

当时，尽管王阳明已经擒获宸濠，但明武宗还是想亲自出征，过一把征讨之瘾。王阳明对宦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这样做会使很多人丧命，最后折中的结果是在明武宗到达南京后，放出宸濠，让武宗亲自抓获宸濠，以取悦武宗。然而，明武宗身边的奸党嫉妒王阳明的功绩，想嫁祸于他。奸党们蠢蠢欲动，一时间流言四起，王阳明危在旦夕。

当时甚至有人来到王华家中，调查记录资产、房屋、壮丁和家畜等情况，打算抄家没收。亲朋好友都惊恐万分，不知如何才好。唯独王华安然自若，在家静心休养，并嘱咐家人不要外出，要谨言慎行。

正德十六年（1521），明世宗继位，发诏肯定王阳明的功绩，并将他召回京城。王阳明回京途中顺便回乡省亲。

后来，明世宗任命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并封他为新建伯。朝廷派人赐给王阳明一些银子和丝织品作为嘉奖，同时也赐给王华一些羊肉和美酒。

宣旨的官员到余姚时，恰逢王华过生日，亲朋好友云集。王阳明举杯祝寿。王华郑重地说：“吾父子乃得复相见耶！贼濠之乱，皆以汝为死矣而不死，皆以为事难平矣而卒平。然此仗宗社神灵，朝廷威德，岂汝一书生所能办？谗构横行，祸机四发，赖武庙英明保全。今国是既定，吾父子之荣极矣。然福者祸之基，能无惧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与犯盈满之戒，覆成功而毁令名者耶？”

阳明跪拜回应道：“大人之教，儿所日夜切心者也。”

众人听后，无不感动。后来王华又召集村邻和友人，举行酒宴长达月余。

正德十六年岁末，王华旧病复发，王阳明和诸弟日夜服侍左右。嘉靖元年（1522）正月，王华病情恶化，于二月十二日去世，享年七十七岁。临终之际，王华突然意识清醒，头脑清晰。

朝廷念及王阳明之功，追授其父王华、祖父王伦和曾祖父王杰皆为新建伯。王华去世当天，恰有吏部使者持公文前来，王华气色突变，忙令王阳明等人外出迎接，并对孩子们说：“虽仓遽，乌可以废礼？尔辈必皆出迎。”

听闻王阳明等人行礼完毕后，王华才安然闭目离世。绍兴东边有一座山，名为天柱峰。翌年八月，王阳明和诸弟将王华安葬在天柱峰南侧的一块平地里。

王华生前曾说：“惟古贤人君子未遇之时，每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际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为也。”

杨一清回顾王华的一生，做了如下描述：“公少负奇气，壮强志存用世。顾其职业恒在文字间，而未能达之于政。际遇孝宗，讲筵启沃，圣心简在，柄用有期。不幸龙驭上宾，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见沮于权奸，偃蹇而归。岂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伟卓荦，凡公之所欲为，噤而不得施用者，皆于其子之身而显施大发之，公又亲及见之，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专，而泯然无闻于世者，其高下荣辱宜何如也？”

王华夫人郑氏，生来静婉，有慈孝之心，甘愿与王华同甘共苦。她每日都会早起，汲水、推磨、纺线，孝敬公婆。当王华富贵之后，郑氏更加恭俭。郑氏四十一岁时去世，比王华先离世三十六年。

郑氏去世之后，王华续弦纳赵氏，并娶杨氏为侧室。王华共有四子一女：长子守仁出于郑氏，次子守俭出于杨氏，三子守文出于赵氏，四子守章出于杨氏；一女出于赵氏，后来嫁给南京工部郎中徐爱(16)为妻。

王阳明系出名门，或多或少受到祖先遗德的影响，尤其是祖父和父亲的亲自教养，对他的影响最为明显。

(1) 红柰：沙果的古时称呼。

(2) 太保：古代官名，辅导太子之官。

(3) 司空：东晋时主管司法的最高官职。

(4) 苏峻之乱：苏峻在讨伐王敦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后来起兵叛乱，攻陷建康。苏峻之乱被平定后，建康一片凋敝，所以有大臣提议迁都豫章，三吴豪强则要求迁都会稽。

(5) 兰亭：位于会稽，谢安等名士在此设宴作诗时，王阳明的远祖、书圣王羲之亲自写下序文《兰亭序》，因此闻名。

(6) 宋景濂（1310—1381）：名濂，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元末明初文学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宋景濂与高启、刘伯温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7) 王彦达：阳明五世祖，当时十六岁。

(8) 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的最高负责人。

(9)《易·乾·文言》：“不成乎名，遁世无闷。”

(10) 布政使：明代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

(11) 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号邃庵，又号石淙，成化八年进士。

(12) 三礼：《周礼》《仪礼》《礼记》。

(13) 右谕德：在东宫负责辅佐太子的官职。

(14)《大学衍义》：由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撰写。

(15)《历代通鉴纂要》：此书由明代大臣李东阳等人奉敕编写。

(16) 徐爱（1487—1517）：字曰仁，号横山，明代哲学家、官员，浙江省余姚马堰（现属慈溪市）人，王阳明最早的入室弟子之一。

第三章

不羁少年

十岁的诗才神童

前文已述，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王阳明的父亲龙山公考中状元后，被立即任命为翰林院修撰，当时王阳明年仅十岁。

明朝翰林院内的职务有好几类，修撰只是其一。这一职务相当于天子的顾问或秘书，不直接参与政治。只有状元才有资格被授予这一要职。可以说当年龙山公获得这一职位是非常荣耀的。

龙山公成为翰林院修撰之后，日益思念尚在家中的老父竹轩翁，希望把父亲接到京城来，安享晚年。翌年，成化十八年，竹轩翁和十一岁的小孙子王阳明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

前文已述，王阳明五岁时就显露出神童的潜质，当时竹轩翁在一旁读书，听完他便能立刻背诵出来。赴京途中，竹轩翁顺便游览了江苏镇江的金山寺。镇江位于长江南岸，和扬州隔江相望，自古以来就是观景览胜之佳所。

竹轩翁在金山寺设赏月之宴，招待宾朋，觥筹交错间，陶然而醉。竹轩翁诗兴大发，但一时无应景的佳句，这时阳明对他说：“祖父，给我笔。”

“先生八岁，大父竹轩翁授以《曲礼》，过目成诵。”——明嘉靖三十六年珍稀抄本石印《王阳明先生图谱》

竹轩翁非常惊讶，问他：“孺子亦能赋耶？”

王阳明立即作诗一首：“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顿时，四座皆惊，众人啧啧称奇。有人想再试一试王阳明的诗才，又以“蔽月山房”为题，令其吟诗一首。阳明不假思索，随即应口诵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两首诗都显得过于外露，缺乏古意——中国诗歌和绘画讲究一个“藏”字，所以会刻意避免过于外露——所以不能算作佳作，但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说，已实属不易。

前一首诗的大意是：“微醉之际，披着月光倚在妙高台上远眺伸入江水中的金山，这时的金山看起来仅有拳头般大小。远处传来清幽的箫声，山洞里的龙也许已经睡了吧！”最后一句“玉箫吹彻洞龙眠”描述了一种仙境般的清幽境地。

后一首诗的幻想更为奇妙，似乎预示着王阳明终将成为一位大哲人。在这首诗中，山和月因为观赏者心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大小之别，诗歌的境界也超越了世俗，达到悟道之人的水平，充满禅诗的意趣。

以上的解释都是后人所为，当时十一岁的王阳明未必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但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出王阳明在少时就具备了洞察万物的慧根。山和月的对照，大和小的对比，少年时代的王阳明似乎已参透了《庄子·齐物论》中的理论。

听完王阳明的《蔽月山房》，四座宾朋更是惊叹，他们对竹轩翁说：“令孙声口，俱不落凡。想他日定当以文章名天下。”

王阳明听罢，反驳说：“文章小事，何足成名？”

小小孩童竟有如此认识，大家都赞叹不已。

据传，王阳明幼时沉迷于象棋，并因此而耽误学业，父亲龙山公震怒，将棋子全都扔进了河里。王阳明为此还特意作诗一首：“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这首诗后来被收录到清人撰写的《坚瓠集》中。（见东正堂《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

因为沉迷象棋，遭父亲斥骂，就能作出如此诗歌，真乃天才也。后来，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之后，作过名叫《晓霁用前韵书怀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其中有一句是：“谩有虚名拟八叉。”

“八叉”是取自“八叉手”的典故。据说晚唐诗人温庭筠叉八次手，就能作诗一首，后来借指才思敏捷、立即成诗之人。上面这句诗是王阳明对别人评价自己是“八叉诗才”的批评。

天下第一等人

十二岁时，王阳明遵照父命，在京城入私塾读书。王阳明生来豪放，不愿被规矩拘束，所以经常偷偷跑出来，和外面的小朋友们玩“战争游戏”。王阳明自制了大大小小的旗子，让小伙伴们举着，侍立在四周，他是大将，坐在中间，指挥着大家忽而向左，忽而向右，就跟排兵布阵一样。

父亲龙山公获悉之后，怒斥他道：“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

王阳明问：“读书有何用处？”

龙山公道：“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力也。”

王阳明问：“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

龙山公道：“止我一世耳。汝若要中状元，还是去勤读。”

王阳明笑道：“只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

龙山公听罢，更加感到愤怒，把他痛打了一顿。龙山公担心王阳明的豪放不羁，但王阳明的祖父竹轩公毫不在意，他觉得王阳明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大人物。

有一次，王阳明问私塾先生：“天下何事为第一等人？”

塾师道：“嵬科高第，显亲扬名如尊公，乃第一等人也。”

王阳明吟道：“嵬科高第时时有，岂是人间第一流？”

塾师问道：“据孺子之见，以何事为第一？”

王阳明答道：“惟为圣贤方是第一。”

龙山公闻之笑道：“孺子之志何其奢也。”

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篇》）但是，宋代以后的一些学者，他们做学问不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是为了成为圣贤。

自汉至唐，儒生做学问都是为了科举考试，为了加官晋爵。但到了宋代，出现了一些儒生，例如程明道（程颢）等人，他们从过去的弊病中解脱出来，强调做学问不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是为了成为圣人。其实，这才是“孔孟之教”的根本，是最崇高的精神。

汉代以来，人们却忘却了这一根本，把科举考试、加官晋爵当作自己做学问的目的。王阳明的塾师也是这么想的，并且把这一错误的看法传给了自己的学生。王阳明当时虽然年少，却一语道出了圣学的真谛。但当时的王阳明并不清楚这句话会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多大的影响！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有一天，王阳明去市场上游逛，看到有人卖麻雀，他非常喜欢，就想要一只，但没带钱，那人无论如何也不肯给他，最后二人就争吵起来。

恰在这时，有一个人称“麻衣神相”的道士从王阳明的身边走过。道士看到阳明的面相之后非常惊讶，对众人说：“此子他日大贵，当建非常功名。”于是出钱买下麻雀，送给王阳明，并且摸着小阳明的脸说：“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接着又嘱咐他自重自爱：“孺子当读书自爱。吾所言将来以有应验。”

王阳明受道士的感化，从此潜心读书，心无杂念，学问日进。

巧用智谋惩戒继母

王阳明十三岁时，母亲郑氏去世，他悲痛异常，但是与朱熹相比，王阳明要幸福得多。朱熹十四岁丧父，由父亲的好友抚养成人，而王阳明至少还有父亲和祖父，而且父亲的地位还非常显赫。

父亲龙山公有一爱妾，在郑氏去世之后升为正室。但这位继母对王阳明不太好，王阳明心中也一直很不舒服。

一天，王阳明去街上游玩，见到一个人在卖鸮鸟，就立刻出钱买了一只，然后来到巫婆的住处，给了她五钱银子，告诉巫婆过会儿见到继母要如此这般说。叮嘱完毕，王阳明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家了。他偷偷走进继母的卧室，把鸮鸟藏在被子底下。

继母回到卧室，一掀开被子，突然从中飞出一只鸮鸟，鸮鸟在屋子里乱飞，还发出阵阵怪声。这下可把继母给吓坏了，她赶紧打开窗子，把鸮鸟赶了出去。

在民间，野鸟入室是不祥的征兆，更何况还是一只发出怪声的鸮鸟，那真的是太不吉利了。继母寻思，这只鸮鸟是怎么进到自己的被子里的？屋里挂着窗帘，锦被也非常厚重，鸮鸟根本不可能钻进去。继母越想越觉得害怕。

王阳明听到继母发出惊叫声，佯装什么都不知道，进屋询问原因。

继母向他详述了这一怪事，阳明听罢，说：“何不召巫者询之？”

继母立刻派人找来巫婆。

巫婆一进门就嚷嚷道：“家有怪气。”然后又盯着王阳明的继母看了一会儿，说：“夫人气色不佳，当有大灾晦至矣。”

继母将被子中飞出鸮鸟一事告知巫婆。巫婆听后对她说：“老妇当问诸家神。”

于是点好香烛，让继母跪拜诸神。仪式结束后，巫婆又假托王阳明生母的亡灵附体，警告继母说：“汝待我儿无礼。吾诉于天曹，将取汝命。适怪鸟即我所化也。”

继母信以为真，跪拜无数，认罪忏悔，并且表示：“此后再不敢。”

过了好长时间，王阳明生母的“亡灵”才离去。巫婆苏醒后又说：“适见先夫人，意色甚怒，将托怪鸟啄尔生魂，幸夫人许以改过，方才升屋檐而去。”

此事过后，继母对王阳明的态度大有好转，不敢再无礼。

虽然以上所述未必为真，却显示了王阳明从小就善于运用权谋术策。正是因为如此，他日后才能从刺客手中死里逃生，才能平定长年作乱的贼寇，并神速果敢地平定了宸濠的叛乱，完成救国之大业。

但是，如果王阳明对于继母的所作所为是真的话，那么此举就完全有别于其祖先王祥、王览的孝行。前文已述，王祥、王览的孝行是世间的典范，而王阳明则是用权谋术策惩戒自己的继母，并最终助其向善，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

后世有人指责王阳明善权谋，认为阳明学充满了权术和霸术，但那都是王阳明少年时期的所作所为，暂且不论他使用的手段，单从最终促使继母悔悟这一点来看，就不应该对王阳明横加指责。

怀抱经略之志

仰慕伏波将军

成化二十一年（1485），王阳明十四岁，开始学习弓马之术，研读《六韬》《三略》等兵法书籍。他认为儒生的最大缺点就是不懂兵法。虽然孔子曾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但当世的儒生仅仅是巧于章句，平时只关注科举及第和荣华富贵。儒生做文章粉饰太平，一旦遇事，就束手无策，实乃儒生之耻。

翌年，王阳明十五岁，和父亲同游居庸关。王阳明怀抱经略北地之志，对诸夷狄的种类及其村落进行调查，倾听针对夷狄的防御对策，认为应该采取措施赶走夷狄的骑兵，阻止他们进一步南侵。

一日，王阳明梦见自己拜谒伏波祠，还赋诗一首，据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的志向。

伏波将军马援（前14—49），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名将。马援最初在北方以畜牧为业，王莽朝时出仕为官。后来追随光武帝，因讨伐羌族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

此后马援又屡立战功，先后平定交趾叛乱，征讨匈奴和乌桓，讨伐南方武陵郡玉溪蛮暴动等。老年时，再次出兵匈奴，最终病死疆场。马援深得光武帝的信任，并将皇帝的威仪传及诸夷，是一位彪炳史册的大将军。正因为有光武帝这样的明君，才会出现马援这样的大将军。

武陵蛮夷暴动之时，马援已年过六旬。他上书光武帝，要求亲自带兵出征。光武帝考虑其年事已高，没有应允。马援立即在光武帝面前披挂整齐，上马驰骋，环视四方，以夸示自己体力尚好。光武帝笑着说：“矍铄哉是翁也。”于是派马援率领大军前往征剿。

马援曾说：“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并申明壮志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马援以社稷为重，不顾己身，不追求功名利禄，实乃东汉之一大豪雄。他对自家子弟的言行也非常用心地进行教诲。他南征交趾时，在前线听说侄儿们到处乱发议论，讥讽别人，而且与一些轻狂不羁的人物结交往来，便立即写信劝诫他们：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申父母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马援的忠诚和人品令少年王阳明推崇备至。

王阳明在梦中所作之诗《梦中绝句》，收录于《两广诗》二十一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中。

伏波祠位于广西横县东部的乌蛮滩（邕江支流）上游。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五十六岁，受朝廷之命前往广西思恩和田州平定叛乱。归乡途中，王阳明拜谒了伏波祠，并作诗两首，题曰《谒伏波祠》。当时，他想起了四十多年前，自己十五岁时在梦中所作的绝句，还特意为《梦中绝句》作了序：“此予十五岁时梦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梦中。兹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识其事于此。”

王阳明十五岁时作的这首诗，似乎预言了他晚年平定思恩和田州叛乱之事。

《梦中绝句》这样写道：“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鬃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卷甲归来”是指马援平定交趾叛乱后胜利归来。当时，马援在边境立了一根铜柱，上面题了六个字。据东正堂考证，这六个字应该是“铜柱折，交趾灭”（《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大明一统志》卷九十的安南部分记载了马援的誓文，其中就有这六个字。

王阳明在《梦中绝句》中表现了他的英雄气概，年仅十五岁就能写出如此高风亮节的诗，真让人惊叹。阳明在少年时代创作的诗歌虽然无法与他二十多岁时“以心入文”的诗歌相比，却充满了奇趣、理性和个性，应该说这是他少年时代诗歌的一大特色。

广西横县伏波庙（伏波祠）。伏波庙是后世之人为纪念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而修建的。王阳明在少年时代便仰慕伏波将军，为后来立下奇功打下基础。

经略四方的志向

明朝中叶以后，大明王朝内忧外患。王阳明十二岁时，鞑靼侵入大同，明军战败。

据《王文成公全书》中的《阳明先生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记载，王阳明十五岁时，各地或洪水泛滥，或旱灾频发，盗贼乘机作乱。石英和王勇在京城周边肆意掠夺，陕西的石和尚和刘千斤也发动叛乱，攻城略地，抢夺府银，官军对此束手无策。内忧外患令王阳明的忧国之情顿生，他打算直接向皇帝上书，陈述对策。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当时王阳明对龙山公说：“欲以诸生上书请效终军故事，愿得壮卒万人，削平草寇，以靖海内。”

龙山公听罢，惊讶道：“汝病狂耶！书生妄言取死耳。”

从此，王阳明不敢再言及此事，开始专心致志做学问。

王阳明所言及的“终军故事”是何典故呢？终军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名侍臣，博闻多识，文采飞扬，官至谏议大夫，后来主动请缨，去劝说南越王归顺汉朝。南越王表示愿意归顺，但是南越的大臣极力反对，他们发兵攻打南越王和汉使者，终军亦被杀害，时年二十余岁。

终军少年时就胸怀大志，赴长安进入函谷关时，关史给终军“繻”，即如今的通行证，以帛制之，上面写字，分做两半，出入合符，方能通行。终军说：“大丈夫四游，必取功名，出关何用此物？”说完便弃繻而去，即“终军弃繻”。

虽然受到龙山公的训诫之后，王阳明放弃了上书的想法，但他效仿终军的志向非常难得。

在此需要解释一下，《王文成公全书》中的《阳明先生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中关于石英、王勇、石和尚和刘千斤的记载存在纰缪。这些人物的事迹其实都发生在王阳明出生之前，后世的一些学者对此专门做过考证。

毛奇龄在《王文成传本》上卷中说：“石和尚、刘千斤在成化二年作乱，越一年遂平。又越五年至八年而公始生，是作疏讨贼皆公前世事也。”

此外，《明通鉴》卷三十中也有关于这一叛乱的详细记载。

第四章

五溺时代

心无定性

王阳明的一生波澜壮阔，他在转投圣人之学——儒学之前，走了不少的弯路。王阳明曾和湛甘泉一起在京城为复兴圣学而努力，他去世后，湛甘泉为他写了墓志铭（《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其中写道：“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这就是“阳明五溺说”，记述了王阳明年轻时的精神历程。王阳明年轻时善感多变，心无定性，最初沉溺于“任侠”，后又修习弓马骑射之术和兵法、沉迷于辞章诗文、执着于道教神仙，最后却又迷上了佛学。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三十五岁，是年他转投圣贤之学，开始笃奉儒学。

前文已述，王阳明十四五岁时，沉迷于弓马骑射之术和兵法，怀抱经略北地之志，但是后来开始专心致志读书。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呢？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受同在太学读书的王寅之和刘景素的勉励，其二与龙山公的训诫有关。

王寅之和刘景素的具体情况，已无从得知。正德七年，王阳明四十一岁时，曾写过一封《答储柴墟》的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其中提到这二人。根据王阳明与二人的交往来看，阳明当时应该懂得了真正的师友之道。

按照常识，老师一般都是年长于自己的前辈，而友人则是同年龄段的人。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特例，例如有些人虽然年纪比较小，但他们在某一方面做得非常优秀，也可以被尊称为老师；有些人彼此之间虽然年纪相差很大，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忘年之交。关于这一点，王阳明在给储柴墟的信中写道：“夫大贤吾师，次贤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则也。”

在王阳明看来，要想成为自己的老师或者好友，必须是修得“人之道”或者“心之德”的人，与身份、地位和年龄无关。对于那些没有修得“道”和“德”的人，用世间一般的礼仪来对待就可以了。

这就是王阳明的师友论，他不以老师的身份来对待自己的弟子，而是以师兄师弟之谊来对待门人。柴墟批评他的这一做法有悖于“诚心直道”，王阳明反驳说：

前书所谓“以前后辈处之”者，亦谓仆有一日之长，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齿相若而无意于求道者，自当如常待以客礼，安得例以前后辈处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来意之如何，而抗颜以师道自居，世宁有是理耶？夫师法者，非可以自处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应之耳。嗟乎！今之时，孰有所谓师云乎哉！

今之习技艺者则有师，习举业求声利者则有师，彼诚知技艺之可以得衣食，举业之可以得声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诚知己之性分，有急于衣食官爵者，孰肯从而求师哉！

夫技艺之不习，不过乏衣食；举业之不习，不过无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为人矣。人顾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

将王阳明的以上言论总结一下，那就是：“当今之人，对老师没有正确的认识，也不了解求师之道，所以难以求得良师。只有那些对自己的道德心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反省，并且毅然以圣贤之道自任者，才能求得真正的老师。”

接下来，王阳明又举了孔子弟子曾子（曾参）和北宋儒学家张载(1)的例子，来说明真正的“求师之道”。

在孔子所有的弟子中，曾子以“孝”闻名天下。他虽然脑子有些迟钝，但这并不妨碍他修炼自己的德行。曾子最终掌握了儒学的精髓，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并将其传至后世。据说，孔子学派分为八派，但只有曾子一派发扬光大。曾子将所学传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将所学传给孟子。孟子去世之后，此派学说一度失传，但是到宋代之后，又有人将其传承下去，并且一直延续到后世。

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曾子卧病在床，病情危急，弟子乐子春坐在枕边，儿子曾元和曾申坐在脚下，书童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蜡烛。

忽然，书童盯着曾子身下铺的席子，问他：“先生身下铺的席子华丽而光滑，是大夫这种身份高贵的人才能享用的吧？”

书童突然冒出这样的问题，让乐子春觉得这是对病床上的曾子的失礼，他赶紧制止书童说：“住嘴！”

曾子听到了，突然惊醒过来，说道：“是的，那是季孙氏的赏赐，我没能把它换下来。曾元，扶我起来，换竹席！”

曾元说：“您的病情非常严重，不能移动身子，等到天亮了，我一定遵从您的意思换了它。”

曾子说：“你不如书童爱我啊。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我现在还贪求什么呢？只盼望死得合乎正礼罢了。”

于是大家扶起曾子，更换了席子，再把曾子扶回床上。还没有放安稳，曾子就去世了。

曾子临终之际担心自己的行为有违礼节，所以就逼着儿子换掉了席子。席子古时称“箦”，因此这个故事又被称为“曾子易箦”。“易箦”既可指换掉席子，也可指换掉病床，后来演变为对死亡的一种讳称。

依照王阳明的说法，曾子正是不断反省自己、以圣贤之道为己任、真正明白求师之道的贤人。

张载是北宋大儒，为宋学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早年精通《周易》，能够用“阴阳二气”说来解释宇宙和世间的现象，后来聆听程颢和程颐两兄弟的讲学后，深感自己的学问不精，甘愿拜二人为师，虚心向学。王阳明称赞他道：“若非舍弃私见私欲，大勇豪杰独立之士，难以做出此等行为。”

王阳明能够明白真正的师友之道，并不仅仅是他讲学修德的结果，与太学同学王寅之和刘景素的影响也密不可分。

据王阳明所述，尽管每次考试王寅之的成绩都比刘景素优秀，但王寅之总觉得自己比不上刘景素，最终决定拜刘景素为师，行弟子之礼。王阳明见后非常敬服：“寅之者，真可为豪杰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圣贤之不可及！”

“格竹”失败

王阳明在京城和父亲同住期间，曾遍寻朱熹的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王阳明曾和好友钱氏热烈讨论如何才能成为圣贤的问题，最后他们达成一致，要想成为圣贤，必须要掌握朱熹所说的“格物穷理”。

在朱熹的著作中，曾经提到过程伊川（程颐）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父亲就职的官署中有许多竹子，王阳明读到这句话之后，立刻和钱氏一起“格竹子”，二人日夜沉思，但是毫无所得。

三天之后，钱氏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于是不得不放弃“格竹子”。王阳明觉得这是钱氏精力太弱的缘故，所以更加发奋图强、不分昼夜地全力“格竹子”。但王阳明依然失败了。七天之后，王阳明也因劳累过度病倒了。因此，二人叹息说：“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就这样，王阳明放弃了宋儒的格物之学。十七岁时，王阳明开始潜心于神仙养生之道，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前文所述的“格竹”内容，被记录在《传习录》下卷中，但《王文成公全书》中的《阳明先生年谱》将此记述为阳明二十一岁时的事情。后来据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考证，王阳明十九岁时，祖父竹轩公去世，父亲龙山公回余姚守丧三年，阳明二十一岁时应该在余姚，所以《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有误。

为什么王阳明“格竹”会失败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按照朱熹的教诲去“格物穷理”。清初的朱子学者陆桴亭对王阳明的这一做法持批评态度，他认为王阳明完全没有理解朱子格物穷理的主旨，他的做法类似于禅宗的“竹篦子话”。

竹篦由剖开的竹子制成，弓形，弯曲状，长约三尺，头部多缠绕藤条，下部装饰有绢带结成的穗饰。禅林中师家指导学人时，大抵手持此物，作为点醒学人悟道之工具。一旦学人答出规定答案之外的答案，师家就会用竹篦击打学人的掌心，这在禅学中被称作“竹篦商量”。确实如陆桴亭所说，王阳明的“格竹”之法不是依照朱熹“格物穷理”的理论，而是更接近于禅宗参禅悟道的一种形式。

朱熹在给陈齐仲的书信中说：“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

清初朱子学者吕晚村也曾指出：“阳明求竹理之法，为朱子所排斥，故失败乃是必然。”

朱熹曾说过，“穷天理”“明人伦”是他“格物穷理”理论的根本，这些内容圣人都已教过，因此认真学习圣人之言非常重要，朱熹推崇“读书穷理”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朱熹的“格物穷理”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和人伦，而是扩展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虽然范围扩大了，但其大纲还是人伦道德。如果舍弃大纲，仅就具体的一草一木去探求其理，那就丧失了朱熹思想的精髓。

王阳明的格竹之法，其实更接近于禅学。当时阳明之所以选择格竹，是因为竹子就在那儿。说得极端一点，如果当时在那个地方的不是竹子，而是别的东西，那么王阳明也会去格别的东西。依照王阳明当时的想法，格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穷尽其理。

如果换作朱熹去“格竹”，他会采取什么办法呢？恐怕朱熹首先会弄清楚竹之理和其他草木之理的不同。这就和水墨画家画山水木石一样，在画之前要首先明白山之理、水之理、木之理、石之理，然后才能绘出山水木石。

格物也是一样，首先需要弄清楚每种事物特有的法则，然后才能进一步探究其存在的生命根本之理。朱熹认为，总合天地万物之理，会形成大的“一理”，每个事物分开来又都有各自之理，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一理”的体现，即所谓的“理一分殊”(2)。然而，王阳明在“格竹”时不这样认为，他希望通过“格竹”立刻悟出总合天地万物的大的“一理”。他没有看到分殊之理，而是直接来探求大的“一理”，因此说他的做法更接近于道家和禅家的做法。儒家注重分殊之理，所以儒生才会那么重视出仕。

有儒者认为佛教持高远参悟之说，但他们基于建立在人之上的政治，而不能不对人人施以教化。

这句话反映了儒者注重分殊之理的态度，但当时的王阳明还不知道朱熹格物之学的根本就是探究分殊之理。

物是理的载体，理不能脱离物而存在。格物必须有物，有物才能穷其理，因此朱熹说：“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离不得。”

在探究竹子之理时，如果忽视竹子这一客观事物的存在，仅将其视为一种方法或手段，这就不是儒家之道，而是道家或禅家之道。《庄子·知北游》篇中有如下记载：

东郭子：“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无所不在。”东郭子：“期而后可。”庄子：“在蝼蚁。”东郭子：“何其下邪？”庄子：“在稊稗。”东郭子：“何其愈下邪？”庄子：“在瓦甓。”东郭子：“何其愈甚邪？”庄子：“在屎溺。”

东郭子听到这里，惊得目瞪口呆。庄子接着说：“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惟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从王阳明“格竹”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庄子》中“道”的影子。此事姑且不论，王阳明“格竹”是想一举求得穷极之理，但按照他当时的资质，这一目的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

王阳明的这一穷理方法虽然违背了朱熹之道，却和陆九渊的穷理之道如出一辙。陆九渊主张“心即理”，把理看成是心的体现，阳明的穷理方法和他的主张极其相似。朱熹与陆九渊不同，他主张的是“格物穷理”。

在朱熹之前，有一位知名画家郭熙。当时的画家不再满足于画出具体的事物，而是开始去探究事物背后之理，了解事物的特性，悟得造化之理和天地之心，然后再将这一切通过物象表现出来。一石一木可观造化之理，一山一水可知天地之心，这就是郭熙所谓的格物之学。

那么，如何才能穷尽竹子之理、穷尽竹子之性呢？陈献章(3)在一首诗中写道：“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究竟竹与人，原来无两个。”

在这首诗中，竹与人已经融为一体，这样一来，自然就能够穷尽竹子之理，穷尽竹子之性。如果王阳明当初能够放弃刻意格竹之心，以平常心去格竹子，他或许也能达到诗中所描述的那种境界。但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朱熹的“格物穷理”之法与以上所述完全不同，倒是与郭熙的方法有些类似。如果读一下郭熙的画论，就会发现朱熹的格物之学和郭熙的如出一辙。郭熙在画论《林泉高致》中写道：

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学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形出矣。学画山水者何以异此？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则云气之态度活矣。

北宋画家郭熙的《早春图》。郭熙试图通过一石一木、一山一水来悟得造化之理和天地之心。

郭熙在绘画时，为求画作完美，总是客观地、经验性地、合理地、理智地去寻求物象之理。他学书法也是如此，讲究广闻博识，广泛吸收古今书法之精华，自成一家。郭熙的主张简直就是朱熹的“格物之学”在书画上的翻版。如果让朱熹去格竹，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恐怕会与郭熙做的一样。

新婚之日出走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十八岁的王阳明与诸氏完婚。这一年，王阳明从京师回到家乡余姚。同年七月，他前往江西洪都（今南昌）迎娶妻子诸氏。诸氏是当时江西省布政司参议诸养和之女，阳明在洪都期间就住在诸养和的官邸中。诸养和也是余姚人士，而且和龙山公是至交，所以王阳明才会和诸氏成亲。

王阳明迎娶的这位夫人究竟是位怎样的女性呢？

宸濠之乱时，阳明为了家人的安全，打算和家人分开，单独乘船走。但是他又放心不下妻子，所以一直犹豫不决，这时诸氏从怀中取出一把短刀，激励阳明说：“我身上带着这把刀，什么贼人来了我都不怕，您赶紧乘船走吧！”从中可以看出诸氏应该是一位女中豪杰。

据《阳明先生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记载，王阳明在婚礼当天突然离家出走。翌日早上，众人将他寻回，当时他正在一座道观中静坐，在众人的劝说之下，阳明才同意回家。

故事的真伪已无从考证，也许是后人觉得他在这一时期潜心于神仙养生之道，所以才杜撰出这样一段逸事。虽然王阳明一向豪放不羁，但他当时身患结核病，内心充满不安，做出这样的举动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自宋代以来，儒学家在年轻时大多沉迷于道教。道士基本上都是隐士，在世人看来，他们脱离尘世，志向高远，因而受到世人尊敬。加之宋朝建立伊始，皇帝特意召见隐士，向他们咨询治世之道，致使很多有识之士都想成为道士，或者沉迷于道教。

王阳明十一岁时就能写出充满哲学意趣的诗，后来沉迷于道教也是必然的。但是在婚礼当天离家出走，和道士会面，并在道观度过一宿，这样的行为如果仅以他痴迷于道教来解释，就有点儿说不通了。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充满了不安，这种不安促使他从外向型行为转变为开始探究人的内心世界。王阳明最终成为心学大师，也许和这种转变有密切关系。

阳明学的源头在陆象山（陆九渊），陆象山与王阳明一样，也患有结核病。因为身体状况的原因，他们不再执着于复杂理性的思辨，也不再纠结于事物终极的存在，而是转向通过简单直接的直观方法来探究事物之理。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记录了王阳明当时拜访道观铁柱宫的一段逸闻。

婚礼当天，王阳明信步来到铁柱宫，进入本堂之后，见一位道士正在一旁盘腿静坐。王阳明走近才发现这名道士眉毛粗厚，头发花白。

王阳明立刻被他的容貌所打动，于是叩问道：“道者何处人？”

道士回答说：“蜀人也，因访道侣至此。”

王阳明又问道：“道者今年高寿？”

道士回答说：“九十六岁矣。”

王阳明继续问道：“可否知先生姓名？”

道士回答说：“自幼出外，不知姓名。人见我时时静坐，呼我曰无为道者。”

这位道士虽然已年近百岁，但身体硬朗，气力旺盛，声如洪钟。王阳明觉得他一定是一位得道高人，于是就向他问询神仙养生之术。

王阳明当时虽是英姿勃发的年纪，但受疾病所扰，面容稍显憔悴。道士望了望他消瘦憔悴的面庞，对他说：“养生之诀，无过一静。老子清净，庄生逍遥。惟清净而后能逍遥也。”然后又教给王阳明导引之术。

导引之术是信奉道教的道士修炼的一种功法。

道教是将老子、庄子等人的思想宗教化后形成的。道教以老子的“自然无为”为根本，杂糅神仙之学，追求长生不老。道教还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道教为了增强自身的权威，还从儒学和佛教中吸收了很多教义。道教中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有很多，例如修炼、服丹药、房中术、符咒和积善等，此外还有导引之术、长生之术和飞升之术等。

铁柱宫的无为道士教给王阳明的导引之术其实是一种呼吸方法，是将宇宙之气引入自己体内，让它在体内流动，最终实现“心神”和“虚无”不知不觉地合二为一的一种修炼方法。导引之术适于养生，所以不仅是道士，很多儒生和僧侣也会用这一方法来修行。通过调节呼吸来使精神专一的方法古已有之，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不只是在中国，印度也有类似的方法。导引之术追求的不单是身体的养生，同时还包含精神的修炼。

禅宗也有通过调节呼吸来使精神专一的做法。在禅宗中，坐禅是为了调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调身和调息，三者浑然一体才能达到修炼的目的。调息指的是用丹田呼吸，唐代禅僧圭峰宗密曾如此解释调息：“出入息有声音，谓之风息；出入息阻滞不通畅，谓之喘息；出入息不细弱，谓之气息。”他认为风息、喘息和气息都是不调的表现。没有声音，没有阻滞，不粗烈，连贯无中断，似有似无，心境平和，情绪欢乐的出入息才是调息的表现。

调息又称调气，自古以来就是养生和养心的重要方法。《庄子》中有“真人呼吸以踵”，因此，用脚后跟呼吸被看作是圣人的行为。“呼吸以踵”指的是什么呢？这可能和圭峰宗密所说的“似有似无”类似，是一种深入沟通天地之气的状态。

调息术和服丹药、禁性欲以及房中术一样受到道家的重视。随着时代的变迁，导引之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终演变成一种通过静坐来调息或者数息，最终实现长生不老的修炼方法。

贝原益轩是日本为数不多的儒医，他生来体质就比较弱，所以对调息法非常关注，他在自己所著的《初学知要》中介绍了道家的这一养生方法，并且在《慎思录》中再次提到调息的内容：“养气须先调息，调息才能养气，这样才能心境平静。气息若乱，内心必乱……调息养气乃儒家之道，不可忽视。”

宋代大儒朱熹著有《调息箴》，其中介绍有调息之法：静坐之后，将目光集中在鼻尖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此，然后再调节气息。虽然朱熹提到了调息，但他调息的目的和道家的完全不同。

日本的天木时中对此评论说：“儒家乐于调息，并不为修得神仙之术。道家喜好神仙之术，辟五谷以求长寿，平时练习导引之术，炼其外形，养其内气，修炼到精微之处，则渣滓污浊皆消，只剩清虚之气，故身体轻如鸿毛，可寝卧云霄，亦可自由行之于天，此为道家修行者之至善也。而儒家则与此不同，儒家调息只为将精力集于一处，使之不分散外泄，出入气息力求和合，期冀活至一千二百岁也能身体康健，即使日夜忙碌，也不觉疲惫，此为儒家调息之目的。”

综合上述，儒家调息的目的完全不同于道教。无为道者教授给王阳明的导引之术，其内部贯穿的应该是道家的思想和目的。

王阳明习得导引之术后，立即开始和道士对坐，练习此术。王阳明虽然感觉恍惚，但似乎有一种顿悟的感觉，他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于是两人闭目对坐，仿佛是两棵枯木。不觉天色已晚，两个人都废寝忘食，就这样一直静坐下去。

王阳明在新婚之日突然离家出走，并且到了晚上都不归家，这令诸氏非常担心，她将此事告知了父亲诸养和。诸养和派衙役四处寻找，众人找了一整夜都没有找到，翌日清晨才终于在铁柱宫寻得阳明。衙役告知阳明，他们是奉其岳父之命劝其回家的，王阳明不得不回，于是和无为道者作别。道士对他说：“珍重珍重，二十年后，当再见于海上也。”

根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述，果然如道士所言，二十年后，他们再次在海上相遇。

苦练书法

王阳明成亲后，暂住在诸养和的官邸里。官邸内有数箱纸，王阳明每日用这些纸练习书法。翌年十二月，当王阳明启程回余姚时，盛纸的箱子都已经空了，可见王阳明练习书法的刻苦程度。在此期间，王阳明的书法大有长进。

根据《阳明先生年谱》的记载：“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

王阳明练字，并不是简单描摹字形，而是要掌握写出这一字形的方法，所以必须拟形于心，凝思静虑。

王阳明的书法意趣不同于唐代书法家。他学习书法的精神和宋代画家学习绘画的精神是相通的。

范宽是北宋著名画家，为宋代水墨画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范宽虽然是山水画名家，但他画山水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景象。据说范宽为画山水，终日静坐于山林中，观察周围的一切，寻求自然的意趣。哪怕是降雪之日，或者是月夜，他也会去林中徘徊，仔细观察，静静沉思，然后回到住处，将自己的所见所感渲之于纸。

宋代画家高克明也经常徒步郊外寻找山林之趣，或者终日静坐山林，观察周围景致，然后回到家中，排除一切欲念，在安静的屋子里沉思。

这些画家在绘画时，都注重静思澄虑、潜心熟虑和去欲脱尘等心法的运用。他们的画作不是表现物之形，而是探求物之理。为了表现物之理，画家必须看清物之所以能够成为物的本质，也必须去感受宇宙之心和天地之理的脉动。他们通过物象来表现物之心，描绘物之理。

对这些画家来说，画山水就要穷尽山水之理和山水之性，主观性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画家画的是“胸中丘壑”，而不是山水的自然形态。说得极端一点，自然山水只是画家在内心创立理想形象的一个诱因，是单纯的素材，没有其他的意义。

王阳明学习书法的态度和上述画家的精神是相通的，这表明他具有成为一流书法家的潜质。

北宋大儒程颢的思想是象山心学之源，其弟程颐的思想是朱子理学之源。阳明思想受程颢的影响颇深，他在书信中，屡次引用程颢之语，来阐述自己的思想。程颢曾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二程遗书·明道先生语》）

在程颢看来，书法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心法，这种心法同时也是做学问的根本。王阳明读过这句话后，颇有感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以上所述选自《阳明先生年谱》。《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略有不同：“夫既不要字好，所学何事？只不要字好一念，亦是不敬。”

众人听之，都由衷敬服。王阳明觉得刻意求字好之心，或者不求字好之心，都违背了“敬”。“敬”是一种心的修行，是一种心法。宋儒在做学问时，对“敬”都非常重视。

王阳明曾如此解释《大学》中的“格物”：“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王阳明在此阐述了心学“格心穷理”的“格物”说，对朱熹“格物穷理”的“格物”说提出批判。王阳明为了解释自己的“格物”说，特意引用自己学习书法的故事，其目的还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主旨。

谈到书风，世人都会想到“晋书重韵，唐书重法，宋书重意”的说法。那么明代书法看重的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明代书风应该是重情。这是受时代风潮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书风。

日本现存有一件王阳明书法的真迹。正德八年（1513），日本遣明正使了庵桂悟归国，王阳明特意为他写了一篇送别序。内藤湖南对此评价说：“王阳明此书，先学元代赵孟頫，再学王羲之，晚年又融合了北宋黄庭坚的书风，终成明代一大书法名家。王阳明与同时代的文徵明的书风有些相似，但情有余而巧不及。”

在保存下来的王阳明的真迹中，有两幅是家书。其中一封是对两个弟弟的谆谆教导，内容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心得。另外一封是王阳明在去世前一年写给养子的家书。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受朝廷之命前往广西思恩和田州讨伐叛贼，在赴广西途中，他给养子正宪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关于日常行为的训诫。

第一封家书的书法流畅清丽，不重技巧，率真而作，从中可以窥见王阳明的俊敏之气，笔者认为这封家书应该是他在四十岁左右时所写。

王阳明的书法作品。王阳明的书风雄健奔放，继承了其远祖王羲之的风韵。

正德九年（1514），王阳明四十三岁，他送给妻子的外甥诸伯生一幅书法作品。这幅作品的书风和前面两封家书的风格极其相似，是用他晚年圆熟的字体写成。字体遒劲苍秀，透出典雅之气。

除此之外，王阳明的书法作品还有《何陋轩记》《客座私祝》《矫亭说》等。正德三年，王阳明三十七岁，他因为得罪宦官，被流放到荒蛮之地贵州龙场，这才有了后来的“龙场顿悟”。《何陋轩记》是他顿悟之后写的作品。虽然龙场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他在文中感叹此处“何陋之有”。这幅作品的字体有黄庭坚之风、文徵明之韵，气势蓬勃，充满霸气，笔锋自然，毫无滞拙之态。

《客座私祝》是王阳明在出征思恩和田州的前夕所作，记录了他对弟子日常生活上的训诫。全文由楷书大字写成，笔锋遒劲，字体宏毅，表现出王阳明所特有的书风。

《矫亭说》是王阳明书法作品中的逸秀之作。当时，王阳明父亲的好友方时举建造了一座亭子，命名为“矫”，特意向龙山公求文，王阳明就代替父亲写了这幅作品。整幅作品的字体细长流畅，书风雄健直达、神采苍秀。清代学者王育将王阳明的书法与朱熹的书法比较后说：“朱熹的书法骨劲老练，有苍松怪石壁立千仞之势。王阳明的书法骨挺神骏，有鹰击长空之态。二者的书法骨骼清奇，实乃二人功业德行使然。”

陈瑚评价《矫亭说》之书风说：“今阅其手迹，笔墨飞腾，似有龙凤翔举之势，亦可窥见内心之精明。”

钱大昕评曰：“笔势纵逸，酷似李北海。平生所见真迹，此为最上。”李北海，又名李邕，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前辈。他最初模仿王羲之，后来从王羲之的书法中脱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书风。

总而言之，王阳明的书风雄健奔放、流丽清奇，既继承了其远祖王羲之的书风，又融合了李北海、黄庭坚和文徵明等人的书风，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

(1) 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颢、程颐的表叔，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三十八位。

(2) 理一分殊：中国宋明理学讲理一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宋明理学家采纳了华严宗和禅宗的思想，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朱熹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之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

(3)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别号碧玉老人、玉台居士、江门渔父、南海樵夫、黄云老人等，因曾在白沙村居住，人称白沙先生。明代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

第五章

圣学之道

拜谒大儒娄谅

弘治二年（1489），王阳明十八岁。是年十二月，王阳明偕夫人诸氏返回家乡余姚。王阳明在洪都生活了十四个月。在此期间，他热衷于书法。至于他究竟读了哪些书籍，做了什么学问，已无从得知。但不妨设想一下，他至少应该读过一些儒家的书，也游览过名山大川，以便寻仙问道。

王阳明四十九岁时写了《火秀宫次一峰韵三首》，在最后一首中有这样一句：“当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复三千春。”

大西晴隆和近藤元粹都认为，此处的“三千”有误，应该是“三十”。江西省峡江县东南处有一座玉笥山，山中有一座道观，名为大秀法乐洞天，其中的主殿叫大秀宫。近藤元粹指出，王阳明拜访的应该是大秀宫，而不应是火秀宫，题目中的“火秀宫”可能是笔误。（《王阳明诗集》）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四十九岁时，“六月，如赣”，“十四日，从章口入玉笥大秀宫”。可见，《火秀宫次一峰韵三首》中的“火秀宫”，实乃“大秀宫”之笔误。

通过以上记述，可以想象得出王阳明滞留洪都期间，应该经常游山玩水，对神仙之境心驰神往。

那么，王阳明为何要在十二月返乡呢？

这可能和他的祖父竹轩公翌年去世有关。在得知祖父病重的消息之后，王阳明便启程返乡。他带着妻子从洪都出发，经过鄱阳湖，然后沿信江逆流而上，从东部离开江西境地。又从钱塘江上游的常山出发，经过衢州到达杭州，最终回到家乡余姚。

在王阳明沿信江逆流而上，到达广信府上饶时，顺便拜谒了娄谅(1)，向他请教宋儒的“格物”说。

娄谅是吴与弼(2)的三大高徒之一。据说，娄谅曾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这与王阳明当时的内心情境深度契合。儒学是王阳明的家学，他在内心深处对儒学充满信赖，这也正是他要拜谒娄谅的原因。

宋儒的“格物”说

娄谅教给王阳明的“格物”说，其实是他自己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格物”说。娄谅的恩师吴与弼是明初的朱子学者，娄谅继承了恩师的学风。

“格物”说在儒家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说的不同解释体现了二者思想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源自他们各自独特的精神世界。

“格物”一词最早出现于《大学》，是“八条目”中的一条。关于儒学之道，《大学》列举了“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分别是明明德、亲民（朱熹将其读为“新民”）和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而言之，“三纲领”和“八条目”都是修己治人之道。修己重在修身，它主要体现于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治人重在经世，它主要体现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修己与治人共同构成了儒学的根基。修身是经世的基础，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又是实现修身的必要手段。

在儒学中，修己和治人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因此，明明德和亲民是一体的，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一体的，不分轻重，忽视任何一方都不能达到至善。如果儒学忽视治人而只重视修己，那它就会变得和佛教、老庄一样，重视出世、超脱和独善其身。如果儒学忽视修己，而只重视治人，那它又会变得和法家、纵横家一样，重视功利和权力。前者虽然纯真，却忽视现实；后者虽然重视现实，却缺乏纯真。能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只有儒学。儒学主张修己是治人之根本，这体现了儒学的特点——重视人的自由性和主体性。

《大学》和《中庸》原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两篇。到宋代时，《大学》和《中庸》格外受重视，被单独列出，和《孟子》《论语》并称为“四书”。“四书五经”都是儒家经典，儒生在学习“五经”之前，必须先学习“四书”。宋儒的代表人物朱熹曾亲自给《大学》《孟子》《论语》《中庸》作注，并把给《大学》作的注释命名为《大学章句》，足以看出他对《大学》的重视。儒生必须先学《大学》，以明白儒学的学习方法和做学问的方向；然后再学习《孟子》，以激起自己的道义精神；接下来再学习《论语》，以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最后要学习《中庸》，以了解儒学思想的终极境界。

在《大学》中有如下语句：“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是儒学的根本。到宋代后，儒家更加重视“格物”。“格物”一度成为儒学区别于其他学说的重要标志。对“格物”的认识促进了儒生思想的形成，儒生的不同思想又促成了对“格物”的不同认识，所以说宋明儒学的思想史其实就是对“格物”的认识史。王阳明的儒学思想也是建立在他对“格物”的认识之上的。

北宋理学家程颐画像。程颐的思想由朱熹继承和发展。

朱子这样解释格物：格物之“格”乃“尽”之意，穷尽事物之理，是为格物。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构成，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来说，理先于气而存在。

各种事物都由气构成，格物就是要穷尽各个事物之理。事物不同，它们各自的“理”也不同，这是“分殊”。但这不同的理，又都源于一个理，这是“一理”。这和佛教中“一即多”(3)的理论有些相似。要先穷尽“分殊”之理，经过积累之后，才能最终悟出大的“一理”。

如上所述，宋儒是通过“理”与“气”的关系来探讨儒学的根本原理。其实最早使用“理”和“气”来描绘世界观的是北宋的二程（程颢和程颐），朱熹后来接受并发展了“理气”论。

二程的“理气”论存在两个方向，程颢坚持“理气一元”论，朱熹的辩友陆九渊继承了这一观点；程颐坚持“理气二元”论，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观点。此外，朱熹还认为欲穷尽天下万物之理，必须依照《大学》中言及的格物之法，通过格天下万物，明白各自之理，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在忽然之间将万理归一，最终悟出世间大的“一理”。也正因为如此，朱熹才会一直强调要广闻博识。

朱熹在世之时，其学说受到朝廷的压制。他去世之后，其学说才获得大发展。到明朝时，朱子学被定为科举科目，风靡一时。

新儒学的兴起

孟子去世之后，儒学迅速衰落。西汉初年，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是追求高远的道家思想。后来，儒学逐渐复兴，但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颇深，变得越来越深奥，从《大学》和《中庸》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变化。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儒学在思想和精神方面都没有大的建树，直到宋代，才又一次出现飞跃，这被称作“新儒学的兴起”。唐代中期以后，禅学流行，这也促使当时的儒生开始探究儒学深层的奥妙，儒学深远的哲学思想逐渐为世人所知。

宋代儒生参照禅学的教学特点，从《大学》中发掘出“三纲领”和“八条目”，从而确定了儒学的教学特色。《大学》中提及的“明明德”“正心”和“诚意”实际上就是内心的修行和具体的实践。受禅学思想的影响，儒生最终也找到了适合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宋代儒生一般都修习过禅学，这也使他们对儒学教义的解释更加深奥和微妙，尤其是《大学》“八条目”中的“格物”，它是儒学区别于佛教和老庄之学的重要标志，所以儒生愿意花大力气对其进行解释。

在宋代以前，虽然儒生也曾对“格物”进行解释，但是在整个思想架构中，“格物”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宋代以后，对“格物”的解释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主体，越来越受到重视。

朱熹的“理气”论

要想了解朱熹的“格物”思想，必须明确朱熹在理性和实践性方面对“格物”以及《大学》中“八条目”的认识。此外，还需要了解他的“心性论”和世界观。朱熹的世界观是他所有认识和思想的前提。

根据朱熹的思想，“格物”就是要理性地、一个一个地去探究心外事物之理。世间万物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是由气的运转流动形成的。世间万物必须如此，这就是“规范”，而为何必须如此，这就是“原理”。朱熹将前者称为“所当然之则”，将后者称为“所以然之故”，二者构成了朱熹思想中的“理”。

例如，子女必须对父母尽孝，这是每个子女必须遵守的“规范”，而为什么必须去尽孝，这就是“原理”。“规范”和“原理”合在一起就是朱熹之“理”。

在朱熹的思想中，“理”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形而上的东西，而气则是形而下的东西，二者是“一即二，二即一”的关系，即二者虽然是两种状态，却不可分离，虽然不可分离，但又各自独立。

朱熹认为人心是千变万化的，所以需要“持敬”(4)，“持敬”是穷理之本。格天下物，穷极其理，是谓“格物穷理”。居敬持志，修养本心(5)，是谓“居敬养存”。二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朱熹还主张“性即理”，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宇宙万理就蕴藏于“人心”。气的灵活运转形成“人心”，若不持敬，则不能明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既然宇宙万理就蕴藏在“人心”，那么直接“格心穷理”就得了，这样既简单又好操作，何必不厌其烦地去“格物穷理”呢？这不是和王阳明主张的“格心穷理”一样了吗？其实不然，朱熹提及的“人心”并不是从本性出发的心，其中掺杂了一些不纯的东西，因此需要“持敬”，去除这些渣滓。

在朱熹看来，“格心穷理”最终会变成“格心求心”。这样一来，内心就会变得躁动不堪，也难以求得理之要点。因此，对自己的内心要“居敬养存”，对心外之物要理性地“格物穷理”，只有二者同时进行，才能将“心外之理”化为“心内之理”，才能实现“心外之理”和“心内之理”的一致。

“理”表现于“心”，如果能直接把握住自己的“本心”，那么“穷理”也会变得简单。“本心”是“性”纯净的表现，对“本心”进行直接体认，是穷理的根本。

在这一点上，陆九渊和朱熹的主张不同。陆九渊主张“心即理”，认为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有理，所以“心即理”。朱熹则认为人的心中有一些不纯的东西，如果“心即理”，那么求得的理中也会掺有杂质，所以他主张“性即理”，排斥“心即理”。他主张欲穷理，必先格尽心外之物，同时还要对内心“居敬存养”。

总而言之，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性”与“心”是一体，但朱熹追求的是严正的“性”，其学说也以“性”为根本，所以其学说被认为是“性宗之学”，而陆九渊追求的是生命的跃动，其学说以“心”为根本，所以他的学说被认为是“心宗之学”。

二人对“心”的不同看法导致两人的学说不同，朱熹看到的是“心之不纯”，而陆九渊看到的则是“心之纯净”。这种不同导致朱熹在“格物穷理”时要求“居敬”，需要对内心进行反省，而陆九渊则相信“心即理”。

元明朱子学

在这一章节，我将简要介绍一下元明时期朱子学的动向，以使大家更好地了解王阳明拜谒娄谅这一事件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宋朝末年，朱子学逐渐兴盛，并且一度风靡于世。至元明时期，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朱子学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朱子学开始重视实践功夫，即开始重视“心学”方面的一些内容。

其次，朱子学的“二元论”变为“一元论”。朱熹为了阐述“理”和“性”的关系，同时也为了树立自己学说的威信，将“理”与“气”、“性”与“心”看作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将二者加以严格区别，确立了自己的“二元论”主张。但是到了元明时期，“二元论”逐步演变为“一元论”。

再次，“朱陆调和”论。在元明时期，无论是朱子学还是陆学，都被认为是圣人之学，二者逐渐趋向统一。

最后，朱子学也变得重视“体认”，对人文、社会和自然等世界万物的理性“穷理”变得越来越弱，逐渐趋向于陆学。

元朝时，朱子学被定为科场程式，受到所有儒生的重视，陆学只能勉强维持。元朝有三位大儒，分别是北方的许衡(6)、刘因(7)和南方的吴澄(8)。

许衡发现当时的朱子学者陷入训诂记诵之流弊，不再重视知识与思索，转而注重“涵养践履”。在《大学》中，正心被认为是诚意、致知、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中庸》中，“尊德性”和“道问学”被认为是治学之本。朱子学主张“尊德性”，陆学主张“道问学”。许衡是朱子学者，他以“正心”为治学的基础，虽然对陆学提出批判，但他的很多思想也倾向于陆学。

吴澄也注意到朱子学者陷入训诂记诵的流弊，并对此提出激烈批评。他认为朱子学和陆学无论在重“尊德性”还是重“道问学”方面都存在偏颇之处，所以对二者都非常排斥。但比较起来，他还是比较倾向于“尊德性”。吴澄信奉朱子学，同时对陆学也大加赞扬，最终促成了朱子学和陆学的统一，开启“朱陆调和”论之端。其实，“朱陆调和”论最早起源于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和他的辩友汤存斋（汤千），后经吴澄的弟子虞集传至赵汸，赵汸又将其传给明代的程敏政，至此这一学说才得以完善。后来，王阳明也接受了这一学说，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论断。

刘因重视处理人间大义的义理，并将这一义理视作沟通天地之道的天理，认为其中蕴藏了天地之生机。这一天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人生的根源。刘因理解的治学之根本是将天理藏于心，然后静静地去体认融释，最终力图悟得“天之心”。在境界上，刘因与追求超脱悠远的曾子以及北宋大儒邵雍(9)有些相似。此外，刘因还追求对喜怒哀乐的持中状态。在这一点上，他和朱熹的老师、追求“理”与“心”相融释的李侗(10)有相通之处。

此外，刘因还吸收了老庄思想的批判精神，对一般的朱子学者提出批评。他指责这些人虽然整天宣扬孔孟理义、程朱明理，但其骨子里还是掺杂着道家的权术思想，只为一己之私利，而不知义理天命为何物。

明代理学的开山鼻祖是薛瑄(11)和吴与弼，二人都是朱子学者，但二人对朱熹的“博学致知”研究得并不多，他们更注重的是“涵养践履”，二人开启了明代朱子学的新篇章。

薛瑄严格遵守宋儒的矩矱(12)，他关于“太极”“理气”“心性”的诸说都是沿袭宋儒的。虽然他不太赞同朱熹关于理先气后的论断，但他对于“理气二元论”精神的理解，在明代无人能及。

明代理学的开山鼻祖吴与弼（左）和薛瑄（右）画像。两人对朱熹的“博学致知”研究不多，更注重“涵养践履”。

薛瑄做学问重视躬行，认为“居敬”和“致知”都是“复性”(13)的途径，只有“居敬”才能穷理。这样一来，“复性”与“穷理”就都统一到“居敬”上面来了。薛瑄所言的“居敬”是一种严肃虔诚的“存心”(14)功夫，同时又包含浑厚包容、从容宏大的一面，它是一种从容自在的境界，和云开雾散、阳光乍现时的感觉有些类似。

在明代，真正维护朱子学正统的是胡居仁(15)。胡居仁是吴与弼的高徒，他信奉纯正的朱子学，排斥异端学说。胡居仁主张“穷理”与“存心”并用，以“居敬存养”为自己治学之根本。他痛感从朱熹的再传弟子开始，朱子学已堕入训诂注释、辞章功利的歧途，才高之士向往佛教和老庄思想等异端思想，精神陷入虚无空荡、灭伦弃物之流弊，所以他主张刊落一切浮华，回归真实的本心。

胡居仁对异端的辨析极其精细，他一一道破佛教和老庄思想的本质，分别对它们加以批判。胡居仁的论析精切详密，程朱以来的诸儒无人能及。依据胡居仁的解释，老子灭绝道德，佛教灭绝心性，所以“气”才会被误认为“理”，犯下“心即理”的错误。因此，胡居仁严格遵循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对其他异端学说加以批判。

胡居仁不仅批判陆九渊的心学，对北宋的邵雍和张载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邵雍之学放旷不实用，张载的“太虚”说和“太和”说把气当作道之本体，没有把握住道之要义。

此外，他对程门弟子谢良佐(16)也提出批评，认为他提倡的“心之开放”掺入了太多庄子和佛教的异端思想。总之，胡居仁对于先儒诸贤的学说，只要他认为是异端或者与陆学相似的，都会毫无忌惮地予以排斥。即使是对师出同门的陈献章和娄谅，他也会一一列出其异端学说，并加以批判，批评他们陷入禅学思想。

胡居仁以程朱学为宗，认为程学和朱子学存在一些小的差异。他认为程学更注重涵养之功，所以践履纯正，而朱学重视穷理之功，所以文理纤悉。在道德方面，二者也不相同，程学主张针砭时弊，而朱学则不注重这些。

胡居仁以“居敬存养”为治学之根本，“居敬”沿袭的是程颐的“整齐严肃”。他贯彻“动静未已发”思想，非议“主静”；重视“存心涵养”，排斥“求索”。他还从“入头”“接续”“无间断”和“效验”四方面来阐述“敬”，认为“敬”既有积极的存心之功，也有消极的闲邪之功；既有容貌威仪等外在的东西，也有程颐所说的“主一无适”(17)等内在的东西。此外，他还论述了敬与理、敬与诚、修气与主敬的关系，论述详细周密，不留丝毫漏洞。

胡居仁虽然激烈抨击异端学说和陆学，但是从他把“居敬”当作治学根本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各种学说包括陆学的影响。

到明朝中叶，又出现了一位大儒——罗整庵(18)（罗钦顺）。他曾和王阳明论过道（在后文中，我将会对他的学问以及论道的详细内容予以介绍）。

若将王阳明视作明学的代表人物，那么明学的始祖就是吴与弼，而不是薛瑄。吴与弼虽然信奉朱子学，但他受陆九渊心学的影响也非常深，所以说他是明学的始祖。

从宋、元和明的文化层面来看，宋代的文化是官僚知识阶层的文化；到元朝时，蒙古人开始统治中国，自视清高的宋代文化一败涂地，昔日的官僚知识阶层文化逐渐平民化；明代文化是对元代平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文化风潮的变化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造成影响，因此在元代，简单易操作的心学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重视。

明初心学传承

比较宋明之学的差异，会发现前者是唯“理”论，后者是唯“心”论；前者是“性宗之学”，后者是“心宗之学”。若单从心学来看，明初心学是始于吴与弼的高徒陈献章。《明史·儒林传》在序中将明初诸儒都视作朱熹弟子的支流余脉，直到陈献章和王阳明，学术才开始出现分流。但是，朱子学在明初已经呈现出重视内心的倾向。

明初的宋濂和王祎(19)，以及稍后一点的薛瑄和胡居仁，都是著名的朱子学者，但从其学说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已经出现转向心学的倾向。虽然他们都声称自己恪守朱子学，但已经不再执着于朱子学的核心思想——“理气二元论”，也不再追求朱子学主张的纤细分析和博闻广识，他们开始重视心的存养，出现“一元论”的倾向。从明初开始，朱子学逐渐趋向于陆学，但真正确立心学思想的是陈献章。

陈献章的老师吴与弼对朱熹极度崇拜，甚至做梦都会梦见朱熹，并在梦中祈求朱熹教授自己学问。吴与弼是江西人士，当时陆学余脉在江西比较兴盛，他的一些好友就信奉陆学。受明初文化风潮以及江西陆学的影响，吴与弼之学与薛瑄、胡居仁之学比起来，受陆学影响的痕迹更加明显。

虽说吴与弼的陆学风格很浓，但他又不同于陆九渊那种生动活泼、充满生命力的风格，而是更接近陆九渊的弟子杨简(20)的风格。杨简的心学以静虚为宗，在这一点上，吴与弼与他有些相似，但二者也有不同，例如吴与弼追求艰苦地反省克己、对神明要有敬畏之心、皈依神明以求心安等，而杨简则不主张这些。

吴与弼之学传至陈献章时，心学的立场更加明确。陈献章主张：“其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他认为道至大，天地之不及。道乃虚无，超越言诠。道乃难以名状之物。若想求道，必须默识神通，贵在自得。

陈献章的“自得之说”认为道就蕴藏于人的内心之中，只有去领悟，才能得道。他认为，虚无之妙道，思虑所不及。非穷尽万物之理，通过外求和积累所能达到。

陈献章主张“静坐退藏”，排斥“安排思索”，主张通过“洗心”来发现“天机”。他在一首诗中描述了去除“天机障”后，达到“物我一体”的状态：“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究竟竹与人，原来无两个。”

陈献章理解的“天机”，其实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机”，是无与有，动与静的枢纽，依托于“心”而存在。陈献章还将能够揭露天机的东西称为“端倪”(21)。他主张先通过静坐使内心“虚明静一”，然后才能去求“端倪”。单从“静虚为宗”这一点来看，陈献章的学说和宋代周敦颐(22)，以及程门弟子杨时(23)、罗从彦(24)和李侗等“主静派”的学说有些相似。但若从“端倪”说来看，陈献章的学说中又有陆学唯心主义的影子。陈献章曾说：“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来，方有商量处。”言下之意就是通过静坐养出个“端倪”来，这对做学问非常重要。如果悟出了“端倪”，那么天地将会由我而立，万物将会由我而生，宇宙也会在我内心，一切皆可及。陈献章认为这就是道之“霸柄”，主张“反求诸身，霸柄在手”。

陈献章担心儒生做学问时失去“自然性”(25)，所以才提出“端倪”说。在这一点上，他和周敦颐等“主静派”的观点不一致。通过静坐来养出端倪，从而提高自己涵养的修行方法是陈献章学说的一大特色。端倪是“本心”的线索，这和王阳明的“良知”说有些相近。陈献章主张通过静坐来提高自己的涵养，而王阳明则是将万事都寄托于生命力的迸发。二者虽然同属心学，但是各有其趣。

陈献章的心学既有恩师朱子学大家吴与弼的影子，又有曾子和邵雍的超脱之风，还有程颢浑厚的气概。黄宗羲认为陈献章的学说吸收了杨简的“主静”思想。杨简是陆九渊的弟子，陆九渊直接承袭孟子心学，思想“主动”，而杨简则与老师不同，他主张“清虚澄明”，倾心“主静”之学。

黄宗羲还提出疑问：“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功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近，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

王阳明当时肯定了解陈献章的学说。陈献章的心学“主静”，而王阳明的心学追求的是简单直接，尊重生命跃动，可能是他觉得陈献章的学说没有魅力，所以才没有提及。王阳明和陈献章虽然都坚持“唯心论”，但是王阳明继承的是孟子和陆九渊的学说，主张“动”，而陈献章继承的是杨简的学说，主张“静”。二者之间是动与静之别，同时也是明学与宋学之别。

在阳明学和陆学之间起到媒介作用的是娄谅之学，而不是陈献章之学。

娄谅少时就有志于圣学，遍求名师于四方，但最终也没能求得。他认为当时的儒生都是“率举子学，非身心学”，后来听说吴与弼的声名，就前往临川听他讲学，最终拜他为师。

娄谅天性聪明豪迈，不屑于世务，但后来对一些琐碎小事也能躬行。四十三岁时，娄谅出任成都训导(26)，但不久就辞职返乡（江西广信上饶）。返乡之后，以矫正邻里风俗为己任，专心教授弟子，著书立说。据说娄谅当时事无巨细都会加以晓谕禁诫，时不时地得罪一些人。

娄谅著有《日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诸儒附会》十三篇和《春秋本意》十二篇，但遗憾的是他的所有著作都散佚不见，今人对他的学说无从了解。

吴与弼对娄谅的学说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娄谅主张“居敬存养”，他认为《易》中的“何思何虑”和《孟子》中的“勿助勿忘”是“居敬”之要旨，“收心放心”为“居敬”之门。娄谅的学说以“静修”为本，主张做学问的“自然性”，与陈献章的“主静”之学存在一些差异。

胡居仁对师出同门的陈献章和娄谅都曾进行过批判，认为他们二人都陷入了异端。胡居仁批评他们说：“娄克贞说他非陆子之比，陆子不穷理，他却肯穷理。公甫不读书，他勤读书。以愚观之，他亦不是穷理，他读书，只是将圣贤言语来护己见，未尝虚心求圣贤指意，舍己以从之也。”

“娄克贞见搬木之人得法，便说他是道。此与运水搬柴相似，指知觉运动为性，故如此说。夫道固无所不在，必其合乎义理而无私，乃可为道，岂搬木者所能？”

据此可以看出，娄谅穷理重在用心，“心之妙用”可致理现。胡居仁批判他陷入禅学，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总而言之，娄谅之学深受吴与弼学风的影响，其中充满陆学的元素。无怪乎黄宗羲会说：“姚江之学（阳明学），一斋（娄谅）为发端也。”

王阳明出生八年前，薛瑄去世；王阳明出生三年前，吴与弼去世；王阳明十三岁时，胡居仁去世；王阳明二十岁时，即拜谒娄谅两年之后，娄谅去世；王阳明二十九岁时，陈献章去世。

王阳明拜谒娄谅时，娄谅有没有向他提起以上几位，我们已无从得知，但他应该向王阳明介绍过自己的恩师吴与弼以及自己的同门师兄弟。王阳明没有见过陈献章，但对他的学风性行应该还是有所耳闻的。可以说，在明初儒学中，吴与弼和娄谅的学风与王阳明的学风还是存在一定联系的。

以上用了较大的篇幅来介绍宋、元和明的儒学，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因为这些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阳明学的精髓。

问学娄谅

王阳明向娄谅请教宋儒格物之说。除了学说，娄谅可能还传授了一些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做学问的态度等。娄谅告诉王阳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做学问成为圣人，这又燃起了阳明自少年时代就有志于通过做学问成为圣人的热情。王阳明当时肯定是想通过修习格物之学而使自己成为圣人。

王阳明与娄谅的会面和朱熹与李侗的会面有些相似。李侗是朱熹父亲的好友，朱熹在和他会面之后，开始意识到佛学和老庄思想的不足，转而笃信儒学，最终成为宋学的集大成者。在宋学确立之前，整个时代风潮都是倾向于佛学和老庄思想的。如果没有和李侗的会面，朱熹应该不会转向儒学，也不会把当时的时代风潮从佛学和老庄思想处扭转过来。

王阳明和娄谅会面之后，开始有志于圣学，但在真正以圣学为宗之前，他还是经历了一段迷茫期，在那段时期他曾被异端学说所蛊惑。如果没有和娄谅的这次会面，王阳明不会笃志于圣学，也不会开创明代儒学的新篇章。

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娄谅和李侗的作用几乎一样，他们都是伟大的启蒙老师。

阳明中举

弘治三年（1490），王阳明十九岁。是年，祖父竹轩公去世，龙山公从京师回余姚为父治丧。出殡之后，竹轩公被葬于余姚东边的穴湖山。龙山公在墓旁搭一草庐，为父亲守丧。

在此期间，龙山公吩咐从弟王冕、王阶、王宫及妹婿等人，与王阳明一起学习经书。王阳明白天跟随众人努力学习科考书籍，夜深人静时，则搜寻经史子集，勤奋攻读。当时科举考试考的是八股文，也就是从经书中选出一句话，让考生写文章。

中国的科举制度古已有之，汉代考对策，唐代考诗赋，宋代考策论。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在王安石的倡导下，科举考试废止考诗赋，改为考经义。所谓经义，即以经书中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义理。至此，八股文现出端倪。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科举考试改为“四书”试“士”，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考生的作文字数限定在三百字以上。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和刘伯温商量之后，决定延续宋代的科举之法，每次分别从“四书”中选三篇、“五经”中选四篇作为考试内容。明天顺之前，科举制度和宋元时期相比并没有大的变化，还是仅仅局限于朱熹的集注。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之后，八股文的形式基本形成。八股文是明清两朝官员选拔考试的论文体裁，又被称作八比、时文、经义、制艺、举业和四书文等。

具体地说，就是考官在命题时，将经书中的一句、一节或者一段挑出来，考生围绕这一主题作答，依照八股文的形式写成一篇文章。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领题）与四股和结束构成。

破题是指在文章开头，用两三句话概括全文主旨。破题全部由对句构成，是文章中最重要的部分。破题的巧拙决定着文章的优劣。

承题是承接破题的部分，简单明了地承接主题，短者三四句，长者五六句，和破题并称为“破承”。

起讲是指阐明主题大意的部分，又被称作原起或者发凡，通常由数句或者十几句构成。

四股又被称为四比，由提股（前比或者提比）、虚股（虚比）、中股（中比）和后股（后比）四个段落构成。每个段落都有两股排列对偶的文字，共有八股，故称八股文。

结束也被称作束语结句，位于文章的结尾，由小结和大结构成。小结和起讲对应，大结和破、承相对应。

一破承、二起讲、三入题，这是文章的开始。四提股、五虚股、六中股、七后股，这是文章的中心。八结束，这是文章的结尾。八股文就是这样的文体。

明宪宗成化以后，八股文的形式被最终确立，并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上书痛陈八股之弊，于是清政府废除八股文，改用策论代替。

在王阳明生活的时代，八股文已经非常完备。王阳明若想出仕，就必须参加科举考试，也就必须学习八股文。王冕、王阶等人见王阳明的文章日益精进，愧叹弗如，于是总结道：“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何及也！”

王阳明在待人接物上，最初是“和易善谑”，爱开玩笑。突然有一天，他开始后悔自己以前的行为方式，变得“端坐省言”。王冕、王阶等人见他变化如此之大，都不敢相信。王阳明却郑重地说：“吾昔放逸，今知过矣。”王冕、王阶等四人受阳明的感化，也开始变得谨言慎行。

弘治五年（1492），二十一岁的王阳明参加浙江省乡试，得中举人，获得去北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同王阳明一起中举的还有孙燧和胡世宁。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在王阳明参加乡试的前夜，巡场之人在巡视考场时，发现两个巨人，一个身着绯红色衣服，一个身着绿衣服，二人东西相向而立，大声谈论说：“三人好做事！”言毕就突然不见了。到放榜之日，王阳明和孙燧、胡世宁同榜中举。

这虽然是传说，但三人都和宸濠之乱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后来，宁王宸濠发动叛乱，胡世宁检其奸，孙燧死其难，王阳明则平其乱。

孙燧，字德成，浙江余姚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河南右布政使。正德十年（1515），升任右副都御使，被任命为江西巡抚。他发现宸濠有谋逆之心后，七次上书痛陈宸濠必将叛乱，但每次都被人从中作梗，其奏折未能送达皇帝手中。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最终发动叛乱，孙燧也惨遭杀害。后来，朝廷追授他为礼部尚书，谥号“忠烈”。

胡世宁，字永清，号静庵，浙江仁和人，弘治六年进士。胡世宁性格刚直，精通兵法，历任德安府推官和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宁在任时，曾上书直言时政之弊，和李承勋、魏校、余佑善并称为“南都四君子”。后来胡世宁迁任江西副使，上书痛陈宸濠之奸诈。宸濠之乱后，胡世宁升任兵部尚书，不断就兵政和边境防御问题向朝廷进言献策，但由于与张璁、桂萼意见不同，后来托病归乡，卒年六十二岁。朝廷追授他为少保(27)，谥号“端敏”。

嘉靖十七年（1538），杭州当地官府在杭州祥符桥(28)旁边建了一座同仁祠，将孙燧、胡世宁和王阳明合祭其中。（大西晴隆《王阳明》）

两次会试失败

弘治六年（1493），二十二岁的王阳明参加会试，结果以失败告终。身边好友纷纷前来劝慰他，连宰相李西涯也鼓励他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王阳明听了之后援笔立就，身边诸老都惊叹：“天才！天才！”

前文已述，进士中的第一名被称为状元。会试取中者称为贡士（“中式进士”），有资格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的前三名，被赐“进士及第”(29)，第一名就是状元。考取进士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考中状元更是令天下人羡慕。王阳明的父亲龙山公就是状元出身。

会试每三年举办一次。王阳明第二次参加会试已是弘治九年，这一年他二十五岁，非常遗憾的是，他又失败了。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第一次会试失败后，立刻写出一篇文章，受到李西涯的夸赞，但引起了很多人的嫉妒，这也成为他第二次会试失败的导火索。据说，当时在场的有些人事后私底下嘀咕：“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

然而，王阳明有志于圣人之学，所以即使两次会试都失败了，他也毫不介意。

既有志于圣人之学，又要修科举之业，这岂不相互矛盾？宋代程颢见到周敦颐之后，开始认识到圣人之学，于是他果断地放弃了科举之业，开始专注于圣人之学。如果真正有志于圣人之学，就应该放弃科举之业。王阳明有志于圣人之学，那他为什么还要参加科举考试呢？他对圣人之学和科举之业的关系是如何理解的呢？

这个问题，是萦绕在所有儒生心头的大问题。

宋代之前，儒生认为参加科举考试是自己的使命，将科举之业视作自己的第一要务。宋代之后，部分儒生将修习圣人之学当作自己的第一要务，而认为科举之业是次要的。但是儒学历来主张经世致用，将出仕当作人生的目的。要想出仕，就必须处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这样才能发号施令，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就有必要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进而达到出仕的目的。但这样一来，就会受到功利心的驱使。

圣人之学是“为己之学”，重在完善自己的人格，而科举之学则重在出仕，这种矛盾该如何解决呢？

年轻时的王阳明糊里糊涂地参加了科举考试，后来他不断反思这一问题。其实，这不仅仅是王阳明一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所有儒生必须去思考的大问题。

圣学与科举之业

那么，王阳明对于科举之业究竟持何种态度呢？我们从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可以略知一二。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岁的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篇《重刊〈文章轨范〉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文章轨范》是宋末谢枋得(30)所作。谢枋得参加过科举考试，并且被赐“进士及第”的荣耀。他为了助后来者举业之事，特意编著了此书。

侍御王汝楫到达贵阳之后，慨叹当地修习科举之业的人太少，于是根据自己的记忆，誊写了《文章轨范》六十九篇，并拿出自己的俸禄重新刊印发行，还委托王阳明为重刊本作序。

王阳明在序中阐述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要性，指出如果不参加科举考试，不获取功名，就不能出仕为官，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说：

夫自百家之言兴，而后有“六经”；自举业之习起，而后有所谓古文。古文之去“六经”远矣，由古文而举业，又加远焉。士君子有志圣贤之学，而专求之于举业，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

盖士之始相见也必以贽，故举业者，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饰，是谓无礼；无礼，无所庸于交际矣。故夫求工于举业而不事于古，作弗可工也；弗工于举业而求于幸进，是伪饰羔雉以罔其君也。虽然，羔雉饰矣，而无恭敬之实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饰羔雉者，非以求媚于主，致吾诚焉耳；工举业者，非以要利于君，致吾诚焉耳。

世徒见夫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无事君之实，而遂归咎于举业。不知方其业举之时，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邹孟氏曰：“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伊川曰：“自洒扫应对，可以至圣人。”夫知恭敬之实在于饰羔雉之前，则知尧舜其君之心，不在于习举业之后矣；知洒扫应对之可以进于圣人，则知举业之可以达于伊、傅、周、召矣。吾惧贵阳之士谓二公之为是举，徒以资其希宠禄之筌蹄也，则二公之志荒矣，于是乎言。

王阳明将“举业”比喻成臣下向君主进献的贡品，给世间轻视科举之人当头一棒。同时，王阳明还对世人通过科举考试沽名钓誉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举业若无恭敬之实，则徇私谋利矣。

王阳明认为，在有志于圣学的基础上，再来修习举业，这样参加科举才会有意义。最后他还指出，修习举业是古之圣贤建功立业的重要一步，阐明了参加科举的必要性。

自宋代圣学觉醒以来，举业就陷入是与非的争论中。二程最早致力于举业，但后来遇到周敦颐之后便放弃了举业，转而修习圣人之学。朱熹的辩友陆九渊更是激烈批评科举之弊甚于佛学和老庄思想等异端学说。

总而言之，王阳明将修习圣学看作是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四十岁，在给妻弟诸用明的回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再次提到了举业与圣学的关系。诸用明在信中说自己的两个孩子虽然年少，但都已参加科举考试，还劝告王阳明不要辞官(31)。

对此，王阳明在回信中写道：

得书，足知迩来学力之长，甚喜！君子惟患学业之不修，科第迟速，所不论也。况吾平日所望于贤弟，固有大于此者，不识亦尝有意于此否耶？便中时报知之。

阶阳诸侄，闻去岁皆出投试，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为然。不幸遂至于得志，岂不误却此生耶？凡后生美质，须令晦养厚积。天道不翕聚，则不能发散，况人乎？花之千叶者无实，为其华美太发露耳。诸贤侄不以吾言为迂，便当有进步处矣。

书来劝吾仕，吾亦非洁身者，所以汲汲于是，非独以时当敛晦，亦以吾学未成。岁月不待，再过数年，精神益弊，虽欲勉进而有所不能，则将终于无成。皆吾所以势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悦，今亦岂能决然行之？徒付之浩叹而已。

在上面这封信中，王阳明告诫妻弟不要急于让两个侄子参加科举考试，专心做学问才是最重要的。

王阳明不排斥科举，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如果不考取进士，就很难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理想。但是，如果只重视科举，不注重身心修行的话，又会陷入功利霸道之歧途。王阳明对此深感忧虑，所以劝诫妻弟在让侄子们参加科举考试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先做学问，好好修行。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四十七岁。是年，他平定了江西赣州之乱。在平定叛乱后，他给家乡的知名人士邦英、邦正兄弟写了两封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其中也阐述了圣学与举业、生活与举业的关系。他说：

昆季敏而好学，吾家两弟得以朝夕亲资磨砺，闻之甚喜。得书备见向往之诚，尤极浣慰。

家贫亲老，岂可不求禄仕？求禄仕而不工举业，却是不尽人事而徒责天命，无是理矣。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若是原无求为圣贤之志，虽不业举，日谈道德，亦只成就得务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之说也。夫谓之夺志，则已有志可夺；倘若未有可夺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图之。

每念贤弟资质之美，未尝不切拳拳。夫美质难得而易坏，至道难闻而易失，盛年难遇而易过，习俗难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在另一封信中，王阳明写道：

得书，见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区区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见，岂足与论？君子惟求其是而已。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然谓举业与圣人之学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则虽应接俗事，莫非实学，无非道也。”而况于举业乎？谓举业与圣人之学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则虽终身由之，只是俗事。”(32)而况于举业乎？忘与不忘之间，不能以发，要在深思默识所指谓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则知学矣。贤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可也。

在上面两封信中，王阳明认为，不通过举业而求仕官，与不尽人事而责怪天命一样，都是错误的。举业和圣人之学并不相悖，重要的是有无圣贤之志。如果不立圣贤之志，即使每日谈论道德，也不会成为圣贤，最终只会陷入追求功利的世俗之学，或者陷入追求高远的佛老异端。

王阳明的这一观点，其实程颐早已论之。王阳明以及宋朝之后的许多儒生也都将“圣人之志”当作做学问的根本。

在王阳明看来，秉持圣人之志与致力于举业、科举及第一样，都是儒生的美好夙愿。王阳明坚持不懈地参加科举考试，即使失败两次也没有放弃，最终取得进士，为后来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但是，程颐拒绝参加科举考试，他说：“儒者出仕为官，需君主至敬至礼请之，而不可自己求之。”

程颐的这一主张有些过于理想化，是否参加科举应该根据时间和处境做出相应的调整。王阳明在信中道：“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

因为过于贫困，而不能尽到孝养之责，这时就应该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以使自己有能力侍奉双亲。所以说是否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仅靠主观意识就能决定的，有时候还会受到现实情况的影响。

会试再次落第

弘治九年（1496），二十五岁的王阳明参加会试，再次落第。当时，同僚中有人因为落第而感到羞愧，王阳明安慰他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那人听后，对王阳明佩服不已。

会试落第之后，王阳明回到家乡余姚，结诗社于龙泉山寺，整日赋诗作乐。恰在这时，魏瀚也辞掉了布政使一职，回到余姚。魏瀚经常来龙泉山寺与王阳明下棋或者联句，但每次的佳句都出自王阳明，这令他慨叹不已。

魏瀚曾为王阳明的祖父竹轩公立传。其父菊庄翁和竹轩公是至交好友，二人一起结社吟诗。其子魏朝端和王阳明一起参加乡试，且都中了举人。这样说来，王家和魏家应该算是世交。魏瀚向来以自己富于诗才自居，但他的诗才稍逊于王阳明，据此可知王阳明在诗文方面是多么才华横溢了。

归乡途中，王阳明顺道游览了山东任城（济宁）。他登上李白住过的太白楼，写下《太白楼赋》（《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其中写道：“开元之绍基兮，亦遑遑其求理。生逢时以就列兮，固云台麟阁而容与。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登斯楼乎延伫。信流俗之嫉妒兮，自前世而固然。怀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湲湲。”

在赋中，王阳明将李白写成是因为受世俗之人嫉妒，心中郁闷，所以才登上此楼。王阳明借李白的典故，暗指自己科举落第的原因——为俗人所嫉妒。

在《太白楼赋》的最后，王阳明用了以下两句结尾：“舟之人兮俨服，亦庶几夫之踪者！”

王阳明在此表明了自己将一直追寻圣人之道的决心。

在这篇赋中，王阳明对李白的遭遇表示同情。日本阳明学者东正堂认为，人们在《太白楼赋》中感觉不到像屈原《离骚》那样的愤懑牢骚之气，而可以感受到像太白那样的豪放磊落之风。

从这篇赋中也可以窥见王阳明是一位出色的诗人！

钻研兵法

弘治十年（1497），王阳明二十六岁。是年，他再赴京城。这时，明朝的边境已有些动荡。

弘治元年，鞑靼向明朝派使，希望通好。弘治八年正月，鞑靼进犯凉州。弘治十年五月，鞑靼小王子又攻扰潮河川，明朝指挥官刘钦等人战死。是年十月，朝廷起用王越，封为三边（大同、延绥、甘宁）总制。

边境危险，急报频传，朝廷狼狈不堪，遍求良将而不得。王阳明慨叹说：“武举之设，仅得骑射击刺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平时不讲将略，欲备仓卒之用，难矣。”

于是，王阳明开始遍寻兵法秘书，精心研读。会见宾客或者参加宴会时，他常用果核排兵布阵，向他人展示兵法。这一时期的积累使他以后能在南方各地发生叛乱之际，灵活巧妙地使用兵法，在短短数月之内平定贼寇，最终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从王阳明讨伐贼寇的计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兵法奇才。前文已述，王阳明在少年时代就已显出奇才，十三岁时就使用计谋促使继母改过自新，这似乎暗示着他终将成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

王阳明二十六岁时攻读过哪些兵书呢？关于这一点，《阳明先生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中都没有记载，对此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我猜测可能会是《武经七书》这一类的兵书。《武经七书》中最出名的就是《孙子兵法》。有人评价《孙子兵法》是前世所有兵法的集大成者，后世所有兵书无非是对《孙子兵法》的注解，故《孙子兵法》被称作“兵法圣书”。

史书中没有孙子使用自己的兵法建功立业的记载，但后世有通过使用他的兵法而取得巨大战果的事例。王阳明在讨伐贼寇时使用的兵法就非常神妙。

兵法和名剑都是冷酷无情之物，名剑会由于使用者的不同，而变为“活人剑”或者“杀人剑”。兵法也是如此，也会由于使用者的不同，而变为“活人兵法”或者“杀人兵法”。

王阳明的兵法确实有冷酷无情之处，但那是兵法的本来面目。王阳明的儒学家身份为他的兵法注入了一些“仁慈”元素，这也使得他的兵法成了“活人兵法”。如果不弄清这一点，就容易对王阳明形成误解。

后来，王阳明在论述“良知”说时，曾提到先秦的纵横家、外交家苏秦和张仪：“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后世事业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仪、秦故智。仪、秦学术善揣摸人情，无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说不能穷。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

无论是兵家、法家，还是纵横家，他们都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希望将他人控制于股掌之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使用一些计谋，使他人即使被控制也感觉不到。对儒生来说，他们不仅要修身，还要经世致用，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去直面他人和社会。为了更好地应付周围的一切，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一些权术。

王阳明运用兵法权诈之术讨伐叛贼，最终立下大功，他对苏秦和张仪做出以上评价也是理所当然的。后来，一部分儒学家批评王阳明善权术，其实如果他们能够仔细体会王阳明对苏秦和张仪的评价的话，就不会误解王阳明的本意，对他也会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

王阳明不愧是龙山公的后代，虽然有时候心游儒学之外，但内心深处还是对儒学充满敬重，且会时不时地流露出来。弘治十一年（1498），二十七岁的王阳明心中又燃起了修习圣学的志向。当时，他遍寻天下适合自己的良师益友，却一无所得，于是心中充满惶惑。一日，他偶然间读到朱熹给宋光宗的奏折，其中写道：“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王阳明幡然醒悟，痛悔自己之前的学习虽求广博，但未曾循序渐进，最终导致自己的学问不精，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于是王阳明开始循序渐进去穷理，并努力将物之理与自己的身心融为一体。

但是，物之理和王阳明之心最终没能合二为一，仍然是判若两物。王阳明心中沉郁，旧疾复发。他心中充满了挫败感，深感若想成为圣贤还是需要天分的。在此期间，王阳明在余姚经常游山玩水，偶尔听到道士的养生之道，遂萌发了逃脱尘世、隐遁山林的想法。

考中进士入仕途

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再次参加会试，这次一举成功，名列前茅。后来又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被赐予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前文已述，乡试合格的考生称举人，殿试合格的考生称进士。参加殿试的考生根据成绩又分为一甲、二甲和三甲。一甲中的前三名，分别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

据收录于《世德纪》的湛甘泉的《阳明先生墓志铭》记载，王阳明在会试时本来是第一名，但由于徐穆(33)的反对，才被列为第二名。另外，王阳明那年参加会试的主考官程敏政因为泄题而遭到弹劾，朝廷命令李东阳重新校阅试卷（大西晴隆《王阳明》）。

王阳明考取进士后，观政工部，负责政府的土木建设工作。朝廷派他前往河南浚县，让他主持建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王越，字世昌，浚县人，明景泰二年（1451）进士，曾任兵部尚书，晚年被任命为三边（大同、延绥、甘宁）总制，为防范鞑靼侵扰立下卓越功勋，后被朝廷封为威宁伯。他曾三次出兵与鞑靼作战，收复了河套地区。王越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有十余年的作战经验，兵法出奇制胜，一旦出兵，必凯旋。

弘治十一年（1498），也即王阳明考取进士的前一年，王越在甘州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谥号“襄敏”，著有《襄敏集》。王越性格豪爽，知人善用，乐于提拔人才，所以部下都甘愿为他赴汤蹈火。

东正堂在《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中提及了一些王越的逸事，由此也可知此人的品格。

一日，天降大雪，王越坐在暖炉旁饮酒取暖，身边还有四位美姫为他弹曲斟酒。恰在此时，一名士兵从前线侦察胡虏敌情归来。王越立即将其招入帐中，听他禀报前方敌情。那名士兵汇报得非常详细，王越大悦，于是将手中的金杯递给他，请他饮酒。之后又问了他几个问题，那名士兵回答得也很好，王越更加高兴，于是让美姫们给士兵弹曲斟酒，并且还将那只金杯赏赐给了他。王越和那名士兵聊天，越聊越高兴，最后干脆将美姫中最漂亮的也赏赐给了他。因此，那名士兵誓死效忠王越。

还有一则逸事：

一天夜里，王越率兵偷袭胡虏阵营，突然狂风大作，吹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士兵们都踌躇不前，希望撤兵回营。这时，一位老兵从队列中走出来，对天空大喊“天助我也”！王越听到后，更加坚定了偷袭胡虏阵营的决心，觉得这种天气正是上天赐给自己的好时机。于是他立即下马，走到那名老兵面前，向他行礼，对他的提醒表示感谢。

王阳明年轻时奉朝廷之命建造王越墓，晚年时和王越一样奇袭敌营，立下赫赫战功，二人在冥冥之中似乎有着某种因缘。

王阳明还没考取进士时，一天夜里突然梦见威宁伯王越。在梦中，王越解下腰间宝剑，把它送给王阳明。王阳明醒来之后对他人说：“吾当效威宁，以斧钺之任垂功名于竹帛，吾志遂矣。”

王阳明没有说错，他的这个梦最终变成了现实。

王阳明非常崇拜王越的兵法，所以当他来到浚县后，立即向王越的后人询问王越的兵法。王越的后人也很乐意将自己所知的兵法告诉他。王阳明很快便将兵法应用到了建造坟墓中。他用“什伍之法”来管理民工，每十个人或者五个人分为一组，组内人员负有连带责任。这样一来，管理就轻松多了。闲暇之时，他还会推演诸葛亮的八卦阵(34)，以锻炼自己排兵布阵的能力。

坟墓竣工之后，王越家人为答谢王阳明，送来一些黄金和布帛，被他拒绝了。后来，王越家人又将威宁伯的佩剑作为礼物送给王阳明，这正好与王阳明梦中的情景一样，于是他欣然接受了。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王阳明前往浚县时，没有乘轿，而是骑马。当行至一处险隘之地时，坐骑受惊，将王阳明摔在地上。王阳明胸部受到撞击，当时就吐血了。随行人员担心他的安全，都劝他乘轿，但王阳明认为这是一个锻炼骑马的好机会，于是坚持继续骑马前行。有人推测王阳明后来患上肺病，可能与他的这次受伤有关。

其实王阳明的肺病早已有之。《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了他年轻时数次“染疾”以及“旧疾复发”的情况，此处的“疾”，应该就是肺病，无非是症状较轻而已。

上陈边防策

王越的坟墓竣工之后，王阳明回到京城。当时有彗星从京城上空扫过，被认为是不祥之兆，又加上鞑靼正在侵扰西北边陲，明孝宗深感忧虑。王阳明年轻时就深切关注边境防务，值此内忧外患之际，他立即上了一篇《陈言边务疏》，内陈“边务八策”。

在上书中，王阳明通过古今之实例来阐述兵法，强调边境防务要慎重务实。他首先痛陈时政之弊，写道：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辕改辙之机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之者矣。

新进小臣，何敢僭闻其事，以干出位之诛？至于军情之利害，事机之得失，苟有所见，是固刍荛之所可进，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为而不可之有？虽其所陈，未必尽合时论，然私心窃以为必宜如此，则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于言也。

接着他又列出了自己的“边务八策”：

第一策：蓄材以备急

王阳明给出的解释是：

臣惟将者，三军之所恃以动，得其人则克以胜，非其人则败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边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会议推举，固已仓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无可以继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敌制胜，其将何恃而能乎！

夫以南宋之偏安，犹且宗泽、岳飞、韩世忠、刘锜之徒以为之将，李纲之徒以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冲突；今以一统之大，求其任事如数子者，曾未见有一人。万如虏寇长驱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御之？若之何其犹不寒心而早图之也！

臣愚以为，今之武举仅可以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足以收韬略统驭之才。今公侯之家虽有教读之设，不过虚应故事，而实无所裨益。诚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择文武兼济之才，如今之提学之职者一人以教育之，习之以书史骑射，授之以韬略谋猷；又于武学生之内，岁升其超异者于此，使之相与磨砻砥砺，日稽月考，别其才否，比年而校试，三年而选举。至于兵部，自尚书以下，其两侍郎使之每岁更迭巡边，于科道部属之内择其通变特达者二三人以从，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远近，边关之要害，虏情之虚实，事势之缓急，无不深谙熟察于平日；则一旦有急，所以遥度而往莅之者，不虑无其人矣。

王阳明认为举用人才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挑选纸上谈兵之人，而是要注重实地训练，挑选真正的有用之才，这样才能确保一旦边境有急，能够迅速应对。

第二策：舍短以用长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惟人之才能，自非圣贤，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惩于前，而后有所警于后。

吴起杀妻，忍人也，而称名将；陈平受金，贪夫也，而称谋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顾上之所以驾驭而鼓动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于仓卒艰难之际，而必欲拘于规矩绳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

臣尝闻诸道路之言，曩者边关将士以骁勇强悍称者，多以过失罪名摈弃于闲散之地。夫有过失罪名，其在平居无事，诚不可使处于人上；至于今日之多事，则彼之骁勇强悍，亦诚有足用也。且被摈弃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奋励。

今诚委以数千之众，使得立功自赎，彼又素熟于边事，加之以积惯之余，其与不习地利、志图保守者，功宜相远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是所谓“使过”也。

“使功不如使过”，可以称得上是一条妙策。王阳明在晚年平定地方叛乱时，就使用过这一妙策。他敢于使用归顺之士去讨伐其他叛贼，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后来王阳明说过：“善恶两端，非冰炭相反，实乃一物耳。”

这句话其实是从程颢那里来的。程颢曾说：“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

王阳明年轻时已经有这样的善恶观，所以才提出“舍短以用长”的策略。

第三策：简师以省费

王阳明引用《孙子兵法》解释说：

臣闻之兵法曰：“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孙子兵法·作战篇》）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犹且“日费千金”。今以中国而御夷虏，非漕挽则无粟，非征输则无财，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粮于敌”矣。然则今日之师可以轻出乎？

臣以公差在外，甫归旬日，遥闻出师，窃以为不必然者。何则？北地多寒，今炎暑渐炽，虏性不耐，我得其时，一也；虏恃弓矢，今大雨时行，觔胶解弛，二也；虏逐水草以为居，射牲畜以为食，今已蜂屯两月，边草殆尽，野无所猎，三也。

以臣料之，官军甫至，虏迹遁矣。夫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师旅既行，言已无及，惟有简师一事，犹可以省虚费而得实用。

夫兵贵精不贵多，今速诏诸将，密于万人之内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余皆归之京师。万人之声既扬矣，今密归京师，边关固不知也，是万人之威犹在也，而其实又可以省无穷之费。岂不为两便哉？况今官军之出，战则退后，功则争先，亦非边将之所喜。彼之请兵，徒以事之不济，则责有所分焉耳。今诚于边塞之卒，以其所以养京军者而养之，以其所以赏京军者而赏之，旬日之间，数万之众可立募于帐下，奚必自京而出哉？

“简师以省费”是以上所述的主旨，王阳明在晚年时也使用过这一策略。

第四策：屯田以给食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惟兵以食为主，无食，是无兵也。边关转输，水陆千里，踣顿捐弃，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此之谓也。

今之军官既不堪战阵，又使无事坐食以益边困，是与敌为谋也。三边之戍，方以战守，不暇耕农。诚使京军分屯其地，给种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则授甲归屯，遥为声势，以相犄角；寇去仍复其业，因以其暇，缮完虏所拆毁边墙、亭堡，以遏冲突。如此，虽未能尽给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输馈矣。此诚持久俟时之道，王师出于万全之长策也。

正如孙子所谓，长途运输兵粮实为用兵之大忌，所以王阳明建议用兵屯田。

第五策：行法以振威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李光弼之代子仪也，张用济斩于辕门；狄青之至广南也，陈曙戮于戏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强之虏。

今边臣之失机者，往往以计幸脱。朝丧师于东陲，暮调守于西鄙，罚无所加，兵因纵弛。如此，则是陛下不惟不置之罪，而复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惮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

今总兵官之头目，动以一二百计，彼其诚以武勇而收录之也，则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辈非势家之子弟，即豪门之夤缘，皆以权力而强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剥，骚扰道路；仗势以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戎之怨。为总兵者且复资其权力以相后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于法，又敢斩之以殉乎？是将军之威，固已因此辈而索然矣，其又何以临师服众哉！

臣愿陛下手敕提督等官，发令之日，即以先所丧师者斩于辕门，以正军法。而所谓头目之属，悉皆禁令发回，毋使渎扰侵冒，以挠将权，则士卒奋励，军威振肃。克敌制胜，皆原于此。不然，虽有百万之众，徒以虚国劳民，而亦无所用之也。

在这一对策中，王阳明直陈军法之混乱，军威之无存，指出军律严明才是制胜之根本，敦促皇上要自我振作。王阳明认为，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之心非常重要。他的这一观点和孙子的观点相同。

第六策：敷恩以激怒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杀敌者，怒也”（《孙子兵法·作战篇》），今师方失利，士气消沮。三边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则其宗族亲戚也。今诚抚其疮痍，问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无怨尤，则生者自宜感动。

然后简其强壮，宣以国恩，喻以虏仇，明以天伦，激以大义。悬赏以鼓其勇，暴恶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砺。务与之俱杀父兄之仇，以报朝廷之德。则我之兵势日张，士气日奋，而区区丑虏有不足破者矣。

兵家认为，士兵的怒气会演变为杀敌的动力。王阳明在这一策中详细阐述了激发士兵怒气的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宣以国恩，二是明以大义。

第七策：捐小以全大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之《兵法》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孙子兵法·兵势篇》），又曰：“佯北勿从，饵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谓也。

今虏势方张，我若按兵不动，彼必出锐以挑战。挑战不已，则必设诈以致师，或捐弃牛马而伪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诈溃而埋伏，或潜军而请和，是皆诱我以利也。信而从之，则堕其计矣。

然今边关守帅，人各有心。虏情虚实，事难卒辩。当其挑诱之时，畜而不应，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为当救，一以为可邀，从之，则必陷于危亡之地；不从，则又惧于坐视之诛。此王师之所以奔逐疲劳，损失威重，而丑虏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纵，许以便宜。其纵之也，不以其坐视。其捐之也，不以为失机。养威为愤，惟欲责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问。则我师常逸而兵威无损，此诚胜败存亡之机也。

王阳明指出，不中敌人的圈套，不使王师奔逐疲劳，“我师常逸”，“兵威无损”，此乃制胜安国之道。

第八策：严守以乘弊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军形篇》）。盖中国工于自守，而胡虏长于野战。今边卒新破，虏势方剧，若复与之交战，是投其所长而以胜予敌也。为今之计，惟宜婴城固守，远斥候以防奸，勤间谍以谋虏；熟训练以用长，严号令以肃惰；而又频加犒享，使皆畜力养锐。譬之积水，俟其盈满充溢，而后乘怒急决之，则其势并力骤，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

昔李牧备边，日以牛酒享士，士皆乐为一战，而牧屡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奋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后从之，是以一战而破强胡。

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师既逸，我守既坚，我气既锐，则是周悉万全，而所谓不可胜者，既在于我矣。由是，我足，则虏日以匮；我盛，则虏日以衰；我怒，则虏日以曲；我逸，则虏日以劳；我坚，则虏日以虚；我锐，则虏日以钝。

索情较计，必将疲罢奔逃；然后用奇设伏，悉师振旅，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迎邀夹攻，首尾横击。是乃以足当匮，以盛敌衰，以怒加曲，以逸击劳，以坚破虚，以锐攻钝，所谓胜于万全，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者也。

王阳明在这一策中指出，《孙子兵法》中的“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正是对付胡虏的良策。

王阳明在“边务八策”的结尾处写道：

右臣所陈，非有奇特出人之见，固皆兵家之常谈，今之为将者之所共见也。但今边关将帅，虽或知之而不能行，类皆视为常谈，漫不加省。势有所轶，则委于无可奈何；事惮烦难，则为因循苟且。是以玩习弛废，一至于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敕兵部将臣所奏熟议可否，传行提督等官，即为斟酌施行。毋使视为虚文，务欲责以实效，庶于军机必有少补。臣不胜为国惓惓之至！

通过这篇上书，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年轻时就对《孙子兵法》很有研究，甚至可以说精通。虽然王阳明当时年仅二十八岁，但他已经具备了大战略家的眼光。后来，王阳明能够荡尽南方诸贼、平定宸濠之乱，也是意料之中的。王阳明的这些作为都是普通儒生很难达到的。

《阳明先生集要》的编写者施邦曜(35)高度赞扬王阳明的“边务八策”，称“阳明先生的‘边务八策’胜过《孙子兵法》十三篇”（大西晴隆《王阳明》）。近年来，水野实和永富青地还完成了对尚存于中国的《阳明兵策》的收集整理、解说和日译工作。

审查江北囚徒

弘治十三年（1500），王阳明二十九岁。是年六月，他出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明朝刑部下设十三清吏司，负责各省诉讼事务，云南清吏司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所以王阳明异常繁忙。七月，提牢厅(36)重修。九月，重修完毕。提牢厅的主事是每月轮番制，由十三个清吏司的主事轮流担任。十月，恰值王阳明负责提牢厅事务。王阳明当时身患咳嗽之疾（支气管结核），他在《提牢厅壁题名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九）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无恙，一遇纷扰，且支离厌倦，不能酬酢，况兹多病之余，疲顿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强之日。”

但王阳明当时丝毫没有受疾病所扰，他励精图治，制定了狱中规则，并为后世所沿用。（大西晴隆《王阳明》）

弘治十四年八月，王阳明三十岁，受命前往直隶和淮南地区审查犯人。在和当地的地方官员仔细沟通之后，王阳明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弘治十五年，审查完毕后，王阳明原本打算回京复命，但由于旧病复发，只好作罢。

弘治十五年八月，他上奏《乞养病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希望能够回家乡治疗。他在疏中写道：

切缘臣自去岁三月，忽患虚弱咳嗽之疾，剂灸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谢去药石，医师不可，以为病根既植，当复萌芽，勉强服饮，颇亦臻效。

及奉命南行，渐益平复。遂以为无复他虑，竟废医言，捐弃药饵。冲冒风寒，恬无顾忌，内耗外侵，旧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扬州，转增烦热，迁延三月，尪羸日甚。心虽恋阙，势不能前。追诵医言，则既晚矣。

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臣之致此，则是不信医者逆耳之言，而畏难苦口之药之过也。今虽悔之，其可能乎！

臣自惟田野竖儒，粗通章句；遭遇圣明，窃禄部署。未效答于涓埃，惧遂填于沟壑。蝼蚁之私，期得暂离职任，投养幽闲，苟全余生，庶申初志。伏望圣恩垂悯，乞敕吏部容臣暂归原籍就医调治。

从这道疏中可以看出，王阳明审查完江北囚徒之后，一度北上，打算回京复命。但在弘治十五年五月行至扬州时，突然病情加重，继而卧床不起。迫不得已，他只好向朝廷请假，乞求回乡养病。

疏中还透露出，王阳明在弘治十四年三月已经患病，也就是在前往直隶和淮南地区的五个月之前。

《阳明先生行状》中记载了王阳明当时患病的原因。王阳明白天在衙署伏案起草公文，处理日常事务，晚上回家之后也不歇息，秉烛夜读“五经”和秦汉书籍，诗文日益精进。父亲龙山公担心他积劳成疾，就命令用人不要把灯带入阳明的书房。王阳明怕父亲担心，就等父亲就寝之后再点灯读书，通常都会读到深夜，最终因劳累过度染上呕血之疾。

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王阳明在诗文雕琢方面下了大功夫。此外，王阳明旧疾复发，以致不能回京复命，可能还跟他游览九华山有关。

求道访仙

弘治十五年（1502），王阳明三十一岁。是年春天，他审查完江北囚徒之后，前往道教名山茅山游玩。在茅山，他偶遇同在茅山游玩的丹阳人士汤云谷。汤云谷当时也向往神仙之学，还向王阳明详细介绍了呼吸屈伸之术和凝神化气之道。

王阳明和汤云谷登上“三茅(37)之巅”，在洞窟中小憩，于道观中休息，踏访陶弘景(38)留下的遗迹，慨叹现世之秽浊，飘然有脱屣人间之志。王阳明在《寿汤云谷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中写道：“予时皆未之许也。”

王阳明生来身体孱弱，一直对神仙的超脱境界羡慕不已，这一念头萦绕在他心头多年。后来，他终于悟得道教神仙之不足，迎来了自己思想的大转变。汤云谷最初也是向往道教神仙的，但最终还是踏入了官场。十二年后，王阳明和汤云谷再会于丹阳。

王阳明从茅山下来之后，又前往位于青阳县西南方的九华山游玩。该山也称九子山，因山峰酷似九瓣莲花，故又称九华山。九华山是地藏王菩萨的道场，至今还保留着诗仙李白的书斋。关于王阳明游览九华山的具体时间，不同文献的记载稍有差异。《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的时间不是弘治十五年春天，而是弘治十四年。

王阳明登上九华山后，遍访无相寺和化城寺等古刹，并下榻化城寺。九华山有五个洞窟，此外还有山岭十一座、山泉十七处、水源两处，溪川渊池等名胜众多。王阳明夜宿古刹，白天观奇览胜，心中充满无限感慨，于是作赋一首，题曰《九华山赋》（《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他在赋中写道：

嗟有生之迫隘，等灭没于风泡；亦富贵其奚为？犹荣蕣之一朝。旷百世而兴感，蔽雄杰于蓬蒿。吾诚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呶呶！

已矣乎！吾其鞭风霆而骑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抟鹏翼于北溟，钓三山之巨鳌。道昆仑而息驾，听王母之云璈。呼浮丘于子晋，招句曲之三茅。长遨游于碧落，共太虚而逍遥。

王阳明在赋中感慨人生如梦，荣华富贵犹如木槿之花，朝荣夕逝。他慨叹自己虽有几分雄杰之质，虽然没有被俗情所迷惑，但仍是一无所获，如同这草木一样正在慢慢腐朽，真是遗憾至极。成事者，不应介意周边小人的诽谤，要真正为民办事，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样的济世之业，自己至今都没能完成。于是，王阳明不由得羡慕起道教神仙，羡慕那种超脱尘世秽浊的境界，羡慕那种志存高远的精神。

九华山无相寺地藏殿。王阳明年轻时沉溺于佛教、老庄思想，又喜游山玩水，无相寺是他拜访过的古刹之一。

但是，王阳明在赋的结尾处写道：“乱曰：蓬壶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华之矫矫兮，吾将于此巢兮。匪尘心之足搅兮，念鞠育之劬劳兮。苟初心之可绍兮，永矢弗挠兮！”

王阳明因为牵挂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父亲和祖母，所以不忍弃世入山，如果没有这些羁绊，他也许早就出家修行去了。或许正是这份念及“鞠育之劬劳”之心，才让他最终悟出佛教、老庄思想之不足，转而笃信儒学。

因为思慕超脱尘世的神仙之境，王阳明才会游览茅山和九华山。当他听闻有道士在九华山中修行，就萌发了前去拜访以探寻神仙养生之道的念头。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王阳明夜宿化城寺，恰巧碰见一位姓蔡的道士正在大堂中静坐。这位道士蓬头垢面，衣服破烂不堪，似癫若狂。王阳明心想这定非凡人，于是毕恭毕敬地上前打招呼：“请问神仙可学否？”

道士摇头回答说：“尚未，尚未。”

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屏退左右侍从，将道士引入后亭，再次行礼，又问了同样的问题，但是道士仍然摇头回答：“尚未，尚未。”

王阳明没有作罢，继续恳求不已。最终道士对他说：“汝自谓拜揖尽礼，我看你一团官相，说甚神仙？”

王阳明听后，大笑而去。蔡道士的一番话恰巧击中了王阳明的内心。

王阳明又听说九华山的地藏洞中有一位老道正在修行。这位老道坐卧松毛，不食人间烟火。王阳明非常好奇，决定立刻前往拜访此人。他扶着树木爬上悬崖，一直爬到山顶，见一老道正蜷腿熟睡。王阳明坐在旁边，用手抚摸老道的脚。过了好一会儿，老道才醒来，发现有人坐在旁边，惊讶不已。他问王阳明：“如此危险，安得至此？”

阳明回答：“欲与长者论道，不敢辞劳也。”

老道被王阳明的热忱所打动，将佛教和道教的要义直言相告，后来又将话题转到儒学上：“周濂溪（周敦颐）、程明道（程颢），是儒者中两个好秀才。朱考亭（朱熹）是个讲师，只未到最上一乘。”

王阳明非常喜欢老道的谈论，乃至天色已晚都不肯归去，但最终也只好作罢。翌日，王阳明又去拜访老道，但老道已徙居他处。有诗为证：“路入岩头别有天，松毛一片自安眠。高谈已散人何处，古洞荒凉散冷烟。”

这是《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一首诗，至于是否是王阳明本人所作，已无从考证，但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王阳明当时的心境。

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四十九岁。时隔十九年后，他再次拜访化城寺，并作诗两首，题曰《重游化城寺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在第一首诗中，他回忆了自己当时游览九华山的情景：

爱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

鸟道渐非前度险，龙潭更比旧时清。

会心人远空遗洞，识面僧来不记名。

莫谓中丞喜忘世，前途风浪苦难行。

“会心人远空遗洞”，知己已远去、空留一山洞，指的就是地藏洞中的老道。

结交“明前七子”

在明朝弘治和正德年间（1488—1521），文学界活跃着七大才子，人称“前七子”，分别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39)、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在嘉靖年间（1522—1566），又出现了七大才子，人称“后七子”（又称“嘉靖七子”），分别是李攀龙、宗臣、梁有誉、谢榛、王世贞、徐中行和吴国伦。这些人后来又被并称为“前后七子”，他们提倡复古，文必言秦汉，诗必称盛唐，才思泉涌，睥睨天下。

宋代的诗歌注重思想性和哲学性，因此又被称为“理学诗”。宋代的知识分子喜好禅学，受其影响，宋代诞生了提倡性理学(40)的“新儒学”。宋代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唐代人所追求的“外观性文化”，而是喜欢探究事物存在的根本，喜欢探求事物成立的原因。宋代文化是理性的、内观性的，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文学界，所以宋代诗歌倾向于表现事物之“理”。

一般来说，对唐诗持较高评价的人，往往会贬损宋诗。宋代的“理诗”充满思想性，历代诗人中写“和陶诗”(41)最多的就是宋代诗人。如果从诗歌的思想性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应该贬损宋诗。

王阳明晚年时，其哲学思想逐渐成熟，其诗歌的思想性也变得越来越强。

按照世俗的说法，宋代以后，诗歌衰落，但进入明代后，由于李梦阳和何景明等人的复古运动，使明诗出现了一段小高潮。就在这一时期，王阳明结识了这群才子，和他们切磋诗歌技艺，唱和赋诗。

佐藤一郎曾援引铃木虎雄在《李梦阳年谱略（附：关于李梦阳与王阳明的交游及〈空同集〉）》（《艺文》第20卷第1号）中指出：

《空同集》中有《甲申中秋寄阳明子》五言律诗一首……王阳明壮年时“沉溺”于辞章，“沉溺”是“用情颇深”之意。弘治十一年，李梦阳任兵部主事时，开始提倡古文辞令。王阳明从弘治十年开始一直到正德二年被贬谪到贵州龙场为止，这段时间一直身处京师。王阳明正是在这一时期和李梦阳等人相识。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一年，王阳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辞章艺能难以达到至善至精的水平。弘治十八年，他痛感学者沉溺于辞章记诵而不知身心之学，于是决定把复兴儒学当作自己的重任。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翰林院庶吉士(42)湛甘泉……在涉及王阳明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他学习古诗的记载，却没有他和李梦阳交往的任何记录，可能是后人在编写这些集子的时候，把很多跟理学没多大关系的内容都删除了的缘故。（佐藤一郎《明清时代对王阳明诗文的评价》，《国学院杂志》第86卷第11号）

《阳明先生年谱》中关于王阳明审查完江北囚徒、乞求回家养病的记载存在一些错误。《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是他在弘治十五年五月，审查完江北囚徒后回京复命，然后到八月，感觉身体不适，这才上书乞求回家养病。而真实的情况应该是：王阳明根本没有回京。到扬州后，王阳明就因病情突然加重，在扬州请假，后来得到朝廷应允，便从扬州直接回家乡余姚了。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在和京师旧友谈论古体诗文时，曾说过：“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

《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这处记载可能也存在错误。王阳明真正悟得辞章记诵之弊端，应该是在他归乡之后，而不应该是在京城之时。据王阳明的高徒王龙溪记载，王阳明在归乡之后曾教导他说：“使学如韩、柳(43)，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44)为期，非第一等德业乎？”

此外，《传习录》上卷还记载了王阳明排斥空洞诗文的论述：

退之（韩愈），文人之雄耳。文中子(45)，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

王阳明二十多岁时曾与明前七子交往，学习古体诗文。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悟出辞章之学的不足。至于王阳明和明前七子具体是如何交往的，已无从得知。

但是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四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徐昌国墓志》（《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其中记述了他和徐祯卿的交往。此外，余重耀编写的《阳明先生传纂》附《阳明弟子传纂》卷三中的《南中王门弟子传》也收录了徐祯卿的传记：“徐祯卿，字昌谷，又字昌国，吴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少时和祝枝山、唐伯虎、文徵明齐名，并称‘吴中四才子’。登进士后，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交往颇深，二十三岁（实为三十三岁）卒于京师。著有《迪功集》六卷，附《谈艺录》一卷。”

清代毛奇龄将徐祯卿认作是王阳明的弟子，其实这是不对的。王阳明在《徐昌国墓志》中写道：“始昌国与李梦阳、何景明数子友，相与砥砺于辞章，既殚力精思，杰然有立矣。一旦讽道书，若有所得，叹曰：‘弊精于无益，而忘其躯之毙也，可谓知乎？巧辞以希俗，而捐其亲之遗也，可谓仁乎？’于是习养生。”

据此可知，徐祯卿受过道士的点化，向往道教的玄虚之境，他还研习过养生之术，期望长寿。

正德五年，王阳明三十九岁。是年冬天，王阳明返回京城。据《徐昌国墓志》记载，王阳明与李梦阳、何景明等明前七子都是好友，并且都曾沉溺于佛学、老庄思想。徐祯卿获悉王阳明抵京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刻前来拜访，并与王阳明一起探讨摄形化气的养生之术。当时，广东增城的湛甘泉也正好在座，徐祯卿和湛甘泉意见不合，最后沮丧而去。

第二天，徐祯卿前来继续和王阳明探讨养生之道，王阳明笑而不语，于是他干脆在王阳明家中住了一宿，并问王阳明：“吾授异人五金八石(46)之秘，服之冲举可得也，子且谓何？”

王阳明还是笑而不答，徐祯卿接着又问：“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兑敛华而灵株是固，斯亦去之竞竞于世远矣。而子犹余拒然，何也？”

徐祯卿画像。“明前七大才子”之一的徐祯卿在和王阳明接触之后，转而笃信圣学。

王阳明仍然笑而不应。徐祯卿沉默了好一会儿，问王阳明：“子以予为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无；践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将去知故而宅于埃壗之表，子其语我乎？”

这次王阳明终于开口了：“谓吾为有秘，道固无形也；谓吾谓子非，子未吾是也。虽然，试言之。夫去有以超无，无将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为偶矣。而固未尝超乎！而固未尝融乎！夫盈虚消息，皆命也；纤巨内外，皆性也；隐微寂感，皆心也。存心尽性，顺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趋舍于其间乎？”

徐祯卿点头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他又问王阳明：“冲举有诸？”

阳明回答说：“尽鸢之性者，可以冲于天矣；尽鱼之性者，可以泳于川矣。”

徐祯卿回应道：“然则有之。”

王阳明接着说：“尽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

徐祯卿听罢，低头沉思，突然猛地站起来，对王阳明说：“命之矣！吾且为萌甲，吾且为流澌，子其煦然属我以阳春哉！”

数日之后，徐祯卿前来道谢：“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几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惧不足以致远，则何如？”

王阳明问他：“悸乎？”

他回答说：“生，寄也；死，归也。何悸？”

这说明，徐祯卿当时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此后，二人就再也没见面。数月之后，突然有人来报徐祯卿去世，王阳明便和湛甘泉前往凭吊，并与徐祯卿的后人聊起家常。徐祯卿的长子伯虬对二人说：“父昌国垂殁，整衽端坐，托徐子容以后事。子容泣，昌国笑曰：‘常事耳。’谓伯虬曰：‘墓铭其请诸阳明。’气益微，以指画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余遂不可辨，而神气不乱。”

通过上文可知，王阳明早年在京师时，曾和徐祯卿探讨过道教养生之术，后来他被贬谪到贵州龙场。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返回京城。此时的王阳明，已开始带头批判辞章记诵之学和佛学、老庄思想，并与湛甘泉一起提倡圣学。《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学者溺于辞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

当时的徐祯卿已经从辞章之学转向道教养生之术。既然他来拜访王阳明，王阳明当然会劝他放弃道教养生之术而转向儒学。徐祯卿在和王阳明接触之后，终于从佛学、老庄思想的空、虚无世界中解脱出来，转而笃信圣学。王阳明爱惜徐祯卿之才，一直想把他引上圣学之路，但他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来劝说徐祯卿，而是靠自己的感召力把徐祯卿引向了圣学。但没过多久，徐祯卿就病逝了。徐祯卿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三岁。王阳明觉得非常可惜，于是为他写了墓志铭。

前文已述，弘治十五年（1502），王阳明就已悟得辞章之学的不足。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开始在京城提倡儒学。宋儒的“文以载道”思想最终帮助王阳明悟出了辞章之学的不足，但他在此期间修习的古文功底为他的诗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阳明后来之所以能够写出那么多“达意”的文章，和这一时期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在《王文成公全书》中，王阳明使用古文写的文章一共有两篇：一篇是弘治九年二十五岁时写的《太白楼赋》，另一篇是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时写的《九华山赋》。

王阳明三十一岁返乡，悟出辞章之学之不足。收录于《王文成公全书》中的诗歌都是王阳明三十一岁之后作的，之前的诗歌一首也没有。王阳明早年可能和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一起合写过诗，但是没有一首留存下来。这可能是因为钱绪山等弟子在编写《王文成公全书》时，将恩师王阳明沉溺于辞章时的诗歌刻意删除了。

浜隆一郎评价王阳明的诗文说：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道德、学问和事功，三者兼备才能成为伟人。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人物，能够做到三者兼备的只有三人：三国的诸葛亮、明朝的王阳明、清朝的曾国藩。三人品格高尚，学问精深，并且都有征战沙场之功。如果单从做学问来看，由于诸葛亮修习申、韩(47)刑名之学，不能算作正学，故王阳明的学问是三人之首。王阳明是继孔孟之后，与朱熹齐名的旷世大儒。

若比较三人的诗文，诸葛亮和曾国藩都不及王阳明。诸葛亮存世的文章中，脍炙人口的仅有《出师表》和《梁甫吟》（是否为其所作，后世有异议），曾国藩留世的则仅有一部《曾文正公全集》。

王阳明的文章以苏洵为范，但在博大昌达方面又远超苏洵，文章实乃明朝之首。日本学者河内屋藤四郎编集的《王阳明文粹》成为后世文章的典范。王阳明的诗歌秀逸高雅，普通诗人难以企及。仅从他十一岁时作的两首绝句，便可知他天资聪颖，恃有诗才。后来王阳明沉溺于辞章，也是必然的。

王阳明既反对文章复古，也排斥外表华丽、败絮其中的八股文。他主张文章要写实，要注重内涵。随着他思想的成熟，他所写的文章的内涵也越来越精妙。其实这一状态是很难企及的，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肯定下了不少功夫。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五十五岁。是年，他给高徒邹东廓写了一封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六），其中写道：

书院记文，整严精确，迥尔不群，皆是直写胸中实见，一洗近儒影响雕饰之习，不徒作矣……后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虚文相诳，略不知有诚心实意。流积成风，虽有忠信之质，亦且迷溺其间，不自知觉……今欲救之，惟有返朴还淳是对症之剂。故吾侪今日用工，务在鞭辟近里，删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里，删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须讲明致良知之学。

在王阳明心中，“鞭辟近里”“删削繁文”才是真文章。王阳明恪守儒家传统，推崇文以载道，此处的“道”指的是“心中的天理”。王阳明的文章的一大特色就是“直写胸中实见”，重在表现这种“心中的天理”。在这一点上，他和陈献章有些相似。总而言之，王阳明的文章已经超越了复古派的框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

明朝末年，王阳明的思想风靡一时，其文章也受到高度评价。归有光(48)虽然是朱子学者，但他对于王阳明的文章给予了很高评价，他将王阳明、方孝孺(49)、宋景濂和王祎并列为四大文豪，而且将王阳明列为首位。茅坤(50)评价王阳明说：

八大家以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记学、记尊经阁(51)等文，程、朱所欲为而不能者。江西辞爵及抚田州等疏，唐陆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即如浰头及桶冈军功等疏，条次兵情如指诸掌。况其设伏出奇、先后本末，多合兵法。嗟乎！公固百代殊绝人物，区区文章之工与否，所不暇论。予特附揭于此，以见我本朝一代之文豪，而后世之品文者，当自有定议云。

但是，清代以后，阳明学受到激烈批判，对阳明文章的评价也变得非常低（佐藤一郎《明清时代对王阳明诗文的评价》）。

悟出佛道不足

弘治十五年（1502），王阳明三十一岁。是年，他向朝廷上书，乞求归乡养病。获得批准后，他回到家乡余姚，筑室于四明山之阳明洞。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洞在四明山之阳，故曰阳明。山高一万八千丈，周二百一十里，道经第九洞天也。为峰二百八十有二，其中峰曰芙蓉峰，有汉隶刻石于上，曰‘四明山心’。其右有石窗，四面玲珑如户牖，通日月星辰之光。先生爱其景致，隐居于此，因自号曰阳明。”

大西晴隆介绍阳明洞说：

明人张鼎思的《琅玡代醉篇》卷三中引用了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薛应旂(52)的一句话，“宛委山上有石匮，壁中有孔穴，号阳明洞，即《归经》中所云三十六洞天之十一洞天也。”

绍兴宛委山阳明洞。世间有三处阳明洞，一为宛委山的阳明洞，二为贵阳龙场的阳明小洞天，三为江西龙南的阳明别洞。时光流转，昔日其景致为阳明先生所喜爱的阳明洞如今杂草丛生。

……

道教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之说。洞天福地均为上天派遣群仙治理的地方。《云笈七签》卷二十七中收录的“洞天福地部”中的《天地宫府图》把会稽山洞定为三十六小洞天的第十小洞天，其中写道：“会稽山洞周回三百五十里，名曰极玄大元山，在越州山阴县镜湖中，由仙人郭华治之。”此外，《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的记载和以上所述稍有差异：“会稽山极玄阳明洞天三百里，在越州会稽县，夏禹探书。”唐代学者李宗谔(53)编修的《龙瑞观·禹穴(54)·天经》中也有会稽山洞的记载，他引用的是《龟山白玉经》中的“会稽山周回三百五十里，名阳明洞天”。

前文所谓的“筑室于阳明洞”，可能就是王阳明在会稽山山脚下搭了一个草堂。（大西晴隆《王阳明》）

在大西晴隆看来，“阳明洞”并不是指真的山洞。阳明洞共有三处，其中一处就是上文所言的四明山阳明洞。但是根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阳明学专家的调查发现，阳明洞并不是位于四明山之阳，而是在四明山之阴，也就是现在禹王庙所在的位置。其他两处阳明洞都是王阳明亲自取的名字。

第二处阳明洞位于贵州龙场，王阳明称其为“阳明小洞天”。它是个钟乳洞，能容纳百人左右。

第三处阳明洞位于江西南部，王阳明称其为“阳明别洞”。当时王阳明在江西征讨叛贼，来到玉石双洞天之后，特别喜欢这里的景致，取名“阳明别洞”。后来，王阳明还再次拜访过此地。

前两处阳明洞都不能算山洞，只有第三处阳明洞才真正称得上是山洞。

此外，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序》中记载：“筑室于阳明洞天。”

在《阳明先生行状》中，黄绾写道：“养病归越，辟阳明书院，究极仙经秘旨，静坐，为长生久视之道，久能预知。”

据说，王阳明在草堂中修习神仙导引之术一个月之后，感觉阳神(55)已经能够从身体中自由出入，而且还能够预知未来。有一天，他对身边的童子说：“有四位相公来此相访，汝可往五云门迎之。”

童子来到五云门静候，果见王文辕、许璋等四人前来拜访。此四人都是王阳明的好友，童子将受王阳明差遣、特意前来相迎一事告知四人。四人都颇感诧异，见到王阳明之后，问他：“子何以预知吾等之至？”

王阳明笑着回答说：“只是心清。”

这种预知未来的记载古已有之，又被称作“透视眼”或者“千里眼”。北宋程颐曾听说一位隐士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觉得他可能是一位圣贤，所以特意前去拜访，结果大失所望，因为那位隐士并非圣贤。后来程颐得出结论，只要做到心清，谁都可以预知未来。

儒学中也有预知未来的说法，如《中庸》中就有：“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诚如神。”

后来经常有人前来拜访王阳明，向他请教吉凶祸福。不可思议的是，王阳明大多都能言中。众人都夸赞他，以为是得道的缘故，但是王阳明说：“此簸弄精神，非正觉也。”随后绝口不言，不再为他人预知未来。王阳明追求心的宁静，希望脱离尘网，弃绝杂念，渴望超然出世的隐遁。

《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中记载了他在归乡养病期间作的《归越诗》三十五首。通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窥见王阳明当时访寺问仙、倾慕仙境的情怀，也可以看到他希望超脱世俗、无念无思的愿望。以下是其中两首绝句：

人间酷暑避不得，清风都在深山中。

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

*

两到浮峰兴转剧，醉眠三日不知还。

眼前风景色色异，惟有人声似世间。

王阳明当时正像诗中“池边一坐即三日”和“醉眠三日不知还”所描绘的那样，独坐于深山之中，弃绝一切俗念，在融通无碍的世界中畅游。

在这一时期的诗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袒裼坐溪石”“醉拂岩石卧”这样风格的诗句，使人不禁怀疑王阳明当时是不是在进行“坐忘”的修行。

“坐忘”是《庄子·大宗师》中的一个词语。《庄子·大宗师》记载了一段孔子和其弟子颜回的对话，其中言及了“坐忘”这一概念，后来逐渐演变成一则寓言：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根据孔子和颜回的对话，可以看出“坐忘”其实就是达到物我两忘境界的一种修行方法。

在《庄子·齐物篇》的开头部分，作者曾用非常优美的文学语言描述过物我两忘的境界：“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天籁”是超脱于现实世界的一种声音，是一种来自上天的声音，这种声音肉眼凡胎听不见。文中的“忘我”“无我”“坐忘”一样，都是谋求超脱现世的修行方法。

《庄子》中的“坐忘”和佛教中的“无相无想”有些相似。“无相”指的是逃脱物质束缚，悟出万法皆空，最终实现内心的清净无垢。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放弃一切牵绊的心境。“无想”是指心无牵挂，超越物相和心相的状态。总而言之，“无相无想”就是万物皆空，不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要求修行者必须放弃七情六欲。

王阳明追求心灵的平静，希望自己也能达到《庄子》中的“坐忘”以及佛教中的“无相无想”的境界，超越世间的一切羁绊。

但在王阳明的心中还有一份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牵挂。他的祖母岑太夫人已经八十多岁了，一直对他疼爱有加，父亲龙山公对他有养育之恩，王阳明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王阳明心里明白，如果不放下这段感情，就不可能达到出世的境界。他也曾努力地去放下，但越是这样去做，心中的牵挂反而越强烈。

踌躇不决之际，他忽然觉悟到：“此孝弟一念，生于孩提。此念若可去，断灭种性矣。此吾儒所以辟二氏。”

至此，王阳明心中的迷雾一扫而空，他悟出了佛学和道教的不足，转而笃信儒学。佛教追求的是弃绝人伦，也就是放弃对亲人的恩爱之念，这完全有悖于王阳明有志于家国民生的志向。

王阳明以孝为本，转而批判佛学、老庄思想，这一转变的意义十分深远。众所周知，孝道是孔孟之教即儒学之根本，也是儒学区别于道教、佛教的关键所在。如果比较陆九渊、王阳明与程颐、朱熹的孝道思想，就会发现陆九渊、王阳明更注重孝道，这也是为什么阳明学者中会出现那么多重孝道的思想家。

程、朱、陆、王虽然都批判道教和佛教，但他们并不是完全否定道教和佛教，对其中一些积极的思想也给予了肯定。比如佛教、老庄思想不同于法家和世俗的现实主义思想，追求的是把人引入永远光明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是好的。但是，如果过于拘泥于此，又会使人泯灭“本性”。他们觉得，道教和佛教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以人为本，没有顾及人的“本性”。

道教认为，“真正的超脱之道就蕴藏在天地万物之中”。佛教主张，“即心即佛”“即身成佛”。由此可见，虽然道教和佛教都主张通过出世来探究道之本源，但求道的最终结果还得回归现实本身。从本源上看，儒学与道教、佛教的出发点不同，儒学主张以人为本，要求直接从现实出发去求道。

在王阳明的观念中，孝道是人本性的流露，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品质，而佛教和道教则将孝道视作假和空。毫不夸张地说，孝道就像横在道教和佛教咽喉处的一把刀。

莫逆之交的影响

上文中提到四位才子曾前往阳明洞拜访王阳明，其中两位是王文辕和许璋。二人的思想对王阳明有一定的影响。

《明儒学案》中的《姚江学案》记载了王文辕和许璋的事迹。此外，耿定向的《天台集》中的《先进遗风》、张履祥的《杨园先生全集》中的《近古录第三》，还特地对许璋做过详细介绍。

王文辕，字司舆，也作思舆，号黄轝子，绍兴山阴人。王文辕成年后，身体多病，故修行静坐隐居之术。此外，王文辕读书喜欢自己体会，不喜欢章句训诂。他曾对别人说：“朱子注说多不得经意。”众人听后，都非常惊讶。

王文辕和王阳明是莫逆之交。他对儒学经典的解释对王阳明有一定影响。

日本古文学派和古文辞学派的儒学家们一直批评朱熹在对经典作注释时杂糅了太多的佛教、老庄思想，但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也不能不说是朱熹的独创。朱熹向来尊重汉唐的训诂之学，并在此基础上对经典进行注释。他的经典注释充满了独创性。

如果读一下王阳明的《传习录》，我们会发现他在很多地方并没有把经典当作经典而对它们做客观的解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发挥。说得极端一点，王阳明是在借解释经典之机阐述自己的思想。这样的经典解释方法在欧美学者中比较常见。据此也可以看出东西方学者做学问的根本性差异。

无论如何，王阳明对经典的解释方法深受王文辕的影响。但是在清代，这一解释方法受到清朝文人的激烈批判。《明史·儒林传》对此评价说：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要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

同情阳明学的明末僧人智旭评价王阳明说：“余每谓明朝功业士，远不及汉、唐、宋，理学则大过之。阳明一人，直续孔颜心脉。”（《灵峰宗论》卷第六之四《西方合论序》）

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王阳明受朝廷之命，前往江西南赣(56)及福建汀、漳二州巡查，平定盘踞当地的贼匪。出发前夕，王文辕对王阳明的弟子说道：“阳明此行，必立事功。”

众人问其缘由，王文辕回答说：“吾触之不动矣。”

王文辕死后，王阳明开始讲授良知之学，时人多有批评非难之声。王阳明愤慨地说：“安得起王司舆于九原乎？”

许璋是王文辕的好友，王阳明在阳明洞养生时，他时常前去拜访。

许璋，字半圭，绍兴上虞人。许璋性格淳厚，潜习“性命之学”，对世事恬淡无欲。此外，他还善权谋之术，精通天文、地理、兵法和奇门遁甲。他曾将诸葛亮的阵法和奇门遁甲之术传授给王阳明。

正德十四年（1519），四十八岁的王阳明果断出兵，迅速平定了宁王宸濠之乱，并且生擒宸濠，立下大功。这和许璋的教诲密不可分。后来王阳明为了报答许璋之恩，赠送给他一些钱财和布帛，但被许璋拒绝了。据说王阳明还经常坐着竹轿去山中拜访许璋。

许璋曾经拜访过陈献章，王阳明应该从他那里听闻过陈献章的心学。陈献章的心学以“静虚”为宗，主张通过静坐来养出“端倪”。王阳明去拜访娄谅时，也可能听过陈献章的心学。但阳明当时年仅十八岁，内心比较单纯，还未受到形形色色的思想的侵扰，对心学的认识也没有那么深。当王阳明和许璋交往时，他的思想成熟了很多，陈献章的心学应该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上。但王阳明从来没有论及陈献章。

前文已述，《明儒学案》的著者黄宗羲在《白沙学案》的序中写道：“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功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

陈献章提倡“端倪”说，王阳明提倡“良知”说，其实在“端倪”说中也可以看到“良知”说的影子。陈献章主张从“静”中养出“端倪”，而王阳明则主张良知的“扩充向上”和“发用流行”。二者虽然同属心学，但一个主“静”，一个主“动”。

阳明学派的唐荆川(57)曾说：“白沙先生尝言，静中养出端倪，此语须是活看。盖世人病痛，多缘随波逐浪，迷失真源，故此耳。”

在唐荆川看来，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开端者，王阳明则是光大者。多亏了王阳明的“主动心学”，陈献章的“主静心说”才能变为“活看”。但是严格来说，陈献章的“主静心学”和陆九渊的“主动心学”在本质上还是不同的，而王阳明继承的正是陆九渊的“主动心学”。

前文已述，陈献章和王阳明的学说虽然同属心学，却存在着静与动之别，这恰恰也是“宋学”和“明学”的区别。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陈献章并不是明代心学的开端，王阳明也不是他的继承者。

朝鲜的李退溪(58)对此评价说：“陈白沙、王阳明之学，皆出于象山，而以本心为宗，盖皆禅学也。然白沙犹未纯为禅，而有近于吾学。故自言其为学之初，圣贤之书无所不讲，杜门累年，而吾此心与此理，未凑泊吻合，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心体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始涣然自信云。”

陈献章画像。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开端者，王阳明则是光大者。不过二者的学说存在着静与动之别。

又说：“至如阳明者，学术颇忒其心，强狠自用。其辩张惶震耀，使人眩惑而丧其所守。贼仁义，乱天下，未必非此人也。”

因为李退溪是纯粹的朱子学者，所以他对陈献章的人品和学问都给予了肯定，而对王阳明则既排斥其学说，又贬低其人品。

王阳明应该从许璋处了解到许多有关陈献章的事迹。后来王阳明和陈献章的弟子湛甘泉、杨景端成为好友，不可能不知道陈献章的事迹和思想，但他为什么从未提及陈献章呢？这可能和王阳明对陈献章的“虚静”“存养”之说不感兴趣有关，此外还可能跟王文辕、许璋尤其是许璋的影响有关。据《明儒学案》中的《许璋传》记载，许璋潜心于“性命之学”，对陈献章的“虚静心学”不感兴趣。

不管怎么说，事实就是王阳明虽然从许璋处了解到陈献章的“虚静心学”，但最终并没有被白沙学所吸引。许璋还教给王阳明权谋之术，使他接触到儒学的“性命之学”和“体认之学”，为其最终转向儒学助了一臂之力。

从佛教和道教中解脱出来、转而笃信儒学的王阳明立志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同时也意识到要实现这一目标须有强健的体魄，于是第二年，即弘治十六年（1503），他来到了西子湖畔疗养身心。

西湖疗养

西湖位于浙江杭州。杭州昔属吴越国，为南宋立都之地。西湖的名山胜水得天独厚，古刹隐士不可胜数，文人墨客往来不绝。王阳明曾经畅游杭州，遍访当地的古刹名寺。

北宋初年著名的隐逸诗人、被后人尊称为“和靖先生”的爱梅之士林逋(59)曾经在西湖居住。林逋是杭州钱塘人，结庐于西湖的孤山，二十年不曾踏入城市半步，并且在草庐旁为自己修建了坟墓。林逋终生未娶，唯喜植梅养鹤，常驾小舟遍游西湖周边的寺庙。林逋有一首咏诵西湖的诗歌，赞美了西湖的景致。

混元神巧本无形，匠出西湖作画屏。

春水净于僧眼碧，晚山浓似佛头青。

栾栌粉堵摇鱼影，兰杜烟丛阁鹭翎。

往往鸣榔与横笛，细风斜雨不堪听。

王阳明也作过两首与西湖有关的诗，题为《西湖醉中漫书二首》。

十年尘海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

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

白凫飞处青林晚，翠壁明边返照晴。

烂醉湖云宿湖寺，不知山月堕江城。

*

掩映红妆莫漫猜，隔林知是藕花开。

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

在第二首诗歌的最后两句中，王阳明说没有必要到莲池旁去赏花，醉卧岸边，自有微风将莲花的芬芳吹到面前。

日本有近江八景，中国有潇湘八景，西湖同样也有十大名胜，被称为“西湖十景”，分别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

王阳明选择了西湖这片风光明媚的胜地来疗养身心，并且一有闲暇，就去拜访当地的古刹。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曾经游览过南屏山的净慈寺和大慈山的虎跑寺。

净慈寺是禅宗名寺，百丈怀海法师曾在此寺教化弟子大慈寰中。此外，法眼宗的道潜和延寿、云门宗的冈照宗本、大通善本都曾在净慈寺修行过。据久须本文雄的调查，当时在西湖地区除了净慈寺和虎跑寺之外，还散落着法镜寺、法净寺、灵隐寺、护国寺、葛仙祠（抱朴道院）和理安寺等古刹。王阳明很有可能也游历过这些古刹。

杭州西湖边的净慈寺。净慈寺是禅宗名寺，王阳明于西湖静养期间曾拜访过该寺。

一日，王阳明去虎跑寺游玩，听闻有一禅僧已经坐关三年，终日闭目静坐，不发一语，不视一物。

王阳明径直来到禅僧面前，粗声粗气地说：“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和尚受惊不已，立刻起身。摆弄禅机如股掌之物的禅僧反而被王阳明的禅机吓了一跳，觉得王阳明定非凡人，于是毕恭毕敬地行礼问：“小僧不言不视已三年于兹。檀越却道口巴巴说什么，眼睁睁看什么，此何说也？”

王阳明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问他：“汝何处人，离家几年了？”

和尚回答说：“某河南人，离家十余年矣。”

王阳明问：“汝家中亲族还有何人？”

和尚答曰：“止有一老母，未知存亡。”

王阳明问：“还起念否？”

和尚答曰：“不能不起念也。”

于是，王阳明说道：“汝既不能不起念，虽终日不言，心中已自说着；终日不视，心中自看着了。”

禅僧听闻这番话，幡然醒悟，合掌向王阳明请教说：“檀越妙论，更望开示。”

王阳明答曰：“父母天性，岂能断灭？你不能不起念，便是真性发现。虽终日呆坐，徒乱心曲。俗语云：爹娘便是灵山佛，不敬爹娘敬甚人。”

王阳明的话还没有说完，禅僧便不禁大哭起来，对王阳明更是感激不已。他对王阳明说：“檀越说得极是，小僧明早便归家省吾老母。”

王阳明放心不下，翌日再次拜访该寺，发现坐禅的禅僧不见了。寺内的僧人告诉王阳明，禅僧一早就收拾行李启程返乡了。

摆弄禅机教化弟子

前文已述，王阳明通过摆弄禅机即刻感化了禅僧，这则逸事令人惊叹。王阳明生来就具有奇谋，少年时代就曾用计谋促使继母改过自新。在后来教授门人弟子时，他也会时不时地摆弄一下禅机。

在王阳明之后，著名朱子学者陈清澜对朱子学极度虔诚，而将程王之学视作禅学而对其极度排斥抗拒，甚至一度痛斥不已。朱子学在明末有所抬头，和陈清澜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陈清澜排斥王阳明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王阳明对禅机实在是太熟悉了，可谓是运用灵活。接下来就介绍几个他运用禅机教化门人的例子。

王阳明在创立自己的心学之后，经常运用禅机来教化门人。虽然经常摆弄禅机，但他并没有为禅学所浸染。王阳明分得非常清楚，阳明学是以儒学的世界观为基础，而禅学是以佛教的世界观为基础，二者本源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若读《传习录》，随处可见让人激情澎湃的问答。若读《朱子语类》，这样的感动就会很少。朱熹重理性，观察纤密尖锐，解释自己的学说时偏向于理论性，所以人们读起来就少了那份生命的跃动。

王阳明阐述自己学说的方式则是简单明了，直中要害，做学问同样如此。阳明学重视体验，有一些神秘主义哲学的特性，所以王阳明才会在不知不觉中摆弄禅机。但不管他如何的重体验，如果他不够足智多谋，也不可能摆弄禅机。

王阳明在江西作《无题》（《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其末尾有如下两句：“同来问我安心法，还解将心与汝安。”

禅宗二祖慧可是达摩祖师的入室弟子，有一次他请求师父：“我心未宁，乞师以安！”

达摩回答道：“将心来，与汝安。”

后来，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璨之间也有类似的会话。王阳明将这一典故写入了《无题》中。王阳明也曾用禅宗的禅机来教化弟子，在《传习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萧惠：‘己私难克，奈何？’王阳明：‘将汝己私来，替汝克。’”

萧惠是王阳明的弟子，曾经痴迷于道教和佛教。王阳明告诫他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

萧惠貌似没有把老师的告诫放在心上。

萧惠：“请问二氏之妙？”

王阳明：“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

萧惠：“惭愧备至，请问圣人之学？”

王阳明：“汝今只是了人事问，待汝办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来与汝说。”

萧惠再三恳求。王阳明对他说：“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

《传习录》的下卷中也有王阳明运用禅机教化弟子的记录。曾有弟子问王阳明自己不能切实修行的原因，王阳明说：“学问功夫，我已曾一句道尽。如何今日转说转远，都不着根！”

弟子回应说：“‘致良知’盖闻教矣，然亦须讲明。”

王阳明回答说：“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

弟子又回应：“正求讲明致之之功。”

王阳明又回答：“此亦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尘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其尘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尘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

过了一会儿，又有其他弟子问修行的要点。王阳明环顾左右说：“我尘尾安在？”

这时，一座弟子都站了起来，对老师佩服不已。王阳明就是这样，在教诲他人时，一句话就足以让人领悟。

《传习录》的下卷中还记载了另一段对话，有助于我们了解王阳明晚年创立的“良知”说，也可以窥见他随机应变、运用禅机来教诲弟子的实态。

有一天，弟子王汝止（王艮）外出归来，王阳明问他：“游何见？”

王汝止回答说：“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王阳明对他说：“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

过了几天，董萝石(60)外出归来，对王阳明说：“今日见一异事。”

王阳明问：“何异？”

董萝石回答说：“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王阳明对他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

王汝止傲气过重，自以为是圣人，故说“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王阳明讽刺他说是你自以为是圣人，满街人都看你装模作样地扮个圣人。董萝石质朴守分，尊重世人，故其说“见满街人都是圣人”时，王阳明知其心中确实诚笃如此，故而说这是平常之事，我辈儒者皆应有见及此，故而无须特异。

王阳明的弟子后来分成三派，分别是良知现成派（左派）、良知归寂派（右派）和良知修证派（正统派）。良知现成派中多有才之士，他们大多具有搏龙斗蛇的气概，拥有使人瞬间醒悟的能力，并且经常摆弄禅机。良知现成派的这些特点给阳明学带来了诸多弊害，最终导致了阳明学的没落。顺便补充一句，在日本的阳明学者中没有良知现成派。

排斥佛道

王阳明排斥佛教与道教中的神仙养生之说，认为儒学中才存在真正的养生之道。弘治十八年（1505），王阳明作《赠阳伯》，其中写道：

阳伯即伯阳，伯阳竟安在？

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

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

谬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大道即是人心，长寿的秘诀在于求仁，《论语·雍也篇》中就曾提出“仁者寿”。王阳明认为服用仙丹并不会使人长寿，自己过去三十多年来一直追求的道教长生不老之法谬误至极，于是后悔不已。通过“大道即人心”这句诗，我们已经能够窥见王阳明心学的一些端倪。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三十七岁。是年，他被贬谪到蛮荒的贵州龙场，龙场生活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翌年，有人问他道教与佛教的神仙养生之道，他在回信中写道：“仆诚生八岁而即好其说，今已余三十年矣。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卧病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

按照常理，王阳明应该笃信神仙养生之术才对，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认为儒学中才有真正的长寿之道。王阳明当时没有轻率地批判佛、道的神仙养生思想，这可能和他不能完全否定很多道教人士确实长寿有关。

后世道教出现的一些拔宅飞升和秘术曲技等，王阳明对此是极力否定的。王阳明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单纯靠理论，而是通过自己的内心体认才最终悟出的。所以说，王阳明对佛、道神仙养生的批判是他悟得人生奥义的结果。

王阳明又指出：“盖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后世上阳子之流，盖方外技术之士，未可以为道。若达摩、慧能之徒，则庶几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

在王阳明看来，儒家亦有神仙养生之道，故“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虽然道教因养生之道闻名于世，一些方外之士也被传得神乎其神，但他们都未曾真正得道，反而是达摩、慧能这些佛家弟子离神仙之道更近一些。无怪乎钟伯敬会赞叹说：“阳明虽未论神仙，但却知晓神仙之道。”

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王阳明在龙场时已经形成了以儒学为本、三教合一的思想。这一倾向在他的后世弟子良知现成派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王阳明在悟得道教和佛教之不足后，开始排斥道教与佛教。王阳明曾作《长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诗，其中阐述了自己排斥佛道的思想。

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

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

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

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

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

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

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

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歧。

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

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这首诗是嘉靖六年（1527）九月，五十六岁的王阳明途经浙江金华常山县时所作。王阳明年轻时向往神仙之道，中年时悟得佛、道之不足，转而笃信儒学。在诗歌开头六句，王阳明介绍了自己早年修习道家的养生之术却一无所得，反而离真正的道越来越远的窘状。

此外，王阳明还作过两首题为《书汪进之太极岩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的诗。

一窍谁将混沌开？千年样子道州来。

须知太极元无极，始信心非明镜台。

*

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

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

这两首诗是王阳明在江西时所写的很重要的诗歌，也可以称作哲学诗。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四十九岁，平定宸濠之乱后，他来到九华山散心，在太极岩前作了这两首诗。在诗歌中，王阳明对比了庄子的“混沌”和周敦颐的“无极太极”论，并且借用六祖慧能的“心非明镜台”来阐述自己“心即理”的主张，同时指出禅宗追求的心死乃是大错，并且对世人施以劝诫。

“混沌”之典出自《庄子·应帝王篇》。南海的大帝名叫儵，北海的大帝名叫忽，中央的大帝叫混沌。儵与忽常常相会于混沌之处，混沌用丰盛的酒菜款待他们，于是儵和忽在一起商量报答混沌的深厚情谊，说：“人人都有眼、耳、口、鼻七个窍孔可以视、听、吃、呼吸，唯独混沌没有，我们为他凿开七窍。”他们每天凿出一个孔窍，凿了七天，七窍生成了，可是混沌死了。庄子借用这一典故，想表明即使以再英敏的智慧去分析未分化的混沌，也难以得其要领。

可是在千年之后，道州营道县人士周敦颐只将混沌凿了一个窍，就将其本质告之于天下。王阳明认为周敦颐是儒学千年传统的真正传人，是他的思想贡献才让儒学这棵老树发出了新枝。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开篇就说“无极而太极”，这是对《周易·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解释。周子认为，太极生万物，无限定，故太极即无极，同时太极又蕴藏于生成的万物之中。

“明镜”论取自《六祖法宝坛经》。五祖弘忍为了挑选禅宗衣钵的继承人，命弟子作偈。神秀和六祖慧能各作了一首。

“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

在王阳明看来，心也是无极的，和六祖慧能所言一样，心本无形，不可能像明镜台，明镜本身就是尘埃。心就如同周敦颐的太极图中画的那个圆圈，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不需要像禅僧那样，坐在蒲团上打坐，也不需要舍弃三昧，心如死灰。《书汪进之太极岩二首》是一组批判禅学的诗，王阳明在其中引用了周敦颐的“无极太极”论。通过这两首诗，我们还可以发现当时王阳明已经觉得任何人都具有良知，并且这种良知堪比皎洁的明月。

儒佛的本质区别

王阳明接触到的佛学主要是禅学。根据他的理解，儒学和佛学都是以心学为宗的学说。嘉靖四年（1525），五十四岁的王阳明写了一篇《重修山阴县学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在文中他这样说道：

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

……

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其能以亲乎？义乎？别、序、信乎？吾心未尽也。

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

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然其意以为是达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则亦已矣，而亦岂必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当也，则亦岂必屑屑于其中。

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

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内外之分；斯其所以为异也。今之为心性之学者，而果外人伦，遗事物，则诚所谓禅矣；使其未尝外人伦，遗事物，而专以存心养性为事，则固圣门精一之学也，而可谓之禅乎哉！

“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这其实是陆九渊的主张。王阳明认为在“学以求尽其心”方面，禅学和儒学是相同的，但其中还是存在毫厘之差。禅学将心分为内外两部分，由于担心“外”会扰乱“内”而主内斥外，所以禅学讲的“尽其心”是自私自利的心。而儒学的“尽其心”则与其不同，儒学追求内外统一，万物一体，讲究典章制度和礼乐教化。总而言之，儒学和禅学都是以心学为宗的学说，是否追求“经世致用”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在《传习录》下卷中，王阳明从道教和佛教的本质区别入手，对道教和佛教加以批判：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

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

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

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起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

这是王阳明晚年提倡“致良知”说时发表的对道教和佛教的批判。在王阳明看来，儒学的本体是“良知”，追求的是天地万物的绝对虚无，其中不含半点私欲。而道教和佛教虽然也都坚持虚无，但他们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和脱离生死苦海，说到底追求的还是自己的私欲，所以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虚无。

佛教还执着于“相”（现实的形态），王阳明对此也提出了批判。《传习录》下卷中记载了一段黄直(61)和王阳明之间的对话。

黄直问：“先生尝言‘佛氏不着相(62)，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请问。”

王阳明答：“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父子、君臣和夫妇这些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佛教极力否定，不承认它们的存在。佛教的目的是“不着相”，可是刻意为之就变成“着相”了。儒学与佛教完全不同，儒学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顺势而为之，看起来是“着相”，其实已经变成佛教所追求的“不着相”了。

在《传习录》下卷中，王阳明批判了佛教动静分离、厌动求静的思想。

黄直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

王阳明答：“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

在佛教看来，儒学是主动的；在儒学看来，佛学是主静的。佛教主张的动静合一是以静为主，而儒学主张的动静合一则是以动为主。王阳明在问答中，通过天理的有无来区分二者的不同，这使得佛教和儒学在动静问题上的差别更加明显。

自宋代以来，就常有儒学家批判佛教抛弃人伦事物、轻视经世的弊端。王阳明也认为，佛教把心看作幻想，与世间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不能治天下。前文已述，王阳明虽然承认儒学和佛教都是以心学为宗，但认为儒学追求的是心物合一，并且人伦和事物之理都蕴藏于其中，所以说在心法方面，儒学和佛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有人问：“释氏亦务养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

王阳明答：“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王阳明在写给陆澄(63)的回信中，从“良知”说的角度对佛教的利己主义进行了批判。其实，这也是宋代以来，儒学家批判佛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

体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孟子说“夜气(64)”，亦只是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

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却是得兔后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将复失之矣。

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

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

只是一念良知，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谓矣。

根据王阳明的理解，佛教中所提的“本来面目”就是“良知”。如果能够明确认识“良知”，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提“本来面目”。良知的本体是“本自宁静”“本自生生”，本来“无善无恶”“善恶自辨”，但佛教非要“欲求宁静”“欲念无生”，非要去求一个“无善无恶”，这正体现了佛教的自私自利之心，是佛教仍然执着于尘世的一种表现。

弘治十七年（1504），王阳明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他所拟定的考试题目就是“异端论”。在后文中，我们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此处所说的“异端”主要是指道教和佛教。在王阳明看来，“人伦之学”，即儒学以外的所有学说都是异端，都要加以排斥。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霸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

虽今之举业，必自此而精之，而后不愧于敷奏明试。虽今之仕进，必由此而施之，而后无忝于行义达道。

上文是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五十四岁时在杭州作的《万松书院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中的两段话。王阳明提出的“明伦之外无学矣”，实乃千古之卓见，一语道破了儒学的本质。异端指的就是明伦之外的所有学说。

万松书院位于杭州南部凤凰山山麓，弘治年间由浙江右参政(65)周木在一座荒废寺庙的旧址上修建而成。嘉靖四年，侍御(66)潘景哲到杭州视察，为了教育当地的秀才，下令扩建万松书院。王阳明在《万松书院记》中详细介绍了修建书院的经过，同时还强调“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并对其加以论述。

“良知之学”与三教合一

王阳明在晚年时觉得如果修习自己创立的“良知之学”，那么佛教所追求的“解脱”和道教所追求的“长生”可以一并获得。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嘉靖二年（1523），王阳明五十二岁。十一月，都御使林见素(67)前往萧山(68)，王阳明迎接，林见素的随行弟子张元冲(69)在舟中问王阳明：“二氏与圣人之学所差毫厘，谓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但二氏与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

杭州凤凰山万松岭上万松书院牌楼

王阳明回答说：“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备？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

“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

“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在晚年时已经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三教合一的思想，但他没有刻意强调自己的这一思想。在上文中，王阳明指出，如果认真修行儒学，那么佛教所言的“解脱”和道教所言的“长生”可以一并求得。除此之外，王阳明还论述了道教与佛教的偏颇之处，并对其加以批判。

当良知现成派形成后，王阳明的弟子们开始强调他的三教合一思想。例如，王阳明的高徒、良知现成派的代表人物王龙溪就曾评价说：“先师的良知之学乃三教之灵枢。”同时还指出：“吾儒未尝不说虚，不说寂，不说微，不说密，此是千圣相传之秘藏。从此悟入，乃是范围三教之宗。”（《三山丽泽录》）

会稽山祈雨

在王阳明悟得佛教和道教之不足的第二年，即弘治十六年（1503），王阳明三十二岁，是年，他受会稽太守佟公之邀，从杭州来到会稽山为百姓祈雨，并作《祈雨文》一篇。

据《送绍兴佟太守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九）记载，成化十八年（1482），竹轩公带着王阳明到北京定居，后来佟公搬到了他家隔壁。当时的王阳明虽然尚幼，但已经觉得佟公将会成为一位栋梁之材。佟公吏治严明，刚健果敢，后来转任苏州，政绩斐然，深得苏州当地士大夫的钦佩。王阳明对其更加信任。此后，佟公又转任王阳明老家绍兴府的太守。王阳明对他充满期待，特意送序一首。在序的末尾，王阳明写道：“公虽不久于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则如之何！”

据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佟公的期待是多么大了！

弘治十六年四月至八月，会稽地区遭遇大旱。佟公特意邀请王阳明前来祈雨。王阳明最初坚决不肯，但经不住佟公的多次邀请，最终决定前往会稽山祈雨，并作《祈雨文》一篇。

古时祈雨多用书符或者咒水，方术之士有时也会通过法术来求雨，但是儒家经典中对此皆无记载。

之所以邀请王阳明来祈雨，可能跟王阳明在阳明洞中修行道术、能够发挥灵能的传闻有关。王阳明熟悉佟太守的才德，同时也被他的爱民之心所打动，最终答应了佟公的请求，愿意前往会稽山求雨。王阳明在《答佟太守求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的开篇写道：“昨杨、李二丞来，备传尊教，且询致雨之术，不胜惭悚！今早谌节推辱临，复申前请，尤为恳至，令人益增惶惧。天道幽远，岂凡庸所能测识？然执事忧勤为民之意真切如是，仆亦何可以无一言之复！”

王阳明在《答佟太守求雨》中发誓将排斥前文提到的异端之术，专心致力于修己治人的儒学之道，用自己的诚心来感动山川社稷之神。在文章的末尾，王阳明写道：

夫以执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诚无愧于神明，而又临事省惕，躬帅僚属致恳乞诚，虽天道亢旱，亦自有数。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内，自宜有应。

仆虽不肖，无以自别于凡民，使可以诚有致雨之术，亦安忍坐视民患而恬不知顾，乃劳执事之仆，仆岂无人之心者耶？

一二日内，仆亦将祷于南镇，以助执事之诚。执事其但为民悉心以请，毋惑于邪说，毋急于近名，天道虽远，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通过《答佟太守求雨》一文，我们也可以窥见王阳明信奉儒学、排斥道教神仙之学的态度。

(1) 娄谅（1422—1491）：字克贞，别号一斋，明代著名理学家，江西省广信府上饶（今江西上饶）人。其学以“收心、放心”为居敬之门，“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著有《日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

(2) 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一作子传），号康斋，初名梦祥、长弼，明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清代黄宗羲在他的《明儒学家》一书中把《崇仁学案》位列第一，又把吴与弼列为《崇仁学案》的第一人，表明了吴与弼在明代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3) 一即多：又作“一即十， 十即一”，“一即多，多即一”。谓一与一切，其体用相融而不二。即谓一与多可以等同，用以说明“法界缘起”中的现象间之相，即关系。

(4) 持敬：朱熹认为，持敬就是收敛起放纵散逸之心，使心如止水、明镜般地专静纯一，以这样一种心态去读孔孟书和格天下物，穷极其理，而不是闭目塞听、绝物弃智地空寂禅坐。

(5) 本心：将内心的杂质去除之后，留下纯净的像良心和良知一样的东西。

(6) 许衡（1209—1281）：字仲平，人称鲁斋先生，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

(7)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元代著名理学家、诗人。河北容城（现属河北省保定市）人。

(8)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晚字伯清，人称草庐先生，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他与当时的经学大师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

(9) 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易学家，有“内圣外王”之誉。创“先天学”，认为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成。著有《观物内外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

(10) 李侗（1093—1163）：字愿中，人称延平先生，南宋学者，程颐的二传弟子，年轻时拜杨时、罗从彦为师。朱熹曾从游其门，并将其语录编为《延平答问》。

(11)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明代著名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山西河津（今稷山县）人。

(12) 矩矱：规矩、法度和基准之意。

(13) 复性：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是实践儒学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人性本善，但由于受到蒙蔽，纯真的人性难以显露出来。复性的目的就是使被蒙蔽的纯真人性显露出来。

(14) 存心：源自《孟子·尽心上》中的“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之句，为保持赤子之心之意，是儒家宣扬的修养方法。

(15) 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号敬斋，明代学者，江西上饶余干县梅港人。他认为“气之有形体者为实，无形体者为虚；若理则无不实也”。穷理的方法不止一端：“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深，行事得之最实。”胡居仁性行纯笃，不为利禄所动。著有《易象抄》《居业录》《居业录续编》等。

(16) 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人，人称上蔡先生或谢上蔡，北宋官员、学者。从程颢、程颐学，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谢良佐创立了上蔡学派，是心学的奠基人、湖湘学派的鼻祖，在程朱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桥梁作用。

(17) 主一无适：由程颐提出，后来朱熹也对其进行了解释，是指心存敬意，精神集中，则内心就不会受外界所扰。

(18) 罗整庵（1465—1547）：名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明代教育家，江西吉安泰和县人。

(19) 王祎（1322—1374）：字子充，号华川，明代官吏、学者。浙江义乌人。洪武初参与编纂《元史》，与宋濂同为总裁。

(20) 杨简（1141—1226）：字敬仲，世称“慈湖先生”，与袁燮、舒璘、沈焕并称“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他曾师事陆九渊，是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从不同的角度传播了“心学”，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主要著作有《慈湖遗书》《慈湖诗传》《杨氏易传》。

(21) 端倪：指本心的萌芽。

(22)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宋明理学开山鼻祖。

(23) 杨时（1053—1135）：原字行可，后因犯友人父讳，改为中立，号龟山先生。著名政治家、理学家，“程门四先生”之一。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明溪）人。

(24) 罗从彦（1072—1135）：字仲素，号豫章先生，闽学的奠基人之一，朱熹父亲的老师。南剑州剑浦（今南平市）人。

(25) 自然性：此处的自然包含三层意义：其一，指天理自然；其二，指为学方法自然；其三，指精神境界自然。

(26) 训导：中国古代文官官职名，明清时期府、州、县儒学的辅助教职，位阶约为从七品。训导职能通常为辅佐地方知府，为基层官员编制之一，主要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

(27) 少保：官名，职责是辅佐太子。明、清时期，少保皆为正二品。

(28) 祥符桥：位于今杭州市拱墅区祥符镇运河支流宦塘河上。

(29) 进士及第：科举殿试时录取分为三甲，一甲头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

(30) 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别号依斋，与袁继咸、文天祥并称为“江右三山”。

(31) 正德十年，王阳明一度打算辞官回乡。

(32) 程子两引文皆系张载语，见明朝吕柟《张子抄释》卷三，此处为王阳明的误用。

(33) 徐穆（1467—1511）：字舜和，江西吉安吉水人。明弘治六年（1493）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任满升侍读，参与修纂《历代通鉴纂要》。正德元年（1506），明武宗命徐穆为正使，出使朝鲜颁布大明历法。博学有才识，下笔千言，为文雅致。

(34) 八卦阵：诸葛亮根据八卦图创立的一种阵法。

(35) 施邦曜（1585—1644）：字尔韬，号四明，明代官员，浙江余姚人。

(36) 提牢厅：刑部下属机构，掌管狱卒，稽查南北所监狱的罪犯，发放囚衣、囚粮及药物等。

(37) 三茅：句曲山为三茅山，简称茅山。

(38) 陶弘景（452—536）：南朝齐梁时著名道士，茅山派道教代表人物，被后人尊称为“山中宰相”。

(39)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被人称为“吴中诗冠”，是吴中四才子（亦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明代文学家，因“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而为人称誉。

(40) 性理学：指宋儒程（程颢、程颐）朱（朱熹）派理学。本于程颐“性即理也”之说。因别于陆九渊、王阳明“心即理也”之说，故清儒以“性理之学”标举程朱派理学。

(41) 和陶诗：晋代以后，以苏轼、郝经为代表的诗人非常推崇陶渊明的诗歌，并以步韵、次韵、依韵等形式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所谓和陶诗，为晋代以后诗人创作的和陶诗的总称。真正意义上的“和陶诗”自苏轼始。

(42) 庶吉士：明朝翰林院中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的最下级官员。

(43) 韩、柳：韩愈和柳宗元。

(44) 颜、闵：颜回和闵子骞，二人都是孔子的高徒，都以孝行闻名于天下。

(45) 文中子：王通（580—617），字仲淹，号文中子，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隋朝河东郡龙门县人。

(46) 五金：指金、银、铜、铁和锡。八石：指朱砂、雄黄、云母、空青、硫黄、戎盐、硝石和雌黄。

(47) 申、韩：指申不害、韩非子，法家的代表人物。

(48) 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明代官员、散文家，江苏昆山人。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均崇尚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并称为“嘉靖三大家”。

(49)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明代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浙江宁海人。曾以“逊志”命名其书斋，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为“文正”。在“靖难之役”期间，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

(50) 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明代散文家、藏书家。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末儒将茅元仪祖父。文武兼长，雅好书法，提倡学习唐宋古文，反对“文必秦汉”的观点，至于作品内容，则主张必须阐发“六经”之旨。茅坤与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同被称为“唐宋派”。

(51) 尊经阁：尊经是指尊重经书，尊经阁是收藏经书的图书馆。

(52) 薛应旂（1500—1575）：字仲常，号方山，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著有《宋元资治通鉴》《考亭渊源录》《甲子会记》《四书人物考》《高士传》《薛子庸语》《薛方山纪述》《宪章录》《方山文录》《浙江通志》等。

(53) 李宗谔（964—1012）：字昌武，景德年间为翰林学士，迁谏议大夫。深州饶阳人，李昉之子。风流儒雅，藏书数万卷，曾参与编《续通典》。

(54) 禹穴：位于会稽山的一座山峰之上，相传夏禹曾藏书于此。

(55) 阳神：神气混融后的升华，虚灵无质而有体有用，能“聚则为形，散则为气”，隐显自如，并分身散体，变化无方，以神通妙用而游戏人间，积劝立德，一旦上帝的诏书降下，或不愿活动于人间时，使可从天门而出，弃壳升仙，大做“天官”，或做优游于洞天福地的散仙。

(56) 南赣：明弘治十年（1497）始置，驻赣州（治今江西赣州市），辖江西的南安、赣州，广东的韶州、南雄，湖广的郴州，福建的汀州。

(57) 唐荆川（1507—1561）：原名唐顺之，字应德，明代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因爱好荆溪山川，故号荆川。嘉靖初年与王慎中同为当时古文运动的代表，世称“王唐”。后又与归有光、王慎中三人合称为“嘉靖三大家”。后人把唐、归、王三人与宋濂、王阳明、方孝孺共称为“明六大家”。

(58) 李退溪（1501—1570）：名滉，字季浩，后改景浩，号退溪、退陶，16世纪朝鲜李朝朱子学大师。他的学说主要以朱子学为宗，而对当时的诸子性理学之异同，亦得曲畅旁通，折中于朱子。

(59) 林逋（967—1028）：字君复，谥和靖。一生清淡自适，自谓梅妻鹤子。尽管其诗文清澈严整，奇句较多，但大多都在写成后被本人丢弃，所以如今现存的仅有三百余首。后人辑有《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

(60) 董萝石（1458—1537）：董沄，字复宗，号萝石，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县（今海宁市）人，著名诗人。一生布衣，未入官场。董萝石比阳明年长十四岁，他听了王阳明的讲说后深受感动，开始请求拜师时，被王阳明拒绝了。王阳明表示希望作为师友交往，后因董萝石强烈要求才将他收入门下。因此，在阳明的门人中，他是个特别的人。

(61) 黄直：字以方，江西抚州金溪人，明中期学者、诤臣。

(62) 着相：执着于外相、虚相或个体意识而偏离了本质。

(63) 陆澄：字原静，又字清伯，浙江湖州归安（今湖州市）人，正德年间进士，潜心于通过静心来养生。

(64) 夜气：晚上静思所产生的良知善念。

(65) 参政：明代在各省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分领各道。

(66) 侍御：监督地方官员的官职。

(67) 林见素（1452—1527）：林俊，字待用，号见素，明世宗时升任刑部尚书。

(68) 萧山：今浙江杭州萧山区。

(69) 张元冲：字叔谦，号浮峰，浙江山阴人，曾任右副都御使、江西巡抚。

第六章

倡导圣学

笃信儒学

本节将向各位读者介绍王阳明笃信儒学的经过，以使各位能够更好地理解王阳明儒学和朱熹儒学的不同立场。

前文已述，结婚翌年，即弘治二年（1489），十八岁的王阳明拜访了广信府的大儒娄谅。娄谅向他介绍了宋儒的“格物”说，并且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至”，这使得王阳明开始对儒学产生较强的兴趣。

当时恰是朱子学的鼎盛时期，一提起儒学，一般都指朱子学。在京城期间，王阳明迷上了朱熹的著作。朱子学的特点是“格物穷理”，朱熹也曾言“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于是王阳明就按照朱熹的教诲去修习格物之学。其父所在官署的庭院内有很多竹子，王阳明觉得每棵竹子都应该有其理，于是不分昼夜地盯着竹子看，打算穷尽竹子之理。时间一长，王阳明感到疲劳困乏，加上他生来体弱多病，所以最终病倒了。王阳明“益委圣贤有分”，于是放弃了修习朱子学。后来他又沉迷于文学，学习兵法，修习神仙养生之道等，度过了一段思想的混乱期。

王阳明有志于朱子学时还不到二十岁，年龄、学识和经验都很不成熟，再加上他想直接悟出旷世大儒朱熹所说的“物之理”，由于缺乏积淀和不切实际，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王阳明生来体弱多病，但富有豪气。他不想循序渐进，只想一气呵成地体悟到朱子学的穷极之理，这是导致他失败的根本原因。

朱熹的“格物之学”其实源自北宋的程颐。朱熹重视“格物”，他把“格物穷理”视作儒学入门的第一步。在四十岁左右时，朱熹通过“格物”，意识到自己以前的学问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在这个过程中，朱熹一直刻苦读书，一有疑问便会去问老师，如果对老师的回答仍有疑问，他又会去问别的老师，一直到问明白为止。经过刻苦学习和积累，朱熹最终明白了“格物”的奥义，并将其确立为自己学问的基础。朱熹的勤学之苦和积累之功是常人所不能比的。

若比较朱熹和王阳明做学问的方法，我们会发现朱熹是学究型，而王阳明很难达到这一程度。王阳明尝试格竹时还不满二十岁，在这样的年龄就想穷尽朱熹“格物之学”的精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失策的举动。

王阳明在修习朱熹的“格物之学”上碰壁之后，转而走上了异学异端之途。三十一岁时，他又悟出了异端之学的不足，于是重新转向儒学，至此才从“五溺”中解脱出来，开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朱熹和王阳明确立自己学问立场的过程存在着巨大差异。朱熹在内省己心的同时，还注重苦读和向师友咨询，最终才确立起自己学问的基础。而王阳明则更注重内省和体验。王阳明是在克服内心苦恼的过程中，体会出真正之道即人伦之道后，才发现儒学之道和自己悟出的人伦之道完全相符，这才开始笃信儒学。

一言以蔽之，在王阳明看来，修习圣贤之学就是依照人伦道德去真实地生活，这是王阳明一生的坚守和选择。

前文已述，朱子学注重“格物穷理”和“存心涵养”，重点是“格物穷理”，而阳明学则更注重“存心涵养”，并且认为“存心涵养”中包含了“格物穷理”。世人普遍认为，宋代之后的新儒学是指心学，王阳明主张求道于心，仅从字面来看，阳明学可以说就是心学。

王阳明曾说：“向心内求理，方得真知。”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这一做学问的方法也是一以贯之的。

王阳明三十一岁笃信圣学，此后就再也没有被异端之说迷惑过，并且还对异端之说进行了批判。朱熹和王阳明一样，自从信奉儒学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出任乡试主考官

弘治十六年（1503），王阳明结束西湖疗养之后，回到京城。翌年，王阳明三十三岁。是年秋天，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王阳明能够出任主考官和陆偁有很大的关系。陆偁时任山东巡按监察御史(1)，久闻王阳明的大名，所以特派使者前往京城，邀请他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

乡试的主考官必须是文章精粹之士，而且王阳明赴任的山东省是孔孟之乡，是昔时齐、鲁、宋、卫之地，孔子的诸位高徒也多出生于此，因此能够出任山东乡试主考官，为国家挑选拔擢人才贤士，对主考官本人而言乃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王阳明非常感激陆偁能给自己这样的机会，同时也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大多是从京官中挑选。有明一代，在王阳明生活的数十年间，乡试主考官大多是由负责教学的官员担任。王阳明当时是刑部主事，按理说是不应该出任主考官的。由此可以看出，这次任命是一次打破常规的人事安排。

那么，成为山东乡试主考官的意义何在？它可以成为王阳明能否以一个儒学家的身份留名青史的试金石。

王阳明后来写了一篇《山东乡试录》（《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其中记录了山东乡试的一些情况。通过《山东乡试录》的序文，我们能够窥见王阳明作为一名儒学家的远大抱负。

山东，古齐、鲁、宋、卫之地，而吾夫子之乡也。尝读夫子《家语》，其门人高弟，大抵皆出于齐、鲁、宋、卫之叶，固愿一至其地，以观其山川之灵秀奇特，将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间，而吾无从得之也。今年为弘治甲子，天下当复大比。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辈以礼与币来请守仁为考试官。

故事，司考校者惟务得人，初不限以职任。其后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学职，遂致应名取具，事归外帘，而糊名易书之意微。自顷言者颇以为不便，大臣上其议。天子曰：“然，其如故事。”于是聘礼考校，尽如国初之旧。

而守仁得以部属来典试事于兹土，虽非其人，宁不自庆其遭际！又况夫子之乡，固其平日所愿一至焉者，而乃得以尽观其所谓贤士者之文而考校之，岂非平生之大幸欤！虽然，亦窃有大惧焉。

夫委重于考校，将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尽，是不忠也。心之尽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责，吾知尽吾心尔矣；不明之罪，吾终且奈何哉！

盖昔者夫子之时，及门之士尝三千矣，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其尤卓然而显者，德行言语则有颜、闵、予、赐之徒，政事文学则有由、求、游、夏之属。

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学副使陈某者盖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试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呜呼！是三千有奇者，皆其夫子乡人之后进而获游于门墙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艺者乎？

夫今之山东，犹古之山东也，虽今之不逮于古，顾亦宁无一二人如昔贤者？而今之所取苟不与焉，岂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欤？

虽然，某于诸士亦愿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诚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诸士之中苟无其人焉以应其求，以不负其所取，是亦诸士者之耻也。虽然，予岂敢谓果无其人哉！

夫子尝曰：“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夫为夫子之乡人，荀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弃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与不明，其相去何远乎，然则司考校者之与诸士，亦均有责焉耳矣。

嗟夫！司考校者之责，自今不能以无惧，而不可以有为矣。若夫诸士之责，其不听者犹可以自勉，而又惧其或以自画也。诸士无亦曰吾其勖哉，无使司考校者终不免于不明也。斯无愧于是举，无愧于夫子之乡人也矣。

王阳明将“理”与“情”融入这篇序文中，让人读罢能够感受到一股温情。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中充满着温情，晚年的“拔本塞源”论和“万物一体”论就是这种温情学术思想的结果。

《山东乡试录》的全文由王阳明亲自执笔写成。接下来我们就简要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目录及各部分的要旨。

四书三题

一、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这一部分介绍了该如何做好一名臣子。臣子应该以仁义之言来引导君王，如果君王不听，那么臣子就应该奉身而退。

二、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

其中介绍了修身是《中庸》的“治国九经”之本，同时还论述了“存静持敬”和“克己复礼”的重要性。

三、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

在这一部分中，王阳明认为一个人的地位决定了他要负的责任和义务。上古时代的大禹和后稷身居要职，治国安民是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都热心于救民。颜子因为没有官职，也就不存在救民的责任和义务，故而他才能安于自守，自得其乐。但到了后世，人们忘却了职位与责任的关系，为官之士以获取高位为荣耀，隐退之士以忘却尘世为高节，结果导致了进不能忧大禹、后稷之忧，退不能乐颜子之乐。

易二题

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王阳明认为在圣人眼中，人道即天道，道无天人之别，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然而常人由于受私欲所扰，将天人分别视之，只知有其分，而不知有其理。末尾，王阳明指出“循理则与天为一”。

二、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王阳明认为天地万象都可以通过“河图”“洛书”中的数字来显现，圣人也是据此作《周易》。

书二题

一、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

王阳明认为君王必须修其大德，同时还需要在百姓之间建立中庸之道，通过义来裁决事务，通过礼来控制内心。要想做到这一切，就必须得到良师的教诲和辅佐。

二、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

王阳明认为用人就必须用“善人”，而不能用“恶人”。一旦用了“善人”，就要用人不疑，这才是王者之道。

诗二题

一、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王阳明指出周文王执政顺应民心，同时也让国民了解到边境防御是为了百姓自己的安宁，故戍边之士兵役虽苦，但无人厌烦。王阳明在这一部分还介绍了日常防备在国防中的重要性。

二、新庙制以顺人心。

王阳明介绍了君王施政要顺应民心，并举了鲁僖公的例子。鲁僖公非常擅长这一施政之道，他为了顺应民心，曾修建过一座华美巨大的寺庙。顺应民心的施政之道其实始自鲁国国君伯禽，这一优良传统一直为鲁国后代国君所沿用。

春秋二题

一、楚子入陈，楚子围郑，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楚子灭萧(2)。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王阳明介绍了上文的春秋笔法，并阐述了战国时期战争与防御的正道。楚王本来是侵略陈国(3)与郑国，但《春秋》中并没用“侵”字，而仅用“入陈”和“围郑”两词，“入”“围”二字其实是为了掩盖楚王的罪责。此外，还特意列出了晋国败将的名字，其目的是为了指出失律丧师之戒。当提到萧国灭亡时，没有用“萧国溃亡”，而是用“楚子灭萧”，一个“灭”字就断定了楚王的罪责。晋、宋、卫、曹四国结盟本是四国公卿所为，但《春秋》中将其记为“晋人、宋人、卫人、曹人”，没有指明具体的公卿名字，这表现了对列国公卿的蔑视，同时也暗示着这份同盟条约不可能得以实行。

二、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王阳明介绍了由于吴王无德，吴国陷入夷狄之道，故楚王联合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和越人一起讨伐吴国。《春秋》在提到蔡国、陈国、许国、顿国和沈国的国君时，用的是他们的封号，或为“侯”，或为“男”，或为“子”，但提到徐国和越国，用的是“人”，即作者认为徐国和越国是蛮夷之国。在《春秋》中，将蛮夷之国徐国、越国与蔡国、陈国等国并列，这是典型的“春秋笔法”，表现了作者对徐国和越国的认可。王阳明指出，君子应该与人为善，不应该拘于世俗观念而把“蛮夷”拒绝在外。

礼记二题

一、君子慎其所以与人者。

王阳明介绍了君子与人交往应该遵守礼乐之道，还指出了“慎独”的重要性。

二、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王阳明介绍了内心与身体、国君与百姓的统一性，即“心里爱好什么，身体必定能习惯它们；国君爱好的，民众必定也想得到它们”。同时，他还指出心是身体的主宰，身体需要服从于心。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如果君主仁义，那么百姓也肯定仁义；如果君主残暴，那么百姓也肯定会以暴制暴。二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君主必须依存于百姓，如果君主遵循人伦道德，百姓也会遵守人伦道德，这样君主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论一题

一、人君之心惟在所养。

王阳明指出若想实现以善养心，必须克服内心的私利私欲。此外，还需要存养省察，即在无事时，要注意存养自己的心性；有事时，要注意省察克服自身的私欲。

表一题

一、拟唐张九龄(4)上《千秋金鉴录表》。

《千秋金鉴录》是张九龄在唐玄宗生辰时上的奏折，语言诙谐，充满警世之语。王阳明觉得向皇帝送这样的贺仪最为恰当，不应该送美玉等珍奇的宝物。

策问“策五道”

王阳明在主持山东乡试过程中，共出了十三道经义题、五道策论题，此外，论、表还各出一题。经义题选的大多是“四书五经”中跟经世致用有关的语句，策论主要是考察考生对当时急务的对策。王阳明在《山东乡试录》中不仅列出了自己出的题目，还附上了标准答案。王阳明的高徒王龙溪在《阳明文选》中收录了《山东乡试录》中“策五道”的答案全文，并且还附有钟伯敬的批评和赞词，可知其皆由王阳明亲自执笔写就。（东正堂《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

阳明的政治策论

王阳明之所以要做一份标准答案，可能是为了判阅的统一，以确保考试的公平性。接下来，简要介绍一下王阳明“策五道”的要旨。

一、礼乐论

自上古以来，礼乐就是中国政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王阳明也依照传统，认为礼乐有治世与匡正风俗之功。王阳明还特意论及了礼乐精神，认为礼乐是人情的产物，且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表现形式。山东是孔子故里，先王圣贤的礼乐制度一直在流传，山东考生有必要明白这一点，所以阳明才出此策问。但是，王阳明的礼乐论和以前诸儒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此就不赘言了。

二、佛老批判论

在这道策论中，王阳明论述了佛老的弊端，并且承认批判和排斥佛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阳明“佛老批判论”的主旨是，只要切实了解圣人之道，自然就能够消除佛老思想的弊害。这样的佛老批判论其实宋已有之，但读罢王阳明的对策，还是会发现很多独特的见解。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呜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贤不肖之异焉，此所以有过与不及之弊，而异端之所从起欤？然则天下之攻异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将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为异端，而彼亦将以我为异端，譬之穴中之斗鼠，是非孰从而辨之？

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于存养慎独之微，而终之以化育参赞之大；行之于日用常行之间，而达之于国家天下之远。人不得焉，不可以为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为物，犹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

然而异端者，乃至与之抗立而为三，则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过焉，即不及焉。过与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则亦异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为哉？

今夫二氏之说，其始亦非欲以乱天下也，而卒以乱天下，则是为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于二氏之惑，则亦为之徒者之罪也。

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于老子，则以知礼闻，而吾夫子所尝问礼，则其为人要亦非庸下者，其修身养性，以求合于道，初亦岂甚乖于夫子乎？独其专于为己而无意于天下、国家，然后与吾夫子之格、致、诚、正而达之于修、齐、治、平者之不同耳。

是其为心也，以为吾仁矣，则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义矣，则天下之不义，吾不知可也。居其实而去其名，敛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于都无较计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较计动于其心。此其为念，固亦非有害于天下者，而亦岂知其弊之一至于此乎？

……

宋代的儒学家在批判佛教时，出现了一些以佛教的理论来批判佛教的情况。例如，杨时就曾提出批判佛教要“操戈入室”，要用对方手中的武器去攻击对方，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灭佛教。

王阳明的佛老批判论和杨时等人的比较起来，要稳妥恰当得多。王阳明认为，从佛老学说的主旨来看，它们是不存在弊害的，但是在后世的学习和传承中，由于一些人为的错误，导致佛教与道教产生了弊端。

前文已述，王阳明在晚年时提出了以儒学为本、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论，并且认为只要修行“良知”说，道教的“养生”之道和佛教的“超脱”之道皆可自然而得，佛教和道教其实皆被包含于儒学之中。通过王阳明的佛老批判论，我们已经能够窥见他“三教调和”论和“三教合一”论的端倪。

三、伊尹论与颜回论

王阳明在策问中说：“求古人之志者，必将先自求其志，而后能辨其出处之是非；论古人之学者，必先自论其学，而后能识其造诣之深浅。此伊尹之志，颜子之学，所以未易于窥测也。”

王阳明提到的“伊尹之志”究竟是何志？而“颜子之学”又是何学呢？

伊尹是商之贤相，出仕前曾在“有莘之野”躬耕务农。经商汤三次请聘，伊尹才出任宰相辅佐商汤，最终助商汤灭掉了夏朝暴君桀。

商汤王的孙子太甲即位之后不遵守汤规，横行无道，于是伊尹将其放之于桐宫，令其悔过和重新学习汤规。三年后，伊尹迎回太甲复位。孟子赞赏伊尹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称伊尹为“圣之贤者也”。但也有人认为伊尹废立天子太甲是不忠不臣之举，孟子对此反驳说：“如贤者有伊尹爱君之志，则可以放君。如无伊尹秉忠心以爱君，则放君而生篡夺君位之心者也，以为不可矣。”

颜回以德行著称，位列孔门十哲(5)首位。颜回天资聪颖，虽然家境贫寒，但是极为勤奋好学。颜回二十九岁时头发全白，三十二岁时去世，被后世尊称为“复圣”。颜回去世之后，孔子非常悲恸。在《论语·雍也篇》中有如下记载：

鲁哀公：“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此外，《论语·雍也篇》中还记载了孔子对颜回的一句感叹：“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曾教授颜回“四勿之训”和“博约之功”。“四勿”是孔子对修行仁德的理解，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和非礼勿动。颜回终生都忠实于孔子的这一教诲，故王阳明将此称为“四勿之训”。

关于“博约之功”，孔子曾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颜回恪守“博约之功”，因此能够立刻对所有事物都做出是非判断，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也毫不迟疑逡巡。可以这样说，颜回真正理解了孔子的穷极之道。

王阳明认为若想实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非礼”。此外，王阳明还认为如果不能对所有的事物都做出确实的判断，就谈不上“博约”。

颜子的“箪瓢之乐”恰恰体现了他的贤明之处，但众人若想了解他的这一乐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周敦颐才会命令二程（程颢和程颐）先去探求颜子之乐究竟是何乐。

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颜子能实现“箪瓢之乐”，其根本原因在于“穷理”，而“穷理”的根本又在于“慎独”。唐朝韩愈曾说“学问贵在正心诚意”，王阳明对此评价说：“退之之学，言诚正而弗及格致，则穷理慎独之功，正其所大缺。则于颜子之乐，宜其得之浅矣。”

王阳明批评韩愈之学没有涉及“格致”，缺乏“穷理慎独之功”，所以他对颜子之乐的理解就非常浅薄。

总而言之，在王阳明看来，只有有志于伊尹之志，才能理解伊尹之志，否则就会视伊尹的所作所为为不忠不臣之举；只有以颜子之学为己学，才能理解颜子之学，否则就不会明白颜子之乐，甚至还会认为颜子误入歧途了。

在这篇策问中，王阳明论述了“穷理”和“慎独”在做学问时的重要性，这和宋儒所言的“穷理”和“居敬”有些相似。所以说，这一时期王阳明的思想和宋儒们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而且我们通过王阳明所说的“至于颜子四勿之训，此盖圣贤心学之大”，也可看出当时的王阳明已经开始有重视“居敬”和“慎独”的倾向。

四、风俗论

王阳明觉得世间的风气已经陷入让人非常忧虑的境地，忠信、廉洁、朴直和道义等好的品质遭轻视，人们只注重形式，而忘却了心术(6)的重要性；只崇尚“和同”，而鄙视不与他人苟合的精神。

王阳明还引用了《论语·阳货篇》中的话：“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指乡村中的伪君子。王阳明指出必须排斥这样的伪君子。

五、急务论

天下祸起纲纪之不振，而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在选拔和任用官吏的时候胡乱而为，只求结果，不注重实效，故而有许多“急务”需处理。王阳明为“急务论”出的题目是：“明于当世之务者，惟豪杰为然，今取士于科举，虽未免于记诵文辞之间，然有司之意，固惟豪杰是求也。非不能钩深索隐以探诸士之博览，然所以待之浅矣，故愿相与备论当世之务。”王阳明还列出了六条亟须解决的“急务”：

1.藩国由中央发放食禄，并且藩国数量众多，彼此不统一，因而要统一起来。

2.军队的编制和配置要考虑地理因素，同时还要照顾到人之常情。

3.要时刻准备应对外敌的入侵，做到有备无患。

4.蝗灾旱魃之年，由于冗官太多，事务难以取得进展，故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

5.由于赋税繁重，百姓生活不安，故诉狱众多，盗贼横行，故而朝廷必须铲除赋税繁重这一弊害。

6.权贵和富豪贪图私利，导致百姓怨声载道，朝廷必须通过“礼制”来控制这些阶层的贪欲。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政情已经出现混乱，纲纪废弛，外敌屡次入侵，并且盗贼四起。上文中的六条建议是王阳明为明朝政府应对紧急事务提出的对策，是他代作的“标准答案”的主要内容，从中也可以看出王阳明经世的抱负多么宏大。

王阳明主持山东乡试时，山东考生穆孔晖拔得头筹，中了解元。穆孔晖性格端雅好学，后出任侍讲学士、南京太常寺卿，去世后被追认为礼部右侍郎，谥号“文简”。穆孔晖最初并不认同王阳明的学说，后来对王阳明的学说变得笃信，并且亲自推广。但也有说法认为他后来比较倾向于佛教。

王阳明主持山东乡试期间曾登过泰山，并作《登泰山五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其中第五首是：

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

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

孤坐万峰巅，嗒然遗下块。

已矣复何求？至精谅斯在。

淡泊非虚杳，洒脱无蒂芥。

世人闻予言，不笑即吁怪。

吾亦不强语，惟复笑相待。

鲁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王阳明在诗中描述了自己登顶之后，抛却世俗之心、纯净无垢的洒脱心境，并表示只有孔子才能理解自己的这一心境。

王阳明登泰山后，还想起了欧阳修的《庐山高》，于是也作了一首《泰山高次王内翰司献韵》（《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歌颂泰山之高峻，抒发自己俯仰古今的心境。在结尾处，王阳明写道：“嗟予瞻眺门墙外，何能仿佛窥室堂？也来攀附摄遗迹，三千之下，不知亦许再拜占末行。”尽管在门墙外难以窥见孔子的厅堂，但我还是想成为孔子的弟子，哪怕忝居末席也好。王阳明借登泰山之诗，表达了自己对孔子的仰慕之情。

与湛甘泉共倡圣学

前文已述，弘治十七年秋，王阳明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同年九月，王阳明被转任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负责选拔武官的考试，回京师赴任。

当时的学者都沉溺于辞章记诵之学，而不知身心修行之学为何物。于是王阳明开始讲学，希望借此启迪大家的心智，使他们树立圣人之志。一时间闻者兴起。翌年，即弘治十八年，已有人愿意拜在阳明门下，跟随他学习。

王阳明竭诚提倡圣贤之学，但当时的很多学者因为沉溺记诵之学和口耳之学太深，反而批判王阳明是在提倡异端、为自己博取声名。

但非常庆幸的是，当时有一位学者对王阳明非常支持，那位学者不是别人，正是翰林院庶吉士湛甘泉。对王阳明来说，当时的心情几乎可以用“久旱逢甘霖”来形容。二人一见如故，共同致力于复兴圣学。无论王阳明多么强大，仅凭一己之力，不可能逆转时代潮流，从而祛除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学术弊病。王阳明与湛甘泉的会面，再一次唤醒了阳明旺盛的精力。

王阳明、湛甘泉皆为明代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两人的会面具有历史意义。 此为《王阳明先生图谱》所绘的王、湛二人首次会面的情形。

王、湛二人的联合在明代儒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王阳明在晚年提出了“良知”说，创立了明代心学，但如果没有和湛甘泉的联合，他能否成为代表明朝的一代大儒，还很难说。

王阳明和湛甘泉会面时，王阳明三十四岁，湛甘泉四十岁。当时的湛甘泉和王阳明一样，也是痛感记诵辞章之学之弊，于是专心致力于身心体认之学。因此二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共同发誓要为复兴圣学而努力。王阳明和湛甘泉是明代中期的双璧，是两大学派的巨头，据说二人皆称赞对方“此等人物，未曾遇见”！

湛甘泉，名若水，字元明，号甘泉，世称“甘泉先生”。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出生于广东省增城县甘泉郡，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1560）去世，享年九十五岁。去世后，和穆孔晖一样，谥号“文简”。湛甘泉比王阳明年长六岁，但比王阳明晚去世三十二年。

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湛甘泉二十七岁。是年，湛甘泉参加地方乡试一举成功，但由于他不喜欢仕途，于是跟随陈献章学习儒学。其后，湛甘泉遵从母命，进入国子监学习。弘治十八年（1505），四十岁的湛甘泉中进士。当时的主考官张元祯和杨廷和(7)见到湛甘泉的答卷后，称赞说：“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

湛甘泉最初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来被提拔为翰林院编修，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出使安南。正德十年，由于母亲去世，湛甘泉回老家守丧三年。守丧完毕之后，湛甘泉在广东省南海县的西樵建造学院，招收门人弟子，传经授业。

嘉靖元年，湛甘泉再次补任翰林院编修。翌年，出任翰林院侍读。嘉靖三年，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此后，任兵部尚书。嘉靖十九年，辞职归乡。

湛甘泉在很多地方都创立过书院，直到晚年仍坚持讲学，门人弟子满天下，据说人数多达四千。湛甘泉晚年身体硬朗，九十岁时还去游览南岳。著有《二礼经传测》《春秋正传》《古乐经传》《圣学格物通》《心性书》《杨子折衷》《遵道录》《甘泉新论》《白沙诗教解注》《甘泉集》等。

湛甘泉师从陈献章。前文已述，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弟子，和娄谅师出同门。王阳明向娄谅请教过宋儒的“格物”说，而湛甘泉是陈献章的弟子，二人又在京城谋面，这不能不说是一段奇缘。此外，二人同时提倡体认之学也不是毫无理由的。

陈献章虽然信奉程朱理学，但他并不是特别遵守，后来创立了自己的“主静心学”。从心学的发展来看，陈献章应该算是王阳明的前辈。湛甘泉也非常有主见，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学说。他本来以为恩师会批评自己，但陈献章对此大加赞赏，称其为：“此乃参前倚衡之学。”

陈献章允许湛甘泉去发展自己的学说，这也成为湛甘泉后来做学问的缘起。“参前倚衡”语出《论语·卫灵公篇》。子张问如何才能使自己的主张行得通，孔子回答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孔子的意思是：若想让自己的主张被他人接受，就要在站着的时候，仿佛看到“言忠信，行笃敬”就显现在眼前，坐车的时候，仿佛看到“言忠信，行笃敬”就刻在车前的横木上。只有达到这种程度，你才能到处行得通。据此，程颢得出“学只要鞭辟近里”，深切地体认。陈献章称赞湛甘泉之学为“参前倚衡”之学，实际上也就是称赞他为“深切体认”之学。

程颢重视对天理的体认。湛甘泉应该是通过陈献章继承了程颢的体认之学。可以说，自陈献章开始，宋明理学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变。

王阳明最初和湛甘泉会面的时候，对心学的认识还不是十分深刻。虽说王阳明的心学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但它总归还是以体认为主的学说。此外，从王阳明的性格秉性来看，他的心学中陆九渊心学的影子还是非常明显的。陆九渊曾说“吾之心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但其中也不乏程颢学说的影响。这样一来，可以看出王阳明和湛甘泉二人的学说皆是以体认为本的学说，他们一见如故，意气相投，那也是必然。

但是在晚年，王阳明以“致良知”作为学问的主旨，而湛甘泉则坚守“随处体认天理”，二人的观点变得水火不容，一度出现彼此相互批判的情形，但两人都抱有将彼此学说合二归一的心愿。两大学派在对峙中繁荣发展，但是甘泉学派不如阳明学派发展得隆盛，这一结果和当时的时代思潮不无关系。

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指出的：“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

我们还会在后文中对王、湛二学的异同进行介绍。

萌发隐遁之心

前文已述，弘治十七年（1505），王阳明转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在京城期间，阳明与湛甘泉一起为复兴圣学而向弟子讲授身心之学，虽然忙碌，但对千里之外的故乡山水也时常挂念。他写了七首思念故乡的诗，寄托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其中第一首是《忆龙泉山》（《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

我爱龙泉寺，寺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山云，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龙泉山位于王阳明的老家余姚，山中有一座龙泉寺，王阳明的父亲龙山公曾经在此寺中读书。王阳明忆起当时游览此山的经历，写下了这首诗。“一夕别山云，三年走车马”，是指自己离开故乡已经三年，整日都是在俗世中奔走穿梭。“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的意思是：自己整日处于俗世中，内心已被浸染，而从龙泉山岩石上流下的泉水却依然清冽，跟泉水比起来，自己真是羞愧万分。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曾经在龙泉山读书，王阳明晚年也曾在山腰处的中天阁传道授业。此为“中天阁”阳明先生讲学处旧址。

在第二首《忆诸弟》的诗中，王阳明吐露了自己思念龙泉山、厌弃俗世，希望早日拂衣隐遁而去的心情。

久别龙山云，时梦龙山雨。

觉来枕簟凉，诸弟在何许？

终年走风尘，何似山中住。

百岁如转蓬，拂衣从此去。

王阳明的家乡有一个叫鉴湖(8)的湖泊，唐代诗人贺知章曾在此隐居。王阳明在另一首题为《忆鉴湖友》的诗中，表达了自己对鉴湖的思念之情，同时希望自己能够抛却尘世，出世隐居。

长见人来说，扁舟每独游。

春风梅市晚，月色鉴湖秋。

空有烟霞好，犹为尘世留。

自今当勇往，先与报江鸥。

生出如此心境的王阳明自然也会思念自己曾经的养生之所——杭州西湖。在一首题为《寄西湖友》的诗中，王阳明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到西湖旧居的心情。

予有西湖梦，西湖亦梦予。

三年成阔别，近事竟何如？

况有诸贤在，他时终卜庐。

但恐吾归日，君还轩冕拘。

王阳明一方面和湛甘泉一起燃起了复兴圣学的热情，教授弟子身心之学，希望祛除时代之流弊；另一方面却抱有在以上诸诗中体现出来的隐遁之情，这究竟是为何呢？

儒学家都是思想家，他们会萌发出隐遁之情，那也是必然。但是儒家所言的隐遁和道家所言的隐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儒家来说，虽然希望隐遁，但内心深处还是存有一旦有好的机遇，会选择再次入仕，为社稷民生竭尽全力的想法。尽管如此，可王阳明是经历了一番磨难才最终确立了儒学之志，这么快又萌发了隐遁之情，这确实让人有些难以理解。

当时提倡训诂的朱子学风靡于世，王阳明提倡身心之学，结果被人误认为是借异端之学为自己博取声名，这会不会是他萌发隐遁之心的动机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尤其是在他结识了湛甘泉之后，二人志趣相同，都致力于复兴圣学，根本不可能产生隐遁之心。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王阳明产生隐遁之心呢？这可能和当时的宦官刘瑾祸乱朝政有关。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1) 巡按监察御史：巡按之名起于明朝，并不是固定的职官，多临时由朝廷委派监察御史担任，分别巡视各省，考核吏治。明朝的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官，又称为“巡按御史”，级别虽低，但权力极大。

(2) 楚子灭萧：萧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楚王在邲战胜晋军之后，趁机侵犯萧国，“伐萧不已，而围其城，围萧不已，而溃其众”。楚王通过灭亡小国而宣扬自己声威的做法为当时的士大夫所不齿，故《春秋》中认定灭萧的罪责在楚王。

(3) 陈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其都城位于今河南省陈州。

(4)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历史上的名相，唐玄宗开元年间出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5) 十哲：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即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

(6) 心术：指心意的动向和性质。语出《礼记·乐记》：“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管子·七法》：“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尹知章注：“凡此六者，皆自心术生也。”

(7) 杨廷和（1459—1529）：字介夫，号石斋，四川省成都府新都县（今成都新都区）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正德年间升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曾于武宗驾崩、世宗尚未登基的四十天时间里执掌国家大权。

(8) 鉴湖：位于今浙江省绍兴市南部。

第七章

龙场悟道

武宗与宦官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驾崩，太子朱厚照即位，庙号武宗。翌年，改年号为正德。明孝宗是明代屈指可数的贤君，而明武宗则是明代头号愚傻皇帝。但是，据清代大儒毛奇龄在《武宗外记》中记载，明武宗容貌端严，爱好读书，记忆力超群，还是太子时明孝宗以及诸位大臣都非常看好他。此外，明武宗还是明朝诸代皇帝中最喜欢动用武力的皇帝。

武宗即位时年仅十五，父亲去世之后他再无忌惮之人，于是就开始宠幸起平时跟自己比较亲近的刘瑾等八名宦官，人称“八虎”。这八名宦官自幼时起就服侍武宗，当武宗被定为太子后，他们更是想各种花招逗武宗开心。

大学士刘健和谢迁看到刘瑾等人引诱武宗，都非常气愤，于是上书劝谏武宗疏远宦官。刘健和谢迁二人是孝宗驾崩前的托孤重臣，也是正义凛然之士，遇到问题都会直言不讳。刘瑾等人看到他们的上书之后，都非常恐惧，心中惴惴不安，主动向武宗请辞。这时，户部尚书韩文联合六部九卿诸位大臣联名上书，请求杀掉“八虎”，以图永绝后患。

在当时的宦官中，也有耿直刚正之士，司礼大监(1)王岳便是如此。他虽身居大监要职，但不肯与刘瑾等“八虎”同流合污，并劝谏武宗除掉“八虎”。受众人的影响，武宗的想法也出现了动摇，他打算第二天就颁布圣旨，将“八虎”绳之以法，但这一消息不慎走漏。

“八虎”之中，数刘瑾最为奸诈多智，他获悉消息后没有丝毫迟疑，连夜召集“八虎”中的其他宦官，一起到武宗面前哭诉说：“陛下为何要杀我们呢？我们平日对陛下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何罪之有啊？而王岳等人，他们对陛下毫无功劳，反而联合起来陷害我们。他们这是不臣之举，真正有罪的应该是他们。”

武宗看刘瑾等人哭得挺可怜，又想起他们以前对自己忠心耿耿，于是就改变了主意，下令逮捕了王岳。武宗当即任命刘瑾掌管司礼监，还任其为禁军总督。至此，刘瑾掌握了宫内和禁军要职，且朝廷内外其他重要职位也都由“八虎”担任。他们立即谋划剪除王岳和其他忠义之臣。

所有这一切变故都发生在一夜之间，诸位大臣对此还一无所知。第二天，他们齐聚大殿，等待武宗下达最后的诏书，但等来的结果和他们期待的完全相反。诸位大臣看到大势已去，于是纷纷上书请辞。刘瑾伪造圣旨，批准了刘健和谢迁的请求。

这样一来，刘瑾开始专权，祸乱朝纲。凡是可能会触怒武宗的劝谏，刘瑾都会处理掉。他对内迎合君心，对外施以严法，一旦有人违逆了他的意愿，都会被严加惩戒。后来，南京科道(2)戴铣因为劝谏皇帝而入狱。王阳明也因为上书替戴铣求情而触怒武宗和刘瑾，最终被贬谪到贵州龙场。

东正堂对此评价说：

东汉末年，窦武、陈蕃等大臣想除掉宦官曹节，反被曹节所杀。唐文宗执政时，大臣郑注和李训想除掉宦官仇士良，后来也是被宦官所害。刘瑾之事和以上所述有些相似，都是因为密谋泄露，给对方造成了可乘之机，从而留下千古遗恨。由于这些大臣过于疾恶如仇，最终造成了“穷鼠咬狸”的惨剧。仔细想来，明孝宗托付的顾命大臣原来只是一些忠诚义愤有余、智慧谋略不足之士。

东正堂评价“武宗之罪”：明武宗最初还有挽救时局的机会，但随着他一系列错误的用人政策，这种机会就一去不复返了。武宗曾经到大学士杨一清的家中拜访，向他求书，二人还一起作诗，君臣之间充满难分难舍的奇特之情。通过武宗对杨一清的赞赏，可以看出武宗的爱才之心，也可以看出他有成为英明有为君主的潜质。但由于他上任伊始就出现用人失误，最终导致围绕在自己周边的全是小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某一天突然良心发现，那也是后悔莫及了。（《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

宦官之祸

翻开中国的历史书，会发现宦官祸乱朝政的例子比比皆是。宦官又称宦者、宦寺、宦人或者阉官，是指生殖器被阉割之后，在宫中服务的男性。市村瓒次郎在《东洋史统》中指出，虽然人们都认为东汉和唐朝受宦官之害最深，但明朝所遭受的宦官之祸其实一点儿也不比以上两个朝代浅。

宦官最初是由遭受宫刑(3)的人担任。宫刑被废止之后，宦官则由自宫者、去势(4)幼儿，以及去势的外国俘虏或者奴隶担任。自宫者多为成年男性，他们大多是自愿被阉割的。去势幼儿则是指在幼儿时期就被阉割，然后进入宫内服务的孩童。此外，在战争中俘获的一些外国俘虏以及奴隶也会被阉割，然后归入宦官，为宫中服务。再到后来，通过海路输入了一些外国的自宫者，所以在当时的港口地带，例如福建和广东等地，自宫者甚多。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吸取宦官祸乱朝政的教训，大幅度缩减宦官数量，并且严格控制他们的权力。太祖规定宦官严禁参与政治，并且禁止宦官学习。禁止宦官学习，是害怕宦官通过学习获取知识，从而助长其不法行为。因此，太祖在位时，宦官大多从事杂役工作，不参与任何政治，看到官员要立正低头，以示谦卑。

但是到明成祖时，宦官迎来了参与政治的好时机。据说，成祖和建文帝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曾有宦官将宫中内情透露给成祖。成祖知恩图报，故对宦官加以厚待，并放宽了对他们的限制。而宦官则以此为契机，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后来不仅涉足政务和军务，还有一些宦官被皇帝派到各地担任钦差大臣，甚至一些宦官还被皇帝派到国外担任外交使节。此外，成祖不仅放宽了对宦官学习的限制，还规定宦官子弟可以享受官费教育。

宦官专横跋扈始自明朝第六位皇帝英宗时期。当时宦官金英和王振出任要职，他们祸乱朝纲，肆意妄为。在第九位皇帝宪宗时，宦官汪直也是极端专横。但在第十位皇帝孝宗时，没有出现宦官专权的情况。可是等第十一位皇帝武宗即位后，又出现了一个大宦官刘瑾，他操纵朝纲，为所欲为。

刘瑾专权

刘瑾幼年便去势，很小的时候就陪伴武宗在东宫玩耍。武宗当时年纪尚幼，刘瑾就变着花样讨取武宗的欢心，逐渐赢得武宗的宠爱。武宗登基之后，立即任命刘瑾为内官监(5)。当时受武宗宠爱的宦官除刘瑾之外，还有另外七人，分别是马永成、谷大用、张永(6)、罗祥、魏彬、丘聚、高凤。此八人被并称为“八党”，由于百姓都惧怕他们，因此又被称为“八虎”。

大学士刘健和李东阳看不惯他们的专横跋扈，于是上书指斥他们的行为。后来，户部尚书韩文等人也上书直陈“八虎”的罪行，予以痛斥。当时他们在上书中是这样写的：

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高凤等，置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缘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

高皇帝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继承，传之陛下。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为长夜之游，恣无餍之欲，以累圣德乎！

前文已述，刘瑾获悉有人弹劾自己之后，立即联合其他七人一起来到皇帝面前哭诉。结果，武宗不仅不再追究，反而还对他们加以重用，让刘瑾担任司礼监之要职。刘健、谢迁和韩文被罢免，皇帝身边的忠臣王岳也被处死。这样一来，刘瑾就完全控制了政权。

明朝时期，奏折先是被送到内阁，然后由内阁官员代替皇帝批答臣僚的奏折，并将拟定之辞书写于票签之上，附本进呈皇帝，由皇帝做最终裁决。这就是明朝的“票拟”制度。刘瑾专权之后，所有的“票拟”都要依照刘瑾的意思书写。

阳明入狱

刘瑾上欺武宗，下乱朝纲，排斥忠臣，并且还安插自己的心腹掌管重要职位。正德元年（1506）十月，给事中(7)戴铣、御史薄彦徽共同上书弹劾刘瑾，请求留用刘健和谢迁，“皇上新政，宜亲君子，远小人。不宜轻斥大臣，任用阉寺。”

刘瑾知悉之后，向武宗进献谗言，说戴铣等人所述乃一派胡言，并将他们全部打入大牢。

戴铣，字宝之，江西婺源人。薄彦徽，字舜美，山西阳曲人。二人同为弘治九年（1496）进士，并且都是豪放忠直之士。

王阳明当时担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看到戴铣和薄彦徽等人被打入大牢，他义愤难平，于正德元年十一月向皇帝上书一封，题为《乞宥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试图将二人救出。全文如下：

臣闻君仁则臣直。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

臣迩者窃见陛下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上言时事，特敕锦衣卫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当理与否，意其间必有触冒忌讳，上干雷霆之怒者。

但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创，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

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举为非宜，然而莫敢为陛下言者，岂其无忧国爱君之心哉？惧陛下复以罪铣等者罪之，则非惟无补于国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过举耳。然则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从而闻之？

陛下聪明超绝，苟念及此，宁不寒心！况今天时冻冱，万一差去官校督束过严，铣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沟壑，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其时陛下必将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则既晚矣。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不休哉！

在奏折中，王阳明入情入理地劝说武宗放掉戴铣等人，还劝他广开言路。他在题目中用了“去权奸”一词，没有涉及弹劾刘瑾的词句。尽管如此，刘瑾看到这封奏折之后还是大怒。他票拟圣旨，将王阳明打入大牢，杖责四十，还令亲信亲自监督。行刑者加力杖责王阳明，致使王阳明在受刑中途一度昏死过去。此后，王阳明又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担任驿丞。

王阳明因替忠臣求情而被打入大牢。《王阳明先生图谱》中的此图对于王阳明入狱进行了形象的描绘。

王阳明离开京城时，父亲龙山公还在礼部侍郎任上，也在京城。听闻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的消息后，龙山公非常高兴，对他人说：“吾子得为忠臣，垂名青史，吾愿足矣！”

但是对王阳明来说，因为要远别父亲，不能在父亲身边尽孝，所以悲愤异常。离别之际，王阳明给好友汪抑之写了三首诗，题为《答汪抑之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其中写道：“子有昆弟居，而我远亲侧。回思菽水欢，羡子何由得！”

正德元年十二月，王阳明被打入大牢，是在牢中过的新年。在此期间，王阳明写了《狱中诗十四首》，但留世的仅有八首。通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想象王阳明在严寒的大牢中过得多么凄惨。《狱中诗十四首》的第一首为《不寐》：

天寒岁云暮，冰雪关河迥。

幽室魍魉生，不寐知夜永。

惊风起林木，骤若波浪汹。

我心良匪石，讵为戚欣动。

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

崖穷犹可陟，水深犹可泳。

焉知非日月，胡为乱予衷。

深谷自逶迤，烟霞日悠永。

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垅！

开头四句表现了狱中的严寒。接下来，王阳明用“我心良匪石，讵为戚欣动”两句诗，表达了自己不为奸党所动的态度。

“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表现的是国家崩溃的情形。“焉知非日月，胡为乱予衷”则叙述了面对国家崩溃，上天见而不救，自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无能为力的复杂之情。

“深谷自逶迤，烟霞日悠永。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垅！”表达了王阳明面对国家已经无药可医的现状，希望自己也能和《论语·微子篇》里的隐士长沮和桀溺一样，归隐山林，躬耕田园。

第二首为《有室七章》。王阳明在这首诗中叙述了狱中的生活，同时还表达了自己落寞的心情。

有室如虡，周之崇墉。

窒如穴处，无秋无冬。

*

耿彼屋漏，天光入之。

瞻彼日月，何嗟及之。

*

倏晦倏明，凄其以风。

倏雨倏雪，当昼而蒙。

*

夜何其矣，靡星靡粲。

岂无白日？寤寐永叹！

*

心之忧矣，匪家匪室。

或其启矣，殒予匪恤。

*

氤氲其埃，日之光矣。

渊渊其鼓，明既昌矣。

*

朝既式矣，日既夕矣。

悠悠我思，曷其极矣。

明末文人钟伯敬认为第二节中的“耿彼屋漏”暗指皇帝的昏聩，第五节中的“或其启矣，殒予匪恤”则是在叙述自己的忠诚。而东正堂则认为第二节中的“日月”和第五节中的“家室”是在暗指皇帝之心。东正堂对“或其启矣，殒予匪恤”的解释是：“‘如果能够因此而开启君心，那我死在牢里都不足惜’，这句诗表达了王阳明对皇帝的耿耿忠心。这种精神在第七节中表现得更加充分。”

第四首为《岁暮》，其中有这样两句：“高檐白日不到地，深夜黠鼠时登床”，表现了王阳明在狱中的凄惨光景。王阳明整日兀坐于这样的环境中，如木石一般，无怪乎他会在诗的开头写道：“兀坐经旬成木石。”

此外，王阳明还想起了远在故乡的阳明洞，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在《岁暮》的后半段写道：“峰头霁雪开草阁，瀑下古松闲石房。溪鹤洞猿尔无恙，春江归棹吾相将。”

第五首名为《见月》，抒发了王阳明的悲叹之情。东正堂认为这首诗是《狱中诗十四首》中最优秀的一首（《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八《诗二》）。以下是《见月》的全文：

屋罅见明月，还见地上霜。

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

匪为严霜苦，悲此明月光。

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

胡为此幽室，奄忽逾飞扬。

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

盈虚有天运，叹息何能忘！

“月光如流水”之后的数句表现了王阳明虽然悲叹自己的遭遇，但是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的精神状态。

第六首叫《天涯》，王阳明在诗中表示将心平气和地奔赴龙场。尽管被武宗投入大牢，但王阳明依然为自己没能匡正武宗，以及无以报答君恩而慨叹。于是王阳明在《天涯》中写道：“思家有泪仍多病，报主无能合远投。”

他在《天涯》的末尾又写道：“留得升平双眼在，且应蓑笠卧沧洲。”在传说中，沧洲有仙人居住。阳明在此借沧洲喻指家乡。他用这两句诗表达了希望能够看到天下恢复太平，然后自己归乡隐居的心愿。东正堂评价这两句诗说：“通过末尾两句，可以看出王阳明具有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志气和大度量。”（《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八《诗二》）

《屋罅月》是《狱中诗十四首》的第七首。王阳明在《屋罅月》的开头写道：“幽室不知年，夜长昼苦短。但见屋罅月，清光自亏满。”

这四句诗再次反映了王阳明在狱中的凄惨生活。在接下来的诗句中，王阳明表达了自己对武宗放荡无度，恐怕会导致社稷沦丧、令宗庙祭祀废绝的担忧。

佳人宴清夜，繁丝激哀管。

朱阁出浮云，高歌正凄婉。

宁知幽室妇，中夜独愁叹。

良人事游侠，经岁去不返。

来归在何时？年华忽将晚。

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

在狱中服刑时，王阳明虽然一开始一个人都不认识，但很快就结识了两三位命运相同的友人，他们一起讲学论道。在前往龙场之前，王阳明还特意作了一首《别友狱中》的诗，向他们告别，其中写道：“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悦。”从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王阳明在狱中已经忘却了自己的“罪过”，开始专心致力于圣贤之道，并且心中充满愉悦之情。接下来，王阳明又写道：“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表达了自己依循正道，不迎合时世，渴望追随前哲的心愿。

尽管王阳明遭受了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对武宗没有丝毫的怨恨。他在诗中写道：“所恨精诚眇，尚口徒自蹶。天王本明圣，旋已但中热。”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已经达到了韩愈在《拘幽操》中提到的文王的境界。周文王曾被殷纣王幽禁在羑里，但他对纣王没有丝毫的怨恨，这也恰恰体现了文王的至德之处。王阳明或许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有过错，所以对武宗没有丝毫的怨恨。

王阳明在狱中最喜欢读的书似乎是《周易》，尽管当时极不得志，但他没有选择佛教和道教的书籍，而是选择了精微深奥、充满处世哲学的古代经典《周易》。王阳明这样做，可以说也是必然的。

中国的文人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在艰难困苦之际，很多人都会选择读《周易》，王阳明自然也不例外。后来王阳明在贬谪之地龙场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并且还写了一篇《玩易窝记》记述当时的情形。

正如《狱中诗十四首》的第三首《读易》所表现的那样，王阳明在开头写道：“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义易，洗心见微奥。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

在诗的末尾，王阳明还直接引用《周易》中的话，对自己加以劝诫，“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

在王阳明看来，能像颜回那样安贫乐道就再好不过了。同时，他还表达了希望能够在家乡会稽山的阳明洞中安贫乐道地度过余生的心愿。王阳明通过读《周易》，忘却了狱中的烦恼和忧患。

别了，京城

正德二年（1507）春天，王阳明离开北京，前往贬谪之地贵州龙场。在《答汪抑之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第二首中，王阳明开篇就提到了“北风春尚号”，据此可知，他离京的大致时间应该是在春天。

而在《答汪抑之三首》的第一首末尾，王阳明写道：“良心忠信资，蛮貊非我戚。”这两句诗其实是取自《论语·卫灵公篇》，“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只要自己“言忠信，行笃敬”，那么即使被流放到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也不需要担心。

在第二首诗中，王阳明写道：“间关不足道，嗟此白日微。”在王阳明眼中，旅途的艰险不足为道，而道义的倒退却让人深感遗憾。

汪抑之，名俊，字抑之，谥号文壮，江西弋阳人，世称“石潭先生”。弘治六年（1493）进士，正德年间曾参与编纂《孝宗实录》，后来出任礼部尚书。汪抑之品行高尚，在朝廷为官光明磊落，方正耿直，因此与刘瑾等人不合。汪抑之和王阳明是好友，但二人学说不同，汪抑之信奉的是朱子学。

在第三首诗中，王阳明写道：“鹅湖有前约，鹿洞多遗篇。”

鹅湖位于今江西省铅山县北部。宋代时，儒学双璧朱熹和陆九渊曾经在鹅湖寺聚会，双方展开论辩，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陆九渊以“存养德性”为治学的第一要义，而朱熹则以“格物穷理”为治学的第一要义。后来，陆九渊批评朱熹的学说是醉心于追求心外事物之理，丧失了心的主体性，陷入支离；而朱熹则批评陆九渊的学说是向内求理，流于禅学，陷入虚妄，导致弊害。在“鹅湖之会”上，朱熹和陆九渊都没有刻意掩饰彼此学说的差异。前文已述，阳明学是对陆学的继承和发展。

虽然朱熹和陆九渊做学问的主旨不同，但二人是很好的辩友。白鹿洞位于江西省南康府五老峰山下，唐代始建书院。后来朱熹重建书院，并在此讲学。

有一次，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向弟子们讲授《论语·里仁篇》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自己也在一旁听讲。弟子们听完陆九渊的讲课之后，都感动得哭了起来。朱熹为此特意将陆九渊的讲义刻在石头之上，以便让后来人也能知晓。

王阳明在写给汪抑之的诗中，提到了“鹅湖”和“鹿洞”，可能是想等有机会和汪抑之一起去拜访这两个地方，此外也可能暗含了自己想和信奉朱子学的汪抑之进行论辩的心愿。

虽然王阳明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自己沿袭的是陆学，但从其学说“重体验性”来看，恰恰暗合了陆九渊的心学，所以说在内心深处他应该是认可以陆学为宗的。王阳明在赠给湛甘泉的一组题为《八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中，有这样一句诗：“此心还此理。”

据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想法与陆九渊的是一致的。此外，王阳明在前往龙场途中，作《忆昔答乔白岩因寄储柴墟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其中第二首这样写道：“愿君崇德性，问学刊支离。”

很明显，当时的王阳明是以“尊德性”的陆学为宗的，并建议在“问学”时，要去掉朱子学陷于支离破碎、溺于字词析义的毛病。

王阳明南行前往龙场前夕，湛甘泉曾作《九章》赠别，而崔子钟又和了一组《五诗》，于是王阳明以一组《八咏》回赠二人。王阳明的《八咏》，其实是模仿了南梁沈约的《八咏》。沈约曾经写过一首诗，共八句，但写完之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以诗中的每一句为题，扩充为八首，取名“八咏”。

崔子钟，名铣，字子钟，又字仲凫，初号后渠，后来改号洹野，河南安阳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崔子钟出任翰林院编修，后来因为得罪刘瑾，被贬南京，担任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刘瑾倒台、明世宗即位之后，崔子钟被擢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后又出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并于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谥号“文敏”。崔子钟信奉程朱理学，所以在晚年时曾斥责王阳明是“霸儒”。不过二人在年轻时是道义之交。

《八咏》中的第一首是赠给湛甘泉的，开头写道：“君莫歌九章，歌以伤我心。”

第二首是赠给崔子钟的，开头写道：“君莫歌五诗，歌之增离忧。”

《九章》原是《楚辞》中的篇名，因是九篇述怀的辞赋而得名。湛甘泉所作《九章》乃是模仿之作。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几篇。第三篇的题目为《惜别》，湛甘泉在诗中写道：

黄鸟亦有友，空谷遗之音。

相呼上乔木，意气感人深。

君今脱网罟，遗我在远林。

自我初识君，道义日与寻。

一身当三益，誓死以同襟。

生别各万里，言之伤我心。

在湛甘泉心中，王阳明是自己的“辅仁”(8)之友。他在《惜别》中表达的是自己与王阳明离别的感伤心情。

第七篇的题目为《皇天》，诗中写道：

皇天常无私，日月常盈亏。

圣人常无为，万物常往来。

何名为无为？自然无安排。

勿忘与勿助，此中有天机。

湛甘泉在这首诗中指出，依照孟子所说的“勿忘勿助”（《孟子·公孙丑上》）功夫，可以得出“天机”。

湛甘泉在最后一篇，即第九篇《天问》中写道：

天地我一体，宇宙本同家。

与君心已通，离别何怨嗟？

浮云去不停，游子路转赊。

愿言崇明德，浩浩同无涯。

《天问》中的“天地我一体，宇宙本同家”，体现了湛甘泉“万物一体”的思想。湛甘泉认为，天地间的万物和“我”本是一体的，天下百姓和“我”的骨肉亲人一样，都是一家人。实际上，这沿袭的是程颢和张载的“万物一体”思想。程颢曾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张载则说：“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湛甘泉尤其强调“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晚年所提出的“致良知”说，尽管不同于湛甘泉的学说，但也是认同以良知为本的“万物一体之仁”的。这与他年轻时曾受湛甘泉的影响不无关系。

王阳明在《八咏》第三首的开篇写道：“洙泗流浸微，伊洛仅如线。后来三四公，瑕瑜未相掩。”通过这四句诗，王阳明暗示程学已经衰退，而朱子学又不完善，如果要继续孔程之学，就很难再有进步了。可以看出，这时的王阳明已经对朱子学有所不满，并且开始寻求自己的唯心理学。《八咏》第四首的开头写道：“此心还此理，宁论己与人。千古一嘘吸，谁为叹离群。浩浩天地内，何物非同春！”从中可以看出王阳明唯心理学的影子。

陆九渊曾说过：“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可见，陆九渊之学和主张“性即理”的程颐之学以及朱子学完全不同。但通过《八咏》第四首的诗句，可以看出王阳明对陆九渊之学是暗暗仰慕的。

陆九渊之学的源头在程颢。程颢主张“道器一体”说、“天理体认”说和“万物一体”说。前文已述，湛甘泉沿袭的是程颢之学，王阳明曾和他一起倡导圣学，在内心倾向程颢之学也是必然的。所以在《八咏》第五首的开篇，王阳明写道：“器道不可离，二之即非性。”他在这里从程颢“道器一体”的立场出发，隐秘地批判了朱熹的“道器二元论”和“理气二元论”。

而在《八咏》第六首的开头，王阳明写道：“静虚非虚寂，中有未发中。中有亦何有，天之即成空。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

周敦颐曾经提出“主静无欲”说，以上诗句便体现了王阳明对周敦颐之学的继承。根据王阳明的理解，“静虚”乃是圣人之心，和佛教以枯槁之心为宗的“虚寂”完全不同。周敦颐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无欲故静”。王阳明后来继承的也是周敦颐的这一思想，所以王阳明终生都没改变对周敦颐和程颢的仰慕之情。

同样在第六首中，王阳明写道：“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机，非子孰与穷！”

湛甘泉的“体认之学”以孟子的“勿忘勿助”为治学之要旨，王阳明在此称赞了他的这一观点。湛甘泉认为，比起“有事”功夫，“勿忘勿助”功夫更为重要。后文我们还将叙述，王阳明到晚年时却对湛甘泉的“勿忘勿助”论进行了批判，认为如果以“有事”为宗的话，“勿忘勿助”自然可成，并且指出自己的学说和湛甘泉的学说存在着直接与迂曲之别。

读罢王阳明的《八咏》，我们会发现对王阳明来说，比起别离之伤，不能再和朋友一起切磋学术的悲伤似乎更甚。

虽然和友人的别离还未满十日，却如同别离了三年。王阳明梦到和汪抑之、湛甘泉、崔子钟一起讨论的情形，并为此作了三首诗（《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其中第二首如下：

起坐忆所梦，默溯犹历历。

初谈自有形，继论入无极。

无极生往来，往来万化出。

万化无停机，往来何时息！

来者胡为信？往者胡为屈？

微哉屈信间，子午当其屈。

非子尽精微，此理谁与测？

何当衡庐间，相携玩义易。

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的思想是在《周易》之理中驰骋，并且还倾向于周敦颐和邵雍的“宇宙生成论”。周敦颐根据《周易》得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认为阴阳的流转生成万物，所以要从“无极”中寻求造化之理。

邵雍则指出：“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认为阴阳的屈伸可生成万物，所以要从屈伸的极限处寻求宇宙之理。

王阳明在晚年作《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在第四首的开篇，王阳明写道：“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

由于年轻时曾修习过周敦颐和邵雍的“宇宙生成论”，所以王阳明认为在良知的本体中存在着乾坤万化的根源。

在前往龙场途中，王阳明充满了忧愁。为了抚慰内心的悲伤，他不时想起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也不时回忆起在故乡耕钓以及沿河而下拜访江村的情景。在此期间，他在自己所作的《因雨和杜韵》后半段写道：“客途最觉秋先到，荒径惟怜菊尚存。却忆故园耕钓处，短蓑长笛下江村。”

“荒径惟怜菊尚存”其实是取自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句。王阳明是想用这句诗来表达对秉持清高之志的陶渊明的仰慕之情。

王阳明很早就得了肺病，后来的牢狱之灾令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他沿运河南下前往杭州，心中充满了对亲友的无限思念。

那么，王阳明为何要先到杭州呢？

一方面可能是受乡愁的驱使；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杭州风光明媚，是观光胜地，他想在此先疗养一段时间，等养好身体之后，再长途跋涉前往龙场。

当王阳明乘坐的船只抵达杭州北新关时，他的弟弟们一起前来迎接。能够在有生之年和他们再次相见，王阳明非常高兴，于是作诗一首，题曰《赴谪次北新关喜见诸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

扁舟风雨泊江关，兄弟相看梦寐间。

已分天涯成死别，宁知意外得生还。

投荒自识君恩远，多病心便吏事闲。

携汝耕樵应有日，好移茅屋傍云山。

但在诗中王阳明丝毫未表现出前往贬谪之地的悲怆之情。

数年前，王阳明曾在西湖疗养过。当时，他经常前往南屏山游玩，所以这次也特意选了位于南屏山山麓的净慈寺居住，从春天一直疗养到夏天。在此期间，他作了一首题为《卧病净慈写怀》（《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来纪念这段时期，其中写道：

卧病空山春复夏，山中幽事最能知。

雨晴阶下泉声急，夜静松间月色迟。

把卷有时眠白石，解缨随意濯清漪。

吴山越峤俱堪老，正奈燕云系远思。

在诗歌的最后一句，王阳明还表达了自己对皇帝的思念之情。

后来，王阳明又移居胜果寺养病，在《移居胜果寺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第一首中有这样一句：“六月深松无暑来。”可以看出，王阳明从净慈寺移居胜果寺应该是在六月，而特意移居此地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避暑。从“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远尘埃”一句中可以看出，王阳明移居胜果寺是为了治疗自己的肺病，同时也是为了远离尘俗，使自己的内心保持纯净。其中“日脚倒明千顷雾，雨声高度万峰云”一句可谓是描述景致的千古佳句！

摆脱刺客

刘瑾获悉王阳明在前往龙场之前，会先到杭州养病的消息后，就派出刺客去刺杀王阳明，但是王阳明使用奇计，最终虎口脱险。《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用小说化的语言记录了整个经过。

夏日午后，王阳明在胜果寺的廊下乘凉，身边的仆人也都外出了。这时，两名头戴小帽，身着窄衫，貌似捕快的大汉突然闯入。他们腰悬刀刃，口吐北音，问王阳明：“官人是王主事否？”

王阳明回答：“然。”

两名大汉说：“某有言相告。”

二人左右挟持王阳明而去。

王阳明问道：“何往？”二人回答说：“但前行便知。”

王阳明以自己有病在身，不能迈步为由，拒绝前往。二人却道：“前去亦不远，我等左右相扶可矣。”

王阳明没有办法，只好任由他们挟持而去。走了三里多路，有两名男子从后面追来。王阳明觉得二人面熟。追上来的两名男子问王阳明：“官人识我否？我乃胜果寺邻人沈玉、殷计也。素闻官人乃当世贤者，平时不敢请见，适闻有官校挟去，恐不利于官人，特此追至，看官人下落耳。”

两名大汉闻之，脸色骤变，对沈、殷二人说：“此朝廷罪人，汝等何得亲近？”

沈、殷二人不肯屈从，对他们说：“朝廷已谪其官矣，又何以加罪乎？”

那两名大汉不听这一套，继续挟持王阳明前行。沈、殷二人也不肯罢休，紧紧跟在后面。至暮色时分，他们来到河边的一处空房子内。

两名大汉言明自己是大内密探，在沈、殷二人耳边低语说：“吾等实奉主人刘公之命，来杀王公。汝等没相干人，可速去，不必相随也。”

沈玉却说：“王公今之大贤，令其死于刃下，不亦惨乎。且遗尸江口，必累地方，此事决不可行。”

两名大汉听罢，沉思道：“汝言亦是。”于是，从腰间解下一条一丈多的青索，投给王阳明：“听尔自缢，何如？”

但是，沈玉又说：“绳上死与刀下死同一惨也。”

两名大汉听罢大怒，拔刀厉声问道：“此事不完，我无以复命，亦必死于主人之手。”

殷计对他们说：“足下不必发怒，令王公夜半自投江中而死，既令全尸，又不累及地方，足下亦可以了事归报，岂不妙哉？”

两名大汉低头私语，少顷把刀收回鞘中，然后对沈、殷二人说：“如此庶几可耳。”

沈玉接着提议：“王公命尽此夜，吾等且沽酒共饮，使其醉而忘。”

两名大汉答应了，把王阳明锁在屋里。王阳明招呼沈、殷二人说：“我今夕固必死，当烦一报家人收吾尸也。”

沈玉提醒说：“欲报尊府，必得官人手笔，方可准信。”

王阳明说：“吾袖中偶有素纸，奈无笔何。”

沈玉起身回应说：“吾当于酒家借之。”

沈玉和一名大汉前往镇中买酒，殷计和另一名大汉在门外看守。过了一会儿，沈玉买酒归来。两名大汉打开房门，放二人进去。二人拿着瓢箪进去之后，沈玉把瓢箪斟满，递到王阳明面前，不禁哽咽起来。王阳明安慰他说：“我得罪朝廷，死自吾分，吾不自悲，汝何必为我悲乎！”然后将酒一饮而尽。

殷计又将酒斟满，王阳明把酒送到嘴边抿了抿，然后还给殷计说：“吾不能饮矣，既有高情，幸转进于远客，吾尚欲作家信也。”

沈玉将笔递给王阳明，王阳明从袖中取出纸来，挥笔赋诗一首：

学道无成岁月虚，天乎至此欲何如。

生曾许国惭无补，死不忘亲恨有余。

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

百年臣子悲何极，日夜潮声泣子胥。

王阳明觉得自己当时的遭遇和春秋末期的伍子胥极其相似，于是在诗的最后一句提及了“子胥”。

子胥是伍员的字。春秋时期，伍子胥辅佐吴王夫差击败越国，帮助吴国成为春秋霸主。当时越王勾践向吴王夫差求和，并且大肆贿赂吴王，乞求保留自己一条性命。伍子胥为绝后患，强烈建议吴王杀掉勾践，吴王没有采纳。伍子胥愤懑难平，把剑交到门客手中，对他说：“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然后，慷慨赴死。

吴王夫差听闻后，大怒，下令把伍子胥的遗骸装入皮囊内，投入长江。后来确实如伍子胥所预言的那样，九年之后，吴国被越国所灭。这次轮到吴王向越王乞求留一命了，但越王没有手下留情，干净痛快地把吴王给杀了。

书归正传，上文中王阳明作的那首诗可以算是陈述忠臣孝子至情的千古名篇。

写完第一首后，王阳明诗兴未尽，于是又写了一首：

敢将世道一身担，显被生刑万死甘。

满腹文章宁有用，百年臣子独无惭。

涓流裨海今真见，片雪填沟旧齿谈。

昔代衣冠谁上品，状元门第好奇男。

之后，王阳明又写了一篇很长的绝命辞，在最后用篆书题了“阳明已入水，沈玉、殷计报”十字。在这篇绝命辞中，王阳明真真切切地表明了自己的投水自杀之意。沈、殷二人将绝命辞告知两名大汉。那两名大汉本不通文字，只见王阳明的书法流畅秀拔，“相顾惊叹以为天才”。王阳明写完之后，又开始吟诵，四人一边听王阳明吟诵，一边交杯换盏，最后都酩酊大醉。

将近午夜之际，云月朦胧，两名大汉趁着酒兴逼王阳明投水自杀。王阳明回顾沈、殷二人，嘱咐他们说：“必报我家，必报我家。”然后，从河岸的滩涂往河中走去。

两名大汉开始还在后面跟了一段，但由于喝了不少酒，所以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再加上恰逢涨潮，他们便不再紧跟了。二人站在岸边，远远地望着王阳明。突然，他们听到落水的声音，后来一切又都归于静寂。

在岸边站立了许久，两名大汉觉着王阳明投水自杀是确定无疑了。后来转念一想，觉得应该留下一点儿王阳明自杀的证据，于是又沿着河岸去搜寻，在岸边发现了一双鞋。借着水面上泛起的淡白月光，他们发现在水中还漂着一条薄绢头巾。二人相顾而语：“王主事果死矣。”

二人打算将这两件物证一并带走。这时，沈玉对他们说：“留一物在，使来早行人见之，知王公堕水，传说至京都，亦可做汝等证见也。”

两名大汉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将鞋子留下，只拿着头巾回去了。

接下来，再说胜果寺这一边。仆人们发现王阳明没了踪影之后，都非常担心，住持也不知其行踪。众人提着灯笼四处寻找，但一直没发现任何线索。后来不得已只好将事情的原委告知了王阳明的弟弟王守文，当时王守文恰好到杭州来参加浙江的乡试。

王守文也非常吃惊，于是就委托浙江官吏和胜果寺的僧俗四处搜寻。恰在这时，沈、殷二人也来找王守文，向他诉说了事情的原委，并且把王阳明留下的两首诗和绝命辞一并交给了他。王守文一看，确定是兄长的亲笔后悲恸不已。不久，又有人捡到了河边的那双鞋，并且把鞋送到官府，官府派人把鞋转交给王守文。这样一来，众人都确信王阳明是真的投水而亡了。

王守文将王阳明的两首诗和绝命辞寄回老家，家人看后都悲恸欲绝。父亲龙山公认为至少应该先找到王阳明的遗体，于是派渔夫到王阳明落水处打捞，一连打捞了数日，一无所获。王阳明的弟子们听闻这一消息后，也是无不悲痛，唯独徐爱不相信王阳明已死，他说：“先生必不死。天生阳明，倡千古之绝学，岂如是而已耶！”

据《明鉴易知录》记载，浙江藩、臬(9)以及郡守杨孟瑛都认为王阳明已死，于是在钱塘江边设立灵堂凭吊，王阳明的家人也都身着丧服出席。

前文已述，王阳明少年时代就足智多谋，再加上年轻时研究过兵法，所以他对权谋术策非常精通。这次也不例外，他运用计略，成功地虎口脱险。

从岸边离开那两名刺客后，王阳明就在心里嘀咕，这条路一直通往河中，一直往前走的话，必死无疑！这样一来，那两名刺客也就放心了。他们喝了那么多酒，河滩又软，石头和泥沙又多，他们不可能跟着走。

于是，王阳明走下岸来，脱下鞋子放在水边，再解下头巾扔入水中，又搬起一块大石头，“扑通”一声扔到水里，伪装了跳水自杀的现场。周围非常昏暗，什么都看不清，那两名刺客以及沈、殷二人都以为王阳明已经跳河了。

王阳明沿着河滩走了好长一段路，发现一处洞穴，于是就委身其中，一直等到天亮。翌日，一艘小船经过此地，王阳明便随船往东驶去。船家可怜他没有穿鞋，送给他一双草履。七天之后，小船抵达舟山岛。王阳明在此换船前行。可事不凑巧，遇上暴风，小船往南漂了一昼夜，最终抵达了一块陆地。王阳明上岸一问，才知是福建北部。

后来，王阳明被巡航的兵船发现，士兵觉得他形迹可疑，于是就逮捕了他。王阳明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道出实情：“我乃兵部主事王守仁也。因得罪朝廷受廷杖，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自念罪重，欲自引决，投身于钱塘江中。遇一异物，鱼头人身，自称巡江使者，言奉龙王之命前来相迎。我随至龙宫。龙王降阶迎接，言我异日前程尚远，命不当死，以酒食相待，即遣前使者送我出江。仓卒之中附一舟至此，送我登岸，舟亦不见矣。不知此处离钱塘有多少程途？我自江中至此，才一日夜耳。”

士兵们听罢，颇感惊奇，于是拿来好酒好菜款待王阳明，并派人向官署禀报。王阳明知道一旦官署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再想逃脱就难了，于是瞅准一个间隙，偷偷地溜走了。

再会无为道者

王阳明沿着人迹罕至的山路狂奔三十余里，来到一座古寺前。当时天已昏黑，王阳明叩响寺门，希望能够借宿一晚，可寺内的僧人拒绝说：“寺有禁约，不留夜客歇宿。寺旁有野庙久废，可往他处歇宿。”

没有办法，王阳明只好在野庙中将就一宿。

王阳明实在是太累了，进入野庙后不久便靠着神案前的香炉昏睡过去。半夜，有一群老虎在野庙周围咆哮，却未入庙内。

翌日清晨，周围都静悄悄的。寺僧在半夜听到老虎咆哮之声，以为夜宿野庙之人肯定已经被老虎吃掉了，于是就想将王阳明的行囊和财物据为己有。当寺僧来到野庙后，发现王阳明横躺在地上。寺僧想确认一下王阳明到底死了没有，于是就用棍子敲了敲他的腿。王阳明惊坐而起，反而把寺僧吓了一跳。寺僧大惊说：“公非常人也，不然岂有入虎穴而不伤者乎？”

王阳明茫然不知，问道：“虎穴安在？”

寺僧回答说：“即此神座下是矣。”

寺僧惊奇不已，于是邀请王阳明到寺内进食。用餐完毕，王阳明游览了大殿，穿过大殿来到后院，见一年长道士正在打坐。道士看到王阳明后，立刻起身问他：“贵人还识无为道者否？”

王阳明感到有点儿不可思议，仔细端详老道的容貌，原来正是二十年前，自己结婚当日在铁柱宫见到的那位老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无为道者的容貌没有丝毫的变化。老道说：“前约二十年后相见于海上，不欺公也。”

他乡遇故知，王阳明为自己能有这样的奇遇而欣喜。他向无为道者详细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向无为道者请教自己今后的去处：“我今与逆瑾为难，幸脱余生，将隐姓潜名，为避世之计，不知何处可以兼容，望乞指教。”

道士听罢，对他说：“汝不有亲在乎？万一有人言汝不死，逆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越，何以自明？汝进退两无据矣。”

无为道者还为王阳明写了一首诗，激励他奋起。

二十年前已识君，今来消息我先闻。

君将性命轻毫发，谁把纲常重一分。

寰海已知夸令德，皇天终不丧斯文。

英雄自古多磨折，好拂青萍建大勋。

大意是：你不看重性命，把性命看得比毫发还轻，你的这一令德，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皇天并没有丧失天道，他把你派到人间，就是为了让你去维护世间正道。自古英雄多磨难，你要用青萍宝剑斩尽所有的磨难，建立彪炳天地的大功勋。

王阳明年轻时曾向无为道者学习导引之术，当年分别时两人有一个“二十年后，当再见于海上”的约定。此为《王阳明先生图谱》所描绘的两人再次相见的情形。

王阳明非常感激无为道者的指教，他不再迷茫，决意前往贵州龙场。王阳明向寺僧求来一支笔，在大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题曰《泛海》：“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大意是：我根本就不在乎是顺境还是逆境，所有这一切都跟天空中的浮云一样，风一来，就被吹走了。月夜，我在静静的大海上泛舟三万里，那种痛快的感觉和我驾着锡杖、乘着天风，从高山之巅疾驰而下的感觉一样。这首诗表现了王阳明“悟道自得”的高深境界。

《泛海》应该算是王阳明所有诗歌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当咏诵这首诗时，心中的迷云会消失殆尽，痛快之感会充满心头。

《泛海》和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的痛快劲有些相似，但两首诗痛快的内容并不相同。此外，《泛海》和朱熹的《醉下祝融峰》也有些相似。“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

《泛海》的最后一句和《醉下祝融峰》的最后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若考虑朱熹作这首诗时的背景，就会发现朱熹其实是想借这首诗来表达自己将学问本质的疑云一扫而空时的心境。因此，《醉下祝融峰》和《泛海》都是体现顿悟境界的一种诗，但二者在内容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朱熹的《醉下祝融峰》描写的是自己登上祝融峰之后的真实心境，而王阳明的《泛海》则是假借虚构的海上旅途，来表达自己冲破生死迷雾，决意奔赴龙场时的心境。

王阳明在《泛海》中体现的悟境和无学祖元(10)在《示虏》这首偈中所体现的悟境有相通之处。

“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大意是：天地之间没有我立锥之所，但令人欣喜的是人是空的，法也是空的，万事皆空，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元兵手里握着三尺长剑，看起来非常威武。他要砍我的头，那就让他砍好了，结果无非就跟冒着火花的闪电斩春风一样。

无学祖元是宋代明州庆元府人。日本弘安二年（1279），受北条时宗的邀请，无学祖元前往日本，定居在镰仓的建长寺。无学祖元是一位著名的禅师，他后来创建了圆觉寺，并将临济宗在日本发扬光大。这首偈原本是写在圆觉寺的山门前，令参拜人员一进山门便有所触动。

关于这首偈，还有一个小故事。

元至元十三年（1276），祖元禅师在温州的一座寺庙内坐禅时被元兵抓住。元兵打算砍下他的头颅，于是他就写下了上文中的那首偈。他将偈呈递给元兵，元兵被他的气势所震撼，最终向他道歉而去。

故事的真伪已经无从考证，很有可能是后人杜撰的。当时，元兵如怒涛般侵入南宋，他们在南宋的土地上肆意蹂躏，大批的民众被杀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祖元禅师为了阐述自己的了悟，特意写了上文中的那首偈。

王阳明的《泛海》也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表达自己内心心境的一首诗。在日本有一位和歌诗人，名为西行法师，他从没到过奥州(11)的白河关，但是写出来的和歌好像他到过那里一般。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阳明告别无为道者之后，又沿着小道登上了武夷山。在山中游玩期间，他在岩壁上题诗《武夷次壁间韵》（《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

武夷山位于福建省和江西省的交界处，是福建第一名山，传说神仙武夷君曾在此山居住，故名武夷山。《武夷次壁间韵》的全文如下：

肩舆飞度万峰云，回首沧波月下闻。

海上曾为沧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

溪流九曲初谙路，精舍千年始及门。

归去高堂慰垂白，细探更拟在春分。

湛甘泉认为王阳明当时根本就没去过武夷山，他之所以写这首诗，就是为了迷惑大家，不让大家知道他的行踪，让大家误以为他去了武夷山。湛甘泉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人或告曰：阳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诗曰：‘海上曾为沧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有征矣。甘泉子闻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为之作诗。有云：‘佯狂欲浮海，说梦痴人前。’及后数年，会于滁，乃吐实。”

古时，殷纣王残暴无度，箕子劝其停止暴虐之举，但没有被采纳，于是箕子披头散发假装发狂，逃往北方之地。湛甘泉认为，王阳明写诗假装自己逃到了海上，并且声称登上了武夷山，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蒙骗世人罢了。

前文已述，王阳明生来就聪慧过人，再加上他精通兵法，运用这种小把戏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湛甘泉是王阳明的至交好友，后来二人见面时，王阳明亲口告诉他自己根本没去过海上，也没有登过武夷山，那些事情都是自己编造的。湛甘泉的叙述应该非常可信。

但是，王阳明的弟子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记载：

公行至钱塘，度或不免，乃托为投江，潜入武夷山中，决意远遁。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纳。行半里许，见一古庙，遂据香案卧。黎明，道士特往视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无恙？”

因诘公出处，公乃吐实。道士曰：“如公所志，将来必有赤族之祸。”

公问：“何以至此？”

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迹，将来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寻究汝家，岂不致赤族之祸？”

公然其言。尝有诗云：“海上曾为沧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广信，溯彭蠡，历沅、湘，至龙场。

此外，《阳明先生年谱》的记载和《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基本相同，无非是多了道士在为阳明指明出路之后，阳明又为自己算了一卦。当时得出的卦象是“明夷”(12)卦。“明夷”乃是卦名，本卦为异卦相叠（坤上离下）。上卦为坤，坤为地。下卦为离，离为日。从卦象上来说，“明夷”之卦的“坤上离下”意指太阳沉到了地下，天地一片黑暗，寓意王阳明将会遭遇困难。处于上方的是皇帝，由于他昏庸愚昧，导致小人得势，这样一来，处于下方的臣子就要遭受磨难，世间也会变得暗无天日。《周易》中有一句卜辞叫“利艰贞”，暗示当遭遇“明夷”时，要学会忍耐，同时还要隐藏自己的智慧，这样才能避免引祸上身。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不仅会使自己身陷危险，而且也不能匡正人间正道。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在给自己算完那一卦之后，提笔在寺庙大殿的墙壁上题下了《泛海》，然后取小道从武夷山返回。王阳明的父亲龙山公时任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从鄱阳出发前去看父亲，父子二人得以相见。十二月，王阳明抵达钱塘，然后从钱塘前往龙场。

由于刘瑾等人被称为“八虎”，所以在王阳明的传记中经常会出现关于虎的故事。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却是王阳明和无为道者分别之后，他沿着小路游览了武夷山，从铅山出来后，来到上饶。在那里，再次拜会了娄谅。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按照《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王阳明此次拜访娄谅是三十六岁，即正德二年（1507），而娄谅在弘治四年（1491）就已经去世了，所以说王阳明不可能拜会他。不过，我们姑且还是继续按照《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往下说吧！

先生辞道者欲行，道者曰：“吾知汝行资困矣。”乃于囊中出银一锭为赠。先生得此盘缠，乃从间道游武夷山，出铅山，过上饶，复晤娄一斋。

一斋大惊曰：“先闻汝溺于江，后又传有神人相救，正未知虚实。今日得相遇，乃是斯文有幸。”

先生曰：“某幸而不死，将往谪所。但恨未及一见老父之面，恐彼忧疑成病，以此介介耳。”

娄公曰：“逆瑾迁怒于尊大人，已改官南京宗伯矣。此去归途便道可一见也。”

先生大喜。娄公留先生一宿，助以路费数金。先生径往南京，省觐龙山公。父子相见出自意外，如枯木再花，不胜之喜。居数日不敢久留，即辞往贵州，赴龙场驿驿丞之任，携有仆从三人。

在以上各种王阳明的传记中，和二十年前相识的道士再会于福建山中寺庙，以及野庙中老虎不伤害阳明等故事，无不显得荒诞离奇。

清代学者毛奇龄认为这些荒诞离奇之事都不可信：

守仁时径之龙场，而《谱》《状》乃尽情诳诞。举凡遇仙遇佛，无可乘间摭入者，皆举而摭之。于此二十年前、三十年后，开关闭关随意胡乱。亦思行文说事，俱有理路。

浙江一带水与福建武夷、江西鄱阳俱隔仙霞、常玉诸岭峤，而岭表车筏尤且更番叠换，并非身跨鱼鳖可泛泛而至其地者。即浙可通海，然断无越温、台、鄞、鄮，不驾商舶得由海入闽之理。且阳明亦人儿，能出游魂，附鬼伥，朝游丹山，暮飞铁柱，何荒唐也。

毛奇龄对王阳明遇到刺客一事予以否定，但日本的东正堂坚信王阳明曾经遭遇过刺客。东正堂认为，王阳明的绝命辞在正史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众人也都确信他已经遇难，并且还特意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由此可以断定王阳明遭遇刺客一事绝非空穴来风。

总而言之，王阳明为了从刺客手中逃脱，曾假装跳钱塘江自杀，并隐匿在家乡附近的一座山中，后瞅准时机，经过广信府，前往龙场。

告别门人徐爱

最初投入王阳明门下的是徐爱，之后还有蔡希渊和朱守中。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姚人。他是王阳明的妹婿，比王阳明小十六岁。

王阳明最初讲学授业的时候，从各地踊跃前来听讲的人士并不少，但能够真正理解王阳明所讲的内容，并且把圣学当成己任的一个也没有。徐爱在二十岁时奋然有志于圣学，于是趁王阳明出狱返回杭州之际，向王阳明行弟子礼，拜他为师，所以说徐爱是王阳明最早的入室弟子。

正德三年（1508），徐爱中进士。正德七年三月，王阳明在考功清吏司(13)郎中任上时，绍兴山阴县的蔡希渊和朱守中也拜他为师。王阳明曾评价徐爱、蔡希渊和朱守中三人说：“徐生之温恭，蔡生之深潜，朱生之明敏，皆予所不逮。”

由于徐爱一直沉溺于旧说——朱子学，所以当他第一次听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时，内心骇愕不定，后来渐知“反身实践”的必要性。

正德七年（1512）冬天，徐爱出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和王阳明一道乘舟返回家乡余姚省亲。在舟中，徐爱从王阳明处得知《大学》的要义，兴奋不已，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于是，徐爱开始相信阳明之学为孔门嫡传，而其他学说都是未得孔门精髓的旁蹊曲径。

当徐爱在南京工部员外郎任上时，王阳明也正好在南京担任太仆寺少卿。当时，徐爱和黄宗贤等人日夜聚在阳明门下，刻苦学习，勤奋不殆。后来，徐爱升任南京兵部郎中，因病于正德十二年（1517）辞职返乡。

当时，很多人都不认可王阳明的学说，徐爱却能很好地理解老师的意思，明白其要旨。无怪乎王阳明会称赞徐爱：“曰仁，吾之颜回也！”可以说，徐爱是一位真正领悟了王阳明学说的高徒。

徐爱学识渊博，为人平和纯朴，其学术造诣实乃蔡希渊和朱守中所不能及。徐爱去世后，王阳明悲恸不已。有一天，授课完毕后，王阳明慨叹说：“安得起曰仁九泉，闻斯言乎！”然后带着一干门人弟子去给徐爱扫墓。

薛侃(14)刊刻的《传习录》上卷也是由徐爱所记录。孙夏峰曾评价徐爱说：“先生生来纯朴，锐意于学问，可上天夺其命太速。”

聂双江也慨叹说：“今之为良知之学者，于《传习录》前编所记真切处，具略之。”

蔡希渊，名宗衮，字希渊，号我斋，浙江山阴县白洋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蔡希渊曾出任庶吉士，但由于性格耿直方正，不随流俗，所以不为当政者所喜欢，很快就辞官回家。当时，王阳明告诫他说：“归计良是，但稍伤急迫……若己为君子而使人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15)恻怛之心。”

很快，蔡希渊又出任福建莆田府学的教授(16)，但仍被当政者所嫌恶。王阳明又训诫他说：“既而询之，果然出于意料之外，非贤者之所自取也。虽然，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曰‘我必无礼’。自反而有礼，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渊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为忠乎？往年区区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迄今思之，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当时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过，甚可惜也。”

蔡希渊闻之，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努力使自己做到“忠恕”。后来，蔡希渊出任四川提学佥事(17)。林见素曾评价他是“壁立千仞”。

朱守中，名节，字守中，号白浦，和蔡希渊一样也是浙江省山阴县白洋人，正德八年（1513）进士。朱守中后来出任御史，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王阳明曾对他说：“德业外无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骋事功，则希高务外，非业也。”

后来，当朱守中巡按山东之时，流贼四起，朱整日驱驰于戎马之间，最终因劳累过度去世，被朝廷追授为光禄少卿。他曾说：“平生于‘爱众’‘亲仁’二语得力，然‘亲仁’必从‘爱众’得来。”

正德二年（1507），王阳明悄然回到家乡余姚。也就是在这一年，徐爱、蔡希渊和朱守中被举(18)于乡，三人辞别王阳明前往京城。离别之际，王阳明作了一篇《别三子序》赠予三人，以示激励：

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兴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废者，亦志之弗立，弗讲于师友之道也。

夫一人为之，二人从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众焉，虽有难为之事，其弗成者鲜矣；一人为之，二人从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众焉，虽有易成之功，其克济者亦鲜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于师友。无师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

自予始知学，即求师于天下，而莫予诲也；求友于天下，而与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

盖自近年而又得蔡希渊、朱守中于山阴之白洋，得徐曰仁于余姚之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渊之深潜，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

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长视予以先辈，予亦居之而弗辞。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为之证，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师友之饩羊，不谓其不可也。当是之时，其相与也，亦渺乎难哉！

予有归隐之图，方将与三子就云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遗风，求孔、颜之真趣，洒然而乐，超然而游，忽焉而忘吾之老也。

今年三子者为有司所选，一举而尽之。何予得之之难，而有司者袭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举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为予憾；三子亦无喜于其得举，而方且憾于其去予也。漆雕开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欤？曾点志于咏歌浴沂，而夫子喟然与之，斯予与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欤？

三子行矣，遂使举进士，任职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进而归，咏歌优游有日，吾知其乐也，然而未可必也。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兹行欤！三子则焉往而非学矣，而予终寡于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深潜刚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识之，焉往而非学矣。苟三子之学成，虽不吾迩，其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

增城湛原明宦于京师，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见焉，犹吾见也已。

读罢此文，我们会感受到王阳明在家乡得到三名优秀弟子的喜悦之情。在文中，王阳明阐述了立志和师友之道的重要性，最后还叮嘱三人前去面见湛甘泉。据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非常尊敬湛甘泉，并且把他视作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这一时期，王阳明还作了《忆别》（《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佐藤一斋认为此诗是王阳明在杭州北新关作别诸位弟子之后所做。其实不然，王阳明在诗中写道：“贤圣可期先立志”，指出了立志的重要性。由此也可以窥见王阳明是如何要求弟子们立志于圣学的。

前往贵州龙场

王阳明究竟是沿着什么路线抵达龙场的呢？通过他的《赴谪诗五十五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我们基本可以窥见其大概。

王阳明在家乡附近的山中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很快沿着须江而下，经过江西省玉山县的草萍驿(19)，到达娄谅老宅的所在地——广信府。《草萍驿次林见素韵奉寄》中有“山行风雪瘦能当”和“乡心草色春同远”之句，据此可以推测出王阳明抵达草萍驿的时间应该是在冬天。钟伯敬是这样评价第一句诗的：“‘山行风雪瘦能当’，真乃绝妙至极之佳句，它能使人联想起王阳明意气沮丧、瘦骨嶙峋之状。”

而后王阳明又来到玉山的东岳庙，并作《玉山东岳庙遇旧识严星士》，其中有这样一句：“春夜绝怜灯节近。”

“灯节”即元宵节，每年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会挂灯笼庆祝。所以说，王阳明应该是在正月初来到玉山县的。正月十五日，王阳明宿泊在广信府的石亭寺。

二十年前，王阳明从家乡前往南昌娶妻途中，也曾在石亭寺宿泊。前文已述，王阳明在返乡途中曾在广信府滞留，其间拜访了娄谅，向他请教宋儒的“格物”说。而当王阳明再次到达此地时，娄谅已过世。王阳明在石亭寺作《夜泊石亭寺用韵呈陈娄诸公因寄储柴墟都宪及乔白岩太常诸友》。在第二首诗的末尾，王阳明写道：“白璧屡投终自信，朱弦一绝好谁听？扁舟心事沧浪旧，从与渔人笑独醒。”这披露了王阳明当时的心境。

东正堂认为“白璧屡投终自信”出典于《韩非子》的“卞和献玉”（《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八《诗二》）。卞和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他在荆山里得到一块璞玉。卞和捧着璞玉去献给楚厉王，但楚厉王认为卞和是在拿假玉欺骗自己，于是命人砍掉了他的左脚。楚武王即位之后，卞和再次捧着璞玉去见楚武王，楚武王又以同样的理由命人砍掉了他的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抱着璞玉哭泣不已。楚文王得知后，派人询问他为何痛哭，卞和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于是，楚文王命人剖开这块璞玉，见真是稀世之玉，就命名为“和氏璧”。据说楚文王曾打算封卞和为零阳侯，但被卞和拒绝了。

总而言之，王阳明的“白璧屡投终自信”，是借上文中的典故来喻指自己的内心就像白璧一样纯洁无垢。同时他也是在用这句诗来表明自己即使受到再严厉的刑罚，也不会改变初衷，也不会有丝毫的后悔；无论刘瑾如何残酷地迫害自己，自己内心也绝不会有丝毫的动摇。

“朱弦一绝好谁听”出典于《礼记·乐记篇》中的“《清庙》(20)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意是：宗庙祭祀时，用瑟来弹奏《清庙》。它用的弦是朱色熟丝，声音浑浊，再加上底部零散地钻了些孔，所以声音又变得凝滞，听起来并不是很悦耳。虽然声音不美，但演奏时能达到一人唱、三人赞叹(21)的效果。因为这是先王留下的音乐，所以大家都会对其倍加尊敬。

在这里，王阳明是在用“清庙之瑟”喻指自己的信仰。就像一人唱、三人赞叹的高雅之音已经绝世，不可能再有人听到一样，自己的信仰不被世间所容也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末尾两句出自《楚辞》的《渔父辞》，王阳明是在借《渔父辞》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屈原，战国时代楚国王族，名平，字原，号灵均。屈原博学强记，精通治乱之理，熟习辞令文章。屈原最初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出任三闾大夫(22)，后来楚怀王听信谗言，渐渐疏远了他。屈原忧愁幽思，写下《离骚》。楚怀王去世之后，楚襄王继位，襄王听信谗言将屈原流放到江滨。屈原写下了《渔父辞》等作品，表明自己的心志，最后在五月初五，怀抱巨石，自沉汨罗江。

《渔父辞》的全文如下：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复与言。

渔父秉承的是老庄思想，不因世之清浊随波而流，而王阳明秉承的则是儒家思想，把清廉洁白做人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

在上文的诗中，王阳明自比“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而世人则像渔父一样，也许会嘲笑自己因追求自身风节而引祸上身的行为，但那又何妨呢？由他去好了。

王阳明从广信府继续沿须江而下，到达鄱阳湖之后，又沿着赣江逆流而上，来到袁州府的分宜(23)，写下了《杂诗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

在诗中，王阳明表达了自己即使处境艰难，也要把艰难视作坦途的气概。在此期间，他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勤读史书，不断思索，思慕古人，训诫自己，寄思想于上天，去人欲而深入探究天理之妙。不过，这时最能抚慰王阳明内心的还是《周易》。

危栈断我前，猛虎尾我后。

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

我足复荆榛，雨雪更纷骤。

邈然思古人，无闷聊自有。

无闷虽足珍，警惕忘尔守。

君观真宰意，匪薄亦良厚。

*

青山清我目，流水静我耳；

琴瑟在我御，经书满我几。

措足践坦道，悦心有妙理，

顽冥非所惩，贤达何靡靡！

乾乾怀往训，敢忘惜分晷？

悠哉天地内，不知老将至。

*

羊肠亦坦道，太虚何阴晴？

灯窗玩古《易》，欣然获我情。

起舞还再拜，圣训垂明明。

拜舞讵逾节，顿忘乐所形。

敛衽复端坐，玄思窥沉溟。

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阳精。

冲漠际无极，列宿罗青冥。

夜深向晦息，始闻风雨声。

许舜屏评价这三首诗：“骇绝奇绝，见险如夷，终能悟道，文成贤人。”

接下来，王阳明从分宜来到袁州府，回想起韩愈当年也是被贬谪到此地，不禁感慨万千。韩愈曾作《新修滕王阁记》，王阳明为自己未能观赏滕王阁而遗憾。当夜，王阳明宿泊在宣风馆(24)，并写下了《夜宿宣风馆》，其中有这样一句：“越南冀北俱千里。”越南是指家乡余姚，而冀北则是指京师。王阳明在这句诗中寄托了对家人和皇帝的思念之情。

不久，王阳明到达江西萍乡(25)，顺便拜谒了宋学之祖周敦颐的祠堂。王阳明当时宿泊在萍乡的一处道观武云观里，睹月思乡，不禁想起远在绍兴南部的鉴湖（镜湖）。

而后王阳明从袁州府出发向西走，来到湖南醴陵(26)。一路上山道崎岖艰险，一点儿也不亚于太行山中的险道。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王阳明宿泊在醴陵附近的泗州寺，写下了《醴陵道中风雨夜宿泗州寺次韵》（《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在诗的末尾，他写道：“还理义编坐夜长。”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出王阳明在艰难的行进途中，应该是非常喜欢读《周易》的。

王阳明到长沙府后写下一首长诗，题为《长沙答周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岳麓山就位于长沙西部，当年朱熹和张栻(27)曾经在此处讲学。王阳明在长沙时，颇有才气的周生前来求教，王阳明谆谆教导。王阳明在诗中写道：“愿子且求志，蕴蓄事涵泳。”这句诗体现了王阳明对孟子“养心寡欲”思想的赞同，同时也表明他非常重视孟子的“心性存养”之学。

当时，王阳明还特地渡过湘江，拜访了坐落于岳麓山的岳麓书院，以向朱熹和张栻致敬。其间，王阳明作了两首长诗，虽然内容多为叙景之句，但和《长沙答周生》一样，其中也不乏仰慕颜回和曾子的诗句。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对超脱境界是相当向往的。

在经过湘江和沅江(28)时，王阳明想起屈原南征时也曾渡过湘江和沅江，于是写下《吊屈原赋》（《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极力夸赞屈原忧国忧君的至诚之情。其实，这首赋也吐露了王阳明当时的心境。在赋的末尾，王阳明写道：“世愈隘兮孰知我忧。”毫无疑问，王阳明在此叙述的正是自身的感受。

王阳明离开岳麓书院返回长沙，随后便乘船沿湘江而下，船行驶得很快，傍晚时分即抵达了沅江，但非常不幸的是，路上遇上了暴风雨，乘船有所损坏，王阳明只好在天心湖附近停留了三天，后经过罗水沿岸的罗旧驿和沅水驿两个驿站，最终抵达贵州省。到达贵州后，王阳明先是抵达思州府的平溪卫(29)，然后又来到镇远府的兴隆卫(30)和都匀府的清平卫(31)。在此期间，他写下了《清平卫即事》（《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王阳明在末尾写道：“华夷节制严冠履，漫说殊方列省卿。”

当时有人认为统治“蛮夷”的办法，就要“节制”，即严加管治，用国威压制他们，让他们驯服，但王阳明对此持不同意见。王阳明在晚年受命追讨南方诸族的时候，不仅仅是通过使用武力，更多的是通过安抚来让对方驯服。通过以上两句诗，我们也可以窥见王阳明的讨伐之策：先抚慰，抚慰不成，再诉诸武力。

王阳明离开清平卫后不久，便踏上了贵州崎岖的山路。这段山路共有七道弯，崎岖盘旋，艰险无比。王阳明触景生情，写下了《七盘》诗（《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他在末尾写道：“投簪实有居夷志，垂白难承菽水欢。”意思是：我与孔子一样拥有“欲居于九夷”之志，想舍弃官职，可是我放心不下父亲，父亲已年迈，须发已白，粗衣粝食的贫困生活又如何能让他老人家安度晚年啊！

正德三年（1508），在春意盎然的时节，王阳明抵达贵州龙场。

从京城至龙场途中，王阳明作《赴谪诗》五十五首。这些诗歌大多描述的是王阳明在流谪途中的感触，但其中也不乏描写风景名胜的佳句。通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周易》，并通过《周易》来探寻人生和宇宙之妙理。此外，我们还可窥见他通过深入思考和无数体验，将艰险的旅途化为坦途，并在途中还不忘教诲门人的情形。所以说，王阳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王阳明在抵达龙场后不久就收到了家书。信中叙述了逆臣刘瑾听说王阳明依然健在，并且还和其父在南京相会的消息之后勃然大怒，伪造圣旨逼迫龙山公致仕还乡。

这段记载可能和真实的情况有些出入。前文已述，龙山公曾被任命为南京吏部尚书，但还没有赴任，就被刘瑾逼迫辞职返乡了。此外，王阳明在前往龙场途中，抵达杭州时，其父龙山公正在京城，所以说他们父子二人在南京相会是不可能的。

艰辛的龙场生活

王阳明是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时节抵达龙场的。当时，他写了一首题为《兴隆卫书壁》（《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其中有这样一句：“莺花夹道惊春老。”

由此可见，当他抵达龙场时，正是花开烂漫、燕语莺啼的好时节。但龙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是仅有土著山民居住的一个小村落，它与中原大地完全不同，在当时是一块难以想象的蛮荒之地。

只要我们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贵州远离京城，自古以来就被视作蛮夷之地，一直未曾受中华文化的熏陶，自明代开始朝廷才在当地设置行政区划。但幸运的是，自从王阳明来到此地，这片蛮夷之地慢慢开始接触中华文化。

贵州的中心是贵阳，而龙场只不过是贵阳西北的一个小村寨，这里条件恶劣，道路艰险，而且王阳明和当地居民语言不通。《阳明先生年谱》中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情形：“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也提到：“居无宫室，惟累土为窟，寝息其中而已。夷俗尊事蛊神，有中土人至，往往杀之以祀神，谓之祈福。”

王阳明初抵龙场后，便披荆斩棘搭建了一间茅草房。茅草房非常小，只有齐肩高，仅够宽慰旅途劳累。王阳明以原有的荆棘为篱笆，垫土为阶，台阶非常低矮，若有若无，以致让人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茅草房到处都是缝隙，早晨的凉风会呼呼地吹进来。屋顶铺着茅草，漏雨是在所难免的，但幸好便于修缮。早晨，可以在茅草房中听到清澈的潺潺流水声；傍晚，当郁郁葱葱的森林变得一片淡黑时，又可以体味那无尽的森林之趣。

龙场的百姓依然过着“与鹿豕游”(32)的生活，他们相当淳朴，经常聚到王阳明身边，用全然不知所云的语言向他打招呼。渐渐地，王阳明与当地人产生了骨肉般的亲情。当地人每天都会送食物给王阳明，王阳明也会和他们一起饮酒，有时会喝到酩酊大醉。

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先生初至，夷人欲谋杀先生，卜之于神不吉。夜梦神人告曰：‘此中土圣贤也，汝辈当小心敬事听其教训。’一夕而同梦者数人，明旦转相告语。于是有中土往年亡命之徒能通夷语者，夷人央之通语于先生，日贡食物，亲近欢爱如骨肉。”

王阳明来到龙场之后，不禁想起黄帝和尧帝所处的太古之世，于是写了一首题为《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的诗，末尾有“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之句。

太古时期，尧帝的宫殿非常简陋，台阶是泥土做的，且仅有三层，屋顶是用茅草铺的，连茅草的穗儿都没剪除。虽然宫殿简陋，但尧帝的仁德令天下百姓感服，他们遵守人伦道德，心平气和地生活。尧帝的仁德实在是太伟大了，就像太阳的光辉一样，人民每天沐浴其中，时间久了就会被同化，也就感受不到恩德的特殊存在了。正如《击壤歌》中所唱道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十八史略·帝尧陶唐》）

尧帝的理想是“无为而治”，他是一位推行“无为而治”政治思想的伟大君主。

王阳明到龙场之后，感觉这里就如同黄帝和尧帝所处的太古时代的“理想乡”，因此即使身处逆境，他也能够随遇而安。王阳明能够拥有这样的心境，全凭他日常不懈的修行。

不久，王阳明发现了一处钟乳洞，便将自己的住处搬到洞中。这个钟乳洞大约能够容纳百人，初名“东洞”，后来王阳明效仿家乡的阳明洞，把它更名为“阳明小洞天”。其实，王阳明家乡的阳明洞，并不是一处洞窟，而龙场的阳明小洞天却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洞窟。钟乳洞所处的位置较偏僻，四周很荒凉，而王阳明却觉得这是因为钟乳洞不容他人，专等自己到来。王阳明搬入此洞后，乐其幽静，悠然自得。他将洞内平整之地打扫干净，安放好床具，修好灶台，堵上老鼠洞，还作诗三首，题为《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在第一首诗的末尾，王阳明写道：“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据此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已经达到了《中庸》中提到的“素位”境界，即君子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来行事，而不要考虑其他不切实际的事情。

《中庸》中关于“素位”境界的原文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王阳明居住的贵州龙场“阳明小洞天”。从四处漏风、只有齐肩高的茅草房搬到可以容纳百人的钟乳洞，位置虽然偏僻，四周也很荒凉，但王阳明乐其幽静，悠然自得。

根据《阳明先生行状》和《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当时跟随王阳明前往龙场的家仆共有三人，当王阳明决定搬进阳明小洞天时，他们都为能够找到这样的天然住处，无须再费力盖房子而欣喜。对此，王阳明在第二首诗中做了如下描述：

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

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

清泉傍厨落，翠雾还成幕。

我辈日嬉偃，主人自愉乐。

虽无棨戟荣，且远尘嚣聒。

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和家仆都夸赞这天然的住处，并为能够远离俗世而感到高兴。王阳明还为自己能够过上远古时代的生活而欣喜，他在第三首诗中写道：“上古处巢窟，杯饮皆污樽。冱极阳内伏，石穴多冬暄。”

接下来，王阳明又写道：“豹隐文始泽，龙蛰身乃存。”喻指这样的隐居生活可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就像豹子隐藏起来，以防自己的毛皮花纹被雨雾损坏；龙蛰伏起来，以保证自己的身体完好一样。

也许有人会觉得住在宏伟的宫殿里，身着轻柔裘皮的生活才算快乐，王阳明却期许颜回那样的生活。孔子曾大力夸赞弟子颜回，称其为：“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故王阳明又在第三首诗的末尾处写道：“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

龙场生活的最大困难在于粮食不足，经常会出现下顿不接上顿的情况，这使得身边的家仆开始抱怨起来。王阳明在《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开篇写道：“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

古时，孔子带着一帮弟子来到陈国，结果断了粮食，众人饥饿难耐，后来有人病倒了，不能起身，不堪其苦的子路愤愤不平地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对子路的告诫，其实就是儒家一直坚守的“穷困之节”。

王阳明当时的处境和孔子的极其相似，但他觉得必须要确保粮食的充足，于是就向当地人学习种粮的方法。王阳明焚烧草木，开垦耕作土地，这样一来，谷物就有了剩余。王阳明用剩余的粮食接济穷人和寡妇，有时还会举办宴会，甚至用遗漏的稻穗喂小鸟。

书归正传，王阳明接着前面的诗句还写道：

山荒聊可田，钱镈还易办。

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

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

岂徒实口腹？且以理荒宴。

遗穗及鸟雀，贫寡发余羡。

出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此外，王阳明又延续上诗，作了一首题为《观稼》（《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诗中写道：

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

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

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

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

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

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在《观稼》诗中，我们仿佛能够窥见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影子。

在龙场时，王阳明最挂念的还是自己的父亲。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王阳明抵达龙场后不久，就收到了家书，这更勾起了他对家人的思念。他为自己不能尽孝而悲伤不已，于是写下了《采蕨》（《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一诗，其中写道：

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

浮云塞长空，颓阳不可回。

南归断舟楫，北望多风埃。

已矣供子职，勿更贻亲哀！

即使身处逆境，王阳明也依然保持着贤良忠贞之心。他自比“松竹”，喻指自己具有《论语》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的清白气节。他还向朋友发誓，即使相距遥远，也要相互切磋学问。所以王阳明在《猗猗》（《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诗中写道：

猗猗涧边竹，青青岩畔松。

直干历冰雪，密叶留清风。

自期永相托，云壑无违踪。

如何两分植，憔悴叹西东。

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

惟应岁寒意，随处还当同。

这一时期，王阳明还写过一首题为《南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表达了自己对好友的思念之情。他觉得现在的自己是戴罪之身，被贬谪到遥远偏僻之地，所以非常希望找到一位能够了解自己内心的好友，他想起了曾经和自己一起在京城倡导圣学的湛甘泉。王阳明把自己比作一只“哀哀求侣”的鸣鸟，“何时共栖息，永托云泉深”，这说明王阳明非常期待能和自己的好友一起复兴圣学。

王阳明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艰难处境，尽管他与龙场当地人语言不通，但他渊博的学识、开朗的个性，很快获得了当地人的尊敬与喜欢。《王阳明先生图谱》中的这幅画，生动地描绘了王阳明与当地老人和小孩融洽相处的情形。

王阳明有时会到小溪中戏水，溪水清澈见底，可以洗涤冠缨。当他看到澄清的溪水映出的白发，愕然不已，于是写下《溪水》一诗，其中有如下几句：“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王阳明慨叹自己虚耗时光，结果仍一事无成。

通过上文所述的这几首诗，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处境再艰难，王阳明也能够超然面对。然而，他身边的家仆没有他这般贤良忠贞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所以很难达到王阳明这样的境界。家仆们历经千辛万苦，抵达这恶疫横行之地后，就先后病倒了，有的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于是王阳明亲自给他们生火煮粥。为驱散他们的抑郁之情，王阳明还为他们诵唱诗歌，如果仍不奏效，他会唱起故乡的民谣，或者讲笑话，让大家忘掉疾病和夷地之苦。

龙场顿悟

王阳明获悉父亲龙山公被刘瑾罢免之后，便意识到豺狼般的刘瑾不知何时就会把魔爪伸到自己眼前，于是心中不免涌起生死之念。

前文已述，王阳明虽然能够超然面对荣辱得失和艰难困苦，但他对生死之道还没有看开。在佛教和道教中，生死是一件大事，儒家对此也非常重视。孔子在回答弟子提问的时候，曾经谈到过死，“未知生，焉知死？”即“实实在在地生活也是一种对死的超脱”。孔子在此非常直率地道出了儒家的生死观。此外，《周易》中也有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指“顺应天地生生(33)之道其实就是超脱生死之道”。

总而言之，专注于生就是为了克服死，这和日本神道教的精神是一致的。故而也可以这样说：“生生乃是天地神人之大道。”

对后世儒者来说，生死观是修行中的一件大事，如果不能打通生死关的话，哪怕是闯过了其他所有关卡，也不能成就圣贤之道。朱熹认为，生死乃是一种“理”，只有至“理”，才能够克服死。如果生死真的如朱熹认为的那样，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如何让一个人理性地去面对突然而至的死亡所带来的恐惧，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明末大儒刘宗周(34)（念台）面对死亡时，内心曾起过大波动，于是痛感自己的学问尚不彻底，转而更加刻苦地修行用功。

王阳明也曾论述过超脱生死之念的重要性，“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知命之学”。

王阳明虽然以超脱生死念头为主要追求，但并不蔑视超脱其他诸念的行为。在王阳明看来，儒者做学问的目的，就是要穷尽天下万物之理、探寻天下万物之本源，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不能超脱生死之念，就不可能实现儒者的理想。

总而言之，对王阳明来说，“格物致知”是超脱生死之念的唯一之道。在阐述超脱生死之念时，王阳明虽然和佛教徒一样，承认生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他并没有如同佛教徒那样谋求从生死中解脱出来。如果他也谋求从生死中解脱出来，那他就不再是一位儒学家，而是一名佛教徒了。

王阳明在龙场意识到自己仍然没有超脱生死之念后，感到非常吃惊，于是在屋后建了一个石椁，日夜端坐其中，参悟死之要义，寻求心之静一，以求自己能够超脱生死之念。

一天夜里，王阳明恍然顿悟，随即发狂般地欢呼雀跃起来，感觉就像云开雾散，豁然见到阳光一样，过去自己一直未曾参透的“格物致知”之旨最终露出了真相。王阳明觉悟到：原来圣人之道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向心外求理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龙场顿悟”。

王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前文已述，王阳明曾经秉承朱子之教，去格一草一物之理，但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实现“心”与“理”的融合，最终不得不放弃。龙场顿悟，其实是王阳明第一次体认到“心”与“理”的融合。

在龙场顿悟之前，王阳明通过和湛甘泉的交游及自身的体验，已经或多或少对“格物致知”有了一些想法，即“格物致知”不应该一味地靠“理性主义”来完成，最主要还必须依靠对“理”的体认来达到。尽管王阳明当时持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一直苦于未能实现“物之理”与“人之心”的融释。

龙场顿悟后，王阳明尝试用脑海中的“五经”之言去验证自己顿悟的成果，结果一一契合，反而是朱熹的注释和自己的所悟完全不同，于是他就作了《五经臆说》。

以上是《阳明先生行状》中关于王阳明顿悟前后的一些记载。《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和《阳明先生行状》的记载基本一致，但略有不同，下面为《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

贵州龙场阳明先生悟道的“玩易窝石椁”。正是在这个憋屈的空间中，王阳明日夜思考，才最终超脱生死之念，顿悟到“心即理”，完成了他思想上的巨大转变。

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

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

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此外，《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和《阳明先生行状》《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也有出入。《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如下：

久之得家信，言逆瑾闻先生不死，且闻父子相会于南都，益大恚忌，矫旨勒龙山公致仕还乡。先生曰：“瑾怒尚未解也。得失荣辱，皆可付于度外。惟生死一念，自省未能超脱。”

乃于居后凿石为椁，昼夜端坐其中。胸中洒然，若将终身夷狄患难俱忘之矣。仆人不堪其忧，每每患病。先生辄宽解之，又或歌诗制曲，相与谐笑，以适其意。

因思设使古圣人当此，必有进于此者。吾今终未能免排遣二字，吾于格致功夫未到也。

忽一夕梦谒孟夫子，孟夫子下阶迎之，先生鞠躬请教。孟夫子为讲良知一章，千言万语指证亲切，梦中不觉叫呼。仆从伴睡者俱惊醒。

自是胸中始豁然大悟，叹曰：“圣贤左右逢源，只取用此良知二字。所谓格物，格此者也。所谓致知，致此者也。不思而得，得甚么？不勉而中，中甚么？总不出此良知而已。惟其为良知，所以得不繇思，中不繇勉。若舍本性自然之知，而纷逐于闻见，纵然想得着，做得来，亦如取水于支流，终未达于江海。不过一事一物之知，而非原原本本之知。试之变化，终有窒碍，不繇我做主。必如孔子从心不逾矩，方是良知满用。故曰‘无入而不自得焉’。如是又何有穷通荣辱死生之见，得以参其间哉。”

于是默记“五经”，以自证其旨，无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即王阳明真正把“良知”作为自己学问的宗旨是在四十九岁以后，而在龙场时，他还不可能用“良知”来解释“格物致知”。

“良知”说本是孟子所创，但当时的王阳明还没有将“良知”作为自己学问的宗旨。在这样的情况下，孟子就托梦向其传授“良知”说的秘意，这在情理上也说不通。所以在可信度更高的《阳明先生行状》和《阳明先生年谱》里，就没有关于王阳明在此时提出“良知”说的记载。

其实，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顿悟，仅仅是对“致知”的顿悟，而《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却将其误认为是对“致良知”的顿悟。

那么，王阳明的“龙场顿悟”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的主要内容应该是：王阳明通过“主静修行”而超脱了生死之念，然后又以此为媒介，在实现“心”与“理”统一的过程中，体悟到“格物致知”之理不应该像朱熹那样从“心外求理”，而应该向自己的心内求理。因此可以这样说，王阳明的龙场体悟与陆九渊对“心即理”说的体悟是相通的。

但在《阳明先生年谱》中并没有明确提及“心即理”三字，而只是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可见，王阳明是明确反对向心外求理的，所以说他悟出的其实就是“心即理”说。而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中的“性”的含义，则与程颢“定性说”中的“性”的含义比较相近。张载曾向程颢请教关于“定性”的问题，程颢回答说：只要顺应“理”，“心”自然就会安定下来。所以“定性”的“性”指的就是“心”。不过王阳明所理解的“心”并不同于程颢所理解的“心”。王阳明所理解的“心”乃是《孟子·告子上》中的“本心”。

朱熹提出的是“性即理”说，认为“性”和“理”是形而上的东西，具体的事物则是形而下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要依附形而下的东西而存在，“格物穷理”乃是通过格形而下的东西去求形而上的东西。

朱熹将“心”视作形而下的东西，重视向心求理，但又觉得心是灵活多变的，向“心”求“理”最终可能会演变成向“心”求“心”。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混乱，所以他主张向心外求理，并且认为只需用“心外功夫”就可以了。

尽管朱熹没有明确说过向心内求理，但他对“心”的功夫一样非常重视。他所提出的“居敬”说，其实就是一种跟“心”有关的实践功夫。

王阳明并不认同朱熹所主张的“心外求理”的观点。《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的是王阳明悟出了“性即理”，这其中可能有些错误，因为真正秉承“性即理”的应该是批判陆九渊心学的朱熹，而王阳明悟出的应该是“心即理”。王阳明所谓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沿袭的并不是朱熹的“性即理”说，而是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在这一点上，他与陆九渊是一脉相承的。

自王阳明笃志圣学以来屡遭挫折，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才最终悟道。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即王阳明不是通过“静悟”才最终悟道的。

总而言之，“龙场顿悟”悟得的就是“心即理”。陆九渊也曾提过“心即理”，那么王阳明的“心即理”是否是从陆九渊那里得来的呢？当然不是。因为王阳明论述的很多东西，陆九渊根本未曾提及过。

尽管当时的学术界对朱子学和陆学的异同展开了一些争论，但那个朱子学万能的时代，几乎没人会去关注陆学。假如王阳明关注陆学的话，那么在他通过朱子学的方法“格物”失败之后，应该立刻会想到陆学。但是，王阳明“格物”失败之后，并没有想到陆学，而是强调天分是成为圣贤所必需的，于是他只好放弃自己的修行，而把志向转向了其他异端之学。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根本就没有关注过陆学。

虽然陆九渊和王阳明都主张“心即理”，但陆九渊并不主张“主静体悟”，而龙场时期的王阳明是主张“主静体悟”的。若从王阳明的性格和体质来看，较之朱子学，他确实更容易倾向于陆学，但他对“心即理”的体悟是通过自身的经验得出的。

“龙场顿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奠定了王阳明今后做学问的方向，所以说王阳明真正笃志于圣学是从“龙场顿悟”开始的。但是，这条道路绝非一条坦途，这从王阳明后来的学问之“三变”中也能看出来。

创作《五经臆说》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三十七岁。是年，他为《五经臆说》作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我们据此可以获悉他创作《五经臆说》的动机。

王阳明在序中有如下描述：

“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窍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

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轧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则吾之为是，固又忘鱼而钓，寄兴于曲糵，而非诚旨于味者矣。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

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

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的“龙场顿悟”悟出的其实就是“心学”。

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五十四岁时写了一篇《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其中指出：“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35)也。”王阳明认为，人的心中已经具备“六经”之道，如果不通过体认自己的本心，而是通过向心外之物探求“六经”之道，就会陷入支离破碎，这和笨狗误认土块是食物而拼命追逐没什么两样。通过王阳明《五经臆说》的序文，我们会发现王阳明晚年创立的心学思想其实在此时已经萌芽。

王阳明在序中告诫他人，如果不向自己心中求“五经”之道，那就只能根据他人的注释，求得一些支流末节。自己创作《五经臆说》也同样如此，如果其内容不是从自己内心求得的，那就只能是人云亦云的东西。

据王阳明在序中介绍，《五经臆说》共包括四十六卷，其中礼经六卷，其他四经各十卷，可见这是一部非常庞大的书籍。但非常遗憾的是，《王文成公全书》中收录的仅有十三条。《王文成公全书》的编纂者钱德洪在《五经臆说十三条》的序文中说：

师居龙场，学得所悟，证诸“五经”，觉先儒训释未尽，乃随所记忆，为之疏解。阅十有九月(36)，“五经”略遍，命曰《臆说》。既后自觉学益精，功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洪尝乘间以请。师笑曰：“付秦火久矣。”

洪请问，师曰：“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

后执师丧，偶于废稿中得此数条。洪窃录而读之，乃叹曰：“吾师之学，于一处融彻，终日言之不离是矣。即此以例全经，可知也。”

王阳明晚年烧毁了自己的《五经臆说》，和宋朝一代高僧大慧宗杲将恩师圆悟克勤的《碧岩录》付之一炬有相通之处。《碧岩录》自创始以来，一直都被视作宗门第一名著。大慧宗杲作为圆悟克勤门下最得意的弟子，为何要将恩师的这部大作烧掉呢？

杭州径山寺住持希陵禅师在《重刊圆悟禅师碧岩录集疏》的后序中做了如下解释：“后大慧禅师因学人入室下语颇异，疑之。才勘而邪锋自挫，再鞠而纳款自降，曰我《碧岩录》中记来，实非有悟。因虑其后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

此外，据说程颢也曾将自己所著的《中庸》付之一炬。

后来，王阳明的爱徒徐爱将恩师的语录结集成《传习录》，以使门人弟子能够依照此书，更好地了解王阳明的学说。但王阳明说，如果拘泥于此书，就会产生诸多弊害。大凡坚持体验主义的思想家，往往会强调著述的害处。作为一位坚持体验主义的思想家，王阳明必然会对朱熹的庞大著述提出批评。

西方著名思想家奥根·赫立格尔（Eugen Herrigel，1884—1955）曾经亲身体验过日本的神秘主义哲学，晚年他也将自己的草稿付之一炬。奥根·赫立格尔是一位德国哲学家，他兼修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和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哲学。大正年间，奥根·赫立格尔来到日本，随后在东京大学任教，热心修行日本的弓道和禅学，著有《弓与禅》一书。由于他曾修习禅学，所以在自己弥留之际，仍担忧自己的著述会产生弊害，于是将草稿全部付之一炬。通过这一举动，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真正的禅学悟道者。

日本学者东正堂认为，在《五经臆说》的十三条残稿中，《春秋说》最好地表达了王阳明的学术思想（《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六《续编一·杂著》）。《五经臆说》的第一条说的就是《春秋》。《春秋·隐公》的开篇是：“元年，春，王正月。”王阳明指出，此处元年的“元”是“始”之意，尽管这一释意千古未变，但是此处的“元年”指的是“人君正心之始”。王阳明在此非常明确地强调了自己的“心法”。

自古以来，“元年，春，王正月”都被视作微言大义，对其解释也是众说纷纭。王阳明摒弃了《左传》中的解释，而直接去洞悉《春秋》之本意。他不认同世间学者艰深隐奥的解释，认为这些都是“任情用智，拂乱常理之为”，他强调做学问要遵循人之常情，要依循孔子的“简易正顺”之道。

王阳明在贬谪龙场期间，曾写过一篇《论元年春王正月》（《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其中也详细地论述了这一思想。东正堂认为，王阳明是在欧阳修“春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奇之论，而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对程颐“传为案，经为断”(37)的《春秋》读法是持反对意见的（《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五《外集四》）。至于王阳明的这些论述是否恰当，在此就不赘述了。

(1) 司礼大监：负责宫廷仪礼的重要官职。

(2) 科道：明、清两朝对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的总称，俗称“两衙门”。这里指科道官。

(3) 宫刑：指古时割掉生殖器的一种刑罚。

(4) 去势：和阉割同义，是指以外来方式除去生殖器官或使其丧失功能的方法。

(5) 内官监：宦官组织的名称之一。明朝宦官组织庞大，为历代之最。明代宦官组织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号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十二监分别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

(6) 张永（1465—1529）：字守菴，初与刘瑾结党，为“八虎”中的一员，后与刘瑾反目，与杨一清等人一同上疏，奏请诛杀刘瑾。

(7) 给事中：明朝置给事中，掌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与御史互为补充。

(8) 辅仁：“辅仁”一语取自《论语·颜渊》中的“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句，意思是指培养仁德。

(9) 藩、臬：指藩司和臬司，明、清两代的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并称。

(10) 无学祖元（1226—1286）：别号子元，宋代临济宗高僧，浙江明州府鄞县（今鄞州区）人。

(11) 奥州：日本福岛、宫城、岩手、青森四县的旧国名。

(12) 夷：《广雅·释诂》中有“夷，灭也”之句。明夷，意即阳光隐退。

(13) 考功清吏司：明清时期吏部下设的机构，负责文职官员的议叙与处分。

(14) 薛侃（1486—1546）：字尚谦，号中离，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今揭阳市）人。

(15) 忠恕：忠者，心无二心，意无二意之谓；恕者，了己了人，明始明终之意。“忠”，尽力为人谋，中人之心，故为忠；“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故为恕。最早将忠恕联系起来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子。他在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以对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他人。孔门的弟子以忠恕作为贯通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仁”的具体运用。忠恕成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16) 教授：宋代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开始设教授，元代各路、州、府儒学及明、清两代的府学都设教授。

(17) 提学佥事：主管一省学政的官员。

(18) 举：明代沿袭察举制的一种做法。察举制最早始于汉代，“举”即向朝廷推荐地方上的孝廉之士或者有才之人。

(19) 草萍驿：明代时草萍驿是在广信府的管辖之内。

(20)《清庙》：出自《诗经》。古代宗庙祭祀时，用以赞美先祖的诗或曲。

(21) 在此段中，作者冈田先生在理解“一唱三叹”时出现了一些偏差。按照通用的解释，“一唱三叹”是指一人唱三人和，喻指音乐简单而质朴，后来用来形容诗词委婉而含义深刻。而冈田先生对“一唱三叹”的理解是一人唱，三人赞叹。

(22) 三闾大夫：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特设的官职，主持宗庙祭祀，兼管王族屈、景、昭三大姓子弟教育的闲差。

(23) 分宜：今江西省新余市西部。

(24) 宣风馆：今江西省萍乡市东部，即萍乡市和宜春市的交界处。

(25) 萍乡：今江西省宜春市西部。

(26) 醴陵：今湖南省东部，东邻江西省萍乡市。

(27)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南宋著名理学家。汉州绵竹（今四川德阳绵竹市）人。岳麓书院创办者，丞相张浚之子，幼时师从胡宏，得理学真传。后执掌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多年，和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

(28) 沅江：又称沅水，源自贵州省云雾山鸡冠岭，流经黔东、湘西，至黔城以下始称沅江，入洞庭湖。

(29) 平溪卫：位于今贵州的玉屏县。

(30) 兴隆卫：位于今贵州的黄平县。

(31) 清平卫：后来曾先后改名为清平县、炉山县，位于今贵州的凯里市。

(32) 与鹿豕游：取自《孟子·尽心上》，“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

(33) 生生：易学自然哲学的重要概念，出自《易·系辞上》中的“生生之谓易”。孔颖达注释为：“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

(34)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号念台，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著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很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

(35) 记籍：所收藏物品的名录本。

(36) 阅十有九月：此处原文中记载的时间为十九个月，前文中王阳明自己写的是七个月，版本不同，时间出现差异。

(37)“传为案，经为断”：“传”指《左传》，“经”指《春秋》，意指《左传》中有对事件的详细介绍，而《春秋》则是对事件的评定。

第八章

龙场教化

蛮荒之地建造居室

王阳明的品德感化了龙场的百姓，他们逐渐和王阳明亲近起来。王阳明也积极学习当地语言，努力和他们交流。当时王阳明住在石洞中，潮气较重，对身体健康不利，当地百姓就提议给他建间小木屋，王阳明自然非常高兴。在众人的帮助下，不到一个月小木屋就竣工了。

为此，王阳明特意作了两首诗，题为《龙冈新构》（《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据此我们可以想见小木屋的一些基本情况。

谪居聊假息，荒秽亦须治。

凿巘薙林条，小构自成趣。

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

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

畦蔬稍溉锄，花药颇杂莳。

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

轮奂非致美，毋令易倾敝。

*

营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

初心待风雨，落成还美观。

锄荒既开径，拓樊亦理园。

低檐避松偃，疏土行竹根。

勿剪墙下棘，束列因可藩。

莫撷林间萝，蒙笼覆云轩。

素缺农圃学，因兹得深论。

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

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依靠众人凿岩取石、斩枝取木，小木屋才最终得以建成。小木屋的造型和周围的景致也非常协调。

此外，屋子周围还遍植花草。打开窗子，远处的群峰一览无余；俯瞰下去，山麓中的山寨错落有致。尽管木屋没有高楼大厦那么美观，甚至显得有些寒酸，但来客可以在里面轻松自在地休息。屋子是众人在忙完农活间隙帮助建造的，所以盖了十天才显出雏形。为了避开一棵卧松，人们将木屋建得比较矮。王阳明在疏松的土里种下几根竹子，同时保留墙角的荆棘，并把它们修剪成列，做成篱笆。藤蔓爬到屋子上，自由自在地生长。另外，王阳明还开辟了一条小路，做了一个小农圃。

王阳明在《龙冈新构》的序中提到当时有弟子建议将小木屋取名为“龙冈书院”，但他觉得不妥，于是命名为“何陋轩”，并且还作了一首《何陋轩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叙述了定此名的缘由。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依靠众人之力修建的新居所，王阳明命名为“何陋轩”。虽然只是一间小木屋，但“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守仁以罪谪龙场。龙场，古夷蔡之外，于今为要绥，而习类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国往，将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独其结题鸟言，山栖羝服，无轩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缛，然此犹淳丽质素之遗焉。盖古之时，法制未备，则有然矣，不得以为陋也。夫爱憎面背，乱白黝丹，浚奸穷黠，外良而中螫，诸夏盖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鲁掖，折旋矩矱，将无为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恶詈，直情率遂，则有矣。世徒以其言辞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谓然也。

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则郁也。迁于东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阴以湿。龙场之民老稚，日来视，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尝圃于丛棘之右，民谓予之乐之也，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列堂阶，办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俱。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是。人之及吾轩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

嗟夫！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则谓之陋固宜。于后蔑道德而专法令，搜抉钩絷之术穷，而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粝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谓欲居也欤？虽然，典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而予非其人也，记之以俟来者。

《周易》中有所谓“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意指通过不可思议的力量来感化百姓，把百姓引入正途，这样的行为叫作“神化”，它是称颂伟人能够用伟大的品格来感化人的词汇。孔子是圣人，故其所到之处，都能用自己的品德“神化”周围的百姓。因此，从孔子口中说出“何陋之有”，乃是理所当然的。

通过上文的《何陋轩记》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将孔子视作自己的榜样，同时希望通过亲身实践，用自己的品德来感化龙场百姓。王阳明是一位重视体验的思想家，且重视的是在其他儒学家身上很难看到的切实体验。不难想象，王阳明通过切实体验凝练出的哲学思想，不仅感化了当时的儒者，也感化了龙场的百姓。

尽管王阳明自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孔子”，但在结尾处他还是谦虚地说道：“而予非其人也，记之以俟来者。”

钟伯敬对此评价说：“若无此语，几近夸耀。”

虽然王阳明想以圣人自任，但最终还是没敢以此自居。

建造君子亭

何陋轩修好之后，王阳明又在前方建了一座亭子，取名为“君子亭”，并特意写了一篇《君子亭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竹子的主干、枝叶和风姿等代表了君子的四大美德——君子之德、君子之操、君子之时和君子之容，所以竹子又被雅称为“君子”。由于亭子周围遍植竹子，所以王阳明特意给此亭取名为“君子亭”。

成为君子是王阳明的理想，而且门人弟子也一致认为王阳明就是君子：“夫子盖自道也。吾见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内，静虚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慑，处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于朝，今也行于夷，顺应物而能当，虽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时乎？其交翼翼，其处雍雍，意适而匪懈，气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盖谦于自名也，而假之竹。虽然，亦有所不容隐也。夫子之名其轩曰‘何陋’，则固以自居矣。”

对此，王阳明回答说：“嘻！小子之言过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于我哉？抑学而未能，则可云尔耳。”

通过弟子们对王阳明的极力称赞，可以想见王阳明应是一位世间少有的、具有高尚品德和巨大感化力的大儒。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超群的感化力，主要有两点：一是王阳明自身的人格魅力；二是王阳明的思想是通过实践得来的，故而以切实体验为主旨，以心为根本。

前文已述，王阳明心学是对陆九渊心学的继承和发展。陆九渊拥有超常的感化力，这与他向“生机勃勃”的内心求理是分不开的。陆九渊的弟子曾说，陆九渊非常高兴时，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授课时，陆九渊不是通过对书籍的解释，也不是通过理论来说服对方，而是通过人格与人格、心与心的交流来感化对方。朱熹的授课方式与陆九渊的完全不同，他是以对书籍的详尽解释以及精微的理论分析来教诲弟子的。

通过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讲义，以及他的“断扇讼”典故，可以窥见他在教化弟子时的真性情。

宋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前往南康拜访朱熹。朱熹率领一群僚友弟子来到白鹿洞书院，请陆九渊讲授经义。陆九渊就向众人讲授了《论语·里仁篇》中的“君子小人义利”一章，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陆九渊的授课深深地触动了众人，使得听众无不感动涕零。因为陆九渊的一字一句皆发自肺腑，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所以他的授课才能如此打动人心。

而“断扇讼”的典故，来源于陆九渊与杨简的一次对话。

陆九渊中进士之后，曾前往浙江富阳访学。一天晚上，富阳县主簿杨简与他相会于双明阁。杨简觉得陆九渊的心学还没有触及“本心”，于是就问他：“如何是本心？”

陆九渊认为任何人都能够察觉到的日常的道德心即是“本心”，除此之外别无“本心”。当时，偶有扇商诉讼事件发生，于是陆九渊就援引此案例说：“闻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敬仲本心。”

杨简听后并未省悟，继续追问道：“仅此而已？”

陆九渊厉声反问道：“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其他吗？”

至此杨简才算省悟。

王阳明对陆九渊所说的“本心”非常熟悉，他对别人的感化力也要比陆九渊大得多。

建造宾阳堂和玩易窝

宾阳堂位于君子亭南侧，坐西朝东，为王阳明的迎宾处。王阳明为何给此堂取名“宾阳”呢？据王阳明所著《宾阳堂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记载，此名是出自《尧典》中的“寅宾出日”句，意指“向东方日出之处行礼，谦虚谨慎，勤奋不懈，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君子”。

东正堂评价此文称：《宾阳堂记》与先生在龙场期间著述的其他文章相比，更加体现了先生的深思熟虑之处。文章整体古色苍然，在最后使用韵语结尾，犹如隐语一般，其中多难语，实乃非常罕见之名文。宾阳堂是先生迎接往来宾客之处，先生故意在文中玩弄难语，只是为了让贤能智慧之士能够有所悟、有所感。至于庸愚之士，反正他们也看不懂，这样或许更好。（《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五《外集三·记》）

据《玩易窝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记载，王阳明在龙场的一处山麓挖了个洞穴，将其改造成居室，自己在里面读《周易》。王阳明想起昔日周文王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期间，曾潜心读《周易》，悟得其理，从而忘其忧，不知老之将至。后来孔子也曾读《周易》，为求得深奥之理，甚至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前文已述，自从王阳明被刘瑾投入监牢之后，他就时常阅读《周易》。由此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推断王阳明的“龙场顿悟”应该和他当时研读《周易》有很大关系。

东正堂指出：“王阳明向来以悟道为趣，但是《阳明先生年谱》只记载了其‘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接着又叙述了他恢复表彰古本《大学》和确立‘知行合一’卓然之说，而丝毫未提及先生深入探究《周易》之事。但据此篇可以看出，先生当时的修行重在《周易》之理，后来又在《周易》的基础上，发现并领悟了《大学》之要旨。”（《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五《外集三·记》）

王阳明在龙场时，不仅写了前文中已经叙述过的《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玩易窝记》，还写有四篇文章：《远俗亭记》《象祠记》《卧马冢记》《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这些文章反映了王阳明的思想，皆为后世文章之典范。

宪副(1)毛应奎将从官署归来用餐之亭命名为“远俗”，王阳明为了向其解释“远俗”的本意，特意写了一篇《远俗亭记》。王阳明在《远俗亭记》中写道：

俗习与古道为消长。尘嚣溷浊之既远，则必高明清旷之是宅矣，此“远俗”之所由名也。

然公以提学为职，又兼理夫狱讼军赋，则彼举业辞章，俗儒之学也；簿书期会，俗吏之务也；二者皆公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远俗”，俗未远而旷官之责近矣。

君子之行也，不远于微近纤曲，而盛德存焉，广业著焉。是故诵其诗，读其书，求古圣贤之心，以蓄其德而达诸用，则不远于举业辞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学，是远俗也已。

公以处之，明以决之，宽以居之，恕以行之，则不远于簿书期会，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远俗也已。

苟其心之凡鄙猥琐而待，闲散疏放之是托，以为“远俗”，其如远俗何哉！……是故苟同于俗以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远于俗以求异者，尤非君子之心。

王阳明对“远俗”的理解与宋代儒学家胡安国所说的“心远”大致相通。胡安国是程颐的高徒，他在为杨时写的墓志铭中，评价杨时说：“果何求哉，心则远矣。”

“心远”出自晋代著名隐逸诗人陶渊明的《饮酒》一诗。此语用来形容隐士的心境非常贴切，但是杨时是一位儒学家，胡宏觉得用这样的词语形容杨时并不合适，于是就问胡安国：“何故载‘果何求哉，心则远矣’一句？”

胡安国回答说：“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决非慧远所能招，刘、雷(2)之徒所能友也。观其诗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可知其为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龟山之贤可想见矣。”

胡宏又问“心则远矣”是什么意思，胡安国回答说：“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虑及后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谓心远矣。”（《伊洛渊源录》卷十）

德化的力量

王阳明在《象祠记》中强调：人性本善，世间任何人都可以被感化。

据《尚书》和《孟子》记载，舜的同父异母弟弟象一直想杀死舜，是一个不悌的弟弟。父亲瞽叟无道，象不但不去劝阻，反而还鼓动其做出对舜的不慈之举，因此象又是一个不孝的儿子。但是，象后来被舜的仁德所感化，开始虚心向善。舜继位之后，封象于有庳(3)。后来，有庳民众还为象建了祠堂，世世代代祭祀象。但非常遗憾，象祠被毁于唐代。

象祠原位于灵博山，居住在当地的苗族百姓把象当作神来供奉。宣慰使(4)安君受苗族百姓之请，决定重修象祠，于是委托王阳明为此作记。

王阳明在《象祠记》中写道，象被舜感化之后，被封于有庳，他任贤使能，安于其位，恩泽于民，使得政治清明，所以在象去世后，百姓一直怀念他。他在《象祠记》的末尾写道：“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据此可见，王阳明决意修行品德，使自己成为一位有德的君子，能够感化龙场的“蛮夷”。

孝子祭祀

据《卧马冢记》记载，卧马冢位于宣府城西北十余里处，是都宪王怀来为其父修建的陵墓。宣府城是明朝九边镇(5)之一，也被称作宣化(6)，统辖延庆县至大同县的长城沿线地区。

王怀来乘马到宣府城外为父亲挑选墓地，正当犹豫不决、准备返回时，胯下之马却在卧马冢处跪卧不起。王怀来见此情景，决定将父亲安葬于此。此处地形和土质良好，草木茂盛，鸟禽集聚。村民都认为这是王怀来的孝行感动了上天所致，于是将墓地所在地称为“卧马”。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谪居龙场，王怀来出任贵州巡抚。王怀来到贵州后，王阳明特意前去拜见。王阳明从王怀来的乡党处听闻了上文所述的趣事，当时一位同坐的客人说：“公其休服于无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协兆，峻陟三公。公兹实类于是。”

王阳明反驳说：“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终，惟安亲是图，以庶几无憾焉耳已，岂以徼福于躬，利其嗣人也哉？虽然，仁人孝子，则天无弗比，无弗佑，匪自外得也。亲安而诚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则气和，和气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于无尽，固理也哉！”

后来，王阳明又见到王怀来，二人谈到此事，王怀来觉得王阳明所言正合心意，于是请他记录成文，用来教育自己的子孙。很显然，王阳明认为选到好墓地就能给子孙后代带来福祉的想法是愚昧和错误的。

阳明的政教思想

《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是王阳明拜访月潭寺后所作的一篇文章。月潭寺位于隆兴南部，在一块巨大岩石的下方。王阳明在《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中赞叹“天下之山，萃于云贵”。月潭寺所在之处风景优美，但是道路艰险，旅行非常不便，旅客来到此地往往要留宿。此外，官府和苗族百姓每年还会在此举行例行活动。

随着时间的流逝，月潭寺渐渐荒废了。云南宪副朱玑(7)到达此处之后，爱上了岩石的美丽景致，又怜悯行人的艰辛，再加上当地百姓的苦苦请求，于是决定在岩石上方新建月潭寺。此外，朱玑还决定在月潭寺旧址上用原有的旧木材等修建一所公馆，以备来往行人休息。恰巧王阳明当时也经过此地，于是就被邀请书写一篇记文，以记录相关事宜。

王阳明在《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中写道：“君子之政，不必专于法，要在宜于人；君子之教，不必泥于古，要在入于善。”据此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他律主义”的排斥，同时也可以窥见王阳明政教思想的端倪。

教化诸生

王阳明生来喜好山、水、泉、石，即使是谪居龙场期间，他也是经常游山玩水，吟诗抒怀。很多学子因为仰慕王阳明的学识前来求教，王阳明就和他们一起畅游山水之间。在前来聚会的诸生中，有一位叫冀元亨(8)的，后来在宸濠之乱中蒙冤受难。

王阳明对诸生的教化和其他儒学家完全不同，他曾写过一首诗，题为《诸生来》（《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其中叙述了他对诸生的教化。

简滞动罹咎，废幽得幸免。

夷居虽异俗，野朴意所眷。

思亲独疚心，疾忧庸自遣。

门生颇群集，樽斝亦时展。

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腼。

林行或沿涧，洞游还陟

。

月榭坐鸣琴，云窗卧披卷。

澹泊生道真，旷达匪荒宴。

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

此外，王阳明还写了一首题为《诸生夜坐》的诗，诗中很好地表达了他的教化特色。

谪居澹虚寂，眇然怀同游。

日入山气夕，孤亭俯平畴。

草际见数骑，取径如相求。

渐近识颜面，隔树停鸣驺。

投辔雁鹜进，携榼各有羞。

分席夜堂坐，绛蜡清樽浮。

鸣琴复散帙，壶矢交觥筹。

夜弄溪上月，晓陟林间丘。

村翁或招饮，洞客偕探幽。

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

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

王阳明在教化诸生时，并不是设置一个讲席，然后坐在中间向大家诵读经书，而是和诸生一起游山玩水，听风赏月，饮酒弹琴，畅快而歌，追求的是在不知不觉中教书育人。王阳明非常喜欢这种“随处点化人”的教学方法，并且终生都未曾改变。王阳明之所以采取这种教学方法，可能和他以心学为宗的诉求以及他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生活有一定关系。

那么，王阳明在龙场教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上文两首诗中所提到的“澹泊生道真，旷达匪荒宴。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和“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

这八句诗体现了儒者顺应时境、怡然自得的超脱之情。对王阳明来说，这种境界其实就是孔子和曾点的“喜乐自得”之境，亦即诗中所谓的“风沂兴”。

“风沂兴”是孔子高徒曾点所追求的境界。据《论语·先进篇》记载，有一次，孔子让自己的四位弟子各抒其志，曾点之外的三位弟子都叙述了自己的经世抱负，唯独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罢，佩服不已，称自己和曾点的志趣相同。

当时王阳明认为，要想追寻儒学之道，就必须超脱名利之念。他希望持有此志的学子能够会集到自己位于龙场的茅草屋中。在一首题为《诸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中，王阳明表达了这一心境。

人生多离别，佳会难再遇。

如何百里来，三宿便辞去？

有琴不肯弹，有酒不肯御。

远陟见深情，宁予有弗顾？

洞云还自栖，溪月谁同步？

不念南寺时，寒江雪将暮？

不记西园日，桃花夹川路？

相去倏几月，秋风落高树。

富贵犹尘沙，浮名亦飞絮。

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

胡不携书来，茆堂好同住！

龙冈书院的学规

没过多久，仰慕王阳明的诸生便陆陆续续地会集到了位于何陋轩的龙冈书院，其中大多数可能是“蛮夷”子弟。王阳明向他们出示了必须遵守的教条——《教条示龙场诸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这其实就相当于书院的学规，其中包括四大项，分别是：“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给人感触最深的就是“立志”，全文如下：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昔人有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东正堂认为，《教条示龙场诸生》确实应该是当时所作，并且一点儿也不逊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据藤堂询荛斋考证，“立志”中所引用的“昔人所言”应该是出自宋代徐积之手。此外，东正堂还评价此教条说：“用贱恶和敬信来阐释立志，实乃画龙点睛之笔。”（《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六《续编一·杂著》）。

徐积，字仲车，三岁丧父。因为父亲名石，所以徐积终生未曾使用石头器具。行路之时，凡遇石头，必绕而避之。徐积对母亲也极为孝敬。最初师从胡安定(9)，元祐初年出任楚州教授。政和年间去世，赐谥“节孝处士”。著有《节孝语录》和《节孝集》。

王阳明在“立志”中引用徐积的话语，其实是想告诫诸生要正视自己的“良心”，振奋自己的精神。王阳明在龙场引用此语，似乎也预示着他晚年将会创立“良知”说。

王阳明提出“立志”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圣贤。自宋代以来，学术界开始提倡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圣贤，但是首先强调做学问要先“立志”的人是王阳明，这也是阳明学的一大特色。

在上文中，王阳明并没有让大家先去了解何为善、何为恶，而是指出任何人都是喜欢善讨厌恶，从而让大家要去行善，不要去行恶。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已经认为圣人和常人对于善恶的感知和判断没有任何差别，并且相信任何人都具有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后来就演变成“良知”。王阳明认为无论贤愚都具有良知，并且还鼓舞大家，只要“致良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因此可以这样说，在“立志”这一教条中，已经可以看出“良知”说的萌芽。

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四十六岁，是年，朝廷派他前往江西南部平定贼匪。王阳明为了教化民众，特意发布了《谕俗四条》（《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其中也叙述了和“立志”这一教条类似的内容：“为善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爱之，朋友乡党敬之，虽鬼神亦阴相之。为恶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恶之，朋友乡党怨之，虽鬼神亦阴殛之。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即使在蛮夷之地，也能教化前来求教的诸生，这对身陷困顿的王阳明来说是一种安慰。对王阳明来说，被贬谪到龙场担任驿丞非自己所愿，如果能够辞职的话，他也许早就辞职返乡、和弟子们一起谈经论道了。但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龙场百姓的关爱以及诸生的到来，使得王阳明能够在蛮夷之地隐忍自重，也使他能够保持一份好心境，从而静待朝廷斥退奸人、起用善人的时机到来。王阳明在《龙场生问答》（《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中，通过与龙场诸生问答的形式，叙述了自己的这一心境。

书院学的历史

上一节中已经提到，王阳明在龙场开设了书院，并在此教授诸生。书院教育从宋代开始便逐渐兴盛起来。当时的书院不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出资兴建的学校，而是由民间发起创建的教育机构，因此书院和政府设立的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10)等机构在教育目的上存在一些差异。

科举制度在唐代已经变得非常完善，此后的历朝历代均沿袭这一制度，并最终形成学校教育是培养官吏的预备教育的观念。

书院在唐代后期出现，经五代至宋代达到顶峰。五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很多学校都遭损毁。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选择在风景优美之地开设书院，教育弟子，这就是书院教育的起源。

到宋代后，战乱停息，天下太平，官立学校又得以在全国广为开设。此外，书院教育也日趋兴盛，由名士出任书院院长（正式的称呼应该是洞长或者山长），政府对此也大加赞赏，于是书院便逐渐在全国普及开来。在书院中，大学者亲自教育弟子，所教授的内容非常充实，故而甚至一度出现书院比官立学校更受欢迎的情况。

宋代著名的书院共有四所：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应天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今湖南衡阳的石鼓山，最初是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由当地名士李宽所创建。北宋初，朝廷赐额“石鼓书院”。宋仁宗时，书院一度荒废。到南宋孝宗时，又在原址上复院扩建。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山麓，最初是唐代名士李渤的旧宅。李渤放弃科举考试之后，曾经隐居于此。五代南唐升元年间，李善道将李渤旧宅开辟为学馆，在此教育弟子。宋太宗时，白鹿洞书院一度达到鼎盛。白鹿洞书院几经兴废(11)，宋真宗时修缮过一次。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军事，向朝廷提出修复白鹿洞书院，最终获批，从而使白鹿洞书院再一次得到修缮和复兴的机会。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大力教育弟子，使白鹿洞书院再次名扬天下。

岳麓书院位于今湖南省长沙的岳麓山下，宋太祖开宝九年，由潭州太守朱洞所创建。宋真宗咸平年间，李允则出任潭州太守，在任之际，扩大了岳麓书院的规模。南宋孝宗执政时，朱熹除知潭州、荆湖路安抚使，便仿照《白鹿洞书院揭示》，制定了内容更加充实的《岳麓书院学规》。当时来此求学的学子众多，据说还曾出现过不能悉数接收的情况。

应天书院位于今河南省商丘戚同文旧宅的旁边。商丘在宋代称南京，归应天府管辖，所以该书院取名为应天书院。

以上书院都持有院田，所收田租用来支付日常费用和学生的食宿支出。有些院田是个人捐赠的，有一些则是国家划拨的。此外，书院所藏书籍多由个人捐赠或者国家提供，多被用作讲学资料或教科书。

每所书院都有自己的学规，在这一点上和学校没有什么差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二者的学规都很严格。此外，在书院内供奉孔子及其十哲弟子的塑像也成为一种惯例。

书院最早由民间发起，所以在讲课内容方面比较自由。有时，一些学者会讲得比较尖锐，甚至批评时政。明末盛极一时的东林书院就盛行批评时政，朝廷认为东林学者是在聚众结党、攻击朝政，所以称他们为“东林党”，并对他们加以镇压。因此，东林学者和明朝政府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也成为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受明朝前车之鉴的影响，清政府决定强化对书院的控制，规定每个省只能开办二十所官办书院。但不可否认，宋明时代书院学的盛行对新儒学的兴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宋初的学校教育与之前朝代的学校教育相比出现了不同的倾向。宋仁宗庆历年间，名臣大儒会集朝廷，造就了“庆历之治”的盛世。唐朝的科举制度在选拔官吏时，重在挑选巧于诗文之人，而宋代在选拔官吏时，则重在挑选德行优良之人，此外还必须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

宋代学者胡安定曾在苏州和湖州教育弟子，他教书育人的目的不是让弟子精通典籍的训诂通释，也不是让弟子巧于诗词文章，而是让弟子“明人伦”。他认为“人伦”是基于人的本性，而且是天命所为，此外还注重培养弟子兼备“修身养性”与“经世致用”。胡安定的教育目的，体现的是“明体适用”，即首先明白人的本性是什么，然后将其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后来，宋朝政府也采用了胡安定的这一教育方法。

王阳明在推行“新法”时，也采用了胡安定的这一教育方法。他以附注的经书为基础，实行严格的选拔考试制度，但遗憾的是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

胡安定去世之后，一部分儒者对他的精神理解得较为透彻，不再拘泥于科举考试，而是把人格的养成当作做学问的第一要义，并且反对把做学问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不过对大多数儒者来说，他们做学问的目的还是为了当官，为了出人头地，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私欲。

仔细想来，当官和出人头地还是不应该被视作做学问的根本目的。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当官或者出人头地，那么就会成为孔子所言的“为人”(12)之学，而真正的学问应该是“为己”之学。有“心”的儒者都会把“修身养性”和“经世致用”当作自己做学问的目的。因此，书院教育并不是培养官吏的预备教育，它的目的不是要把人培养成官吏，而是为了培养人的道德心，并且重在学以致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述，那就是书院教育就是“人伦”教育。

“人伦”教育传授的是“道德律”(13)，而不是一种束缚人的教育。人的内心都具有先天的道德性。人伦道德的实践是基于人的“本性”，是“本性”的自然流露。但是，任何人都有私欲，这种私欲遮蔽了人的“本性”，使“本性”不能充分发挥。如果严格遵循“道德律”，切实追求人伦道德的实践，那么人的“本性”就会得以恢复。

然而，一个人的人伦道德即使再完美，如果他不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和自然界的复杂法则，那么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在做学问的时候，不仅要加强自我的人伦道德修养，同时还要涉猎广博的知识，但最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人伦大纲，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切实实践它们，同时还要努力舍弃功利之念。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指出了“五伦”（五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同时还指出了“学之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认为，学、问、思、辨是知性功夫，是格物穷理的必要条件。“笃行”则涉及自身的修身养性以及日常的处事接物等。

关于修身养性的要领，用孔子的话说就是：“言忠信，行笃敬。”用《周易》的话说就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关于处事接物的要领，用汉代董仲舒的话说就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跋文中告诫弟子不要把做学问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

朱熹接着又写道：“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他告诫弟子们遵循人伦必须要靠自律。

朱熹还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学规，认为刻意做出学规让诸生去遵守，其实是违背了古人的趣旨。古人施教时，相信人的本性，所以不会刻意去制定学规。

在朱熹看来，遵守学规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是一种发自本性、发自内心的行为，外界不应该加以强制性的要求。朱熹为了表明学规不是“他律性”的规则，还特意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不用“学规”一词，而改用“揭示”。

朱熹把理想看得过高，并且极端厌恶玷污理想的行为，所以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有些要求过于苛刻。虽然儒学本来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学说，但是与王阳明比起来，朱熹还是把理想标榜得过高，显得过于坚守。朱熹的“唯理主义”和“理气二元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所以在朱熹的教育实践中难免会有“师严道尊”的气氛。

王阳明与朱熹不同，他秉持的是情意主义，重在鼓动和唤起人的道德心。例如，在前文所述的《教条示龙场诸生》的“责善”一节中，王阳明指出：“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

在“责善”的最后，王阳明写道：“诸生责善，当自吾始。”据此我们可以窥知王阳明的教育方针。王阳明营造的书院教育的气氛与其说是教师在传授学问、指导诸生，还不如说是教师和诸生在一起相互学习、彼此“乐道”。

阳明与书院教育

明太祖洪武帝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恢复汉族王室之后，立即设立国子监，培养官吏。明朝的教育内容和元朝相同，依然以朱子学为中心，陆学等其他儒学都被禁止。洪武帝通过这种思想控制，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独裁权力体制。

明成祖永乐帝继承明太祖的教育政策，大力扩张国子监，以接纳更多学生，但其教育目的仍和明太祖一样。当时，很多科举及第者都是出自国子监。明代的科举考试以朱子学为中心，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来控制和弹压人们的思想，限制学术自由。因此，一旦有人批判朱子学，便立即会受到严厉惩罚。

此外，明成祖还安排人员编纂了反映程朱理学思想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14)，并将其作为官定读本和朝廷科举考试的准绳。但是，后世对这些书籍的评价很差。明朝的学校教育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是为了出人头地，这和宋代之后的书院教育是完全不同的。

明成祖死后，学校教育开始衰退，大学也逐渐被荒废，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得以保留，而且在各地刮起了特权风，这也成为明代政治堕落的一大要因。王阳明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因为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官学的没落，才使得王阳明能够倾力于书院教育。

在明初，尽管学校教育盛行，但书院教育并没有绝迹。例如，在山东有洙泗书院和尼山书院，在江苏有濂溪书院，但遗憾的是，这三所书院在后来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到明朝中叶，王阳明和湛甘泉站出来倡导圣学，此后，书院教育又逐渐兴盛起来。

据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考证，与王阳明有直接关系的书院共有七所，分别是龙冈书院、贵阳书院、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稽山书院、南宁书院和敷文书院。接下来，我们就参照多贺秋五郎的调查资料《王阳明和明代的教育制度》（《阳明学大系》第一卷《阳明学入门》）一文，对这七所书院做一下简单介绍。

一、龙冈书院

前文已述，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创建龙冈书院。王阳明在此教育诸生，并且作了《教条示龙场诸生》，用来约束和指导诸生的学习。

二、贵阳书院

正德四年（1509），当时的贵州提学副使(15)是席元山，他比王阳明年长十一岁。有一次，他前往龙场拜访龙冈书院，想向王阳明请教朱子学和陆学的异同，但王阳明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谈了自己的一些感悟。席元山起初没有弄明白，于是王阳明就列举经书中的句子，向其一一说明，最终令席元山信服。后来，席元山又多次拜访王阳明，对他的学问佩服不已。当时的贵阳书院已经衰败，于是席元山就和宪副毛应奎商量，决定修复贵阳书院，迎请王阳明来做书院的洞主，他还亲自率领贵阳诸生向王阳明行弟子礼。贵阳高官亲率诸生师从王阳明，这一事件使得王阳明的声名在边境地区传诵开来。

席元山后来升任礼部尚书，王阳明对他非常敬爱。嘉靖六年（1527），席元山去世，王阳明亲自为他撰写了祭文《祭元山席尚书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九）。在祭文中，王阳明称颂席元山清正廉洁、光明磊落，是真正的豪杰之士、社稷之臣，还称赞他做学问没有沉溺于功利辞章，且认真修行身心体认之学，超然远览，继承了圣贤之道。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给席元山写了一封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其中提到席元山曾著有《鸣冤录》，且曾给王阳明寄过一本。但非常遗憾的是，《鸣冤录》已经失传。宋末之后，朱子学一统江山，陆学日渐衰退，世人已无心顾及陆学。面对这样的情形，席元山内心非常不满，于是著《鸣冤录》，所以此书应该是一本为陆学辩护的书籍。而且，王阳明在信中也称赞陆学道：“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第一人。”

三、濂溪书院

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得以赦免，升任庐陵知县，后来又不断得以擢升，历任各职。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再次回到江西。在赣期间，王阳明修复了位于赣州的濂溪书院，并在此教授弟子。

当时江西省内各地发生叛乱，王阳明受命回江西平叛。一有空闲，他就会到濂溪书院讲学。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有一天，王阳明取得大捷，特意设宴款待诸生，在宴席上说：“始吾登堂，每有赏罚，不敢肆，常恐有愧诸君。比与诸君相对久之，尚觉前此赏罚犹未也，于是思求其过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与诸君相对时无少增损，方始心安。此即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烦口齿为也。”据此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在面对诸生时，始终抱持推心置腹的态度，并且以身作则，让诸生切记“反省自慎”。

四、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最早是由唐代名士李渤创建。在宋代，朱熹出任白鹿洞书院洞主之后，书院一举成名。从明朝初建到王阳明所处的时代，白鹿洞书院又历经两次修复。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名山——庐山五老峰的山麓处，因此也被称作“庐山国学”。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王阳明曾于南昌召集弟子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授业。

五、稽山书院

稽山书院位于浙江绍兴，离王阳明的家乡余姚不远。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王阳明归省返乡，在家乡度过了好几年时光。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的众多门人弟子会集于绍兴，就连绍兴府太守南大吉也来拜王阳明为师。南大吉将已经荒废的稽山书院修葺一新，迎请王阳明前去讲学，自己也在一旁认真听讲。

山阴县知县吴瀛不仅出资修复书院，还新建了一所藏书楼——尊经阁。王阳明来到稽山书院讲学后，听者云集，据说前来听讲的人士有三百多名，他们围坐在王阳明身边认真听讲。浙江海宁诗人董萝石当时已是六十八岁高龄，但依然于嘉靖三年春特意到稽山书院听王阳明讲学。

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其中写道：“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指出圣人之“六经”是“吾心”之常道，因此应该向“吾心”之内求“六经”之实，而不应该去寻求“文义之末”。

六、南宁书院

南宁书院位于广西南宁市。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五十七岁，尽管当时身体已经因结核病而变得衰弱不堪，但他依然拖着病躯，前往广西镇压叛乱。王阳明来到广西之后，对当地的教育非常重视，在思恩、田州和南宁设立学校，还创立了南宁书院和敷文书院。

七、敷文书院

右手抚剑叱咤三军的王阳明也不忘左手执卷讲学授业。他晚年前往广西平乱，也非常注重对当地百姓施以教化，创立书院是其教化百姓的手段之一。图左为广西南宁敷文书院王阳明石刻像，图右为广西南宁敷文书院“王文成公讲学处”旧址。

敷文书院位于广西南宁，王阳明主要委托弟子季彭山(16)来负责该书院的教育。季彭山是一位著名的儒学家，曾经提出“龙惕”说。在王阳明去世之后，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良知”说，但由于对“良知”说的理解不同，阳明学产生了若干支派，其中有一派主张“良知现成”(17)，他们崇尚“自然”，甚至陷入放纵。

季彭山对此深表忧虑。他认为，一个人必须具备敬畏之心，才能求得真正的“良知”。此外，他还指出，宋儒所提倡的“戒慎恐惧”功夫在当时依然是必要的。以上所述，其实就是季彭山“龙惕”说的主要内容。季彭山的性格严谨直率，故而深得王阳明的信赖。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王阳明不仅在各地的书院讲学，还亲自创办书院，振兴书院教育。他还受人之托，为平山书院、东林书院、紫阳书院、万松书院这四所书院撰写书院记，以激励书院教育者。在这四篇书院记中，王阳明不仅介绍了各个书院的由来，还指出了书院教育的本来目的，希望各个书院能够正确教育弟子。

阳明的教育理念

书院教育的目的是全人教育，做学问的目的是成为圣人。人虽然有贤愚之分，但就其本性来说是道德的，关键是看这种道德性是否完全。因此，不同的人成为圣人的难易程度也不同，但只要通过努力，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总而言之，书院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拥有完完全全的道德性和理想化的人格。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特意提到“五伦”，其实也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书院教育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科举考试，也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更不应该是为了巧于诗文辞章。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书院教育的目的，那就是“明人伦”。朱熹的好友张南轩在《岳麓书院记》中曾明确阐述过这个问题，朱熹对此也大加赞赏。

王阳明称赞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不过王阳明认为，朱熹的“五伦”其实就来自“吾心”，也正因为如此，朱熹的“揭示”之主旨才能一以贯之，只不过朱熹没有充分言明这一点罢了。在坚持“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和“吾心之常道”的王阳明看来，如果朱熹的揭示不是“心学”，那他的学说就注定会变得支离琐屑，缺乏连贯性。

王阳明之所以将朱熹的“学规”视为心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这份“揭示”并不是基于“他律主义”和“戒律主义”来制定的。前文已述，朱熹为了表明自己的“学规”并不是基于“他律主义”和“戒律主义”的产物，而特意将其称为“揭示”，而不是“学规”。但是，如果认真思考一下朱熹的学术思想的话，就会发现朱熹是极其强调道德和理法的，所以他制定的“揭示”也势必会存在“他律性”和“戒律性”的倾向。然而王阳明极力主张朱熹的“揭示”是存于“吾心”的，是“自律性”的，而非“他律性”的。而这一点，恰恰反映出了王阳明自己的教学态度。

王阳明谪居龙场之际，曾有人向他请教有无神仙的问题。王阳明在回信中指出道家的神仙之道是：“夫有无之间，非言语可况，存久而明，养深而自得之。”

接着他又补充说：“足下欲闻其说，须退处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尘，而后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远矣。”

关于有无神仙的问题，王阳明并没有直接明言，而只是强调，只要通过对存养修行的积累，这个问题自然就会明了。王阳明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虽然没有直接批判道教的神仙之道，但从其字里行间，依然能够感觉到他对道教神仙的否定。在回信中，王阳明写道：“盖吾儒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之亡也。”

王阳明认为，儒学中也存在神仙之道，并且暗示，通过修习儒学，也可以获得神仙之道，所以他并没有直接去劝说大家专门修习儒学。

在后文中，王阳明还提到：“若达摩、慧能之徒，则庶几近之矣。”他认为，佛家出离生死、不沾染世累的境界更接近于神仙境界，不过仍有些距离。（《答人问神仙》，《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

王阳明在晚年曾说：“夫道家之长生，释家之解脱，吾儒家皆可得也。”这是他第一次明确指出佛教和道教所追求的东西其实都包含在儒学中。

王阳明在《答人问神仙》中，还提及自己八岁时就喜好神仙之说的经历。据此我们可以猜测王阳明在年少时身体状况就不太好。

感化思州太守

前文已述，王阳明和龙场当地民众的感情越来越深，思州有个小官吏，因为嫉妒王阳明的声望，不时会到龙场侮辱王阳明。当地民众听闻此事之后非常气愤，于是聚到一起把那个小官吏痛打了一顿。后来，思州太守向朝廷报告了此事。宪副毛应奎派人来到王阳明的住处，向他晓喻祸福利害，劝他尽快赔礼道歉，但是王阳明不愿意去赔礼道歉，他写了一封信答复毛应奎，信中堂堂正正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

回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昨承遣人喻以祸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请谢，此非道谊深情，决不至此，感激之至，言无所容！但差人至龙场凌侮，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恨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则太府固未尝辱某，某亦未尝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请谢乎？

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

废逐小臣，所守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又弃此而不守，祸莫大焉！

凡祸福利害之说，某亦尝讲之。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苟忠信礼义之不存，虽禄之万钟，爵以侯王之贵，君子犹谓之祸与害。如其忠信礼义之所在，虽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为福也，况于流离窜逐之微乎？

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诚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

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诚有以取之，则不可谓无憾。使吾无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则亦瘴疠而已尔，蛊毒而已尔，魑魅魍魉而已尔，吾岂以是而动吾心哉！执事之喻，虽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励，不敢苟有所隳堕，则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顿首以谢！

上文中“一朝之患”和“终身之忧”是孟子所言。在《孟子·离娄下》中有这样一段话，“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从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对毛应奎是非常感激的。前文已述，毛应奎曾和席元山一起修复贵阳书院，并且亲自迎请王阳明前去讲学。

毛应奎究竟是何许人也？据东正堂考证：宪副毛应奎，字、号不详。王阳明五十六岁时曾给宪副毛古庵写过一封信，但王阳明在龙场时仅有三十七岁，故上文中的毛宪副和毛古庵应该不是同一人。（《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四《外集一·书》）

毛古庵，名宪，字式之，号古庵，江苏武进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在龙场见到毛宪副，当时对方已经是按察副使，并且第二年就辞职返乡了。所以说，上文中的毛宪副和毛古庵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王阳明在《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中写道：“公始以名进士从政南都，理繁治剧，颀然已有公辅之望。及为方面于云、贵之间者十余年，内厘其军民，外抚诸戎蛮夷，政务举而德威著。”

正德四年（1509），也就是王阳明来到龙场后的第二年，毛宪副迫于朝廷之命不得不辞职返乡。同僚对毛宪副的离去都备感惋惜，于是设酒宴为他饯行，有人称赞他说：“君子之道，出与处而已。其出也有所为，其处也有所乐……公于出处之际，其亦无憾焉耳已！”

还有人称赞他说：“公权孝养与出仕之轻重，出而自奋于功业。今而归，告成于忠襄之庙，拜太夫人于膝下，旦夕承欢，伸色养之孝，公之愿遂矣。而其劳国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释然而忘之！则公虽欲一日遂归休之乐，盖亦有所未能也。”

又有人称赞说：“虽然君子之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见夫有其用而无其体者也。”

王阳明听罢众人的夸奖后评价道：“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于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尽于道。终之言者，尽于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

众人对王阳明的评价都表示赞同，并委托王阳明将此事记录下来，以赠送给毛应奎。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出毛应奎是个何样的人物了。

劝诫土著豪族

王阳明的名声越传越远，贵州水西地区的土著豪族安贵荣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然派人给他送来了许多米和肉，并且希望派人来帮他做一些杂活。尽管王阳明坚辞不受，但后来安贵荣还是给他送来了一些金帛和马匹。安贵荣承继的是父亲的土司之职，后来出任宣慰使，成为管理当地少数民族的最高长官，拥有很大的势力。

宣慰司原本是元代在各地方设立的官衙，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行中书省通过宣慰司将政令传达给各州县，各州县也通过宣慰司将请求上传给行中书省。在元代时，边陲之地的宣慰使一般都会兼任都元帅(18)或元帅等官职，掌管一方军政大权。到明清时，朝廷仅在边境地区设置宣慰司，主要用来安抚少数民族。

安贵荣的祖先是火济。三国蜀汉之际，火济因为辅佐诸葛亮有功，被封为罗甸国王。元朝建立时，火济的后裔霭翠正在贵州水西地区，于是就被任命为四川行政左丞兼顺元宣慰使。明太祖朱元璋一统天下之后，便任命霭翠的后人担任贵州宣慰使，统辖贵州各地，拥有强大的兵力。安贵荣就是霭翠的子孙。（《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四《外集一·书·炎徼纪闻》）

面对安贵荣第二次送来的礼物，王阳明立即修书一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其中写道：

某得罪朝廷而来，惟窜伏阴崖幽谷之中以御魍魉，则其所宜。故虽夙闻使君之高谊，经旬月而不敢见，若甚简伉者。然省愆内讼，痛自削责，不敢比数于冠裳，则亦逐臣之礼也。使君不以为过，使廪人馈粟，庖人馈肉，园人代薪水之劳，亦宁不贵使君之义而谅其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惧不敢当，辄以礼辞。

使君复不以为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马，礼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当矣！使者坚不可却，求其说而不得。无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其诸金帛鞍马，使君所以交于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骇观听，敢固以辞。

王阳明在信中表明了自己对待他人馈赠时所坚持的态度。《评注〈王阳明先生全集〉》的作者许舜屏评价王阳明的这一态度道：“于急难中仍坚持操守，若学问无根底，不可完成，先生真乃恪守孟子之教也。”

“孟子之教”出自孟子和弟子陈臻之间的一段问答（《孟子·公孙丑下》）。

陈臻问：“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答：“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王阳明为了坚守“君子之道”，坚决不肯接受安贵荣的礼物。“龙场顿悟”后，王阳明形成了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龙场驿丞，但也绝不屈从于权势，而是敢于通过“义”来让对方屈服。王阳明看透了安贵荣的图谋，所以才能用“义”来说服对方。安贵荣想增强自己作为地方豪族的势力，以图脱离朝廷的管辖。如果不出所料的话，安贵荣当时应该非常露骨地表明了自己的这一野心。

在明代，维持边境地区的统治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政府派遣“流官”(19)去管理该地区；另外一种就是使用“土官”，即授权土著居民中权势最大的人，由他们代为管理该地区。“流官”经常变换，而“土官”则是世代世袭，并且拥有土地和人口，所以势力都非常大。

在明朝，朝廷常借助“土官”的力量去平定地方叛乱，这也导致了“土官”常常对朝廷桀骜不驯，尤其是当他们觉得自己平叛有功，而中央政府给的恩赏少时，他们就会为自己“抱不平”，这也是导致地方动乱的一大原因。鉴于这种情况，同时也为了增强自身的统治力，朝廷就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大量的驿站，希望借此来达到削弱“土官”势力的目的。

因为镇压贵州炉山县香炉山的苗族起义有功，安贵荣被朝廷封为贵州布政使参政。但安贵荣对此任命很不满，他上书请求削减水西地区的驿站，图谋扩张自己在该地区的势力。朝廷故意拖延不决，安贵荣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就谋划着直接向各驿站安插自己的势力。

他之所以给王阳明送礼物，就是希望借王阳明之力，让朝廷答应自己的请求。安贵荣觉得与自己的功劳相比，朝廷给的酬赏实在太少了，于是派遣使者向王阳明详细诉说了自己的意图，希望王阳明能够在削减驿站方面提供一些帮助。但是，王阳明拒绝了他的请求，还写信向他晓谕利害得失，告诫他如果不安分的话，朝廷有可能会把他调往别处，甚至还会没收其祖上的土地和人口，从而使安贵荣打消了歪念。

后来，安贵荣又想兼并水西地区另一个豪族宋氏的势力，就挑唆宋氏的部下酋长阿贾和阿札发动叛乱。在这样的情势下，王阳明给安贵荣写了一封信，劝他立即出兵平定叛乱。王阳明在信中警告安贵荣：作为地方的最高长官，管辖的土地有上千里，辖地的百姓多达四十八万，背负的责任非常重大，值此叛乱之际，如果不派一兵一卒的话，朝廷就会认为你主动放弃了“土官”的责任，就有可能直接派兵前来征讨，到时候你也肯定脱不了干系。王阳明的这封信把安贵荣给震慑住了，他听从了王阳明的劝告，立即出兵平定了叛乱。王阳明的劝告合情合理，充满力量，着实让人敬服。

埋葬暴毙的吏目

王阳明来到龙场一年半之后，即正德四年（1509）秋天，遇到了一件悲伤的事：一位前往蛮荒之地任职的吏目(20)在上任途中暴毙了。

一天，一位来自北京的吏目带着一子一仆前往目的地赴任。他们经过龙场时，下榻在当地的一个苗族家里。王阳明透过篱笆正好看到他们，想向他们打听一些京城的消息，但由于当时正下着雨，而且天也黑了，所以王阳明就想等到第二天天亮后再过去和他们打招呼。第二天天一亮，王阳明就派人过去打探消息，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了。

将近中午时分，有人从蜈蚣坡上跑下来，告诉王阳明说：“一老人死坡下，傍二人哭之哀。”

王阳明回应说：“此必吏目死矣，伤哉！”

薄暮时分，又有人跑过来对王阳明说：“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

王阳明询问详情后断定吏目的儿子也死了。翌日，又有人跑过来报告说：“见坡下积尸三焉。”王阳明这才知道，仆人也死了。

王阳明不忍心三人的尸骸暴露于风雨中，就带着两名童仆挖了三个坑，把尸体埋了。起初，两名童仆面露难色，王阳明便开导说：“噫！吾与尔犹彼也！”

两名童仆听罢，联想起自己的处境，禁不住潸然泪下，纷纷表示愿意前去。王阳明和两名童仆在蜈蚣坡旁边的山麓处挖了三个坑，把三人给埋葬了。他们还在坟前摆上了一只鸡和三碗饭，以示祭奠。

王阳明在埋葬三人时，写了一篇悼词，题曰《瘗旅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文中表达了对三人的哀悼之意和悲伤之情。上文所述的内容，皆取自这篇悼文的第一段。

接着王阳明又写道：

呜呼伤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

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胜其忧者？

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无死乎？

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

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瘗耳，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呜呼痛哉！纵不尔瘗，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亦必能葬尔于腹，不致久暴露尔。尔既已无知，然吾何能为心乎？

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尔悲矣！吾为尔歌，尔听之！歌曰：

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

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

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

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

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

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

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

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予兮！

吾与尔遨以嬉兮，骖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乡而嘘唏兮！

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悲兮！

道旁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

餐风饮露，无尔饥兮！

朝友麋鹿，暮猿与栖兮！

尔安尔居兮，无为厉于兹墟兮！

王阳明在《瘗旅文》的第一段，叙述了小吏带着儿子、仆人前往偏远的蛮荒之地赴任，结果暴毙于途中的悲惨情形。任何人读罢，都不免会生出一番怜悯之情。接下来，王阳明却笔锋一转，写道：“吾不宜复为尔悲矣，吾为尔歌。”

他想通过“为尔歌”来安慰对方的旅愁，然后又诉说了自己的境遇，最后又将话题转回到小吏身上，指出他暴毙的地方是一块“安乐之地”，可以“朝友麋鹿”“暮猿与栖”，灵魂在这里可以得到安息。

《瘗旅文》真真切切是一篇千古名文，无怪乎东正堂评价此文几乎可以和屈原的《离骚》相比肩。

此外，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也评价此文：“文中足见先生之仁，又可见先生之智。皆言老而贪生，继而招死，然先生则未然，先生乃忘己之死，哀人之死。先生重人轻己乎？非也。若因犯权佞进忠言而死，此乃命也，顺其则已。若因期冀远处之升斗而死，此乃愚也，岂不哀哉！故先生乃是忘己之死，哀人之死，非重人轻己也。”（《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五《外集五》）

总而言之，这篇《瘗旅文》是阐述王阳明人道主义至情的千古名篇。

《瘗旅文》碑。为素昧平生的三人写下满含哀悼之意和悲伤之情的《瘗旅文》，足见王阳明之仁。

《瘗旅文》中提到的三人坟

(1) 宪副：相当于按察副使，明初所设按察司的副长官，正四品，洪武十四年（1381）改为从四品。其职掌一为按事分，巡察兵备、学政、海防、清军、监军等；一为按地区分，巡察、检视刑名按劾等。初为临时性质，后逐渐形成分巡道，故又称道员。

(2) 刘、雷：指刘遗民和雷次宗，二人当时均隐居于庐山，并与慧远结社，共修净土法门。

(3) 有庳：又名鼻墟、鼻亭，位于今湖南省。

(4) 宣慰使：宣慰使司的长官，负责将朝廷的指令传达到各郡县，同时也将各郡县的请求传达给朝廷。

(5) 明朝九边镇：明初至中叶，明朝先后设置了九个重镇统领前线军士，这九个重镇统称为九边镇，宣府是其中之一。

(6) 宣化：今河北省的一部分，但是在明朝时，宣化并不属于河北，位于河北北方，是商贸、军事重镇。

(7) 朱玑（？—1520）：字文瑞，号恒斋，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直隶滦州（今河北滦州市）人。

(8) 冀元亨（1482—1521）：字惟乾，号暗斋，曾任湖广布政司，常德府武陵（今湖南常德市武陵区）人。

(9) 胡安定（993—1059）：即胡瑗，字翼之，北宋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

(10) 明代的初等学校叫社学，中等学校称为府学、州学和县学，而高等学府称为国学、国子学、国子监或太学。

(11) 北宋初年，宋太宗重视书院教育，下令将国子监刻印的《九经》等书赐予白鹿洞书院，书院旋即名声大增，学生有近百人，并被奉为北宋四大书院。980年，白鹿洞洞主被调走，白鹿洞书院再废。1002年，宋真宗赵恒颁发一道圣旨，全国兴起研学之风，白鹿洞书院得到修缮。1054年，白鹿洞书院毁于战火，其间耕地又被收回，书院无法继续提供膳食，学生纷纷离去，校舍逐渐倒塌，书院不久就停办了。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书院从此荒废百年。

(12) 为人：出自《论语》中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指古时候的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现在的人学习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没有明白学习的真正意义。

(13) 道德律：出自康德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概念。康德曾说：“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律。”康德哲学认为人的自由完全在于理性地为自己立法，人的内心都具有先天的道德律，这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人之异于禽兽”的地方。

(14) 这三部“大全”收集的并非都是朱熹及其门人的学说。

(15) 提学副使：主管州县教育的行政事务部门的副职。

(16) 季彭山（1485—1563）：名本，字明德，号彭山，正德十二年进士，浙江会稽人。王阳明平定广西思恩、田州两地贼匪后，季本担任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主簿，在王阳明属下任职。

(17) 良知现成：良知现成派以王畿为代表，他认为“良知”原是当下现成、先天自足的本体，它无须学习思虑，亦无须修正损益，便自然可以得到。“致良知”是未悟者的事，对于已悟者来说，根本无须致良知。因此，他们在治学与修养方法上，主张一任自然，反对戒慎恐惧，认为“君子之学，贵于自然”。

(18) 都元帅：元代于沿边地区设都元帅府、元帅府，置都元帅、元帅等官职，作为地方军事长官。

(19) 流官：指明清时期，政府在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所置的地方官，相对于世袭的土官而言有一定任期。

(20) 吏目：中国古代文官官职名。明代于知州下有吏目掌文书，清代则知州下有吏目佐理刑狱并管理文书。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第九章 “知行合一”说

席元山入门

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

行而知之

如何修行“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说的发展

学问即行，行即知

致良知

陆九渊与“知行合一”说

第十章 庐陵知县

天诛宦官刘瑾

龙场之后

阳明评“静坐”说

卧治六月

吉安的阳明遗迹

第十一章 京师讲学

和黄绾谈立志

“明镜”论

众多门人聚学

送别方叔贤

送别湛甘泉

送别黄绾

阳明的出世倾向

“朱陆同异”论

“未发已发”论和“体用”论

第十二章 滁州讲学

与徐爱论学

《大学》学什么

由诚意到格物

心学的三大学说

儒学的三大论题

敬王通而轻韩愈

不妄议经书，不提倡著述

与门人游四明山

会晤了庵和尚

训诫弟子：理气之辨

到滁州上任

批评王嘉秀，开导王纯甫

离开滁州

第十三章 南京讲学

门人故交齐聚学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一定要在事上磨炼

立诚是根本

立志为培根之学

劝谏武宗迎佛

奏请停职休养

第十四章 南赣戡乱

巡抚南赣汀漳

破流寇，抵赣州

探贼情，定战略战术

平定漳州贼匪

体恤民情，注意农时

征剿南赣三贼

一篇告谕的作用

喜得贼巢地图，奇袭横水

一日尽破桶冈贼匪

智取浰头贼首

征剿浰头贼众

奏请辞官

教化当地百姓

奏请设立和平县

第十五章 赣州时代

徐爱之死

畅游通天岩

期待归隐生活

赣州讲学

再论为学头脑与“立诚”

刊刻《大学古本》

由“诚意”说到“致知”说

《大学古本旁释》

刊刻《朱子晚年定论》

刊行《传习录》

版权信息

书名：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全新修订版（中卷）

作者：（日）冈田武彦[著]；杨田等[译]

排版：三筒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1-01

ISBN：978722912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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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知行合一”说

席元山入门

前文已述，正德四年（1509），贵州提学副使席元山因久仰王阳明的大名，特意前往王阳明的住处，向他请教学问。

席元山（1461—1527），名书，字文同，号元山，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后升任礼部尚书，嘉靖六年（1527）又加封为武英殿大学士(1)。六十七岁去世，谥号“文襄”。席元山非常推崇陆学，曾著有《鸣冤录》，为陆学辩解。在晚年时曾推举王阳明出任大臣。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席元山对宋明理学非常感兴趣，他把王阳明迎请到自己的住处，向王阳明请教“致知”和“力行”究竟是一层功夫还是两层功夫。王阳明告诉他，知行本自合一，不可分为二事，也就是“知行合一”。席元山非常钦佩王阳明，特地请王阳明主持贵阳书院，还亲率贵州诸生向王阳明行弟子礼，而且一有空暇，就会前来听讲。王阳明也借此机会，在贵阳大力提倡“良知”说。

但“良知”说是王阳明在晚年提出的，他在贵州时根本就没有提过“良知”说。《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

席元山后来又著有《鸣冤录》，仔细想来，该文应该是根据《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的这次辩论而作。

接着《阳明先生年谱》又记载道：“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同异，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

总而言之，席元山师从王阳明之后开始意识到，与其讨论朱陆之异同、明辨古人之是非，倒不如判明自己内心的是非。至于王阳明当时悟得的“格物致知”究竟是什么，席元山又是如何理解的，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席元山对此又是如何认识的，《阳明先生年谱》中一概没有记载，我们对此也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可以从王阳明与门人徐爱后来有关“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的问答中，推测出王阳明和席元山交谈的大致内容。

王阳明没有按照席元山的提问去回答朱陆之说的异同，而只是谈了自己所悟到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说。对席元山来说，如果能领悟到“理”存在于“性”中，那么朱陆之异同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明了了。所以说，王阳明虽然看起来没有回答席元山的提问，但其实已经回答了。

王阳明开口评论朱陆之异同，并且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见，那是后来的事了，后文将对此予以详细介绍。后来，由于弟子们就朱陆同异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王阳明没有办法，只好站出来，公开表明了自己对朱陆同异的看法。

那么，王阳明在贵州时为什么不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呢？

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王阳明觉得与其争辩古人做学问的是非，还不如先去体悟圣学，以求得“吾性”；其二，当时朱子学风靡一时，如果大力宣扬陆学的话，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为了避开锋芒，王阳明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

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王阳明不得不加入朱陆同异的辩论中。虽然表面上朱子学盛行一时，人们却不能否认陆学潜藏的事实。自元朝中叶开始，朱陆同异的辩论就已经出现，王阳明自然也不能摆脱这一风潮。

后来，朱熹的高徒陈淳(2)极力排斥陆学，再加上朱子学比陆学更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所以在陆九渊去世之后，朱子学便逐渐兴盛起来。陆九渊有四大高徒——沈焕(3)、舒璘(4)、袁燮(5)和杨简，人称“四明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陆九渊死后，他的四大高徒在浙江四明（今宁波）地区讲学，所以陆学主要在四明地区留存下来。由于受陈淳排斥陆学的影响，陆学一蹶不振，逐渐陷入衰败。至元代，朱子学被指定为科举之学，迎来了大繁荣，而陆学基本上仍处于隐藏不露的状态。

朱熹和陆九渊死后，虽然朱子学派极力排斥陆学，但是陆九渊的心学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朱子学。这一过程类似于宋代儒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心学”的形成与发展。在宋代，当时的儒学界也极力排斥禅学和道家之学，却不知不觉地受它们的影响，最终形成了儒学的“形而上学”和“心学”。朱熹的再传弟子、著名大儒真德秀A可能也是因为受陆学的间接影响，所以才创作了《心经》，论述了从古至今的心法。自宋末一直到元代，学术界已经出现了朱陆二学殊途同归的看法。

元代朱子学的大儒吴澄认为，陆学主张的是“尊德性”，朱子学主张的是“道问学”，二者同等重要，没有轻重之分，所以吴澄也被认为是陆学派的儒学家。后来，思想界又兴起了朱陆同异的辩论。元末的赵东山、明初的程敏政认为，虽然朱子学和陆学存在差异，但它们所追求的结果是一致的。朱子学没有忘记“尊德性”，陆学也没有忘记“道问学”。尽管朱熹在年轻时和陆九渊的立场相异，但是晚年他和陆九渊的立场趋于一致。

到明代后，朝廷更加重视朱子学，不仅将其指定为科举之学，还打压提倡陆学的人士，从而在表面上形成了朱子学兴盛、陆学悄无声息的态势。但是实际上，不少明朝大儒已经把“心上”功夫当作自己做学问的要旨，出现了重视心学的倾向。朱子学和陆学在暗地里相互接近，相互影响，最终出现了一位专门提倡心学的朱子学者——陈献章。

清初大儒黄宗羲把陈献章的心学视作阳明学的先导，但陈献章的心学是“主静心学”，而王阳明的心学则是承继陆九渊，是“主动心学”，二者

A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为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的方向明显不同。陈献章的心学沿袭的是朱子学，因此可以说是“宋学”，而王阳明的心学沿袭的是陆九渊的心学，因此可以说是“明学”。这也恰好体现了宋代精神和明代精神的差别：一个主静，一个主动。

如果能够领悟到“致知”和“力行”的本体是统一的，那么理解“知行合一”说就会变得很简单。如果不是通过这种“体认”，而是单纯地依靠理论去解释“知行合一”，理解起来就会很困难。王阳明曾经从各种角度论证过“知行合一”说。综合起来看，经他阐述，“知行合一”说的实质已经变得非常明晰了。

在王阳明看来，如果能够体认到“知行”的本体，那么“知行合一”说就很容易理解了。王阳明晚年时认识到“知行”的本体就是“良知”。这样一来，“知行合一”说就变得更加具体了。但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知识让人们去理解的，而是需要人们深切“体认”的。“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学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还将予以详细介绍。

行而知之

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自古以来，虽然众人皆知“知”与“行”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一直都是将二者分开，各自论述。尤其是到了朱熹的时代，对“知”与“行”的论述已经非常精微。朱熹曾提出“先知后行”说，认为必须首先认清万物之理，然后才能去实践，否则实践就会变得毫无根据。朱熹的这一认识在当时被认为是常识，是绝对的真理。

在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时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众人不能理解其本意，甚至惊愕，也是很自然的。被称作“王门颜回”的王阳明的高徒、妹婿徐爱，一开始听到“知行合一”说时，也流露出惊讶的表情。

总的来说，长于理性的人会很难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本意，这和长于智慧的子贡无法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6)是一样的道理。无怪乎孔子会对子贡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孔子告诫子贡“道”并不是用道理就能说清楚的。后来，长于德行的曾子继承了孔子的“一贯之道”。曾子比子贡“鲁”，即我们所说的愚钝。当孔子说出“吾道一以贯之”的时候，曾子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唯”。所以说，子贡的理智和智慧并不是真正的理智和智慧，否则他应该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与此相反，虽然曾子被视作愚钝之人，但他其实并不愚钝，不然怎么能悟得孔子之道的真谛呢？又怎么能参透“一贯之道”呢？

总之，长于理智和智慧的人一般都会陷入偏见。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朱子学都是“主知主义”(7)的学说。因此，在一个朱子学至上的时代，人们必然难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徐爱最初也难以理解老师的“知行合一”说，所以曾与自己的同门师弟黄绾和顾应祥(8)展开辩论，试图去理解“知行合一”说的主旨，但是一直未能如愿，最终不得不直接向王阳明请教。（《传习录》上卷）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地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

“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

“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王阳明从“知觉与好恶之意是一体”以及“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立场出发，对“知行合一”说进行了阐释。

毫无疑问，“好恶之意”其实就是“行”。明末大儒刘宗周也非常重视“好恶之意”，并且将“诚意”视作自己做学问的宗旨，认为“意”非“已发”，而是“未发”，并将“意”视作“心”之本体。

如何修行“知行合一”

王阳明虽然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但是对于如何修行“合一”的“知”与“行”，并没有给出很好的办法。徐爱曾向他建议将“知”与“行”分开来修行，这一建议其实又回到了朱熹的立场上。朱熹坚持“知行并进”论，换句话说，就是坚持“穷理”与“居敬”并进。王阳明对此又是如何回答的呢？（《传习录》上卷）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

“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在王阳明看来，“知行合一”原本就是古人的意思，今人将其分作两件事去做，其实违背了古人本意。古人认为“知”存在于“行”中，“行”也存在于“知”中。而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则是因为世间总有一些无知的人，所以要既不陷入妄行，也不轻视实践。古人为了防止世人陷入虚妄，同时也为了补偏救弊，不得已只好必说一个知，方才行得是，又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

总而言之，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是为了帮助世人脱离偏弊，同时也是为了帮助世人脱离朱熹的“先知后行”之弊。

王阳明曾对弟子黄直诉说过自己提倡“知行合一”说的动机：“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还提出了“知行合一”，晚年又提出了“致良知”，这些主张其实都围绕着一个宗旨，那就是要彻底清除潜伏在人心中的不善之念。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会违背王阳明的本意，也会生出很多弊害。事实上，王阳明的追随者都违背了王阳明的本意。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只相信良知的完美，而忽视了修行。

“知行合一”说的发展

前文已述，王阳明在壮年时曾阐述说：“知行合一”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到了晚年，王阳明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知行合一”说。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曾写过一篇《答友人问》（《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用以答复友人提出的四个问题。通过《答友人问》，我们基本上可以弄清王阳明是如何发展“知行合一”说的。

友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自来先儒皆以学问思辨属知，而以笃行属行，分明是两截事。今先生独谓知行合一，不能无疑。”

对此问题，王阳明的回答是：“此事吾已言之屡屡。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功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若谓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辨得？行时又如何去得做学问思辨的事？”

可以看出，王阳明反对将《中庸》中的“学问思辨”与“笃行”区分为“知”与“行”。

接下来，王阳明又阐述了“知行合一”的理由：“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

王阳明通过“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阐明了“知”与“行”原本只是一个功夫，即“知行合一”。这和王阳明壮年时期的“知行论”比较起来，“知行合一”的主旨更加清晰，“知行一体”的精神也更加明确。与其把王阳明晚年对“知”与“行”的阐释称为“知行合一”，不如称作“知行一体”更为恰当。王阳明的“知行论”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一程度，主要是因为他在晚年确立了“心即理”的本体就是“良知”。

王阳明在龙场先是悟出了“万物之理皆在吾性之中”，也即“心即理说”，然后才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但他真正完善“知行合一”说是在晚年。

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给妻侄诸阳伯写了一篇《书诸阳伯卷》（《王文成公全书》卷八），其中写道：

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义外”之说也。

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故以端庄静一为养心，而以学问思辨为穷理者，析心与理而为二矣。

若吾之说，则端庄静一亦所以穷理，而学问思辨亦所以养心，非谓养心之时无有所谓理，而穷理之时无有所谓心也。此古人之学所以知行并进而收合一之功，后世之学所以分知行为先后，而不免于支离之病者也。

提倡“知行合一”说的王阳明自然会批判将“存养”和“居敬”视作两层功夫的朱熹，也自然会批评朱熹提出的“先知后行”说。

因此，他在《答顾东桥(9)书》（《传习录》中卷）中，曾这样阐述：

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又云“功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

“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见，但吾子为近闻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

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

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谓“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

王阳明在给顾东桥的答书中阐述了“知行合一”说的主旨，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并强调说，正因为“心即理”，所以“知行”才是“合一”的。此外，王阳明还基于“知行合一”说的立场，指出了朱熹“心理二分”说和“知行二分”说的弊害。接着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又继续写道：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

“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

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

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

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学问即行，行即知

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认为“学问”是“知”，“实践”是“行”，而且往往将二者区别看待，然而对于王阳明来说，“学问”就是“行”，“行”也就是“知”。王阳明曾经系统地论证过《中庸》中提到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之间的关系，从中也可以了解王阳明的上述观点。

王阳明还从“知行合一”说的立场出发，对朱熹的“知行论”进行过批判，这在上文中已经做过一些介绍，而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也对此做过更加详细的阐述：

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

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

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

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此区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所以异于后世之说者，正在于是。

朱熹是基于“主知主义”的立场而提倡“知行二分”说，王阳明则是基于“主行主义”的立场而提倡“知行合一”说，因此，阳明学被世人称为“实践哲学”也不是毫无道理的。王阳明接着又写了下面几段话，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实践哲学”的特色：

今吾子特举学、问、思、辨以穷天下之理，而不及笃行，是专以学、问、思、辨为知，而谓穷理为无行也已。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

明道云：“只穷理，便尽性至命。”故必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仁极仁则尽仁之性矣，义极义则尽义之性矣。

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

致良知

王阳明在晚年悟得“心即理”的本体就是“良知”，且“良知即天理”，所以他才能从“心即理”的角度来进一步发展“知行合一”说，并且认为，最终还得靠“致良知”去“穷理”。

所以，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写道：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

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

吾子所谓“气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于此，而欲以外求，是犹目之不明者，不务服药调理以治其目，而徒怅怅然求明于其外，明岂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诚毫厘千里之谬者，不容于不辨，吾子毋谓其论之太刻也。

王阳明指出，如果“尽良知”，“知行”就可以“合一”。 在他看来，《书经》（《尚书》，“五经”之一）中所说的“致知”就是指“致良知”。“致知”中的“知”是指对“是非”先天性的判断，也即他所理解的“良知”。要想让“知”达到极致，就必须通过实践，故“知行”是“合一”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宋儒根据《书经》中的“知之不难，行之不易”和《大学》中的“知至”，而得出了“知行二分说”，但王阳明得出的是“知行合一”说。尽管王阳明与宋儒所根据的是同样的经典，可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

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作《书朱守谐卷》（《王文成公全书》卷八）。

守谐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

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无患其无知，惟患不肯知耳；无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今执途之人而告之以凡为仁义之事，彼皆能知其为善也；告之以凡为不仁不义之事，彼皆能知其为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为善也，致其知为善之知而必为之，则知至矣；如知其为不善也，致其知为不善之知而必不为之，则知至矣。

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陆九渊与“知行合一”说

前文已述，王阳明在龙场顿悟时得出“心即理”的结论，所以才得以创立“知行合一”说。但是，陆九渊也提倡“心即理”，为什么他没能提出“知行合一”说呢？这是因为陆九渊虽然也提倡“尊德性”，但他对于《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解释没能摆脱传统的束缚。

与陆九渊不同的是，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彻底的“唯心论”，他明确指出“心即物”。尽管这样的认识是在龙场顿悟之后产生的，但在龙场顿悟之际，阳明恐怕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由此看来，王阳明在龙场悟得的“心即理”应该比陆九渊的“心即理”更加“唯心主义”。也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最终提出了“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晚年对陆九渊的学说极力称赞，对朱熹的学说则加以批评。曾有友人问他：“象山论学与晦庵大有同异，先生尝称象山‘于学问头脑处见得直截分明’。今观象山之论，却有谓学有讲明，有践履，及以致知格物为讲明之事，乃与晦庵之说无异，而与先生知行合一之说，反有不同。何也？”（《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友人问》）

陆九渊画像。陆九渊和王阳明都主张“心即理”，但陆九渊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没有摆脱传统的束缚，所以没能提出“知行合一”说。

虽然王阳明极力称赞陆九渊的学说，但他认为陆九渊和朱熹在“格物致知”的解释方面是相同的，二人体现的都是“主知功夫”，故而提出的是“知行二分”说，而他自己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则与二人不同，所以才提出了“知行合一”说。

如上文所述，有人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存在疑问，王阳明的解释是：“致知格物，自来儒者皆相沿如此说，故象山亦遂相沿得来，不复致疑耳。然此毕竟亦是象山见得未精一处，不可掩也。”

“象山见得未精一处”，是指陆九渊还没有彻底地实现“唯心论”。王阳明将“心即理”发展为“心即物”，从他的立场来看，虽然陆九渊的学问很深奥，但是仍然没有达到“精一处”。

(1) 武英殿大学士：是朝廷的顾问官，当时位列六部之上。

(2) 陈淳（1159—1223）：字安卿，亦称北溪先生，漳州龙溪（今福建龙海市）人，南宋理学家。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理学思想的重要继承者和阐发者。

(3) 沈焕（1139—1191）：字叔晦，世称定川先生，南宋哲学家。

(4) 舒璘（1136—1199）：字元质，一字元宾，奉化广平（今宁波奉化区）人，人称广平先生，南宋乾道八年进士，授四明郡学教授。

(5) 袁燮（1144—1224）：字和叔，浙江明州府鄞县（今宁波鄞州区）人。师从陆九渊，学界称絜斋先生。

(6) 一贯之道：出自《论语·里仁篇》中的“吾道一以贯之”。“一贯之道”即尧舜之世合理社会秩序的依据，也即 “道统”。

(7) 主知主义：亦称主智主义，是西方近代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或思潮，主要代表为德国的赫尔巴特。主知主义德育观与中国传统的权威主义道德教育观截然不同，它张扬人的道德思维、道德理性、道德智慧及道德主体意识。

(8) 顾应祥（1483—1565）：字惟贤，号箬溪，祖籍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王阳明的弟子、思想家、数学家。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正德三年（1508）授江西饶州（今江西鄱阳市）推官。

(9) 顾东桥（1476—1545）：名璘，字华玉，号东桥居士。弘治九年（1496）进士。先任北直隶省广平府知县，后历任各种官职，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因为其诗才不凡，与同乡陈沂、王韦并称“金陵三俊”。据说顾东桥是王阳明早年修习辞章之学的学友。

第十章

庐陵知县

天诛宦官刘瑾

在蛮荒之地度过了大约两年的艰辛岁月之后，苦尽甘来，王阳明终于迎来了告别谪居生活的那一刻。正德五年（1510），三十九岁的王阳明被任命为江西省吉安府庐陵知县。

龙场的艰难困苦是上天对王阳明的一大考验，王阳明不仅很好地渡过了这一关，还收获颇丰——悟出“格物致知”之本意，提出“知行合一”说，探明圣学之秘蕴。朝廷对他的再次起用，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第一步。

但是，当时刘瑾依然操纵朝政，横行朝野。在这样的情势下，王阳明是如何结束流谪生活，且被任命为知县的呢？

前文已述，刘瑾利用武宗的愚昧，逼退了朝中诸多贤良君子，然后开始专权，祸乱朝政。但在当时，朝中还有一位名叫李东阳的大人物，他不惧刘瑾的淫威，积极拔除诸弊。李东阳是王阳明的长辈，二人在文学方面是师友关系。王阳明能够得以赦免，且被任命为知县，这可能和李东阳的暗中相助不无关系。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阳明能够被任命为知县，全凭王阳明自身的努力。王阳明在龙场时积极教化民众，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使得他声名远播。另外，王阳明在镇抚土著豪族方面也功不可没，朝廷由此认识到他的能力。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王阳明最终被任命为庐陵知县。

正德五年，天诛刘瑾。是年，安化王朱寘(1)以“诛刘瑾”为名，在宁夏举兵。朝廷命令都御史杨一清和太监张永率兵征讨。后来，指挥使仇钺用计生擒朱寘　，杨一清献俘于朝廷。翌年六月二日，朱寘　被赐死。

与此同时，杨一清又暗中指示张永向武宗奏呈了刘瑾的十七条罪状，刘瑾很快被打入大牢，最终被处死，张文冕等党羽也一并被剪除。刘瑾所任命的官员全部被罢免，曾经直谏武宗的官员则官复原职。至此，上天终于诛灭了刘瑾。

龙场之后

正德四年（1509）岁末，王阳明离开龙场。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王阳明出发时，龙场数千名官民前来送别，个个依依不舍。

王阳明沿着来龙场时的路线前往庐陵。他从湖南省的沅水到达洞庭湖，然后沿着湘江逆流而上前往长沙，再前往醴陵，然后从醴陵继续往东，抵达江西省境内的萍乡，经袁州至宜春，从宜春前往庐陵。由于路线和去龙场时相同，所以王阳明每到一处宿泊之地，都会涌起诸多回忆。一路上，王阳明共作诗二十多首。

王阳明离开龙场时，天气寒冷，于是作《夜寒》和《冬至》（《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两首诗来记述旅途的艰难。王阳明在《夜寒》中写道：“未因谪宦伤憔悴，客鬓还羞镜里看。”这是在慨叹自己的求道之志未成。

在前往庐陵的途中，王阳明迎来了新的一年。虽然龙场生活的艰苦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但当他再次踏上征程，成为天地间一孤客时，对龙场的生活还是充满眷恋的。除夕之夜，王阳明写下两首诗，题为《舟中除夕》（《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在第二首诗中，他对自己的心情做了如下描述：“远客天涯又岁除，孤航随处亦吾庐。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

但不管怎么说，王阳明前往庐陵是离开龙场这片蛮荒之地，其罪名也已经被赦免，所以他当时的心情和他前往龙场时的是完全不同的。江门崖位于湖南省辰溪县南部，是一处风景名胜，王阳明在此写下的《过江门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一诗很好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三年谪宦沮蛮氛，天放扁舟下楚云。归信应先春鹰到，闲心期与白鸥群。”

王阳明还写过一首题为《睡起写怀》（《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表达了自己悠然自得，不被世事所迫，静观天地万物之“生意”的心境。全诗如下：

江日熙熙春睡醒，江云飞尽楚山青。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鸟自流形。未须更觅羲唐事，一曲沧浪击壤听。

程颢也有一首诗，题为《秋日偶成》，其中有如下三句：“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据此我们可以知道，王阳明当时的心境和程颢在《秋日偶成》中所表现的是相通的。此外，和《中庸》中所言的“随处自得”的心境也有几分相似。

读罢《睡起写怀》这首诗，我们会发现王阳明笔下的所见所闻，似乎都是在讴歌这太平盛世。在王阳明看来，在当时的时代，根本不需要去羡慕尧舜时代的“鼓腹击壤”(2)，只需顺应时势的变化，保持一份愉悦的心境就可以了。“一曲沧浪击壤听”意指沧浪川的渔父拍打着船桨，高唱沧浪之歌，在岸上听的人也和着拍子脚踏地面，体现的是一种悠闲愉悦的心境。

王阳明虽然是一位儒者，但当他在前往庐陵途中，看到乡村百姓在大自然中安闲生活时，也不禁生出出仕无用的感慨。他在《僧斋》（《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一诗中写道：

尽日僧斋不厌闲，独余春睡得相关。檐前水涨遂无地，江外云晴忽有山。远客趁墟招渡急，舟人晒网得鱼还。也知世事终无补，亦复心存出处间。

王阳明深感自己身处俗世，力量渺小，于是对乌托邦的世界充满了憧憬，希望自己能像陶渊明、庞德公(3)、孟浩然(4)、长沮和桀溺(5)等隐士一样隐遁出世，回到家乡耕作度日。因此，他在《阁中坐雨》（《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一诗的末尾处写道：“道意萧疏惭岁月，归心迢递忆乡园。年来身迹如漂梗，自笑迂痴欲手援。”

此外，在《霁夜》（《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一诗的末尾处，他写道：“静后始知群动妄，闲来还觉道心惊。问津久已惭沮溺，归向东皋学耦耕。”

《霁夜》中的“问津久已惭沮溺”，出典于《论语·微子篇》。有一次，孔子让子路去向正在耕田的长沮和桀溺打听过河的渡口在哪里，长沮和桀溺不仅不告诉子路，反而对他说：“若是鲁孔丘，则知津矣。”

他们二人批评为了改革乱世而东奔西走的孔子是“滔滔”(6)，并劝子路归隐。王阳明在《霁夜》中表明了自己求学已久，现在反而想成为一名遵守“道心”的隐士的愿望。

当然，王阳明并不是真的想成为隐士，他只是羡慕隐士们那份遵守“道心”的态度。在《沅江晚泊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第二首中，王阳明写道：

春来客思独萧骚，处处东田没野蒿。雷雨满江喧日夜，扁舟经月住风涛。流民失业乘时横，原兽争群薄暮号。却忆鹿门栖隐地，杖藜壶榼饷东皋。

在王阳明看来，即便是儒者，如果求“道真”之心非常迫切的话，自然也会萌发出隐遁的想法。当然，这里指的是儒家理想主义者的隐遁，而不是老庄和佛教超越主义者的隐遁。

前文已述，在前往龙场途中，王阳明曾经在萍乡拜谒了周敦颐的祠堂。此次前往庐陵，他再次拜访，并作《再过濂溪祠用前韵》（《王文成公

宋学鼻祖周敦颐画像。王阳明认为周敦颐是儒学千年传统的真正传人，是他的思想贡献才让儒学这棵老树发出了新枝。

全书》卷十九）：

曾向图书识面真，半生长自愧儒巾。斯文久已无先觉，圣世今应有逸民。一自支离乖学术，竞将雕刻费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莲池长绿萍。

宋学鼻祖周敦颐特别喜爱莲花，在《爱莲说》中称莲花为“花之君子”。透过《再过濂溪祠用前韵》中的“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莲池长绿萍”，我们也可以窥见王阳明对周敦颐的景慕之情。王阳明对周敦颐和程颢的崇敬之情，终生都未曾改变。

周敦颐所著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标志着宋代新儒学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儒学终于超越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南宋初年，朱熹登上历史舞台，他将周敦颐奉为“宋学之祖”。

此外，此诗中的“一自支离乖学术，竞将雕刻费精神”，其实是王阳明对朱子学以及朱子学派的暗中批判。陆九渊曾批判朱子学的“支离”之弊。王阳明在龙场悟出“心即理”之后，也开始意识到朱子学的“支离”之弊。但在当时，朱子学仍是官学，并且风靡于世，所以王阳明没敢公开点名批判朱子学。由此可知，在龙场顿悟之后，王阳明已经认识到朱子学的“支离”之弊，但直到晚年，他才公开点名批判朱子学。

被任命为庐陵知县后，王阳明的内心重新燃起了返回京城的希望。他想起了远在京城的旧友湛甘泉，他们二人曾一起为复兴圣学而努力，也曾一起探讨过学问。王阳明提笔写下了《夜泊江思湖忆元明》（《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一诗，其中写道：

扁舟泊近渔家晚，茅屋深环柳港清。雷雨骤开江雾散，星河不动暮川平。梦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堤夜四更。欲寄愁心无过雁，披衣坐听野鸡鸣。

阳明评“静坐”说

前文已述，在前往龙场途中，王阳明曾到各处讲学。前往庐陵时，他又顺道去了一下湖南的辰州府和常德府。到达两地后，看到自己的弟子冀元亨、蒋信(7)和刘观时(8)等人已有所作为，王阳明甚感欣慰。（《阳明先生年谱》）后来，王阳明为刺探宁王宸濠谋叛的实情，曾派冀元亨前往宸濠处讲学，冀元亨也因此事历经磨难，最终在困顿中病逝(9)。

在离开常德和辰州时，王阳明给诸位弟子写了一封信，题为《与辰中诸生》（《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其中写道：“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得诸友，何幸何幸！方以为喜，又遽尔别去，极怏怏也。绝学之余，求道者少；一齐众楚，最易摇夺。自非豪杰，鲜有卓然不变者。诸友宜相砥砺夹持，务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实德未成而先揭标榜，以来世俗之谤，是以往往隳堕无立，反为斯道之梗。诸友宜以是为鉴，刊落声华，务于切己处着实用力。”

接下来，他又写道：“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已经提出了“静坐”说。那么，王阳明为何要提出“静坐”说呢？前文已述，他认为只要“自悟性体”(10)，自然就可以理解“知行合一”说的主旨，否则只会徒然引起诸多争论。基于此，王阳明必然会主张通过“静坐”去“自悟性体”。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当时曾指出：“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

王阳明的高徒钱绪山指出，王阳明的“学”有三变，“教”亦有三变。“学三变”是指：一、少时，驰骋于辞章；二、后来又沉迷于道教和佛教；三、在龙场历尽艰难之后，豁然有得于圣贤之志。“教三变”是指：一、在贵阳时，提出了“知行合一”说（1509）；二、自安徽滁州回来后，教授弟子“静坐”说（1513）；三、自江西回来后，提出“致良知”说（1521），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王文成公全书》卷首《刻文录序说》）

当王阳明在辰州讲授“静坐”说时，有弟子误认为“静坐”就是禅僧所谓的“坐禅入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阳明在离开辰州后，特意给弟子们写了一封信，向大家阐明“静坐”的本意，告诫弟子们“静坐”和禅僧的“坐禅入定”是不同的。

王阳明的“静坐”说并不是只专注于“静处无事”时的修行，同时也没有忽视“动处有事”的功夫。因此，王阳明在书信的末尾处引用程颢的话说：“所谓知得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也。”

尽管“静坐”和“坐禅”之间的差异理解起来很困难，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静坐”和“坐禅”在世界观层面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它们在精神收敛层面存在共性，然而二者在本质上不同。王阳明将自己的“静坐”说比作孟子的“求放心”(11)功夫，还详细阐述了“静坐”说的特征。虽然王阳明知道辰州诸生对“静坐”存在误解，而且由此产生了一些弊害，但在滁州时期之前，王阳明一直都在提倡“静坐”的必要性。

正德九年（1514），王阳明前往南京赴任。据钱德洪介绍，在那段时间，王阳明做的一次真正的讲学还是在滁州时，当时他也是让弟子们去学习“静坐”。

王阳明在《书孟源卷》（《王文成公全书》卷八）中阐述了让弟子们学习“静坐”的理由：“圣贤之学，坦如大路，但知所从入，苟循循而进，各随分量，皆有所至。后学厌常喜异，往往时入断蹊曲径，用力愈劳，去道愈远。向在滁阳论学，亦惩末俗卑污，未免专就高明一路开导引接。盖矫枉救偏，以拯时弊，不得不然，若终迷陋习者，已无所责。”

根据王阳明在晚年时对钱德洪的教诲，我们可以获知上文中的“末俗卑污”其实就是指“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12)。

《与辰中诸生》这封书信发挥了一定作用，振奋了部分弟子的精神，王阳明也因此甚感欣慰。

但是，仍有一些弟子对“静坐”存在误解，出现了“求静厌动”的情况。于是，王阳明又提出了“动处功夫”说。阳明学一般被认为是实践哲学，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省察克己”和“事上磨炼”都是关于实践的。

王阳明自己也知道“静处功夫”存在一些弊害，但他也没有将其完全否定。王阳明指出：“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传习录》上卷）

只是王阳明的“静坐”说往往会使人只专注于求“静”，而对“动”产生厌倦之情，容易使人忽视“存天理，去人欲”，最终导致弊害产生。于是，王阳明又指出：“徒知养静，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传习录》上卷）

此外，王阳明对打算去山中静坐的弟子刘君亮说：“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传习录》下卷）

王阳明晚年提出“致良知”，认为良知是一个内外、动静和上下浑然一体的生命实体，因此没有必要再去论证动与静的关系。

但王阳明去世后，以其部分弟子为代表的良知归寂派将良知分为体与用、动与静，提倡“立体达用”和“归寂”，认为“致良知”的主旨是立足于静处的本体，然后将其施用于自然的运动。良知归寂派的学说违背了明代的“主动”思潮，又回归到宋代的“主静”思潮。因为良知归寂派的学说不符合时代趣向，所以在明代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在日本则不同，幕府末期的朱子学者，尤其是崎门派(13)的朱子学者，对良知归寂派的学说都非常认同。

卧治六月

正德五年（1510）三月，王阳明在庐陵上任。他在庐陵的施政方针，不是用刑威来压制百姓，而是重在教导人心，通过教育感化来让百姓信服。即使是发布政令，他也是通过县内父老来告谕县民，以温情获得人心。

庐陵县民素来好诉讼，王阳明就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诉讼数量，简化诉讼流程。他慎重选择“里正三老”(14)，让他们在“申明亭”劝说前来诉讼的人。“申明亭”和“旌善亭”是明初民间设立的机构，由各地的德高望重者来裁决和调解本地的诉讼和争端。

王阳明在《告谕庐陵父老子弟》的开篇写道：

庐陵文献之地，而以健讼称，甚为吾民羞之。县令不明，不能听断，且气弱多疾。今与吾民约：自今非有迫于躯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辄兴词。兴词但诉一事，不得牵连，不得过两行，每行不得过三十字。过是者不听，故违者有罚。县中父老谨厚知礼法者，其以吾言归告子弟，务在息争兴让。呜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破败其家，遗祸于其子孙。孰与和巽自处，以良善称于乡族，为人之所敬爱者乎？吾民其思之。

王阳明通过此告谕，告知县民不要轻率提起诉讼。当时，庐陵县内恶疫横行，无知的民众因为惧怕感染，在骨肉亲人得病之后，不仅不给予诊治，甚至不给饭食，导致很多人被饿死。

王阳明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告诫百姓道：

夫乡邻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于骨肉不相顾。县中父老岂无一二敦行孝义，为子弟倡率者乎？

夫民陷于罪，犹且三宥致刑。今吾无辜之民，至于阖门相枕藉以死。为民父母，何忍坐视？言之痛心。中夜忧惶，思所以救疗之道，惟在诸父老劝告子弟，兴行孝弟。各念尔骨肉，毋忍背弃。洒扫尔室宇，具尔汤药，时尔　粥。贫弗能者，官给之药。虽已遣医生老人分行乡井，恐亦虚文无实。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见告。有能兴行孝义者，县令当亲拜其庐。

凡此灾疫，实由令之不职，乖爱养之道，上干天和，以至于此。县令亦方有疾，未能躬问疾者，父老其为我慰劳存恤，谕之以此意。

当时，庐陵县内经常有盗贼出没。由于官员对百姓的管理不得法，再加上民间缺乏防御治理盗贼的有效之法，导致盗贼日益骄横。王阳明和父老们商量之后，决定在当地实行保甲制度，以防御盗贼。该制度要求：在平素无事之时，四邻之间亲睦友爱；一旦盗贼来袭，彼此要相互救援。“保甲法”是宋代王安石创建的一种自治制度，保甲是一种地方性的自卫组织。十家一保，各保设保长，保中年轻人都配备弓箭，且要进行武艺训练。王阳明当时在庐陵采用的就是王安石制定的“保甲法”。

王阳明在庐陵上任之后，恰逢大旱，水源枯竭，稻米颗粒无收，城内火灾频发。王阳明认为这皆是由于自己的“不敏”所致，于是斋戒省咎，向山川天地之神明请罪，同时停催赋税，赦免轻罪，劝谕百姓停止争讼，派遣父老巡查街巷，消除火患，还严查趁火打劫的奸民。

一次，城内发生大火，烧毁民宅千余家。据说，王阳明在火灾现场向上天祈祷，上天被他的诚意所感动，改变了风向，这才使得大火熄灭。面对灾情，王阳明悲恸万分。他彻查了大火的原因，发现原来是由于道路狭窄、房屋密集所致，于是决定系统地规划城区。

此外，王阳明还严禁驻兵借搬运食粮之机肆意向民众征税，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协调粮食的流通，取缔驿传(15)，促进军民团结。由于这些举措得当，县内的诉讼事件越来越少。

在庐陵，王阳明一共发布了十一道告谕。他还在上行公文中详述了庐陵县民的贫苦状况，向朝廷请求免除当地的赋税杂役。

后来，因为要入朝觐见，王阳明不得不暂时离开庐陵。离开庐陵的半年中，王阳明嘱咐庐陵地方上的德高望重之士教化百姓，注重安民。

《王阳明先生图谱》中所绘的王阳明在庐陵火灾现场向上天祈祷的情形。

王阳明还在告谕的最后部分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县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为尔民兴利去弊。中间局于时势，且复未免催科之扰。德泽无及于民，负尔父老子弟多矣。”

作为庐陵县令，王阳明治理庐陵的时间不足七个月。龙场生活给王阳明的身体带来了巨大伤害，使他落下了一身病，尽管如此，王阳明在庐陵的治绩还是非常显著的。湛甘泉在为王阳明写的《墓志铭》中写道：王阳明在庐陵“卧治六月”。“卧治”本是静卧治疗之意，也指不劳作，安心静养治疗。“卧治”出自《史记·汲黯传》。汲黯是西汉名臣，世人对他的评价很高。汲黯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有一次，汉武帝想任命他为淮阳太守，但被他拒绝了。于是汉武帝对他说：“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

吉安的阳明遗迹

庐陵是吉安府(16)的治所。从古至今，吉安地区的文化都非常发达，是江西省两大文化昌盛之地之一。自唐宋至明清，吉安中进士者多达二三百人，其中状元就有十五位，爱国名臣和鸿儒学士更是层出不穷，故吉安又被称为“文章节义之邦”和“理学之邦”。

庐陵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故乡，现在称为吉安。庐陵一词取自《诗经·小雅》中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因为当时庐陵城被连绵的丘陵所包围，且城池旁还有一条庐水流过，故取名为“庐陵”。

王阳明正是在庐陵组织义军讨伐乱贼宁王宸濠的。在晚年，王阳明受命到南方戡乱，再次拜访庐陵，并讲学传道。庐陵还是脍炙人口的《正气歌》的作者、宋末忠臣文天祥的故乡。王阳明在此地组织义军讨伐企图倾覆国家的宸濠，可能也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

此外，宋代爱国诗人杨万里、和王阳明论辩的朱子学大儒罗钦顺以及王阳明的再传弟子罗洪先等人，都是吉安人。

江西著名书院白鹭洲书院。宋代名臣文天祥曾在此就读，王阳明也曾在此讲学。

吉安有一座白鹭洲书院，该书院位于赣江江心一处风光明媚之地。书院四周树木茂密，山光水色相映成趣，环境清幽，是修习学问之佳所。白鹭洲书院由吉州太守江万里创建于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是当时江南四大书院之一。历朝历代都有很多文人到此地吟诗作赋，据说文天祥曾在此就读，王阳明也曾在此讲学。

现在的吉安，许多小学、中学、道路和商店等都是用王阳明的名字来命名的，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吉安百姓对王阳明的喜爱程度。吉安城内的阳明路宽二十米、长六百米，后曾一度被改为人民路、革命路。

江西吉安青原山阳明书院旧址，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建。王阳明及其弟子曾在此讲学。

吉安往东十五公里有一座青原山，山中有一座青原寺，也被称作安隐寺或净居寺。青原寺最早是由六祖慧能的弟子行思禅师创建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自古以来，青原山都是读书的圣地。宋代时朱熹等人曾在青原寺两侧的斋房内开设书院，取名青原书院。自宋代以来，青原书院和白鹭洲书院逐渐成为江西著名的书院。吉州的历代名人中，大多有在这两所书院读书或讲学的经历。宋代之后，理学盛行，这两座书院也作为理学书院而闻名天下。

江西吉安市青原区重建的阳明书院

王阳明曾在青原书院的讲堂内讲学。后来，王阳明的弟子邹东廓（邹守益）、聂豹(17)（聂文蔚）、欧阳德(18)（欧阳南野）和王时槐（王塘南），以及朱子学大儒罗钦顺等人，也都曾在青原书院讲学。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及其弟子，曾一度把青原书院的讲堂命名为阳明书院。

青原山阳明书院的后院建有“五贤祠”，里面供奉着王阳明、邹东廓、聂豹、欧阳德和王时槐五大贤士。1930年，阳明书院毁于战火。

王阳明晚年又被派到南赣任职。当他经过庐陵时重游了青原山，并刻诗于石壁之上，永久留存。但非常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王阳明的诗刻连同宋代诗人黄庭坚的诗刻一并被破坏了。

(1) 安化王朱寘　：明太祖朱元璋的十六子庆靖王的曾孙。

(2) 鼓腹击壤：原指百姓吃得饱，有余闲游戏，后用为称颂太平盛世之典。

(3) 庞德公：东汉名士。荆州刺史刘表数次请他进府，他都不去。他与当时隐居的徐庶、司马徽、诸葛亮交往密切，诸葛亮待之以师礼。后隐居于鹿门山，采药以终。

(4) 孟浩然（689—740）：唐代诗人，他和庞德公一样，都隐居于鹿门山。

(5) 长沮和桀溺：《论语·微子篇》中记载的古代的两位隐士。

(6) 滔滔：本是洪水漫延、流而不返之意，在此比喻孔子的改革思想加剧了社会的纷乱。

(7) 蒋信（1483—1559）：明代学者、官员，字卿实，号道林，武陵（今湖南常德市武陵区）人，世称正学先生。

(8) 刘观时：字易仲，湖南沅陵人。

(9) 冈田先生在此处的介绍和《明史》稍有出入，现将《明史》中的记载誊录如下，以使读者能对冀元亨之死有所了解：“宸濠怀不轨，而外务名高，贻书守仁问学，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语挑之，佯不喻，独与之论学，宸濠目为痴。他日讲《西铭》，反复君臣义甚悉。宸濠亦服，厚赠遣之，元亨反其赠于官。已，宸濠败，张忠、许泰诬守仁与通。诘宸濠，言无有。忠等诘不已，曰：‘独尝遣冀元亨论学。’忠等大喜，搒元亨，加以炮烙，终不承，械系京师诏狱。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冤，出狱五日卒。”

(10) 自悟性体：指悟出人的本性。

(11) 求放心：孟子的一个哲学概念。简单来说，“求放心”就是把心收回来，在做学问时不要想任何事情，排除一切杂念而专心致志，细心体验要领。

(12) 此句取自《传习录》下卷，意思是：只知道听口耳之学，只知道论是非，这无益于道之自得。

(13) 崎门派：由山崎暗斋的弟子组成的学派。山崎暗斋名嘉，字敬义，号暗斋，通称嘉右卫门，作为神道家又号垂加，生于京都，日本德川时代初期的儒学者、神道家。山崎暗斋幼时曾研读中国儒家的“四书”，后削发为僧，二十五岁还俗，成为儒学者，信奉朱子学，后在京都、江户（今东京）讲学。他晚年研究日本神道，综合唯一神道、吉川神道等神道派别，把朱子学和神道结合起来，创立垂加神道，并且形成一个学派。

(14) 里正三老：里正是古代的一种基层官职，主要负责掌管户口和纳税。三老是古时掌教化的乡官，一般由地方上德高望重、颇有学识、能率众施教的人担任。

(15) 驿传：中国古代政府设置的一种供使臣出巡、官吏往来、传递诏令和文书等使用的交通系统。明代的驿传机构是京城设会同馆，地方分别设水马驿、递运所和急递铺。

(16) 吉安府：今江西吉安市。

(17) 聂豹（1487—1563）：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县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华亭县令，升御史，历任苏州、平阳知府。

(18) 欧阳德（1469—1554）：字崇一，号南野，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人。明代理学家，著有《欧阳南野集》三十卷、 《南野文选》四卷。

第十一章

京师讲学

和黄绾谈立志

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王阳明入京朝觐。与龙场的苦难岁月不同，王阳明在庐陵度过了一段平稳安宁的生活。在上京途中，王阳明共写了六首诗歌，抒发自己在政治大潮中的无力感。他有经世济民之志，但是力量很有限；他有忧世之情，但同时也有超俗之愿。各种复杂的情感在诗中交织在一起。王阳明在庐陵“卧治六月”，这一经历令他感悟到一心为民一样会使内心平静。正因为他有这样平静的心境，所以他在上京途中才能饱享桃花、云水和春山等大自然的乐趣。

一天，王阳明在吉安近郊的香社寺休息，作《午憩香社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以记，其中写道：

修程动百里，往往饷僧居。佛鼓迎官急，禅床为客虚。桃花成井落，云水接郊墟。不觉泥尘涩，看山兴有余。

正德五年三月，王阳明抵达庐陵，十月，启程赴京。他先是沿赣江而下，抵达南昌之后，又横渡鄱阳湖，进入长江，然后沿长江而下，经南京来到镇江，接着又从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途经扬州、淮阴、临清和天津后，最终抵达京城。王阳明在京期间寓居在大兴隆寺。在好友储柴墟的介绍下，黄绾特意前来拜访王阳明。

黄绾（1477—1551），字宗贤，又字叔贤，号久庵、石龙，曾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浙江黄岩人，一说浙江绍兴人，是《阳明先生行状》的作者，也是王阳明弟子中第一流的人物。著有《四书五经原古》《明道编》《石龙集》《石龙奏议》《思古堂笔记》和《家训》等。（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附阳明弟子传纂》）王阳明入京朝觐，时任后军都督府都事黄绾特意前来拜访。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黄绾当时并没有拜王阳明为师。黄绾曾在紫霄山中刻苦攻读十余载，深有所得。最初师从谢铎(1)，后来与湛甘泉成为学友，与王阳明也有深交。王阳明、湛甘泉和黄绾三人交往颇深，相互砥砺切磋，一起为复兴圣学而努力。

嘉靖元年（1522），黄绾执贽(2)拜入王阳明门下。明末“三教一致”论的提出者李贽(3)称赞黄绾的这一举动“实乃倔强之举”。（道光版《王阳明全集·阳明先生年谱》）后来，黄绾极力宣传阳明学，但晚年时在其著作《明道编》中批评王阳明的“致良知”说陷入空虚之弊。

据东正堂的《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记载，在王阳明去世后，黄绾曾大力庇护其遗子王正亿。王阳明去世后，遗子王正亿年纪尚幼。王龙溪等人担心正亿受人欺侮和迫害，于是和当时位高权重的黄绾商量，希望他能将正亿领回自己家中，加以保护。最后由王龙溪做媒，将黄绾的女儿许配给正亿，两家结为儿女亲家，由黄绾来抚育王阳明的遗子。虽说订了婚约，但当时的正亿和黄绾的女儿都还只是小孩子。

黄绾比王阳明小八岁，听闻王阳明是一位修习“真学问”，而不是只知道修习“文字之学”的学者，所以特意前来拜访。其实从祖上开始，黄家和王家的关系就一直很亲睦，但黄绾对王阳明的学问一无所知。当黄绾前来拜访王阳明时，王阳明起身到门口迎接：“此学久绝，子何所闻？”

黄绾回答说：“虽粗有志，实未用功。”

王阳明又说：“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明日引见甘泉，订与终日共学。”

翌日，王阳明派人去迎请黄绾。黄绾在王阳明处，和王阳明、湛甘泉会面。三人结成学习同盟，一有空暇，定会聚到一起讨论学问或共饮。

前文已述，黄绾年轻时曾师从朱子学大家谢铎，笃志于圣贤之学。王阳明对黄绾的学问非常信任，所以才对他如此欢迎。据黄绾自己所述，他每日都静坐修习周敦颐、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据说，谢铎曾向黄绾介绍朱熹高徒黄榦(4)的“克己功夫”，黄绾也是从这一功夫着手，最终得道。黄绾严守恩师的教诲，切行理学的“去欲”功夫。王阳明很快便了解了黄绾的学风，所以才把他吸收为盟友。黄绾遇到王阳明后，逐渐转变了做学问的方向，开始信奉阳明学。

王阳明和黄绾见面伊始，就谈起了“立志”。黄绾在提问中涉及的“立志”说是一般意义上的“立志”说，而王阳明所提到的“立志”说则不同。在王阳明看来，只要“立志”，就不需要再去考虑是否努力实行或者能否取得成果，因为一旦“立志”，自然就会朝着目标努力，也自然会取得成果，所以说“立志”非常重要。王阳明的“立志”说是基于“心即理”的立场，他认为所有事物都可以归于“吾心”，只要相信“心”的力量，任何目标都可以实现，即只要相信“心即理”，那么“心”自然会努力，也自然能取得成果。王阳明将此称作“本体即功夫”，他认为只要悟得“本体”，那“功夫”自然可以借助“本体”的力量实现，而不是说不具有“功夫”就不能悟得“本体”。不具有“功夫”就不能悟得“本体”，其实是程颐和朱熹的思想，王阳明在这方面的认识和陆九渊的有些相似。

但是，王阳明的“立志”说并非很容易就能让人接受，所以他进行了耐心的解释。

翌年，即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的弟子林以吉归乡省亲，王阳明为他写了一篇赠序。

王阳明在《赠林以吉归省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中写道：

求圣人之学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欤！天下之人，志轮而轮焉，志裘而裘焉，志巫医而巫医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见也。

轮、裘、巫医遍天下，求圣人之学者，间数百年而弗一二见，为其事之难欤？亦其志之难欤？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见也。

林以吉将求圣人之事，过予而论学。

予曰：“子盍论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后学可得而论。子闽也，将闽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听也。予越也，将越是求，而子言予以闽之道路，弗之听也。

“夫久溺于流俗，而骤语以求圣人之事，其始也必将有自馁而不敢当；已而旧习牵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决；已而外议夺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馁而求有以胜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进之，吾见立志之难能也已。志立而学半，四子之言，圣人之学备矣。”

此外，在弟子郭善甫(5)归省的时候，王阳明也为他写过一篇赠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其中以播种为喻，力陈立志的必要性。

正德五年十二月，王阳明被任命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即当时四川地区的大法官。由于当时湛甘泉、黄绾和王阳明三人已经结成学术同盟，所以湛、黄二人听闻王阳明将要到地方赴任的消息后，都备感遗憾。他们认为无论如何要把王阳明留在京城，于是二人和乔白岩商量之后，一起鼓动户部尚书杨一清，劝他上疏让王阳明留在京城。这一招果然奏效，翌年，即正德六年正月，王阳明被提拔为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负责官吏封爵和诰敕草拟等工作。这样一来，王阳明就可以继续留在京城了。

乔白岩（1464—1531），名宇，字希大，号白岩山人，江西乐平人氏。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为王阳明留京出了不少力。武宗时乔白岩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宸濠之乱时，他加强了南京的防御，为防止宸濠向东进犯做出巨大贡献，所以在宸濠之乱结束后，他被提拔为太子少保，并在世宗时出任吏部尚书。去世之后，谥号“庄简”，著有《乔庄简公集》。

虽然乔白岩比王阳明年长十五岁，但他对王阳明的学问和品德非常敬服。正德六年，乔白岩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在赴任之前，还特意到王阳明的府邸和王阳明一起探讨学问。王阳明为此还特意写了一篇《送宗伯乔白岩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其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大宗伯白岩乔先生将之南都，过阳明子而论学。阳明子曰：“学贵专。”

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弈，食忘味，寝忘寐，目无改观，耳无改听。盖一年而诎乡之人，三年而国中莫有予当者。学贵专哉！”

阳明子曰：“学贵精。”

先生曰：“然。予长而好文词，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鸠焉，研众史，核百氏。盖始而希迹于宋、唐，终焉浸入于汉、魏。学贵精哉！”

阳明子曰：“学贵正。”

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圣贤之道。弈吾悔焉，文词吾愧焉，吾无所容心矣。子以为奚若？”

阳明子曰：“可哉！学弈则谓之学，学文词则谓之学，学道则谓之学，然而其归远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辟也。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诚。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专，一也。精则明矣，明则诚矣。是故：明，精之为也；诚，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于文词技能之末乎？”

先生曰：“然哉！予将终身焉，而悔其晚也。”

阳明子曰：“岂易哉？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昔者卫武公年九十而犹诏于国人曰：‘毋以老耄而弃予。’先生之年半于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愧于武公哉？某也敢忘国士之交警！”

王阳明认为专注于训诂辞章之学是错误的，圣学需要切实的实践功夫。在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学术氛围非常低迷，王阳明觉得这和当时只注重通过论辩求其名而不注重求其实的社会风潮有关。在谏官王尧卿因病辞职返回家乡陕西终南之际，王阳明为他写了一篇《赠王尧卿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其中有这样一句：“外夸者，其中日陋。足矣，吾恶夫言之多也！”王阳明借此表达了圣学是一门需要求实的学问的观点。

王阳明担心圣学陷入训诂辞章之弊，也担心圣学成为个人获取功利的手段，于是提出任何事物都要经过切实的实践，极力强调体验在做学问中的重要性。

“明镜”论

前文已述，王阳明离开龙场，抵达辰州的时候，曾教授弟子们“静坐”，以使他们能够领悟“知行合一”的主旨。有些弟子误将王阳明的“静坐”说理解为禅宗的“坐禅入定”，为此王阳明还特意写了一封信来解释。

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王阳明回到京城，黄绾和应原忠(6)前来拜访，和他一起探讨学问。至此，王阳明、湛甘泉、黄绾和应原忠四人聚到了一起，为复兴圣学而共同努力。王阳明曾对黄绾和应原忠说：“圣学久不明，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阳明先生年谱》）

应原忠当时已是王阳明的入室弟子，后来为了孝养双亲而辞职返乡，在山中苦读近十年。最后，应原忠又重新踏入官场，出任广东省右布政使。

应原忠对王阳明在上文中提到的教诲不太理解，心存疑问。正德六年，王阳明为了解除他心中的疑惑，特意作《答黄宗贤应原忠》（《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其中详细阐述了“明镜”(7)论：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间以造诣未熟，言之未莹则有之，然却自是吾侪一段的实功夫。思之未合，请勿轻放过，当有豁然处也。

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

若驳杂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明处，尘埃之落，固亦见得，亦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幸弗以为烦难而疑之也。

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亦见得耳。

向时未见得向里面意思，此功夫自无可讲处。今已见此一层，却恐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也。昨论儒、释之异，明道所谓“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毕竟连“敬以直内”亦不是者，已说到八九分矣。

在《传习录》上卷中，王阳明曾借用“明镜”来比喻实践修行的重要性，他说：“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故圣人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功夫。”

而王阳明的高徒徐爱则说道：“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徐爱从王阳明“格物”说的立场解释了王阳明在书信中阐述的“明镜”论，是对王阳明“明镜”论的有力补充。

在上文的书信中，王阳明阐述了儒学和佛学的异同，但是徐爱用“明镜”来论“格物”，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王阳明的“明镜”论和佛教的“明镜”论存在本质区别。

总之，王阳明的“明镜”论所说的就是“心”的修行。但王阳明又非常担心，如果过于专注于心的修行，就可能会演变成弃绝一切外部事物和人伦道德，最终陷入静寂虚无的“虚禅”世界。鉴于此种担忧，王阳明借用程颢的话，来表明自己的“明镜”论并非如此。

王阳明指出“明道所谓‘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用“义”的有无来区别儒学和佛教。此外，王阳明还指出“释家最终未谈居敬”，又用“居敬”的有无来区别儒学与佛教。“居敬”是儒家特有的“心术”，也是宋儒用来否定佛教心术的重要概念。王阳明的“明镜”论可以说是“居敬”思想衍生出的产物。

黄绾和应原忠最初难以理解王阳明提出的“廓清心体”，于是王阳明向他们解释说：“若识得常人心如明镜，修行自然不觉困难。”

王阳明认为只要悟得“心之本体”，那么再困难的“功夫”也可以轻易实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的“去欲功夫”不同于程颐和朱熹的。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只要凭借“心之本体”的力量就可以实现“去欲功夫”，而程颐和朱熹则认为必须通过“去欲功夫”才能达到“心之本体”。

王阳明主张的是“本体即功夫”，而程颐和朱熹主张的则是“功夫即本体”。在当时，王阳明的“本体即功夫”思想还不太成熟，直到他在晚年提出“致良知”之后，这一思想才最终完善起来。对晚年的王阳明来说，“良知”就如同一粒灵药，有点铁化金之效。王阳明悟出“良知”之后，遮蔽“心体”的私意习气就如同将雪投入火炉中一样，瞬间融化无形了。

王阳明晚年将“良知”喻作“明镜”，他认为明镜有自净的能力，良知自身也有去除私意习气的能力，所以顺其自然就好。王阳明的这一思想，说得极端一点儿就是只要顿悟了良知，那万事皆可了。这是典型的“良知现成”论，可见王阳明在晚年陷入了“良知现成”论之弊。

不管怎么说，“明镜”论和“致良知”说之间存在着“本体功夫论”上的差异。前文已述，神秀和慧能曾分别作过两首偈，其中揭示的“明镜”论的差异其实也是“本体功夫论”上的差异。

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对于王阳明在写给黄绾和应原忠的书信中阐述的“儒佛论”，许舜屏评价道：“一语道破儒、释之别！”

若将王阳明晚年时期的“致良知”说和上文中的“明镜”论做比较，我们会发现提倡“明镜”论时的阳明心学更接近神秀的思想，而提倡“致良知”说时的阳明心学则更接近慧能的思想。提倡“明镜”论时的阳明心学认为“心”和镜子一样，需要打磨，才能廓清私欲；而提倡“致良知”时的阳明心学认为“心体”是主体性的，可以自主性地运动，通过“心体”自身的运动就可以克服私欲。“明镜”意味着澄明的“心体”，王阳明在壮年时提出“明镜”论，将“心体”（也可称为“真性”）喻作“明镜”，这其实为他晚年创立“良知”说埋下了伏笔。一旦他悟出“心体”具有主体性，且可以自主性地运动之后，自然就会悟得“良知”说。

虽然在前文中提到的“明镜”指的就是“心体”（真性），但对王阳明来说，此处的“明镜”更应是“天理之心”。王阳明在龙场悟出“心即理”，故“天理之心”其实就是他所说的“明镜”。只要悟得“天理之心”就是“明镜”，那么一旦私欲产生，“心”就能立刻感知到，自然就会将其拂除。但是，要想真正得到“明镜”之悟并不容易，若非王阳明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是很难获得这一体悟的。

王阳明认为“明镜”是人先天具备的东西，但由于受私欲蒙蔽，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感知到。如果通过实践修行将其擦拭出来，那么“明镜”就会重放光芒；否则，即使觉悟了“明镜”，得到的也只是一片虚影。王阳明特别害怕这种情况发生，于是离开龙场之后教育弟子们要通过“静坐”去悟道，以防陷入追逐虚影之弊。王阳明回到京城之后，曾专门论述“明镜”论，告诫大家要像打磨明镜一样去体悟“天理之心”，要在具体的实践上下功夫。

王阳明所说的“明镜”其实就是《大学》中提到的“明德”。这样想来，王阳明所说的“明镜”和佛教中提到的“明镜”在本质上还是存在差异的。前文已述，《大学》中提到了“三纲领”和“八条目”，这些都是高高在上，教人如何去“治人”的学问。“三纲领”的第一条就是“明明德”。“明明德”究竟是指什么呢？说到底就是让人去探明心中的天理。

朱熹对“明德”做了如下阐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大学章句》）

朱熹的“明明德”就是要使人原本具有的“明德”光明、显明、昭明、明亮起来。朱熹认为“明明德”功夫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因为心中存有“众理”，所以必须存养本心，以充开气禀之拘，克去物欲之蔽；二是必须一个一个地去穷尽万物之理，也即必须去“格物穷理”。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所引用的“虚灵不昧”其实是佛教中的一个概念，但佛教只提到人心的“虚灵不昧”，没有提到人心还具备“众理”，所以朱熹觉得佛教难以应对万事万物。朱熹批评佛教没有“格物穷理”，他认为“存养本心”和“格物穷理”同等重要，都是修行中所必需的。

朱熹理解的“格物穷理”其实就是要一个一个地去穷尽万物之理，否则就难以悟得心之“本体”。此外，朱熹提出的“全体大用”说，认为无论做何事，如果不是发于完整的心体，就难以达到很好的效果。要想达到“全体大用”，就必须去“格物穷理”。万事万物不论其本末，也不论其精粗，都要事无巨细、一个一个地去穷理。朱熹把“存养本心”和“格物穷理”视作自己的治学之道，他曾强调“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

但是，王阳明认为朱熹的“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其实是将“心”与“理”人为分割了。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于是他批评朱熹说：“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传习录》上卷）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指出：“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而王阳明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比较二者的差异，会发现朱熹提出的是“具众理”，而王阳明提出的是“众理具”；朱熹说的是“应万事”，而王阳明说的是“万事出”。显而易见，朱熹的“心”与“理”是二分的，“心”与“事”也是二分的；王阳明的“心”与“理”是一体的，“心”与“事”也是一体的。佐藤一斋曾评价王阳明的这句话有“点铁成金”之功效，此处的“铁”指的就是“朱子说”。

但是弟子中有人对王阳明的“心即理”心存疑问，于是列举了程颐的“在物为理”来向他提问。

王阳明对此回答说：“‘在物为理’，‘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心有未纯，往往悦慕其所为，要来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功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卷）

在王阳明看来，由于“心”与“理”二分，所以即使在内部存在私心，只要在外部表现得合乎道理，也会被认为是“善”，结果就出现了齐桓公和晋文公这样的人，他们对外声称“尊王攘夷”，其实都藏有私心。王阳明痛感将“心”与“理”二分的弊病，所以提出了“心即理”。其实在宋代已经有人提出了既要外合乎道理，又要内不存私心的主张，只是没发展出“心即理”而已。

总而言之，王阳明所谓的“明镜”其实就是《大学》中所言的“明德”。通过上述所言，可以发现朱、王二学在“明明德”上存在显著差异。

朱、王二人都认同圣人之心未曾蒙尘，犹如一面“明镜”，而凡人之心已经蒙尘，故称之为“昏镜”。此外，镜子追求的都是能够好好照物。朱熹认为凡人要通过“格物穷理”来使心体恢复本来的明亮，得重在照物方面下功夫；而王阳明则认为凡人的“心即理”，只要去除心中的欲念，自然就可恢复本来的明亮，重在去欲念方面下功夫。

虽然王阳明提倡“心即理”，但他依然认为切实地去欲实践功夫非常重要。王阳明到晚年后，虽然明示了“心即理”的本体即是“良知”，并且把“致良知”当作自己治学的宗旨，但他同时也担心众人会因为将“顿悟良知”看作一件极其简单的事而陷入虚妄，还担心众人会忽视切实的实践功夫。

众多门人聚学

前文已述，经户部尚书杨一清推荐，正德六年（1511）正月，王阳明被提拔为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同年二月，出任会试的同考试官(8)。当时会试的第一名是邹东廓，后来成为王阳明的高徒之一。

邹东廓（1491—1562），名守益，字谦之，江西安福人。谥号“文庄”，被后人尊称为“东廓先生”。正德六年，邹东廓参加会试拔得头筹，参加殿试又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后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宸濠之乱时，邹东廓曾陪同王阳明前往平乱。

嘉靖三年（1524）二月，朝廷爆发了争论世宗生父兴献王尊号的事件，史称“大礼议之争(9)”，邹东廓因为反对世宗的主张而被打入大牢，然后被贬谪到广德州，后来得以复职，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但是很快又被夺去官职，晚年致力于讲学授业。世宗去世后，邹东廓被追赠为南京礼部右侍郎。

邹东廓是王门三派中的“良知正统派”，即“良知修证派”的大儒。他很好地传承了阳明学的主旨，致力于修正其他两派，尤其是“良知现成派”的流弊。虽然邹东廓的治学还是以“致良知”为根本，但是他所谓的“良知”更强调天理，还强调敬、戒、惧和慎独等功夫，出现了向朱子学靠近的倾向。黄梨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他说：“先生之学，得力于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者也。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

王阳明在担任会试同考官时，选取了邹东廓和南元善等人。南元善（1487—1541），名大吉，号瑞泉，陕西渭南人氏。正德六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和户部员外郎，后来在绍兴府太守任上致仕返乡，嘉靖二十年（1541）去世。

南元善二十岁时因为擅长古文辞而闻名于乡野，后来笃志于圣学，慢慢放弃了辞章之习。他性格狂放，不拘小节，追随王阳明致力于实践功夫，最终悟出“人心自有圣贤，奚必他求”。现在传世的《传习录》中卷就是南元善编纂的。《王文成公全书》中有关南元善的文章也有数篇，王阳明在每一篇中都对他予以夸赞。曾著有《理学宗传》的孙夏峰评价南元善说：“盖先生之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功夫，饬躬励行，敦伦叙理，非世儒矜解悟而略检押者可比。故至今称王公高第弟子，必称渭南元善云。”

正德七年（1512）三月，王阳明升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据《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依据《同志考》，当年已有如下人士跟随王阳明学习。

穆孔晖，字伯潜，号玄庵，山东堂邑人。弘治十八年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和南京太常寺卿等官职。

顾应祥，字惟贤，号箬溪，长兴人。弘治十八年进士。

郑一初，字朝朔，号紫坡子，揭阳人，曾出任御史。

方献科，初名献科，后名献夫，字叔贤，号西樵，南海人（后文还会对此人进行详细介绍）。

王道，字纯甫，号顺渠。正德年间进士。

梁谷，字仲用，号北崖子，又号默庵，东平人。正德六年进士，曾历任吏部主事和德府左长史。

万潮，字汝信，号立斋，进贤人士。正德六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后来，由于力谏武宗不该南巡，被施以廷杖，且被革除官职。因此，万潮和舒芬(10)、夏良胜(11)、陈九川四人并称为“江南四谏”。世宗登基后，万潮官复原职，后来又升任右副都御史和都御史。

陈鼎，字大器，山东登州卫人。弘治十八年进士，曾历任陕西参议和应天府尹。

唐鹏，具体信息不详。

路迎，字宾阳，汶上人。正德三年进士，曾出任南京兵部主事，后来升任兵部尚书。师从王阳明之后，开始专心于讲学。

孙瑚，具体信息不详。

魏廷霖，具体信息不详。

萧鸣凤，字子雝，号静庵，浙江山阴人氏。正德九年进士，年轻时就师从王阳明，后来历任河南副使和湖广兵备副使。

林达，莆田人氏，正德九年进士，曾任南京吏部郎中。

陈洸，具体信息不详。

黄绾，字宗贤，号久庵。（前文已有介绍）

应良，字原忠，号南洲，浙江仙居人氏。（前文已有介绍）

朱节，字守中，号白浦，山阴白洋人氏。（前文已有介绍）

蔡宗兖，字希渊，又字希颜，号我斋，浙江山阴人氏。正德十二年进士，曾任四川提学佥事。（前文已有介绍）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姚人氏。（前文已有介绍）

在这些人中，有些在王阳明回京之前就已经师从王阳明，还有一些于正德六年离开了王阳明。所以，《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的“正德七年同受业”应该是笔误。

送别方叔贤

在上文提到的王阳明的弟子中有一位特殊人物，他就是方叔贤。正德六年（1511）正月，王阳明出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时，方叔贤是吏部郎中，是王阳明的上司。

方叔贤，名献夫，字叔贤，号西樵，谥号“文襄”，南海人氏，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正德年间被任命为礼部主事，后来又转任吏部员外郎。方叔贤曾与王阳明交谈，感触颇深，于是向王阳明行弟子礼。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感化力是多么强大，而方叔贤是多么虚心向学。

但是，方叔贤身体不太好，最终因病辞职返乡，在西樵的山中苦读十年后，于嘉靖元年（1522）复出，出任武英殿大学士。后在家中休养十年，去世后被追授为“太子太保”。

方叔贤归省之际，王阳明特意写了四首诗送别，题为《别方叔贤》（《王文正公全书》卷二十）。王阳明在第一首诗中倾诉了自己的离别之情，非常适合送给归省的友人。“西樵山色远依依，东指江门石路微。料得楚云台上客，久悬秋月待君归。”

后三首诗是论学之诗，第二首诗这样写道：“自是孤云天际浮，箧中枯蠹岂相谋。请君静后看羲画，曾有陈篇一字不？”大意是：就如同孤云悬挂于天际一样，虚中本来就藏有实，因此只通过读书是不可能得道的。希望各位能够静下心来，去看一下伏羲创立的八卦，其中又岂有冗余之处？因此要想求道，就不能仅靠读书。王阳明其实是在告诫方叔贤，不要陷入朱子学的读书穷理之弊。

接下来，他在第三首诗中写道：“休论寂寂与惺惺，不妄由来即性情。笑却殷勤诸老子，翻从知见觅虚灵。”大意是：究竟是让心保持“寂寂”好，还是让心保持“惺惺”好呢？这种讨论根本就毫无意义。人的性情本来就是“不妄”的，宋代诸儒不辞辛苦地通过“知见”去寻觅“虚灵”，这本身就非常可笑。王阳明其实是在用此诗批评宋儒通过胡乱拨弄“知见”去探求人的内心的行为。

最后，王阳明在第四首诗中写道：“道本无为只在人，自行自住岂须邻？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渔郎更问津。”大意是：道本无为，就存在于自己的内心之中。就如同何去何从全由自己决定，不需去询问邻居的意见一样，要想求得自己的道，最终还得靠自己。没有必要前往天台的飞仙灵场，也没有必要去寻找桃花源的入口，这一切其实都蕴藏在我们的内心，只要向心内求，一切都可以得到。王阳明是想用这首诗告诉方叔贤“心即理”，不要向心外求理，一切都可以自悟自得。

可以说，上文中提到的后三首诗展现了王阳明当时的学术造诣。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四首诗之外，王阳明还为方叔贤写了一篇《别方叔贤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序中记载了王阳明和方叔贤会面时的细节以及方叔贤的学风等。

予与叔贤处二年，见叔贤之学凡三变：始而尚辞，再变而讲说，又再变而慨然有志圣人之道。方其辞章之尚，于予若冰炭焉；讲说矣，则违合者半；及其有志圣人之道，而沛然于予同趣。将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贤亦可谓善变矣。

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与叔贤为僚，叔贤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学之每变，而礼予日恭，卒乃自称门生而待予以先觉。此非脱去世俗之见、超然于无我者，不能也。虽横渠子之勇撤皋比，亦何以加于此！独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当之！

夫以叔贤之善变，而进之以无我之勇，其于圣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绝响于世余三百年矣。叔贤之美有若是，是以乐为吾党道之。

王阳明在上文中提到了张载，是为了夸赞方叔贤做学问的态度和大儒张载一样。昔时，张载到京城后，一边做官一边讲学。张载以老师自居，召集门徒，每日坐于虎皮之上，向弟子们讲授《周易》。后来，二程也来到京城，当时二人还只是书生。张载和二程会面谈《周易》，张载深感自己的所学不及二程，于是翌日鼓起勇气，撤掉虎皮，对众弟子说：“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

张载辞官回到陕西关中老家，终日端坐于一室内，左右遍置书籍，俯可读书，仰可深思。一旦有悟，即使是在夜里，也必秉烛记录下来。就是经过这样的苦学，张载最终著成了《正蒙》。

方叔贤和张载一样，归乡之后也是苦读十年。东正堂曾经猜测叔贤所著《周易传义约说》应该是这一时期写成的。（《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三《文录四·序记说》）

方叔贤拜王阳明为师一事，如果借用韩愈《师说》中的一句话就是：“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但是，东正堂这样评价韩愈的《师说》：韩愈本打算以老师自居，李翱、张籍等人虽为弟子，却视韩愈为友人，无人敬仰韩愈，故韩愈所著《师说》实乃无用之物。

送别湛甘泉

正德六年（1511）十月，王阳明升任文选清吏司员外郎。文选清吏司是负责文官铨考的机构。是时，湛甘泉被任命为出使安南的使者。在京城时，王阳明一有闲暇必会去拜访湛甘泉，二人同行同饮，切磋学问，一起为复兴圣学而努力。虽然经过二人的努力，复兴圣学已经出现曙光，但朱子学依然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湛甘泉离开京城前往安南，必然会给圣学的复兴带来不少障碍，王阳明对此深感忧虑。

王阳明特意为湛甘泉写了两首题为《别湛甘泉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的送别诗，寄托了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王阳明在第一首诗中写道：

行子朝欲发，驱车不得留。驱车下长阪，顾见城东楼。远别情已惨，况此艰难秋。分手诀河梁，涕下不可收。车行望渐杳，飞埃越层邱。迟回歧路侧，孰知我心忧！

诗中的“艰难”二字，以及“孰知我心忧”一句，表达了王阳明在复兴圣学的“艰难”之秋，面对盟友湛甘泉的离去，内心充满忧虑，非常痛惜的心情。但是，在第二首诗的末尾，他写道：

结茆湖水阴，幽期终不忘。伊尔得相就，我心亦何伤！世艰变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坠，别短会日长。

王阳明坚信圣人之道绝不会坠落，日后自己一定还能和湛甘泉相会，到那时就可以选择一块远离尘世的清净之地居住，一起切磋学问。在湛甘泉将要离开京城之际，王阳明在浙江的萧山湘湖附近购买了一块山清水秀之地，建了一座草庵，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和湛甘泉、黄绾一起在此养老。诗中提到的“幽期”说的便是这件事。

除了送别诗之外，王阳明还特意为湛甘泉写了一篇《别湛甘泉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其中论述古今学术的变迁，以及湛甘泉和自己的学术特色。读罢此文，我们能感受到王阳明对复兴圣学的一腔热情。以下为《别湛甘泉序》的全文：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惟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一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

盖孟氏患杨、墨；周、程之际，释、老大行。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

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辞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独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

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

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诚禅也，吾犹未得而见，而况其所志卓尔若此。则如甘泉者，非圣人之徒欤！多言又乌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与甘泉之不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

今日之别，吾容无言。夫惟圣人之学难明而易惑，习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远，虽已无俟于言，顾复于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则甘泉亦岂以予言为缀乎？

由此文可知，王阳明只是言及周敦颐和程颐，丝毫没有提及朱熹，但对于周、程之后的学说，他评价道：“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

这段话虽然没有直接点出朱熹之名，但其实是对朱子学的暗中批判。

朱熹的辩友也曾批评朱子学陷入“支离”，并且强调做学问要注重“自得”。“自得”一词始自孟子，后来程颢和陆九渊对此也极为尊崇。王阳明在《别湛甘泉序》一文里暗中夸赞了陆学，却没敢直接点出陆九渊的名字。后文我们还将详细介绍王阳明当时对“朱陆同异”论的见解。

送别黄绾

据《阳明先生行状》记载，在湛甘泉离开京城一年之后，即正德七年（1512）冬，黄绾也因病返乡。王阳明特意写了诗文送别，还委托黄绾在天台山和雁荡山附近购置土地，修建房屋，以便以后一起养老。王阳明和黄绾的故乡同为浙江，而天台山和雁荡山正是浙江的两座名山。

在隋代，天台宗的开宗祖师智大师曾在天台山传教，于是天台山声名大振。雁荡山则是自宋代开始出名，由南雁荡山、中雁荡山和北雁荡山组成，其中尤以北雁风景最佳。雁荡山诸峰林立，奇峭险怪，在顶峰有一个方圆数十里的大湖，湖水常年不枯竭，每当春天来临，必有大雁飞来嬉戏，故取名雁荡山。雁荡山中大小瀑布不可胜数，其中最大瀑布的落差多达数十丈，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势。无怪乎有人会称赞道“天下奇秀莫出于此山”。

王阳明在《赠别黄宗贤》（《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中写道：

古人戒从恶，今人戒从善。从恶乃同污，从善翻滋怨。纷纷嫉媢兴，指谪相非讪。自非笃信士，依违多背面。宁知竟漂流，沦胥亦污贱。卓哉汪陂子，奋身勇厥践。拂衣还旧山，雾隐期豹变。嗟嗟吾党贤，白黑匪难辨！

诗中“拂衣还旧山”一句其实是在夸赞黄绾敢于抛弃俗学，立志于圣学，并且笃志于圣贤之道的勇气。

此外，王阳明还在《别黄宗贤归天台序》一文中写道：

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匪自外得也。

心犹水也，污入之而流浊；犹鉴也，垢积之而光昧。孔子告颜渊“克己复礼为仁”，孟轲氏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夫己克而诚，固无待乎其外也。

世儒既叛孔、孟之说，昧于《大学》“格致”之训，而徒务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内，皆入污以求清，积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

王阳明在后文中写到，每当看到黄绾如饥似渴地听讲的样子，他都会觉得“吾党之良，莫有及者”。

在文章的最后，王阳明又写道：“谢病去，不忍予别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听，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则忍于宗贤之别而容无言乎？宗贤归矣，为我结庐天台、雁荡之间，吾将老焉。终不使宗贤之独往也！”

王阳明在文中吐露了自己对黄绾的深切惜慕之情。

在上文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王阳明认为理皆归于“吾心”，并且将“克己去欲”等去除遮蔽本心障碍的实践功夫比作“磨镜”。王阳明返京之后，特别重视这一实践功夫，并且要求弟子去修行这一实践功夫。二是他明确指出一直以来的“格物致知”说是错误的，但没有直接点明错误的“格物致知”说其实就是指朱子学中的“格物致知”说。

黄绾回到天台之后，王阳明还不忘通过书信继续对黄绾施以教诲，据此我们也可以窥见王阳明在提出“致良知”说之前的学风是怎样的。

对于黄绾，在此稍微多介绍一点。黄绾后来屡获拔擢，最终出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后致仕返乡。黄绾和桂萼曾是挚友，在王阳明去世之后，桂萼上疏对王阳明加以批判。黄绾见此情景，也立即上疏替王阳明辩护：“臣不敢阿友以背师！”

此外，他还宣传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致良知之说实乃依照古之圣贤之言作成，即‘致知’出于孔子，‘良知’出于孟子。”

前文已述，黄绾为了保护王阳明的幼子王正亿，将自己的幼女许配给他。

在长年的交往中，黄绾与王阳明结下了真挚的友谊，且他也一直宣扬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但是在晚年，黄绾一改自己的主张，开始批判王阳明的学说。

黄绾著有十二卷的《明道编》，从中基本可以了解黄绾批判阳明学的概要。黄绾在晚年向弟子们讲学时，不仅批判阳明学，对湛甘泉的学说也给予批判，他指出：“予尝与阳明、甘泉日相砥砺，同升中行，然二公之学，一主于致良知，一主于体认天理，于予心尤未有莹，乃揭艮止、执中之旨，昭示同志，以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学者的确功夫，端在是矣，外是更无别玄关可入也。”

“艮止”是《周易》中的概念，意指在该“止心”时应该让心保持静止，不要有任何的活动。“执中”是《尚书》中的概念，意指要恪守中庸之道，不要“过犹不及”。

此外，黄绾还指出：

予昔年与海内一二君子讲习，有以致知为至极其良知，格物为格其非心者。又谓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致者，至也，至极其良知，使无亏缺障蔽。以身、心、意、知、物合为一物而通为良知条理。格、致、诚、正、修合为一事而通为良知功夫。又云，克己功夫全在格物上用，克其己私，即格其非心也。又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又以《悟真篇后序》为得圣人之旨。以儒与仙、佛之道皆同，但有私己同物之殊，以孔子《论语》之言，皆为下学之事，非直超上悟之旨。

予始未之信，既而信之，又久而验之，方知空虚之弊，误人非细。信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慎哉！

在上文中，黄绾对王阳明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批评阳明学最终陷入禅学之弊。此外，黄绾还评价阳明学是：“实失圣人之旨，必将为害，不可不辨。”

为何黄绾在晚年要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提出批判呢？这是因为阳明门下的良知现成派末流抛弃了阳明学的主旨，渐渐陷入流弊。王阳明去世之后，黄绾其实非常尊崇王阳明，不仅为“致良知”说辩护，还大力宣扬“致良知”说，后来由于担心阳明学支流的弊害，于是一改主张，开始批判阳明学。

阳明的出世倾向

王阳明返京之后，虽然过上了官宦生活，但仍经常羡慕隐士的高风亮节，有时心中会涌起隐遁山林之意。因此，王阳明一有闲暇就去游山玩水，顺便游览位于深山幽境中的寺院。他曾作《寄隐岩》（《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开篇写道：“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

而在湛甘泉出使安南的前一年，王阳明就游览了香山，并且宿泊在香山寺。香山是京城西郊的一处山清水秀之地，有许多有名的佛寺和道观。王阳明在香山作《香山次韵》（《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

寻山到山寺，得意却忘山。岩树坐来静，壁萝春自间。楼台星斗上，钟声翠微闲。顿息尘寰念，清溪踏月还。

在诗中，王阳明记述了自己登香山的经历：登上香山之后，静坐于幽境之中，望着天空中的星星，听着从树林间传来的钟声，仿佛已经脱离了俗世，然后带着这份心情返回住处。王阳明找寻这样的幽境，其实就是为了追寻“物外（俗世之外）之情”。在香山期间，王阳明还作了《夜宿香山林宗师房次韵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幽壑来寻物外情。”“久落泥涂惹世情，紫崖丹壑是平生。养真无力常怀静，窃禄未归羞问名。”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平生羡慕仙境，但一直未能得道，他为自己不能抛弃俗心，不能切断官场名利的牵绊而感到羞愧，所以他才会去寻找幽境，希望借此来求得“物外之情”。

身为一位儒者，王阳明为何会羡慕仙境呢？其实不只是王阳明，这种情结在很多儒者身上都有体现。儒者羡慕仙境，并不像隐士那样是因为厌倦了尘世，希望自己永远隐遁起来，而是为了追寻高远的理想。在仙人栖居的深山幽谷中游历，通过游历让自己忘却俗情，这样的生活才更符合儒者的心境。

“朱陆同异”论

据《王文成公全书》卷四《文录一》的“书一”中记载，辛未年，即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给徐成之写了一封信（《答徐成之》）。据《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外集三》的“书”记载，在壬午年，王阳明又给徐成之写了两封信。壬午年是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时年五十一岁。

徐成之曾向王阳明请教朱陆同异的问题，《外集三》中记载的书信内容正是王阳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王阳明在信中阐述了调停朱陆的观点。

但这存在一个问题，王阳明在四十九岁时提出了“致良知”说，公开批判朱子学，所以在五十一岁时根本不可能提出“朱陆调和”论，因此上文中的记载应该是笔误。王阳明给徐成之写的后两封信的确切时间是壬申年，而不是壬午年。壬申年，即正德七年（1512），王阳明四十一岁时。

此外，根据《王文成公全书》中按照年代顺序来叙事的体例，也可以断定壬午年应该是壬申年的笔误。又，《王文成公全书》中的《阳明先生年谱》将王阳明后来给徐成之写两封信的时间记作正德六年，这应该也是一处笔误。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在龙场时，席元山曾经向他请教过有关朱陆同异的问题，但王阳明当时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和席元山谈起了“知行合一”说。至于王阳明为何没有回答席元山的问题，《阳明先生年谱》中没有记载。

王阳明在龙场顿悟中悟出了“心即理”后，阳明学变得更加倾向于陆学。自元代以来，“朱陆同异”论就成为儒学的一个大问题。“朱陆同异”论辩论的最终结果会导向“朱陆同调”论，但是朱子学者又不愿意承认“朱陆同调”论，因为一旦承认“朱陆同调”论，就会被认为是赞同陆学，从而给自己惹来一些麻烦。

在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朱子学昌盛至极，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夸赞陆学，就会立刻遭到全面攻击，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在龙场时，王阳明故意没有触及“朱陆同异”论。但是返回京城之后，面对徐成之关于“朱陆同异”的提问，王阳明就不能不正面回应了。

徐成之，名守诚，浙江余姚人氏，其他信息不详。根据王阳明的回信，可以推测出徐成之应该是笃信朱子学。通过王阳明在正德六年写给徐成之的书信，可以得知王阳明和郑岳(12)在旅馆会面的时候，徐成之也恰好在场。王阳明和他聊起一些日常生活问题，发现徐成之不仅是自己的同乡，还是一位笃学之士，于是给他写了一封激励的信，并加上一些嘱咐。

当时徐成之在乡里被骂作远离时世的“愚儒”，但他依然自立自强，勤勉学习。王阳明在信中为自己未能对徐成之提供帮助而感到惭愧，希望能够对徐成之施以援手。王阳明在信中还写道：“近为成之思进学之功，微觉过苦。先儒所谓志道恳切，固是诚意。然急迫求之，则反为私己，不可不察也。”据此可以看出，当时徐成之求学显得有些急躁。

王阳明接下来又说：“日用间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则义理自熟。”王阳明向徐成之阐述了“存心”功夫，并告诫他做学问不能过于急躁，还列举了孟子的“勿忘勿助”“深造自得”之训，希望他能够学有所成。其实王阳明在信中阐述的正是自己的“实践”功夫。龙场顿悟之后，王阳明倾心于孟子的心学，要求他人注重实践也是必然。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徐成之曾与信奉陆学的王文辕论“朱陆同异”，但二人见解不同，于是徐成之写信给王阳明，请他来裁决。

王阳明给徐成之回了两封信，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朱陆同异”的观点。

第一封书信（摘录）：

承以朱、陆同异见询。学术不明于世久矣，此正吾侪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细观来教，则舆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为得也。是朱非陆，天下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虽微吾兄之争，舆庵亦岂能遽行其说乎？

故仆以为二兄今日之论，正不必求胜。务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穷本极源，真有以见其几微得失于毫忽之间。若明者之听讼，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辞之直者，复有以察其处之或未当。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获伸者亦有所不得辞其责，则有以尽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圣人于百世矣。

今二兄之论，乃若出于求胜者，求胜则是动于气也，动于气，则于义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论乎！凡论古人得失，决不可以意度而悬断之。

今舆庵之论象山曰：“虽其专以尊德性为主，未免堕于禅学之虚空，而其持守端实，终不失为圣人之徒。若晦庵之一于道问学，则支离决裂，非复圣门诚意正心之学矣。”

吾兄之论晦庵曰：“虽其专以道问学为主，未免失于俗学之支离，而其循序渐进，终不背于《大学》之训。若象山之一于尊德性，则虚无寂灭，非复大学‘格物致知’之学矣。”

夫既曰“尊德性”，则不可谓“堕于禅学之虚空”，“堕于禅学之虚空”，则不可谓之“尊德性”矣。既曰“道问学”，则不可谓“失于俗学之支离”，“失于俗学之支离”，则不可谓之“道问学”矣，二者之辩，间不容发。然则二兄之论，皆未免于意度也。

昔者子思之论学，盖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问学”之一语。即如二兄之辩，一以“尊德性”为主，一以“道问学”为事，则是二者固皆未免于一偏，而是非之论尚未有所定也，乌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为乎？故仆顾二兄置心于公平正大之地，无务求胜。夫论学而务以求胜，岂所谓“尊德性”乎？岂所谓“道问学”乎？以某所见，非独吾兄之非象山、舆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舆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当面悉，姑务养心息辩，毋遽。

从中可以看出，王阳明觉得徐成之和王文辕对朱陆同异的争论其实是基于各自的求胜心，所以他觉得二人与其去争论朱陆的异同，还不如去克服自己的求胜心。王阳明告诫二人不要评论别人的是与非，首先要去判清自己的是与非。

前文已述，王阳明在龙场时，席元山曾向他请教过“朱陆同异”论的问题，但他没有回答，而是谈了自己的“知行合一”说。在此之前的一年，王阳明在“龙场顿悟”中悟出要通过“体认自得”去“格物致知”。他觉得“体认自得”要比“朱陆同异”更为重要，所以才没有回答席元山的问题。

在王阳明看来，“格物致知”并不是单纯的主知性的功夫，而是要通过“体认自得”才能实现，这和朱熹提倡的“先知后行论”完全不同。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知”的功夫，而“正心诚意”是“行”的功夫，坚持的是“知行二分”的立场，而王阳明坚持的则是以“行”为主的“知行合一”的立场。如果套用《中庸》中的话，那么“知”就是“道问学”，“行”就是“尊德性”，朱子学是以前者为主，而陆学则是以后者为主。

王阳明在回答徐成之的“朱陆同异”论的问题时，和在龙场时一样，依然刻意回避谈及朱陆两学的是与非，阐述的仍是“体认自得”之学。但又和在龙场时有些许不同，他的回答不可避免地对朱子学和陆学进行了比较。

在第一封书信中，王阳明没有将“尊德性”和“道问学”视作两种功夫，而是将二者视作一个整体，这和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的主体是相同的。

第二封书信（摘录）：

昨所奉答，适有远客酬对纷纭，不暇细论。姑愿二兄息未定之争，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己所是已无丝发之憾，而后可以及人之非。

早来承教，乃为仆漫为含糊两解之说，而细绎辞旨，若有以阴助舆庵而为之地者，读之不觉失笑。曾为吾兄而亦有是言耶？仆尝以为君子论事当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动于有我，则此心已陷于邪僻，虽所论尽合于理，既已亡其本矣……

舆庵是象山，而谓其“专以尊德性为主”，今观《象山文集》所载，未尝不教其徒读书穷理……独其“易简觉悟”之说颇为当时所疑。然“易简”之说出于《系辞》，“觉悟”之说虽有同于释氏，然释氏之说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忽之间而已。亦何必讳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于其异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舆庵之是象山，固犹未尽其所以是也。

吾兄是晦庵，而谓其“专以道问学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穷理”，曰“非存心无以致知”……是其为言虽未尽莹，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而又乌在其为支离者乎？……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繁而失之愈远，至有敝力终身，苦其难而卒无所入，而遂议其支离。不知此乃后世学者之弊，而当时晦庵之自为，则亦岂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犹未尽其所以是也。

……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使若由、赐之殊科焉，则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珷玞之与美玉，则岂不过甚矣乎？

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而象山辨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亦宁可得而尽诬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实，而概目之以禅学，则诚可冤也已！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

仆于晦庵亦有罔极之恩，岂欲操戈而入室者？顾晦庵之学，既已若日星之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独蒙无实之诬，于今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将亦不能一日安享于庙庑之间矣。

此仆之至情，终亦必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为两解之说以阴助于舆庵”？

和上封信一样，王阳明依然在规劝二人放弃朱陆之争，让他们去克服自己的求胜心。据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采取的是调停朱陆之争的态度。

当时有人觉得陆学因为专一于“尊德性”，所以陷入禅学空虚之弊。王阳明对此解释说，陆九渊其实也在教弟子读书穷理，所以根本没有陷入禅学的空虚之弊。当时还有人觉得朱熹因为专一于“道问学”，所以陷入俗学的支离之弊。王阳明对此辩解道，朱熹也在提倡“尊德性”，并没有陷入俗学的支离之弊。

王阳明非常想调停朱陆之争，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朱子学风靡于世，陆学蒙冤三百年，没有人敢为它出头的现状。王阳明在上文中吐露了自己的至情至性——他想为遭世人责难的陆学昭雪，并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还指出这其实也是朱熹的遗愿。

王阳明毫不避讳自己从朱熹处得到了诸多“恩惠”。在当时，若有人敢肯定陆学，就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即使是调停朱陆之争，也会遭受众人的责难，但王阳明还是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王阳明在晚年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当他再回过头去看自己当年在书信中提到的“朱陆调和”论，自然会发现诸多不足，这可能也是他不愿将这两封书信收录到《传习录》中的原因吧！

王阳明抱持“朱陆调和”论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晚年，他才积极提倡陆学，但同时也指出陆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粗略之处。

在上文中，王阳明认为朱熹和陆九渊都有争胜之心，所以二人不及颜回和程颢，这一观点对考证王阳明的学统非常重要。此外，王阳明还指出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犯错，而是因为他们敢于改正自己的错误，这给有志于圣学的弟子们送上了“顶门一针”。

“未发已发”论和“体用”论

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给汪石潭回了一封信，其中阐述了“未发已发”论和“体用”论。“未发已发”论和“体用”论是程、朱以来宋明儒学的重要课题，但是一直到正德六年，王阳明才最终提出了自己的“未发已发”论和“体用”论。

《明儒学案》中的《诸儒学案》详细记载了汪石潭的相关信息。汪石潭，名俊，字抑之，号石潭，江西弋阳人，谥号“文壮”，弘治六年（1493）进士，被授官翰林院编修，曾参与编写《孝宗实录》。正德初年，汪石潭受宦官刘瑾的迫害，被贬为南京工部员外郎。刘瑾被处死后，汪石潭重回翰林院。嘉靖年间汪石潭屡获拔擢，最终升任礼部尚书兼国史副总裁。后来在“大礼议之争”时，汪石潭因触怒世宗被迫请辞返乡，不久去世。隆庆年间被追授为“太子少保”。汪石潭和王阳明都是在刘瑾被处死之后才返京的，二人可能也是在这时相识的。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写道：汪石潭治学以程朱为宗，认为圣人之学不失其本心，便是“复性”，这和王阳明“心即理”的主张是一致的，但是汪石潭批评王阳明没有“穷事物之理”，只专注于守护自己的本心，故不能“存理”，所以汪石潭的观点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东正堂对此批评黄宗羲说：石潭只是一家之说，根本未陷入自相矛盾，黄宗羲之论缺乏定见。

一日，王阳明和汪石潭讨论《中庸》中的“中和”。随后，汪石潭就相关疑问给王阳明写了一封信，王阳明在回信中指出他观点中的错误之处。

这封信后来被收录在《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题为《答汪石潭内翰》，其内容大致如下：

夫喜怒哀乐，情也。既曰不可，谓未发矣。喜怒哀乐之未发，则是指其本体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执事既不以为然，则当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乐之与思与知觉，皆心之所发。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无以加矣，执事姑求之体用之说。

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者矣。虽然，体微而难知也，用显而易见也。执事之云不亦宜乎？

夫谓“自朝至暮，未尝有寂然不动之时”者，是见其用而不得其所谓体也。君子之于学也，因用以求其体。凡程子所谓“既思，既是已发；既有知觉，既是动”者，皆为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者言也，非谓其无未发者也。

朱子于未发之说，其始亦尝疑之，今其集中所与南轩论难辨析者，盖往复数十而后决，其说则今之《中庸注疏》是也，其于此亦非苟矣。独其所谓“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者，亦若过于剖析。

而后之读者遂以分为两节，而疑其别有寂然不动、静而存养之时，不知常存戒慎恐惧之心，则其功夫未始有一息之间，非必自其不睹不闻而存养也。

吾兄且于动处加工，勿使间断。动无不和，即静无不中。而所谓寂然不动之体，当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终不免于对答说相轮耳。

然朱子但有知觉者在，而未有知觉之说，则亦未莹。吾兄疑之，盖亦有见。但其所以疑之者，则有因噎废食之过，不可以不审也。

君子之论，苟有以异于古，姑毋以为决然，宜且循其说而究之，极其说而果有不达也，然后从而断之，是以其辨之也明，而析之也当。盖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

今学如吾兄，聪明超特如吾兄，深潜缜密如吾兄，而犹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异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无讳。有所未尽，不惜教论。不有益于兄，必有益于我也。

王阳明在回信中阐述了自己的“未发已发”论和“体用”论。汪石潭认为应该求“未发之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而王阳明则认为“未发之中”其实就是心之“本体”，并且体用一源，但有“显微”之别，“体”微而难知，“用”显而易见。王阳明晚年将“未发之中”发展为“良知”，认为“未发之中”是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就是“良知”，故“未发之中”也就是“良知”。

阳明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将“未发已发”论视作“体用”论，并且强调“体用一源”，提倡通过“用”去求“体”。

王阳明规劝众人不要求“未发之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即不要只在“静”时去求“未发之中”。曾有弟子问他：“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

王阳明回答说：“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此外，王阳明还阐述了求“气宁静”的弊害，并指出“求中”修行和“气”的宁静与否没有关系，而与“去人欲，存天理”的功夫有很大关系。（《传习录》上卷）

在上文的书信中，王阳明还指出，为了不使动时修行中断，不仅要在静处做到“中”，还需要在动处做到“和”，其实是进一步强调了“动时功夫”的重要性。

对“中和”说论述得最详尽的应该还是朱熹，他曾写过四篇关于“中和”说的文章。但是朱熹的“中和”说在前期和后期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后人普遍将他在《中庸章句》中论述的“中和”说当作定说。朱熹的“中和”说出现了“求未发于静时”的倾向，而王阳明则将“未发”视作“体”，并认为可从“用”上，也即从“动时”求“未发”。

朱熹“求未发于静时”的倾向和宋代的主静思潮有关，而王阳明“求未发于动时”的主张则和明代的主动思潮有关。

通过上文中的书信，我们基本可以了解王阳明“体用”论的概要。王阳明去世之后，部分弟子误解了他“以用求体”的本意，而简单地理解为“用即体”，于是失去了宽容敦厚的气度，日常言行也变得粗暴鲁莽。良知归寂派的聂豹见此情形，便努力用自己所创的“归寂”说去纠正他人的行为。

东正堂对此曾评价说：王门诸子中，尤其是聂豹，他用“归寂”说去探寻阳明先生的本意，然后再对照朱熹的“中和四说”，终于明见阳明之学的精粗得失，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一《文录一·书》）

毫无疑问，聂豹的“归寂”说给陷入猖狂之弊的王门支流送上了“顶门一针”。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上文的书信中，王阳明认为朱熹的“动静”功夫可能会发生间断。无论是“体用”，还是“动静”，王阳明都特别注重追求功夫的连续性，若从这一观点来看，不得不说朱子学陷入了剖析之弊。

此外，王阳明还阐述了修行中的“体认”，也即“自知”的重要性，并且排斥“臆测”。王阳明在信中还提到“盖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这句话很好地展现了王阳明提倡“体认自得”之学的本来面目。

在上文书信的末尾，王阳明写道：“有所未尽，不惜教论。不有益于兄，必有益于我也。”

浏览王阳明写给弟子们的信件，我们会发现他经常会使用这样的“甜言蜜语”来结尾。弟子们看到老师这般说，自然会精神振奋，心情激动。

(1) 谢铎（1435—1510）：字鸣治，浙江太平县桃溪（今温岭市大溪镇）人。明朝政治人物、文学家、理学家，是成化、弘治年间“茶陵诗派”的重要成员。

(2) 执贽：古代礼制，谒见人时携礼物相赠。

(3) 李贽（1527—1602）：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明代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4)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宋代福州闽县（今福建福州）人。少时师从朱熹，后成为其女婿，并被朱熹视为道统继承人。

(5) 郭善甫：名庆，字善甫，号一坡，明成化年间人。明代著名儒师，曾在问津书院讲学。

(6) 应原忠：名良，号南洲，浙江仙居人氏，正德六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

(7) 明镜：古代的镜子都是铜镜，必须经过打磨才能明亮。

(8) 同考试官：古代官职名，指明清乡试、会试中协同主考或总裁阅卷的官员。

(9) 大礼议之争：因明世宗生父尊号问题引起的一场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政治纷争，以世宗方胜利告终。

(10) 舒芬（1484—1527）：字国裳，江西省南昌府进贤县人。正德十二年（1517）殿试第一（状元），拜翰林院修撰，后因极力谏阻武宗南巡而遭廷杖三十，左迁福建市舶司副提举，并于此时拜见了王阳明。著有《梓溪文钞》《易问笺》《周礼定本》《东观录》等作品。

(11) 夏良胜（1480—1538）：字于中，江西省建昌府南城县人。正德三年进士，因谏阻武宗南巡而遭廷杖。嘉靖初年复官，升任南京太常寺少卿。

(12) 郑岳（1468—1539）：字汝华，号山斋，福建莆田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后因反对宁王宸濠侵田夺民被罢官，其子被构陷通贿。宸濠之乱后又被起用。与王阳明有交往，王阳明称“相见于逆旅”。

第十二章

滁州讲学

与徐爱论学

正德七年（1512）三月，四十一岁的王阳明升任考功清吏司郎中。同年，王阳明的弟子兼妹婿，即担任祁州知州的徐爱因两年任期已满也来到京城。当初，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在途经杭州时收徐爱为弟子。此时，王阳明仕途稍顺，又能与心爱的弟子重聚，其欢喜之情不难想象。师徒二人久别重逢，不禁要促膝长谈。

其间，王阳明向弟子讲起自己龙场悟道一事，并阐述了“知行合一”说、“明镜”论等观点。然而，由于当时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所以王阳明提出的观点显得十分另类，可是徐爱能充分理解老师的观点，可谓志同道合。

孔子就教育问题曾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也就是说，教学生不到他冥思苦想而仍不得要领时不要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程度不要启发他。如果他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反复给他举例了。在这一点上，徐爱完全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此时，王阳明的周围又聚集了大批弟子，当他们了解了王阳明所提出的新学说后无不欢欣雀跃。其中，学者郑一初（字朝朔）听完王阳明的讲学后曾激动地感叹道，恰如久陷混沌而终醒悟，又如久困滩涂而终踏上康庄大道。

然而，在正德七年十二月时，王阳明费尽心力的讲学活动不得不暂告一段落，因为他被任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1)，要离开京城到南京赴任。同时，徐爱被任命为南京工部员外郎，也要去南京。而王阳明的挚友黄宗贤、郑一初则因病返乡。

在赴任途中，王阳明与同行的徐爱乘船自运河而下，他在船头几度远眺故乡，其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同时，王阳明在船上还为弟子讲解了《大学章句》，该书是黄宗贤在返回天台前赠予王阳明的。王阳明在讲解朱熹所著《大学章句》的同时，对其观点也进行了批判，因此他所讲解的《大学章句》完全不同于朱熹的《大学章句》。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对《大学》的论点做了详尽解说，《大学章句》被公认为当时最正确的学说。因此，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读《大学章句》，并将其观点奉为信条。然而，王阳明所提出的新说则彻底颠覆了朱熹的主张。对此，徐爱震惊之余，也觉得老师的观点十分难以理解。

之后，在与王阳明的反复讨论中，徐爱终于领悟了老师的观点。他用“自长眠中醒来而觉混沌初开”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由此可见其兴奋欣喜之情。与此同时，徐爱也第一次领悟到，尧舜禹与孔孟的主张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最终是殊途同归的。

徐爱将此论道过程进行了记录整理，在正德十三年（1518）春，也就是他去世前夕，编撰成《传习录》。该书书名也是由他亲自选定的。

“传习录”一词出自《论语·学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中，“传不习乎”的意思是，“要经常温习老师所教授的东西，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正掌握”。不过，朱熹将这句话理解为“唯习而传”，意思是“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将自身没有掌握的知识教授给他人”。为了充分领悟老师的观点，徐爱经常翻阅笔记，并将其作为一种自省的方式，因此他将自己的笔录命名为《传习录》。

徐爱的笔记全部被收录于《传习录》的上卷中，最初的十四篇不仅记录了他在船上听王阳明讲学的过程，还包括他在京师的所学、所见。

令人遗憾的是，徐爱仅留下一部《传习录》残篇就英年早逝了。后来，学者薛侃（字尚谦）将徐爱的笔录与陆澄（号原静）的笔录合订成书，沿用原名于正德十三年在虔州(2)出版。此时，王阳明四十七岁。

后来，学者南元善将王阳明的五篇著作加入《传习录》中，并在越地(3)刻版印刷，当时人们称其为《传习后录》。这是一部关于王阳明与弟子、友人论学的著作。此书在嘉靖三年（1524）出版，该书的内容收录于今本《传习录》中卷。

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将《传习录》分为上、中、下三卷，其中下卷的内容主要是王阳明弟子们的笔录。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传习录》全本。这部完整的《传习录》出版于王阳明辞世三十年后，即嘉靖三十七年（1558）。其中中卷内容有所增补，原有的叙述体也被改为问答体。

《传习录》上卷主要记录的是王阳明在提出“致良知”之前的一些学术思想，中卷记录的是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后的后期学术思想。我们不难发现晚年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已臻于完善、成熟。《传习录》下卷记录的则是王阳明自青年时代至去世前所提出的全部学说，以及弟子们对老师垂暮之时的学术思想的揣悟。当然，将这三卷内容合称为《传习录》，也是出于对徐爱的尊敬。

需要了解的是，该书上卷是经由王阳明亲自批阅的，中卷则是王阳明亲书，而下卷并未经过王阳明批阅。虽然上卷记录的是王阳明中年时的一些学术思想，但很多心学门人将该时期的思想作为后期“致良知”的基础，着力研究并衍生出新的学派。同时，还有一些心学家将下卷中王阳明的临终教诲作为心学宗旨，并以此为根本来发展、壮大阳明学派。

《大学》学什么

最初，《大学》和《中庸》不过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摘出，将其与程学的入门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后世各朝皆将“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

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并对“传”中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其中，“经”为孔子所言、曾子记录的，“传”则为曾子弟子们的笔录。当时，人们要学儒学必先读“四书”，而要读“四书”则必先读《大学》，因为该书所讲述的正是一些学习的基本方法。

《大学》中最先讲到的是“三纲领”与“八条目”。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之名是相对《小学》而言的，后者是针对儿童的启蒙教育。而《大学》则是教导成人如何成就德性，其涵盖内容要比《小学》深远广泛得多。

如前所述，朱熹对《大学》中的错漏之处进行了适当的删减和补充。因此，人们一般将朱熹的修订本称为“新本”，而将《礼记》中原有的本子称为“古本”或“旧本”。“古本”或“旧本”《大学》并未像“新本”那样分“经”“传”来讲解，而是全篇一气呵成。

在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朱熹的“新本”《大学》较为普及，当时很多学者也十分推崇这个版本。同时，朱熹所著的《大学章句》对《大学》中的观点也进行了详解。但是，王阳明认为“新本”有误而“旧本”才是正统。他将这一观点告诉了徐爱，并对朱熹所持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由于王阳明所阐述的《大学》是对传统朱子学的彻底颠覆，所以不难想象徐爱初闻此论时的惊愕之情。对此，他在《传习录》的序文中这样写道：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辞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

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另外，徐爱在《传习录》的后序中用“不觉手舞足蹈”来形容自己领悟后的喜悦之情。

他写道：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

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传习录》中王阳明与徐爱关于新本《大学》的问答内容如下。

对亲民之新解

徐爱问道：“《大学》之‘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对此，王阳明答道：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

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

“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由此可知，王阳明将《大学》中的“亲民”解释为古本中的“亲近人民”之意，这正是古代明主的治国之道，只有怀着慈悲、怜爱之心才能教化、养育人民。王阳明认为，朱熹所言之“新民”有严厉训诫百姓之意，这样会使帝王对百姓的怜爱之情减少，百姓也会逐渐丧失温情而远离安稳的生活。

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他们主张的依然是孔孟之道，但前者显得严厉而后者显得较温情。同样，二人在教育问题上也存在类似差异。

对至善之新解

关于《大学》中“至善”这一纲领，王阳明与徐爱曾进行过如下问答。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知亦须请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请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请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请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

另外，王阳明与弟子郑一初也曾就“至善”进行过如下问答。

郑朝朔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朱熹认为，任何人都具备不因私欲而晦暗的明德之心，明德的主体是仁、义、礼、智。明德既是人的天性，又可以通过心来发扬光大。并且，心中除有仁、义、礼、智之德以外，还存在全部的理，这些统称为明德。只要人们不被自身弱点、私欲所蒙蔽，明德就能得到充分发挥，由此便可以实现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因此，朱熹倡导居敬存养，他认为明明德的关键就在于克服自身弱点、排除私欲。

虽然这一观点与王阳明所提出的“去私欲而存天理”如出一辙，但朱熹过于重视存养的方法，而偏废了心在其中的作用。朱熹在格物方面不遗余力，他提倡格物究理，主张探究每个事物的至善之理，并将其作为朱子学的宗旨。

朱熹认为，不存在心内之理或心外之理，理贯穿于心内与心外，如果不专注于从外部事物中求理，那么心就会变得狭隘，从而无法明明德，也无法将心中之理发扬光大。因此，他主张要对事物逐一究理。他还认为，如果不格物，那么佛教与道教就成了无用之说。以上就是朱熹所提出的“全体大用”论。该学说的主旨就是通过寻求、实施济世安邦之道，使心体发挥作用，以使个体最终有所成就。日本朱子学家贝原益轩正是继承了朱熹的这种思想，在诸多学科中均取得了傲人成就，其功绩也被载入史册。

王阳明所说的“心即理”，指的是人们下功夫去除私欲后就会得到天理，而心的作用也会自然得以体现。因此，学问并非通过格物来获得，而是去除私欲后心之天理的呈现。王阳明认为，朱熹所说的“至善”是于心外之物求得至善之理，这与孟子的“仁内义外之说”的观点相同，而朱、孟所主张的心外求义的观点正是王阳明所排斥的。

对格物之新解

朱熹在《大学》中将“格物”的“格”字解释为“推究”，“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道理。而王阳明则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论，并赋予“格物”新的含义。王阳明与徐爱在问答中曾谈到这一问题：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

“‘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

“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寿夭，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如上所述，王阳明所推崇的是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思想，他将“格物”中的物归结为心的作用，具体说就是由心产生的意志作用。因此，他将所有物体都当作一个整体。朱熹在格物时，将诚意与格物分成不同阶段，而王阳明则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的连续阶段。

同时，王阳明还认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传习录》上卷）

自龙场悟道后，王阳明便用唯心的观点来解释格物。他认为“物”是意念的作用，而“格”是将其归入正理。即正心之不正，使其归正是为格物。因此，格物的过程就是去私欲而存天理，这也是究理的过程。

程、朱之后，虽然也有人提出“去欲存理”之说，但都受限于程朱理学中“存养即实践过程，究理即主观探究过程”的思维定式。尽管这些人考虑到二者之间互相交融、互相促进的关系，但他们的思想水平远不及王阳明。可以说王阳明提出的“存理即究理，究理即存理”的观点是空前的。这一学说正是基于心即理的观点。对王阳明而言，天理即明德，究理即明明德。朱熹是从二维的角度来论述格物，而王阳明则以唯心论为基础，从一维的角度加以论述。因此，王阳明所倡导“格物”论的内容更切实可行。同时，王阳明在晚年创立的“致良知”说也是基于这种思维模式。

如王阳明所言，格物即“正物”。这是否意味着格物并非一个动态过程？对此，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到，格物无动静之别，静也仅是物的一面。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的含意，就是要排除事物动静之别，不断学习进取。

将朱子学与阳明心学做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朱子学重视静态过程，而阳明心学重视动态过程，其原因即在于朱熹提倡通过静坐深思来悟道，而王阳明提倡自生活磨炼中悟道。

由诚意到格物

由王阳明的“格物”论可知，《大学》所阐述的中心思想就是诚意，“为学必诚”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王阳明的弟子志道（姓名不详）则以荀子的“养心莫善于诚”之语为例，并以程颢对荀子之语的非议为据，质问王阳明。志道还基于朱子学的“先致知，后诚意”的立场，暗中对背离程朱之说的王阳明学说提出了批评。对于志道的疑问，王阳明这样回答：“此亦未可便以为非。‘诚’字有以功夫说者：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功夫。明道说‘以诚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学》‘欲正其心，先诚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传习录》上卷）

根据王阳明的说法，“诚意”为《大学》思想之根本，这完全不同于朱熹在新本《大学》中所说的“先致知，后诚意”，其原因就在于古本《大学》主张“先诚意，后格物”，而王阳明正是吸取了这种思想。不过，若按《大学》首章的顺序来看，朱熹的观点似乎又是正确的。对此，王阳明与弟子蔡希渊曾进行过如下问答：

蔡希渊问：“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功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

先生曰：“《大学》功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真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

“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直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

“大抵《中庸》功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功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功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传习录》上卷）

程朱理学将究理与诚敬并列，认为“敬”就是实现“诚”的过程。朱熹在《大学或问》中，将“敬”解释为为领悟《小学》之理而下的功夫，同时又认为“敬”即养育本原的过程。他认为，如果不将“敬”贯穿于圣学中，既无法领悟《小学》所阐述的道理，又无法养育人之本原，更无法领悟《大学》之理，抛弃“敬”就无法使心智昌明。

程、朱将“敬”或“诚敬”作为做学问的根本、格物致知的本原，这较为接近王阳明的“诚意”说。但是，朱熹提出的“究理与居敬并用”之说终归还是偏重了究理。他之所以主张“先格物，后诚意”，是因为他将“格物”与“诚意”设定了先后顺序。与朱熹不同，王阳明将诚意作为格物致知的本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朱熹为主观派，王阳明为实践派。对于蔡希渊的问题，王阳明论述的中心思想就是诚意为《大学》之本。

正德九年（1514）王阳明在滁州讲学。其间，学者王天宇曾向王阳明求教。王天宇（1465—1538），名承裕，字天宇，号平川，陕西省三原人，王石渠（名恕，号介庵）之子。王石渠为孝宗时期的吏部尚书，政绩卓著。王天宇于弘治六年（1493）进士及第，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他自蔡希渊处听闻王阳明的“诚意”说，对其观点怀有疑问，于是用书信的方式问学于王阳明。王阳明写了回信，题为《答王天宇》（《王文成公全书》卷四）。我们可以从五方面来领会这封信的主要思想。

一、天宇认为诚身时有必要格物，而王阳明则认为个体自身并不存在诚身格物之说，君子之学应以诚意为本，格物致知就是实现诚意的过程。

二、朱熹提出居敬与究理的重要性，认为“若不存其心，便不可致其知”，其实，此观点有前后矛盾之处。同时，朱熹也是根据“居敬存心”的观点来对《大学》进行补充的。朱熹将《大学》中“经”的主旨限定为“究理以正其心”，天宇认为，这会致使初学者以“经”为本而忽视“传”，其学术思想也会变得支离破碎而无法形成整体。对此，王阳明认为《大学》与朱熹的观点之间并无大的矛盾，但朱熹偏离了《大学》的主旨。朱熹所提出的“若不存其心，便不可致其知”不仅违背了《大学》的主旨，也违背了《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观点。此后，学者在读《大学》的“补传”时，会局限于表面文字而无法深刻领会“经”的主旨，这也正是朱熹重“经”轻“传”之过。

三、天宇认为，若不究理而诚身，便不能得到真正的诚。王阳明认为此说甚是，并且体认到诚身功夫所具有的过程。

四、天宇提出，决心即为存心，决心如不究理就会颠倒善恶。王阳明认为此种说法有牵强附会之嫌。他认为决心即为诚意，如果人真能做到诚其意，就会自然而然地探究到天理。因此，“不究理”并不意味着没有诚意。

五、天宇赞同司马光对“格物”的观点，即“格物”就是防止外界事物（名利之心）的影响，只有格物才能存心，而只有存心才能致知。对此，王阳明认为，这种观点将“防卫外物”与“致知”分别孤立，尽管此说并无大错，但忽略了心的关键作用，同时也否定了《论语》中“克己求仁”的思想。王阳明的“格物”论与此不同，他认为《大学》中提到的“诚意”即为《中庸》的“诚身”，《大学》的“格物致知”即为《中庸》的“明善”。《中庸》提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就是为达到“明善”的诚身过程。因此，要“明善”，只有诚其身；要“格物致知”，只有诚其意。《尚书》中“精一”篇的观点即为《论语》提出的“博文”“约礼”，这也与《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问道学”相吻合。

由此可知，王阳明将《大学》中的诚意与格物致知，《中庸》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与“笃行”，《论语》的“博文”与“约礼”，《中庸》的“尊德性”与“问道学”，皆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若干孤立的过程。同时，王阳明还认为以上各种思想的主旨就是诚意。

当时王阳明还未将“致良知”说作为其学说的宗旨收录于《王文成公全书》的《大学古本序》中。王阳明将“致知”贯穿《大学》始终，《大学古本序》所提到的“致知”为“致良知”之意，不同于朱熹基于良知主义而提出的“致知”。王阳明在四十七岁时写就《大学古本序》，当时他依然将“诚意”作为《大学》的根本，四十九岁后他才以“致良知”作为其学说的宗旨。此时，他将“诚意”深化为“尽致知”，这正与《大学》中“致知”的宗旨相吻合。此后，王阳明依然十分重视“诚意”在其思想体系中的作用，他认为良知的本体就是真诚恻怛。

自从提出“诚意主导格物致知”的观点后，王阳明的学说就逐渐演变成实用科学。朱熹将推究万物之理当作“格物致知”，并认为“格物”先而“诚意”后。王阳明认为这种观点容易使人的思想意识被客观事物所限，因此对其加以批判。虽然朱熹提出“敬”以重视心性涵养，并据此对《大学》中“传”的内容加以补充，但王阳明认为此观点毫无根据，只是朱熹为弥补自己思想弊端的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大学》的根本就是“诚意”，而“诚意”并非仅凭“敬”就可以实现。当王阳明正式将“致良知”作为自己学说宗旨的时候，也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就“诚意”为《大学》之根本这一观点，王阳明这样说道：“功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功夫，亦各有用力处，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心正则中，身修则和。”（《传习录》上卷）

如上，王阳明将“诚意”作为格物致知的根本，同时也作为《大学》之根本。那么，《大学》中为何将“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与“诚意”并列呢？如按王阳明所说，“诚意”为《大学》之根本，那么《大学》只需阐述“诚意”，而没必要尽述“正心”“格物”“致知”以及“修身”等内容。

王阳明在晚年时将“致良知”作为其学说的宗旨，当时他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对此进行了论道。（见《传习录》中王阳明与守衡的问答）

《大学》书影，元代理学家倪士毅辑释。

至于守衡为何许人，至今尚无定论。据陈荣捷博士所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中的《年谱》所述，嘉靖十三年（1534），即王阳明去世四年后，其弟子四十余人齐聚京师，其中提到朱衡之名。因此，陈博士推断守衡即为朱衡的笔误（《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所记载年次由《年谱》修正）。另外，《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认为党以平即守衡。党以平，字守衡，号颖东，河南省禹州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党以平担任过户部广西司主事、郎中、浙江参政左布政使，后告老还乡。

守衡问：“《大学》功夫只是诚意，诚意功夫只是格物。修、齐、治、平，只诚意尽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何也？”

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则知未发之中矣。”守衡再三请。曰：“为学功夫有浅深。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然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所以说‘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诚意功夫里面体当自家心体，常要鉴空衡平，这便是未发之中。”（《传习录》上卷）

由此可知，王阳明所说的“正心”存在于“诚意”之中。对此，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心学家东泽泻将王阳明提出的“诚意”与“正心”合为一体来论述，他认为诚意与正心并非两个独立的过程，并提出“有志则无需有意，有里则无需有表，二者已浑然一体”。

由此可知，王阳明认为《大学》的“本体”功夫即为“诚意”，且融入其他功夫中。这正是心学的特点，所谓于统一主体中求得“诚意”。因此，“诚意”之外并不存在“正心”“修身”，因为“正心”“修身”已存在于“诚意”的功夫中。可以说，“诚意”是根本之功夫，而“正心”“修身”则为枝叶之功夫。只有先立根本才可得其枝叶，否则功夫就会陷于支离破碎。对于“诚意”与“格物”的关系，王阳明也持同样的观点。

心学的三大学说

一、“培根”说

王阳明与徐爱论学时，曾提出“根本枝叶”之论。例如，为亲尽孝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诚挚的孝心，此为根本。为尽孝而采取的具体方法和学习的相关知识，则为枝叶。这就是王阳明所提“根本枝叶”论的具体内容。有鉴于此，王阳明对徐爱说：对于父母的一切孝行皆应出自诚挚的孝心，这就如同树木一样，诚挚的孝心为根，而各种孝行为枝叶。有根之后才可开枝散叶，绝无舍根而求枝叶之理。

这就是王阳明所提出的“培养根本”说，简称“培根”说。直到晚年，王阳明依然致力于丰富该学说的内容。相对应地，朱熹的学说可称为“枝叶”说。王阳明认为，“枝叶”说注重表相，其思想难免陷于支离。“培根”说所倡导的就是“诚意”，在王阳明晚年时该学说逐渐演化为“致良知”说。

二、“立诚”说

正德七年（1512），友人黄绾因病辞官返乡，王阳明赠以《别黄宗贤归天台序》留念。王阳明在文章中阐述了自己提出的“明镜”论，并讲解了立诚的必要性：

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匪自外得也。心犹水也，污入之而流浊；犹鉴也，垢积之而光昧。孔子告颜渊“克己复礼为仁”，孟轲氏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夫己克而诚，固无待乎其外也。

世儒既叛孔、孟之说，昧于《大学》“格致”之训，而徒务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内，皆入污以求清，积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

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反对从心外之物来推究天理，因为这就好像“自污水中求清流、自污镜里求光明”一样不切实际。王阳明提出，心学的主旨就是“明镜”说与“立诚”说，同时他对朱子学中“求博学”的理学观点也进行了批判。

那么，王阳明为何如此重视“诚”的思想呢？这是由于王阳明自龙场悟道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该学说提倡“以行为根本，知行才会合一”，这也暗示了心学重视实践过程的宗旨。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王阳明为何将“诚意”作为《大学》之根本，因为只有“诚”才是主导实践的理念。《中庸》提到“诚即天道，人道即思诚”，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孔子“以行为本”的教育精神。

王阳明在四十岁出头时曾积极倡导“立诚”。正德八年（1513），他在《与黄宗贤（五）》（《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做过如下论述：

仆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红炉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

若就标末妆缀比拟，凡平日所谓学问思辨者，适足以为长傲遂非之资，自以为进于高明光大，而不知陷于狠戾险嫉，亦诚可哀也已！

王阳明认为，主观哲学思想所阐述的就是意识形态，但这正好触到了主张“助长傲慢之心，以悖论为真理”的朱子学家们的痛处。

心学以实践为根本，因此王阳明所提出的“立诚”与前篇的“立志”是一脉相承的。并且，王阳明在晚年提出“致良知”说后，依然积极倡导“立志立诚”。

三、“良知”说

王阳明注重实践，并将其作为心学的根本。他在提出“良知”说的同时，也对《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致知”做了以下论述：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认为，《大学》中“致知”的“知”就是良知，由此可见，王阳明在四十岁左右时就已提出“致良知”说，不过此时王阳明还未将“致良知”作为心学的宗旨。

王阳明强调，实现致知就必须去除蒙蔽心体的障碍。如果废弃此过程而仅凭主观良知行事，就如同“以贼为子，以土为食”一样愚不可及。那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致良知”与此时的“良知”说有何不同呢？在“致良知”中，王阳明将“致”的全部过程理解为良知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将除私欲的过程同样归结于良知。这也是王阳明在晚年时将“致良知”作为其学说宗旨的原因之一。

王阳明倡导心即理，同时也非常注重实践的过程。他主张以整体演绎的方法来理解古典儒学，反对朱子学所采取的分析、归纳之法。同样，王阳明对于《论语》中的“博文”与“约礼”、《尚书》中的“道心”与“人心”、《中庸》中的“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理解也与朱熹的不同。

儒学的三大论题

一、博文与约礼

《论语·雍也篇》提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同时，《子罕篇》提到“惟夫子（孔子）循循善诱，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达事变；然后约我以礼，使我尊所闻，行所知”。由此可知，孔子将“博文、约礼”当作为学之道。所谓“博文”，是指通过博览群书来探究天道，而“约礼”是以传统礼法来约束自身行为，从而不失天道。因此，博文为知，约礼为行。

朱熹认为，君子要做到博文，就要多读书以求得天道，之后再将天道应用于实践。他的观点就是广知万物之理，然后将其付诸实践。同时，朱熹认为“礼”就是实践的道理。因此，朱熹倾向于先博文而后约礼，这正是他所提倡的“先知后行”的思想。

对此，王阳明的理解不同。由于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因此他将博文与约礼视为一个整体过程，而不像朱熹那样使二者有先后之别。若将朱熹与王阳明的观点加以比较会发现，前者重视博文，而后者重视约礼。

正因为朱熹重视博文，所以他难以摆脱先知后行的思想局限；因为王阳明重视约礼，所以他提倡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博文即为约礼。虽然，朱熹与王阳明都将博文作为约礼的必要过程，但两人的思想主旨完全不同，这也使得当时许多受朱子学影响颇深的学者无法理解王阳明的观点。

王阳明与徐爱问答时曾提到，虽然朱熹的“格物”论牵强附会，但他的“精一”说与“博约”说的观点与自己的相同（《传习录》上卷）。不过，两人所持思想主旨有较大差异，因此徐爱不免对王阳明的学说抱有疑问。对此，他们曾有以下问答：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

“‘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认为，博文就是从具体事情中学习存天理，因为天理就是心，存天理即为约礼。因此，王阳明将博文作为约礼的过程，同时约礼也蕴含着博文的过程。这与他的“知即行”的观点一致。

王阳明与朱熹都将博文作为约礼的过程，但王阳明将“文”作为“理”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具体事情。事即意，因此他认为，理与事同样存于心内。心之本体即为良知，而心于先天已知其理。如果心受到私欲的影响，理就无法发扬光大。私欲去后理自明，因为理已植根于心中。所谓约礼，就是由具体事物实现存天理。

然而，朱熹认为理即心外之理，博文即知晓外物之理，此理存在于圣贤的著作中。他认为博文就是通过阅读圣人之言求理的过程，而约礼就是在实践过程中不违背圣人之言。由此可知，朱熹将“博约”说与“先知后行”说视为一体，而王阳明则将“博约”说与“知行合一”说视为一体。

二、道心与人心

道心即道德心，人心即人欲。《尚书·大禹谟》中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程颐是一位道德立场鲜明的儒学家，他将道心解释为天理，将人心解释为人欲，同时还指出了二者的区别，这就是所谓的“二心论”。

朱熹并不赞同“二心论”，他没有像程颐一样只是简单地将道心当作天理、将人心当作人欲，但提出“道心为主，人心必须遵从于道心”的观点。可见，朱熹的思想并未摆脱“二心论”的束缚。王阳明提出心即理，主张整体论。在他看来，朱熹之说显然存在弊端。就此问题，徐爱曾求教于王阳明：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

“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传习录》上卷）

其实，王阳明对程颐之说的解释略有牵强附会之嫌。程、朱认为，心的本原就是道心，并没有特别强调“二心论”。心若受私欲影响，便多现人欲；心若严守天理，就能保持公正。由此，心自然呈现出两种表现形式。但是，程、朱所提倡的严守天理之说过于严苛，会抑制道心原有的生命力，使人畏惧天理。因此，使道心焕发活力的最佳方法就是鼓舞人心。王阳明将道心与人心视为一体，其目的就是让人之道心充满活力。

三、尊德性与道问学

“尊德性”即尊重先天所具德性，“道问学”即依靠后天所做学问。《中庸》认为，此二者皆为修身之道，相辅相成，裨益无穷。不过，朱熹却偏重道问学，而陆九渊偏重尊德性。虽然王阳明反对朱、陆的分说论，主张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但他还是继承了陆象山的部分观点。就此问题，弟子黄直曾求教于王阳明，王阳明如此回答：

“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功夫，无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如此，则不知今之所以讲习讨论者，更学何事？（《传习录》下卷）

“道问学”即“尊德性”。王阳明说过，象山授人以“尊德性”，却不提及所教所授乃出自“道问学”。由此可知，他将“尊德性”与“道问学”视作不同。我们讲学论道、潜心修身的目的，就是保持心之本原，使其不失德性。不过，“尊德性”若限于表相，则无益于问学。同样，“道问学”若限于表相，则无益于德性。若如此，讲学论道就会变得空洞无意。

敬王通而轻韩愈

尽管韩愈被称为“宋代儒学之先驱”，但王阳明敬王通（字仲淹，谥号“文中子”）而不敬韩愈。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儒学思想的发展就陷入了长期的空白。虽然汉朝的儒学家将儒学奉为国学，但他们的贡献仅限于为经典训诂注释。而在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又逐步丧失了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道教与佛教却日渐昌盛，儒学逐渐被取而代之。到唐朝时，佛教的发展越发繁荣，而儒学的内容依旧局限于训诂注释。尽管儒学也是当时科考的科目之一，但其内容仅为背诵经典或注疏的词句。

韩愈成名于唐朝中期，由于对当时的儒学现状十分担忧，因此他提出要重振孔孟之道，以削弱佛教的统治地位。

韩愈认为，老庄思想、佛教给中国的思想领域带来了诸多弊端，他慨叹自孟子后圣人之学已绝迹。因此，他主张以儒学观点来论道，同时指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真理正道之所在，而佛教等言皆为谬论。

此外，韩愈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倡导古文运动。他认为六朝之后的文人只注重辞藻华丽，忽视了文章内涵，因此他在文风上极为推崇古体而排斥近体。

有人认为，韩愈提倡复兴儒学，反对老庄思想及佛教，功莫大焉。虽然孟子反对“唯我”说（利己主义）与“兼爱”说（“博爱”说），并将杨子（杨朱(4)）与墨子的观点视为洪水猛兽而极力排斥，但与孟子相比，韩愈的功绩要超出许多。就宋代儒学发展而言，韩愈的思想虽未能完全摆脱佛教的影响，但他对“性”“道”的论述则尽显儒学之精髓。然而，王阳明未对此予以肯定。

王阳明曾说：“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传习录》上卷）

那么，王阳明极力推崇的王通又是何许人？如前所述，汉唐时期的儒学家仅局限于为经典训诂注疏，因此，史学家将这段时期的儒学称为“汉唐注疏学”。

纵观历史，汉唐时期的儒学发展近于空白，但仍然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思想家。例如，汉朝的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桓谭以及王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肃、何晏、王弼及范宁，隋朝的王通，唐朝的韩愈、李翱（字习之）等。其中，隋朝的王通便是一位相当杰出的思想家。

王通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曾遍读“五经”。他曾向隋文帝进“太平十二策”，因未被采纳而退隐。隋炀帝时，朝廷多次许以官职，但都被他谢辞。此后，他在家乡致力于著书、讲学，其门人弟子多达千余人。初唐名士李靖、房玄龄、魏徵皆出自王门。王通于大业十三年（617）去世，年仅三十四岁。文中子是王通的谥号，由其弟子敬献。其著作有《礼论》二十二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及《易赞》七十篇，其弟子将这六部著作合称为“王通六经”。此外，他还著有《中说》（又名《文中子》）十篇。

《中说》仿照《论语》而作，格式以问答体为主，其中格言居多。然而，唐朝有学者却认为此书并非王通所著，而是王通之弟王凝与其子福畤根据王通遗言所著。由于该书在唐朝未获重视，此种猜测难免有诋毁之意。

宋朝时，《中说》终被奉为上品，有人甚至将王通称为孔子的继任者。就连理学大师程颐也予以高度评价，“王通乃隐士之君子。其《中说》多有格言，此乃荀子、杨子所不及也”。如此一来，附和之人便逐渐增多。另外，日本学者也极为重视对王通的研究，有的人已将研究范围拓展至南北朝时期。

汉代第一儒学家扬雄所著《法言》十三卷也是仿照《论语》而作，该书在六朝及唐宋时期极受推崇。但是，宋代的程颐、苏轼及朱熹等学者极力批判此书。此外，扬雄还曾仿照《周易》而作《太玄》，此书被当时儒学者批评为“非圣人而云圣人言”。

王阳明赞王通为“贤儒”，称韩愈远不及王通。但徐爱认为，王通仿照《论语》而作《中说》实乃不敬圣贤之举，王阳明对此不置可否。对此，徐爱曾特地问道于王阳明。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　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

“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藉藉，不知其几，易道大乱。

“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

“《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

“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

“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传习录》上卷）

不妄议经书，不提倡著述

由前文可知，对文人著述的行为，王阳明心存怀疑的同时也加以批判。众所周知，朱熹善于大量著述，而王阳明则不然。王阳明认为，正因为朱熹在著述方面耗费了过多的精力，致使他在悟道方面所得甚少。理解这一点，也是参透心学的关键。王阳明与徐爱的以下问答，进一步展现了阳明的思想：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传习录》上卷）

孔子与“六经”之删定

王阳明认为，孔子删定“六经”的目的就在于“正人心”，只有去除私欲，才能正人之心，搬弄文辞，只会助长私欲。因此，王阳明不像朱熹那样执着于著述。

他曾对徐爱说道：

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

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讲到这里，王阳明不禁慨叹道：“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接着，王阳明又道：“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王阳明认为，研究“六经”必须消除朱熹所设定的经书与史书的界限，导入“经即史，史即经”的思想。此观点实基于王阳明所提出的“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整体论，这也是心学的重要特点。王阳明与徐爱的以下问答，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认为，史书所记录的事件可起到训诫世人的作用，因此史书也是经书。此外，孔子删除“六经”中诸多叛逆之事而仅存训诫之语，其目的是防止恶行流于世间。那么，孔子为何未删除《诗经》中有淫邪之气的“郑风”及“卫风”呢？这不免让人对王阳明之说怀有些许疑问。朱熹认为“此类恶诗能约束人们放荡之心”（《论语集注·为政篇注》）。对此，王阳明则认为“郑风”“卫风”之诗乃后人附会之作，现存《诗经》并非经孔子删定之原作。

王阳明道：

《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

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就王通仿圣贤之作而著书一事，谈到了孔子删定“六经”的真意，同时批判了社会上无谓著述的风气，阐述了著述应奉行的宗旨。可以说，王阳明所提倡的实践哲学理论已成为历代文人学者的训示。

与门人游四明山

抚今追昔，儒学之士志在寻求经世之道，以探求并实现理想的社会生活为己任。至明清时，很多儒者经常游玩于深山幽谷，其目的是“使我之理想更为高尚”。这些儒者认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要保持一颗毫无私欲的纯粹之心，而游于山川，则有利于自己的道德之心免受世俗污染。儒者中有“怀山林之志者可托天下国家”一说，很多儒者在为官后也经常于闲暇时游览名山秀水、探访深谷幽泉，因此，他们的诗作中难免会流露出隐士之情。

尽管王阳明天生体弱，他却十分喜欢与友人游于山谷，以期获得对自我的深刻认识。如前所述，湛甘泉和黄宗贤离京之时，王阳明均以文章相赠。文中，王阳明表示愿与两位挚友结庐于天台山、雁荡山，以讲学论道终其一生。此后，王阳明在赴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途中，顺路回了故乡余姚一趟，并与友人游学于深谷。在此期间，他理所当然希望与同道们相会讲学。

此时是正德八年（1513）二月，由王阳明致黄宗贤的书信可知，王阳明原本计划与爱徒徐爱同游天台山和雁荡山，只因自己多年未归故里，亲朋多有造访，以致无法抽出时间，只好作罢。

天台山位于今浙江省天台县北部，与括苍山、雁荡山、四明山、金华山相邻，其山脉绵延至东海之滨。天台山山势雄伟壮阔、蔚为壮观，被誉为佛教仙山。天台山北部有一长数十丈的石桥，相传神仙曾居于此地。隋朝时，智者大师（法号智　）于此处修建寺庙以弘扬佛法。雁荡山位于今浙江省乐清市与平阳县的交会处，山顶有湖，由于此山常见春归之雁，因此得名雁荡山。

王阳明回乡期间，亲戚朋友时有造访。直至五月，他才稍能脱身，随即决定开始游学，此时酷夏已至。在动身前，他常与徐爱及数位好友吟诵于余姚的名山秀水之间，一起等待黄宗贤前来同游雁荡山。然而，一个月后黄宗贤仍旧没有前来。由于徐爱赴任有限期，徐父也多次催促，他们只好提前开始这次游学。

王阳明一行人经上虞进入四明山，先于白水山上眺望壁立千尺的奇观，然后又寻着龙溪源头探访了杖锡寺，之后登上雪窦山的千丈崖，欣赏了天姥峰和华顶峰的壮观景象。随后，他们经奉化前往赤城山，此地干旱日久，田地荒芜，民不聊生，沿途常见当地人虔诚求雨。见此情景，众人不禁黯然神伤。一行人未在此地久留，便经宁波乘船回到了余姚。这次游学历时半个多月。

四明山位于今浙江省鄞县(5)西南一百五十里、余姚以南一百一十里处，为江南名山。此山约有二百八十座山峰，各座灵峰间有分水岭。山中有一石窗玲珑剔透，可反射日月星辰之光，因此得名四明山，又称句余山。道教将此山称为第九洞天。白水山位于四明山以西，距余姚六十里，其山势颇为陡峭，有四十二条瀑布贯穿其中，因此得名白水山。雪窦山为四明山支脉，位于今浙江省奉化县(6)以西六十里处，山中景致美不胜收。宋理宗曾于梦中来此山游玩，因此又得名应梦山。

王阳明在此次游学后曾致信黄宗贤（《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其中提到“此次游学，同行诸友虽各有收获，但终无新的发现”。王阳明对黄宗贤没能同往甚感惋惜。

此次游学，王阳明所到之处均有诗作，其中有《四明观白水二首》两首，《杖锡道中用张宪使韵》《又用曰仁韵》《书杖锡寺》各一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畅游白水山是王阳明的夙愿，他在《四明观白水二首》中充分展现出白水山雄奇壮丽的景色。尽管王阳明一行人途经干旱之地让他们黯然神伤，但白水山的飞瀑奇观仍使一行人大饱眼福。

正德八年五月，王阳明与门人弟子在余姚的名山秀水中游学。幽美的自然环境有助于洗涤大家的世俗之心。白水山的飞瀑奇观使王阳明一行人大饱眼福。

《四明观白水二首》之一中有“百源旱方歇，云际犹飞湍。霏霏洒林薄，漠漠凝风寒”之句。

《四明观白水二首》之二中有“千丈飞流舞白鸾，碧潭倒影镜中看。……卜居断拟如周叔，高卧无劳比谢安”之句。

诗一及诗二的开头两句充分描绘出白水山飞瀑的壮丽之色。不过，王阳明在诗二的末尾两句则流露出效仿古人归隐山林之意。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莫不如像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那样归隐于庐山莲花峰，或像东晋政治家谢安一样辞官不做，与歌伎游乐于会稽山中，岂不逍遥自在？

此外，《书杖锡寺》的末尾两句“诛茆竟何时，白云愧舒卷”（不知何时才能归耕于山林，多么羡慕随风而动的白云，能如此惬意安适），也表现出王阳明对退隐生活的向往。

王阳明天生喜爱亲近山水，他所作诗篇均有感而发，情真意切。此外，他也希望借助幽美的自然环境来洗涤大家的世俗之心，使讲学取得更好的效果。朱熹讲学主要局限在学院里，王阳明则喜欢于山水中边游玩边讲学。因此，朱熹的教学方式较为呆板，而王阳明的则更为灵活。游学，正是王阳明讲学的特色之一。朱、王二人所处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教学方式上必然有所不同，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二人学风上的巨大差异。

据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及《永乐寺碑记》（《南雷文定》后集一）记载，与王阳明同游四明山的除徐爱外，还有蔡希渊、朱守中、王世瑞及许半圭。据徐爱所记，五人曾一同夜宿永乐寺，并即景吟诗。此后，蔡希渊与朱守中因故先行返回余姚，未能与徐爱同往雪窦山。此时恰逢雪窦山景色最为壮丽之时，不亚于孔子的弟子曾子所说的“春风沂水之乐”。

王阳明于正德二年（1507），即赶往贵州龙场前夕，曾与弟子徐爱、蔡希渊和朱守中同游四明山。此三人入师门较早，其中又以徐爱为最先。如前所述，王阳明非常赞赏三位弟子在学术上的钻研精神，他曾说“徐生之温恭，蔡生之深潜，朱生之明敏，皆予所不逮”。

在三位弟子中，蔡希渊的性格最为孤傲，他习惯自比君子，视他人为小人，因此为上级官员所嫌恶。黄宗羲曾用“孤介之人，不被当世所喜”来评价希渊。出于对弟子的保护，王阳明曾写信给回乡的希渊，劝导他行事要谨慎，分清轻重利害。然而，直至晚年，蔡希渊的孤傲性格依旧没有改变。

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是极其困难的，但只有做出改变才能领悟圣人之道。因此，张载提倡“变化气质”。他认为，面对各种世事、利害、屈辱，要做到坦然处之、喜怒不形于色。尽管这样做很难，却必须尽力为之。

正德七年（1512），王阳明在写给弟子王纯甫(7)的信中提到，曾任大名县知县的汪景颜(8)为官时，常以“变化气质”为座右铭。同时，王阳明还引用汪景颜之语，阐述了变化气质的必要性：“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之，不出乎喜怒哀乐四者。此为学之要，而为政亦在其中矣。”

会晤了庵和尚

正德八年（1513）五月，王阳明见到了正要返回日本的了庵和尚。此时，了庵和尚恰好住在鄞江(9)边的嘉宾堂。为此，王阳明特别写了一篇《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赠予他。由序中所写“五月既望”的字样，可推知王阳明是与徐爱在余姚近郊游玩时顺便拜访了庵。不过，该序未被收入《王文成公全书》。

日本已故作家铃木由次郎在《阳明学大系》第二卷（昭和四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明德出版社）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王阳明与了庵和尚——中日文化交流》的文章。该文章对王阳明与了庵和尚的交往过程做了详尽介绍。特在此转载，以备读者查阅：

昭和二年（1926），蒙斋翁送我一幅匾额，以庆祝我新婚之喜。该匾额所刻内容正是王阳明《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的全文（据真迹复制）。我想，先生可能考虑到我与了庵和尚同籍，特以此相赠。当时，我对心学并无兴趣，但因此序未见于《王文成公全书》，故备感珍贵。在此特书草文，以酬蒙斋翁赠序之厚意。

又王阳明《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不见于《王文成公全书》，《拙堂文话》（日本汉学家斋藤拙堂所著）云，该序藏于山田祠官(10)正住隼人家，字画稳秀，神采奕奕，余顷得其景印，稳秀神采。如拙翁所言，了庵名桂悟，住伊势安养寺，后迁至京都东福寺。永正三年（1506），奉足利义澄（日本室町幕府第十一代将军）之命出使明朝。永正八年到宁波，同年八月十七日，晋谒武宗。武宗敕住育王山，居二年。将归，诸儒缙绅赠以诗文，此序盖系当时之作也。王阳明时年四十二岁，虽已说知行合一，而犹未以致良知训学者也。其倾倒了庵法容洁修，律性坚巩。乃曰，偶不期离而自异，尘不待浣而已绝矣。设令了庵驻锡数年，导王阳明以其道，则或弃其所学，从了庵而来我国，亦未可知也。虽然，其文缘了庵故得永存于君子国，则王阳明之幸矣。

历经几度春秋，匾额日渐陈旧，我也慢慢将其遗忘。恰逢明德出版社为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而推出的《阳明学大系》全十二卷即将出版，此套书为当代心学泰斗安冈正笃先生与中国哲学研究大师宇野哲人先生亲自监修。此书问世之及时如同久旱逢甘霖，真乃学术界一大幸事。同时，该匾额以相片

形式收录于此套书的第一卷中，从此它又能重现昔日神采了。

下面是王阳明《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的全文：

世之恶奔竞而厌烦拿者，多遁而之释焉。为释有道，不曰清乎？挠而不浊，不曰洁乎？狎而不染，故必息虑以浣尘，独行以离偶，斯为不诡于其道也。苟不如是，则虽皓其发、缁其衣、焚其书，亦逃租徭而已耳，乐纵诞而已耳，其于道何如耶！

今有日本正使堆云桂悟字了庵者，年逾上寿，不倦为学，领彼国王之命，来贡珍于大明。舟抵鄞江之浒，寓馆于驲(11)。

予尝过焉，见其法容洁修、律行坚巩。坐一室，左右经书，铅采自陶，皆楚楚可观，非清然乎！与之辩空，则出所谓预修诸殿院之文，论教异同，以并吾圣人，遂性闲情安，不哗以肆，非净然乎！且来得名山水游，贤士大夫而从。靡曼之色，不接于目；淫哇之声，不入于耳；而奇邪之行，不作于身。故其心日益清，志日益净，偶不期离而自异，尘不待浣而绝矣。

兹有归思，吾国与之文学交者，若太宰公及诸缙绅辈，皆文儒之择也，咸惜其去，各为诗章，以艳饰迥躅，固非贷而滥者，吾安得不序？

皇明正德八年岁在癸酉五月既望余姚王守仁书

据此亦可知了庵是怎样的人。下面是铃木先生为了庵作的传记：

了庵和尚，姓三浦，名桂悟，号堆云，又号钵袋子。生于日本应永三十二年（1425）二月五日，日本伊势岩内（今日本三重县多气郡明和町岩内地区）人。他幼年上京（京都），于洛北真如寺削发受戒，拜大疑禅师为师。此后，得法号证悟，以继承师道。大疑乃大愚的弟子，而大愚又为梦严大师的弟子，可以说了庵继承的正是梦严之学。

日本文明初年，了庵任伊势安养寺（位于今日本三重县多气郡明和町上野地区）第二十一代住持方丈，安养寺正对伊势神宫的参拜道。该寺院建于应仁五年（镰仓后期），是为迎接大慧禅师自真如寺返回伊势而建。

也许此地距了庵故乡较近，他在安养寺任职长达十年之久。至文明九年（1477），五十三岁的了庵才调至京都的东福寺任住持。其间，后土御门天皇久慕了庵盛名，特召他前去讲授佛法。天皇听完佛法之后，不禁大喜过望，特书“了庵”二字以赐之。

此后不久，了庵就卸去住持一职，于塔头大慈院中清静度日。永正三年（1506），足利义澄将军委派了庵为遣明正使出使明朝。此时了庵已八十二岁高龄。

在室町时代，日本向明朝派遣使臣多达二十几次，其中多以通商为主要目的。其出使团主要成员包括正使、副使、居坐、土官、从僧、通事和总船长，同时也有商人和水手。了庵所率使团总人数多达六百人，使团乘坐三只大船（包括两只大内船和一只细川船）前往大明。

永正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了庵一行经住吉至尼崎，乘便船到达周防山口。一行人在此滞留达三年之久。永正六年五月，他们终于重新启程。一行人自赤间关出发，于次年正月十一日到达博多，并由此地经海路前往大明。但是，由于航船在途中突遇逆风无法前行，一行人不得不中途返航。

同年十一月，了庵通过三条实隆大人向将军请辞正使一职，未能获准。于是，一行人于永正八年再次乘船出发，希望利用春汛之机，从博多顺利出航。在历经千难万险后，了庵一行终于在同年九月抵达浙江省宁波。此时正值明朝正德六年（1511），了庵已八十七岁高龄。当时，宁波设有市舶提举司，以管理海上往来船只，同时还设有安远驿馆以专门接待日本客商。此后，了庵一直住在安远驿馆的嘉宾堂，其他一行人则住在周边的馆舍中。

了庵著有《壬申入明记》一卷、《语录》两卷，嵯峨妙智院所藏《策彦入明记》的手写本中收录了《壬申入明记》。策彦为天龙寺僧人，曾以遣明使身份再次出访明朝。策彦认为，《壬申入明记》可作为日本对明贸易的参考资料。

另外，牧田谛亮先生所著《策彦入明记之研究》，能让我们清楚了解了庵出使明朝的经过。《壬申入明记》中收录了了庵一行给明朝政府的三十篇上疏文，其内容全部是关于两国通商的。小叶田淳先生所著《中世纪日中交通贸易史研究》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了庵一行在明朝的通商活动。

其中，了庵一行所带货物主要是将军敬献给明朝皇帝的贡品及其他贸易商品。贸易商品主要是各种刀剑，共计七千把。另外，还包括各使臣单独向皇帝进献的刀剑，共计九百八十把。

了庵一行滞留宁波之时，当地官员速将此事禀报朝廷。此后，礼部向一行人颁发了上京许可，但人数仅限五十人。闻此，了庵曾上疏请求皇帝准许二百九十二人同往，但未获准。一般来说，遣明使要乘船沿运河上京，向皇帝呈上拜谒表文和进贡之物。由于宁波距京城路途遥远，上京至少需百日。

正德六年九月，了庵及随行五十人自宁波启程，途经山东时常有流寇前来滋扰。由于流寇甚为猖獗，一行人只得返回宁波。此后，他们经杭州至苏州，并在此滞留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以待皇命。由于贼匪之势始终未见消减，了庵最终奉皇命前往南京进献贡品。

正德七年四月，一行人从苏州出发，当月下旬抵达南京。其中，一行人在南京受领皇帝所赐宴席、衣物等（参见《明史》卷三二二《外国三》中关于日本之记事）。同时，礼部以每把三百文的价格买下了贸易品中的三千把刀剑。同年五月，了庵一行返回杭州。其间他破例上疏布政司，请求朝廷再购入一些刀剑。同年六月，一行人终于返回宁波。不久，朝廷就下令买下剩余的全部刀剑，价格依弘治之例而行。

了庵闻此，不禁大喜，特地再赴杭州以奏谢圣恩。此事在日中贸易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布政司所依弘治之例有两种，即弘治八年例，每把刀一千八百文；弘治九年例，每把刀三百文。

由于此事关乎贸易成败，了庵等人竭力与大明朝廷周旋，终以高价成交。不过，《壬申入明记》中未收录与最终结果相关的史料，所以详情不得而知。

京都五山与足利家族关系密切，遣明正、副使臣均由京都五山的僧人担任。正使代表日本幕府，也是一行人的统率。除此以外，五山僧人还兼任幕府及领主的顾问，他们中不乏德才兼备之人，了庵便是其中一位。王阳明赞了庵“法容洁修、律行坚巩”，其实了庵更是一位深谋远虑、才华横溢的高僧。上述贸易事件，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日本学者辻善之助博士这样总结了庵的商贸谈判：“面对强硬谈判，他或威吓，或恳求，或暴怒，或怯懦，最终令对方接受自己的要求，于永正十年满意而归。”（《日本佛教史·中世纪篇之四》）

此后，明武宗敬慕了庵的佛学造诣，命他担任宁波府育王山广利寺的住持，并派使者赐金斓袈裟。得此袈裟后，了庵随即赋诗一首：“书尽恩荣北阙天，黄梅(12)夜半不曾传。育王山顶横云雾，无相(13)福田担一肩。”

每当了庵升坐于广利寺正堂时，众僧人皆欢呼雀跃，其间还有很多士大夫慕名前来，向了庵请教佛法。

正德八年，八十九岁高龄的了庵请辞住持一职，并希望返回日本。一行人于同年六月从宁波乘船出发，后抵达博多。同船归国的还有日本画家雪舟。此后，了庵暂居山口县数月，永正十一年三月十二日，返回京都，居于大慈院的堆云轩。之后，了庵奉后柏原天皇之命，担任了京都北部南禅寺的住持。他在重振山门后随即请辞，重返堆云轩居住。

了庵于永正十一年九月去世，享年九十岁。天皇赐谥号为佛日禅师（也有人称，了庵是日本永正三年任遣明正使时受赐此号的）。

下面是铃木写的了庵与王阳明交往的有关史实：

正德八年（1513）六月，了庵离开宁波踏上了归国之途。在了庵归国前，多位士大夫赠诗惜别，其中一位名叫卢希玉的士大夫所写的送别诗，载于《邻交征书》（伊藤松著）一书中。

赠予了庵归国

明发行囊晓拂尘，岂辞霜鬓苦吟身。

调高不是阳关唱，杯泛何妨趜米春。

水阔帆飞风力顺，华红叶绿雁声细。

至家解知诗笥重，为报贤王谢紫宸。

广平府知府 前都给事中

九十叟月湖 卢希玉

王阳明于正德八年五月既望，因可惜了庵的离去而赠序一篇，其中写道：“舟抵鄞江之浒，寓馆于驲。予尝过焉。”由此可知，王阳明初会了庵应为正德六年九月，也就是了庵一行人刚抵达宁波之时。

然而，据《年谱》记载，王阳明于正德三年春被贬于贵州龙场任驿丞。次年，宦官刘瑾被诛，王阳明的冤情得以昭雪。正德五年，王阳明被重新起用，任命为江西省庐陵县知县。同年十二月，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了庵于同年抵达宁波）正月，调任京城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同年二月，任会试同考试官，十月升任文选清吏司员外郎。

据此记载，正德六年，王阳明在京城为官，根本不可能赶去宁波见了庵。不过，正德七年十二月，王阳明补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恰巧弟子徐爱任期已满，也被调任至南京工部。其间，师徒二人在赴任南京途中，顺道回乡省亲。在南行的船中，王阳明为弟子讲解了《大学》的宗旨。

正德八年二月，二人返回余姚，并一直住到年底。由于余姚距离宁波很近，想必王阳明是在家乡得闻了庵大名后，才决定前往宁波府安远驿馆拜访的。如此推断，正与“舟抵鄞江之浒，寓馆于驲。予尝过焉……”所描写的情景吻合。此时，了庵已卸下广利寺住持一职，准备由宁波返回日本。

另据《年谱》记载，王阳明于正德八年五月开始游学，同行者有徐爱等弟子。他们经上虞进入四明山，观白水山，探龙溪之源，访杖锡寺，登雪窦山，攀千丈崖，远眺天姥、华顶二峰。此后，王阳明一行人经宁波返回余姚。

由于王阳明赠序中有“且来得名山水而游，贤士大夫而从”之句，因此《延宝传灯录》(14)认为“学士王阳明屡次随了庵游于山水”，并进一步推测了庵或许参加了王阳明等人的这次游学。所以，王阳明与了庵的会面时间应该是正德八年（日本永正十年），即王阳明省亲期间。当时，王阳明四十二岁，而了庵已是八十九岁高龄。

王阳明在赠序中称赞了庵“年逾上寿，不倦为学”“法容洁修，律行坚巩。坐一室，左右经书，铅采自陶”“心日益清，志日益净”。可见，王阳明对了庵之人品和学问都深深敬服。

据《年谱》记载，正德四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首次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正德十六年，王阳明于南昌首次提出“致良知”说。可以想象，王阳明与了庵初会之时，双方皆被对方的人品和学识所折服。

了庵不仅精通佛学，在程朱理学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在了庵入明之前，心学并未传入日本。了庵与王阳明结识之后，若曾结伴同游山水，其间他必定频繁接触到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不过，心学是否经由了庵而传入日本，尚无定论。

由于了庵归国后次年便离世，很难想象他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是如何弘扬心学的，同时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内阁文库中藏有《了庵和尚语录》（延宝七年的印刷本），据说该书中收录了庵所著《语录》二卷，但笔者终未得见。

另外，小叶田淳先生认为，《语录》作于正德八年五月十八日，学者张迪文为该书题跋。也就是说，王阳明赠序与了庵著书前后不到两天。此种说法显然不妥，因为从商贸谈判结束到归国仅短短数日，了庵根本无法完成《语录》。

据推测，了庵可能携《语录》入明，在归国前请张迪文题跋。足利氏评价该书为“虽用儒学之词而并无儒学之见，可谓不失禅僧本色”（日本镰仓、室町时期的儒教特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语录》中丝毫未提及王阳明，但不能确定的是，了庵从归国到去世的一年中，是否写过或提起过有关王阳明及心学思想的内容。

在江户时代初期，《王文成公全书》才传到日本。其中，学者那波鲁堂所著《学问源流》一书就提到“宋朝陆象山、明朝王阳明之著述堪比藤原惺窝之作。藤原门人也称，心学能使人明辨是非……借鉴他人之所长，有助于增长自身的学问”。

虽然藤原惺窝及儒学家林罗山并未专攻心学，但他们在信奉程朱理学的同时，也十分敬重陆、王二人。了庵则是日本心学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因为他是最早接触心学的日本人，要比藤原惺窝早一百年左右。

关于阳明学传到日本与了庵的关系，大概也就像铃木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另外，关于王阳明赠序的真迹所在，铃木先生也有相关记载：日本佛教史学家师蛮所著《本朝高僧传》的“桂悟篇”收录了王阳明赠序的全文。另外，伊势津藩儒斋藤拙堂在《拙堂文话》中写道，“山田祠官正住隼人家中藏有一卷轴，其内容即为王阳明赠了庵序的全篇。偶然得见，只觉笔锋稳秀、神采奕奕，定为王阳明亲书。因其文思畅达，且《阳明全集》未曾收录该序，故将全文抄录”（《拙堂文话》卷二）。

现在，伊势市仍然保留着正住氏的古宅，正住隼人曾任祭祀官也是事实。令人不解的是，王阳明赠序的真迹是如何辗转到了正住氏手中的。据说，在伊势的丹生地区（今日本三重县多气郡）的神宫寺中，曾藏有名为“送居士五郎太夫归日本”的字幅，现在却不知所踪。据传，该字幅写有“正德癸酉六月朔”“四明季春亭”等字句。

由此推测，此作写于王阳明赠序后。想必名为“五郎太夫”的人也是了庵一行中的一位。关于此字幅藏于伊势丹生神宫寺中的原因，也同样不得而知。

另据《拙堂文话》记载，津藩（今日本三重县津市）三宅士强家中藏有明朝人詹僖（字仲和，号铁冠道人，宁波人）所书“苇牧斋”三字的横幅以及跋文一篇。苇牧斋为士强家族十一世的祖先，曾任遣明使，其入明时间约比了庵早一年。

《拙堂文话》认为，“王阳明赠序与此字幅均存于同一地区，实在令人称奇”。不过，王阳明的真迹现已无处寻觅。据《大日本史料》一书的第九篇第四节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旧摄津三田藩主九鬼子爵家中曾藏有此序。在明治时代，九鬼氏族人九鬼隆一男爵是日本美术界的风云人物，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得到了此序的真迹，并将其转赠给家乡的三田博物馆。蒙斋翁赠给铃木先生的字幅，很可能就是仿此真迹而作。

训诫弟子：理气之辨

王阳明深知弟子蔡希渊性格孤傲，曾多次开导、劝诫他。正德八年（1513），四十二岁的王阳明居越之时，特地以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劝导希渊。在信中，王阳明谈道：君信中提到“学问之道仅在于寻求所失之本心”，此句真乃一针见血。然而，正所谓学海无涯，就连孔圣人都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世间做学问之人必定都有志向，而笃学之士却寥寥无几。对于这样善于钻研的人，老师、朋友要及时开导，否则他们会被个性所左右而变得刚愎自用，最终无法得其正道，以致抱憾终生。

王阳明主要强调的是，不可因个人性情而偏废道理。蔡希渊所说“学问之道仅在于寻求所失之本心”出自《孟子·告子上》，原文是“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这一观点后为陆九渊所继承，并与王阳明所提“心即理”相吻合，因此王阳明十分赞同蔡希渊所言。由于心是气之精妙所在，因此“心即理”也容易被理解成“气即理”。不过，“气即理”并不同于程、朱所提倡的“理气二元”论的观点。乍一看去，似乎王阳明也以二元角度阐述理与气，但他并不赞同程朱之说。

王阳明认为，理与气应为一体，所谓“二元”“一元”之说不过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然而，就功夫（过程）论而言，王阳明并不赞同将“气”与“理”混为一谈。他认为，只有不断地刻苦钻研，才可使“气”最终归于“理”。总之，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王阳明主张“理气一元”论；从功夫论的角度来看，王阳明则主张将“理”“气”加以区分。

那么，王阳明的观点与朱熹提出的“本体功夫二元”论的观点是否相同呢？实则不然，王阳明认为“功夫”应以“心即理”为基础，只有理解了“心即理”，才能求得本体。即使某些人对“心即理”的理解并不充分，但他们的学术思想也远胜过对此一无所知的人。

此时，王阳明所倡导的“本体功夫一体”论（本体即功夫，功夫即本体）尚不完善，直至晚年，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后，此学说才得以完善。在此信中，王阳明第一次确立了“本体即功夫”的思想观点，这完全不同于朱熹所提出的“本体功夫二元”论（从功夫中求得本体）。可以说，心学的主旨即是“心即理”及“知行合一”说。

到滁州上任

正德八年（1513）十月二十二日，王阳明前往南京西北部的滁州（今安徽省东部）上任，此时他四十二岁。

北宋文豪欧阳修在三十九岁时因遭反改革派以不实之词弹劾，于庆历五年（1045）被降职为滁州知府。滁州位于滁水以北，此地交通虽不发达，但风景极佳，为江淮胜地。谪居之时，欧阳修自封“醉翁”，家喻户晓的《醉翁亭记》就作于此地，苏轼曾为此文题跋。后来，此文又被刻于石碑之上，成为当时文人雅士最爱背诵的名篇之一。

据《朱子语录》记载，欧阳修曾写了几十个字来描绘滁州的明山秀水，但他觉得未尽其意，于是经推敲后仅以“环滁皆山也”来概括其貌。当时，欧阳修经常携幕僚、下属同游滁州名山，并即景作诗联句。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曾这样描述山中美景，琅玡幽谷有鸣泉飞瀑，其音恰如行走时腰间玉佩的叮当之声，甚为动听。十年后，太常博士沈遵特来滁州聆听此泉音，并作琴曲《醉翁吟》。可以说，滁州借助欧阳修的名气才得以名扬天下。

安徽滁州琅玡山让泉。滁州时期是王阳明后半生中难得的悠闲自在时光。职务清闲，门人弟子相伴，或坐而论道，或出而游学于让泉、龙潭等地。月朗星稀之夜，环坐龙潭而歌咏，这样的讲学方式多么令人向往。

王阳明去滁州赴任时途经丹阳（今属江苏省），当时多位道家名士都居于此地，汤云谷就是其中一位。弘治十五年（1502）时，王阳明曾于旅途中拜会过汤云谷，并向其请教神仙之术。此后，汤云谷入朝为官，担任给事中一职，负责向天子谏言。由于他为人正直，不为奸佞所容，最终辞官归隐。后来，王阳明也遭人陷害，被流放龙场。王阳明与汤云谷重逢之时，汤云谷已辞官三年有余，当时已年近七旬。次年，王阳明特意作序为汤云谷贺寿。

滁州虽然偏僻，却不乏名胜之所。由于太仆寺少卿一职较为清闲，王阳明经常与弟子同游于琅玡、让泉、龙潭等地。初到滁州之时，王阳明身边仅有两三名弟子陪伴。不久之后，其他弟子闻讯，从各地云集至此。

据《年谱》记载，自滁州讲学开始，王阳明身边的弟子就逐渐增多，其声望也越来越大。当时，王阳明的旧友湛甘泉特意到访滁州，向王阳明请教道教、佛教方面的问题。

在滁州任职期间，王阳明的生活十分清闲自在，心情也很惬意、安适。他尽情地享受着如同隐士一般的逍遥生活。《梧桐江用韵》（《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就很好地表现出王阳明的此种心境：

凤鸟久不至，梧桐生高冈。我来竟日坐，清阴洒衣裳。援琴俯流水，调短意苦长。遗音满空谷，随风递悠扬。人生贵自得，外慕非所臧。颜子岂忘世，仲尼固遑遑。已矣复何事，吾道归沧浪。

诗中提到，孔子的弟子颜渊虽身居陋巷，却未忘尘世。孔子以天下为己任而周游各地，却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当年，屈原在沧浪河边巧遇渔父，渔父对他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王阳明欲借此典故，表达归隐的愿望。

其实，王阳明并非真的想做一个不问世事的隐者。他所向往的，是能在闲时偶尔享受一下这种身居幽境、闲散自在的生活。通过《林间睡起》（《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对于这种过于闲散的生活也怀有些许不安：

林间尽日扫花眠，只是官闲愧俸钱。

门径不妨春草合，齐居长对晚山妍。

每疑方朔非真隐，始信扬雄误《太玄》。混世亦能随地得，野情终是爱邱园。

诗中提到，东方朔因直谏汉武帝而被贬至金马门（汉武帝时宦官的署门）任职，他并未因此归隐山林，而是随即走马上任。东方朔曾说过，“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可见，东方朔认为“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林”。

同样是西汉人的扬雄，在汉成帝时代为官。他曾仿《论语》而著《法言》，仿《周易》而著《太玄》，被当时人称为大儒。但是，他所作《太玄》因有趋炎附势之嫌，而致使《周易》之理未能深明于天下。因此，王阳明说“扬雄误《太玄》”。

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非常赞赏东方朔的真隐士风格，不屑于扬雄那种阿谀奉承的行为。该诗的最后两句说明，王阳明因身处浊世而备感大自然的亲切、美好，提到“归隐”也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这种热爱之情。

另外，王阳明与弟子还结伴游览了南京郊外的龙盘山（龙蟠山）、滁州西南部的琅玡山。对此，《年谱》中写到，王阳明每日与弟子游学于琅玡、让泉等地。每逢月朗星稀之夜，数百名弟子环坐龙潭而歌咏，歌声响彻山谷。由此可知，此时王阳明身边弟子甚多。在游学途中，王阳明随时随地为弟子答疑解惑。《夜坐龙潭》（《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就很好地描绘出了这种情景：

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草露不辞芒履湿，松风偏与葛衣轻。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南江北无限情。

诗中提到的“猗兰”为兰花的一种，在此比喻君子。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时虽被各国诸侯奉为上宾，却始终不受重用。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的途中，偶见山谷中兰花绽放，其香气沁人心脾。见此景致，孔子不禁停下脚步，抚琴唱道：“夫兰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此曲即为《猗兰操》。孔子以兰花比喻贤者，他在歌中赞扬了贤者的高雅品格，同时也表现出贤者（孔子自己）不为世人所容的无奈。

通过《夜坐龙潭》一诗，我们能更深刻地体会到王阳明对于自然风光的依恋之情。游学琅玡山时，王阳明作《山中示诸生》五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其中第一首揭示出了心学的宗旨：

其一

路绝春山久废寻，野人扶病强登临。同游仙侣须乘兴，共探花源莫厌深。鸣鸟游丝俱自得，闲云流水亦何心？从前却恨牵文句，展转支离叹陆沉！

王阳明认为，自然环境不仅有益于自悟，也有益于领悟圣人的思想，因此说“从前却恨牵文句”。然而，诸如朱熹之类的学者只知研读经典，醉心于遣词造句，却忽略了自身思想体系的完善与丰富，这样只会与经典失之交臂。

其二

滁流亦沂水，童冠得几人？莫负咏归兴，溪山正暮春。

其三

桃源在何许，西峰最深处。

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

第二首诗作于游学滁水之时。诗中提到一个典故，当年孔子的弟子曾点曾说过，自己平生志向不过是在暮春时节，携五六个好友、六七个童子于沂水边沐浴、纳凉。孔子对此颇为赞赏。诗中，王阳明将滁水比喻为沂水，借此衬托自己超脱的心境。

第三首诗作于西峰山深处。最后两句的意思是，不用寻问渔翁，自己即可探访到桃花源之所在。在此，王阳明借用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阐述了心学宗旨即“心即理”的哲学思想。

其四

池上偶然到，红花间白花。

小亭闲可坐，不必问谁家。

其五

溪边坐流水，水流心共闲。

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北宋文豪苏东坡极为推崇唐朝王维的诗作，赞其为“诗中有画”，而上述两首诗恰有王维风格。在此，以王维的《鹿柴》（“柴”指为养鹿而建的木栅栏）为例加以佐证。（《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另外，王阳明游学于琅玡山之时，曾作《琅玡山中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其中第一首中写道：“‘六经’散地莫收拾，丛棘被道谁刊删？已矣驱驰二三子，凤图不出吾将还。”在此，王阳明慨叹圣人之道日益荒废，而圣贤之士难以寻觅，同时也表达出想解甲归田之意。在第三首诗中，王阳明写道：“尘踪正自韬笼在，一宿云房尚未能。”此句表达了王阳明对尘世束缚的厌倦，对自由、惬意生活的向往。

王阳明在滁州为官期间，每逢子弟返乡，他都写诗相赠，以表师徒厚谊。其中，《赠熊彰归》一诗中写道：“千年绝学蒙尘土，何处澄江无月明？”王阳明在感叹圣人之学已绝迹千年的同时，借用澄江明月来阐明自己的哲学思想，启发弟子要深刻领悟“心即理”的真谛。该诗最后一句“为问山田待耦耕”，王阳明以《论语·微子篇》中两位隐士长沮和桀溺躬耕农田的故事为例，表达了自己想要归隐的愿望。他嘱托弟子先备好农田农具，以待他日后前往。不过，关于熊彰其人，史料并无记载。

另外，弟子刘易仲返回辰州之时，王阳明也以诗相赠，题为《别易仲》（《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其序记载，“辰州刘易仲从予滁阳，一日问：‘道可言乎？’予曰：‘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尔要知我苦，还须你自吃。’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辞归，别以诗”。其中“哑子吃苦瓜”是出自《碧岩录》的禅语，王阳明借此强调个体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并不能取代自身悟道的过程。因此，《别易仲》中有两句是“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群暗”。

其间，弟子刘观时曾就《中庸》中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一句向王阳明求教，王阳明同样以“哑子吃苦瓜”为例作答。（《传习录》上卷）当时，徐爱深谙老师用意，随即补充道，只有亲身悟道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才有利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在场弟子们听完后皆如醍醐灌顶。

朱守中早年就拜王阳明为师，此次又专程赶到滁州求学。在他返乡之际，王阳明特作《送守中至龙盘山中》（《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相赠，以酬师徒厚谊。诗中写道：“何年稳闭阳明洞，榾柮山炉煮石羹。”意思是：“不知何时能重回故乡会稽山的阳明洞，用山木烧炉来烹饪神仙食用之物。”王阳明借此表达了想要早日返乡，专注于圣学研究的愿望。

当年，王阳明被贬龙场之时，冀元亨特意从辰州赶来拜王阳明为师，此次又随王阳明来到滁州。在他将要返乡之际，王阳明作《送惟乾》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相赠。在诗中，王阳明先忆起与冀元亨多年的交往之情，接着又畅想了弟子归途的景致。其中，“本来无物若为酬”一句既表达了对弟子远来求学的感动，又流露出自谦之意。

正德二年（1507），蔡希渊于京城拜王阳明为师，正德八年冬，蔡希渊进京参加科考途经滁州时，特来拜访王阳明。在此期间，他为王阳明的思想所折服，随即决定放弃考试，从学于王阳明直到第二年。

王阳明与蔡希渊同游琅玡山时曾多次论道，正因如此，蔡希渊最终得以领悟圣人之道。在爱徒即将离去之时，王阳明特作《送蔡希渊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相赠。在第一首诗中，王阳明将蔡希渊比作严冬的孤雁，赞扬了他不流于世俗的高尚人格。同时，该诗还描写了师徒二人游学山中的情景，以及论道、悟道的种种乐趣。

其一

风雪蔽旷野，百鸟冻不翻。

孤鸿亦何事，叫叫溯寒云。

岂伊稻粱计，独往求其群。

之子眇万钟，就我滁水滨。

野寺同游请，春山共攀缘。

鸟鸣幽谷曙，伐木西涧曛。

清夜湛玄思，晴窗玩奇文。

寂景赏新悟，微言欣有闻。

寥寥绝代下，此意冀可论。

此外，王阳明还在第二首诗中表现了对蔡希渊重返会稽的羡慕，同时感叹自己虽慕圣学却不得不为官职所累，过这种流于世俗的生活。其中“倘入阳明峰，为寻旧栖处”一句充分表现出王阳明对故乡山水的向往与思念。

在第三首诗中，王阳明写道：“悟后‘六经’无一字，静余孤月湛虚明。”“六经”不过是领悟圣人之道的手段而已，当你悟道后，思想就会变得清晰明了，恰如清静、皎洁的月光一样。晚年时，王阳明将“良知”比作明月，想必原因也在于此。不过，王阳明此时还未将良知作为自己的学术宗旨。

王阳明于滁州讲学之时，提倡“静坐悟入”，就是在静坐的过程中悟道，因此，他在诗中强调“静余孤月湛虚明”。对这一问题，有弟子曾提出疑问，王阳明这样答道：在滁州讲学之时，诸生仅注重理论上的争辩，如此并不利于自身悟道。于是，我教他们通过静坐来悟道。刚开始时，弟子们未有大的改变。不过，随着静坐时间的延长，他们都变得喜静不喜动，有人已达到物我两忘之境，也有人能发出惊世之言。只有如此，我才会为其讲说“致良知”。

王阳明自龙场返回辰州讲学之时，就倡导“静坐悟入”。在滁州时，他依然将其作为主要的教学方式。不过，当王阳明发现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弊端之后，就决定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王阳明离开滁州后，曾多次向弟子提起“致良知”。不过，直到晚年，他才正式将“致良知”作为自己的教学宗旨。

此外，弟子孟源（字伯生，滁州人）也曾就“静坐”问题求教王阳明。

孟源问道：“静坐中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

王阳明答曰：“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

正德九年（1514），四十三岁的王阳明调任南京，并滞留一年之久。当时，孟源特地赶到南京向王阳明求教。临别之时，王阳明受托在书轴上留言（《王文成公全书》卷八）。在该文中，王阳明对“静坐悟入”进行了反思：

圣贤之学，坦如大路，但知所从入，苟循循而进，各随分量，皆有所至。后学厌常喜异，往往时入断蹊曲径，用力愈劳，去道愈远。

向在滁阳论学，亦惩末俗卑污，未免专就高明一路开导引接。……其间亦多兴起感发之士，一时趋向，皆有可喜。近来又复渐流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

孟源伯生复来金陵请益，察其意向，不为无进，而说谈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归而告之以此。遂使归告同志，务相勉于平实简易之道，庶无负相期云耳。

弟子郑伯兴（湖南省鹿门山人）返乡之时，王阳明作诗《郑伯兴谢病还鹿门雪夜过别赋赠三首》相赠（《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第一首诗中的“圣路塞已久，千载无复寻。岂无群儒迹，蹊径榛茆深。浚流须寻源，积土成高岑”之句与陆九渊所云“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有异曲同工之妙（《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九《诗三》）。由此可知，陆、王心学乃一脉相承。在第二首诗的开头，王阳明写道：“浚流须有源，植木须有根。根源未浚植，枝派宁先蕃？”这是在为弟子讲解“培根”说的主旨。

弟子王嘉秀、萧琦返乡时，王阳明同样写诗相赠（《门人王嘉秀实夫、萧琦子玉告归，书此见别意，兼寄声辰阳诸贤》，《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王嘉秀，字实夫，湖南省沅陵人，爱好佛教、道教的养生说，画技过人。萧琦，字子玉，爱好禅理，其他生平不详。《传习录》上卷中曾提到过一个名为“萧惠”的人，此人也爱好佛道。有书将萧惠写作“萧蕙”。日本学者佐藤一斋根据毛奇龄先生所著《王文成传本》一书推测，萧惠为雩都人，生平不详。至于萧琦与萧惠是否为同一人，至今仍无定论。

由题目可知，该诗不仅写给王、萧二人，也是写给王阳明在辰州的弟子的，因为有些人将王阳明所教“静坐悟入”错误地理解成“坐禅入定”。在诗中，王阳明指出了儒学与佛教、道教之间的区别，强调儒学应以简练、平实为本，要通过实践磨炼来悟道。

门人王嘉秀实夫、萧琦子玉告归，书此见别意，兼寄声辰阳诸贤

王生兼养生，萧生颇慕禅。迢迢数千里，拜我滁山前。吾道既匪佛，吾学亦匪仙。坦然由简易，日用匪深玄。始闻半疑信，既乃心豁然。譬彼土中镜，暗暗光内全。外但去昏翳，精明烛媸妍。世学如剪彩，妆缀事蔓延。宛宛具枝叶，生理终无缘。所以君子学，布种培根原。萌芽渐舒发，畅茂皆由天。秋风动归思，共鼓湘江船。湘中富英彦，往往多及门。临歧缀斯语，因之寄拳拳。

之前，王阳明曾为徐爱讲述过“培根”说的必要性，在此诗中，王阳明再次强调了事物内在、本原的重要性，对多数儒者重视外在、枝叶问题的做法提出了批判。

批评王嘉秀，开导王纯甫

王阳明与弟子王嘉秀曾就佛教、道教问题展开问答，《传习录》上卷对此有所记载。据推测，这次问答就发生在王阳明任职滁州期间，其内容可作为王阳明对佛、道批判的论据。

尽管王阳明在诗句中常用仙境借喻圣学之境，但他自转投圣学后从未将成圣的希望寄托于佛、道之上。王阳明与王嘉秀的以下问答，就揭示了这一点。

王嘉秀问：“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极至，亦是见得圣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

“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贡，有由传奉，一般做到大官，毕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诬也。

“后世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为记诵、辞章、功利、训诂，亦卒不免为异端。是四家者终身劳苦，于身心无分毫益。视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

“今学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泯。不然，则此之所学，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难乎？鄙见如此，先生以为何如？”

先生曰：“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智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智岂可不谓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

自古以来，关于儒学与佛教、道教之间关系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到了宋朝，这种争论更加激烈。学者们从形而上与形而下、本体与作用、上达与下学、格物的有无、人伦的肯定与否定等角度来展开讨论。在此不予详述。

王嘉秀认为，圣学的终极目的是儒、道、佛三者的统一。佛、道二教为圣学的上半部，即形而上的部分。对此，儒学也表示认同。与其不同的是，佛、道二教没有圣学的下半部，即形而下的部分。如此一来，后世儒者多忘记了圣学的上半部，而执着于下半部，即训诂、辞章、记诵、功利之学，以致陷入误区。王嘉秀认为，此类儒者还不及佛教、道教弟子清心寡欲、超脱凡尘。因此，他对佛、道二教持肯定态度。

王阳明指出，将圣学分为上、下两部分的观点过于偏狭，易使人陷入误区。他认为，下半部即上半部，形而下即形而上。宋代理学家程颢曾说：“形而上者存于洒扫应对之间。”可见，王阳明继承了程颢的思想观点。

对于儒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王阳明在晚年时给出了结论。他认为，儒学承认形而下即形而上，佛、道二教只承认形而上，因此儒学涵盖了佛、道二教。

王嘉秀求学于滁州之时，王阳明受托在其书轴上留言（《王文成公全书》卷八《书王嘉秀请益卷》）。王阳明在该文中阐述了“万物一体之仁”“自省”的必要性及“君子之学，为己之学”等观点。其中一句写道：“呜呼！自以为有志圣人之学，乃堕于末世佛、老邪僻之见而弗觉，亦可哀也夫！”这是对弟子的严厉告诫。

弟子萧惠也好佛、道，王阳明也告诫过他。对此，《传习录》上卷中有记载：“吾亦自幼笃志二氏（佛、老），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

闻此，萧惠又向王阳明请教佛、老二氏之妙。王阳明道：“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

萧惠很惭愧，随即改问圣人之学，王阳明道：“汝今只是了人事问，待汝办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来与汝说。”萧惠又再三追问，王阳明道：“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

另外，萧惠还就生死之道求教于王阳明。对此，王阳明认为，“知昼夜，即知死生”“知昼则知夜”（《传习录》上卷）。孔子曾说过“知生即知死”，王阳明正是从这个角度来阐述生死的。

据王阳明的好友湛甘泉所写《阳明先生墓志铭》一文记载，湛甘泉从安南回乡之际，曾在滁州拜访过王阳明。二人彻夜讨论了儒与佛、道的关系问题，其间多次谈到佛、道之弊端。

王阳明在京师尚未返乡之时，曾写信给弟子王纯甫，其中谈到了“气质变化”的重要性。然而，王纯甫仍执着于旧有的思维模式。对此，王阳明十分忧心，后来又多次从余姚和滁州写信给王纯甫，其言辞恳切、语气真诚，令人敬服不已。

王阳明在写给王纯甫的信中，进一步揭示出心学与朱子学的不同。正德八年（1513），王阳明在家乡时曾写信回答弟子的问题（《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信的开头写道：“纯甫所问，辞则谦下，而语意之间，实自以为是矣。夫既自以为是，则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无所入也……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为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复备举其说以告纯甫。”

这封信的主旨便是阐述“明善”与“诚身”的关系。王阳明在信中指出，王纯甫长期受朱子学毒害，习惯将“知”与“行”分开讨论，而心学所倡导的正是知行合一。

王纯甫在信中问道：“学以明善诚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谓之善？原从何处得来？今在何处？其明之之功当何如？入头当何如？与诚身有先后次第否？诚是诚个甚的？”

王阳明感到，王纯甫近年虽努力研读心学，但并未深悟圣学之真意。朱子学提倡，万事万物皆各有至善，须于万物中求得至善，始为明善。

王纯甫正是受此观点影响而对心学产生怀疑。对此，王阳明答道：

夫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实皆吾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吾心之处事物，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处物为义，是吾心之得其宜也，义非在外可袭而取也。

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个至善，是离而二之也。伊川（程颐）所云“才明彼即晓此”，是犹谓之二。性无彼此，理无彼此，善无彼此也。

纯甫所谓“明之之功当何如？入头处当何如？与诚身有先后次第否？诚是诚个甚的？”且纯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诚身又有诚身之功也。若区区之意，则以明善为诚身之功也。夫诚者，无妄之谓。诚身之诚，则欲其无妄之谓。诚之之功，则明善是也。

此外，王阳明赴任滁州之后，也曾写信给王纯甫（《王文成公全书》卷四）。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了解到王纯甫在王阳明的开导下，思想认识有极大提高，学业也有所精进。对此，王阳明备感欣慰，同时也反思了自己的教育方式：“屡得汪叔宪书，又两得纯甫书，备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又见与曰仁书，贬损益至，三复赧然。夫趋向同而论学或异，不害其为同也；论学同而趋向或异，不害其为异也。不能积诚反躬而徒腾口说，此仆往年之罪，纯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区区，临楮倾念无已。”

离开滁州

正德九年（1514）四月二十一日，王阳明被任命为南京鸿胪寺卿。二十五日，他离开滁州赶往南京赴任（《王文成公全书》卷九《给由疏》）。鸿胪寺是接待外国使臣的部门，寺卿相当于部门长官。据《年谱》记载，王阳明是在五月到南京上任的。

由《夜坐龙潭》一诗可知，王阳明游学于滁州之时，有众多弟子陪伴左右。为便于更好地开展讲学，王阳明常与弟子们一同吃住。有时，王阳明与弟子会因见解不同而激烈争论，但是双方并不会因此而疏远，反而更加亲密。

宋代的道学先生只注重书院式的教育，王阳明则更加重视书本与实践相结合。当年，孔子也是在周游列国的同时对弟子进行教育的。如此看来，王阳明的教学方式与孔子相同。这种教学方式既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潜能。

王阳明启程时，弟子们难舍恩师，他们将王阳明一直送到滁州东南部的乌衣后，仍不肯离去。王阳明也同样不愿离开弟子，不断与弟子互道珍重。直至日暮时分，双方仍不愿挥手告别。随即，王阳明作《滁阳（滁州）别诸友》（《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首。该诗既表现出对弟子的难舍之情，又流露出对今后生活的信心。

王阳明在该诗的序言中写道：“滁阳诸友从游，送予至乌衣，不能别。及暮，王性甫汝德诸友送至江浦（滁州附近的县城），必留居，俟予渡江。因书此促之归，并寄诸贤，庶几共进此学，以慰离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复来滁州。

相思若潮水，来往何时休？

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见泉水，随处无弗得；

何必驱驰为？千里远相即。

君不见尧羹与舜墙，又不见孔与跖对面不相识？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门转盼成路人。

诗中，王阳明用扬子江潮来形容对弟子们的思念，足见师徒情深。他虽然不忍与弟子分离，却又不能违抗圣命。只有不断地寻求明德，才是慰藉思念之情的最好方法。事实上，明德存在于任何地方，并不需要四处奔波寻找。天道即人们固有的明德。舜帝对尧帝非常敬慕，是因为他深知尧之心，任何物品（祭祀的羹汤、倚坐的竹墙）都可以让舜想起尧的音容笑貌，进而回想起尧高贵的品格。

王阳明认为，自己与弟子就像尧舜一样，彼此心意相通，即使相隔千里，仍然心心相系。反之，就像孔子与盗跖，对面而坐仍好似远隔重洋。店主招待客人时百般热情，可一旦客人离去后，他们就变成陌路人，其原因就在于彼此心意不通。王阳明坚信，自己与弟子心思契合，这份深厚的情感绝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变。

这首诗深切地道出了“海涛千里心相通”之意，堪称送别诗中的名篇。

(1) 南京太仆寺掌管南直隶马政，少卿为副官员。

(2) 位于今江西省赣县。

(3) 今浙江绍兴。

(4) 杨朱：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提倡利己主义、享乐主义。

(5) 今宁波市鄞州区。

(6) 今宁波市奉化区。

(7) 王纯甫（1487—1547）：名道，字纯甫，号顺渠，山东省武城人。正德六年进士，初学王阳明，后师事湛甘泉。

(8) 汪景颜：名渊，字景颜，江西省上饶人。正德六年进士，曾任沂水知县，后擢监察御史。

(9) 鄞江：明时设有宁波办事衙门，日本使臣皆在此地登陆。

(10) 日本山田地区掌管祭祀之官。

(11) 驲：古代驿站专用的车，后亦指驿马，在此借喻了庵居处宁波安远嘉宾堂。

(12) 黄梅：黄梅山，此山多见梅花。五祖弘忍大师迁居蕲州黄梅县，并于黄梅山建东山寺教化四方。

(13) 无相：为四大皆空之意。

(14)《延宝传灯录》：此书是日本临济宗僧师蛮（1626—1710）花费三十余年心血所完成的禅宗史。

第十三章

南京讲学

门人故交齐聚学

王阳明到南京赴任之时，恰逢弟子徐爱也到南京上任。随后，很多故交也闻讯从滁州赶到南京。据《年谱》记载，其中包括黄宗明、薛侃、马明衡、陆澄、季本、许相卿、王激、诸偁、林达、张寰、唐愈贤、饶文壁、刘观时、郑骝、周积、郭庆、栾惠、刘晓、何鳌、陈杰、杨杓、白说、彭一之、朱篪等。他们每日陪伴在王阳明身边，切磋学问、交流心得，学术氛围十分浓厚。

其间，有人对王阳明讲，很多滁州弟子喜欢高谈阔论，有违先生教诲。

王阳明道：“吾年来欲惩戒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年谱》）因此，王阳明在南京讲学时，更注重提高弟子的自省能力，即省察克治。

“门人季本、薛侃、黄宗明、马明衡、周积、陆澄、刘晓、郭庆、栾惠等，讲学日众。”—— 《王阳明先生图谱》

其实，王阳明在滁州时就提倡学以致用。如前所述，王阳明在受王嘉秀所托而写的《书王嘉秀请益卷》（《王文成公全书》卷八）中提到，君子之学为“为己之学”，正因为“为己”才要“克己”，只有“克己”才能达到忘我之境。然而，世间学者多将“为己”理解成恣意妄为之意，以致行事不端、有悖伦常。此外，王阳明在写给王纯甫、蔡希渊的信中，也论述了“克己”的重要性。我们从滁州时期的诗文中，也能看到王阳明对“克己”问题的阐述。

王阳明曾写信给滁州诸生，向他们阐述了省察克治的必要性，其言辞颇为严厉（《与滁阳诸生书并问答语》，《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或患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阳明子曰：‘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静专，无纷杂之念；《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王阳明告诫弟子，不要一味追求虚幻之物，而应经常进行自我反省。

钱德洪在该文的跋文中提到，王阳明于滁州、南京讲学之时，倡导“高明一路”（清高、圣明之道）。对此，钱德洪深感忧虑，担心这样会误入佛教（老庄）的空（虚无）之境。因此，王阳明在赣州讲学时，着力提倡在实践中省察克治，即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如何“存天理、去私欲”。赣州位于江西省，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王阳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视赣州。

在南京、赣州讲学时期，王阳明极为重视并阐述了省察克治的实际用处。因此，王阳明反对朱子学的以外知为事的观点，并批判其虚静倾向，而主张省察克治。

陆澄在南京时曾拜王阳明为师，此人极爱静坐冥思，并曾就此问题求教于王阳明。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

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认为，《中庸》所谓“未发之中”并非“心静”之意，只有时刻不忘去私欲、存天理，才能真正达到心静，这与个体的静、动之态无关。所谓“未发之中”即指天理，因为天理是公正的、无所偏倚的。

王阳明所说的私欲，不仅指名利色欲，也包括所有的私心杂念。他认为，名利色欲正是产生私心杂念的根源。（《传习录》上卷）

自南京讲学以来，王阳明尤为提倡实践的作用。

正德十年（1515），学者方鹏（字子凤，又字时举，号矫亭，正德三年进士，江苏昆山人）以“矫亭”取代“我亭”之号，并就此向王阳明求教，王阳明作《矫亭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答之：“君子之论学也，不曰‘矫’而曰‘克’。克以胜其私，私胜而理复，无过不及矣。矫犹未免于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己则矫不必言。”

此外，王阳明对亲属也阐述过省察克治的必要性。王克彰是王阳明的族叔，同时也是王阳明的弟子。王阳明在致王克彰的信中写道：“自俗儒之说行，学者惟事口耳讲习，不复知有反身克己之道。”（《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

朱熹认为，克己先要弄清何为天理、何为私欲。就像诚意与究理的关系一样，只有尽知其理，才能深诚其意。否则，“诚”会陷于孤陋浅薄，最终与“理”背道而驰。对此，王阳明持不同意见。

王阳明认为：“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功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时，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尽知。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方愁不能尽知，亦未迟在。”（《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认为，克己才能知天理，而天理就存于心中。心即理，只有真正认识自我，才能知天理。《中庸》提到的“中和”也由克己而来，因为喜怒哀乐的本体自是中和的。当本体附着其他意念时就会失去中和，便是私。

当时，很多学者将格物致知局限于口舌之论，忽视了个体对天理的认知与维系。对于这种现状，王阳明十分担忧，于是他在南京讲学之际，极力倡导省察克治。王阳明指出：“今为吾所谓格物之学者，尚多流于口耳。况为口耳之学者，能反于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着不循，讲人欲来顿放着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后世之学，其极至，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的功夫。”（《传习录》上卷）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在宋代，也有儒者阐述过省察克治，由于他们的认识水平远未达到王阳明所说的“心即理”的高度，所以他们无法认识到个体领悟才是省察克治之根本道理。王阳明以心学为本，他对省察克治的阐述较前人要透彻得多。他提倡心即理，认为个体自身既可知天理，又可存天理。由此，王阳明将克己理解为“扫除廓清”，即将私欲杂念尽皆清除。对此，王阳明做如下论述：“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并非一味排斥通过静坐来悟道，他认为很多初学者会有心猿意马、心不在焉的情况，静坐有利于他们凝神静气、专心向学。然而，一味静坐会让人变得漠然守静、心如枯槁，逐步陷入佛教、老庄之学的虚无之境，因此必须提倡省察克治。王阳明认为，省察克治与主体动静无关，要随时随地、坚决彻底地执行。只有经常自省，才有助于私心杂念的去除，这一点不容忽视。“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传习录》上卷）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赶往江西、广东两省平定反贼。途中，他曾写信给弟子杨仕德、薛侃，其中写道：“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某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王文成公全书》卷四）

其中“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堪称名句，多为后人称道。据说，日本学者大盐中斋先生曾将这句话刻在印章上，时刻提醒自己。

由上可知，王阳明在克己之道上颇为用心。有些学者丝毫不知扫清私欲，只知将良知付诸口舌，自以为这样就一了百了。这些人应该铭记王阳明的这句名言以自省。

王阳明十分注重扫除私欲的彻底性，他认为一丝一毫的杂念都会引来恶果。如此鲜明的立场，胜于宋儒数倍。程颢在《秋日偶成》一诗中写道：“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只有彻底去除私欲，才称得上“豪雄”。日本幕府末期的心学家池田草庵也曾说过，“惟克服私欲者，方为英雄豪杰”。

一定要在事上磨炼

王阳明认为，克己之功不可间断，克己与本体所处的动静状态无关。一味求静，反而更容易潜藏私欲。因此，王阳明提倡于动时克己。

王阳明与弟子陆澄曾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传习录》上卷对此有记载。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王阳明所谓的“事上磨炼”，就是通过具体事情来实现克治之功，这要优于一味静心修养。

王阳明曾以弟子陆澄的真实经历为例，来阐述事上磨炼的重要性。陆澄在鸿胪寺小住期间，某日突然收到家信，得知儿子病重。闻此，陆澄心急如焚。王阳明见此便向其阐述事上磨炼的必要性。

王阳明道：“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传习录》上卷）

此外，王阳明还举例道：“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王阳明认为，“事上磨炼”并非完全否定静坐、静心之效用，他只是担心一味静心会陷入虚无缥缈之境，不利于修身。王阳明与弟子陈九川的问答正揭示了这一点。

又问：“用功收心时，有声有色在前，如常闻见，恐不是专一。”

曰：“如何欲不闻见？除是槁木死灰，耳聋目盲则可。只是虽闻见而不流去便是。”

曰：“昔有人静坐，其子隔壁读书，不知其勤惰，程子称其甚敬。何如？”

曰：“伊川恐亦是讥他。”

又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

先生曰：“此格物之说未透。心何尝有内外？即如惟浚，今在此讲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这听讲说时专敬，即是那静坐时心，功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传习录》下卷）

王阳明受命平定横水、桶冈、三浰反贼之际，曾深切感受到在行事中进行省察克治的重要性。因此，在正德十一年至正德十三年期间，王阳明讲学的重点即为事上磨炼。

王阳明主张，省察克治之功应为动时之功，即通过具体事件来实现。就禅宗而言，此为临济禅。与此相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儒者提倡的“静坐论”就相当于禅宗的曹洞禅。

宋代高僧大慧宗杲及日本的白隐禅师均为临济派僧人。他们认为，于静处悟禅容易，于动处悟禅难。能于动处求得心静者是为真正心静，能于动处悟禅者是为大彻大悟。能真正心静者无关乎本体动静与否，此心静亦非由一味静坐而求得。专注静坐之人自以为悟禅，然此禅多于动时消泯。

总之，两位高僧认为动处悟禅的功效要胜过静处悟禅万倍，这与王阳明所提倡的“行事中进行省察克治”的观点不谋而合。

立诚是根本

自南京讲学以来，王阳明着重论述了省察克治。此外，他的另一个侧重点就是立诚，即诚意功夫。四十二岁返乡省亲之时，王阳明曾写信给黄宗贤，提出立诚乃细致入微的本原功夫，好比执刀于咽喉处，必要格外用心。

在滁州时，王阳明又写信给弟子王天宇，同样向他阐述了诚意之学。王阳明在信中认为，诚意为《大学》的根本功夫，由此出发，他还对朱子的《大学》说进行了批判。而阳明学的特色就是在这种独立于朱子学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一点前文已有述及。

王阳明于南京讲学之时，尤为重视立诚。他认为，若想去私欲、存天理，若想实现省察克治，必须先立诚。唯有立诚才是根本功夫。

当时，王阳明在《赠林典卿(1)归省序》《赠周以善(2)归省序》及《赠郑德夫归省序》中均谈到了立诚的重要性。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特作《修道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对立诚加以详细论述。

同年，薛侃刻印《传习录》。《传习录》中多处提到了立诚的必要性，其中包括诚意与格物致知的关系，诚意与正心的关系，诚意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诚意与明善的关系，诚身与明善的关系等。

文中提到，“诚”不仅为《大学》之根本，也为《中庸》之根本。关于诚意与未发之中及已发之和的关系、诚意与好恶之情的关系、诚意与知行的关系、诚意与敬的关系等，文中都予以详细论述。

王阳明一直极为重视立诚，在他晚年所撰的《大学古本序》《与朱守中》《与席元山》《与顾维贤》《与邹谦之》等文章中，均可看到他对立诚的论述。

此外，从王阳明于嘉靖五年（1526）所撰的《南冈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以及王阳明去世后出版的《传习录》下卷中，我们也可看到相关论述。

王阳明于晚年时将“致良知”作为学术宗旨，“致良知”也成为王阳明讲学的主旨和根本。在此之前，王阳明一直将“诚意”作为为学宗旨、《大学》之根本。王阳明注重实践，提倡知行合一、省察克治，反对朱子学的主观论。因此，他自然会将“诚意”作为《大学》之根本。

此外，王阳明还提出，心学为根本之学（或本原之学），朱子学为枝叶之学。对此，王阳明曾做如下论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认为，后世儒者多未领会格物真意，错将“格物”理解为推究万事万物之理。因此，他着力阐述本原功夫的重要性。所谓“本原功夫”，即通过修身达到“未发之中”的过程。

弟子陆澄质问：“看书不能明，如何？”

对此，王阳明答道：“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倒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提出，体认道心为根本之功夫、本原之功夫，体认道心才能尽知天理。此外，王阳明还以船舵为例来阐述为学之要旨：“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传习录》上卷）

那么，王阳明所说的为学头脑、为学本原究竟指何物呢？这包括存天理、去私欲，体认未发之中，省察克治，等等。其中的关键点就是，促使心体发挥作用。对王阳明而言，心体作用的终极目的即为立诚。诚意为根本之功夫，其他任何功夫皆应出自诚意，如此才有存在的价值。王阳明以树根与枝叶来形容诚意与其他功夫，该比喻极为贴切，由此可知王阳明为何会将“诚意”作为《大学》的主旨。

王阳明的弟子守衡（如前所述，陈荣捷博士将其误认为朱衡）曾向王阳明请教“诚意”。王阳明认为《大学》的主旨即为诚意，诚意之关键即为格物，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要由诚意来实现。此观点准确地揭示了心学的精髓。对此，王阳明补充道，功夫之难点就在于格物致知，格物即诚其意。意若诚，则心自正、身自修。然正心、修身之功夫又各不相同，正心为喜怒哀乐处于未发之时的功夫，修身为喜怒哀乐处于已发之时的功夫。总之，心若正则意“中”，身若修则气“和”。

由上可知，王阳明认为，诚意是贯穿《大学》《中庸》始终的本原功夫。

王阳明提出，诚即心之本体，唯有思诚才能恢复心之本体，因此，也可将“诚”称为本体功夫。所谓本原之学即指有生气、有活力的学问。

王阳明提出的“根本枝叶”论，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本原之学（或学之要旨）的内涵，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阳明心学区别于朱子学之处。对此，徐爱曾向王阳明请教，王阳明作如下回答：

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传习录》上卷）

闻此，徐爱又提出，即便专心于心法，如果理法不通，仍会一无所获，所以，朱熹提倡的“主观”论是否也有可取之处？对此，王阳明答道：

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传习录》上卷）

由上可知，王阳明所说为学之头脑、本原之学就是培养根本之学，简称培根之学。王阳明在提出“致良知”之前，将诚意作为培根之学的主旨。当他提出“致良知”之后，致良知就成为培根之学的主旨。

立志为培根之学

对王阳明而言，立志即为培根之学。弟子陆澄曾就此求教王阳明，王阳明回答道：“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传习录》上卷）

正德十年（1515），王阳明于南京讲学时，恰逢弟子郭庆（字善甫，湖北省黄冈人）返乡，王阳明作《赠郭善甫归省序》相赠（《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在文中，王阳明以农耕播种为例，阐述了立志的重要性，强调立志为学问之根本：

郭子自黄来学，逾年而告归，曰：“庆闻夫子立志之说，亦既知所从事矣。今兹将远去，敢请一言以为夙夜勖。”

阳明子曰：“君子之于学也，犹农夫之于田也，既善其嘉种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时其灌溉，早作而夜思，惶惶惟嘉种之是忧也，而后可望于有秋。

“夫志犹种也，学问思辨而笃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于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继，是五谷之弗熟，弗如荑稗也，吾尝见子之求嘉种矣，然犹惧其或荑稗也，见子之勤耕耨矣，然犹惧其荑稗之弗如也。

“夫农，春种而秋成，时也。由志学而至于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于不惑，去夏而秋矣。已过其时，犹种之未定，不亦大可惧乎？过时之学，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犹或作辍焉，不亦大可哀乎？

“从吾游者众矣，虽开说之多，未有出于立志者。故吾于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别有所说。子亦可以无疑于用力之方矣。”

王阳明认为，立志之于学问，就好比良种之于耕种一样，意义非比寻常。立志的关键是端正态度，然后再通过学习实现自己的志向。如果态度不端正，再怎么学习都是徒劳无功的。当然，态度端正，也要刻苦钻研才能有所收获。

在文章的最后，王阳明将自己讲学的终极目的归结为立志，由此可知阳明心学极为重视立志的深远意义。此外，韩国学者李退溪也说过：“立志以固本，居敬以持志。”朱熹也十分重视立志，他曾说：“人之为事，必先立志以为本，志不立则不能为得事。虽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无主，悠悠终日，亦只是虚言。立志必须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则常存于事物之中，令此敬与事物皆不相违。”

可以看出，朱熹对立志的阐述与王阳明的观点较为接近。不过，王阳明更加明确地指出，立志为学问之根本，而朱熹尚未认识到这一点。

南京鸡鸣寺，王阳明曾与弟子邹守益等人在此讲学。

在南京讲学后期，王阳明曾作《与顾维贤》一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其中提到“今时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故其专求以诚立志。

此外，王阳明在《寄张世文》一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中还提道：“故区区于友朋中，每以立志为说。亦知往往有厌其烦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别有所先。诚以学不立志，如植木无根，生意将无从发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则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也。”

王阳明认为，立志必须包含社会道德层面的远大抱负，不能一味鼓吹个人理想。对此，他曾做如下论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传习录》上卷）

其中“美大圣神”一词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下》，为提升人格之意。浩生请孟子评价一下弟子乐正子之为人，孟子曰：“其人为善人、信人也。”对方又问：“以何谓善、谓信？”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天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那么，诚意与立志究竟有何不同呢？据我所见，二者是同义不同名而已。诚意为主要决定因素，立志为个体的气质表现。自南京讲学开始，王阳明就着力阐述立志的重要性。晚年时，王阳明将“致良知”作为其学术宗旨。他同时也提出，致良知的关键就在于立志。由上可知王阳明对立志的重视程度。

正德九年（1514）秋，王阳明之弟王守文来南京从学于王阳明，次年夏季返乡，临别时王阳明特作《示弟立志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相赠，字里行间尽显骨肉至亲厚意，其言辞恳切，令人动容。同时，该文章也充分揭示出王阳明对于立志的深刻认识。

予弟守文来学，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请次第其语，使得时时观省，且请浅近其辞，则易于通晓也。因书以与之。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

人苟诚有求为圣人之志，则必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务去人欲而存天理，则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则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而凡所谓学问之功者，然后可得而讲，而亦有所不容已矣。

夫所谓正诸先觉者，既以其人为先觉而师之矣，则当专心致志，惟先觉之为听。言有不合，不得弃置，必从而思之；思之不得，又从而辨之，务求了释，不敢辄生疑惑。故《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苟无尊崇笃信之心，则必有轻忽慢易之意。言之而听之不审，犹不听也；听之而思之不慎，犹不思也；是则虽曰师之，犹不师也。

夫所谓考诸古训者，圣贤垂训，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经”“四书”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于此，则其展卷之际，真如饥者之于食，求饱而已；病者之于药，求愈而已；暗者之于灯，求照而已；跛者之于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记诵讲说，以资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岂可易而视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

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正目而视之，无他见也；倾耳而听之，无他闻也。如猫捕鼠，如鸡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而不复知有其他，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功，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或怠心生，责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责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责此志，即不懆；妒心生，责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责此志，即不忿；贪心生，责此志，即不贪；傲心生，责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责此志，即不吝。

盖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之地。故责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潜消也。

自古圣贤因时立教，虽若不同，其用功大指无或少异。《书》谓“惟精惟一”，《易》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孔子谓“格致诚正，博文约礼”，曾子谓“忠恕”，子思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孟子谓“集义养气，求其放心”，虽若人自为说，有不可强同者，而求其要领归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说也。

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说，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说而合精一，则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说而合敬义，则字字句句皆敬义之功。其诸“格致”“博约”“忠恕”等说，无不吻合。但能实心体之，然后信予言之非妄也。

守文启程之时，王阳明另作五言长诗《守文弟归省携其手歌以别之》（《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以祝福弟弟旅途顺利，同时也叮嘱他应谨言慎行，切勿懈怠学问之事。诗中流露出的殷殷嘱托之意、浓浓手足之情，令人感动不已。

尔来我心喜，尔去我心悲。不为倚门念，吾宁舍尔归？长途正炎暑，尔行慎兴居！凉茗勿频啜，节食但无饥。勿出船旁立，忽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适意时观书。申洪皆冥顽，不足长嗔笞。见人勿多说，慎默真如愚。接人莫轻率，忠信持谦卑。从来为己学，慎独乃其基。纷纷多嗜欲，尔病还尔知。到家良足乐，怡颜报重闱。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归。长者爱尔敬，少者悦尔慈。亲朋称啧啧，羡尔能若兹。信哉学问功，所贵在得师。吾匪崇外饰，欲尔沽名为。望尔日造造，圣贤以为期。九兄及印弟，诵此共勉之！

王阳明为王华长子，是正室郑夫人所生，他下面还有弟妹四人。二弟守文为王华续弦赵氏所出，大弟守俭、三弟守章为妾室杨氏所出。王阳明唯一的妹妹也为赵氏所出，后来嫁给了王阳明的爱徒徐爱。由于王阳明婚后一直无子，守俭、守章也均无子，所以王阳明四十四岁那年，其父便把王阳明堂弟守信之子正宪过继给他，正宪时年八岁。

在王阳明的诸多兄弟中，守文最好学。因此，王阳明为他特作《示弟立志说》一文，向其阐述立志对于学问的重要性。日本江户中期著名阳明学者三轮执斋非常重视这篇文章，特将此文抄录于《标注〈传习录〉》的中卷之后。日本幕府末期心学家吉村秋阳之子吉村斐山更以此文为基础，创作了《入学志殻》一书。

东正堂认为，此篇文章为初学者指明了求学之路，堪称《王文成公全书》中少有的佳作。由于此文专为守文而作，由此可知守文绝非资质平庸之辈。（《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

王阳明倡导“立志”说的终极目的就是成圣，此为学问之根本。若不以此为本，就算学业再精通，也终将一事无成。王阳明认为，成圣之道即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若要达到此目的，首先要求教于先贤，其次要遵从古训。

王阳明也说，立志并非易事，由初学至最终悟道，无不以立志为先。立志无关乎时间、地点，关键要有坚定、专一、恒久的意志力。志若立，则理自明，私欲萌动尽除。因此，我们必须常以立志自省责身。

此外，王阳明也多次向其他子侄阐述立志的必要性。

劝谏武宗迎佛

正德十年（1515）七月，武宗为迎接乌斯藏活佛，专门派遣使节远赴藏地。此举给朝廷上下带来不小震动，众大臣纷纷劝谏皇帝暂停此举，然均未被采纳。当时，全国灾害频发，盗匪猖獗，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见此，王阳明于同年八月写就奏章，打算劝谏武宗切勿迎佛。然而，此举却未成行。唐朝的韩愈也曾上表劝诫皇帝，切勿为迎佛而劳民伤财。后世有人评价，王阳明之表文要胜过韩愈数倍。韩愈为宋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文章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如果仅就史学意义而言，王阳明此文似略显平淡。在文中，王阳明效仿孟子劝诫齐宣王的手法，即在赞誉中巧妙地道出迎佛之举的弊端。该文章论点明确、文采出众，堪称议论文中的典范。

至于王阳明为何没有上疏，目前尚不知晓。他虽然写了草稿，却不特别重视。对此，东正堂做了如下分析：此篇文章作于王阳明四十四岁之时。当时虽已完稿，却终未上呈皇帝。后世之人认为，此文章多效仿孟子劝诫齐王之法。还有人称，此文胜韩愈之表文数倍。愚以为，王阳明之文论点明晰，可与孟子之文比肩，但终不及昌黎之文矣。然当时天下以正时弊者犹多，其迎佛之谏非为第一要务。故先生必于其间深思熟虑，稿虽已成犹未呈上。至嘉靖年间，贤愚之人皆议先生之行事，先生俱不以答。即便门下弟子相问，先生仍不发一言。盖先生经深思熟虑后终未上此疏，必有其深意。

据《明史·西域传》中的相关文献记载，武宗迎佛之事发生在正德十年。

当时，民间盛传乌斯藏乃通晓三世之高僧，被世人誉为活佛。武宗得知后想一睹圣僧尊容，于是命中官刘允乘马前去迎接圣僧。闻此，大臣梁储等人极力反对。然而，武宗一意孤行，派近侍前去赠幢幡。得知皇帝此举，朝野震惊。同时，武宗又准刘允携盐引（又称盐钞，为取盐之凭证）数万，马船近百艘前往，甚至还准许刘允随意处置钱财等物。

此举势必会扰乱市场秩序，助长携带私盐之行，于官于民皆无益处。当时，蜀中贼势稍平，百姓生活极为艰难。为增加财政收入，各级官员只得增加税收。如此，势必又致贼势复发。礼部尚书毛纪、六科给事中邵锡、十三道御史熊兰共同上疏，劝谏皇帝切勿迎佛，然均未被采纳。

最终，刘允前去迎佛。赏赐之物有珠琲（五百珠为一琲）所制幢幡、黄金所制供具及御赐金印。此次迎佛前后达十年之久，花费巨大，国库黄金告罄。

启程之时，刘允携茶、盐数十万担，到达临清时，迎佛船队致使漕运阻塞。由于船队众多，河运不畅，船只首尾相连达二百余里。船队抵达成都后，每日需百石粮食、近百两银钱的蔬菜。就连驿馆也人满为患，附近数十家驿馆均被征用。进贡器具价值二十万两白银，是由工人连夜赶制完成的。

刘允一行在成都住了一年多后，才率领十名将校、千名士兵启程，历经两个月终抵圣僧之地。

然而，活佛却因惧怕被挟持入明而拒绝相见。闻此，众将士怒不可遏，遂以武力相逼。番人于夜间偷袭兵营，抢夺财物，致使两名将校、数百名士兵殒命，伤者近半。刘允乘快马逃跑及时，幸得活命。

众人返回成都后，刘允叮嘱属下切勿谈及遇袭一事。此后，刘允上奏此行经过，得闻武宗驾崩。世宗即位后，召刘允还朝，并将其交于吏部治罪。有关此事，东正堂是这样叙述的：此次迎佛，恰逢宁王遭擒而未被正以典刑之时，佞臣江彬(3)等人乘机蛊惑武宗，再度祸乱朝纲。王阳明见此，无法置身事外，随即决定上疏劝谏。然而，此时亦不同于韩愈写《谏佛骨表》之情形。王阳明未及上表而作罢，必是武宗突然驾崩所致。因此，不应指责王阳明是惧于君臣之礼而未上疏。（《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一《奏疏·公移(4)一》）

以下是王阳明所作《谏迎佛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全文：

臣自七月以来，切见道路流传之言，以为陛下遣使外夷，远迎佛教。群臣纷纷进谏，皆斥而不纳。臣始闻不信，既知其实，然独窃喜幸，以为此乃陛下圣智之开明，善端之萌蘖。群臣之谏，虽亦出于忠爱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从起。是乃为善之端，作圣之本，正当将顺扩充，溯流求原。而乃狃于世儒崇正之说，徒尔纷争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

愚臣之见独异于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诚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恳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务得其实，不但好其末而必务求其本，则尧、舜之圣可至，三代之盛可复矣。岂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请为陛下言其好佛之实。

陛下聪明圣知，昔者青宫（为太子时）固已播传四海，即位以来，偶值多故，未暇讲求五帝、三王神圣之道。虽或时御经筵，儒臣进说，不过日袭故事，就文敷衍。立谈之间，岂能遽有所开发？陛下听之，以为圣贤之道不过如此，则亦有何可乐？故渐移志于骑射之能，纵观于游心之乐。盖亦无所用其聪明，施其才力，而偶托寄于此。陛下聪明，岂固遂安于是，而不知此等皆无益有损之事也哉？驰逐困惫之余，夜气清明之际，固将厌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后又莫有以神圣之道为陛下言者，故遂远思西方佛氏之教，以为其道能使人清心绝欲，求全性命，以出离生死，又能慈悲普爱，济度群生，去其苦恼而跻之快乐。

今灾害日兴，盗贼日炽，财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极。使诚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岂徒息精养气，保全性命？岂徒一身之乐？将天下万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苏息！故遂特降纶音，发币遣使，不惮数万里之遥，不爱数万金之费，不惜数万生灵之困毙，不厌数年往返之迟久，远迎学佛之徒。是盖陛下思欲一洗旧习之非，而幡然于高明光大之业也。陛下试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岂不如此乎？然则圣知之开明，善端之萌蘖者，亦岂过为谀言以佞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诚至，则臣请毋好其名而务得其实，毋好其末而务求其本。陛下诚欲得其实而求其本，则请毋求诸佛而求诸圣人，毋求诸外夷而求诸中国。此又非臣之苟为游说之谈以诳陛下，臣又请得而备言之。

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犹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国而师佛教，是犹以车马渡海，虽使造父为御，王良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车马本致远之具，岂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则技无所施。

陛下若谓佛氏之道虽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脱离一身之生死；虽不可以参赞化育，而时亦可以导群品之嚣顽。就此二说，亦复不过得吾圣人之余绪。陛下不信，则臣请比而论之。臣亦切尝学佛，最所尊信，自谓悟得其蕴奥。后乃窥见圣道之大，始遂弃置其说。臣请毋言其短，言其长者。

夫西方之佛，以释迦为最；中国之圣人，以尧、舜为最。臣请以释迦与尧、舜比而论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释迦者，莫尚于脱离生死，超然独存于世。今佛氏之书具载始末，谓释迦住世说法四十余年，寿八十二岁而没，则其寿亦诚可谓高矣；然舜年百有十岁，尧年一百二十岁，其寿比之释迦则又高也。佛能慈悲施舍，不惜头目脑髓以救人之急难，则其仁爱及物，亦诚可谓至矣，然必苦行于雪山，奔走于道路，而后能有所济。若尧、舜则端拱无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则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则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则黎民于变时雍；极而至于上下草木鸟兽，无不咸若。其仁爱及物，比之释迦则又至也。佛能方便说法，开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杀，去人之贪，绝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诚可谓大矣，然必耳提面诲而后能。若在尧、舜，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诚所运，自然不言而信，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盖“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无方而妙用无体，比之释迦则又大也。若乃诅咒变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极诋，谓之外道邪魔，正与佛道相反者。不应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诋者也。

陛下若以尧、舜既没，必欲求之于彼，则释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谓彼中学佛之徒能传释迦之道，则吾中国之大，顾岂无人能传尧、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试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尧、舜之道者，日日与之推求讲究，乃必有能明神圣之道，致陛下于尧、舜之域者矣。

故臣以为陛下好佛之心诚至，则请毋好其名而务得其实，毋好其末而务求其本；务得其实而求其本，则请毋求诸佛而求诸圣人，毋求诸夷狄而求诸中国者，果非妄为游说之谈以诳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圣人，以求释迦之诚而求诸尧、舜之道，则不必涉数万里之遥，而西方极乐，只在目前；则不必縻数万之费，毙数万之命，历数年之久，而一尘不动，弹指之间，可以立跻圣地；神通妙用，随形随足。此又非臣之缪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讨究其说，则皆凿凿可证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孟轲云“人皆可以为尧、舜”，岂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试以询之大臣，询之群臣。果臣言出于虚缪，则甘受欺妄之戮。

臣不知讳忌，伏见陛下善心之萌，不觉踊跃喜幸，辄进其将顺扩充之说。惟陛下垂察，则宗社幸甚！天下幸甚！万世幸甚！臣不胜祝望恳切殒越之至！专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闻。

在上文中，王阳明将武宗爱好佛教的动机归结为济世救民，但他同时指出，要达成此目的，不能倚靠外邦的佛教，而要仰仗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简而言之，就是舍佛教而尊儒学。王阳明多次将儒学与佛教进行比较，劝谏皇帝要重视儒学。韩愈在《谏佛骨表》中，针对儒、佛之异，华、夷之别做了明确论述，提出了崇儒排佛的观点。王阳明则不同，他考虑到武宗的好佛之心，通过儒、佛之间的对比，提出应该更加重视儒学的观点。

当年，孟子游说齐宣王（《孟子·梁惠王下》）时，使用的就是这种先扬后抑的手法。可以说，王阳明之文深受孟子启发，二者文风一脉相承。齐宣王喜好音乐、喜欢逞勇、爱好钱财，对此，孟子都曾予以劝谏。以下就以孟子劝谏齐宣王好乐之心为例，加以佐证。

庄暴见孟子：“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乎？”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庄子·让王》有云：“道之真以修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为天下。”可见，老庄之学、佛教之道将圣人之道作为吾道之余绪。前文中，王阳明论述儒、佛之别时曾提到，“陛下若谓佛氏之道虽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脱离一身之生死；虽不可以参赞化育，而时亦可以导群品之嚣顽。就此二说，亦复不过得吾圣人之余绪”。由此可知，王阳明将老庄之学、佛教之道作为儒学正道的余绪。

奏请停职休养

如前所述，王阳明于正德九年（1514）五月前往南京赴任。次年四月，王阳明作《自劾乞休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详述自己不堪重任，奏请停职休养。以下为此疏文的概要：

臣由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历任今职，盖叨位窃禄十有六年，中间鳏旷之罪多矣。迩者朝廷举考察之典，拣汰群僚。臣反顾内省，点检其平日，正合摈废之列。虽以阶资稍崇，偶幸漏网，然其不职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陛下。况其气体素弱，近年以来，疾病交攻，非独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窜苟免，臣之所甚耻也；淑慝混淆，使勤惩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惧也。伏惟陛下明烛其罪，以之为显罚，使天下晓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幸免，臣之愿，死且不朽。若从末灭，罢归田里，使得自附于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胜惶恐待罪之至！

然而，此疏并未获准。于是，王阳明于同年八月再上《乞病养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内容如下：

顷者臣以朝廷举行考察，自陈不职之状，席藁待罪，其时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请者，人臣鳏旷废职，自宜摈逐以彰国法，疾非所言矣。陛下宽恩曲成，留使供职，臣虽冥顽，亦宁不知感激自奋！及其壮齿，陈力就列，少效犬马。然臣病侵气弱，力不能从其心。臣自往岁投窜荒夷，往来道路，前后五载。蒙犯瘴雾，魑魅之与游，蛊毒之与处。其时虽未即死，而病势因仍，渐肌入骨，日以深积。后值圣恩汪灭，掩瑕纳垢，复玷清班；收敛精魂，旋回光泽，其实内病潜滋，外强中槁。顷来南都，寒暑失节，病遂大作。

且臣自幼失母，鞠于祖母岑，今年九十有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归为诀。臣之疾痛，抱此苦怀，万无生理。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暂回田里，就医调治，使得目见祖母之终。臣虽殒越下土，永衔犬马帷盖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残喘，复为完人，臣齿未甚衰暮，犹有图效之日。臣不胜恳切愿望之至！

此时，王阳明旧病复发，加之思念祖母，因而再次上疏，请求停职休养。不过，这次上疏仍未获准。

(1) 林典卿：林元叙，字典卿，浙江省人。

(2) 周以善（1483—1565）：名积，字以善，号二峰，又号古愚，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今衢州市江山市）人。正德五年（1510）中举。在王阳明客死他乡之际，以善侍奉在其身边。

(3) 江彬：北直隶宣府镇人。善骑射，得武宗宠爱，正德十二年封平虏伯。

(4) 不相统属的官署间来往公文的总称。

第十四章

南赣戡乱

巡抚南赣汀漳

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受命巡抚南、赣汀、漳等地（以下简称“南赣汀漳”）。

关于王阳明的上任时间，钱德洪与黄绾的记载稍有出入。钱德洪所编《年谱》认为是正德十一年九月，而黄绾所作《行状》则认为是同年十月。对此，日本学者难波江通泰经详细考证得出结论，即王阳明于正德十一年八月十九日被任命为两省巡抚，于同年九月十四日卸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一职。

据难波江先生考证，都察院为明朝官署名，由明初的御史台发展而来。由于该机构掌管国家的各项法令，其官员办事雷厉风行，因此都察院官吏又被称为“风宪官”。都察院的职责包括：查办所有官吏的罪责，对破坏国家秩序及扰乱政治活动的行为进行弹压，以及平反昭雪冤案。

都察院的长官被称为都御史，次官被称为副都御史，其中又有左右之分。左副都御史为首席，右副都御史为次席，而佥都御史位于右副都御史之下。同时，佥都御史也有左右之分。左佥都御史为首席，右佥都御史为次席。此外，都察院还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有时，佥都御史会担任御史、都御史或副都御史，并同时兼任总督、提督或巡抚。

不过，王阳明此次升迁究竟是担任左佥都御史，还是右佥都御史，目前尚无定论。有些书将其记载为佥都御史或佥事御史，并未详细指出其官职到底为左还是为右。其中，佥事御史应为佥都御史的笔误。

关于王阳明任职一事，各种史料的记载也不尽相同。其中，有四种史料记录为“左佥都御史”，十七种史料记录为“右佥都御史”。《年谱》及王阳明本人写的《谢恩疏》和《议夹剿兵粮疏》中均记为“左佥都御史”，而在他的《给由疏》中则记为“右佥都御史”。

另外，《明史稿》在叙述王阳明时，也同时出现过这两种官职，极易让人混淆。在多种史料中，较能令人信服的还要数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所作的《谢恩疏》，该文中记为“左佥都御史”。此后的二月二十五日，王阳明又作《给由疏》，该文中则记为“右佥都御史”。

有人据此推测，王阳明可能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被朝廷降过职。然而，在同年七月五日的《议夹剿兵粮疏》中又再次写作“左佥都御史”，这是否表明时隔四个月之后王阳明又官复原职了呢？此种推测显然不合逻辑。因此，可以说，“左佥都御史”应为正确的记载（参照前述难波江氏之解说）。

佥都御史为都御史的下属，负责管理都察院的相关事务。巡抚的职责是巡视地方，安抚民心。自明朝以后，各省均设有巡抚。此时，王阳明的职务就是左佥都御史，兼任地方巡抚，而剿匪并非王阳明分内之事。赣南地区贼势甚为猖獗，这也使得王阳明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正德十二年（1517）九月，王阳明担任提督军务都御史，并受领旗牌（兵符）。

南赣汀漳巡抚负责涉及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的相关事务。由于该地区山林茂密、地势险要，贼匪活动甚为猖獗，治安状况令人担忧，所以在该地区，巡抚一职为烫手山芋，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多为他人猜忌，极难行使应有职责。

王阳明上任之时，当地贼匪数量已近万人，他们伺机掠夺财物，扰乱社会秩序。由于事态严重，当地官府不得不上奏朝廷，请调狼达土军(1)前来剿匪。但朝廷为何委派王阳明担任该地区的巡抚呢？

正德十年，文森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此时王阳明正好在南京任职。文森年长王阳明十岁，由于他一再拖延到任时间，朝廷下旨予以严厉斥责。最终，朝廷决定委派王阳明担任左佥都御史一职，文森依旧任右佥都御史。尽管王阳明的资历较文森稍浅，但职位在他之上。

正德六年（1511），都御史陈金担任军务总督，曾来赣南等地剿匪。当时，巡抚都御史周南(2)特来相助，大军攻破了大帽山等多处匪巢。然而，由于统领巡抚瞻前顾后、错失战机，以致此次剿匪未能大获全胜。同时，剿匪军费支出庞大，军队供给不足，狼达土军便乘机滋扰百姓，当地群众苦不堪言。

调动狼达土军剿匪不仅要耗费大量军费，军队还经常沿途抢夺百姓的财物，其恶劣程度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朝廷派兵讨伐时，贼匪就乘机藏匿于深山中，待军队撤离后，他们又重新聚集滋事。因此，朝廷数次剿匪皆因错失有利战机而功败垂成。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叛乱，他私通南赣贼匪，并为之做后应。对此突发事件，陈金等人束手无策。

正德十二年五月八日，王阳明上奏《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详述了南赣地区的匪患状况。详见下文：

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从贼。由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日频，知官府之必将己招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知官府之必不能为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无伸，而盗贼乃无求不遂。为民者困征输之剧，而为盗者获犒赏之勤，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乡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出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故曰“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者，此也。

夫盗贼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独有司者必欲招抚之，亦岂得已哉？诚使强兵悍卒，足以歼渠魁而荡巢穴，则百姓之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岂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赣之兵素不练养，类皆脆弱骄惰，每遇征发，追呼拒摄，旬日而始集；约束赍遣，又旬日而始至；则贼已稇载归巢矣。或犹遇其未退，望贼尘而先奔，不及交锋而已败。以是御寇，犹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抚为事乎？

由上文可知，朝廷几次派兵剿匪却出现调动无方、友军配合不利、对敌军情况知之甚少等情况。由于贼匪分布较广，而各省巡抚缺乏统一调度，常常各自为政，以致数次剿匪均收效甚微。其中，更有分工不明、赏罚不分等原因，终致南赣各地贼势日益猖獗。

在此危急之秋，兵部尚书王琼(3)力荐王阳明担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及南赣汀漳巡抚。王琼在正德初年时任户部侍郎，后升任兵部尚书。世宗时期，王琼任陕西三边军务提督，政绩斐然。同时，他还通晓国家各项法律条文，在治理地方财政、运输及军务等方面也颇有建树。

王琼任兵部尚书之时就深知王阳明之才，故极力举荐他负责南赣剿匪事宜。对王阳明而言，能得到王琼的赏识实乃人生一大幸事。武宗昏庸，亲佞远贤，以致正直之臣无法行正道。王阳明之所以能在此背景下成就伟业，正有赖于王琼的大力举荐。

正德十一年（1516）十月，王阳明再上《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王阳明在文中表达了自己体弱多病、不堪大任之意，同时也流露出对年迈祖母的思念之情。字字句句情真意切，读之令人动容。其文概要如下：

臣原任南京鸿胪寺卿，去岁四月尝以不职自劾求退，后至八月，又以旧疾交作，复乞天恩赦回调理，皆未蒙准允。黾勉尺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恩升授前职。闻命惊惶感泣之余，莫知攸措。

窃念臣才本庸劣，性复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气体羸弱，待罪鸿胪闲散之地，犹惧不称。况兹巡抚重任，其将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膴仕显官，臣心岂独不愿？一时贪幸苟受，后至溃政偾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

其如陛下之事何！况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无事，尚尔奄奄，军旅驱驰，岂复堪任！

臣在少年，粗心浮气，狂诞自居，自后涉渐历久，稍知惭沮；逮今思之，悔创靡及。人或未考其实，臣之自知，则既审矣，又何敢崇饰旧恶，以误国事？

伏愿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轻，地方之重寄不可苟，体物情之有短长，悯凡愚之所不逮，别选贤能，委以兹任。悯臣之愚，不加谪逐，容令仍以鸿胪寺卿退归田里，以免负乖之诛。臣虽颠殒，敢忘衔结！

臣自幼失慈，鞠于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见为诀。去年乞休，虽迫疾病，实亦因此。臣敢辄以蝼蚁苦切之情控于陛下，冀得便道先归省视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触昧条宪。臣不胜受恩感激，渎冒战惧，哀恳祈望之至！

然而，王阳明此疏仍未获准。于是，王阳明于同年十月私下返乡看望祖母。

据《年谱》记载，当时王思舆对季本说：“王阳明此行，必定会建功立业”。季本问他为何如此确信。王思舆道：我曾以各种语气试探王阳明，而他根本不为所动。如前所述，王阳明年轻时甚喜道术，王思舆即为王阳明道友。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二十六日，王阳明再上《谢恩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据此疏文可知，王阳明于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接到上谕。内容如下：“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安抚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钦此。”

正德十二年正月，王阳明于赣州发布首条训令，其中提到了上谕《巡抚南赣钦奉敕谕通行各属》（《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的部分内容。该文未被《谢恩疏》收录，内容如下：“但有盗贼生发，即便严督各该兵备、守御、守巡，并各军卫有司设法剿捕，选委廉能属官，密切体访，及签所在大户，并被害之家；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袭，量加犒赏；或募知因之人，阴为乡导；或购贼徒，自相斩捕；或听胁从并亡命窝主人等，自首免罪。其军卫有司官员中政务修举者，量加旌奖；其有贪残畏缩误事者，径自拿问发落。尔风宪大臣，须廉正刚果，肃清奸弊，以副朝廷之委任。钦此。”

另据《谢恩疏》，兵部于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再下朝廷谕令：“为紧急贼情事，内开都御史文森迁延误事，见奉敕书切责：‘乃敢托疾避难，奏回养病。见今盗贼劫掠，民遭荼毒。万一王守仁因见地方有事，假托辞免，不无愈加误事？’该本部题：‘奉圣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

王阳明接到谕令后，抱病前往浙江省杭州府以待上命。正德十一年十二月二日，吏部再发上谕，命王阳明赶往南赣剿匪。见此，王阳明再次上疏，请辞新职并恳请以原职退养。然而，朝廷仍未予准奏，同时下旨：“王守仁不得辞官休养，今南赣贼势多发，朕心甚焦，望卿尽巡抚之责。”

王阳明接旨后，十分感念圣恩，为避免触怒龙颜，不再请辞，于正德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启程，赶往赣州剿匪。

破流寇，抵赣州

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抵达赣州，时年四十六岁。

据《年谱》记载，在赴任途中，路经江西省万安时，王阳明一行突遇数百流寇抢劫商船，行程也因此受阻。于是，王阳明集结数十只商船，扬旗擂鼓以造声势。此举大大震慑了匪众，他们立于河道两旁，俯首参拜王阳明，同时高呼：“我等皆是饥饿流民，恳请大人救济。”

闻此，王阳明立即派人离船登岸，安抚众人：“本官深知尔等饥寒交困，待本官抵达赣州后，立刻派人前来救济。今时，尔等务必马上解散，回乡以待上命。倘若尔等再敢乘机结党抢掠百姓，本官定不轻饶。”众人听了王阳明之言后，均感服不已，随即各自散去。

《孙子兵法》有云：“兵以诈立”“兵者诡道”，王阳明此举可谓深谙此道。王阳明对贼匪是先感其心，后抚其身。如果先行镇压，贼人必不心服。此时，王阳明身处匪患之地，如果下属被敌方笼络、收买，他随时会有性命之忧。试想若是资质平庸之辈，断难应付此种局面。正因为王阳明沉着冷静、通晓兵法，才得以克服重重难关。

王阳明于同年正月十六日在赣州设置军机处，随即致信王琼。可见，王阳明对王琼是极为尊敬的。除正式公文外，王阳明还经常写信向王琼汇报南赣剿匪的进展，此种汇报多达十五次。尽管王阳明与王琼从未谋面，二人却神交已久，真可谓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现将书信内容摘录如下：

伏惟明公德学政事高一世，守仁晚进，虽未获亲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

乃者承乏鸿胪，自以迂腐多疾，无复可用于世，思得退归田野，苟存余息。乃蒙大贤君子不遗葑菲，拔置重地，适承前官谢病之后，地方亦复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辞。

已于正月十六日抵赣，扶疾莅任。虽感恩图报之心无不欲尽，而精力智虑有所不及，恐不免终为荐举之累耳。

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责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强人以其所不能，则守仁羁鸟故林之想，必将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诣阙陈谢，敬附申谢私于门下，伏冀尊照。（《与王晋溪司马》，《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书一》）

王贻乐为王阳明五世玄孙，据他所编《王阳明先生全集》（又称王本《王阳明全集》）记载，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曾听王琼弟子说起，其师对王阳明赏识有加：王阳明赣州剿匪之捷报送至兵部尚书府时，王琼每每读之，必大赞王阳明奇才。因王琼与王阳明素未谋面，一门客特将王阳明画像送与王琼。王琼得此画如获至宝，将其挂于堂屋正中，并亲自焚香敬拜。有时，王琼左手抱幼孙，右手持王阳明的疏文高声朗读。每读到精彩之处，王琼不禁抚膝赞叹，并不时看着孙儿自语道：“生子当如王守仁。”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阳明到任赣州前，兵备佥事胡琏致信王阳明，请准训练漳南道各县民兵一事。对此，王阳明作《批漳南道教练民兵呈》（《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予以答复：

据兵备佥事胡琏呈：“将各县民快，操练教习颇成。”看得，事苟庇民，岂吝小费；功有实效，何恤浮言！参据呈词，区画允当，仰该道依拟施行。再照，兵不在多，惟贵精练。事欲可久，尤须简严。所募打手等项，更宜逐一校阅。必皆技艺绝伦，骁勇出众，因能别队，量材分等，使将有余勇，兵有余资，庶平居不至于冗食，临难可免于败师。批呈缴。

由于卢溪、詹师富等匪首活动甚为猖獗，胡琏再次请示王阳明予以讨伐。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王阳明再作《批漳南道进剿呈》（《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给予批示：“看得，兵难遥度，事贵乘时。今打手民快等兵既已募集，仰该道上紧密切，相机剿扑。惟在歼取渠魁（贼首），毋致横加平善。其大举夹攻行详议。呈缴。”

由上可知，王阳明尚未动身之时，就已对南赣剿匪事宜做出指示。

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抵达赣州，向下辖全体官员发布首条训令。在训令中，王阳明首先将上谕全篇抄录，然后又详细介绍了此次剿匪的方针政策。

王阳明制定的策略可谓细致周密，充分考虑到敌军的实际情况。同时，他要求各级官员要团结协作、共剿匪患，军务上赏罚分明。由于王阳明对当地情况做了详细分析，所以此训令内容切实可行、责任分工明确，

“下车，首督四省兵备，挑选民兵，别其饶贫。悬赏招募异材操演……”——《王阳明先生图谱》

这也充分体现出王阳明在军事领导方面的卓越才能。其训令概要如下：

照得抚属地方，界连四省，山溪峻险，林木茂深，盗贼潜处其间，不时出没剽劫；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调观望，不肯协力追剿；遂至延蔓日多……为照前项地方，延袤广远，未能遍历其间；绥抚之方，随时殊制；攻守之策，因地异宜；若非的确询访，难以臆见裁度。为此仰钞案回司，着落当该官吏，照依案验内事理，即行本司该道分巡、分守、兵备、守备等官，并所属大小衙门各该官吏，公同逐一会议：要见即今各处城堡关隘，有无坚完；军兵民快，曾否操练；某处贼方猖獗，作何擒剿；某处贼已退散，作何抚缉；某贼怙终，必须扑灭；某贼被诱，尚可招徕；何等人役，堪为乡导；何等大户，可令追袭；军不足恃，或须别募精强；财不足用，或可别为经画；某处或有闲田，可兴屯以足食；某处或多浮费，可节省以供军；何地须添寨堡，以断贼之往来；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贼之要害。姑息隐忍，固非久安之图；会举夹攻，果得完全之策。一应足财养兵弭寇安民之术，皆宜心悉计虑，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险易，必须亲切画图；贼垒民居之错杂，皆可按实开注。近者一月以里，远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见，备写揭帖，各另呈来，以凭采择。非独以匡当职之不逮，亦将以验各官之所存，务求实用，毋事虚言。

各该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长廉远耻，祛患卫民，竭诚报国。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务须协力以济艰难，果有忠勇清勤绩行显著者，旌劝自有常典，当职不敢蔽贤；其或奸贪畏缩志行卑污者，黜罚亦有明条，当职亦不敢同恶。深惟昧劣，庶赖匡襄，凡我有官，各宜知悉。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王阳明此举深谙《孙子兵法》精髓。

虽然，王阳明曾打算辞去巡抚一职，但他深知圣命难违。如果他像上一任巡抚文森一样消极推诿，肯定会获罪。由于事态十分紧迫，加之王阳明不愿辜负王琼对自己的信任，所以他最终决定赶赴南赣上任。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上任前），王阳明对兵备佥事胡琏所呈公文予以批示。此外，王阳明到任后立即向下辖各机构颁布了首条训令。以上诸事说明，王阳明在到任前就极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当地匪患的情况。

此条训令签署的日期是正德十二年正月二十日。王阳明希望借此端正各级官员的态度，督促他们谦虚谨慎，尽心为百姓谋福。王阳明认为，此次剿匪的着眼点在于因地制宜、稳固内防，各级官员要经常沟通、通力合作，储备充足兵力以保障百姓的安居乐业。上述诸事远比出兵征剿重要得多。

探贼情，定战略战术

对之前数次剿匪失利进行反思后，王阳明认为，要彻底根除匪患，首先必须全面了解贼匪的情况。王阳明素来通晓兵法，所以深知情报在两军交战时的重要性。

漳州匪首詹师富、温火烧等人活动甚为猖獗，官府每年都会派兵去湖广、福建、广东三省剿匪。然而，由于赣州百姓多被贼人收买，他们将官兵动向及时透露给贼匪，这样一来，官军尚未行动，军事部署就已遭泄露。因此，官军的征剿行动屡屡受挫。

王阳明上任后，发现兵营中有一老兵暗通贼匪，此人行事十分阴险狡诈。于是，王阳明将此人招至帐中，声色俱厉地责问道：有人揭发你通匪，按律当斩。你若能改过自新，将通匪之人尽数告知本官，本官可赦免你的罪行，你要想清楚！

听闻此言，老兵稍加犹豫便将通匪之人尽皆告发了。之后，王阳明调查发现事实正如老兵所言。于是，王阳明赦免了他的死罪。

三十六计中有一计为“反间计”，其意为“善用敌之间者，以为己用”。孙子提出，用间有五：“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同时，孙子还指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

可见，大军事学家孙武极为重视间谍在作战中的作用。此外，孙子也很重视反间（双面间谍）的作用，他提出“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正因为王阳明充分利用双面间谍探查到重要敌情，才得以制订出行之有效的剿匪方案。

基于前几次剿匪失败的惨痛教训，王阳明制定出以下策略：

一、为彻底消除狼达土军之危害，应创建自己的精悍军队，以剿匪戡乱；

二、剿灭诸匪切勿大举进攻，而应各个击破；

三、于民间建立反间谍的保安机构；

四、妥善处理战后的各种事务，加强对民众的教化，以确保社会民生平稳过渡。

王阳明于赣州上任十天后即颁发了《选拣民兵》（《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的布告，对当地的民兵训练事宜做出指示。在布告中，王阳明首先对南赣地区的治安现状进行了分析：

是以每遇盗贼猖獗，辄复会奏请兵。非调土军，即遣狼达，往返之际，辄已经年，靡费所须，动逾数万。逮至集兵举事，即已魍魉潜形，曾无可剿之贼，稍俟班师旋旅，则又鼠狐聚党，复皆不轨之群。

良由素不练兵，倚人成事。是以机宜屡失，备御益弛，征发无救乎疮痍，供馈适增其荼毒，群盗习知其然，愈肆无惮。百姓谓莫可恃，竞亦从非。

夫事缓则坐纵乌合，势急乃动调狼兵，一皆苟且之谋，此岂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驱市人而使战，假闾戍以兴师。岂以一州八府之地，遂无奋勇敢战之夫？事预则立，人存政举。

近据江西分巡岭北道兵备副使杨璋呈，将所属各县机快，通行拣选，委官统领操练，即其处分，当亦渐胜于前。但此等机快，止可护守城郭，堤备关隘，至于捣巢深入，摧锋陷阵，恐亦未堪。

关于建立精悍军队的问题，王阳明也做出了极为周密、详尽的指示：

为此案仰四省各兵备官，于各属弩手、打手、机快等项，挑选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每县多或十余人，少或八九辈。务求魁杰异材，缺则悬赏召募。

大约江西、福建二兵备，各以五六百名为率；广东、湖广二兵备，各以四五百名为率。中间若有力能扛鼎、勇敌千人者，优其廪饩，署为将领。召募犒赏等费，皆查各属商税赃罚等银支给。

各县机快，除南赣兵备已行编选外，余四兵备仍于每县原额数内拣选精壮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该县能官统练，专以守城防隘为事。其余一分拣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该道，以益召募犒赏之费。

“立十家牌，联保甲，奸伪无所容。屡谕父老子弟孝亲敬长，奉法修睦，息讼罢争。”——《王阳明先生图谱》

所募精兵，专随各兵备官屯扎，别选素有胆略属官员分队统押。教习之方，随材异技；器械之备，因地异宜；日逐操演，听候征调。

由上可知，对于老弱伤残的兵士以及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狼达土军，王阳明坚决不用。他亲自指挥四省诸县加紧训练精兵，以备剿匪之用。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王阳明认为，之前数次剿匪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指挥官“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因此，王阳明尚未到任之时就力求做到“知己知彼”。由此，他制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兵训练方案以及“十家牌法”，使官军处于比较有利的境地。《孙子兵法》曰：“先为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就是说，首先做到自己不被敌人战胜，然后等待敌人可以被我方战胜的机会。王阳明之举，正合此道。

另外，王阳明还在《选拣民兵》中阐述了极端形势下应采取的战术，即奇袭作战。他提出，“资装素具，遇警即发，声东击西，举动由己”。该战术是基于孙子的“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说法。所谓“声东击西”则来源于《六韬》之策。

如前所述，王阳明在青年时代就熟读各种兵书战法，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数次戡乱中建立旷世奇功。

该布告的末尾内容尤为重要，因为它揭示出王阳明此次戡乱的主要指导思想。其中写道，“如此，则各县屯戍之兵，既足以护防守截，而兵备募召之士，又可以应变出奇。盗贼渐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无恐，然后声罪之义克振，抚绥之仁可施，弭盗之方，斯惟其要”。

王阳明上任后，除进行“选拣民兵”之外，还推出了“十家牌法”，目的就是彻底清除暗藏于官军中的敌方暗探。因为王阳明发现当地贼匪经常任意出入乡间村镇打探官军动向，而百姓则为他们通风报信。因此，他希望通过推行“十家牌法”来消除上述隐患，以实现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百姓生活、端正社会风气的目的。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王阳明颁布公文《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该法令面向的是各州府村镇百姓。

同年三月，王阳明再下公文《案行各分巡道(4)督编十家牌》（《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以督促各地加紧推行“十家牌法”。此后，王阳明又多次下达公文，以便让“十家牌法”得到最大限度的实施。如正德十三年颁布的《仰南安、赣州印行告谕牌》，正德十五年十月颁布的《申行十家牌法》，同年十一月颁布的《申谕十家牌法增立保长》，以及同年颁布的《牌行崇义县查行十家牌法》。

与此同时，王阳明还将“十家牌法”推广至南赣以外的地区。由此可见，王阳明极为重视“十家牌法”。该法令在稳定地方治安、安定民生方面的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王阳明推行“十家牌法”的初衷是想清除敌军暗探，借此打击贼匪的嚣张气焰，以实现教化民众的目的。他希望百姓能遵章守法，恪守社会道德规范。

《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开篇如下：

本院奉命巡抚是方，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所限才力短浅，智虑不及，虽挟爱民之心，未有爱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于民者，皆有以告我，我当商度其可，以次举行。

今为此牌，似亦烦劳。尔众中间固多诗书礼义之家，吾亦岂忍以狡诈待尔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尔良善，则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体此意。

自今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易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

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体吾意，毋忽！

所谓“十家牌法”，即是让每户百姓制定家牌，并登记相关信息，其中包括各户人口数、户籍、姓名、年龄、体貌特征、职业、技能特长等，同时还需标明家中是否有重症病人，是否有为官者。并且要准确登记户主姓名、家中成年与未成年人及男女比例。若有租用房屋者，要登记租住者的相关情况。官府规定，各家各户应将上述信息抄录于家门前告示板之上，以备官府随时核查。

每天傍晚时分，当地官员会挨家挨户核对告示板上的信息是否与家牌录入内容相符。如遇某户某人外出办事，要查清此人现在何处、办理何种事务以及确切的返乡日期。如有临时借住者，要查清此人的姓名、籍贯以及此行目的。官府对当地百姓进行详细调查，并将相关信息通告给各家各户。百姓一旦发现可疑人员，要立即报官。

“十家牌法”将十户居民编为一甲组，甲组即为连座单位，如发现私通匪患者，同一甲组的十户连座受罚。此外，官府在十户之外另设相应负责人。

不久之后，王阳明又在每个村镇中设置一位保长（责任人），负责村镇安全。同时，王阳明还将“保长制”与“乡约”紧密结合，灵活应用。自推行“十家牌法”之后，王阳明声威大振。各地官员根据本地情况，活学活用，使得“十家牌法”的内容更为充实和完善。

“十家牌法”出现于宋代，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内容。至南宋时，此法令已近废除。明朝中期，王阳明重新启用“十家牌法”，并使之发挥出更为重要的效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在推行“十家牌法”的同时，也通过推行“乡约”来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这也充分印证了王阳明的爱民之情。先秦时期曾出现过“邻保制”，对于治安相对稳定的地区而言，此制度显得过于严苛。王阳明之所以将“十家牌法”与“乡约”并举，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弊端。

据东正堂记载，明朝哲学家李贽曾对王阳明的“十家牌法”做过如下评价：今人若推行“十家牌法”，不利于稳定民生。先生推行此法，则利于富国强兵。若能形成全民皆兵之势，则不必借助狼达土军，即可消除匪患。若不借兵，则无须制兵、调兵；若无匪患，则无须养兵、用兵。如此一来，国自富、民自强。然今人尚未知此法深意。（《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

平定漳州贼匪

武宗时期，流匪横行于各省。河北刘六、刘七兄弟作乱，从北京近郊一直蔓延至四川、江西等省，并呈现逐渐扩张的趋势，告急公文从四面八方送抵京师。由于皇帝昏庸、宦官当政、税赋繁重，加之连年洪涝、干旱频发，以致灾民遍野，百姓饱受煎熬，纷纷揭竿而起。

王阳明初到赣州时，当地贼匪活动甚为猖獗，其中有湖广、江西两省的横水、桶冈地区的谢志珊部、蓝天凤部，广东省浰头地区的池仲容部，福建省漳南道（汀州、漳州）大帽山地区的詹师富部等。他们抢掠百姓，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其恶劣影响已波及江西省境内。

另外，江西省南安府南部大庾岭的陈曰能也蠢蠢欲动。之前，官军数次讨伐，败多胜少，常常无功而返。正德六年（1511），都御史陈金总领军务，右副都御史俞谏为提督，来赣协助巡抚周南征剿大帽山贼匪。由于指挥不当，官军被围困于崇山峻岭之中，以致此次征剿未能根除匪患。历次剿匪所调狼达土军虽然杀敌勇猛，但对百姓危害极深，贼匪也是屡剿不灭。加之，宁王朱宸濠暗通贼匪，并为其做后盾，陈金等人对此皆无计可施。

见此情景，继任巡抚文森便称病不出，朝廷最终决定起用王阳明。其实，南赣地区在五十年前就是贼匪聚集之所，剿匪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赶赴南赣，随即开始选拣民兵，并推行“十家牌法”。仅数日之后，王阳明即调军征剿南赣贼匪。由于时间仓促，所募民兵未曾充分训练，因此不足以与匪军抗衡。尽管如此，王阳明依旧下令发兵清剿。

当时，王阳明的声名尚未远播，赣州各级官员及当地百姓也不了解王阳明其人。因此，王阳明所下指令常常难以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同时，王阳明并不确定属下将官能否拼死应战。若有上述种种不利情况，而统帅又为碌碌之辈，此战必败无疑。

但王阳明绝非庸才，善于随机应变，他亲临战场指挥作战，最终官军首战大获全胜。在这次战役中，王阳明利用罪犯、俘虏戴罪立功的心理，让他们为官府效命，这也是官军取胜的法宝之一。

虽然为了防止军情外泄，王阳明推行了“十家牌法”，但福建、广东两省仍常有官员泄露军情的情况出现。于是，王阳明要求各级官员勿将重要军情写入公文。正德十二年正月，王阳明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就剿匪一事下达公文《剿捕漳寇方略牌》（《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此文开头写道：

为此另行牌仰广东岭东，福建汀、漳等处兵备佥事……顾应祥、胡琏，密切会同守巡纪功、赞画等官，于公文至日，便可扬言。

本院新有明文，谓：天气向暖，农务方新，兼之山路崎险，林木蓊翳。若雨水洊至，瘴露骤兴，军马深入，实亦非便。莫若于要紧地方，量留打手机兵，操练堤备。其余军马，逐渐抽回；待秋收之后，风气凉冷，然后三省会兵齐进。

同时，王阳明也下达了详细的作战指示：

或宣示远近，或晓谕下人，此声既扬，却乃大飨军士，阳若犒劳给赏，为散军之状，实则感激众心，作兴士气。一面亦将不甚紧关人马抽放一处两处，以信其事。其实所散人马，亦可不远。而复预遣间谍，探贼虚实，有间可乘，即便赍糗，衔枚连夜速发。当此之时，却须舍却身家，有死无生，有进无退，若一念转动，便成大害。劲卒当前，重兵继后，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当先之士，惟在摧锋破阵，不许斩取首级。后继重兵，止许另分五六十骑，沿途收斩。其余亦不得辄乱行次，违者就便以军法斩首。重兵之后，纪功、赞画等官各率数队，相继而进。严整行伍，务令鼓噪之声连亘不绝，使诸贼逃遁山谷者闻之，不得复聚。若贼首未尽，探其所如，分兵速蹑，不得稍缓，使贼复得为计。已获渠魁，其余解散党与，平日罪恶不大，可招纳者，还与招纳。不得贪功，一概屠戮。乘胜之余，尤要肃旅如初，遇敌不得恃胜懈弛，恐生他虞。归途仍将已破贼巢，悉与扫荡，经过寨堡村落，务禁摽掠。宜抚恤者，即加抚恤；宜处分者，即与处分；毋速一时之归，复遗他日之悔。

本院奉命而来，专以节制四省沿边军职为务。即今进兵，一应机宜，悉宜禀听本院，庶几事有总领，举动齐一。授去方略，敢有故违，悉以军法论处。各官知会之后，即连名开具遵依揭帖，密切回报。

随后，王阳明再次下达公文《案行广东、福建领兵官进剿事宜》（《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给两省各级官员。其内容大致如下：

据福建、广东按察司等衙门备呈到院。看得：两省剿捕事宜，设施布置，颇已详备。诚使诸将齐心，军士用命，并举夹攻，已有必克之势。但事干各省，举动难一，顿兵既久，变故旋生，则谋算机宜，旬日顿异，亦难各守初议，执为定说。

照得福建军务，整缉既久，兼有海沧、演城、政和诸处打手，足可济事。诸将咸有以功赎罪之心，意气颇锐，当道亦皆协谋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战。若当集谋之始，掩贼不备，奋击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旷日持久，声势彰闻，各巢贼党，必有连络纠合，阻阱设械以御我师。其为奸党，当亦日加险密，至于今日，已为持久之师，且宜示以宽懈，待间而发。而犹执其乘机之说，张皇于外，以坚贼志，是谓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敌之未可击也。

广东之兵，集谋稍缓，声威未震，意在倚重狼达土军，然后举事，利于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谋。谋贼闻之，虽相结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战期，其备必犹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缓，乘此机候，正当奋怯为勇，变弱为强。而犹执其持重之说，必候土军之至，以坐失事机。是徒知吾卒之未可击，而不知敌之正可击也。

善用兵者，因形而借胜于敌。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胜负之算，间不容发，乌可执滞。

以上即是王阳明在此次战役中下达的作战命令。对此，日本学者东正堂曾做过如下评价：先生（王阳明）所用战术即是以弱示强，迷惑对方。日本室町时代名将、毛利元就将军麾下之将陶晴贤在征讨严岛之际也曾凭借此计取胜……运用此法取胜，必须事先布置周密、毫无纰漏。然先生思维之缜密、行事之严谨皆我辈所不及。（《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一《奏疏·公移一·南赣书》）

关于漳州剿匪的详细经过，《王文成公全书》中的《年谱》《奏疏》及《公移》皆有详细记载。在此仅将概要列出，以备参考。

王阳明命官军清剿匪巢长富村，经过多时奋战，官军最终获胜，被杀、被俘的匪兵不计其数。残余匪军逃至象湖山一带藏匿起来，他们加强防御，准备与官军拼死一战。随后，官军追剿余匪至莲花石一带，敌我双方僵持不下。

此时，广东将领覃桓率部前来增援，官军打算乘势将众匪军尽数歼灭。然而，匪军困兽犹斗，他们拼死突破官军的包围，赶去乙方阵营报信。

不久之后，大批匪军杀到莲花石，官军终因寡不敌众而落败。此次战役中，覃桓因深陷泥沼，落马被杀。县丞纪镛也战死沙场。见此惨状，军中诸将意志消沉、不敢再战，他们请求王阳明调动狼达土兵前来助剿。

得知覃桓等人的死讯，王阳明悲恸不已。他深知，覃桓殒命皆因个别将领未按军令行事所致。于是，王阳明再次颁布训令《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以督促各级军官要严格执行军令。

务在防隐祸于显利之中，绝深奸于意料之外，万全无失，佥谋皆同，然后呈来定夺去后。

……广东通判陈策，指挥黄春，千百户陈洪、郑芳等，既与覃桓等面议夹攻，眼见摧毁，略不应援，挫损军威，坏事匪细，俱属违法。

……其覃桓等所统军兵，就仰高伟管领，戴罪杀贼，立功自赎。

……各该官员俱要奋勇协心，乘机进剿……大捷不计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来，以凭酌量参奏。

自训令发布之后，全军上下重新恢复了士气，众官兵皆决心要将功补过。

王阳明认为，此次进剿宜于速战，战术上不允许有任何细小的失误。因此，他亲率各省精兵赶赴汀州的上杭县驻扎。为了迷惑敌人，王阳明故意宣称要休整军队，并谎称要等狼达土军到后再行进剿之事。同时，王阳明还指派义官(5)曾崇秀暗自打探敌方虚实，并命他谨慎行事、随时汇报。

正德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深夜，官军兵分三路，夜袭贼匪巢穴象湖山。由于之前准备充分，加之官军行动迅速、出其不意，所以官兵很快就攻占了象湖山的重要隘口。众贼匪见势不妙，随即转移至山顶峭壁处负隅顽抗。然而，官兵个个奋勇无比，他们一边擂鼓呐喊，一边从小道追击残匪。如此一来，残余匪军已无心再战，纷纷溃逃。官军乘胜追击，终将贼匪彻底剿灭。

此次战役福建军扫平了长富村等三十多处匪巢，广东军扫平了水竹、大重坑等十三处匪巢。至三月二十一日，官军又扫平了大伞、箭灌、赤石崖、陈莒等地的匪巢。

至此，漳南各地匪患已被尽数剿灭。詹师富、温火烧等匪首均被斩首，其余匪众各自服法。

此次戡乱，王阳明二月出兵，四月即凯旋。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彻底平定了盘踞漳南数十年之久的匪患。同年五月八日，王阳明上《闽广捷音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向朝廷奏报此战的详细经过，同时申请对部下论功行赏。

若对此役中王阳明所用兵法加以分析，则不难发现他曾多次借鉴《孙子兵法》，其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兵贵胜，不贵久。

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以虞待不虞者胜。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三军之众，可使毕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匆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

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

（以上各项内容可参考拙作《〈孙子兵法〉新解：王阳明兵学智慧的源头》）

此外，王阳明还精通《握奇经》中的各种兵法。因此，他指挥旗下两千精兵作战时，能做到因势利导、随机应变。

王阳明的作战方略，是此次戡乱成功最关键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官军之前同时出兵夹击三省匪患，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王阳明主张，先切断各省贼匪联系，再予以各个击破。

二、调动狼达土军剿匪耗资巨大，且危害甚深。用当地民兵代替狼达土军，不失为南赣官民之一大幸事。

三、平定匪患之后，立即制定相应安抚政策，以防叛乱再起。

同年三月十六日，王阳明下达公文《案行领兵官搜剿余贼》（《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指示各级军官要彻底肃清余匪。王阳明认为，如不能迅速、彻底地扫清余匪，则后患无穷。他在文中提到，“剃草存根，恐复滋蔓；狡兔入穴，获之益难”。只有彻底剿灭漳州贼匪，当地社会秩序才能重新恢复。官军转战到南赣其他地区征剿匪患时，也不必担心漳州之贼会乘机作乱。

因此，同年四月，王阳明再次下达公文《钦奉敕谕切责失机官员通行各属》（《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文中首段为上谕，要求各级官员务必彻底肃清残匪，以确保当地治安稳定。同时，王阳明命令各级官员务必将扫灭匪患的情况及残匪流寇的动向及时上报，督促各级将官切勿松懈剿匪，杜绝瞒报、谎报军情之事。

体恤民情，注意农时

为平定漳州“匪患”，王阳明指挥大军进驻长汀。在行军途中，他曾即兴作《丁丑二月征漳寇进兵长汀道中有感》一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将略平生非所长，也提戎马入汀漳。数峰斜日旌旗远，一道春风鼓角扬。莫倚贰师能出塞，极知充国善平羌。疮痍到处曾无补，翻忆钟山旧草堂。

王阳明认为，带兵打仗并非自己的分内之事，然而必胜的信念驱使着他果断地奔赴战场。这也表达出他极为复杂的内心世界。

其中“将略平生非所长”一句，是对诸葛亮的评价。尽管王阳明此次带兵征剿是迫于上命，但他也希望能凯旋，不要像汉朝将军李广利一样身败名裂。其实，王阳明的本意只是不想成为第二个陈金。

另外，“极知充国善平羌”一句中的“充国”指的是汉朝大将赵充国（字翁孙）。赵充国为汉宣帝时期的大将，当时羌人叛乱，朝廷决定派他前去征剿。出战前，赵充国上奏《充国便宜十事》，详细论述了自己的战略部署。赵充国的部署极为详尽、周密，《充国便宜十事》堪称军事名篇。王阳明必定非常熟悉该文，因此他才会提出“勿损军威，勿以虏间乘”的观点。王阳明希望自己能像赵充国一样建立旷世奇功。

该诗的末尾两句，表现出王阳明对伤兵及当地百姓的怜悯之情。同时，他也希望能急流勇退，重新回到草堂讲学，不要像宋代的王安石一样，因留恋仕途而被迫辞相，终至追悔莫及。

王阳明最初屯兵于汀州的上杭县，他出奇兵打击对方的薄弱环节，首战即连破四十余座敌营。初战告捷后，王阳明见很多百姓重新开始耕种，感到欣慰不已。于是，他即景赋诗《回军上杭》（《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诗中“暮倚七星瞻北极”一句，既表达了王阳明对朝廷的忠心，又流露出他对时局的忧虑之情。

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年四月返回赣州，之前他一直带兵驻扎在上杭县。当时，上杭县久未降雨，田地干涸。见此，都察院行台（官军于驻地设立的中央政务机构）众官员举行祭天仪式以求雨。祭祀当日虽有降雨，但雨量甚微。四月，王阳明平定匪患准备重返赣州之时，上杭突降三日大雨，百姓皆欢呼雀跃、兴奋不已。见此情景，当地官员上奏道：百姓长年苦于匪患，加之田地干涸，以致民不聊生。如今，匪患已平，天又降大雨，王大人真乃及时雨也。在此，请求朝廷将行台正堂更名为“时雨堂”。

据《回军上杭》一诗所述，王阳明先登上城南楼台，远眺百姓农忙的情景。之后，他又前往水南拜谒朱熹祠堂，沿途欣赏到七星山的优美景色。当日傍晚，王阳明返回住所后，依然难掩“乐民之乐”的心情，于是将此诗题于行台墙壁之上。

福建上杭县至今仍保留着“阳明门”城门。

福建上杭县的“时雨记”碑（局部）。碑文虽已斑驳，但王阳明“忧民之忧，乐民之民”的心情，仍可被我们所感知。

此外，王阳明还作《喜雨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这三首诗不仅抒发了王阳明对百姓恢复耕作的喜悦之情，也表达了他对时世的看法。对于第一首诗中的“片云东望怀梁国”一句，东正堂曾做过如下评述：梁国即借指汉朝的梁孝王。据说，此人极爱修建奢华宫苑，并借此结交天下门客。因此，饱食虚夸之辈常附和于他。王阳明深知宁王朱宸濠野心勃勃，对外以忠君示人，暗地里却结党营私。然而，他无法将实情和盘托出，只能借梁孝王的故事提醒皇帝。（《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九《诗三首》）

接着，王阳明又写道，“五月南征想伏波”。当时，王阳明被委任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兼任南赣汀漳巡抚，在平定漳州匪患之后，他自然联想起曾征战交趾的伏波将军马援。

不过，王阳明最深切的愿望，还是回到家乡继续讲学。因此，他在《喜雨》第一首诗的末尾写道，“云门初伴渐无多”。

王阳明在第二首诗中写道，“山田久旱兼逢雨，野老欢腾且纵歌”，此句生动地表现出了百姓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此外，诗中“地形原不胜人和”一句出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篇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王阳明想借此说明，战争中的人和远胜于地利。

在第三首诗中，王阳明描写了战后百姓重新忙于耕种的情景。该诗末尾写道，“一战功成未足云”，王阳明借此提醒自己，切勿满足于眼前的胜利。

之前，王阳明曾作《祈雨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表达对旱灾中的百姓的深切同情。第一首诗的开篇描写了汀、漳地区干旱而赣州洪涝的情景，而该诗末尾则写道：“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此句表达了诗人对百姓生活的忧虑之情。

在第二首诗中，王阳明进一步表达了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他每每想起漳、赣地区人民苦于旱涝灾害、湖南匪患频发、塞北战云密布等内忧外患之事，就忧心不已。对此，王阳明虽无奈，却也只能一筹莫展，加之身体羸弱，他只愿早日脱离宦海，解甲归田。因此，他在该诗末尾写道：“忧民无计泪空堕，谢病几时归海浔？”日本学者佐藤一斋对《祈雨二首》评价甚高，认为“王阳明忧民之心至诚，可感鬼神”（《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九《诗三》）。

在王阳明平定漳州匪患之时，其高徒徐爱在故乡浙江省霅上(6)购置了农田，以待恩师与诸友返乡共同耕种。听闻此事，王阳明兴奋不已，随即作《闻曰仁买田霅上携同志待予归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王阳明在诗中道出了自己复杂的心境，同时也流露出对徐爱等人的羡慕。

诗一中的“山人久有归农兴，犹向千峰夜度兵”，正是此种心情的真实写照。诗二中的“百战自知非旧学”一句虽是诗人的自谦之词，却也表达了他想要回乡务农的愿望。该诗中“月夜高林坐夜沉，此时何限故园心！山中古洞阴萝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等句，皆表达出王阳明对归隐生活的向往。

在漳州戡乱期间，繁忙的军务仍无法打消王阳明的归隐之意。其间，王阳明曾以好友陈柏(7)的书斋《借山亭》为题，赋诗一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他在诗中描写了自己拜访借山亭时的情景，其中最后两句写道，“传语诸公合频赏，休令岁月亦蹉跎”。王阳明叮嘱友人切勿虚度时光，要志存高远。同时，他也借此表达出归隐之意。

王阳明平定漳州匪患，返回赣州之际，另以《还赣》为题作诗一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诗中描绘了当地百姓夹道欢送官军的情景，同时也描写了战乱给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王阳明殷切盼望百姓能重新恢复耕作，但他深知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力挽狂澜的。

教化民众

为彻底剿灭汀州、漳州匪贼，王阳明曾颁布《谕俗四条》（《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用以约束、教化百姓。《周易·坤卦》的“文言传”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王阳明所发公文旨在详述此意，其行文极为通俗易懂，不失一代大儒本色。文中，他以长者的口吻来劝导、说服百姓：

为善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爱之，朋友乡党敬之，虽鬼神亦阴相之。为恶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恶之，朋友乡党怨之，虽鬼神亦阴殛之。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见人之为善，我必爱之；我能为善，人岂有不爱我者乎？见人之为不善，我必恶之；我苟为不善，人岂有不恶我者乎？故凶人之为不善，至于陨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争铢两之利，遂相构讼。夫我欲求胜于彼，则彼亦欲求胜于我。仇仇相报，遂至破家荡产，祸贻子孙。岂若含忍退让，使乡里称为善人长者，子孙亦蒙其庇乎？

今人为子孙计，或至谋人之业，夺人之产，日夜营营，无所不至。昔人谓为子孙作马牛，然身没未寒，而业已属之他人，仇家群起而报复，子孙反受其殃。是殆为子孙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王阳明在龙场讲学时，曾着力阐述“立志”的重要性，而《谕俗四条》的主旨即在于立志。明末《道书》对“功过格”做过详细论述，而王阳明此文的观点与“功过格”可谓一脉相承。对此，大儒刘念台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功过格”沾染了些许的功利主义思想，并非纯粹的儒学著作，应加以批判。

其实，“功过格”的目的就是通过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于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孟子曾提出“勿正”的观点。他认为，仅依靠人们的自觉性来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是极不现实的。对此，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学家们也持同样观点。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因此他在《传习录》的“花间草”一章中讲到“无善无恶即为理之本性”，同时又在“四句宗旨”中讲到“无善无恶即为心之本体”。

王阳明深知，尽管门下弟子能深谙此理，但那些蒙昧无知的百姓是无法领会此中深意的。只有“功过格”式的规范条例才更适合于教化百姓，因此王阳明效仿此文作《谕俗四条》。

告谕新民

王阳明剿灭漳州匪患之后，针对当地百姓及归顺民颁发《告谕新民》（《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其行文言辞恳切、感情真挚，读之令人感动佩服不已。此文也充分展现出王阳明的儒者本色。

尔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训子弟，头目人等抚缉下人，俱要勤尔农业、守尔门户、爱尔身命、保尔室家、孝顺尔父母、抚养尔子孙，无有为善而不蒙福，无有为恶而不受殃，毋以众暴寡，毋以强凌弱，尔等务兴礼义之习，永为良善之民。子弟群小中或有不遵教诲，出外生事为非者，父老头目即与执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则彰明尔等为善去恶之诚，一则剪除良莠，免致延蔓，贻累尔等良善。

吾今奉命巡抚是方，惟欲尔等小民安居乐业，共享太平。所恨才识短浅，虽怀爱民之心，未有爱民之政。近因督征象湖、可塘诸处贼巢，悉已擒斩扫荡。驻军于此，当兹春耕，甚欲亲至尔等所居乡村，面问疾苦。又恐跟随人众，或至劳扰尔民，特遣官耆谕告，及以布匹颁赐父老头目人等，见吾勤勤抚恤之心。余人众多，不能遍及，各宜体悉此意。

由于王阳明体察民意、深知民心，此公文才算得上恩威并重，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爱民之情，更令人感动不已。虽然朱熹等儒者也以教化百姓为己任，但王阳明所采取的方式更为直接和有效。

加强军备

正德十二年（1517）四月三十日，王阳明返回赣州。同年五月八日，王阳明上疏朝廷，汇报了此次剿匪的详细经过及具体的作战方略。读罢此奏章，即可知晓王阳明用兵之奥妙所在。

回顾此次剿匪的成败得失，王阳明深感加强军备的必要性。随后，他颁布了公文《兵符节制》（《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以督促各级将领严肃军纪、加强训练。王阳明提到了“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此观点亦源自《孙子兵法》。

王阳明所说的“行伍”有其明确编制，具体为二十五人为一伍、五十人为一队、两百人为一哨、四百人为一营、一千二百人为一阵、两千四百人为一军。统帅挑选出能征惯战之人分任各级长官，负责管理手下士兵，并握有赏罚之权。并且，各级队伍要将士兵姓名登记造册，该名册分别交由各级长官及统帅保管。如此一来，军队的稳定性就能得到保障。

所谓“分数”，即指士兵训练及军队作战时的各项指令。此外，王阳明还非常重视兵器的作用。他认为，精准的武器可以增强士兵的战斗力。

设立清平县

平定漳州匪患之后，王阳明将治理重心转为确保该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也是当地各级官员的迫切愿望。于是，同年五月二十八日，王阳明作《添设清平县治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奏请朝廷于河头大洋陂设立清平县。文中写道：

为照建立县治，固系御盗安民之长策，但当大兵之后继以重役，窃恐民或不堪。臣时督兵其地，亲行访询父老，辄咨道路，众口一词，莫不举首愿望，仰心乐从。旦夕皇皇，惟恐或阻。

臣随遣人私视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畚土，杂然并作，裹粮趋事，相望于道。究其所以，皆缘数邑之民积苦盗贼，设县控御之议，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为必须如此，而后百年之盗可散，数邑之民可安，故其乐事劝工，不令而速。

臣观河头形势，实系两省贼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伞、箭灌诸巢虽已破荡，而遗孽残党，亦宁无有逃遁山谷者？旧因县治不立，征剿之后，浸复归据旧巢，乱乱相承，皆原于此。今诚于其地开设县治，正所谓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行且化为善良。不然，不过年余，必将复起。其时再举两省之兵，又糜数万之费，图之，已无及矣。

臣窃以为开县治于河头，以控制群巢，于势为便。虽使民甚不欲，犹将强而从之，况其祝望欣超若此，亦何惮而不为！至于移巡司于枋头坂，亦于事势有不容己。盖河头者，诸巢之咽喉；枋头者，河头之唇齿，势必相须。兼其事体已有成规，不过迁移之劳，所费无几。臣等皆已经画区处，大略已备，不过数月，可无督促而成。

民之所未敢擅为者，惟县治学校，须命下之日乃举行耳。伏愿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远之图，下臣等所议于该部，采而行之。设县之后，有不如议，臣无所逃其责。

今新抚之民，群聚于河头者二千有余，皆待此以息其反侧。若失今不图，众心一散，不可以复合；事机一去，不可以复追。后有噬脐之悔，徒使臣等得以为辞，然已无救于事

矣。缘系添设县治永保地方事理，为此具本请旨。

由此疏文可知，为防止匪患死灰复燃，王阳明制定了周密的善后措施。

河头曾为汀、漳群匪的大本营，该地区地势平坦、地域辽阔。王阳明建议于此处设立县治，实乃明智之举。王阳明敏锐地觉察出，要实现汀、漳地区的长治久安，必须先在河头设立县府。他确信此举必能彻底根除匪患。若未能收到预期效果，他甘愿承担全部责任。

兵部尚书王琼深知王阳明用心良苦，于是多次上奏武宗，促使该奏章被朝廷批准。同时，朝廷还准许王阳明将县名定为“清平县”。由此事可知，王琼对王阳明是相当信赖和倚重的。此后，王阳明卸任巡抚一职，改任军务提督。

征剿南赣三贼

王阳明带兵赏罚分明、军纪严谨，所以官军兵力日益增强。若非如此，征剿南赣诸匪只能是空谈。

正德十二年（1517）五月八日，王阳明请辞南赣汀漳巡抚一职，请求改任军务提督，并上奏《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奏请朝廷赐予旗牌。同年七月十六日，兵部尚书王琼得知王阳明上疏，随即请旨准奏。九月十一日，朝廷下旨赐予王阳明旗牌，并授予他酌量裁夺之权。

王阳明于南赣讨贼之时发现，官府所采取的安抚策略毫无成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官军兵力不强。而赏罚不分、军务拖沓又是导致兵力不强的根本原因。因此，王阳明奏请受领军务提督旗牌，以拥有治军的权力。

王阳明在文中提出，《大明律》已严格规定赏罚之别，只有按此法令行事，才能成功招安贼匪。同时，他还列举了《大明律》中所记载的各种赏罚事例，并认真分析了此法未得到有效推行的现实原因。关于招安一事，江西按察司整饬兵备带管分巡岭北道副使杨璋曾多次向王阳明进言。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王阳明将此事上奏朝廷。

杨璋曾为王阳明详述《大明律》之罚典内容，并列举直隶、山东、江西等省招安匪寇的实例，最后指出南赣剿匪不利的症结所在。杨璋认为，赏罚不明，以致士卒不能拼死应战，只有做到有功者赏、失职者罚，才能激励官军士气。他希望朝廷立即下旨以严正赏罚。

冯梦龙所著《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军中各项赏罚标准。“兵士临阵退缩者，领兵官即军前斩首。领兵官不用命者，总兵官即军前斩首。其有擒斩功次，不论尊卑，一体升赏。生擒贼徒，勘明决不待时。”

据王阳明之疏文，杨璋曾向他建议，“赏罚既明，人心激励。盗贼生发，得以即时扑灭，粮饷可省，事功可见矣”。王阳明任军务提督时，杨璋尽心辅佐他，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在朱宸濠叛乱时，杨璋却倒戈相向，以致晚节不保，令人备感惋惜。

在此篇奏折中，王阳明首先指出，“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诚有如副使杨璋所议者”。之后，王阳明又详细论述了“招抚太滥”“兵力不足”及“赏罚不行”的深层原因。

其概要如下：

盗贼之性虽皆凶顽，固亦未尝不畏诛讨。夫惟为之而诛讨不及，又从而招抚之，然后肆无所忌。盖招抚之议，但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屡施于随招随叛之党。南赣之盗，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犹或聚众而与之角，呜之于官。而有司者以为既招抚之，则皆置之不问。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从贼。由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日频，知官府之必将己招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知官府之必不能为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无伸，而盗贼乃无求不遂；为民者困征输之剧，而为盗者获犒赏之勤；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乡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出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故曰“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者，此也。

夫盗贼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独有司者必欲招抚之，亦岂得已哉？诚使强兵悍卒，足以歼渠魁而荡巢穴，则百姓之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岂非其所欲哉！然南赣之兵素不练养，类皆脆弱骄惰，每遇征发，追呼拒摄，旬日而始集；约束赍遣，又旬日而始至。则贼已稇载归巢矣。或犹遇其未退，望贼尘而先奔，不及交锋而已败。以是御寇，犹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抚为事乎？故凡南赣之用兵，不过文移调遣，以苛免坐视之罚；应名剿捕，聊为招抚之媒。求之实用，断有不敢。何则？兵力不足，则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则必有失律之咎，则必征调日繁，督责日至。纠举论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视而至于落职败名者有之。招抚之策行，则可以安居而无事，可以无调发之劳，可以无戴罪杀贼之责，无地方多事不得迁转之滞。夫如是，孰不以招抚为得计！是故宁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张之虏；宁始孤儿寡妇之号哭，颠连疾苦之无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贼。盖招抚之议，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为常策。故曰“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

古之善用兵者，驱市人而使战，收散亡之卒以抗强虏。今南赣之兵尚足以及数千，岂尽无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进；未见敌而亡，不待战而北。何者？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功；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则进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吴起有云：“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凡兵之情，畏我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我。”今南赣之兵，皆“畏敌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者，此也。

之后，王阳明又介绍了南赣地区的匪患情况，再次申请朝廷准奏此折。王阳明指出，朝廷制定的赏罚条例虽然完备，却未得到有效执行，应进一步加强此条例的执行力度。文中写道：“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亦何以齐一人心而作兴士气？是虽使韩、白为将，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识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复何所冀乎？”

当时，朝廷通过雇佣狼达土军来帮助官军征剿南赣诸匪。王阳明认为，调动狼达土军之弊大于利，并列举了狼达土兵给当地百姓造成的危害：“南赣诸处之贼，连络数郡，蟠据四省，非奏调狼兵，大举夹攻，恐不足以扫荡巢穴。是固一说也。然臣以为狼兵之调，非独所费不赀，兼其所过残掠，不下于盗。大兵之兴，旷日持久，声势彰闻，比及举事，诸贼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过老弱胁从无知之氓。”

王阳明进一步指出，若要扫平匪患，首先要做到赏罚分明、军容整肃，因此他奏请朝廷赐予军务提督旗牌。最后，王阳明向皇帝表明了必胜之心，若有负圣恩，甘愿以死谢罪：“伏望皇上念盗贼之日炽，哀民生之日蹙，悯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愤之莫伸，特赦兵部俯采下议，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贼有不灭，臣等亦无以逃其死。夫任不专、权不重、赏罚不行，以至于偾军败事，然后选重臣，假以总制之权而往拯之，纵善其后，已无救于其所失矣。”

由该疏文可知，王阳明抱定必胜的信念，并决心为朝廷尽忠到底，因此他才主动向朝廷申请军务提督一职。对王阳明而言，受领军务提督一职的后续意义重大。该职务不仅有助于他南赣戡乱，还使得他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时更加得心应手。当时，王阳明主动奏请受领军务提督之举实属罕见，因为南赣长久以来就设有巡抚一职，负责剿灭当地匪患，但巡抚的权力范围远不及提督。更重要的是，提督握有兵权，能按军法管理军队。

前任南赣巡抚、都察院都御史周南也曾奏请朝廷赐予旗牌。正因有此先例，王阳明终于奏请到军务提督一职。他之所以决定主动请缨而未等朝廷任命，是因为他已有必胜把握。受领军权并非小事，王阳明此举必然会招致多方猜忌。值得庆幸的是，兵部尚书王琼慧眼识珠、深谋远虑，他力排众议，终使王阳明的奏章获准。

据谢本《王阳明全集》记载，朱宸濠所管辖的宁王府有一镇守太监名毕真，此人通过收买武宗的近身侍卫，说服皇上任命他担任南赣军监军。王琼听闻此事后，极力反对，因为如此一来，南赣用兵必然要受宁王牵制，万一宁王谋反，朝廷会很被动。一旦如此，朝廷便很可能无法荡平南赣匪患，更不可能在日后平定宁王之乱。因此，王琼决定通过朝廷授予王阳明旗牌。若没有王琼的大力支持，王阳明肯定不会主动奏请军务提督一职。

王阳明于南赣任职期间，曾致信王琼（《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信中谈到了漳南剿匪的经过，并指出军纪缺失的弊端。同时，他还详述了南赣匪情以及今后的征剿方略。王阳明提出，只有授予他赏罚及自由裁夺之权，才可能彻底扫平匪寇。

今各巢奔溃之贼，皆聚横水、桶冈之间，与郴、桂诸贼接境。生恐其势穷，或并力复出。且天气炎毒，兵难深入远攻。乃分留重卒于金坑营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势，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图。又潜遣人于已破各巢山谷间，多张疑兵，使既溃之贼不敢复还旧巢，聊且与之牵持。候秋气渐凉，各处调兵稍集，更图后举。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专一之权，明之以赏罚之典。生虽庸劣，无能为役，敢不鞭策驽钝，以期无负推举之盛心。秋冬之间，地方苟幸无事，得以归全病喘于林下，老先生肉骨生死之恩，生当何如为报耶！（《与王晋溪司马》）

正德十二年（1517）六月十五日，王阳明上奏《疏通盐法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提出改革盐税制度。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王阳明不仅通晓兵法，还擅于理财。剿匪必然要耗费大量军资，如何在确保民生的前提下调配军资，是王阳明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赣州地区的食盐供应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闽广（福建、广东、广西的统称），一是两淮（北方淮河周边地区）。依据洪武时代的旧例，闽广地区所供应的食盐送抵赣州后，再沿赣江运至吉安、袁州及临江等地。

由于当时多有战乱，致使闽广运输线被迫暂停。朝廷的新盐法规定，吉安、袁州、临江地区的食盐改由两淮地区供应。然而，闽广运输线所经地势较为平坦，加之能借助水路运输，故而成本较低。这样一来，新盐法就未能在实际中得以推广。很多盐贩铤而走险，依旧通过闽广线运输食盐，其中漏税、逃税之人比比皆是。当地官府对此问题也束手无策。且两淮运输线所经之地地势较为复杂，其相应的手续十分烦琐，当食盐运抵吉安、袁州及临江后，价格自然翻了好几倍。因此，当地百姓都喜用闽广私盐。

见此情形，王阳明立即上疏，建议朝廷重新启用旧制盐法，以杜绝逃税、漏税的行为，并且指出此举还能弥补巨额的军费支出。在《疏通盐法疏》末尾，王阳明针对征收盐税一事写道：“商人既已心服，公私又皆两便。庶亦所谓不加赋而财足，不扰民而事办。”

当时，朝廷设立的盐税局包括南安府的折梅亭和赣州府的龟角尾两处。由于朝廷从未给赣州地区拨过军费，因此王阳明剿匪所用军资均来自龟角尾收缴的商税。由于折梅亭所处之地较为偏僻，朝廷很难予以监督，有些商户就通过收买官员来逃税。这不仅有损官员的名誉，更令他们在商户中的威信一扫而光。王阳明深知此中利害，于是他于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奏《议南赣商税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建议朝廷将折梅亭、龟角尾两处盐税局合并。

一篇告谕的作用

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平定了盘踞于南安府以南大庾岭的贼匪。同年七月五日，他上奏《南赣擒斩功次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将此捷报告知朝廷。据称，王阳明率领官军于六月二十日深夜奇袭敌营，一举荡平大庾岭匪患。此役共击溃匪巢十九处，斩杀匪首三人，擒获匪众六百余人。

为彻底切断南赣诸省贼匪的联系，王阳明制定了专门的作战方略以剿灭浰头贼匪。王阳明深知，如不先剿灭浰头之贼，待官军征剿桶冈、横水之贼时，浰头贼匪必然会乘机作乱。

就地形而言，赣州及南安的西部与湖广的桂阳相邻，桶冈、横水贼匪常出没于此地。而赣州及南安的西南部比邻广东省乐昌、东邻龙川，当地贼匪多盘踞于该地的浰头。

在明代，浰头隶属龙川县，位于广东、江西两省交界处的九连山中。此处山岭相连，地势极为险要。浰头包括上浰、中浰、下浰三处，为当地贼匪藏身之所。

正德十二年九月，王阳明在征剿浰头匪患之前，先将牛马、酒肉、钱粮、布匹等物赠予贼匪，并发布告谕文《告谕浰头巢贼》（《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劝其归降。谕文中，王阳明以循循善诱的口吻开导众匪，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仁厚、至诚之意令人动容。

本院巡抚是方，专以弭盗安民为职。莅任之始，即闻尔等积年流劫乡村，杀害良善，民之被害来告者，月无虚日。本欲即调大兵剿除尔等，随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军之日剿荡巢穴。

后因漳寇即平，纪验斩获功次七千六百有余，审知当时倡恶之贼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众，其余多系一时被胁，不觉惨然兴哀。因念尔等巢穴之内，亦岂无胁从之人。况闻尔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间固有识达事势，颇知义理者。

自吾至此，未尝遣一人抚谕尔等，岂可遽尔兴师剪灭。是亦近于不教而杀，异日吾终有憾于心。故今特遣人告谕尔等，勿自谓兵力之强，更有兵力强者，勿自谓巢穴之险，更有巢穴险者，今皆悉已诛灭无存。尔等岂不闻见？

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然亦皆由尔等悔悟不切。

尔等当初去从贼时，乃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从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尔等肯如当初去从贼时，拼死出来，求要改行从善，我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尔等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等寻一生路。惟是尔等冥顽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今谓我全无杀尔之心，亦是诳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

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恶迁善，号泣投诚，为父母者亦必哀悯而收之。何者？不忍杀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尔等，亦正如此。

闻尔等辛苦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之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

尔等好自思量，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如叶芳、梅南春、王受、谢钺辈，吾今只与良民一概看待，尔等岂不闻知？尔等若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亦由尔等任意为之。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

呜呼！吾岂好杀尔等哉？尔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父母死亡、妻子离散。吾欲使吾民避尔，则田业被尔等所侵夺，已无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贿尔，则家资为尔等所掳掠，已无可贿之财。就使尔等今为我谋，亦必须尽杀尔等而后可。

吾今特遣人抚谕尔等，赐尔等牛酒银两布匹，与尔妻子，其余人多不能通及，各与晓谕一道。尔等好自为谋，吾言已无不尽，吾心已无不尽。如此而尔等不听，非我负你，乃尔负我，我则可以无憾矣。

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

此篇告谕字里行间流露出仁人君子对天下苍生的包容与哀悯，感人至深，读之令人声泪俱下，堪称劝降文中的名篇。对于浰头匪寇，王阳明的态度是“不教而杀，非仁义之道”。

据说，浰头群匪见此告谕文后，皆深受感动，很多匪首纷纷率部归降。有人还表示，要以死报答王阳明的不杀之恩。由此可知，战前劝降为王阳明常用的战术之一，因为王阳明深知兵法应以王道仁义为本，不能一味追求阴谋诡计。

如果不能理解王阳明兵法之奥妙所在，就会误认为王阳明不会用兵，好似“宋襄王之仁”。如果王阳明因此失去大好战机，招致此次剿匪失败，将受到更多指责。相反，如果王阳明全无至诚仁爱之心，以劝降为幌子大举进兵围剿，那他与世间狡诈之徒又有何不同？

横水为流经江西省上犹县北部的一条河流，此处设有横水隘口。并且，上犹县东部的地势也较为险要。桶冈即桶冈洞，位于上犹县西北部，与湖广接壤。横水、桶冈为江西贼匪的两大主要据点。

横水匪首谢志珊、桶冈匪首蓝天凤、浰头匪首池仲容相继各自称王，并私设百官。他们倚仗地势险要、人多势众，日常出行俨然皇帝出巡一般。尽管官府曾调遣狼达土军征剿诸匪，但都无果而终。匪首谢志珊听闻王阳明受命征剿漳州匪患一事后，竟自封征南王，率匪众乘虚攻破南康，并伺机侵占湖广。

此时，湖广巡抚都御史陈金向王阳明提议，希望能集结江西、湖广、广东三省官军夹击江西诸匪。陈金向王阳明详细介绍了剿匪方略，并提出官府应派发不同旗号，以清楚区分官军、百姓及贼匪。由于陈金所制定的战略部署周密而翔实，因此王阳明决定依计而行。

不过，王阳明并不赞成集结三省官军一同剿匪。他认为，首先应切断贼匪之间的联系，再各个击破。

议得桶冈、横水、左溪诸贼，荼毒三省，其患虽同，而事势各异。以湖广言之，则桶冈诸巢为贼之咽喉，而横水、左溪诸巢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则横水、左溪诸巢为贼之腹心，而桶冈诸巢为之羽翼。

江西崇义县思顺乡桶冈茶寮古道上的山寨石门框，为贼匪头目蓝天凤等所建。石门坚固，可见当时贼匪势力强大。

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与湖广夹攻桶冈，进兵两寇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今议者纷纷，皆以为必须先攻桶冈，而湖广克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贼见我兵未集，而师期尚远，且以为必先桶冈，势必观望未备。今若出其不意，进兵速击，可以得志。已破横水、左溪，移兵而临桶冈，破竹之势，蔑不济矣。（《横水桶冈捷音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

王阳明担心征剿横水贼匪时，浰头之贼会乘机作乱，因此发布告谕文来安抚人心。浰头贼匪见此告谕，皆深受感动，归顺朝廷者不计其数，还有人表示要誓死效忠王阳明。当时，匪首黄金巢、刘逊、刘粗眉、温仲秀等皆率部下归降。王阳明于其中拣选五百精壮之士编为官军，使其奔赴横水剿匪。其余老弱病残之人，一律被解散。

江西、湖广、广东三省官军约万人，王阳明将其分为十队，并重新任命队长，部署行军路线。王阳明命令，各路官军集结于横水、左溪后再开战。于是，各路官军于十月七日一同出兵，王阳明亲率大军经南康前往至坪（《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将其称为南坪）。

喜得贼巢地图，奇袭横水

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九日，王阳明率军抵达南康。当时，有人告发义官李正岩和医官刘福泰通敌。于是，王阳明将此二人招来问话，但二人皆矢口否认。

王阳明对他们说道：“即便果有此事，我也会赦免你等之罪。你们留在军中，戴罪立功吧！”

时至傍晚，李、刘二人特来求见王阳明，说有要事相告。于是，王阳明将他们暗自招至帐中问话。二人向王阳明禀报：官军攻占桶冈、横水匪巢之时，必然途经十八面隘。此处地势极为险要，群山环绕，山势险峻，道路狭窄。因此，官府之前数次派兵皆困于此地。有一泥瓦工名张保，此人长期身居匪巢，并多次参与修筑山寨、城堡等工程，十分熟悉当地地形。若官军能找到此人，就能详细了解匪巢的地形。

闻此，王阳明随即询问张保的住处。二人又道：“我等能免于死罪皆因大人开恩，能为大人效命，在所不惜。”

值得庆幸的是，张保此时已被官军抓获，并被押送至军门外。然而，张保无论如何也不肯进帐见王阳明。于是，王阳明将李、刘二人打发出帐，并命人将张保带到后堂。王阳明对他说：“听闻你曾帮助贼匪修造山寨，此乃死罪。”

听闻此言，张保羞愧地低下了头，解释说：“我只是为生计所迫，他们知道我贪生怕死，所以逼我为匪。”

王阳明沉着脸说道：“本府暂不欲治罪于你。贼匪山寨必然倚险而建，你身居匪巢，定然知晓其中要害。现命你将山寨布局、周边部署情况，及大小出入道路尽告本府。若我军此行能一举荡平匪巢，你等皆有封赏。”

张保闻此喜不自胜，即刻求王阳明赐笔砚。王阳明命张保画图，并派李、刘二人从旁监视。随后，王阳明命部下拿来酒肉犒赏三人。张保感激王阳明的不杀之恩，所绘匪巢地形图极为详细、清楚。此图不仅具体标出了贼匪所占据的要塞、隘口及进退路径，还清晰地注明了山岭与要塞、平路与险路的区别，同时还附上了上山、下山的方法，以及山寨四周修造的高台情况。此图真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

王阳明手捧此图，细细观看之后，不禁大喜，对三人大加称赞，并命他们于寝帐中休息。次日，王阳明赐三人义官之职。

如前所述，正德十二年十月七日夜晚，各路官军一齐向至坪进发。十日到达该地。此后，王阳明命李正岩、刘福泰各领人马四处打探敌军动向，并及时上报。

闻听官军大举来攻，各匪巢纷纷鸣锣示警，聚集匪众以抵御官军。如此一来，贼匪士气大振。同时，大批匪众迅速来到险要隘口处，用石料、木料修建起工事，准备与官军决一死战。此时，匪徒已占据有利地形，官军靠近不得。因此，王阳明决定于夜间进攻。

十一日上午，王阳明亲率大军在距匪巢三十里处安营扎寨。他命士兵大量伐木、挖掘壕沟、修造栅栏及瞭望台，摆出长期驻扎的架势。当日夜里，王阳明命将官雷济、义民萧庾，分率乡兵及善于攀爬的樵夫四百人，各领一旗，携带火枪、挠钩、套索等物由间道攀崖爬壁而上，潜入附近山顶以窥探匪巢动向。

同时，王阳明下令两人带上旗帜、炮火，提前堆起数千堆茅草，待次日官军举兵之时，张旗、发炮、燃火以做策应。

十二日早晨，官军进至十八面隘。贼匪据险迎敌，骤闻远近山顶炮声如雷，烟焰四起。官军又呼喊震天，铳箭齐发。贼寇未曾料到官军能奇袭此处，以为官军已尽破巢穴，皆惊恐失措，弃险退走。

正所谓“兵者诡道”，王阳明通过此役，一举将十八面隘贼军击溃。

之后，王阳明又派遣千户陈伟（《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为陈睿）、高睿分别率领数十名精壮兵士，从十八面隘沿悬崖攀缘而上，以夺取其他险要隘口。同时，王阳明命他们多准备滚木、礌石以克敌。

贼寇溃逃后，官军乘胜追击，声威震天。前线指挥谢昶、冯廷瑞带兵由小路攻入敌寨，尽焚贼巢。贼军退无可退、避无可避，随即大败奔溃。随后，官军又连续攻破长龙、先鹅头、狗脚岭、庵背等匪巢，并一举荡平白蓝、横水两大匪巢。

起初，匪首谢志珊、萧贵模等人皆以为横水是天堑之险，易守难攻，当他们得知官军从四面包围过来时，便仓促分兵据守险要隘口，以抵抗官军。随后，众贼匪见横水烈焰腾空，枪炮之声撼摇山谷，不禁惊慌失措，皆弃隘口而逃。

各路官军乘机进攻，人人奋勇杀敌，终于攻破匪巢。随后，各路大军会师横水。由于官军昼夜涉深涧、蹈丛棘、遇险绝，更兼挂绳崖树，鱼贯而上，猿臂而下，稍有不慎，易失足堕入深谷，所以当各路大军抵达横水、左溪时，众兵士皆困乏不已，无法应战。王阳明考虑到天色已晚，遂下令就地安营扎寨。

次日，天起大雾，并伴有降雨，周围能见度极低。此后一连数日，天气仍然如此，以致军队无法向前。于是，王阳明命令各营士兵就地休整，养精蓄锐，同时，又分别派遣数十名向导探查残匪动向以及其他贼巢的动静。

十五日，向导传来消息，山上贼匪正在排兵布阵，准备在绝险崖壁之处修建工事，拼死一搏。已破贼巢之残匪也流窜至此。

据王阳明所制订的计划，湖广大军与王阳明统领的官军将于十一月一日夹攻桶冈匪巢。眼见日期临近，各将官不禁担心王阳明大军能否按时抵达。王阳明认为，此地距桶冈尚有一百余里，加之山路险峻，要走三日才可抵达。若官军对此处贼匪围而不打，转而移兵桶冈，势必造成兵力分散，此种做法甚为不妥。因此，他决定在夹攻桶冈之日前先扫平横水匪寇。

恰在此时官军抓获了一名桶冈的喽啰兵钟景，他正准备出山打探横水方面的消息。于是，王阳明命人将他带来，说道：“我军势头锐不可当，所到之处匪患尽除。剿灭桶冈贼匪，即在眼前。你若能转投官军，本府恕你不死。”

钟景听闻此言，当即叩首谢恩并归降了官军。当王阳明询问桶冈地形时，钟景皆据实相告。他还将横水匪巢的分布情况告之王阳明。而后，王阳明亲自给钟景松绑，并赐他酒肉，将他留在帐前听用。

之后，王阳明命各营将兵士分为正、奇两队，正兵从正面攻击，奇兵从背面偷袭。官军在大雾的掩护下分头攻击敌营。《孙子兵法》云“以正合，以奇胜”，又云“兵贵拙速”“出其不意”。王阳明此役真可谓深谙兵法精髓。

最终，官军于十六日攻破旱坑（《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为卑坑）、窎井、稳下、李家等匪巢，十七日攻破丝茅坝；十八日攻破朱雀坑、村头坑、黄竹坳、观音山等匪巢，十九日攻破梅伏坑（又称梅坑）、石头坑，二十日攻破白封龙、芒背、黄泥坑、大富湾等匪巢，二十二日攻破白水洞，二十四日攻破寨下、杞州坑，二十五日攻破朱坑、杨家山，二十六日攻破李坑、川坳，二十七日拿下长河洞匪巢。

大匪首谢志珊在逃往桶冈途中被官军活捉，随后被军门斩首，其头颅被高悬于城楼。行刑前，王阳明问他：“尔等不过一介草民，何以能招募如此多的匪众？”

谢志珊答道：“此非易事。每当我发现英武、神勇之士，断不肯轻易错过。我会通过各种手段引诱他们，例如请他们喝酒，或资助他们的生活，直到他们对我感恩戴德。此时，我便将自己的目的告诉他们，他们必然会死心塌地为我效命。”

后来，王阳明将此事告与弟子，并对他们说：“若想有朋友相助，我们也必须如此。”《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有一诗，可以表达出王阳明此时的心情：“同志相求志自同，岂容当面失英雄。秉铨谁是怜才者，不及当年盗贼公。”

由上可知，尽管战事紧迫，王阳明依然没有忘记通过实例来启发、开导弟子。

一日尽破桶冈贼匪

横水大匪首谢志珊被诛杀后，众将官纷纷向王阳明提出官军应该乘胜追击，直捣桶冈匪巢。对此，王阳明却持不同意见。

依据钟景所言，桶冈乃天堑要塞，进出之路仅有锁匙龙、葫芦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处。要进入这五处要塞，仅能凭借栈梯攀缘而上，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且有众多横水残匪流窜至此，桶冈贼匪也进一步加强了戒备。

王阳明认为，官军抵达后不宜立即开战，应先让军队就近驻扎，休整队伍以壮军威，然后再设法劝降敌军。王阳明指出，贼军见官军所向披靡，必然心生忌惮，大匪首蓝天凤极有可能前来归降。即便对方不降，其军心也会逐渐涣散，此时举兵则大事可成。

十月二十八日深夜，王阳明派义官李正岩、刘福泰及钟景前往桶冈游说蓝天凤，并将归降的最后期限定于十一月一日正午。

蓝天凤听闻李正岩等三人之言，不禁大喜过望，遂考虑归顺。他召集各山寨匪首商议此事，然而众人争执良久迟迟没有结果。此前，官军已开始进攻桶冈。十月三十日夜，官军分别抵达锁匙龙、葫芦洞、茶坑、十八磊、西山界等关隘，并秘密布置好军队。

十一月一日突降大雨，贼军认为官军不会此时进兵，而李、刘等人也还在继续与蓝天凤商谈归降一事，故而贼军放松了警惕。所以当官军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时，贼军皆大惊失色，只得匆忙布防迎敌。各路官军团结一致、奋勇杀敌，终于大败贼军。

次日，官军乘胜追击，一举荡平桶冈、梅伏、乌池、西山界、锁匙龙、黄竹坑、十八磊、铁木里、土地、葫芦洞、员分、背水坑、太王岭十三处匪巢。

仅仅用了一天时间，官军就基本剿灭了桶冈匪患。王阳明又命官军严守各险要隘口，彻底消灭残匪。同时，王阳明亲率一部驻扎在茶寮。

十一月五日至十三日，官军又相继攻破了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杉木坳、原陂、木里、板岭、天台庵、东桃坑、龙背十处匪巢。大匪首蓝天凤在逃跑时被官军包围，最终跳崖而亡。

与此同时，湖广统兵参将史春为与王阳明会合，急率军队奔桶冈而来。当他抵达省界郴州时，收到王阳明派发的公文，获悉桶冈之贼已被尽数剿灭，惊喜不已，随即感叹：“我等花费一年时间备战，仍唯恐不足以迎敌。而王阳明先生剿匪竟不费吹灰之力，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早晨出战，傍晚即告捷，真乃神人也！”

王阳明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扫平了横水、桶冈的八十余处匪巢，抓获及斩杀谢志珊、蓝天凤等八十六名匪首及三千一百六十八名匪众，另俘虏三千六百余人。

在《横水桶冈捷音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的末尾，王阳明尽数列出有功将领的官职及姓名，对他们身先士卒、不惧危险的精神予以褒奖，同时请求朝廷对他们论功行赏。这些将领包括监军副使杨璋，参议黄宏，领兵都指挥佥事许清，都指挥行事指挥使郏文，知府邢珣、季敩、伍文定(8)、唐淳，知县王天与、张戬，指挥余恩、冯翔，县丞舒富等二十余名官员。

王阳明平定横水、桶冈匪患后，于正德十二年（1517）闰十二月五日，再上《立崇义县治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请求朝廷从上犹、大庾、南康三县划分新地以设立崇义县，并在横水镇设立县治。

桶冈地势极为险要，四周尽是悬崖峭壁，凭此天险，贼匪才得以有恃无恐。官府曾多次派兵征剿，但都以失败告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方占据着有利地势。王阳明担心官军一旦撤走，残匪流寇又会重新占据此地，继续为非作歹。因此，官府必须派兵驻守桶冈。

茶寮隘是桶冈的险要关口，贼匪曾长年派兵驻守于此，以拒官军。茶寮即茶馆，当地茶馆甚多，因此得名茶寮隘。王阳明率军队驻扎此地后，随即命部下去各处险要关口巡视。茶寮隘东邻赣州府的兴国，南邻广东省的仁化、乐昌，西邻湖广省的桂东、桂阳，北邻江西省吉安府的万安。鉴于桶冈重要的地理位置，王阳明最终决定于此处设立哨所及巡检司。

茶寮隘位于今桶冈村的北部，桶冈村隶属于崇义县思顺乡。此处立有一座茶寮碑，也称碑记石。关于此碑记石的由来，《崇义县地名志》有相关记载：“此碑原名为茶寮碑，因其立于茶寮隘而得名。又因石碑上刻有文字，另称为碑记石。此碑位于恩顺人民公社桶冈大队管辖区。正德十二年，王阳明带兵剿平桶冈贼匪后，特立此碑以示纪念。茶寮碑高两丈五尺，碑身需十一个人才能合抱。整座石碑气势恢宏，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平茶寮碑

正德丁丑（十二年），瑶寇大起。江、广、湖、郴之家骚然，且三四年矣。于是三省奉命会征，乃十月辛亥（九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十二日），破横水、左溪诸巢，贼败奔。庚申（十八日），复连战，奔桶冈。十一月癸酉（一日），攻桶冈，大战西山界。甲戌（二日），又战，贼大溃。丁亥（十五日），尽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斩三千余，俘三千六百有奇，释其胁从千有余众，归流亡，使复业。度地居民，凿山开道，以夷险阻。辛丑（二十九日），师旋。于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举事也。提督军务都御史王某书。（《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

其中，“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充分表明了王阳明对战争的态度。最终，朝廷很快批准了王阳明的申请，于横水、桶冈设立了崇义县，交由南安府管辖。自从横水、桶冈地区设立县治以来，当地治安状况逐步好转，贼匪流寇难于在此安身，百姓从此安居乐业，不必再担心贼匪作乱。无论是之前的清平县，还是后来的崇义县，王阳明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治安、稳定民生。

江西崇义县思顺乡桶冈村平茶寮碑，气势恢宏的石碑记录着王阳明南赣勘乱的功绩。

正德十四年（1519），崇义县县民为纪念王阳明，特在当地建起一座祠堂。该祠堂位于先师庙以西，名为“都宪王阳明公祠”。后来，祠堂被损毁，现在的崇义中学所在地即为该祠堂原址。此外，崇义县文化馆的大院里至今仍保存着两座石碑，这两座石碑修造于明隆庆二年（1568），其中一块石碑上刻有《重修新建伯王阳明祠堂记》。据说，此文作者也是余姚人。另一座石碑上则刻有“明新建侯王文成公祠”的字样。

智取浰头贼首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七日至三月八日期间，王阳明率军赶赴广东龙川县，一举荡平浰头匪患。之后，王阳明又扫平了九连山匪寇。同年四月二十日，王阳明上奏《浰头捷音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奏报此次平定浰头匪患的详细经过。

湖广、江西、广东、福建诸匪中，最强悍、最狡猾的莫过于浰头之贼。征剿浰头匪患，可谓困难重重。王阳明不但擅用兵法，更长于攻心，因此能一举荡平浰头匪巢。王阳明不仅是伟大的儒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军事家。《浰头捷音疏》详细记录了此役的经过。据此可知，王阳明不愧是一位思维缜密、谋略过人的军事家。

在此疏文中，王阳明详细汇报了各路官军剿匪的情况，同时还列出扫平匪巢的日期，各路将领的官衔、姓名，匪巢位置及匪首、主要匪众的姓名，斩杀及俘虏的贼匪人数，缴获战利品的种类，烧毁敌军仓库、房屋的数量。并且，王阳明还详述了智斗浰头匪首池仲容的经过。在此，我们以《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为参考，介绍一下王阳明平定浰头匪患的具体过程。

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江西省赣州府信丰县官员上报，龙南县匪首黄秀魁纠合广东匪首池仲容等人，意欲偷袭信丰县。今见贼人攻城不退，请求王阳明发兵救援。

王阳明收到此公文后，随即委派经历（负责出纳、誊写公文）王祚、县丞舒富领兵前去助战。官军虽斩获四名贼匪，但报效义士杨习举被贼人杀害，同时王祚被擒。于是，王阳明亲率大军赶赴信丰县，他先招安所擒之贼，再命他们返回匪巢，设法救出王祚。对于此役中的失职官员，王阳明命他们据实回禀剿匪不利之缘由，并上奏朝廷。

当时，浰头匪首除池仲容外，还有池仲宁、池仲安、高允贤、李全等，他们各自盘踞一方。当时浰头贼匪非常猖獗，僭称王号，伪设官职，并且屡次进攻广东省翁源、龙川、始兴，江西省龙南、信丰、安远、会昌等县，杀害官军、焚烧村寨、虐杀村民，致使百姓居无宁日。朝廷曾多次调狼达土军助剿浰头贼匪，皆无功而返。

王阳明所制定的战略部署是先攻横水，次攻桶冈，最后与广东军会师，徐图浰头。正合古语所云：“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礼记·学记》）王阳明认为，南赣贼匪多分布于南安横水、桶冈等地，该地区与湖郴（湖广省郴州）接壤，当地贼匪虽人数众多，但势力过于分散，他们仅能凭借天险来抵抗官军。而浰头匪巢多靠近闽广地区，此地贼匪狡猾且较集中，匪巢间互有结盟，能做到守望相助。

正德十二年九月，王阳明计划进兵横水，因唯恐浰头贼匪乘机作乱，于是发布告谕予以安抚。他派遣报效生员（负责军务之人，生员为各府、州、县学堂的学生）黄表、义民周祥等人前去发布告谕文，同时赏给贼匪金银、布匹等财物。如此一来，众贼人多被王阳明之举所感动，各山寨头领黄金巢、刘逊、刘粗眉、温仲秀等人皆表示愿意归降朝廷。

然而，唯独大匪首池仲容对此不屑一顾，他愤然对众人道：“我等做贼已非一年，官府来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为凭！待黄金巢等到官后，果无他说，我等遣人出投亦未为晚。”

王阳明认为，官军不可分头征剿浰头和横水、桶冈的匪患，应该切断贼匪之间的联系，使之不敢妄自出兵。其后不久，浰头匪首黄金巢来投王阳明。王阳明赦免了他们的罪行，并加以好言安抚。黄金巢等人皆表示，愿协助王阳明剿匪。于是，王阳明命黄金巢率领五百余兵勇，赶赴横水剿匪。

正德十二年十月，王阳明一举荡平横水匪巢。池仲容听闻此消息后惊恐不已，担心王阳明接下来就会领兵攻打浰头。于是，他召集寨主池仲宁、高飞甲等人商议对策，最后决定先派其弟池仲安率两百老弱残兵归降王阳明，并假意愿助官军剿匪。但池匪的真正意图是探听虚实，寻机里应外合，消灭官军。

王阳明早已看破池仲容的诡计，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待官军征剿桶冈之时，王阳明故意命池仲安绕远路堵截残匪，同时命官军加强内部戒备，使池仲安等无机可乘。对外，王阳明又故意宽待池仲安等人，使其放松警惕。

同时，王阳明暗自派人分头寻找深受浰头贼匪祸害的百姓，将他们带到军营，共商讨贼之事。约十天后，有数十名百姓相继来到军营。王阳明向他们询问如何才能扫平浰头匪寇，众人言道：“此贼狡诈凶悍，非比他贼，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谋，人不能测。自知恶极罪大，国法难容，故其所以捍拒之备，亦极险谲。前此两经夹剿，皆狼兵二三万，竟亦不能大捷。后虽败遁，所杀伤亦略相当。”

“近年以来，奸谋愈熟，恶焰益炽。官府无可奈何，每以调狼兵恐之。彼辄谩曰：‘狼兵易与耳。纵调他来，也须半年。我纵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谓狼兵之来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无忌惮。今已僭号设官，奸计逆谋，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调狼兵，事恐难济。”

王阳明认为，兵无常势，应因敌军之变化才可制胜。现今，浰头贼匪狃于常理，他们认为朝廷必先调狼达土兵才敢出战。正因如此，官军无须调动狼达土兵，亦可取胜。于是，王阳明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他先让百姓各自返回，待官军发动进攻时，请他们立刻占领关口以拒贼。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王阳明一举剿灭桶冈匪患。池仲容得知此事后更加惊恐，随即进一步加强了战备。不久之后，王阳明派使者前往浰头，并将牛马、酒肉等物赐予各寨主，以探听贼匪动向。见此，池仲容等人诈称龙川县游侠卢珂、郑志高、陈英等人要掩袭浰头，故而加强了防备，并非要抵抗官军（卢、郑、陈三人为归降朝廷的龙川新民，有部下三千余人）。池仲容嚣张跋扈，远近百姓皆敢怒不敢言，仅有此三人敢与之抗衡，所以池仲容对他们深恶痛绝。

王阳明佯装相信池仲容所言，对卢珂、郑志高、陈英等派兵袭击浰头一事表现得异常气愤，但他又暗地里派发檄文给龙川新民，告知池仲容诬陷卢、郑、陈等人一事。同时，池仲容也派使者来到王阳明的军营中，王阳明故意表示，卢、郑、陈等人将袭击浰头匪巢一事确属事实，官府欲派兵征剿三人，因要途经浰头，所以你们要伐木开道以待官军。

池仲容闻此，又喜又惧，喜的是，王阳明已误信卢、郑、陈等人的罪行；惧的是，王阳明若在途经浰头之时突攻浰头，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池仲容再次派遣使者来答谢王阳明，声称不愿劳烦官军，自己会带人全力防范卢、郑、陈等人的袭击。

十二月十五日，王阳明回兵南康，卢珂、郑志高、陈英等人闻讯赶到王阳明处，揭发池仲容等人的罪行。卢、郑、陈等人言道：“池仲容等僭号设官，今已点集兵众，号召远近各巢贼首，授以‘总兵’‘都督’等伪官，等候三省夹攻之兵一至，即同时并举，行其不轨之谋。及以伪授卢珂等官爵‘金龙霸王’印信文书一纸黏状来首。”

王阳明事先已派人查知此事，听闻卢珂等人之言，故意怒斥道：“以为尔等擅兵仇杀投招之人，罪已当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机诬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领兵报效，诚心向化，安得有此。”

随后，王阳明命人将卢、郑、陈等人捆起来，听候发落。原池仲容的部下见此情景，有些不安。看到王阳明要将卢珂等人斩首，众人又暗自高兴，纷纷叩拜王阳明，高呼“大人圣明”。然后，这些人又控诉起卢珂等人的罪行。王阳明一面假意命人书写状纸，一面将卢珂等人投入监狱，以候处斩。卢珂等人被关入牢房，人人身披重枷，王阳明悄悄派人告诉他们“阳怒之意，欲以诱致仲容诸贼”。同时，王阳明命卢、郑、陈等先派人回龙川县集结兵勇，待卢珂等人返回之时，即刻出兵剿匪。

王阳明派生员黄表、听选官（负责选拔官吏）雷济前去游说池仲容，劝其不要再对官府生疑。同时，黄、雷二人还暗中收买池匪亲信，使其劝说池匪主动归降朝廷。

十二月二十日，王阳明带兵返回赣州，遂下令全城大摆宴席以犒赏三军。其文曰：“今南安贼巢皆已扫荡，而浰头新民又皆诚心归化，地方自此可以无虞。民久劳苦，亦宜暂休为乐。”

随后，王阳明解散军队，使其回乡务农，似有不再征兵之势。同时，王阳明命池仲安带兵返回浰头，以助其兄防守关隘。王阳明对池仲安道：“卢珂等虽已系于此，恐其党致怨，或掩尔不虞。”

池仲安回到浰头后，将此事告知池仲容。众人皆欢欣不已，逐渐放松了警惕。

之后，王阳明又派指挥余恩、赍历前去犒劳，提醒他们勿要松懈，以防卢珂余党攻山。闻此，众人大喜，黄表、雷济又对池仲容言道：“今官府所以安辑劳来尔等甚厚，何不亲往一谢！况卢珂等日夜哀诉反状，乞官府试拘尔等，若拘而不至者，即可以证反状之实。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诉珂等罪恶，官府必益信尔无他，而谓珂等为诈，杀之必矣。”

那些被官府收买的池匪亲信也极力赞成此事，于是，池仲容应允，并对众人言道：“若要伸，先用屈。赣州（借指王阳明）伎俩，亦须亲往勘破。”

众人商议决定，由池仲容率领四十余人赶往赣州。

王阳明得知池仲容已上路，便秘密派人前往各府县加强军备，以接应大军行动。同时，王阳明又派千户孟俊先赶往龙川，帮助卢珂、郑志高、陈英等集结军队，佯装途经浰头之势，借以威吓对方。为使孟俊顺利通过浰头，王阳明以拘捕卢珂等党羽为名，另下一道军令。浰头贼匪见孟俊带兵到此，便询问此行目的。于是，孟俊拿出王阳明军令以示众人，众匪见此皆倒身下拜，并争相护送孟俊出境。孟俊抵达龙川后，立刻开始对卢珂的军队进行整顿、扩充。浰头贼匪闻之，皆以为官府要拘捕卢珂余党，遂彻底放心。

闰十二月二十三日，池仲容等人到达赣州，见各营官兵已被解散，街市中张灯结彩，百姓听戏取乐，由此，池仲容更加深信王阳明不会发兵。池仲容为探查卢珂等人近况而暗中买通狱卒，见卢珂等人身披重枷，大喜。随后，池仲容派人返回浰头匪巢告知属下：“乃今吾事始得万全矣！”

见此，王阳明连夜释放卢珂、郑志高、陈英等人，命他们速返龙川掌兵。然后，王阳明又命人每日杀羊宰牛，犒赏池仲容一行人，借以拖延归期。

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卢珂等人返回龙川。王阳明得知所需兵勇也已大致募齐，于是在中庭设宴，并在四周埋伏众多甲士，待池仲容一行入席后，便将其悉数擒获。随后，王阳明拿出卢珂所书状纸，列数匪众的罪行。众人闻此，皆认罪服法。

征剿浰头贼众

正月初三夜，王阳明派人至各县，以指挥当地军队作战，同时命他们于七日齐攻浰头匪巢。当日，官军分别从龙川县的和平都、乌虎镇、平地水，龙南县的高沙保、南平、太平保、冷水径，信丰县的黄田冈、乌径等地进攻浰头，王阳明亲率帐下兵勇由冷水径直取浰头大巢。各路大军齐发并举，会师三浰。

之前，池仲容通知浰头贼匪，说赣州官兵已尽数解散，众人皆以为官兵不会攻山，便放松了戒备，各自返回山寨。当贼众得知官军兵分四路，一齐攻打浰头时，不禁惊慌失色，仓促派人把守隘口。浰头贼匪集结精锐兵勇千余人，妄图在龙子岭设伏以阻击官军。

官军从三面攻打浰头，各路军队分成两拨，以前后夹击贼匪，其喊杀声响彻山谷。最终，贼军大败而逃，官军乘胜追击，相继攻克上、中、下三浰。各路大军得知三浰贼巢已被攻破，皆备受鼓舞，作战也更加勇猛，浰头诸匪更加溃不成军。官军相继攻破了热水、五花障、淡方、石门山、上下陵、芳竹湖、白沙、曲潭、赤唐、布坑、三坑等匪巢。

当晚，多处残匪聚集于未被官军攻破的匪巢。次日（八日）清晨，王阳明命各哨官兵前去探查贼匪所在，并予以各个击破。最终，官员于九日攻破铁石障、羊角山、黄田坳、岑冈、塘含洞、溪尾等匪巢，十日攻破大门山、镇里寨等匪巢，十一日攻破中村、半经、都坑、尺八岭、新田径、古地、空背、旗岭、顿冈等匪巢，十三日攻破狗脚坳、水晶洞、五湖、蓝州等匪巢，十六日攻破风盘、茶山等匪巢。然而，各处残匪又纠集八百精壮兵勇占据九连山，妄图凭借天险拼死一搏。

王阳明认为，九连山山势极高，横亘数百里，且四面斩绝，官军很难攻山，且九连山东面与龙门山相连，此处尚有百余处匪巢，若官军一味进攻，则九连山贼匪必定逃往龙门山，两处匪患若连成一片，则更难剿灭。此时，九连山上缺兵少将，若派官兵偷偷潜入敌营，断其后路，则可于半月之内攻破此山。但贼匪所盘踞的断崖绝壁下仅有一条小路可行，若官军公然行至此地，贼人必然投以滚木、礌石，其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王阳明挑选精锐兵勇七百余人，命其佯装溃匪，同时命他们趁暮色急行通过崖下小路。山上贼匪见此，皆以为官军乃溃败残匪，纷纷下山迎接，官兵们也假意应承。尽管贼匪稍有疑虑，却不敢轻易出击。这样一来，官兵便顺利通过了天险小路，可以随时切断敌军后路。

次日，贼匪才得知昨日一行人为官军，而此时退路已被切断，众贼匪遭官军前后夹击。由于官军已占据有利地势，居高临下，贼匪不堪抵抗，节节败退。

王阳明料到残匪必定逃跑，于是命各哨官兵四面设伏，以堵截残匪。果然，贼匪分路潜逃。二十五日，官军于五花障、白沙、银坑水截杀残匪，二十七日于乌虎镇、中村、北山截杀残匪。同时，官军还在风门奥与残匪大战。其余溃逃残匪尚有三百余人，分别逃往上坪、下坪及黄田坳。

王阳明命各路官兵加紧追击，二月二日，官军与残匪战于平和、上坪、下坪，八日战于黄田坳，十二日战于铁障山，十四日战于乾村、梨树、芳竹湖，二十三日战于北顺、和洞，二十六日战于水源、长吉、天堂寨。

三月三日，王阳明命人四处打探得知，各匪巢中穷凶极恶之徒已被官军尽数擒斩。残匪张仲全所率两百余人，不过老弱残兵，不足为惧。其中贼匪多为周边村民，因被胁迫一时误入歧途。众人见池匪大势已去，遂聚集于九连谷口，哀号痛哭，诚心归降。

闻此，王阳明派报效生员黄表前往九连谷以探虚实，得知众人果然真心归降。王阳明命令，对有罪之人，要按律处罚；其余人等，要重新录入户籍。最终，官军顺利收复白沙。

正月初七至三月八日期间，官军攻破匪巢三十八处，擒斩大匪首二十九人、小匪首三十八人、匪众两千零六人，俘虏匪众八百九十人，得战利品牛马一百二十二匹、枪矛器械两千八百七十支、赃银七十两六钱六分。

在《浰头捷音疏》末尾，王阳明再次列数池仲容的各项罪行：

大贼首池仲容等，荼毒万民，骚扰三省，阴图不轨，积有年岁，设官僭号，罪恶滔天。比之上犹诸贼，尤为桀骜难制。盖上犹诸贼，虽有僭窃不轨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烧是嗜。至于浰头诸贼，虽亦剽劫掳掠是资，而实怀僭拟割据之志。故其招致四方无籍，隐匿远近妖邪，日夜规图，渐成奸计。兼之贼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竞飞猱，凶恶之名久已著闻，四方贼党素所向服。是以负固恃顽，屡征益炽。

前此知其无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无事。其实无救荼毒之惨，益养奸宄之谋。今乃臣等驱不练之兵，资缺乏之费，不逾两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虏，除三省数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庙堂成算，何以及此！

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于责任之专一，而败于职守之分挠。就今事而言，前此尝夹攻二次，计剿数番。以兵，则前者强，而今者弱，前者数万，而今者数千；以时，则前者期年，而今者两月；以费，则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则前者多智谋老练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疏浅劣。然而计功较绩，顾反有加于昔，何哉？实由朝廷之上，明见万里，洞察往弊，处置得宜。既假臣以赏罚之权，复改臣以提督之任。

…………

以故诏旨一颁，而贼先破胆夺气；咨文一布，而人皆踊跃争先。效谋者知无沮挠之患，而务竟其功；希赏者知无侵削之弊，而毕致其死。是乃所谓“得先胜之算于庙堂，收折冲之功于樽俎”，实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滥竽成功！

最后，王阳明请求朝廷对兵备副使杨璋等将官论功行赏。

“得先胜之算于庙堂，收折冲之功于樽俎”，即为王阳明此役的指导思想。同时，他对《孙子兵法》中的战术思想也能做到活学活用。例如：“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兵者诡道。”“上兵伐谋。”“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兵之形，避实击虚。”“兵以诈立。”“围地则谋。”

正因为王阳明谋划周密、布局巧妙，官军才得以顺利收复浰头。

为剿灭浰头匪患，王阳明殚精竭虑、身心俱疲。当池仲容正式伏法后，王阳明不禁流露出倦意。对此，《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有过具体描写：

先生见各贼挪完，唤池仲容到前说，“汝虽投顺，去后难保其心。”仲容方欲启口分辩，先生喝声中军官也与我挪着，就于袖中出卢珂等首状，当面逐款质问。“伪檄上金龙霸王印信从何而来？”仲容顿口无言，惟有叩头请死。

先生命押付辕门，同八人斩首号令。仲容到辕门之外，方知领赏众贼俱已杀完。悔之无及。瞑目受刑。正是：“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先生用计，不动声色。除了积年的反贼，满城官吏士民无不称快。犒贼之物，一毫不失。即以赏有功甲士。狱中放出卢珂、郑志高、陈英，厚加赏赐，不在话下。

时日已过午，先生退堂，一个头旋昏倒在地。左右慌忙扶起，呕吐不止。众官俱至私衙问安。先生曰：“连日积劳所致，非他病也。”幸食薄粥，稍静坐片时，安然如故矣。

王阳明征战三浰之时，始终没有忘记讲学一事。由于王阳明讲学立足于实例，并非纸上谈兵，所以能做到深入浅出，极具说服力。

例如，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王阳明带兵前往三浰剿匪，途中他曾写信给弟子薛侃（《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其中写道：

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某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数日来谅已得必胜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孚美质，诚可与共学，此时计已发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廨中事以累尚谦，想不厌烦琐。小儿正宪，犹望时赐督责。

奏请辞官

王阳明剿平三浰匪患后，计划于十天之内彻底扫除残匪。之后，他便向朝廷奏请辞去提督一职。为征剿闽广及横水、桶冈、三浰等处的匪患，王阳明马不停蹄、日夜操劳，终致旧疾（肺结核病）恶化。尤其是智斗三浰大匪首池仲容，更使得王阳明身心疲惫到极点。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四日，王阳明上《乞休致疏》，请求辞官休养。其文辞诚挚感人，读之令人动容。

臣以菲才，遭逢明盛，荷蒙陛下涤垢掩瑕，曲成器使。既宽尸素之诛，复冒清显之职。增其禄秩，假以赏罚。念其行事之难，授以提督之任，言行计听。感激深恩，每思捐躯以效犬马。奈何才蹇福薄，志欲前而力不逮，功未就而病已先。

臣自待罪鸿胪，即尝以病求退，后惧托疾避难之诛，辄复黾勉来此。驱驰兵革，浸染瘴疠，昼夜忧劳，疾患愈困。自去岁二月往征闽寇，五月旋师；六月至于九月，俱有地方之警；十月攻横水，十一月破桶冈，十二月旋师；未几，今年正月又复出剿浰贼。前后一岁有余，往来二三千里之内，上下溪涧，出入险阻，皆扶病从事。然而不敢辄以疾辞者，诚以朝廷初申赏罚之请，再下提督之命，惟恐付托不效，以辜陛下听纳之明，负大臣荐扬之举。且其时盗贼方炽，坐视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后人，非仁也；已逃其难而遗人以艰，非义也；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酬，非忠也。故宁委身以待罪，忍死以效职。

今赖陛下威德，庙堂成算，上犹、南康之贼既已扫荡，而浰寇残党亦复不多。旬日之间，度可底定，决不至于重遗后患，则臣之罪责，亦既可以少逭于万一。但惟臣病月深日亟，百疗罔效，潮热咳嗽，疮疽痈肿，手足麻痹，已成废人。昔人所谓绵弱之才，不堪任重；福薄之人，难与成功。二者臣皆有焉。伏惟陛下覆载生成，不忍一物失所，悯臣舆病讨贼所备尝之苦，哀臣忍死待罪不得已之情，念福薄之有限，怜疾疗之无期，准令旋师之日，放归田里。岂曰保全余息，尚图他日之效。苟遂丘首，臣亦感恩地下，能忘衔结之报乎？臣不胜哀恳祈望之至！

然而，此疏未获朝廷批准。当时，南赣诸匪皆被荡平，王阳明提出辞官似乎合情合理。其实，浰头一战已使王阳明心力交瘁，加之获悉祖母病重，更使他寝食难安，所以他才会致信兵部尚书王琼申请返乡。

那么，朝廷为何没有准许王阳明辞官呢？这正是王琼深谋远虑之处。当时，他推荐王阳明任南赣巡抚，就是为了防备宁王朱宸濠谋反。南赣地区盗匪猖獗，朱宸濠与诸匪相交甚密、来往频繁，其势力日益强大，王琼对此忧心忡忡，当然不会轻易批准王阳明辞官。此后，王阳明没有再上疏请辞，而是直接听命于朝廷，想必他对朱宸濠的动向也十分关注。

对此，东正堂先生在《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一《奏疏·公移一·南赣书》）中做过如下分析，可供读者参考：

先生志在退隐，但君命难违。他受任南赣巡抚后，相继剿灭闽广、横水、桶冈、浰头诸匪，南赣匪患基本被平定。因此，先生急欲达成志向，归隐田园。然而，宁王朱宸濠一直伺机谋反，他私通江西匪患，借此扰乱南赣治安。明眼人不难看出，朝廷已处于岌岌可危之境。以先生之智谋，必然深知此时辞官，正可以虎口脱险。然而，兵部尚书王琼深知先生才干，加之宁王呈蠢蠢欲动之势，所以他决定留用先生，以备万一。因此，王琼不但坚决拒绝了先生的请辞，还派他去福州平定叛军，并赐予处置赏罚之权。先生领悟到王琼的良苦用心，终慨然受命。

宁王叛乱之时，江西省大小官员尽皆被杀，惟独先生留在丰城而免于此劫。先生能顺利平定宁王叛乱，既是先生才干过人，也是天意使然。先生出征前曾发下誓愿，拼死也要剿灭叛军。

当时，先生好友湛甘泉来信，催促他早日还乡，先生并未予以回复。其实，湛甘泉深知先生身处险境，便借此提醒他趁早全身而退。虽然先生明白好友的一番好意，却无法抽身而退。此时，先生恰如身处虎口，早已身不由己。尽管先生才智过人，却无法将此番心境告知亲友。在此，我特作此文，以抒先生真意。

教化当地百姓

王阳明平定南赣诸匪后，于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发布《告谕》（《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以教化当地百姓。王阳明指示，南安、赣州两府要以“十家牌法”为单位，将此告谕文书派发给各户百姓。同时，当地官府可以选拔有识之士或素有威望之人协助官府教化百姓。

此告谕文指出，匪乱平定之后，应严防民风再次流于颓靡。同时，王阳明还详述了日常行事应遵照的具体规范：

吾民居丧不得用鼓乐。

为佛事，竭赀分帛，费财于无用之地，而俭于其亲之身，投之水火，亦独何心！

病者宜求医药，不得听信邪术，专事巫祷。

嫁娶之家，丰俭称赀，不得计论聘财妆奁，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

亲戚随时相问，惟贵诚心实礼，不得徒师虚文，为送节等名目，奢靡相尚。

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

凡此皆靡费无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正者，十家均罪。

王阳明下令，若有人违反这些规定，不仅要惩戒百姓，还要追究官员教化不利之罪。因此，此告谕文最后写道：“至于孝亲敬长、守身奉法、讲信修睦、息讼罢争之类，已尝屡有告示，恳切开谕。尔民其听吾诲尔，益敦毋怠！”

为有效教化民众，王阳明于同年告谕南赣下辖各县百姓，督促建立社学（地方官奉朝廷诏令在乡村设立的“教童蒙始学”的学校）。王阳明认为，端正民风应先从孩童抓起。

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创建社学。诏文写道：“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

朱元璋认为，各地乡村皆应建立学校，十五岁以下子弟必须送入社学读书。后来，清朝政府沿用了该项制度。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很多地方已经废除了社学。为了重振社学，王阳明投入了大量心血。他聘请名师，教授学童诗歌与礼仪。此后，很多孩童在街上遇见官员皆会合手施礼。当地百姓受此影响，人人礼让谦和，吟诵诗歌之声不绝于耳，社会风气大有改观。

正德十三年四月，王阳明特作《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简称《训蒙大意》，《传习录》中卷）赠予社学教师刘伯颂等人。文中，王阳明介绍了一套自己总结出来的儿童教育方法。

刘伯颂其人，生平不详。日本学者佐藤一斋先生认为，他并不是王阳明的弟子，很可能是来南赣向王阳明求教的一名学者。王阳明在《训蒙大意》中，总结出儿童教育应遵循的主旨，详细论述了初等教育的理论方法。此后，王阳明又作《教约》，对授课方法、辅导要领、课程安排等内容都做了详尽阐述。现将《训蒙大意》全文附上，以备读者研读。

《训蒙大意》的第一段写道：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辞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从《训蒙大意》第一段文字可知，王阳明与其他儒者一样同为传统主义者，信奉先贤之言，并认为教育就是要传授做人的道理，即人伦纲常。王阳明认为，后世为师者多拘泥于记诵辞章，而忽略了教育的真正目的，即人伦教育才是儿童启蒙教育的重中之重。王阳明指出，很多沽名钓誉之辈凭借诗文来博取声名，如此功利式的教育令人十分担忧。

在这一段文字中，王阳明提出，歌诗、习礼、读书是授课的主要内容。其中，王阳明尤为重视歌诗。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歌咏诗文为不合时宜之举。对此，王阳明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此种见解既狭隘又世俗，这些人并未深刻理解古代先贤的教育思想。王阳明极为重视歌诗、习礼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他甚至认为，此二事比读书更为重要。

《训蒙大意》的第二段写道：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由上文可知，王阳明在儿童教育方面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教育儿童不能采取强制措施，而应该遵从儿童喜爱嬉戏、害怕拘束的天性，通过鼓励、引导，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建立起道德观念。正所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而强制教育则好似“冰风冷雨”，十分不利于儿童的身心成长。同时，培养儿童的道德观念不能急于求成。在《训蒙大意》的首段中，王阳明提出“涵养”一词，我们应予以重视。“涵养”原意是指将米浸入水中，使其自然膨胀后再供人食用。王阳明认为歌诗、习礼、读书等事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儿童的“涵养”。对此，王阳明认为：

一、引导儿童背诗、唱歌，不仅能提高他们的表达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跳跃、吟唱中排解内心的不快，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二、引导儿童学习礼仪，不仅能端正他们的仪表，还能增强体质。起坐行礼会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并收到舒筋壮骨之效。

三、引导儿童读书，不仅能帮助他们吸收知识，还可以丰富他们的心灵。并且，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读能激发儿童的信心。

王阳明认为，以上三点均要以引导的方式来进行，如此才能使儿童慢慢建立起好学的习惯，不致产生逆反心理。不知不觉中，儿童的顽劣性情自然得到改善，儿童也逐步学会了基本的社会礼仪。最重要的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步入了中和之道，这才是先贤们实施教育的真正目的。

王阳明提出，读书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也是为了陶冶情操。教育儿童应做到因势利导，使他们逐步掌握道德标准，遵从社会规范。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也就是说，诗歌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礼仪可以树立社会道德规范，音乐可以完善人们的修养。

后世有儒者认为提倡礼教会束缚人们的思想，但由孔子之言可知，礼是人性的，而不是非人性的。儒学认为，礼乐为教育之根本，礼与乐是密不可分的，偏废任何一方，都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篇》）。

总之，王阳明认为，教育儿童的基本准则是顺应儿童的性情，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道德观念。

《训蒙大意》的第三段内容如下：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俗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王阳明介绍了当时儿童教育的现状，其言辞虽略有夸张，但所述情况也确实存在。当时，儿童教育中存在诸多问题，教育的目的仅局限于灌输知识、提高智力，教育手段单一、严苛。对此，王阳明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此种教育方式会使学生害怕上学、敬畏老师，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变得谎话连篇，甚至道德观念也会被扭曲。

所以，王阳明在《训蒙大意》的最后一段写道：“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如上所述，王阳明对儿童教育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

另外，王阳明在《教约》（《传习录》中卷）中还介绍了老师和学生应遵循的守则，即儿童教育的具体方针。首段这样写道：

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凊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饰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名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席肄业。

由上文可知，老师在上课前必须认真核查学生对各项礼仪的掌握情况。《论语·学而篇》有云：“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认为，修养德性要比学知识更为重要。王阳明也认为，在儿童教育中融入道德修养教育是非常有益的。

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平和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

在第二段中，王阳明介绍了教授学生朗诵诗歌的具体方法。

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久则体貌习熟，德性坚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诗。每间一日，则轮一班习礼。其余皆就席，敛容肃观。习礼之日，免其课仿。每十日则总四班递习于本学。每朔望，则集各学会习于书院。

在第三段中，王阳明又介绍了教授学生礼仪的具体方法。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

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

在第四段中，王阳明介绍了教授学生读书的方法。他认为，应根据学生的资质来安排每日的学习量，宁可少些，也不要过多。这样可以避免学生产生厌烦心理，使他们更容易掌握学习内容。同时，王阳明还阐述了朗读在修养心性方面的积极作用。末尾一段对前三段内容进行了总结。

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

此段阐明了《教约》的主旨。王阳明认为，教师应每天检查儿童的操守品行。读书作文可以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歌诗习礼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老师应该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乐趣，这样一来学生自然会步入正道。

最后，王阳明还指出，如果想提高儿童教育的水平，就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教育儿童不可采取强制措施，必须因势利导、因材施教，这也是王阳明反复强调的。他认为，儿童教育的重点就在于帮助学生树立道德观念，提高其道德水平。

奏请设立和平县

王阳明平定闽广匪患后，奏请设立了清平县；平定横水、桶冈匪患后，奏请设立了崇义县；当他剿灭浰头匪患后，随即奏请设立和平县。

正德十三年（1518）五月一日，王阳明上《添设和平县治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随即获准。在文中，王阳明详述了自洪武之后，浰头地区的贼匪活动情况及分布状况，阐述了设立县治的必要性。

窃见龙川和平地方，山水环抱，土地坦平，人烟辏集，千有余家。东去兴宁、长乐、安远，西抵河源，南界龙川，北际龙南，各有数日之程。其间山林阻隔，地理辽远，人迹既稀，奸宄多萃。查得父老相传，原系循州龙川、雷乡二县，后因地方扰乱，人民稀少，除去循州、雷乡两处，止存龙川一县。洪武初间，龙川尚有五十五里，其后州县既除，声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贼首谢仕真等相继作乱，将前项居民尽行杀戮，数百里内，人烟断绝。自此，贼巢日多，民居日耗，始将龙川县都图并作七里。迄于近年，民遭荼毒，遂至此极。如蒙怜念，于和平地方设建县治，以控制瑶洞；兴起学校，以移易风俗；及将和平巡检司改立浰头，屯兵堤备，庶几变盗贼之区为冠裳之地，实为保安至计。

为实现浰头地区的长治久安，使百姓安居乐业，王阳明奏请朝廷设立和平县。疏文末尾充分显示出王阳明深厚的爱民之情。

今赖朝廷威德，巢穴荡平，若不乘此机会，复建县治以扼其要害，将来之事，断未可知。臣等班师之日，胁从投招者尚不满百，今未两月，远近牵引而至且二百矣。若县治不立，制驭阔疏，不过一年，泛然投招之人必皆复化为盗。其时又复兴师征剿，剿而复聚，长此不已，乱将安穷！

夫盗贼之患，譬如病人，兴师征剿者，针药攻治之方；建县抚辑者，饮食调养之道。徒恃针药之攻治，而无饮食以调养之，岂徒病不旋踵，将元气遏绝，症患愈深，后虽扁鹊、仓公，无所施其术矣。臣等窃以设县移司，实为久安长治之策。伏愿皇上鉴往事之明验，为将来之永图，念事机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等所议，特敕该部早赐施行。

及照建县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县，以为得宜。乞从所奏，并将该设职官印信即与铨选铸给。简员以省费，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据险要，宽赋役以苏穷民。如此，则夷险为易，化盗为良，可计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后之谴责，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乐矣。

王阳明奏请设县时，通常根据当地地名来拟命县名。由“清平”“崇义”“和平”三县之名不难发现，这些县名中也蕴含着王阳明的治世理念。

平定浰头匪患后，王阳明又派兵围剿流窜于广东、江西、湖广三省交界处的残匪。

正德十三年（1518）六月十五日，王阳明上《三省夹剿捷音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上奏此次剿匪战果。在该疏文中，王阳明叙述了大匪首高快马（又称高仲仁）、李斌、吴凡侵扰三省，荼毒百姓的真实情况。同时，他还详述了围剿过程及军规、军令等具体内容。

由于王阳明征剿浰头贼匪时已身心俱疲，此次未能亲率大军出征，但他还是下达了详细的作战指示，部下将官也一举剿灭了盘踞于三省交界处的残匪。

此役中，官军共擒斩贼匪两千八百零九人、俘虏五百零四人，可谓大获全胜。双方交战时，王阳明指示部下：“若贼势难为，兵力不逮，或先散离其党与，或阴诱致其腹心，声东击西，阳背阴袭，勿拒一议，惟求万全。”

《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王阳明向属下阐述的正是这些战术思想。

在此疏文中，王阳明为做到赏罚分明，特奏请自贬，同时为各将官请功。这一点难能可贵。王阳明写道：“臣以凡庸，兼复多病，缪膺地方之责，属征调四出，不能身亲督战。然赖总督诸臣先已布授方略，领哨诸将得以遵照奉行，勠力效死，竟收完绩。真所谓碌碌因人成事，虽无共济之功，实切同舟之幸。”

由于南赣戡乱有功，王阳明于正德十三年六月六日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朝廷赏赐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侯。同年六月十八日，王阳明上《辞免升荫乞以原职致仕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请求以原职卸任，回乡务农。在该疏文中，王阳明将此次剿匪的功劳全部归结于朝廷任人唯贤、用人不疑。他强调，马车跑得顺畅是因为车夫御马有方，而朝廷就是车夫，自己不过是识途老马而已。然而，此次请辞仍未获准。

另外，王阳明还向兵部尚书王琼汇报了此次剿匪的经过及设立县治等事项。同时，他也希望王琼能允许自己辞官。

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初二、十四日，王阳明分别再上《升荫谢恩疏》和《乞放归田里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申请辞官。据《乞放归田里疏》可知，王阳明于正德十三年十月二日和十二月二十九日曾分别上疏请辞。同时，他还曾致信王琼，求其为自己说情。然而，王阳明的历次上疏请辞，均未获准。最终，王阳明因军务缠身而未能见到祖母岑氏最后一面。此后，父亲龙山公也因年迈多病而卧床不起，王阳明思父心切，便再次上疏请辞。

就此事而言，王琼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其实则不然。当时，宁王朱宸濠野心勃勃、蓄势待发，王琼对此早有察觉，他执意留用王阳明，就是为日后平乱做准备。

(1) 狼达土军：狼达为狼兵与达兵的合称，是明朝最为精悍的一支军队。广西的东兰、那地、南丹等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归顺朝廷后，其掌管的士兵被称为狼兵。达兵也被称为鞑靼兵。鞑靼是我国古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由鞑靼人担任的官职被称为达官。土军为身着土著人服装的外族士兵。

(2) 周南（1448—1529）：字文化，浙江缙云县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后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母丧回乡丁忧。后被任命为南赣军务提督，负责征剿汀州大帽山张时旺等诸匪。后升为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

(3) 王琼（1459—1532）：字德华，号晋溪，别号双溪老人，山西省太原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累官至兵部尚书，著有《晋溪奏议》《漕河图志》《北边事迹》等。

(4) 分巡道：隶属按察司，分管地方刑名诉讼诸事。

(5) 义官：明代对特例捐纳者的专有称谓。明中期以后，义官身份日益呈现出二重性，既能荣膺冠带获散官职衔，又普遍受地方官府差遣，逐渐固化为差役名目。

(6) 霅上：浙江省湖州府的别称，因境内有霅溪而得名。

(7) 陈柏：字子坚，又字宪卿，号苏山，湖广省沔阳人。累官至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曾与王阳明弟子邹守益等人共同倡导正统儒学。

(8) 伍文定（1470—1530）：字时泰，号松月，谥忠襄，湖广省荆州府松滋县（今荆州松滋市）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曾任兵部尚书。为人豪放磊落，文武兼备，尚忠节，喜谈兵法，颇有儒将之风。

第十五章

赣州时代

徐爱之死

正德十二年（1517）四月，王阳明平定了漳州的贼寇，率军返回赣州。然而，大约在五月五日上疏朝廷奏禀捷报的十几天后，他最心爱的弟子、妹夫徐爱去世。时年王阳明四十六岁，徐爱年仅三十一岁。

徐爱年轻敏锐，温文尔雅，王阳明之父王华对他非常器重。徐爱十八岁中乡试，却未能考中进士。对此，王阳明寄去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慰藉道：“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积学，以求大成。寻常一第，固非仆之所望也。”

此书信收录于《王文成公全书·续编一·文录续篇》。王阳明的高足钱德洪为该书撰写跋文时写道：世人皆以为“曰仁聪明未逮于其叔（弟）”，但王华未将女儿许配给徐爱的弟弟，反而许配给了徐爱，是因为王华深知世人皆易“聪明反被聪明误”。徐爱不孚众望，最终成为王阳明门下的大儒。故此，钱德洪叹道：“噫，聪明不足恃，而学问之功不可诬也哉！”

在下文这封寄给徐爱的书信中，王阳明除了讲述其父力排众议、将女儿许配给徐爱的理由之外，还向徐爱说明了“求古圣贤而师法之”的重要性，并就为学之道对徐爱予以恳切叮咛。

家君舍众论而择子，所以择子者，实有在于众论之外，子宜勉之！勿谓隐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谓聪明可恃而有怠志。养心莫善于义理，为学莫要于精专。毋为习俗所移，毋为物诱所引。求古圣贤而师法之，切莫以斯言为迂阔也。

昔在张时敏先生时，令叔在学，聪明盖一时，然而竟无所成者，荡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污下，念虑之间，顾岂不易哉！斯诚往事之鉴，虽吾子质美而淳，万无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来此读书，恐未能遂离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后便再议。所不避其切切，为吾子言者，幸加熟念，其亲爱之情，自有不能已也。

从这封言辞恳切的书信中，不难看出王阳明对徐爱的顾爱。而徐爱也全心全意地奉王阳明为师。因此，徐爱总能以身作则，亲身体验王阳明的学统。

王阳明向门人讲授自己的学说，但能够深刻理解其学说者寥寥无几。徐爱为该学说疏通辨析，尽力为阳明学说解明主旨，编纂王阳明教谕，始著《传习录》。

有人说，徐爱就是王阳明的颜回。孔子在失去颜回时曾放声痛哭，而王阳明在失去徐爱时也放声痛哭过。正德十三年（1518）春，四十七岁的王阳明在给门人陆澄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写道：“自曰仁没后，吾道益孤，致望原静者亦不浅。”

同年，王阳明写了《祭徐曰仁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在此文中，王阳明流露出对徐爱的痛惜之情。通读全文，便可察知王阳明在徐爱身上所托付的希望是何等之大，而两人间的师徒之情又是何等之深。下面是该祭文的全文：

呜呼痛哉，曰仁！吾复何言！尔言在吾耳，尔貌在吾目，尔志在吾心，吾终可奈何哉！记尔在湘中，还，尝语予以寿不能长久，予诘其故。云：“尝游衡山，梦一老瞿昙抚曰仁背，谓曰‘子与颜子同德’。俄而曰‘亦与颜子同寿’。觉而疑之。”予曰：“梦耳。子疑之，过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令得告疾早归林下，冀从事于先生之教，朝有所闻，夕死可矣！”

呜呼！吾以为是固梦耳，孰谓乃今而竟如所梦邪！向之所云，其果梦邪？今之所传，其果真邪？今之所传，亦果梦邪？向之所梦，亦果妄邪？呜呼痛哉！

曰仁尝语予：“道之不明，几百年矣。今幸有所见，而又卒无所成，不亦尤可痛乎？愿先生早归阳明之麓，与二三子讲明斯道，以诚身淑后。”予曰：“吾志也。”自转官南赣，即欲过家，坚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纷纷之议方驰，先生且一行！爰与二三子姑为　粥计，先生了事而归。”

呜呼！孰谓曰仁而乃先止于是乎！吾今纵归阳明之麓，孰与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离群而索居，吾言之，而孰听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问之？吾疑之，而孰思之？

呜呼！吾无与乐余生矣。吾已无所进，曰仁之进未量也。天而丧予也，则丧予矣，而又丧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呜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复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笃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于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则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无蕲于人之不予知予信乎？

自得曰仁讣，盖哽咽而不能食者两日。人皆劝予食。呜呼！吾有无穷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将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则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忍使其无成乎？于是复强食。

呜呼痛哉！吾今无复有意于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归阳明。二三子苟有予从者，尚与之切磋砥砺。务求如平日与曰仁之所云。纵举世不以予为然者，亦且乐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启予之昏而警予之惰邪？呜呼痛哉！予复何言！

在上文中，“呜呼痛哉”一句共出现了五次，由此足见王阳明在得知徐爱之死后心中是何等的悲痛。东正堂也曾久久感叹道：在先生的祭文中，没有像此祭文之至情者。痛哭之情，可想而知。（《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五《外集五·祭文》）

王阳明得知徐爱患病，是在正德十二年春天。当得知徐爱患病后，王阳明忧虑万分。不久，徐爱寄来书信，说他与二三友人于霅溪之畔购下农地，等待阳明归来。尽管当时王阳明正处在两军对垒的关键时刻，但仍写下了表达其归耕之心和对故乡思慕之情的《闻曰仁买田霅上携同志待予归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见说相携霅上耕，连簔应已出乌程。荒畬初垦功须倍，秋熟虽微税亦轻。雨后湖舠兼学钓，饷余堤树合闲行。山人久有归农兴，犹向千峰夜度兵。

*

月夜高林坐夜沉，此时何限故园心！山中古洞阴萝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战自知非旧学，三驱犹愧失前禽。归期久负云门伴，独向幽溪雪后寻。

第一首诗表达了王阳明心中未曾忘却的归耕之心，而第二首诗则表明王阳明认为行军打仗并非其本心所愿，同时也道出了他对故乡的思慕之情。

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写下《又祭徐曰仁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此时徐爱已故去多年，而王阳明也在故乡越地频繁讲学。四十九岁时，王阳明公开提出“致良知”说，此时致良知之学已臻成熟。徐爱英年早逝，没有聆听到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或许，王阳明追忆徐爱，打算将自己近年来悟到的致良知的宗旨告知九泉之下的徐爱，所以才写下这篇祭文的吧！

据《明史》记载，王阳明率门人祭拜徐爱之墓时，叙述了自己的“致良知”说。

呜呼曰仁！别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兹丘兮，宿草几青。我思君兮一来寻，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见兮，窅嵯峨之云岑。四方之英贤兮日来臻，君独胡为兮与鹤飞而猿吟？忆丽泽兮欷歆，奠椒醑兮松之阴，良知之说兮闻不闻？道无间于隐显兮，岂幽明而异心！我歌白云兮，谁同此音？

东正堂有云：此文全篇押韵，颇似屈原之《离骚》（《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五《外集五·祭文》）。而明末诗人钟伯敬也评价此祭文“音调酸楚也”，尤其是文中的“良知之说兮闻不闻”一句，可以窥见王阳明的内心。据传，王阳明将自己的“致良知”说告知门人时，门人大多不赞同，故而王阳明时常不由得喟叹道：“若曰仁尚在，必能深知吾心。”

尽管徐爱英年早逝，没有聆听到王阳明晚年的“致良知”说，但后世之人皆奉徐爱为王门第一高徒。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只要翻开徐爱生前所编的《传习录》的序文，其原因便会一目了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处在朱子学至上的时代，对王阳明的教谕，徐爱有着比其他门人更加深刻的体认。

后来，在将王阳明的书信、语录编纂成集时，王阳明的门徒仍沿用徐爱的《传习录》来冠名，或许也是因为众人皆认为在王门中徐爱乃最高门人。对于这一点，我们只需翻阅一下徐爱的《传习录·序》和《传习录·跋》，便可透彻理解。其序文写道：

门人有私录阳明先生之言者。先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

爱既备录先生之教，同门之友有以是相规者。爱因谓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执一方，复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谓子贡，尝曰‘予欲无言’，他日则曰‘吾与回言终日’，又何言之不一邪？盖子贡专求圣人于言语之间，故孔子以无言警之，使之实体诸心，以求自得；颜子于孔子之言，默识心通无不在己，故与之言终日，若决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于子贡之无言不为少，于颜子之终日言不为多，各当其可而已。今备录先生之语，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侪常在先生之门，亦何事于此，惟或有时而去侧，同门之友又皆离群索居。当是之时，仪刑既远而规切无闻，如爱之驽劣，非得先生之言时时对越警发之，其不摧堕废者几希矣。吾侪于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体诸身，则爱之录此，实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诚诸践履之实，则斯录也，固先生终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

录成，因复识此于首篇以告同志。门人徐爱序。

《传习录·跋》中写道：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

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

觉手舞足蹈。

王阳明曾说过：“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朱熹认为格物与诚意、明善与诚身、穷理与尽性、道问学与尊德性、博文与约礼、惟精与惟一，都是有先后之分的，然而王阳明认为它们都是一脉相承、互为一体的。王阳明的这一观点，对于当时受朱子学思维模式影响颇深的学者而言，是很难理解的。究其原因，如果不能深刻体察王阳明的学说，就无法理解其深意。

畅游通天岩

在王阳明剿灭横水、桶冈诸贼的过程中，邢太守(1)（邢珣）是功绩最大的人之一。在后文将要讲述的宸濠之乱中，邢珣担任赣州府知府时，跟随王阳明参与平定叛乱。

正德十三年（1518），四十七岁的王阳明在平定了三浰、九连山的贼寇之后，曾写下《桶冈和邢太守韵二首》，赠予邢珣。在第一首诗中，王阳明吟道：“处处山田尽入畲，可怜黎庶半无家。”

在为和平到来而感到欢欣喜悦的同时，王阳明也唱出了民众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悲伤。而在诗文的结句中，王阳明又写道：“尚恐兵锋或滥加。”他想告诫世人，切勿轻易发动战争。

而在第二首诗中，王阳明想说明的是此番战功乃皇威所致，而并非自己的战术部署，因此并不希望借此战功来赢得高官厚禄。诗曰：“戢乱兴师既有名，挥戈真已见风行。岂云薄劣能驱策？实仗皇威自震惊。烂额尚惭为上客，徙薪尤觉费经营。”

在其后的两句中，王阳明引用《汉书·霍光传》中的“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的故事，表明自己所立下的战功，全都是事先为了自己四处奔走的兵部尚书王琼的功劳。这里所说的“上客”，指的或许是王阳明因战功卓著，被授予锦衣卫荫子的资格。

正如前文所述，到了第二年正德十四年，王阳明再次上疏，恳请辞退该封赏，但朝廷未予恩准。最后，王阳明写道：“主恩未报身多病，旋凯须还陇上耕。”王阳明称自己体弱多病，恳请朝廷准许自己解甲归田。

当时，朝廷并未准许王阳明的归乡之请。于是，王阳明便与两三名弟子一道前往名山景胜之地游览，想借此洗去尘俗之气。在他登上通天岩时，以《通天岩》（《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为题，吟诗一首：

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西林日初暮，明月来何早！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

诗中的“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之句，便是整首诗的精髓所在。

通天岩位于今赣州市西北十公里的太和山，三面绝壁环绕，周围有大小不一十几个石窟，分为“忘归岩”“观心岩（阳明小洞天）”“洞心岩（龙虎岩）”“翠微岩”和“通天岩”五大部分，总称为通天岩。

王阳明《通天岩》一诗的诗文石刻

王阳明《通天岩》一诗的诗文石刻拓片

通天岩中有座名叫“通天寺”的寺院，四面的岩壁上布满了塑像和题刻，是一座艺术的宝库。通天寺矗立于岩前，山谷深幽，古树参天，景色秀丽，阵阵凉风穿过林间，是一处令人心旷神怡的避暑之地。据说，通天岩的名字，是由“山峰屏列，中有一窍，上可通天”（《赣州府志》）而来。

与此同时，王阳明还作有《游通天岩次邹谦之韵》《又次陈惟浚(2)韵》《忘言岩（疑为忘归岩）次谦之韵》《圆明洞次谦之韵》《潮头岩次谦之韵》《坐忘言岩问二三子》等诗篇（皆收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这些诗文都展现了王阳明在平定诸贼之后的心境。

在《游通天岩次邹谦之韵》一诗中，王阳明道出了心中对家乡的思慕之情，然而，“俯视氛寰成独慨，却怜人世尚多迷”这两句，表达了王阳明“不仅为兵氛犹未息而慨，亦为不明圣学之世堪忧”的心情。在这首诗的最后，“莫道仙家全脱俗，三更日出亦闻鸡”，表明王阳明虽然向往仙家之境，却不能彻底与俗世脱离关系，因为现世中也同样存有类似“半夜日出、公鸡打鸣”这样不可预知的可能。由此可见，王阳明在隐隐之中已经预料到了宸濠之乱的爆发。

据余重耀的《阳明弟子传纂》记载：一日，邹守益修《大学》《中庸》，见子思求学于曾子，子思在《大学》中先提出格致，而在《中庸》里却先提到慎独，于是产生了疑问。其后，正德十四年（1519），邹守益在虔州时向同门师友提出了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回答是：“独即所谓良知也，慎独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慎恐惧所以慎其独。《中庸》《大学》之旨一也。”

邹守益闻此言，豁然开朗，终于执贽师事王阳明。不久，宸濠之乱爆发，邹守益立刻赶赴王阳明所在的吉安府，倡举义兵。王阳明喜曰：“君臣师友，义在此举。”

游通天岩时，王阳明作《又次陈惟浚韵》一诗。

四山落木正秋声，独上高峰望眼明。树色遥连闽峤碧，江流不尽楚天清。云中想见双龙转，风外时传一笛横。莫遣新愁添白发，且呼明月醉沉觥。

这首诗描绘了这一诗境：“由通天岩四下望去，万里江山秋气清，不知何处传来阵阵笛声。美景如画，令人暂且忘却心中的忧愁，不如今夜一同月下小酌一番。”东正堂认为，“云中想见双龙转”一句，暗喻了王阳明对武宗整日沉溺于巡游之事的忧虑。（《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九《诗三》）

在通天岩，王阳明借其中的“忘言岩”的“忘言”之题，托语于《庄子》中的“混沌”，写下了能精辟展现其体认之学的诗篇。以下所载，就是这首题曰《忘言岩次谦之韵》的诗文：

意到已忘言，兴剧复忘饭。坐我此岩中，是谁凿混沌？尼父欲无言，达者窥其本。此道何古今？斯人去则远。空岩不见人，真成面墙立。岩深雨不到，云归花亦湿。

诗中“忘言”是指忘却言语，丢掉词汇，无法找到合适的文字表述之意。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王阳明在前诗中所表达的“意到已忘言”之心。

《庄子·应帝王》记述了有关混沌的故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故事的寓意是即便以英敏之知来分析混沌，也不可查知其本体。在这里，王阳明提出了“是谁凿混沌”的问题。

简而言之，王阳明在诗中提出“忘言”“无言”的教谕，质问凿混沌者何人，其用意便是在阐述：“道”是无法靠朱子学者所说的知性穷理到达的，而应该去“体认自得”。自不必说，这种体认，与遵从超越主义的老、庄所提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这些言辞，可以看作在暗中批判主知主义的朱子学格物穷理之说。

在忘言岩，除了前边记录的诗文之外，王阳明还作有《坐忘言岩问二三子》一诗。这首诗描绘了王阳明与邹守益、陈惟浚等弟子在此地逗留数日时的心境，同时也表明他们逗留于此等风景如画的佳境中，并非贪恋美景，而是为了超脱俗尘以求道。王阳明在暗中指导门下弟子，探问那些跟随而来的人是否明白这一点。

此外，王阳明游圆明洞而作《圆明洞次谦之韵》，游潮头岩而作《潮头岩次谦之韵》，这些诗都阐述了王阳明倾慕神仙的心境。

期待归隐生活

王阳明曾与弟子冀惟乾（冀元亨）一同冒雨拜访了赣县附近山里的栖禅寺，作有《栖禅寺雨中与惟乾同登》（《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在诗中，王阳明表达了自己对那些闭关度日的山中高僧的羡慕之情，以及希望自己能拥有如整日在沙滩上嬉戏的海鸥般的闲适之境。

当时，一位名叫天成、从学于王阳明的同乡告病东归，打算隐居静养，于是向王阳明求书，王阳明便作诗一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赠予他。在诗中，王阳明盼望能生活在山林中，结庐于浮峰，垂钓于鉴湖，过上脱俗的生活。日后，若能踏访神仙所居之所，或有缘相遇于云中，实乃一大快事。

与此同时，于山中清游的陈惟浚也要返乡。为此，王阳明作《留陈惟浚》，表达了“抛却此等幽境，返回尘土是很苦的”的想法，打算挽留对方。诗文中还道出了王阳明心中的不舍之情。

闻说东归欲问舟，清游方此复离忧。却看阴雨相淹滞，莫道山灵独苦留。薜荔岩高兼得月，桂花香满正宜秋。烟霞到手休轻掷，尘土驱人易白头。

前文中曾提到过王阳明创作茶寮隘碑记一事，而此时，王阳明又以《茶寮纪事》（《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为题，作诗一首。在这首诗中，王阳明表达了自己对谢安风雅、诸葛孔明神武、孙子全师避敌和严子陵垂钓这些境界的向往之情。

“万壑风泉秋正哀，四山云雾晚初开。不因王事兼程入，安得闲行向北来？登陟未妨安石兴……”

“安石”，指的是东晋政治家谢安（字安石）。安石在自己的故乡会稽的东山悠然自得地度日，曾参与过以王羲之为中心的风雅游，其集会以兰亭会而著称。后来，安石受朝廷所邀担任宰相，据说在敌国大军压境之时，他还在东山与人悠然对弈。王阳明在诗文中表达了希望自己也能登陟山间，与安石同境的心情。

紧接上句，王阳明又吟道：“纵擒徒羡孔明才，乞身已拟全师日。”在这两句诗中，王阳明为自己没有诸葛孔明般的兵法才能而感到惭愧，表达了他对“神武不杀”兵法的羡慕之情，同时他又表示即便自己辞去官职，也期盼有朝一日能不费一兵一卒就让贼寇全面降服。

在向中原扩张蜀国势力之前，孔明欲除后患而先征讨南蛮。但在南征过程中，孔明并未专执于杀戮手段，而采取了温和的感化策略，七次擒获又七次放走南蛮酋长孟获，最终让对方甘心臣服。这正可谓是神武不杀的兵法。后来，孔明得以举全国之力，与北方中原的曹操抗衡。王阳明认为自己此番作战，未能达到神武不杀的境界。

上一句诗中的“全师”，来自《孙子》：“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不通过战争并能屈服敌国而胜是上策，通过战争并破坏敌国而胜是下策。不通过战争并能降服敌军全军而胜是上策，通过战争并损伤敌军全军而胜是下策。不通过战争并能降服敌军全旅而胜是上策，通过战争并损伤敌军全旅而胜是下策。

从以上诗文可以看出，王阳明似乎希望辞去官职、不兴兵征伐而让贼寇全面降服。在《茶寮纪事》的最后，王阳明吟道：“归扫溪边旧钓台。”王阳明借用汉光武帝的学友严子陵晚年垂钓溪边的典故，表达了自己对返乡后的渔翁生活的期待。

王阳明在征讨九连山的贼寇时，曾以《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为题作诗一首。正如之前所述，在用兵方面，王阳明活用《孙子兵法》，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在这首诗里，王阳明认为，以内治之功来化干戈为玉帛，令叛乱贼寇自灭或臣服才是最理想的，而即便以《孙子兵法》的谋略取得了战功，其效果也是远远不及上古圣皇不动用武力而依靠德化力量来平息叛乱。因此，在面对父老乡亲们对王师到来的欢迎时，王阳明甚至感到羞愧。简而言之，王阳明希望不派兵征讨，而是以德服人。因此，王阳明吟道：“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

在诗文的最后，他又吟道：“但乞蠲输绝横征。”他为百姓遭受横征暴敛的苦难而感到心痛。

此外，即便四处征讨，军务繁忙，遇到名胜之地，王阳明还是会前往游览，或者寓居山间几天。此时，王阳明的身份便是一名诗人，他在饱览美景的同时，也憧憬着神仙的世界，希望能够一洗自身的尘俗气息，而其心中对归乡静居的渴望也更加强烈。

如前所述，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初三，王阳明用计生擒三浰的大贼首池仲容，并将其斩首，随后招抚卢珂等人，即刻进军浰头，攻下上浰、中浰、下浰的三十八处要塞。平定贼匪后，王阳明率军回到小溪驿。回军途中，王阳明途经江西省最南端的龙南县，于是顺道攀登了当地的玉石岩。

玉石岩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岩称为上洞，西岩称为下洞，俗称“玉石双洞”。玉石岩深处有两个深邃的大洞穴，可容纳百余人。下洞内外的洞壁上有宋、元、明数代留下的几十幅摩崖石刻。因洞中景观奇特，当时王阳明在洞中徘徊，久久不舍离去。王阳明为此洞题名阳明别洞，并作《回军龙南小憩玉石岩双洞绝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阳明别洞之号兼留此作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其中第三首诗云：“阳明山人旧有居，此地阳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庐。行窝已许人先号，别洞何妨我借书。”

在这首诗里，王阳明阐明自己之所以将此处命名为别洞，是因为曾有好事者模仿宋朝诗人邵康节的居室“安乐窝”建造了另外的居室，以待邵康节造访，并将之命名为行窝。“他日巾车还旧隐，应怀兹土复乡闾。”王阳明将此处称为别洞，是希望自己回归故乡之后，会将别洞当成故乡不时想起。

世间共有三处阳明洞，分别是会稽山的阳明洞、龙场的阳明小洞和龙南的阳明别洞。在第一首诗中，王阳明讴歌战事结束后，流民们回到旧日家园、在温暖的春天开始农耕景象的同时，表达了自己渴望到别洞的仙境中隐居的愿望，并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此外，王阳明追忆当年严子陵钓鱼的情境，在第一首诗中吟道：“两窦高明行日月，九关深黑闭风雪。投簪最好支茅地，恋土犹怀旧钓台。”

江西赣州龙南县玉石岩的“阳明别洞”。王阳明非常喜欢洞中的奇特景观，一直梦想着能隐居于此。

在第二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天巧固应非斧凿，化工无乃太安排？欲将点瑟携童冠，就揽春云结小斋。”王阳明将眼前奇景归功于造化之妙，视别洞为仙境，并追忆当年孔子的门人曾点，表达了自己希望能够携琴带童结庐于此的心愿。

其后，王阳明再次造访别洞，作《再至阳明别洞和邢太守韵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第一首诗讲述了他来到仙境之中，想要向仙家学习超脱俗尘、静坐以清澄其心，却总是没有机缘，自己整日为世事所羁绊，陷入追逐虚名之中，实在是惭愧之至。他还批评自己总是无法专注于静坐。

在第二首诗中，王阳明表达了这样的苦闷：游遍各地山水是自己平生所向往的，但如今被尘世所羁绊，无法实现这一愿望。他希望自己能像《论语》中讲述的长沮、桀溺一样并肩耕田，追寻隐世之道，但这一心愿也无法实现，因为自己总是整日忙于军事。可是，自己又没有诸葛孔明神武不杀的才能，不能像诸葛孔明那样七擒七纵南蛮酋长，最终让对方心服口服。自己的学说不被世人所接纳，而自己的只能像尺蠖一样蜷曲着身子暂时蛰伏。世人所热衷的功名利禄对自己来说如同蜗牛角一样渺小无意义，所以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刻意去踏访山水，避开浮名。这两首诗都表达了王阳明心中对归隐生活的向往。

此外，王阳明还作有《夜坐偶怀故山》（《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表达了自己的归乡之心。在这首诗中，山中动物的啼叫、老友送来的书信，都勾起了他心中的乡愁。

其后，王阳明又作《怀归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在第一首诗中，王阳明谈到，以经世济民之功来追求封侯，并非自己的本心。自己所寻求的，只不过是自身的安闲罢了。自己的心愿，是能够在那些自由的隐者、神佛所居住的地方生活。

其中有“狼烟幸息昆阳患，蠡测空怀杞国忧”。这两句是说：在此番战事中，幸好没有如光武帝于昆阳大破王莽军般的激战。自己见识太少，难免会以浅见量度人，但心中也有着杞人忧天般的愚蠢担忧，无法轻易地放心。两句诗文暗中表达了王阳明对宁王宸濠叛乱之事的预测。而第二首诗则吐露了王阳明虽然自觉年迈体衰，仍梦想着能定居于隐者所居住的茅屋而安闲度日，但又无法摆脱尘世间的羁绊的痛苦。

当时，王阳明的叔父王姚（字德声）到赣州与王阳明相聚。在赣州逗留了三个月之后，王姚启程返回故乡余姚。为了给德声叔父饯行，王阳明作诗一首《送德声叔父归姚》（《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据该诗的序来看，临别之时，王姚曾对阳明说道：“秋风莼鲈，知子之兴无日不切。然时事若此，恐即未能脱，吾不能俟子之归舟。吾先归，为子开荒阳明之麓，如何？”

“莼”为莼菜，“鲈”为鲈鱼，所谓“秋风莼鲈”，说的是西晋的张翰为齐王所招募，但每次秋风吹起时，他都会想起故乡的莼菜羹、鲈鱼脍，最终思乡心切而辞去官职，回到吴中的故事。

事实上，当时张翰是因为发现了即将大乱的兆头，所以便托词思乡，希望能够躲过祸事。王姚之所以引用这个典故，或许是在暗指宸濠之乱的祸事。

以上诗文虽然主要表达了王阳明在平定贼匪后希望能够四处踏访名山胜地、沉醉诗歌、致仕摆脱凡尘俗世的心愿以及对仙境的思慕和对归乡遁世的情思，但身为儒者，王阳明心中又对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抱有怜悯之心，对即将到来的祸乱感到忧心忡忡。这又与他隐居讲学的心愿相违背。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在写给门人陆原静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也说道：“区区两疏（三月和六月的上疏）辞乞，尚未得报。决意两不允则三， 三不允则五则六，必得而后已。”由此我们也可体会到当时王阳明渴望归乡讲学是何等迫切。

自到赣州以后，王阳明一直希望能够归乡，与弟子一同专心讲学。此外，在离开故乡时，王阳明将养子正宪的教育托付给门人，所以王阳明也时常惦记着对正宪的训导。王阳明作《示宪儿》（《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为正宪列举了为人修德所需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诗文最后谆谆教导。王阳明的教训之词，与其心学为宗的思想是一致的。

这段训子诗文，不论古今中外皆可借鉴，故而全文摘录：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弟；学谦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

赣州讲学

正德十二年（1517），在赣州讨伐南赣贼匪时，王阳明也一直关心家族子弟的教育，所以作《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一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以训示。

文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的：“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亦未尝拒之。所恨牢落尘网，未能脱身而归。今幸盗贼稍平，以塞责求退，归卧林间，携尔尊朝夕切磋砥砺，吾何乐如之！”

即使在戎马倥偬中，王阳明仍然记挂着家族子弟的教育，而且对那些慕名而来的求学者也从不拒却，而是耐心为他们讲学释疑。在这封信中，王阳明阐述了自己以前进学的错误，并更坚定地将立志作为为学之根本，又说明了圣学志向的要旨：

吾非徒望尔辈但取青紫荣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昔人云：“脱去凡近，以游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识之！吾尝有《立志说》与尔十叔，尔辈可从抄录一通，置之几间，时一省览，亦足以发。方虽传于庸医，药可疗夫真病。

王阳明在战事最为紧密时，仍时常留意各地弟子的近况。当时，王阳明出入贼寇巢穴，根本无安居之暇。不过，据《年谱》所载，薛侃、欧阳德、梁焯、何廷仁(3)、黄弘纲(4)、薛俊(5)、杨骥、郭治、周仲、周冲(6)、周魁、郭持平、刘道、袁梦麟、王舜鹏、王学益(7)、余光(8)、黄槐密、黄莹、吴伦、陈稷、刘鲁、扶黻、吴鹤、薛侨、薛宗铨、欧阳昱等人曾聚集于此讲学。

正德十二年（1517），听闻门人蔡希渊、许台仲(9)、季明德(10)、薛侃、陆原静一同登第，王阳明大喜。在写给这五个人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王阳明说道：“非为今日诸君喜，为阳明山中异日得良伴喜也。”王阳明希望归乡与这些门人讲学。同年，在写给养病归省的黄诚甫(11)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王阳明也提到他曾为门人登第而开心得夜不能寐。

当时，王阳明讲学的宗旨是去欲存理、省察克治等彻底的体认功夫。因此，在正德十一年，王阳明在写给陆原静的书信《与陆原静》（《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说道：“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王阳明所说的事上磨炼的实践之学。

正德十三年，王阳明为征讨三浰贼匪进军龙南时，在写给杨仕德和薛侃的书信中说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王文成公全书》卷四）这几句话完全体现了王阳明去欲存理、省察克治的心学精髓。

此外，在写给守俭、守文和守章三个弟弟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王阳明详细叙述了“改过”：“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人孰无过？改之为贵。”之后，他又罗列了古之圣贤有关改过的教谕：“吾近来实见此学有用力处，但为平日习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预为弟辈言之。毋使亦如吾之习染既深，而后克治之难也。”并具体讨论了克治的功夫。

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在写给门人邦英、邦正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具体讨论了“立志”是为学之根本。同年，他又在写给薛侃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解说了“立志与义理之辩”的要旨。

当时，王阳明对象山心学仅将所谓“立乎其大者”这一点作为其宗旨稍有不满，极力将孟子的“求放心”之说论述为切问近思，甚至说“古人之学，切实为己，不徒事于讲说”。这或许是因为身处变化多端的战争环境，王阳明深深地领悟到切问近思之重要。

关于上述观点，我们在正德十四年（1519）王阳明写给方叔贤的书信

（《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可以明确地看到：

近得手教及与甘泉往复两书，快读一过，洒然如热者之濯清风，何子之见超卓而速也！真可谓一日千里矣。《大学》旧本之复，功尤不小，幸甚幸甚！

其论象山处，举孟子“放心”数条，而甘泉以为未足，复举“东西南北海有圣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数语。甘泉所举，诚得其大，然吾独爱西樵子(12)之近而切也。见其大者，则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实加切近之功，则所谓大者，亦虚见而已耳。

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学卒入于支离外索而不自觉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独有喜于西樵之言，固今时对证之药也。古人之学，切实为己，不徒事于讲说。

正如开篇所说，上文虽然是对方叔贤与湛甘泉就象山心学论学的往复书信的感想，但在此文中，方叔贤在面对湛甘泉引用象山的“大者”时，唯列举“求放心”说为切问近思，王阳明对其做法大为赞赏。自孟子提出“性善”“心性”之说以来，世间儒者针对这些问题常常争论不休，王阳明则认为这是因为切问近思的功夫不足，卒陷于支离外索之境而不自觉，由此暗中批判了朱子学者。王阳明又在后述文章中批判了象山心学的粗陋。（《传习录》下卷）

文中的“求放心”说出自《孟子·告子章句上》，“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而“心性”，也同样载于《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前文提到，王阳明一直非常关心家族子弟的教育，有时甚至会在书信中阐述自己的教育方法。比如，他将养子正宪托付给门人薛侃教育，在写给薛侃的书信《寄薛尚谦二》（《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王阳明写道：“小儿劳诸公勤开诲，多感多感！昔人谓教小儿有四益，验之果何如耶？”

所谓“四益”，指的是“益言”“益事”“益文”“益友”，说“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

王阳明并未对自己的儿子正宪抱过高的期望，他在给薛侃的书信《寄薛尚谦三》中写道：“小儿劳开教，驽骀之质，无复望其千里，但得帖然于皂枥之间，斯已矣。”

再论为学头脑与“立诚”

前文已述，王阳明时常会提到“为学头脑”几个字。所谓“头脑”，就是“眼目”“根本”的意思。但王阳明并不局限于此，他认为“头脑”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事物，因此，它是积极而具有生命的。

关于这一点的要旨，王阳明曾做过如下解说：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传习录》上卷）

上文中提到的“大本达道”，语出《中庸》第一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无过、无不及，中正状态之“中”，为天地万物的伟大根本，而包容众多事物的调和状态之“和”，是通达天地间任何地方的途径。也就是说，“大本达道”是做学问的根本的正确方法。

正德十年（1515），王阳明写下《赠林典卿归省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在文中，有关《大学》的要义，他总结为“立诚尽之”。同年，在《赠周以善归省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中，在讲述周以善师从王阳明探求格物致知十年，依旧未能得其道而感到痛苦一事时，王阳明在论述立志要点的同时，也对“立诚”做了如下精辟论述：

阳明子曰：“子未闻昔人之论弈乎？‘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闻吾之说，出而有鸿鹄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获矣？”

于是退而斋洁，而以弟子之礼请。阳明子与之坐。盖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诚之说，耸然若仆而兴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证之以《大学》；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证之以《论》《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证之以《中庸》。

乃跃然喜，避席而言曰：“积今而后无疑于夫子之言，而后知圣贤之教若是其深切简易也，而后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诚吾之身……”

同年，在《赠郭善甫归省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中，王阳明也将“立志”比喻为树木种子而精辟论述之。他认为立志乃为学头脑。王阳明在文中写道：

君子之于学也，犹农夫之于田也，既善其嘉种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时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种之是忧也，而后可望于有秋。

夫志犹种也，学问思辨而笃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于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继，是五谷之弗熟，弗如荑稗也。

…………

从吾游者众矣，虽开说之多，未有出于立志者。故吾于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别有所说。

同年，在《赠郑德夫归省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中，王阳明写道，“诚定是非”，精辟论述立诚。而在写给顾惟贤的书信《与顾惟贤》（《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中，王阳明谈道：“今时学者大患，不能立恳切之志，故鄙意专以责志立诚为重。”

王阳明力陈立志、立诚之重要，将它们视为为学头脑，而这一切皆出于追求体认之学。在这一点上，王阳明和朱子一样，以诚为实理。

正德八年（1513），王阳明便将立志、立诚视为为学头脑。翻阅王阳明四十二岁时写给黄宗贤的书信，我们便会发现其中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立诚”说：

仆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红炉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标末妆缀比拟，凡平日所谓学问思辨者，适足以为长傲遂非之资，自以为进于高明光大，而不知陷于狠戾险嫉，亦诚可哀也已！（《王文成公全书》卷四）

当时，王明阳对“立诚”和“立志”说的论述或许多少有些相同，但是，作为为学之头脑，立诚或许更加适合。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中自然会衍生出立诚。其原因就在于，“知行合一”说是以行为头脑，又是诚身、明善一体论，所以将立诚看作为学头脑也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从“立诚”论的立场来看待《大学》的话，将诚意认作格物致知的主意也是理所当然的。正德九年，王阳明为了回答王天宇的提问，曾经写过一封书信给他。（《王文成公全书》卷四）

信中写道：

鄙意但谓君子之学以诚意为主，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也……《大学》之所谓“诚意”，即《中庸》之所谓“诚身”也。《大学》之所谓“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谓“明善”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所谓明善而为诚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别有所谓诚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岂别有所谓诚意之功乎？

王阳明将《中庸》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全都看作明善而诚身之功，明确地指出“诚”是《中庸》的头脑。

在这封信中，阳明还提道：“后之学者，附会于《补传》（《大学补传》）而不深考于经旨，牵制于文义而不体认于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离而卒无所得，恐非执经而不考传之过也。”王阳明对朱子的《大学补传》加以批判，论述了朱子学失之支离。

同年，王阳明写下《书王天宇卷》（《王文成公全书》卷八），文中写道：

君子之学以诚身。格物致知者，立诚之功也。譬之植焉，诚，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后之言格致者，或异于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敝精劳力而不知其终何所成矣。是故闻日博而心日外，识益广而伪益增，涉猎考究之愈详而所以缘饰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为弊亦既可睹矣，顾犹泥其说而莫之察也，独何欤？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为禅矣，或疑予言之求异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说，而内以诬于己，外以诬于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与信之！

刊刻《大学古本》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在赣州刊刻了《大学古本》，并且写了一篇序文。

王阳明在赣州时期的讲学与南京时期的相同，主要是讲省察克治、去欲存理、立诚立志、事上磨炼之类的实践性功夫。在庐陵、滁州时期，王阳明讲说的重点是静坐悟入。王阳明看到弟子门人为尘垢所扰而心生懊丧，而他本人是在龙场大彻大悟后，通过静坐悟道才得以一扫尘垢，所以他教导门人静坐是功夫之要。

可是，弟子门人却将静坐悟入误解为坐禅入定，结果陷于空虚之弊。因此，在南京和赣州时期的讲学中，王阳明才讲说了上述动处功夫、实践功夫之要。

此外，王阳明通过剿灭贼匪的深刻体验，使自己的功夫变得更加深切。从他写给杨仕德和薛侃的书信中出现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之类的话中，我们也可以察知这一点。通过这些磨炼，王阳明的心学也变得更加精深了。

王阳明对《大学》的解析，值得关注的是对最为基本的格物的解析。他将“格物之物”看作“事”，将“意所向处”看作“物”。由这一基点出发，王阳明会将《大学》的宗旨归结为诚意，也就很自然了。

据钱德洪的《年谱》记载：“先生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体，故不必假于见闻。”

虽说王阳明在龙场时期就提出了“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体”，但钱德洪认为因此就认定王阳明在当时就提出了“良知”说是不准确的。可以肯定的是，“良知”说是王阳明在晚年才提出的。此外，根据“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来看，当时王阳明是把“诚意”作为“致知格物”的方法。

王阳明虽然在龙场时期提到了“良知”，但是当时他对于“良知”是《大学》一书的核心并没有那么清晰的认识，真正产生清晰的认识并形成成熟的思想，是在他的晚年时期。

如果我们翻阅《大学古本序》，可以看到开篇便是：“《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显然，当时的王阳明将《大学》的宗旨归纳为“诚意”。

然而在序文中，王阳明将《大学》“致知”的“知”看作“本体之知”，将“致知”看作“致本体之知”，且以致知为诚意之本。而在序文的末尾，又说“噫！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

由以上可见，王阳明是以“致知”为学之宗旨的。这里所说的“致知”，正是“致良知”。因此，从这篇序文来看，王阳明已经将“致良知”作为学之宗旨。

事实上，在对《大学》进行解析时，王阳明没有将诚意与格物、明德与亲民看作两件事，而是把二者统一起来。这一解析方法不仅存在于他对《大学》的解读中，也贯穿于他对《中庸》《论语》和《孟子》的解读中。我们只要看一看《传习录》上卷，便能明白这一点。这一解析方法正是阳明心学不同于朱子学的独特之处。

在王阳明看来，朱子对《大学》的解析陷于支离。不过朱子在《大学补传》中提出了“敬”，希望借此避免陷入支离。但王阳明认为，将一切事物一分为二，难免会陷入支离境地。

正德十五年（1520）春，当时的朱子学者罗钦顺得到王阳明的赠书《大学古本》（《困知记》卷四《续篇》）。该《大学古本》里的序与《阳明先生文录》中的《大学古本序》稍有不同。

按照罗钦顺的说法，《大学古本序》中没有涉及致知：“夫此其全文也，首尾数百言，并无一言及于致知，近见《阳明文录》，有《大学古本序》，始改用致知立说，于格物更不提起，其结语言：‘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

王阳明的心学以良知为头脑，在《大学古本》的初序中，他明显将朱子的《大学补传》斥为支离。那么，王阳明为何会忘记良知这个头脑呢？罗钦顺分析认为，或许是因为王阳明只是初步提出了“良知”，但并没有确定下来。

《阳明先生文录》（又称《阳明文录》或《文录》）刊刻于嘉靖六年（1527）四月，刊行此书的是王阳明的高足钱德洪、邹守益等人。《阳明先生文录》中录有《大学古本序》。看到这篇序文，罗钦顺觉察到它似乎与王阳明赠给自己的《大学古本》中的序有所不同。《阳明先生文录》所收录的《大学古本序》以“致良知”为《大学》的宗旨和头脑，而初序则以“诚意”为《大学》之宗旨。

如前所述，在《传习录》上卷最后一条，王阳明回答了门人蔡希渊的疑问：“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功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

当时，王阳明对朱子《大学新本》的立场展开了充分的批判。由此来看，《大学古本》的初序明显将诚意看作了《大学》的宗旨、学之功夫的根本、为学的大脑。

在这一条里，王阳明说道：

《大学》功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

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真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

大抵《中庸》功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功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功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

由上文可知，王阳明认为朱子在《大学补传》里补个“敬”字不过是画蛇添足。而王阳明在晚年最终以“致良知”为学之头脑，将“敬”看作是画蛇添足。

《传习录》上卷刊刻于正德十三年（1518），时年王阳明四十七岁，刚刚剿灭了南赣贼匪。此书经过王阳明监修的。下面刊出王阳明《大学古本》的两篇序文，读者可对比阅读。

初序（据罗钦顺的《困知记》记载）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

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

意者，其动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诚意，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复而体正，体正而无不善之动矣！是之谓止至善。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复其辞。

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支与虚，其于至善也远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庶几复见圣人之心，而求之者有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矣夫！

大学古本序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

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而本体之知，未尝不知也。

意者，其动也；物者，其事也。至其本体之知，而动无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则亦无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是之谓止至善。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复其辞。

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庶几复见圣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七《文录》）

由“诚意”说到“致知”说

在《阳明先生文录》的《大学古本序》中，一开始说《大学》的宗旨为“诚意”，随后又说《大学》的宗旨是“致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王阳明悟到诚意的本体便是良知，王阳明的思想由此得到了发展。

明末的刘念台分析了诚意的“意”和意念的“意”的差别，并提出了以“意”为心之本体的独创性“诚意”说（该学说的萌芽可见王塘南的“意”说）。刘念台认为王阳明的“致知”说有伤血脉，所以对其加以批判。刘念台并未像以往的学者那样，将“意”看作心之用，而是把它看作心之体，从而创立了新的学说。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意之好恶”说，尤其是王阳明的“喜善厌恶”说，刘念台评价为“心髓入微，丝丝见血”，他赞扬了这种混一的心之体的生命性，并称自己的“诚意”说缘于这些学说。

王阳明对《大学》的解析由“诚意”说转为“致知”说，是将心之体视作混一生命体思想的发展。

当王阳明提出他的新学说时，他的同乡、巡按唐龙(13)担忧世间会对王阳明有所责难。他向王阳明提出忠告，希望王阳明能够停止讲学，慎重择友。

王阳明在写给唐龙的回信《复唐虞佐》（《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写道：

圣贤之道，坦若大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而后之论者，忽近求远，舍易图难，遂使老师宿儒皆不敢轻议。故在今时，非独其庸下者自分以为不可为，虽高者特达，皆以此学为长物，视之为虚谈赘说，亦许时矣。当此之时，苟有一念相寻于此，真所谓“空谷足音，见似人者喜矣”。况其章缝而来者，宁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间，亦岂无滥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将于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于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别以淘金为也。孔子云：“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设科也，来者不拒，往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盖“不愤不启”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无类”，则其本心焉耳。

此时，王阳明不仅将“诚意”作为《大学》的宗旨，还作为《中庸》的宗旨。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写下了《修道说》（《王文成公全书》

卷七）：

率性之谓道，诚者也；修道之谓教，诚之者也。故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中庸》为诚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须臾离也。而过焉，不及焉，离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无间，诚之也夫！然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道修而性复矣。致中和，则大本立而达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诚尽性，其孰能与于此哉！是修道之极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离矣，故特著其说。

王阳明在龙场大悟之后，开始认为万物是一体的、血脉相通的。比如，他把具有耳目口鼻的身体和视听言动的心灵看作一体，因此，“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也就是一体的。（《传习录》下卷《陈九川录》）

因为追寻这样的血脉一体，功夫自己就产生了由内至外的倾向。所以，在《大学》的功夫上，王阳明将诚意视为学的宗旨也就理所当然了。

如前所述，《大学古本》刊行于正德十三年，王阳明为其作序，认为《大学》的宗旨为“诚意”。之前也曾提到，王阳明第一次向陈九川传授致良知之学，是在两年后的正德十五年。由《传习录》下卷的开头来看，陈九川于正德十四年由京师归乡途中再次在南昌见到了王阳明。

尽管兵务繁忙，王阳明还是抽空见了陈九川，向他询问了近年来的学习情况。

面对王阳明的询问，陈九川回答道：

（九川曰：）“近年体验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诚意’。自‘明明德于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诚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功夫？后又体验，觉得意之诚伪，必先知觉乃可，以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为证，豁然若无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来，吾心之灵，何有不知意之善恶？只是物欲蔽了，须格去物欲，始能如颜子未尝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颠倒，与‘诚意’不成片段。”后问希渊。希渊曰：“先生谓格物致知是诚意功夫，极好。”九川曰：“如何是诚意功夫？”希渊令再思体看，九川终不悟，请问。

针对陈九川提出的问题，王阳明回答说有无格物并非取决于外在，而在于意的志向之处，身、心、意、知、物皆为一体。听了王阳明的解释，陈九川释然领悟。

在王阳明看来，心无动静，专一于静坐反而将心分为了内外，所以讲说了动处功夫的事上磨炼之要。

后来，王阳明又批评湛甘泉将格物的“物”换成“理”，还留有朱子学的格物穷理之处。（《传习录》下卷）此外，虽然“心即理”可以展现陆象山之学的蕴奥，但王阳明也批判了陆象山之学略显粗鄙。

之后，对于陈九川提出的有关陆学的问题，王阳明回答说：“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然他心上用过功夫，与揣摹依仿，求之文义，自不同。但细看有粗处，用功久当见之。”（《传习录》下卷）

上述陈九川对王阳明的提问中，提到了“心之灵”一词。之前王阳明之学都是以诚意为宗，但在宸濠之乱、张忠许泰(14)之变中，王阳明开始坚信“心之灵”，最终提出了“致良知”说。

正德十五年，陈九川到赣州时，王阳明第一次对他讲明“致良知”是学之头脑。有关此事，后文会另有叙述。因为达到了将“致良知”看作学之头脑的境界，所以王阳明才改写了《大学古本》的初序。

其后，嘉靖二年（1523），五十二岁的王阳明在写给门人薛侃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说：

承喻：“自咎罪疾，只缘轻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恳切。但知得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彻。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发此意，然见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纸，幸熟味！此是孔门正法眼藏，从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说卒入于支离。

如此一来，王阳明修改《大学古本》初序的理由和年代也就清楚了。

据此来看，王阳明向门人讲说致知（“致良知”）乃学之宗旨、千古圣学之秘蕴，是他身处赣州之时的事，但从王阳明写给薛侃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来看，当时（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因兵事纷扰和身体虚弱，转而注重思想的修为。所以从这时起，王阳明对心之体的观念也开始逐渐变得坚定，尤其是在平定宸濠之乱后，这种观念最终变得不可动摇。在面对宸濠之乱和其后张忠许泰之变带来的苦难，以及自己的新学说遭到朱子学者的非难指责时，王阳明开始对良知抱有绝对的信心，强烈地感知到致知正是学之宗旨。

在上述的书信中，“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彻”这一句话值得读者留意，我们后面还有具体论述。

此外，在嘉靖三年（1524）写给黄勉之(15)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王阳明写道：“所示《格物说》《修道注》，诚荷不鄙之盛，切深惭悚，然非浅劣之所敢望于足下者也。且其为说，亦于鄙见微有未尽。何时合并当悉其义，愿且勿以示人。”

由此看来，对于之前示于黄勉之的《格物说》《修道注》，王阳明似乎还有不太满意的地方。虽然《王文成公全书》中并无信里所提到的《格物说》和《修道注》，但其所言《修道注》，或许便是《王文成公全书》卷七《文录四》中的《修道说》。该说是在正德十三年提出的，同时也是将“诚”看作学之宗旨，解说《中庸》修道的学说。如果真是如此，自将“致良知”看作学之宗旨后，王阳明便不再将诚意看作学之宗旨。

从上述书信的后文中，我们可察知《王文成公全书》中收录的《大学古本序》是由旧序三次改写而成的：

古本之释，不得已也。然不敢多为辞说，正恐葛藤缠绕，则枝干反为蒙翳耳。短序亦尝三易稿，石刻其最后者，今各

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见，未可据以为定也。

此外，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在写给陆原静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也写道：“致知之说，向与惟浚（陈九川）及崇一（欧阳德）诸友极论于江西，近日杨仕鸣来过，亦尝一及，颇为详悉。今原忠（应良）、宗贤（黄绾）二君复往，诸君更相与细心体究一番，当无余蕴矣。”

王阳明自得“良知”说，其后遭遇苦难时其思想越发变得深切。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在写给邹东廓（谦之）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写道：“比遭家多难，功夫极费力，因见得良知两字比旧愈加亲切。真所谓大本达道，舍此更无学问可讲矣。”

上文中的“家多难”，是指嘉靖元年其父龙山亡故，嘉靖四年痛失夫人诸氏。在这段时间里，王阳明自己体弱多病，而世间针对王阳明的非难指责也变得越发嚣张起来。

《大学古本旁释》

王阳明一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唯有他自己刊行的《大学古本》和《朱子晚年定论》，但这些只能说是编著，而不是著作。《大学古本》的序中记述了王阳明的唯一一篇可称为著作的《大学古本旁释》。

如前所述，王阳明于正德十年（1515）八月十九日左被任命为南赣汀漳巡抚，九月受领任书。

在写给门人陆元静（原静）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王阳明写道：

书来，知贵恙已平复，甚喜！书中勤勤问学，唯恐失坠，足知进修之志不怠，又甚喜！异时发挥斯道，使来者有所兴起，非吾子谁望乎？

所问《大学》《中庸》注，向尝略具草稿，自以所养未纯，未免务外欲速之病，寻已焚毁。近虽觉稍进，意亦未敢便以为至，姑俟异日山中与诸贤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书。其意旨大略，则固平日已为清伯（元静别号）言之矣。因是益加体认研究，当自有见；汲汲求此，恐犹未免旧日之病也。

从信中来看，王阳明之前虽然为《大学》《中庸》作过注，但他认为自己的体认之学还不够精纯，于是便将所作的注烧毁了。在刊行《大学古本》时，王阳明为《大学》作了旁释。就像之前写给黄勉之的书信中所说的，他担心在这份旁释中多费说辞反而导致本旨不明，所以写得很简约。

虽然这份旁释曾经被刊行过，却未能流传于后世。据东正堂所说，虽然佐藤一斋从长崎渡来书中发现了《大学古本旁释》而大喜，却因书中所言甚少而感到遗憾，后来他又在其他的丛书中发现别本，于是加以补释。而这份补释已成为东正堂的家藏之宝。这份别本原本是一斋门下吉村秋阳的藏书，据说上边还有吉秋秋阳的跋文。

此外，大盐中斋也发现了一份《旁释》，而这份旁释则传到了大盐中斋门下的但马守约手中。这份旁释与一斋传下的旁释是否相同，已不得而知，但应该是一份稍有差别的别本。如此一来，究竟哪个才是王阳明的真本，就难以分辨了。

不过，笔者认为，东正堂的那份应该不是王阳明《旁释》的真本。王阳明对《大学》的解析，只一篇《大学古本序》便已足够，而佐藤一斋的补充纯粹是画蛇添足。

正如东正堂所说，没有哪本书像《大学》一样，有如此众多的不同解读。继承了王阳明学统的刘念台和中江藤树，对《大学》的“诚意”进行解读时并没有遵从王阳明之说，尤其是刘念台，他甚至对王阳明之说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刘念台并不像王阳明那样，把“意”视作心之发动，而认为“意”是心之体、善之源。而中江藤树也不像王阳明那样认为“意”存在善恶，而把“意”视作百恶根源。除此之外，他们在明德、亲民、诚意及正心、格物、致知、的理解上也有分歧。

王阳明对《大学》的解析特色，就在于把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明德、亲民、止善归为一件事。这或许是王阳明的独创之处。凡修阳明学之人，首先必须留意这一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阳明学是将血脉相通的生命体看作道，这也正好避免了学之支离。据王阳明说，朱子对《大学》的解析陷于支离，只不过在《大学补传》中通过说“敬”，才避免了这种支离。

如前所述，虽然王阳明的《大学古本》初序中将“诚意”看作了学之头脑，但经过三次修改之后，他将为学头脑改为“致知焉尽矣”。当然，必须要明白的一点是：“致知”必须由心悟而来，而且是本体功夫。

刊刻《朱子晚年定论》

正德十年（1515）八月，王阳明写下《朱子晚年定论》，书中暗示自己的学说与朱子晚年的定论是一致的。王阳明想借此减少朱子学者对自己的强烈非难和谴责，但当时这本书并未被刊刻。直到正德十三年，其门人才刊刻了此书。

当时，王阳明虽然兵务缠身，但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学说。这些学说与朱子学完全不同，所以遭到当时的朱子学者的责难。但这些朱子学者根本不愿探究阳明学的内容。面对责难和非议，王阳明迫不得已才允许了《朱子晚年定论》的刊刻，并为它写了篇序文。

有关此事，我们可以从正德十四年王阳明写给安之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看到：

留都（南京）时偶因饶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耳。门人辈近刻之雩都，初闻甚不喜；然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无

意中得此一助，亦颇省颊舌之劳。

鉴于明初的“朱陆同异”论者程篁墩因在他编著的《道一编》中赞美陆学而遭到非难，王阳明唯取朱子的自说，而对其言论未加一词。阳明以为如此一来，朱子学者也就不会再感到愤怒，进而非难他了。

因此，紧接前文，王阳明又在该信中写道：

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等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偏心，将无所施其怒矣。

“朱陆同异”论兴起于元代，初期分为持“根本相同而末支不同”之论者和“本末皆相同”之论者，但由元至明，朱子学被用于科举，因此当时是一个朱子学至上的时代。正如王阳明所说，如此同异论，朱子学者自然会将此举看作为陆学撑腰，因而激起众怒也是很正常的。王阳明深知这一点，所以才刊刻《朱子晚年定论》，并写下序文。

对于这一点，东正堂在评价王阳明的书信《与安之书》时曾说道：

此篇虽以论阳明先生编纂《朱子晚年定论》之事为主，然阅此后，方知先生编纂此书，乃因世之学者以学问为议论之种，而丝毫其自己身心做功夫所致，故而先生出此著，其主眼乃息无益之论。

盖先生之意，天下皆向朱子为宗，倘言朱子之误则定起不平，口角相争，喧哗不休，却疏于身心功夫。如此，如前之法不宜取。故此，此番天下共以朱子为学则宜，亦无不宜之事。但学此说，则须察朱子真意，停止议论，不若取朱子之语，着实身体力行。细学之，朱子之定论非如今日争论之朱说，却因晚年有大变之处，由此意，出此书。

然而，此亦为致吵闹益盛之种，倘直言朱子之学不宜，犹为善者，阳明诬妄曲解朱子，渐入己说。弄奸曲手段欲胜于人。尤其书中，与吕子约书之流，佯以不知初年所作，而入晚年却以此为证，如此混淆视听，竟内心坦然。此最最忌恶之事。

又如清儒李穆堂之流，引用阳明先生一文早晚之偶误，若言彼是，举现孰己惟晚年先生之说，云何谓著《朱子晚年定论》之新篇之事，此皆议论喧哗之事，却全不知先生之深意。

阳明先生初议朱子，本因忧世人以议论为学，丝毫不知着实之功夫而为，世人却因先生议朱子而不平，却无反省之意。言先生未毁朱学，却又成议论之种，故而此番先生不毁朱学而示道理，出《晚年定论》。然此事又引议论喧哗益盛，只叹先生实无再可着手之方。我等后学须知，知先生真意乃第一义。

然而，笔者不得不说，以上评价有些偏袒王阳明。

在创作《朱子晚年定论》的同一年，王阳明又写下《紫阳书院集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紫阳书院位于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安徽省歙县）南部的山中，朱熹的父亲朱松曾在此读书，因朱熹曾在其建筑上悬挂御题的“紫阳书室”匾额，所以后人建造了紫阳书院。正德七年（1512），郡守熊桂（字世芳）重修紫阳书院，将朱子学弘扬于世，“萃七枝之秀”，并亲自担任主讲。后来紫阳书院的讲官程曾氏收集书院的兴废记录，效仿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宣明政教，并请王阳明作序文。

尽管阳明对朱子学持批判态度，但他还是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写下了序文。此举或许与他作《朱子晚年定论》用意相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王阳明在序文中从自己的心学，即自得之学、培根之学的立场上，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各条做出解释，讲述了此揭示中蕴含的朱子学精髓。

在《朱子晚年定论》（《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的序中，王阳明先述说了圣学的推移以及当时学界的状况，并对之加以批判，接着述说了自己为学的历程，解说自己悟得圣人之道的经历，然后明确道出自己对朱子学的看法，最后得出朱子学、王学殊途同归的结论。

序文开篇写道：“洙泗（孔子）之传，至孟子而息。千五百余年，濂溪、明道始复追寻其绪。”唐代的韩愈说，孟子死后“圣学绝”，宋儒也有过相同的看法。在王阳明看来，宋儒中继承了圣学的是周敦颐及其门人程颢。要注意的是，这里并未将程颢的弟弟程颐列举出来。

王阳明虽然提到了周敦颐、程颢，但几乎没有提及世人认为继承了程颢的伊川之学（由程颐开创），而且，如前所述，王阳明认为继周敦颐、程颢之后，应当注意的人是陆九渊。王阳明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周敦颐、程颢之学是体认自得之学，而以“心即理”为宗旨的象山之学（由陆九渊开创），与之并不违背。

如前所述，按照王阳明的说法，程颢之后的儒学，辨析日益详细而失其宗旨，陷入支离之敝，逐渐衰落。究其原因，是因为学者并未将体认自得作为宗旨，多言巧辩，而致使圣学陷入议论。

在这篇序中，王阳明讲述了自己的为学经历，他提到自己年轻时曾先后沉溺于举业、辞章之学和佛教、老庄思想，也曾对圣学产生过怀疑，但经历龙场大悟之后，自己终于悟到圣人之学平坦如大道。后来，自己创立了与朱子学不同的学说，但这种学说被世间学者视为立异好奇之说，遭到了他们的非难和指责。但是，自己在压抑自我、反省己过之后，越发坚信自己的学说精确、明澈，对此再也没有什么疑惑了。

在序文中，王阳明接着写道：“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

从上文中可见，王阳明曾经对朱子学抱有怀疑态度。但在南京时，王阳明对朱子学重新进行了一番研究，发现朱子在晚年时曾对自己年轻时的学说进行反思，对自己学说的弊端有所悔悟。因《集注》《或问》是朱子中年未定之说，所以王阳明猜测朱子欲以改正，却未能完成。而《朱子语类》这类书是经由门人修订的，所以门人可能因为好胜心而加入了自己的想法，与朱子平日之说有着极大的不同。而世间学者只是道听途说，或仅限于听朱子学者讲述，因而不知朱子晚年悔悟之事。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有所改变，那么朱子学就无法流传于后世。

故而，王阳明得出如下结论：“予既自幸其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

王阳明希望借这本《朱子晚年定论》的刊行，缓和自己与天下朱子学者的矛盾。应该将此举看作是王阳明的一番苦心，还是就此认定王阳明存有曲学阿世的一面，虽然学者们抱有不同的意见，但后来王阳明自己说，他当时确实存有曲学阿世的念头。

关于这篇《朱子晚年定论》，因为其中甚至编入了并非朱子晚年学说的内容，所以后来遭到朱子学者的指责与非难。他们批评阳明此举完全是欺瞒世人，认为《朱子晚年定论》力图让朱子晚年之说与王阳明自己的学说一致，纯粹是一篇狡智之论。

对于这一点，东正堂曾出言辩护（《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三《文录四·序记说》）。东正堂的这些言论，与前文中他对王阳明《与安之书》的评论大致相同。

首先，东正堂叙述了王阳明虽然兵务繁忙，但仍然坚持讲学，因其讲义对朱子学提出了异议，所以遭到朱子学者的非难和指责的事实。他说：王阳明先生讲道，却成为议论之种，与其为先生喟叹，倒不如参阅此篇之说，亦可体察先生为道之苦心。

而对于那些非难、指责王阳明的人，东正堂说：先生一番苦心，只道世间学者徒沉溺于空论，失却真实功夫，欲图除弊救人，却又助长了世间偏见私心的议论之种。观此事，实在无奈。

接着，东正堂又进一步进行了阐述：

云篇中早晚颠倒之事，乃一时之误，本意却全不在此。此事，于阳明先生《答罗整庵少宰书》中已然明确。先生的《答罗整庵少宰书》，出于《传习录》中卷，云“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

于此，先生之心已充分明了。然而，凡未脱门户与偏见者，至今犹彼是穿凿。故清儒李绂（号穆堂）编《朱子晚年全论》，即便阳明误其早晚，此亦仅仅见于《朱子晚年定论》中《答何叔京》一书。《朱子晚年定论》中，该作证据之处众多。我只举此一处，却可见此《朱子晚年定论》之情状。穆堂徒知袒护阳明先生，却不知先生之心，反成无益多余之议论。恰如清儒陆陇其毁阳明，阳明元来毁朱子，我亦毁其毁朱子者无异。全不知本统之学何谓。

然本统功夫，却非易与。今读此序文，先生举朱子之言为证据，出于所谓“自咎以为旧本之误”。又《朱子晚年定论》中，《答黄直卿》中所书的“向来定本之误”，然“一斋先生云，朱子旧来定本之误，非指旧注”。即便如一斋翁所言，此乃阳明先生之误解，然序文中之精神、先生之心亦无改变。我等后学当着眼于此。

或云，《朱子晚年定论》之刊行，遂不免先生之失策。元来，先生之学自通千古而不被埋没，未必须借朱子委曲调停。此乃先生所谓“犹有乡愿之意”，已自认。此说亦颇有意味。

然而，上述东正堂的论述未免有些过于偏袒王阳明。因为正如东正堂所引用的，连王阳明自己也说“犹有乡愿之意”。

此外，作为朱子晚年悔悟的例证，王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里所举的三十四封朱子书信中，有关引起朱子学者非议之处，门人杨士德与王阳明之间曾有过如下一番问答：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误’（《答黄直卿书》），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与吕子约》），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答何叔京》），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阳明）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传习录》上卷）

刊行《传习录》

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王阳明四十七岁时，门人薛侃于赣州刊行《传习录》，即现行的《传习录》上卷。

薛侃一生，为辩明世人对王阳明之学类禅的非难指责而竭尽心力。据黄宗羲说，“世疑阳明先生之学类禅者三，曰废书，曰背考亭，曰涉虚。先生一一辩之。然皆不足辩也……”（《明儒学案》卷三十《粤闽王门学案·薛侃传》）

当时的朱子学者指责王阳明，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理在天地万物，是客观存在的，而王阳明则认为天地万物之理皆在心中。他们认为王阳明将公理说成私理。

黄宗羲与指责王阳明之人辩理。他说，王阳明“循此一心，即是循乎天地万物。若以理在天地万物而循之，是道能弘人，非人能弘道也。释氏之所谓心，以无心为心，天地万物之变化，皆吾心之变化也。譬之于水，释氏为横流之水，吾儒为源泉，混混不舍昼夜之水也”。

《传习录》书影。《传习录》是阳明心学的精髓，是修习阳明心学的入门之书。

在《传习录》上卷中，薛侃“去花间草”，王阳明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又其所疑者，在无善无恶之一言”。黄宗羲说：“考之《传习录》，因先生去花间草，王阳明言：‘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盖言静无善无恶，不言理为无善无恶，理即是善也。犹程子言‘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周子‘太极而加之无极’耳。”

“独《天泉证道记》有‘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之语。夫心之体即理也，心体无间于动静，若心体无善无恶，则理是无善无恶，阳明不当但指其静时言之矣。释氏言无善无恶，正言无理也。善恶之名，从理而立耳，既已有理，恶得言无善无恶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证之，则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阳明也。二疑既释，而犹曰阳明类于禅学，此无与于学问之事，宁容与之辨乎！”

以上便是黄宗羲为王阳明辩护的内容。

此外，这里还需要声明一点：王阳明有关花间草的言论出自《传习录》上卷，为薛侃所录，是薛侃与王阳明之间的为学问答。

另外，《传习录》上卷还记录了有关陆澄的事。徐爱殁后，王阳明将自己的学问托付给陆澄，说道：“自曰仁没后，吾道益孤，致望原静者亦不浅。”（《王文成公全书》卷四）

《传习录》中所录陆澄提问甚多，其提问常常发人深省。

薛侃将徐爱所录十四条、陆澄所录八十条、自己所录三十五条结集成册，予以刊行。因徐爱将自己的问答辑录命名为《传习录》，所以薛侃沿用了其名。

据现代学者陈荣捷博士推断（《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徐爱所录不止十四条。在所录十四条之后，徐爱作跋文曰：“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那么在徐爱所录之中，缺少“道问学与尊德性”的一条。另外，在《续刻〈传习录〉》的序后有一句：“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录者。不幸曰仁亡矣，录亦散失。今之录，虽全非其笔，然其全不可得云。”

由此来看，徐爱所录明显已有若干条散佚难觅。

(1) 邢太守（1462—1532）：邢珣，字子用，号三湖，南直隶省太平府当涂县（今安徽马鞍山当涂县）人。弘治六年 （1493）中进士。

(2) 陈惟浚（1494—1562）：名九川，字惟浚，又字惟溶，号竹亭，后号明水。江西抚州临川县人。正德九年（1514）考中进士。虽然曾因谏阻武宗南巡而遭到除名，但在世宗朝时官复原职，任主客清吏司郎中。致仕后，在各地讲学。陈惟浚于虔州初次师事王阳明。王阳明四十九岁时，曾向陈惟浚提出“致良知”说。王阳明殁后，尽管领会到“致良知”宗旨的人甚少，但陈惟浚在“独知之几微”方面花了很多工夫，终于领悟到了“致良知”的宗旨。

(3) 何廷仁（1483—1551）：初名秦，字性之，人称善山先生，江西省赣州府雩都县（今赣州市于都）人。初时慕陈献章，后成为王阳明门人，嘉靖年间中举，任南京工部主事。

(4) 黄弘纲（1492—1561）：字正之，人称洛村先生，江西省赣州府雩都县人。正德年间中举，刑部主事。

(5) 薛俊（1474—1524）：字尚哲，又字尚节，号靖轩，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人。曾出任江西省玉山县教谕。

(6) 周冲（1485—1532）：字道通，南直隶省常州府宜兴县（今宜兴市）人。人称静庵先生，唐府长史。

(7) 王学益（？—1561）：江西安福县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官工部主事、兵部职方司郎中、福建按察司副使、应天府丞、右佥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刑部左侍郎、南京右都御史。

(8) 余光：字晦之，南直隶省应天府江宁县（今南京江宁区）人。嘉靖年间中举，授南京大理评事，后擢御史，巡按广东。

(9) 许台仲（1479—1557）：名相卿，别字伯台，号云村老人，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县（今海宁市）人。

(10) 季明德（1485—1563）：名本，号彭山，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人。

(11) 黄诚甫：名宗明，号致斋，正德年间中举，浙江宁波府鄞县人。

(12) 西樵子：西樵为方献夫的号。

(13) 唐龙（1477—1546）：字虞佐，号渔石，谥文襄，浙江金华府兰溪县（今兰溪市）人。官至太子太保、刑部尚书。

(14) 许泰：南直隶扬州府江都县（今扬州市江都区）人。讨伐朱宸濠的副将军，与王阳明素来交恶。世宗朝时被打入大牢，后死于牢中。

(15) 黄勉之（1490—1540）：黄省曾，字勉之，号五岳山人。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苏州市）人。现行的《传习录》下卷中收有他所录的十二条。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第十六章 江西时代

阳明请求致仕

宁王之患

死里逃生

宁王谋反之资

宁王起事

阳明备战

运筹帷幄

阳明用计

安庆攻防战

南昌攻略战

鄱阳湖决战

生擒宁王

论功行赏

第十七章 阳明受难

武宗要御驾亲征

隐居净慈寺

与奸臣斗智

寄情山水

与罗钦顺论学

无心之境

为冀元亨申冤

始提“致良知”说

第十八章 倡导“良知”说

“致良知”诞生始末

王阳明、湛甘泉学说的异同

用“良知”解释生死

衣锦还乡，谢辞封爵

阻止元静辩护

论科举

“乡愿”自省

咏良知诗

王阳明讲学

践行良知

第十九章 阳明晚年

书院四大记

《自得斋说》和《博约说》

答顾东桥之疑

批评“随处体认天理”说

良知“五论”

天地一仁心

老年得子

王阳明晚年著述

第二十章 思田靖乱

王阳明三征

心学宗旨

最后的征程

此心只是个真诚恻怛

思恩、田州，降了

战后安民

最后一战：八寨、断藤峡

阳明功过之争

终 章 阳明临终

拜谒伏波庙

广州府养病

与门人论学

最后的上疏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附录一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

前言

前篇

后篇

附录二 王阳明的子孙

版权信息

书名：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 全新修订版（下卷）

作者：【日】冈田武彦[著],杨田等[译]

排版：HMM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1-01

ISBN：9787229128425

第十六章

江西时代

阳明请求致仕

如前所述，由于王阳明剿灭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边界猖獗的贼匪，并向朝廷上奏了捷报，正德十三年（1518）六月六日，王阳明被擢升为右副都御史，并被授予荫子一人为锦衣卫的荣誉，世袭百户。

六月十八日，王阳明以《辞免升荫乞以原职致仕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上疏朝廷，请求辞退恩赏。

在这篇奏折中，王阳明首先感谢朝廷的恩宠：特命自己为军务提督，授予象征指挥权的旗牌和自由指挥部队的特权。

于是，该部议假臣以赏罚，朝廷从而假之以赏罚；议给臣以旗牌，朝廷从而给之以旗牌；议改臣以提督之任，朝廷从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责其成功而不限以时。由是，臣以赏罚之柄，而激励三军之气；以旗牌之重，而号召远近之兵；以提督之权，而纪纲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缩如志，举动自由。

有了这些权力，王阳明消除了大部分的掣肘和障碍，得以迅速整编军队，率队出征：“一鼓而破横水，再鼓而灭桶冈……又一鼓而破三浰，再鼓而下九连。”

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但阳明在奏疏中禀明，此番军功更多地归功于朝廷。朝廷就如同善于驾驶马车的马夫，而自己则如同一匹驽马，毫无半点功劳，所以只求朝廷能让自己致仕，回归田园，安享晚年。

他在奏折中写道：

譬之驽骀之马而得良御，齐辑乎辔衔之际，而缓急乎唇吻之和，内得于人心，外合于马志；故虽驽下，亦能尽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见其驽而百里，因谓之能，不知其能至此，皆御马者驱策之力。不然，将数里而踣，或十数里而止矣。马之疲劳，或诚有之，而遂以归功于马，其可乎？况臣驱逐之余，疾病交作，手足麻痹，渐成废人。

前在贼巢，已尝具本请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允报，庶几生还畎亩。乃今求退而获进，请咎而蒙赏，虽臣贪冒垂涎，忍耻苟得，其如朝廷赏功之典何！伏望皇上推原功之所始，无使赏有滥及，收回成命。

臣苟有微劳，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职致仕，延余喘于田野。如此，则上无滥恩，下无奸赏；宣力受任者，得免于覆餗之诛；量能度分者，获遂其知止之愿。臣无任感恩惧罪，恳切祈望之至！

然而，朝廷最终还是没有满足王阳明的致仕愿望。

正德十四年正月初二，四十八岁的王阳明上奏折《升荫谢恩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诉说自己无德无能，不足以胜任右副都御史和接受荫子锦衣卫的恩赏，请求辞退恩赏；正月十四日，王阳明再上奏折《乞放归田里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向朝廷奏明之前立下的战功皆源于圣上的恩德，然后又提起自己体弱多病，祖母卧床不起，恳切请辞，希望能够回故乡安度晚年。奏折中写道：

且臣比年以来，百病交攻。近因驱驰贼垒，瘴毒侵凌，呕吐潮热，肌骨羸削。或时昏眩，偃几仆地，竟日不惺，手足麻痹，已成废人。又以百岁祖母卧病床褥，切思一念为诀。悲苦积郁，神志耗眊，视听恍惚，隔宿之事，不复记忆。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已难矣，而况使之当职承务，从征讨之后，其将能乎！夫豢畜牛羊，细事耳，亦且求良牧而付之，况于军务重任，生灵休戚之所关……

伏愿陛下念四省关系之大，不可委于匪人；察病废枯朽之才，不宜付以重任。怜桑榆之短景，而使得少遂其乌鸟之私；录犬马之微劳，而使得苟延其蝼蚁之息。别选贤能，委以兹任。放臣暂归田里，就医调治。倘存余喘，尚有报国之日。臣不胜感恩待罪恳切哀望之至！

王阳明再三上疏朝廷，请求辞退荫子封赏，让自己致仕还乡，朝廷皆不准许。无奈之下，王阳明只好写了一封私信，寄给自己最信任、启用自己巡抚南赣的兵部尚书王琼。他在信中尽情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并向其恳切请愿。

如前所述，王琼深知阳明之才，他提拔任命阳明为军务提督，赐予阳明象征指挥权的旗牌以“便宜行事”。王琼又上疏朝廷，力排众议，让王阳明获得了一些特权。王阳明之所以甘愿剿匪，并大获成功，首先是心中怀有忠君爱国的至诚思想以及尽展才华的考虑，但其中多少也有回报王琼知遇之恩的因素。

正德十三年，在写给王琼的书信《上晋溪司马》（《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中，阳明毫不隐讳地讲述了福建驻军的不稳定状况和处理困难等问题。在这封书信的末尾，阳明向王琼表达了辞官之意，并恳求其在朝廷中为自己美言。其信中写道：

盖福建之军，纵恣骄骜已非一日，既无漕运之劳，又无征戍之役，饱食安坐，徭赋不及，居则朘民之膏血以供其粮，有事返借民之子弟而为之斗。有司豢养若骄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呶群聚而起，焚掠居民，绑笞官吏；气焰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后已。今其势既盈，如将溃之堤，岌乎汹汹，匪朝伊夕。虽有智者，难善其后，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办此也。又况积弱之躯，百病侵剥。近日复闻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乱，岂复堪任！临期败事，罪戮益重，辄敢先以情诉。

伏望曲加矜悯，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领，归延残息于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实一省数百万生灵之幸也！情蹙辞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王琼看完王阳明呈给朝廷的奏折和写给自己的私信后，必定会被阳明言辞之间吐露的切切之情所打动。正如王阳明在信中所说，因为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所以自幼丧母、由祖母抚养长大的王阳明最终也没能见到祖母最后一面。朝廷不允许阳明致仕，是因为贼匪未平。后来，平定贼匪之后，王阳明再次向王琼申请致仕返乡，希望能探望卧病在床的父亲龙山公，但王琼并没有做任何答复。

因此，王阳明于正德十四年再次写信给王琼（《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请求王琼帮忙。

生始恳疏乞归，诚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为诀。后竟牵滞兵戈，不及一见，卒抱终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复日亟。而地方已幸无事，且蒙朝廷曾有“贼平来说”之旨，若再拘缚，使不获一申其情，后虽万死，无以赎其痛恨矣！

老先生亦何惜一举手投足之劳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复候命不至，断亦逃归，死无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举手投足之劳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辞迫，渎冒威严；临纸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王琼之所以将王阳明的致仕请求压了下来，可能是他早已预见到即将发生的宸濠之乱。其实，王琼也能理解王阳明的心情，但为了江山社稷，只能把王阳明的私情放在一边。因为事实证明，能够很快地平定叛乱者，除阳明之外再没有更合适的人选。这也正是王琼信任王阳明并给予他极大的权限的原因。尽管两人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国家大事上心有灵犀一点通。

宁王之患

据《年谱》记载，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于赣州平定贼匪之后，四方之人聚集而来，师事阳明。

刚开始时，王阳明安排门人寓居射圃，但后来人数众多而无法容纳。阳明因此重修濂溪书院，安置门人，并让门人冀元亨担任书院的主讲。冀元亨为王阳明的养子王正宪的家庭教师，但在重修濂溪书院时，阳明把他请到赣州。

当时，江西的宁王朱宸濠来信，向阳明请教一些问题。阳明让冀元亨解答，随后把元亨派到宁王身边讲学。

或许有人会问，阳明门人中有才者众多，阳明为何偏偏派元亨去宁王处？

这是因为阳明早就看出了宁王篡夺皇位的野心，在之前提到的写给王琼的第二封书信中，王阳明说“若再拘缚，使不获一申其情”云云，或许是在暗示可能会爆发宸濠之乱。

王阳明弟子冀元亨画像。在宸濠之乱爆发之前，王阳明派冀元亨去宁王处讲学，目的是让他打探内情。

而冀元亨为人刚毅忠信，临危不惧，正好能够应付将来的危局。此举也是将冀元亨派去做卧底，让他打探宁王谋反的内情。对于擅长打间谍战的阳明先生来说，做出这样的安排也是理所当然的。

后来，宸濠之乱平定后，冀元亨遭怀疑，被打入大牢。因此，也有诸如李卓吾之类的人认为阳明此举极为失策。

《明儒学案》卷二十八《楚中王门学案》对冀元亨与宁王的相见，有如下叙述：

濠谈王霸之略，先生昧昧，第与之言学而已。濠拊掌谓人曰：“人痴一至是耶！”一日讲《西铭》，先生反复陈君臣之义，本于一体，以动濠。濠大诧之，先生从容复理前语。

濠曰：“此生大有胆气。”遂遣归。

因为冀元亨当时所讲的内容似有劝谏宁王之意，所以按常理来说，宁王应该当场将元亨抓捕，立刻斩杀，但元亨还是安全地回到了阳明身边。

回来之后，冀元亨便将宁王谋反的迹象告知了阳明。宁王听说此事后怒不可遏，暗中派人去刺杀冀元亨。王阳明听到风声，为了让元亨避开祸事，立即派人将他护送回了武陵老家。

明初，洪武二十一年（1388），朝廷在福建省福州府设立了三卫。卫，指的就是卫所，卫所里驻扎着卫军（一省的正规军）。洪武八年（1375）设右卫，驻于福州府城东南。洪武二十一年改为左卫，再于其西设置右卫，同时于左卫东侧增设中卫。

然而，从正德十三年起，因月粮（每月的兵粮）无法正常供应，福州的卫军爆发叛乱，而延平、邵武等卫的军士也响应了叛乱。其核心人物为进贵、叶元保等人。

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二十三日，巡抚福建御史程昌恳请王阳明率军前去平乱，并奏请由兵备副使杨璋代理王阳明离任前所负责的工作。王阳明奉命前往福州镇压叛军。

福建卫军叛乱的同时，宁王之忧也越来越不容忽视。

正德九年（1514），江西省按察副使胡世宁因看不惯宁王的恶行，上疏朝廷，揭露其不法行径。

得知胡世宁上疏参劾自己后，宁王也上疏辩解说：此乃胡世宁离间骨肉之计。同时，朱宸濠又贿赂了宦官与大臣。都察院副都御史丛兰与宁王相交甚厚，故上疏弹劾胡世宁有疯癫之症，擒拿了胡世宁交给禁卫军。随后朝廷将胡世宁流谪沈阳。

自数年前起，王琼便已预见到朱宸濠的叛乱。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胡世宁的功劳很大。

正德十四年，王阳明再次上疏，希望能够请辞返乡，但朝廷还是回绝了他的请求。这是预见到宸濠之乱的王琼为了留住王阳明，让王阳明对此采取应对措施而做出的举动。黄绾的《阳明先生行状》（《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中，记录有此事：

王公琼逆知宸濠必将为变，一日，召其属主事应典（名天彝，王阳明门人）曰：“我置王某于江西，与之便宜行事者，不但为溪洞诸贼而已，或有他变，若无便宜行事敕书旗牌，将何施用？”时福建有军人进贡等之变，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烦王某。但假此以牵便宜敕书在彼手中，以待他变。尔可为我做一题稿来看。”

稿成，具题。降敕与公曰：“福州三卫军人进贡等协众谋反，特命尔暂去彼处地方会同查议处置，参奏定夺。”

也就是说，在剿灭南赣贼匪、立下赫赫战功之后，王阳明本打算将军务提督的特权及象征指挥权的旗牌交还的，但王琼为了防备朱宸濠的叛乱，以镇压福州叛军为借口，让王阳明继续手握兵权。

也正是因为如此，王阳明才充分发挥旗牌的威力，在后来发生的宸濠之乱中，以极短的时间生擒宁王，立下大功。

死里逃生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五日，王阳明受领了镇压福州三卫叛军的敕命，前往福建的官衙。九日，王阳明率军离开赣州，沿着赣江北上，由于水路不畅，十五日才抵达丰城县（隶属江西省南昌府）的黄土脑。丰城县距离宁王盘踞的南昌府城仅有一百二十里。

此时，王阳明接到丰城知县顾佖以及沿途的地方总甲（地方民兵组织首领）的报告，得知宁王突然叛乱，如果继续北上的话，会很危险。

在叛乱中，巡抚、都御史孙燧和按察副使许逵(1)遇害，巡抚府、三司(2)和府县的大小官员，凡有不从宁王命令者，尽皆遭到逮捕，各卫门的印信也全部被没收，仓库中的物品被劫掠一空。宁王非常狂妄，扬言一方面要率领强大的水军沿长江而下攻占南京，另一方面则分兵北上。宁王的狂言令世人异常震惊。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王阳明于六月九日离开赣州，火速北上。因为六月十三日宁王大寿，王阳明本当出面庆贺，可是当他行至吉安府时，突然想起自己忘记带官印，于是便派中军官返回赣州去取，所以就迟了几天，未能赶去给宁王贺寿。如果当时王阳明也前去贺寿的话，那么或许他也会遭遇和孙燧、许逵一样的不幸。

对于此事，东正堂也感叹道：阳明先生虎口脱险，未遭孙燧、许逵同样之虐杀，且即刻率军返吉安，倡举义兵，遂成擒宸濠之功。此亦先生之高运，也有天意不想亡明之故。（《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五《年谱二》）

然而，此时王阳明麾下的军士，只有疲弱士卒百余名而已，所以不敢轻举妄动。若驰奔赣州兴举义兵的话，距离又太远。因此，王阳明打算先返回吉安府，希望能在吉安制定战略部署，暂且牵制住宁王。可是不巧南风劲吹，舟行无以南归。对于当时的状况，《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记载道：

先生命取辨香，亲至船头，焚香望北再拜曰：“皇天若哀悯生灵，许王守仁匡扶社稷，愿即反风。若天心助逆，生民合遭涂炭。守仁愿先溺水中，不望余生矣。”言与泪下，从者俱感动。祝罢南风渐息，须臾樯杆上小旗飘扬，已转北风。

也就是说，王阳明当时对天祈祷，使得上天刮起了让他可沿赣江南下到吉安府的北风。

之前虽然也曾提到过王阳明对天祈祷之事，但在这里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比如，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从流谪的蛮荒之地龙场释放出来，出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在任期间恰逢县城内发生大火，烧毁千余户人家，王阳明也曾对天祈祷，而后风向改变，大火才得以熄灭。

“先生吁于天，蜇死讨贼。祷北风，风果北，觅渔舟以遁。濠兵追之不及。”——《王阳明先生图谱》

在此之前，弘治十六年（1503），王阳明三十二岁时，也曾应浙江绍兴府佟太守之邀，为饱受旱灾之苦的百姓写下祈雨祭文，于会稽山向天祈祷。在当时回复太守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中，王阳明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此外，正德十二年（1517）春，王阳明为平定漳州贼匪，屯驻于福建省汀州府的上杭时，当地百姓也因旱灾而叫苦不堪。见此，王阳明为民祈雨，结果大雨连降三日，百姓欣喜若狂。后来，百姓出面向上杭官员请愿，希望将王阳明祈雨的都察院行台正堂取名“时雨堂”。王阳明也作《喜雨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在第二首中，王阳明生动地描写了百姓欢欣喜悦的模样，吟道：“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欢腾且纵歌。”

然而，在丰城赣江上对天祈祷，却让王阳明印象最为深刻。在第二年所作的《丰城阻风》一诗中，以及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驾崩，王阳明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后，凭吊宸濠之乱的旧战场时所吟《重登黄土脑》一诗（皆出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中，都有一句“此地曾经拜北风”，足见王阳明对此事的印象之深。

简而言之，正如大西晴隆所指出的，我们不能忽视王阳明同时也是一位“祷师”这一点。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尽管当时王阳明声泪俱下，好不容易求得了北风，船夫却说太阳已经下山，不愿再出船。听闻此言，阳明大怒，欲拔出佩剑斩杀船夫。但众多随员皆劝阻王阳明，说切不可动怒杀人，只可割下其耳。

船行大约二十里，太阳下山。王阳明见船只过大，航行速度很慢，便悄悄命令随员去召集渔船。其后，王阳明在随员龙光、雷济的陪同下，微服转乘渔船，而将自己的衣冠和随员萧禹等人一同留在了大船上。

王阳明转乘渔船之事，还有一段传说。据门人钱德洪记载，在收录王阳明写给其父龙山公，急报宸濠之乱的书信《上海日翁书》（《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时，钱德洪从当时的随员龙光口中打听到，当王阳明看到自己的夫人诸氏和幼子正宪还留在大船上时，心生犹豫。

当时诸夫人提起长剑，说道：“公速去，毋为妾母子忧。脱有急，吾恃此以自卫尔！”以此激励阳明。如此场面，让人不由得深感诸夫人之贤德。

这段换乘渔船的传说，记录在随后将会提到的《征宸濠反间遗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八）中。与夫人诸氏道别之后，趁着渔船还未起航，王阳明问：“准备好了没？没有忘记什么吧？”

随员龙光和雷济回答道：“全都齐了。”

王阳明笑道：“不是还有一样吗？”

两人互相看了看，不知到底忘了何物。王阳明指着大船舳前的罗盖说：“没有那个东西的话，即便到了地方，又拿什么来证明我们的身份呢？”说完，王阳明便让人拆下罗盖，放在渔船上。

当一行人到达吉安府时，府城中已经听闻宁王叛乱的消息，全城戒严，城门紧闭。随员见状，便高高举起罗盖，城内之人大喜，打开城门，将王阳明一行迎进内城。看到此情此景，随员们心生敬佩，明白即便身处危难之中，王阳明依旧游刃有余。

此外，《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宁王得知王阳明为了镇压福州叛军行至赣江，寻思若能将身负经世济民之才的王阳明拉入帐下，大业何愁不成。于是，令内侍官喻才率快船数十艘，追赶阳明。追兵赶到丰城县黄土脑时发现大船，于是擒住萧禹诘问。萧禹答道：“王都爷已去久矣，拿我何益。”

不得已，喻才只好取走王阳明的衣冠向宁王复命。一条大鱼就此逃脱了。

躲过了宁王的追兵，转乘渔船不久，王阳明便抵达临江府。知府戴德孺即刻出迎，将一行人领至府城中隆重款待，并恳请王阳明做好出征的准备。

王阳明说道：“临江大江（赣江）之滨，与省城相近，且居道路之冲，不可居也。”

戴德孺问道：“闻宁王兵势甚盛，何以御之？”

王阳明回答道：“濠出上策，乘其方锐之气，出其不意直趋京师，则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则径攻南京，大江南北亦被其害。但据江西省城，则勤王之师四集，鱼游釜中，不死何为。此下策矣。”

戴德孺又问：“以老大人明见度之，当出何策？”

王阳明答道：“宁王未经战阵，中情必怯。若伪为兵部恣文发兵攻南昌，彼必居守，不敢远出。旬日之间王师四集，破之必矣。”

王阳明的一句话，清晰点明了此战的基本战略。

戴德孺邀请王阳明换乘其他船只，却遭到王阳明的拒绝。之后，王阳明继续乘坐渔船沿赣江南下，不久便抵达了新淦县。

平日便悉心操练兵马的知县李美出城迎接王阳明一行，邀请王阳明暂时停留在县城。王阳明没有同意，说道：“汝意甚善。然弹丸之地，不堪用武。”

离开新淦时，王阳明换乘了李美准备的大船，前往吉安府。就这样，王阳明逃过了宸濠之难，于六月十八日安然抵达吉安府。

宁王谋反之资

往前追溯，先介绍一下盘踞南昌府的宁王朱宸濠的情况。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推翻蒙古族所创的元朝后统一了天下，是一位光复大汉王朝的英主。然而不幸的是，因懿文太子早逝，所以太孙建文继承了帝位，但太祖四子燕王朱棣起兵打败建文帝（即靖难之变），夺取了帝位。燕王也就成了明成祖永乐帝。正因为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在先，所以自明成祖次子汉王朱高煦谋反不成，遭到诛杀为始，明代的亲藩全都对帝位虎视眈眈，觊觎流涎。

宁王的远祖，初代宁王朱权是明太祖的第十七子。明初，朱权被封到了北边的大宁（现在的辽宁省西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的省界附近），驻防北夷，是称宁王。宁王与燕王朱棣两兄弟共同辅佐太祖。当时，有“燕王善战，宁王善谋”之说。

燕王朱棣对建文帝高举叛旗时，曾设下计谋，巧妙地引诱宁王，致使宁王不得不与燕王合谋。燕王篡夺了帝位，宁王出力不小，所以其后宁王的胡作非为，也令明成祖感到棘手。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因为要在大宁的故地设置直辖的三卫，所以成祖打算将宁王转封到川广（四川省和湖广省），但宁王自己要求转封到苏杭（苏州府隶属于以南京为省都的南直隶省，杭州府则是浙江省的省都）。

成祖不许，宁王大怒，搬出传令的信号旗，让部下的官员控制住成祖的必经之路。

如此一来，明成祖也怒了。

宁王见形势不妙，只好独自带着数名宦官，由南京来到江西省省都南昌府，称病久居南昌府中。当地的行政长官向朝廷上奏了此事。朱棣不得已，只好将宁王封到了南昌府，依旧沿袭宁王的封号。

历代宁王在南方权势盖天，到了第四代朱宸濠时，奸恶益甚。

朱宸濠是其父康王与妓女生下的孩子，在其出生之前，康王梦见一条巨大的蛇飞进宫殿里，一个接着一个地吞噬活人，甚至还袭向自己。因为这个不祥的梦，朱宸濠降生后，康王命人把他扔到城外去。但朱宸濠的母亲把他私藏起来，将他抚养长大。朱宸濠成年后，康王虽然让他进了府，但直到临终康王都没让朱宸濠进入自己的房间。

尽管朱宸濠天生聪明，富有才智，通史实，善歌舞，却为人轻佻，没有威严。

康王殁后，朱宸濠继承了宁王之位，益发变得傲慢不逊，专横霸道。后来他又因道士李自然的谗言“殿下有贵为天子之骨相”，而对帝位生出野心。

起意之后，朱宸濠便开始了各种行动。他将搜罗到的金银财物运送到都城，先与内侍司官员李广勾结，正德初年，又勾结上以宦官刘瑾为首的“八虎”。朱宸濠通过买通官员来为自己宣扬善名孝行。

在奸臣的帮衬下，朝廷嘉奖了朱宸濠，并赐下尔书（盖有天子御印的书物）。

朱宸濠谋划了将近十年，养死士两万余人，招来吴十三、凌十一、闵廿四等四方的盗贼渠魁，匪众约一万余人。举兵之日，连同护卫、党羽，以及被迫服从于朱宸濠一同起事的总计六七万人。

为了筹措军费，朱宸濠又在鄱阳湖上抢夺商船货物，收取各种苛捐杂税，可谓是无恶不作。

《年谱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对此也有概略的记述：

先是宁藩世蓄异志，至濠奸恶尤甚。正德初，与瑾纳结，尝风南昌诸生呈举孝行，抚按诸司表奏，以张声誉。

安成举人刘养正，素有词文名，屈致鼓众，株连富民，朘剥财产，纵大贼闵廿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费。

按察使陆完(3)因濠器重，遂相倾附。及为本兵，首复护卫，树羽翼。

而濠欲阴入第二子为武宗后，其内官阎顺等潜至京师，发奏，朝廷置不问，且谪顺等孝陵净军。濠益无忌。

完改吏部。王琼代为本兵，度濠必反，乃申军律，督责抚臣修武备，以待不虞。而诸路戒严，捕盗甚急。凌十一系狱劫逃，琼责期必获。濠始恐，复风诸生颂己贤孝，挟当道奏之。

朱宸濠以重金招徕的隐士刘养正，幼时人称神童，高中举人，以诗文见长，却未能在进士考试中及第。地方诸官皆以能见其诗文为荣，而朱宸濠亦待之甚厚。

朱宸濠又勾结武宗身边手握重权、恣意妄为的佞臣朱宁和臧贤，使二人成为其心腹。武宗时常私访臧贤家，于是臧贤造了一间密室，让朱宸濠的使者潜伏在密室中，悉知武宗的一举一动。

此外，朱宸濠又启用曾任右都御史的李士实(4)为其谋臣。李士实颇有权术之能，自诩姜子牙、诸葛孔明再世。

因身边有承奉刘吉、道士李自然、徐卿等众多党羽，朱宸濠以武宗无后为由，图谋将自己的第二子立为皇嗣。此事也有朱宁、臧贤等众多宦官的参与。但因事关重大，朝廷的六部、九卿、科道官（都察院的监察官）等官员都不敢对此妄自发表意见。

李士实为朱宸濠献谋，一方面希望通过兵部尚书陆完恢复宁府的护卫，另一方面，促使南京镇守太监毕真为首的南方官员一同宣扬朱宸濠的孝行。因陆完转任吏部，王琼代为兵部尚书，朱宸濠的阴谋才未得逞。王琼很早便看出朱宸濠他日必反，所以对陆完说道：“祖宗禁藩王设护卫，为防藩王不轨之谋，然宁王再三请复护卫制度。他日宁王必起事变，累及贵公。”

听了王琼的话，陆完有些后悔，立刻写信给朱宸濠，要求返还设护卫之权。但朱宸濠并没有答应陆完的请求，并以护卫为名，公然招募勇健之士，令他们朝夕于府城内苦练武艺。

朱宸濠的家臣中也不乏忠臣。宁府的典宝（掌管宝物的官）阎顺，内官（在宁王宫殿中侍奉的官）陈宣、刘良偷偷前往京师，上报了朱宸濠的不法行径。可是，朱宁和陆完却隐瞒不报，反而将阎顺等人秘密上奏朝廷的事报知了朱宸濠。朱宸濠怀疑此事是承奉（待命官）周仪所为，于是命人伪装成强盗，将其家人尽皆杀光。

此外，朱宸濠又杀害了典杖（掌管武器的官）查武等数百人，同时又将大批金银运送到京师，打点贿赂朝廷要员，并请求他们斩杀阎顺等人。阎顺等人早已亡命远方，终免于难。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还记载了朱宸濠之妃娄氏真心劝谏朱宸濠的事迹。娄妃贤德端淑，为朱宸濠生下了长子、三子和四子三个儿子，因此，朱宸濠对她一直敬爱有加。娄妃察知朱宸濠的不轨图谋之后，在一次酒宴途中让歌女唱起元曲《梧叶儿》，讽刺、劝谏朱宸濠。

这首歌的大意是说人生苦短，转瞬即逝。听完此曲，朱宸濠一脸不快。之后，娄妃与朱宸濠便有了以下对话：

娄妃曰：“殿下对酒不乐，何也？”

宸濠曰：“我之心事非汝女流所知。”

娄妃赔笑道：“殿下贵为亲王，锦衣玉食，享用非常。若循理奉法，永为国家保障，世世不失富贵。此外更有何心事？”

宸濠带了三分酒意，叹口气道：“汝但知小享用之乐，岂知有大享用之乐哉！”

娄妃曰：“愿闻如何是大享用、小享用。”

宸濠曰：“大享用者，身登九五之尊，治临天下，玉食万方。吾今位不过藩王，治不过数郡，此不过小享用而已。岂足满吾之愿哉？”

娄妃曰：“殿下差矣。天子总揽万机、晏眠早起、劳心焦思，内忧百姓之失所，外愁四夷之未服。至于藩王，衣冠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有丰享之奉，无政事之责。是殿下之乐过于天子也。殿下受藩镇之封，更思越位之乐。窃恐志大谋疏。求福得祸，那时悔之晚矣。”

听完娄妃的忠言，朱宸濠勃然大怒，扔开酒杯站起身来。此外，娄妃还规劝自己的弟弟娄伯将，让他切不可跟从朱宸濠叛变，但娄伯将不听，还是跟从了朱宸濠。

就这样，朱宸濠的叛变之意越来越强烈。发动叛乱的六年前，也就是正德八年（1513），朱宸濠筑造阳春书院，僭号离宫。此外，他不断清除异己，毒死了巡抚王哲，令守臣皆栗惧不已。远近军民也皆惧怕朱宸濠，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

此外，官员参见朱宸濠时，都必须穿上上朝面圣的衣服。因此，许多当地官员都畏于朱宸濠的威势，跟从了他。尽管娄妃依旧时常劝阻朱宸濠，但朱宸濠始终不听。

由于朱宸濠的谋叛举动越来越明显，所以朝廷中也开始有人议论此事。侍御史（都御史代理）萧淮曾上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三》）言道：

近奉敕旨，王人无事不得延留京师，臣有以仰窥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隐默，窃见宁王不遵祖训，包藏祸心，多杀无辜，横夺民产，虐害忠良，招纳亡命，私造兵器，潜谋不轨。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士实，前镇守太监毕真，及诸前后附势者，皆今日乱臣贼子，关系宗社安危，非细故也。或逮系至京，或坐名罢削。布政使郑岳、副使胡世宁，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几人知顺逆，祸变可弥矣。

当时，受武宗宠爱的江彬、太监张忠等人也赞成。于是，武宗于五月二十四日颁下敕旨《宁王戒饬》：“萧淮所言，关系宗社大计，朕念亲亲，不忍加兵，特遣太监赖义、驸马都尉崔元(5)、都御史颜颐寿(6)往谕，革其护卫。”

此外，给事中孙懋(7)建议发兵，以备江西流寇。王琼认为此建议甚好，建议励兵备战方为上策，杨廷和也默认了这一点。

崔元等人奉旨前赴南昌，而宰相杨廷和则下令兵部发兵以观其变。

宁王起事

朱宸濠派出的探子林华在京师打听了两三天的消息，尽管没能完全掌握实际情况，还是立刻赶回江西，将探知的情况报知了朱宸濠。这天正好是朱宸濠的生辰（六月十三），他邀请诸司齐聚王府，摆了一席寿宴款待他们。听说朝廷派出敕使颁下戒饬，朱宸濠不由得心中一惊，暗想：若让朝廷诏使到此，用的必定是以前宦官刘瑾被迫下狱时，蔡震和刘瑾对决，让其服罪的办法。

因此，寿宴结束之后，朱宸濠便秘密召集李士实、刘养正等人，商讨对策。

刘养正道：“事急矣。明旦诸司谢酒，便当以兵威胁之。”

于是，朱宸濠决意举兵谋反。当夜，朱宸濠召集士卒，等待诸官员的到来。

第二天一早，诸官员聚集一堂，向朱宸濠参拜。礼毕之后，朱宸濠坐于露台之上，对众人诈言道：“汝等可知大义？”

巡抚都御史孙燧答道：“不知。”

朱宸濠道：“昔孝宗皇帝为太监李广所误，抱养民间子。我祖宗不血食者，今十四年矣。太后有密旨，命寡人发兵讨罪，共伸大义。汝等知否？”

孙燧挺身而出，说道：“既然太后有旨，请出观之。”

朱宸濠大声道：“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去，汝愿保驾否？”

孙燧答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这才是大义。此外非某所知。”

朱宸濠大怒，挥手说道：“汝既举保我孝行，如何又私遣人诬奏我谋为不轨。如是反复，岂知大义？”

朱宸濠命人绑住孙燧，欲杀之。

露台之下的按察副使许逵大声叫道：“孙都御史乃钦差大臣，汝反贼敢擅杀耶？”之后痛骂朱宸濠不已。朱宸濠命人将许逵也绑了，将二人拖至惠民门外，斩首示众。

听闻此讯，娄妃赶忙派遣近侍女官前去营救，但最终还是未能赶上。当时尽管时值正午，但天空骤然变得阴云密布。

自成为御史后就一直在拿朱宸濠贿赂的佥事潘鹏当时率先叩头，高呼万岁。参政王伦和季敩(8)为了避免祸事临头，也相继下拜。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杨璋、按察副使唐锦、都指挥马骥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

朱宸濠大喝：“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听到朱宸濠的大喝，上述四人也不由得屈膝跪下。

然而，镇守太监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奉差主事马思聪(9)，金山布政使胡濂，参政程杲、刘斐，参议许效廉、黄宏，佥事赖凤，佥书郏文，都指挥许清、白昂等皆因未屈从，被朱宸濠夺走官印，随后被打入大牢，但其中的大多数最后都屈节表示愿意跟从朱宸濠而获释。只有马思聪和黄宏两人宁死不屈，最后绝食七日而死。

当时，瑞州府知府王以方之前就察知朱宸濠即将发动叛乱，因此厉兵秣马，修葺城墙，为抵御叛军做好准备。朱宸濠惜其才，屡屡派人前往，欲将王以方招至帐下，但王以方拒不接受。六月十三日，王以方恰因公事至南昌府城，被朱宸濠擒拿，王以方不肯屈从，朱宸濠最后只好将其打入大牢。

办完这些事后，朱宸濠马上称帝，任命官属，命吉曁、涂钦、万锐等人为御前太监，尊李士实为太师，封之前在南浦驿迎来的刘养正为国师，参政王伦为兵部尚书，季敩及佥事潘鹏、师琊等各有加封，大盗吴十三、凌十一、闵廿四等被授予都指挥等官职。

接着，朱宸濠又于各地散布推翻武宗的檄文，将年号正德改为顺德，同时派遣心腹娄伯将、王春等到四处募集兵马，招揽四方贼匪四万人，又将护卫、受迫屈从之人合到一起，凑齐七万余众，军势颇盛。

与此同时，朱宸濠一方面使用江西布政使的印鉴和公文，向各地布政使派人，转告说亲王和三司皆有意举兵，试图说服对方一同叛变；另一方面，他加紧整备各种军械兵器。

李士实、刘养正原本建议朱宸濠立刻由蕲黄出兵直捣北京，不然的话，就转战南京，在南京建立根据地。朱宸濠本来也打算听从二人的建议，但看到王阳明故意放出的官员所携的公文，以为天子的大军即刻便由京师大举攻来，便不肯离开南昌府城，一味坚守。

李士实又对朱宸濠说：“朝廷方遣驸马，安得遽发边兵？此必守仁缓兵之计也。王负反叛之名，不务风驰雷击，而困守一隅，徐待四方兵集，必无幸矣。宜分兵一支，打九江府。若得此郡，内有二卫军足可调用，再分兵一支，打南康府。殿下亲率大军直赴南京，先即大位，天下之贪富贵，翕然来归。大业指日可定也。”

然而朱宸濠犹豫再三，始终未能下定决心。朱宸濠一边打探官军的消息，一边派闵廿四、吴十三等各统兵万余人，掠夺官民船只，以供部队装备，顺流而下，攻打南康府。南康知府陈霖逃走，城池陷落。之后，叛军又进攻九江府。知府汪颖、知县何士凤、兵备副使曹雷也逃走了，九江百姓打开城门，让贼军进入城中。吴十三、闵廿四屯兵于此，立刻将胜利捷报报知了朱宸濠。

听闻此讯，朱宸濠大喜道：“出兵才数日，连得二郡，又添许多钱粮军马。吾事必成矣。”

随后，朱宸濠命贼将徐九宁守九江，陈贤守南康，任命二人为府城太守，并换回吴十三、闵廿四，令二人回大本营待命。

之后，朱宸濠向四方的府属各县派遣使者，说服各县归降，并让降服者官复原职。就在这时，探子来报，说之前兵部发兵的公文其实是王阳明伪造的，各路军马至今未有任何动静，王阳明也留在吉安府静观，将公文分发到了属下的各县，但至今未见有兵马抵达。

到了这个时候，朱宸濠还是希望王阳明也能归顺，所以向投降的参政季敩命令：“汝曾与王守仁同在军中。能为我往吉安，招降守仁，汝功不浅。”

季敩与南昌府学教授赵承芳等十二人结伴同行，带着朱宸濠发布的伪造檄文前往吉安，希望说服王阳明归顺朱宸濠。

而在此之前，王阳明曾经下过命令，让各路的领哨官但凡看到宁府的人路过，不问身份，立刻带至军门审问。

季敩等到达墨潭附近时，遭到了领哨官的拦阻。季敩叱道：“我乃本省参政。汝何人？敢来拦截。”

领哨官问季敩为何事至此，季敩说他奉有宁府的檄文，让旗校（旗手）将檄文牌面给领哨官看。领哨官遂将旗校拿住。季敩见状，仓皇逃走。如此一来，朱宸濠策反王阳明的图谋就此失败。

因领哨官不知道参政是大官，所以就将持檄文的五名旗校带到了王阳明的军门前。王阳明得知季敩已经逃走，慨叹道：“忠臣孝子与叛臣贼子，只在一念之间。季敩向日立功讨贼，便是忠臣。今日奉贼驱使，便是叛臣。为舜为跖，毫厘千里，岂不可惜？”

以上内容，主要来自《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对朱宸濠和王阳明的一些记述。虽然《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述多少有些夸张，未必全都忠实于史实，但以上的记述详细描写出了朱宸濠和王阳明当时的心理。

阳明备战

除此之外，《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还记述了以下内容。

当吉安知府伍文定听闻王阳明到达吉安后大喜，立刻前往谒见。王阳明本打算返还赣州征集士卒，但伍文定说：“本府士卒钱粮充足，请先生于此发号施令，不必返还赣州。”

王阳明接受了伍文定的请求，驻留吉安，向朝廷上奏朱宸濠谋反之事，只等朝廷命令一到，便出兵平叛。

倘若当时王阳明没有留在吉安，而继续南下赣州举兵的话，或许会错过时机，明朝的江山可能就更加危险了。

六月十九日，王阳明上奏《飞报宁王谋反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上报了宁王谋反的消息。在上奏的同时，王阳明也向管辖之下的诸官厅报知了朱宸濠谋反之事，阐明大义，整顿备战。

在奏折中，王阳明述说自己遭到朱宸濠的追击，但幸而逃脱，回到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以最高长官不在为由，希望王阳明能够暂且驻留吉安，部署击贼的计划。王阳明所行之处，远近军民皆夹道欢迎拥护，这让王阳明大为感动。

此外，临江府及下辖新淦县，丰城、奉新两县（隶属南昌府）派人急报，说朱宸濠谋反后，派兵四出攻掠，夺取印信，擒住掌印官员，调集精锐士卒，抢掠官军粮船。

吉安百姓非常希望王阳明能留下来，但王阳明必须奉旨前往福建镇压叛军。王阳明左右为难，尽管如此，他还是艰难地做出了决定，以下是奏疏部分内文：“但天下之事莫急于君父之难，若彼顺流东下，万一南都（南京）失备，为彼所袭，彼将乘胜北趋，旬月之间，必且动摇京辅。如此，则胜负之算未有所归，此诚天下安危之大机。虑念及此，痛心寒骨，义不忍舍之而去。”

王阳明预见了朱宸濠军队的进攻计划，深感情况危急，于是对这一危险情况进行了紧急部署：“故遂入城抚慰军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调集兵粮，号召义勇。又约会致仕乡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养病评事罗侨等，与之定谋设策，收合涣散之心，作起忠义之气。相机乘间，务为蹑后之图，共成犄（掎）角之势，牵其举动，而使进不得前，捣其巢穴，而使退无所据。”

对于朝廷，王阳明表达如下希望：“日望天兵之速至，庶解东南之倒悬。伏望皇上（武宗）省愆咎己，命将出师。因难兴邦，未必非此。”

之前，朝廷命令王阳明带病前往福建镇压叛军时，王阳明奏请平叛成功后顺道回家一趟。但刚出发数日便发生宁王叛乱，所以王阳明决定先赴国难。王阳明深知自己的行动并未奉朝廷之命，但即便如此，“忘其缓命之罪”“甘冒弃职之诛”，他也要克尽职守，保民报国。王阳明还就有关应对叛乱的地方官任命等人事变动事宜一一详细奏请，为了调集军饷，恳求朝廷颁旨。

二十一日，王阳明上疏《再报谋反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内容与前一封奏疏基本相同。之所以这么小心，是因为都御史孙燧在江西看到朱宸濠准备谋反的苗头，曾秘密上疏奏报朝廷。尽管孙燧前后向朝廷奏报了七次，却全都因为奸党横行而未能报知给圣上，而孙燧自己也惨遭毒手。

有了前车之鉴，王阳明再次上疏奏报相同的内容，这正是王阳明的过人之处。

在写下上述奏折的同一天，王阳明又向朝廷呈上了《乞便道省葬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在这篇奏折中，王阳明述说了对家人的切切思念，同时也表达了即便并非己任，自己也甘赴国难的决心。奏折中写道：

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宁府反叛。此系国家大变，臣子之义不容舍之而去。又阖省抚巡方面等官，无一人见在者。天下事机间不容发，故复忍死暂留于此，为牵制攻讨之图。俟命师之至，即从初心，死无所避。

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为诀，每一号恸，割裂昏殒，日加尪瘠，仅存残喘。母丧权厝祖墓之侧，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丧，哭泣过节，见亦病卧苫庐。臣今扶病，驱驰兵革，往来于广信、南昌之间。广信去家不数日，欲从其地不时乘间抵家一哭，略为经画葬事，一省父病。

臣区区报国血诚上通于天，不辞灭宗之祸，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国难，亦望朝廷鉴臣之心，不以法例绳缚，使臣得少伸乌鸟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图报。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王阳明的拳拳孝心和尽忠报国的至诚之情。另外，王阳明在奏折中表达了希望能够回乡探望生病的父亲并参加祖母的葬礼的心愿，认为此举正好可以麻痹朱宸濠，让他以为王阳明不会立刻动兵。

七月五日，王阳明又向朝廷呈上了一篇《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的奏折。奏折中说，据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报告，准领哨通判杨昉、千户萧英于墨潭附近逮捕了赵承芳等多名携带有朱宸濠檄文的官员，其中妄言惑众，讥讪主上。奏疏内容如下：

六月十三日宁府生日，次日各官谢宴，突起反谋，杀死孙都御史、许副使，囚死黄参议、马主事，其余大小职官胁从不遂者俱被监禁，追夺印信，放囚劫库，邀截兑米，分遣逋寇四散摽掠。声言要取南京，就往北京。十六日亲出城外迎取安福县举人刘养正，十七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士实，该入府内，号称军师、太师名目。二十一日将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二十二日令承芳并参政季敩代赍伪檄榜文，赴丰城、吉安、赣州、南安并王都御史及广东、南雄等处，俱各不写正德年号，止称大明己卯岁。比承芳等不合怕死及因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听，赍至墨池地方。蒙本院防哨官兵将承芳等拿获。

随审季敩，供系先任南安府知府，近升广西参政，装带家小由水路赴任，行至省城，适遇宁王生日，传令庆贺。次日随众谢宴，变起仓卒，俱被监禁。比敩自分死国，因妻女在船，写书令妻要死夫、女俱死母。后因看守愈严，求死不遂。至二十一日放回本船，懵死良久方苏。二十二日，又将妻女拘执，急呼敩进府，将前伪檄榜差旗校十二人督押敩与承芳代赍。敩计欲投赴军门，脱身报效，不期官兵执送前来等因。

案照先为飞报地方谋反重情事，已经二次差人具奏去后，今审据前因，参照宁王不守藩服，敢此称乱，睥睨神器，指斥乘舆，擅杀大臣，放囚劫库，稔不韪之罪，犯无将之诛。致仕都御史李士实恩遇四朝，实托心膂，举人刘养正旧假恬退之名，新叨录用之典，今皆反面事仇，为之出谋发虑，既同狗彘之行，难逭斧钺之诛。参政季敩、教授赵承芳，义未决于舍生，令已承于捧檄，但暴虐之威恐动于中，鹰犬之徒钤制于外，在法固所当罪，据情亦有可悯。除将赵承芳、季敩监禁，一面檄召兵民，随机应变，竭力讨贼，一应事宜，陆续奏闻处置外。

奏折最后，王阳明表达了自己披肝沥胆的忠心：

臣闻多难兴邦，殷忧启圣。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骚动。尚尔巡游不已，致宗室谋动干戈，冀窃大宝。且今天下之觊觎，岂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岂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懔骨寒心。昔汉武帝有轮台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诏，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刻责，易辙改弦，罢出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国本，励精求治，则太平尚有可图，群臣不胜幸甚。

王阳明劝谏武宗停止巡游，引用汉、唐帝王的故事，趁国难当头的契机，恳请圣上反省自己的行为，励精图治。在王阳明的奏折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劝阻之辞。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在国家危难之际，王阳明对国家的忠诚之心。

同一天，王阳明又一次上奏《留用官员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为了应对朱宸濠的叛乱，王阳明请求暂时留用准备赴京复命的官员，以处理紧急军务，在奏折中，王阳明写道：

照得江西宁府谋反，据城练兵，分兵攻劫，囚禁方面官员，有操戈向阙之势。此君父之大难，臣子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地方调兵讨贼，四路阻绝，并无堪用官员。适遇钦差两广清军御史谢源，刷卷御史伍希儒各赴京复命，道经该府，不能前进。各官奋激，思效力讨贼以报朝廷，臣亦思军务紧急，各官俱有印敕，方便行事，遂留军前，同心戮力，经济大难。

六月十九日，王阳明向朝廷报知事变的同时，也向父亲龙山公送去了急报。七月二日，王阳明由吉安府寄送第二封家书《上海日翁书》（《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给龙山公。

据钱德洪说，为了防止朱宸濠派手下袭击龙山公，王阳明在到达吉安府之前，便派家人走小路回乡，将宁王叛乱之事告知龙山公。

在第二封家书里，王阳明吐露了自己面对国难、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对亲人的思念之情。王阳明在信中写道：“男处所调兵亦稍稍聚集，忠义之风日以奋扬，观天道人事，此贼不久断成擒矣。”

而参政季敩为了策反王阳明而携朱宸濠檄文前来，正是王阳明写下这封信的前一天。“今竟陷身于难。人臣之义至此，岂复容苟逃幸脱！惟俟命师之至，然后敢申前恳。俟事势稍定，然后敢决意驰归尔。”

上文中，王阳明说自己虽然此刻正等待朝廷下达出兵征讨朱宸濠的命令，但即便向朝廷上奏朱宸濠叛乱之事，京师也实在太过遥远，若待朝廷出动王师的话，或许会失去战机，所以他心中早已做好了随时兴举义兵的准备。

最后，王阳明表明希望能够尽一尽孝心：“天苟悯男一念血诚，得全首领，归拜膝下，当必有日矣。”

此外，据钱德洪说，朱宸濠发动叛乱时，虽然也有人劝说龙山公，让他暂且避难，以免朱宸濠派人来寻仇，但龙山公泰然自若，回答说：“吾儿以孤旅急君上之难，吾为国旧臣，顾先去以为民望耶！”

不仅如此，龙山公还与郡县的官员商议整备兵粮，准备好守城的方策。关于这一点，不得不让人对这一句话深以为然：虎父无犬子，有其父龙山公，才有其子王阳明。

运筹帷幄

自到达吉安府的六月十八日起，王阳明立刻发出多篇公文，向所管军官司通报了宁王叛乱的情况，向他们表明自己准备率兵征讨朱宸濠的意愿，申明大义，倡举义兵，下令做好出征准备。

首先，王阳明在六月十八日的《牌行赣州府集兵策应》（《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中下达指令，召集赣州府各县士卒，应对急变，指令如下：

一、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并行附近卫所，各行所属，起集父子乡兵军余人等，昼夜加紧固守城池，以保不测；

二、仍仰知府邢珣查将贮库钱粮尽数开具印信手本，先行呈报，毋得隐匿；

三、行取安远等县原操不论上下班次官兵，各备锋利器械，通到教场，日逐操练，重加犒饷，选委谋勇官员管领，听候本院公文一至，即刻就便发行。敢有违误，定以军法处治，绝不轻贷。

接着，王阳明给两广总制都御史杨旦(10)写了一封邀请文《咨两广总制都御史杨共勤国难》（《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敦促其为国难举兵。

在这篇邀请文中，王阳明报告了南昌府城的异变及其情况，讲述了自己避过宸濠之难到达吉安府的经过，坦言若朱宸濠率军北上情况就会不妙，并表达了自己披肝沥胆、为国尽忠的决心，描述了应对此番国难的作战计划。之后，王阳明表达了自己想组建义勇兵的愿望：

虽经起调吉安等府兵快，非惟武艺无素，尤恐兵力不敷，必须添调兵马，方克济事。

照得南、韶、惠、潮等府，各有惯战精兵，堪以调用，拟合移咨督发，为此合咨贵院，烦为选取骁勇精壮兵快夫款打手人等大约四五千名，各备锋利器械，选委谋勇胆略官员，或就委岭南道兵备佥事王大用监统，给予各兵行粮，不分雨夜，兼程前来，共勤国难。谅贵院素秉忠孝之节，久负刚大之气，闻此，必将奋袂而起，秉钺长驱，当在郭汾阳之先，肯居祖士远之后哉。纷扰之中，莫罄恳切，惟高明速图之！

王阳明抵达吉安府的当天，便匆匆写下以上指令文、邀请文。对此，东正堂认为这是因为阳明先生遵循事理，镇定大度，临危不乱（《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二《奏疏·公移二·江西书》），但这也正是王阳明平日事上磨炼使然。王阳明之所以首先调集南雄、韶州、惠州、潮州的兵马，是因为在这些兵马士卒中，有许多是曾在南赣地区跟随王阳明的精兵，易于指挥。

此外，王阳明认为福建、浙江两省与江西省相邻，如果朱宸濠不向北袭击京师的话，那么必定会率先攻打这两省。所以如不率先调集士卒，做好准备，将来就悔之晚矣。因此，王阳明写下了公文《行福建布政司调兵勤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向福建省布政司发出指令，命各官衙对调兵勤王进行回议，指示各地配置兵员。

其后，王阳明又向南京的各军卫发出公文《预行南京各衙门勤王咨》（《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邀请各军卫出兵勤王。同时，王阳明计划调集江西省吉安等府，湖广、福建、广东各省的军兵，合军一处征讨朱宸濠。

朱宸濠宣称自己的部队将沿长江东下，奔赴南京。这一计划叛军蓄谋已久。此外，朱宸濠还在京师布下了奸细，准备为叛乱做内应。

虽说长江乃是天险，而南京城也固若金汤，朝廷威德，人心顺应，朱宸濠的奸计是很难成功的。但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就正中朱宸濠的下怀，形势也会难以控制。等到情况危急再来做准备的话，那么一切就为时已晚了。

王阳明在公文中写道：

为此合咨贵部，烦为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门，会谋集议，作急缮完城守；简练舟师，设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袭；传檄傍郡，以张必讨之威；先发操江（官名，都察院设提督操江一名，掌管上下的沿江防御）之兵声义，而西约会湖湘，互为掎角。本职亦砥钝策驽，牵蹑其后，以义取暴，以直加曲，不过两月之间，断然一鼓可缚，惟高明速图之。

从此文可以看出，王阳明计划南北呼应，夹击叛军，一举歼灭对方。这个作战计划，或许是王阳明在宸濠之乱爆发前便已经策划好的。

六月二十六日，为了应对宸濠之乱，王阳明发出《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县募兵策应》（《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一文，下令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县调集士卒。在这篇指令的开头，王阳明写道：

切照叛逆天下之大恶，讨贼天下之大义。国家优礼藩封，恩德隆重。乃敢辄萌异图，以干宪辟，上逆天道，下犯众怒，灭亡之期，计日可待。本院职任虽非专责，危难安忍坐视，仗顺伐逆，鼓率忠义，豪杰四起，发谋协力。

王阳明阐明此番兴义兵讨伐朱宸濠的理由，希望省内各地的各军官能够协助自己。之后，王阳明又下达了命令：

所属县分并卫所衙门，各起调官军乡兵，固守城池，保障地方。仍一面分调兵快，散布关隘，严加把截；一面选募骁勇精兵，大县约四五千名，小县约二三千名以上，各备锋利器械，供给粮草，择委能干勇力官员管领操练，其各项钱粮费用，听将在官钱粮动支，随申本院查考。其滨江去处，多备船只，听候本院差官赍捧旗牌至日，即刻依期启行进攻。仍选差惯便人役，多方探听消息，不时飞报，以凭区画。

此系守土官员切责，而臣子效忠致身正在今日，各宜奋发义气，鼓动军民，共成灭贼之功，以输报国之念，毋得迟违观望，失误军机，自取罪戾。

六月二十七日，王阳明发出告示《奖瑞州府通判胡尧元擒斩叛党》（《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褒奖瑞州府通判胡尧元等人擒拿、斩杀朱宸濠的姻亲李藩等九十四人之事。

在这篇告示中，王阳明指示说，要对战死者、负伤者予以优恤，下令等战乱结束后提交详细的功勋录，并调集精兵固守城池，等候差遣。

如前所述，王阳明为了前赴福建镇压叛军，在抵达丰城县时遭叛军追击，但侥幸逃过一难。丰城县是攻打南昌的一大据点，丰城县知县顾佖来信说，即便调集乡兵固守城池，兵力也不够充足，希望王阳明能够派出援军。

王阳明已经接连向龙泉、安福、永新各县（皆属吉安府）以及吉安府城派了援军，所以只好给吉安府通判杨昉发布指令《策应丰城牌》（《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让杨昉在派兵增援的同时，一定要坚守住丰城县这个重要据点。“协同知县顾佖等，计议攻守方略，相度险夷要害，远斥堠以防奸，勤训练以齐众，探知敌人入境，即便设奇布伏，以逸待劳，击其不意，务在先发制人，毋令乘间抵隙。”

如此计谋，仿佛孙子之兵法。此外，在指令的末尾，王阳明严令，如有违反军令或者畏缩不前者，依照军法，严惩不贷。

同一天，王阳明考虑到因朱宸濠叛乱，南昌城中众多守备官员不幸牺牲，故发出《差官调发梅花等峒义兵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指示从民间募集英才。

在这篇指令文中，王阳明谈到永新县（位于吉安府最西端山岳地带的县城）的梅花峒及龙田、上乡、樟枧、关北地区的百姓皆精悍而富有义勇心，故下令调发当地百姓。因此，王阳明指示千户高睿前往该县，与知县柯相一道，立刻募集梅花峒等乡约一千名精勇民兵，给他们分发武器，并选出乡中义官、良民分率乡民，由县中有勇有谋、胆略过人的官员统率。

七月一日，王阳明发出《调取吉水县八九等都民兵牌》（《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特派致仕县丞龙光前往平素便以习武尚义著称的吉水县（隶属吉安府）的八都、九都（八都、九都皆为乡名），指示、组织民兵义勇军以待时机，等候王阳明的动员令一下，便与正规军一道举兵。在这篇邀请文中，王阳明敦促八都、九都的民众自觉组织征讨朱宸濠的义军：

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宁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荡产，冤困已极，控诉无门。今其恶贯满盈，天假义兵，为民除暴，尚闻愚昧之徒，阻避宁府威势，不敢举动。殊不知宁府未叛之前，尚为亲王，人不敢犯；今逆谋既著，即系反贼，人人得而诛之，复何所惮！尔等义民，正宜感激忠义，振扬威武，为百姓报仇泄愤，共立不世之勋，以收勤王之绩……

从上文的“尚闻愚昧之徒，阻避宁府威势，不敢举动”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王阳明扼腕切齿的憾恨之心。如此看来，尽管当时朱宸濠发动叛乱已有半月之久，但依旧有许多愚昧官民畏惧朱宸濠的威势，不敢反抗。王阳明告诉大家，即便朱宸濠身为亲王，只要他敢发动叛乱，那么就应当“人人得而诛之，复何所惮”。

另一方面，据探查，叛军很难攻占南京，如果他们无法占领南京，必然会退到九江（江西省九江府），采取坚守的战略。王阳明预计主战场将会转移到以由南昌到九江的鄱阳湖为中心的水域，以水战为主。

七月四日，王阳明对福建的布政使发送了《预备水战牌》（《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指示动员义兵，编成水战部队。为此，王阳明调集了海沧（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的港口，今厦门市附近）的一万名水军士卒，下令从府库抽调钱粮，整备军械，支援这支军队。此外，在这篇指令文中，王阳明还写道：“呜呼！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凡有血气，孰无是心。况各官忠义自任，刚大素闻，必将奋臂疾驱，有不容已。”

此外，阳明表达了自己的大义之心，并严令倘有贻误军机者，必依军法重处。

东正堂感叹说，正是因为王阳明能够准确无误地洞察敌情，所以才能事先做好万全的准备，神速制胜。而对于王阳明下令动员相隔千里的福建省海沧的水军，东正堂则说，估计是当时江西省鄱阳湖周边的水夫已经大多被叛军征集调用了。（《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二《奏疏·公移二·江西书》）

如前所述，因为朝廷频繁收到举报朱宸濠有不稳动向的奏折，武宗终于在五月二十四日下达了敕命，命令太监赖义、驸马都尉崔元、都察院右副督御史颜颐寿三人前往江西省城，向朱宸濠宣谕。可是，三人刚到浙江省严州府，就听说了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三人不得已，只好中途返回北京。因此，七月五日王阳明向颜颐寿写了一封禀明自己将集合军队、欲亲赴国难的书信《咨都察院都御史颜权宜进剿》（《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但在王阳明送出这封书信时，颜颐寿等人已经动身起程返回北京了。

顺带一提，王阳明是在七月十三日率军离开吉安府，进军江西省城南昌的。两天之后，颜颐寿三人才回到了北京。在这封书信的后半部分中，王阳明论述了倡举义兵的大义：

即今逆迹已露，别无可勘事情，合咨前去，烦为随处行令所属，选取骁勇精兵，及民间忠义约二三万名，选委谋勇官员分领，会约邻近省郡，合势刻期进讨，仍烦贵院（颜颐寿）亲督兼程前来，共勤国难。谅贵院平日忠义存心，刚直自许，况今奉命查勘宁藩，正可权宜行事，号召远迩，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他复何言……

王阳明甚至向给朱宸濠宣谕的使者也发出了邀请，希望对方能兴举义兵。就这样，王阳明对朱宸濠叛军的包围作战一步步地展开。

七月八日，王阳明又发布了《行吉安府知会纪功御史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指示在讨伐朱宸濠之时，命巡按两广监察御史二人查察所立军功，以作为日后论功行赏的依据，并下令如有危害百姓或畏敌不前者，皆以军法论处。

其后，在率领义军离开吉安府，向北进军之际，虽然各县士卒皆由指定的长官统率前进，而城池的防御工事也已经十分完备，但王阳明依旧认为难以预测之事时有发生，所以在七月八日又发出了指令文《牌行吉安府敦请乡士夫共守城池》（《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邀请居住于吉安府各县乡中的名士壮丁做防卫军的顾问，协助守军守城。

此时，王阳明举荐了一位留守吉安府城的重要顾问——于正德八年（1512）十二月十日致仕的前福建按察使刘逊。此人本就是一位身负才望、忠勇奋发之士，王阳明命人以宾师之礼邀请他，遵从他的一切裁断，并请他为军机事宜出谋划策。王阳明以正式公文相邀，希望刘逊能够以国家社稷为重，竭尽全力，共同伐贼，切勿借年老体衰而拒绝所请。

在如此紧张的情形下，王阳明依旧能够寻得此等老成之人，东正堂认为：从这一点来看，阳明先生必然在平日里就一直留心探求有才之士。宋朝的李纲就经常这样做，而日本近代的胜海舟(11)也曾将自己对平日所见之人的印象都写在本子上，留下记录。然而，世人在危急关头却往往只是心存侥幸，束手待毙。（《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二《奏疏·公移二·江西书》）

阳明用计

除了正统的作战部署外，王阳明在率兵进攻南昌之前，还对朱宸濠使用了心理战术。朱宸濠彻底中计。在听完随同王阳明避过朱宸濠的追击、一同沿赣江南下的龙光的讲述后，王阳明的高足钱德洪把事情的经过理顺了一下，详细记录在《征宸濠反间遗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八）中。在这里，笔者就引用钱德洪的这篇文章，参照《年谱》来稍加讲述。

另外，因上述篇名中的“反间”二字，与《孙子兵法》“用间第十三”中的“反间”一条稍有区别，其涵盖的意义甚至要超过“用间”。从内容上来看，感觉似乎更接近《孙子兵法》“虚实第六”。

王阳明在逃避朱宸濠追兵的渔船中，和随员龙光、雷济两人商量了对付朱宸濠的战略。朱宸濠当时大言不惭，说要立刻率军攻占南京，再取北京。因为事出突然，北京和南京两方面都未做好应战准备。此时，若能暂时拖住朱宸濠，让其部队留在南昌城中半月，那么各地也就有时间做好应战准备了。

为此，王阳明首先假造了一封由总督两广总制军务的都御史杨旦发出的紧急公文，说是奉兵部尚书王琼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颜颐寿之命，率领狼达土兵四十八万前往江西省府，命令沿途各军衙备好粮草，支援行军，倘有违抗者，立即依军法论斩，云云。

王阳明让雷济派机灵之人带着这份伪造的公文前赴南昌，想办法让这封伪造的公文落到朱宸濠的手里。

雷济问王阳明：“朱宸濠见此公文，恐怕未必会信以为真。”

王阳明说：“就算他不信，至少也会心生怀疑。”

雷济道：“朱宸濠肯定会起疑的。”

王阳明笑道：“他只要一迟疑，那么就大势去矣。”

接着，王阳明又思考了一会儿，叹气道：“一直以来，朱宸濠对百姓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虽然眼下听从他号令的人不少，但其实都不是真心愿意跟从他，只是因为遭到胁迫或者受利益驱使。这些都只是暂时性的。因此，如果他得意忘形，立刻派出大军的话，那么只要我们派出军队，正邪是非也就立刻判然，而战斗的胜负也就立见分晓了。然而，一旦叛军向南京进军，沿途的百姓就遭殃了。这个道理就和‘纵虎归山易，擒虎入笼难’一样。因此，我们眼下的计策，只能是设法将朱宸濠拖在南昌府城中，让他过些时日再发兵。只要他一天不发兵，天下百姓就能享一天的福。”

果不出王阳明所料，朱宸濠拿到那封伪造的公文之后惧怕不已。

到达吉安府之后，王阳明与前右副都御史王懋中、归乡养病的评事罗侨、阳明门人编修官邹守益（东廓），以及其他已致仕的地方官签订盟约，和知府伍文定共同谋划，向四方发出揭露朱宸濠残暴罪行、激发民众官员为国尽忠的檄文，以图征集各郡兵马，率兵勤王。

同时，为了牵制朱宸濠，王阳明又散布大军将由丰城出击的虚假情报。

此外，王阳明与随员雷济商议，亲自伪造了回复兵部的手抄文书。

这封伪造的文书，先叙述了朝廷的命令：许泰、张永率地方军四万从凤阳由陆路进攻，刘晖、桂勇各率京师周边的四万军队从徐州、淮安水陆并进，王阳明率兵两万，杨旦等人率兵八万，秦金等人率兵六万，定下日期，从四面夹击南昌。

王守仁在该回复文书中建议，兵部的进军方略是先发制人，但与其把朱宸濠包围在南昌府，一时恐怕难以消灭叛军，不如各军缓步进军，只等朱宸濠率军离开南昌府城，在前往南京的路上设下伏兵，攻其首尾，定能生擒朱宸濠。

王阳明召集新淦的十余名小吏，将这份伪造的给朝廷的手抄文书缝在他们的衣袂里，给予他们大量的盘缠，让他们前往南昌，故意让朱宸濠的伏兵擒住，使这些伪造书信落入朱宸濠手里。

与此同时，王阳明派遣随员龙光前往吉安府安福县，将刘养正的妻女请到县城中进行款待，并让其家属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刘养正，这令朱宸濠对刘养正起疑；又派心腹拜访李士实家，迷惑其家人说：“王阳明不过只是奉旨行事，形式上征集一下士卒罢了。既没有想过干涉宁王之事，也没有考虑过战争成败，并非打算与宁王为敌。”

就这样，朱宸濠彻底被王阳明的这些计策耍得团团转。

对于王阳明丰城闻变，返回吉安，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想出这些妙计奇谋，东正堂引用了李卓吾的话，认为阳明先生以反间计得其机宜，让朱宸濠疑心三日而延误东征时机，挫败了朱宸濠以疾风迅雷之势直捣京师的图谋，又为各郡府州县争取到准备守御的时间，从而得以调集勤王之军。

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在朱宸濠率军东征伊始，便立刻袭击了其根据地南昌府城，其实应该归功于之前的这些反间计。宁王的谋反注定要以失败告终。（《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五《年谱二》）

但在王阳明于平定宸濠之乱后上奏给朝廷的“捷音疏”中，很难看到这些计谋，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担心奏折篇幅太长，所以对上述的反间计只字未提；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此等带有欺诈性质的谋略，君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所以王阳明也不希望向他人言明这一点。

当时，让朱宸濠与疾风迅雷之势展开进击的良机失之交臂，最终坐以待毙，其实全都应当归功于这些反间计。然而，世人在奏折中能够查知的只有写在奏折之上的功勋，却无法得知奏折背后的这些事情。

后文中将会讲到，王阳明在七月十三日兴举征讨朱宸濠的义军，二十日攻下南昌城，二十三日又在鄱阳湖上击败了朱宸濠的水军。宸濠之乱爆发于六月十四日，但直到七月三日前，朱宸濠的军队仍然被王阳明牢牢地拖在原地，无法动弹。

但在此期间，农民们进行买卖的运粮船，经常有被朱宸濠军队没收的危险。因此，六月二十日，王阳明对吉安府发出《行吉安府收囤兑粮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下令将粮米暂时贮藏到府内谷物仓库或者寺院内的合适场所，在变乱结束之前，暂时中断粮米交易。

王阳明曾经接到过情报，说是“镇守江西太监王发买葛布银三封，及本所出备葛布折银并贡礼银三千两”，所以他在六月二十日下令调查情况，让此等交易正常化的同时，禁止进贡银钱。且因当时处在变乱之中，所以王阳明写下劝诫官员切不可贪污公款的《行吉安府禁止镇守贡献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发往吉安府。

六月二十二日，屯驻于吉安府的王阳明对远近乡民发出《抚安百姓告示》（《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说自己率军屯驻于此，是为了应对宁王的叛军，勤王之师很快将会从四方聚集而来，还望众百姓安居生活，切勿轻易移居他处。倘有妖言惑乱人心者，由各地方负责人缉拿，送至军卫，依照军法论处。同时，阳明还号召各地居民主动参加义军，协助征讨叛逆。

另一方面，朱宸濠叛乱使得江西省的各府县都遭受了兵戈之灾，因粮秣的供给问题，各地都出现了动摇情绪，又加上旱灾的缘故，粮食供应极为紧张，各地的治安也随之出现了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六月二十七日，王阳明下令辖下的所有官员，除了紧急情况外，停止救济贫困者，同时又让官员停止处理非紧急情况的诉讼、劳役，让乡民们恪守本分安居家中，又令地主停止催讨欠款等。王阳明发出禁约指令《宽恤禁约》，设下诸多禁约，要求辖下乡民严格执行“十家牌法”，确定负责人。（《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

七月五日，王阳明发出指令《行吉安府踏勘灾伤》（《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因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等地自五月起一直遭受旱灾困扰，又遭遇朱宸濠叛乱，百姓生活甚为艰难，所以王阳明让吉安府的各位官员实地调查灾情，延缓当年的税粮征收。

当王阳明于吉安府一步步地推进包围和歼灭叛军的部署时，朱宸濠这边又有何动向呢？

虽然《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是一部以王阳明的奏折等为依据写成的小说，其记述未必完全遵照史实，却详细描述了当时朱宸濠阵营的情况及其周围军民的心理状态，下面笔者就以《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为基础，对这方面的情况稍作概述。

如前所述，季敩奉了朱宸濠之令前去说服王阳明，却遭到了义军哨兵的拦截。季敩立刻调转船头逃回到宁王的身边，报告说旗校（旗兵）已被王阳明俘获。朱宸濠大怒，问季敩王阳明是否有准备出兵的态势。

季敩因怕朱宸濠责骂，所以谎报说：“王守仁只可自守，安敢与殿下为敌？”

朱宸濠对季敩的话深信不疑。

其后，朱宸濠查知朝廷的军队尚未从各地赶赴聚集而来，便下令宜春王拱樤及其三子、四子和伪太监万锐等领兵一万余人留守，多备军械，坚守南昌城，又在城外设下一队伏兵防御城池。

朱宸濠自己则率娄妃、长男世子、宗室朱栱和朱栟，以及谋士刘养正、李士实、杨璋、潘鹏等人于七月三日离开南昌，封其宗弟朱宸澅为九江王，命其率船百艘作为先导，沿长江往东，向着南京进发。

出发之前，朱宸濠命娄妃准备上船。娄妃不明朱宸濠的意图，问道：“殿下邀妾何往？”

朱宸濠回答道：“近日太后娘娘（明朝第九代皇帝宪宗的皇后，武宗的祖母）有旨，许各亲王往南京祭祖。我同汝一往，不久便回。”

当时娄妃虽然有些半信半疑，但还是跟着朱宸濠走了。

上船之前，朱宸濠先设下祭坛祭拜了长江之神，斩杀了起事时抓获的瑞州府（江西省）知府王以方，用以祭天。在往供桌上进献供品时，放祭坛的桌几案脚突然折断，王以方的头和腿跳起，落到了地上。朱宸濠见状，心生恐惧，立刻下令将其头和腿扔进长江。

在船队即将出发之时，天气突变，乌云如墨，天色漆黑，疾风骤起，暴雨倾盆，雷鸣电闪。乘坐于先锋船上的朱宸澅被雷劈死。朱宸濠心中郁闷，愀然不乐。

李士实见状道：“事已至此，殿下能住手否？”朱宸濠道：“天道难测，不足虑也。”随后命人拿来酒水，痛饮一番后大醉而卧。醉卧时，朱宸濠梦见自己手持铜镜观看容貌，镜中自己的头发白如霜雪，于是大惊而醒。醒来后，朱宸濠叫来方士徐卿为他解梦。

徐卿低头沉思，之后抬头向朱宸濠道贺说：“殿下贵为亲王，而梦头白，乃皇字也。此行必取大位矣。”

此时，朱宸濠所率士卒六七万人，号称十万之众。船队抢掠路上所有的官民船只，并将船只武装起来，插上旌旗，一路向东，其队列长达六十余里，足以遮蔽长江江面。《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录有一篇描写当时情景的诗文：

杀气凄凄红日蔽，金鼓齐鸣震天地。

艨艟压浪鬼神惊，旌斾凌空彪虎聚。

流言管蔡似波翻，争锋楚汉如儿戏。

难将人力胜天心，一朝扫尽英雄气。

安庆攻防战

宁王的叛军一路骚扰掠夺，来到安庆府外。因投降朱宸濠的佥事潘鹏是安庆府人，所以朱宸濠派他携带伪檄文进入安庆府城，说服安庆守军开城投降。

安庆府城太守张文锦召见都指挥杨锐(12)商议。

杨锐回答说：“王都堂前有牌面来，吩咐紧守信地，大兵不日且至。今潘鹏来谕降，当力拒之。”

其后，杨锐登上城楼，向潘鹏说道：“佥事乃国家宪臣，奈何为反贼奴隶传语？宁王有本事，来打安庆城好了。”

潘鹏不死心，说：“汝且开城门，放我进来，有话商量。”

杨锐回答：“要开门，除是逆濠自来。”

杨锐说完，拉弓搭箭，让士兵对着潘鹏放箭。潘鹏满脸羞愧，灰溜溜地退走了，随后向朱宸濠汇报了情况。

朱宸濠勃然大怒，叫嚣着要将安庆城杀个鸡犬不留。

李士实劝阻道：“殿下速往南都正位，何愁安庆不下？”

听闻李士实此言，朱宸濠默然不语。

不久之后，朱宸濠军的船队准备绕过安庆城直下南京。杨锐知道，如果朱宸濠直奔南京的话便成大势，所以自己必须设计阻拦朱宸濠。

于是，杨锐命人在城头四隅竖起写着“剿逆贼”三个大字的旗帜，并让军士和诸臣环立城头大声痛骂：“反贼，不日天兵到来，剿灭全家。千反贼万反贼。”

朱宸濠在船内听闻外边吵吵嚷嚷，询问原因。潘鹏回答说：“此即指挥杨锐使军民辱骂殿下。”

朱宸濠大怒，嚷道：“我且攻下安庆，杀了杨锐，然后往南京未迟。”

于是，朱宸濠派兵攻掠安庆城西侧的城郭，包围了城池的正观、集贤二门。朱宸濠乘坐旗船，停泊于黄石矶，亲自督战。

朱宸濠问艄公：“此地何名？”

艄公回答：“黄石矶也。”

黄石矶的谐音为“王失机（王失去机会）”，朱宸濠觉得不吉利，大动肝火，拔出佩剑斩杀了艄公，又对部下说：“一个安庆且不能克，安望金陵哉？”说完，自己动手搬运土石以填壕沟，期在必克。

但安庆城固若金汤，张文锦和杨锐自宁王叛乱后就不断加固防御工事，城内也早已准备好了大量炮石和守城器械。与叛军相比，守城的军卒虽然不多，但城中居民全部被动员起来，一家老小齐上阵，老弱妇女负责炊事，而上城之人则必定手持一两块大石，城头石块堆积如山。炎热口渴时，就用放置在城上的釜煮茶喝。一旦发现叛军攻城，就投石块，或者将烧沸的水从城上泼下，使得叛军难以接近。

叛军组建云楼，试图攻入城中。而城中守军则建起数十座高楼，从高处放箭，致使叛军死伤惨重。每到夜晚，杨锐就招募敢死之士，出城焚烧叛军云楼。

叛军又造宽幅长梯，在上边铺上板子，令士卒潜伏，攻向城壁。而城头军民则往成捆的蒿草上倒油脂，点燃其一端，待敌军长梯一到，就将蒿草扔下，令敌军长梯着火，烧死叛军无数。

此外，杨锐又在大量箭支上捆上说服叛军就地解散的文书，射到叛军阵中。看完箭上的信，不少叛军都逃离了军阵。某夜，杨锐又纠集精勇无畏之士，夜袭叛军兵营，导致叛军陷入混乱。

在朱宸濠的大军不断向安庆城发起进攻的时候，王阳明阵营里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综合了派往南昌城打探消息的探子送回的情报和由安庆逃回来却遭到擒获的叛军艄公的供述之后，王阳明得知，宁王朱宸濠已于七月三日率大军沿长江而下，眼下正在大举进攻安庆，安庆即将陷落。

此外，王阳明还查知南昌城守备甚为坚固，城外似乎设有伏兵，但无法查明这支伏兵的具体位置。王阳明重赏了提供消息的叛军艄公，并令他实地探查南昌城外所设伏兵的具体位置，尽快回报。

此时，麾下众将中有人提出，应即刻发兵救援安庆。面对下属的建议，王阳明说道：“九江、南康皆已为贼所据，而南昌城中数万之众，精悍亦且万余，食货充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绝我粮道，而九江、南康之贼合势挠蹑，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难图矣。”

“今各郡官兵渐次齐集。先声所加，城中必已震慑。因而并力以攻省城，其势必下。既破南昌，贼先丧胆，彼欲归救根本，则安庆之围自解，而濠亦可擒矣。”

其后事情的发展，果如王阳明所言。

南昌攻略战

七月十三日，王阳明于吉安府兴举义兵，率领部队进攻南昌。当天，王阳明向南昌府奉新县、靖安县两位知县刘守绪、万士贤发出指令《行知县刘守绪等袭剿坟厂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要他们赶在大军对南昌城发动攻击之前，各自率领精兵三千秘密赶到西山（南昌西边，与南康府交界）处会合，设下伏兵，合力围剿叛军。

王阳明特别交代，必须事先详细查看地势，把握时机，切不可为争功而分散力量，导致失败。王阳明交代刘、万二位探查清楚情势之后，应立刻急报他。阳明还提醒两位知县留下战功记录，以作为日后升赏依据。

王阳明之所以先行设下伏兵，是为了以后大部队攻城之际，防止敌军由小道偷袭，妨碍己方部队的行动自由。如果王阳明的作战计划在战场上一举奏效，那么进攻南昌城的难度就降低了不少。

此外，王阳明又下令江西省各府县的诸将务必在十五日率兵到达临江府清江县的樟树镇（丰城西南约三十公里）。王阳明自己则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的兵士往樟树镇进发。

知府戴德孺由临江府前来，知府徐琏由袁州府前来，知府邢珣由赣州府前来，通判胡尧元、童琦由瑞州府前来，皆带了众多的兵马。

赣州卫署都指挥佥事余恩、吉安府通判谈储、吉安府推官王和徐文英、临江府新淦县知县李美、吉安府泰和县知县李楫、吉安府万安县知县王冕、赣州府宁都县知县王天与、抚州通判邹琥、抚州府临川县知县傅南乔等，也率兵前来。

当所有部队都如期到达樟树镇时，王阳明本准备作为巡抚立于坛上发号施令，却积劳成疾病倒在床。为了振奋军心，王阳明写下一文，将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四人召集到一起，传达自己的意思。《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有一句：“伍（军队）不用命者斩队将，队将不用命者斩副将，副将不用命者斩主将。”

王阳明接着又写道：“军中无戏言，此是实语，不相诓也。”

看完这篇文章，伍文定等人都咋舌惊叹。

十七日，病情稍有好转，王阳明便将全军分为十三支部队，其中七支部队（中军，第一至第五军及第七军）为进攻南昌城七道城门的正面进攻部队，剩下六支部队则作为夹击七门中四门的游击部队。王阳明还向各军的指挥官详细指示了进击路线和攻击目标等，发布了军令《牌行各哨统兵官进攻屯守》（《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

在军令的末尾，王阳明写道：

承委官员务要竭忠奋勇，擒剿叛逆，以靖国难。如或退缩观望，违犯节制，定以军法论处。军兵人等敢有临阵退缩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钦奉敕谕事理，就于军前斩首示众。牌候事完日缴。

各部队的具体军令如下：

仰一哨统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即统部下官军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员名，进攻广润门；就留兵防守本门，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内门。

仰二哨统兵官赣州府知府邢珣，即统部下官军兵快三千一百三十余员名，进攻顺化门；就留兵防守本门，直入镇守府屯兵。

仰三哨统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琏，即统部下官军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员名，进攻惠民门；就留兵防守本门，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统兵官临江府知府戴德孺，即统部下官军兵快，新、喻二县三千六百七十五员名，进攻永和门；就留兵防守本门，直入都察院提学分司屯兵。

仰五哨统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尧元、童琦，即统部下官军兵快四千员名，进攻章江门；就留兵防守本门，直入南昌前卫屯兵。

仰六哨统兵官泰和县知县李楫，即统部下官军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员名，夹攻广润门；直入王府西门屯兵把守。

仰七哨统兵官新淦县知县李美，即统部下官军兵快二千员名，进攻德胜门；就留兵防守本门，直入王府东门屯兵把守。

仰中军营统兵官赣州卫都指挥余恩，即统部下官军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员名，进攻进贤门；直入都司屯兵。

仰八哨统兵官宁都知县王天与，即统部下官军兵快一千余员名，夹攻进贤门；留兵防守本门，直入钟楼下屯兵。

仰九哨统兵官吉安府通判谈储，即统部下官军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员名，夹攻德胜门；直入南昌左卫屯兵。

仰十哨统兵官万安县知县王冕，即统部下官军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员名，夹攻进贤门；就把守本门，直入阳春书院（宁王朱宸濠的宫殿）屯兵。

仰十一哨统兵官吉安府推官王，即统部下官军兵快一千余员名，夹攻顺化门；直入南、新二县儒学屯兵。

仰十二哨统兵官抚州通判邹琥、知县傅南乔，即统部下官兵三千余员名，夹攻德胜门；就留兵防守本门，随于城外天宁寺屯兵。

中军和第一至第十二军，合计十三支部队，总兵员三万四千七百五十一人，与号称六七万之众的朱宸濠军相比，仅是朱宸濠军兵力的一半。

据东正堂说，明朝理学家陈几亭调查了此次战役的兵员数之后，不由得大吃一惊。在共约三万四千八百五十六人（与上面的兵员统计数据略有差异）的兵员中，除了屯守部队之外，于阵前杀敌的仅有一万四千人，而且这些人其后还攻陷了南昌城，生擒了朱宸濠。此役王阳明军阵亡者不过六十八人，王阳明的用兵实在是巧妙神速。

用东正堂的话来说，阳明先生总是能以寡兵立奇功。只要能有以寡兵取胜的对策，那么王阳明必定会选择以寡兵出战。但有时也会出现敌我双方的兵力、财力不相上下，必须出动大军的情况。韩信曾经对汉高祖说过“多多益善”，但这只是说韩信有合理运用大军的才能，并非凡事都要出动大军。楠木正成也很擅长用寡兵。我等后学，需学会用寡兵的功夫。（《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二《奏疏·公移二·江西书》）

此外，对南昌城发起总攻的前两天，也就是七月十八日，王阳明对城内的王族、军、官、民等发出《告示在城官兵》（《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声明攻击的目标为发动叛乱的中心人物、叛乱主谋，而此举也是为了解救平日遭受朱宸濠虐政的百姓。告示中声明：总攻当天，王族相关者闭门留家，一般百姓则与平日一样生活，军兵应缴械归顺。告示还敦促相关负责人与具有身份地位之人投诚自首。

用东正堂的话来说，这篇告示不仅有安抚民心之效，同时还可防止城内军民自暴自弃、全民皆反。但人算不如天算，事情并未按王阳明的意愿发展。

平定叛乱后，王阳明才知道上述告示未能在总攻前发布到城内的相关者手里。原来南昌守城军的主谋们并没有接受王阳明的使者送去的告示。因此，正如随后将要讲述的，南昌城陷落时，宁王的眷族全都自焚而亡。入城之后，王阳明得知了此种情况，发出告示《牌行江西二司安葬宁府宫眷》（《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下令依礼厚葬宁王眷属的尸骸。

在这篇告示中，对于王阳明写下的“虽宁王背逆，罪在不赦，而朝廷惇睦之仁，何所不至”一句，东正堂赞誉道：这是我见到过的最纯正仁义之师。

确定各军分掌之后，王阳明下令全军路经丰城，十九日于市汊（丰城北约二十五公里、南昌南约三十五公里处）集合。而在出发之际，又斩杀了数名不愿听从命令之人，以儆效尤。

但实际斩杀的，是之前跟随参政季敩前来说服王阳明投降朱宸濠的士兵。王阳明的权谋术数，总是这样超乎常人的意料。

如前所述，因为安庆城守备坚固，守军随机应变，朱宸濠虽然亲自指挥填埋壕沟，以期必克，但直到七月十八日，朱宸濠军都未能攻陷安庆城。

就在这时，南昌守军派出的信使赶到朱宸濠大本营，报告王阳明所率的大军已经抵达丰城，眼看就要攻到南昌城下，城中军民尽皆震骇，南昌守军请求朱宸濠火速分兵救援。

朱宸濠闻言大惊，打算立刻率全军返回南昌。李士实赶忙劝阻道：“若殿下一回，则军心离矣。”

朱宸濠却不肯答应，回答说：“南昌我之根本，如何不救？”

刘养正也说：“今安庆音问不通，破在旦夕。得了安庆，以为屯止之所，然后调集南康、九江之兵，齐救省城。官军见我兵势浩大，不战而退矣。”

朱宸濠睁大眼睛瞪着刘养正，斥责道：“汝家属受王守仁供养，欲以南昌奉之耶？”

二人乃不敢复言。朱宸濠与近侍产生隔阂，正是王阳明离间计的作用。

朱宸濠与近侍之间的上述对话，记录在《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而从王阳明的胜利奏折《擒获宸濠捷音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来看，当时李士实等人虽劝阻朱宸濠说：“必须径往南京，既登大宝，则江西自服。”但朱宸濠并未理会，而是于次日解安庆之围，率兵停泊于阮子江上，先派遣两万水军回江西救援南昌，之后又亲率大军前往。

七月十八日，王阳明通过谍报得知，朱宸濠于南昌城外的新旧坟厂设下一千余名伏兵，当即派遣奉新县知县刘守绪率精兵四百余人走小路，对朱宸濠设下的伏兵展开夜袭，将其击败。朱宸濠的伏兵死伤众多，败残兵卒则全都逃回了南昌城。

十九日傍晚，王阳明率领全军一齐由市汊进发，二十日黎明，攻至南昌城下。王阳明严令：“一鼓附城，再鼓登城，三鼓不克，诛其伍，四鼓不进诛其将。”

因各军指挥官都知道王阳明军纪严明，听到鼓声，一齐率领部下高声呐喊，向前突进。

南昌城内虽然备有大量的各种武器，采取了严密的防御态势，但因坟厂伏兵的败残兵卒逃回了城里，声称王阳明的大军已经将城池团团围住，城内之人大为震骇，皆欲退避。

王阳明军趁着敌军出现动摇，大声呼喝，一齐进击。伍文定首先率领兵卒搭起梯子，攀登城墙。守城士兵见王阳明军士气旺盛，尽皆倒戈，狂奔败退。因此，城外王阳明军喊声震天，四方骚然。

王阳明军攻破城门，一齐突入，叛军士兵土崩瓦解，全军退散。就这样，固若金汤的南昌城陷落了。

南昌陷落，王阳明擒获了留守南昌的宜春王拱樤及其三子、四子和伪太监万锐等共千余人。宁王眷族百余人身处宫中，听闻事变，放火自焚而亡。宫中之火延至城内百姓家中。王阳明命各部分头灭火，抚慰居民，人心始定。火势稍息，伍文定等人前来参见王阳明，被抓获的叛军全都跪于堂下等候发落。王阳明将朱宸濠抢夺的大小卫所的印章和职印九十六枚押收府库，妥善封存。

此外，因受朱宸濠胁迫而听命的诸官，前布政使胡濂、前参政刘斐、前参议许效廉、前副使唐锦、前佥事顾凤，以及南昌府知府郑瓛、同府知县何继周、通判张元澄、南昌知县陈大道、新建县知县郑公奇等都自首服罪。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记录了一首攻陷南昌时的诗文：“皖城方逞螳螂臂，谁料洪都巢已倾。赫赫大功成一鼓，令人千载羡文成。”

鄱阳湖决战

朱宸濠弃安庆，移兵阮子江，先派凌十一和闵廿四率兵两万，赶来救援南昌城。朱宸濠自己则亲率大军，随后赶至。

王阳明接到信报，向属下咨询守御良策。

大多数人认为：“贼势强盛。今既有省城可守，且宜敛兵入城。坚壁观衅，俟四方援兵至，然后图之。”

然而，王阳明却笑道：“不然。贼势虽强，未逢大敌。惟以爵赏诱人而已。今进不得逞，退无所归，其气已消沮。若出奇兵击其惰归，一挫其锐，将不战自溃。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并下令转告诸将，准备在鄱阳湖上与叛军决战。

当日，抚州府知府陈槐、南昌府进贤县知县刘源清率兵前来增援。王阳明下令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各率五百精兵，四面并进，打个敌人措手不及。

又命都指挥佥事余恩率四百名精兵于鄱阳湖上往来穿梭，引诱叛军。命知府陈槐，通判胡尧元、童琦、谈储，推官王、徐文英，知县李美、李楫、王冕、王轼、刘守绪、刘源清等各率精兵百余人为四面伏兵，静待时机，只等伍文定等人的兵士一交战，就发动进攻。就这样，王阳明向各军官分派了在鄱阳湖上的职责和阵地。

在攻占南昌的第二天，王阳明赈恤城内军民，因忧心宁王宗室、郡王和将军中会出现谋反者，所以张贴告示，亲切抚慰、教谕一干人等，让他们安下心来。告示中说，如果是受宁王胁迫才跟从宁王谋反的，免去死罪，而对于斩杀叛军首脑归顺之人，重重有赏。

王阳明命人将二十余份布告张贴于城内城外，以示军民官吏。之后他又命人在七道城门的内外各处张贴。这篇《告示七门从逆军民》（《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的部分内容如下：

督府示谕省城七门内外军民杂役人等，除身犯党逆不赦另议外，其原被宁府迫胁，伪授指挥、千、百户、校尉、护卫及南昌前卫一应从乱杂色人役家属在省城者，仰各安居乐业，毋得逃窜；有能寄声父兄子弟改过迁善，擒获首恶，诣军门报捷者，一体论功给赏，逃回报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方将前项人役一名名赴合该管门官处开报，令各亲属一名，每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军器，许尽数送官，各宜悔过，毋取流亡。

七月二十三日，王阳明接到情报，说叛军的先锋已经由长江返回鄱阳湖，船帆遮蔽江面，前后绵延数十里，难计其数。王阳明立刻指挥各军趁夜色进击，伍文定率先锋充当前卫，余恩紧随其后。邢珣率兵包抄敌人身后，徐琏、戴德孺两军为左右侧翼。

二十四日清早，北风大起，叛军擂响战鼓，于鄱阳湖上顺风行进，气势凌人，直逼黄家渡。伍文定与余恩率兵与叛军交战，刚一交锋便立即诈败回逃，诱敌深入。

叛军为争抢战功，争先恐后地抢占有利位置，导致部队前后脱节。邢珣见时机成熟，率军由侧面攻击前后的叛军，突入其军阵当中，叛军大乱。伍文定、余恩乘机回军反扑，再加上徐琏和戴德孺率军左右夹击，王阳明军四面的伏兵同时呼喝，发起进攻。叛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败而逃。

王阳明军追击敌军十余里，擒获、斩杀叛军两千余人，落水溺亡的叛军则超过一万余人。叛军气焰大大受挫，退守八字脑。

听闻众多己军离散、逃走，朱宸濠大为惊惧，在激励和呵斥自家将士的同时，重赏冲锋陷阵、拼死效命者，又派人赶往九江、南康，准备调集守军强化战力。

准确探知叛军于七月二十四日从九江、南康两城撤兵的消息后，王阳明心想：“贼兵已撤，二郡空虚矣。不复九江，则南兵终不敢越九江以援我。不复南康，则我兵亦不能逾南康以蹑贼。”

王阳明令抚州府知府陈槐率军四百人，与饶州知府林珹合兵一处，趁鄱阳湖水战的时机，攻打九江。恰巧这一天建昌府知府曾玙也率军来援，王阳明便派其率军四百人，与广信知府周朝佐合兵一处，对南康发动进攻。后文中将会提到，两支部队都轻而易举地夺回了城池。

七月二十五日，朱宸濠在八字脑发布赏功令，激励将士，封赏打头阵的勇士白银千两，在战斗中负伤的勇士白银百两。当日，北风更甚，叛军乘风出击。

伍文定的先头部队因风势不利陷入苦战，数十名士卒阵亡，只得后退。王阳明得知官军的将帅们心生退却之意，急忙发令，赐长剑给中军官，要斩下指挥官伍文定的脑袋，以儆效尤，但他又私下告诉中军官，如果看到伍文定坚守奋战的话，就暂缓执行。从这一点来看，王阳明身上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兵家气概。

看到王阳明的令状，伍文定大为吃惊，于是亲自手持武器，立于船头激励士卒。敌军炮火顺风而来，烧掉了伍文定的胡须，但他仍坚守在最前方。见此，士卒们皆以决一死战的气势应战。

邢珣等的部队也加入战斗，一齐向敌军发起炮击，炮声如雷，响彻天地。朱宸濠的副船被击破，闵廿四也在炮击中身亡。朱宸濠大为震惊，连忙转移自己的座船。

就这样，叛军最终溃败，遭到擒获和斩杀的叛军士卒有两千余人，而溺死者更是无数。

朱宸濠收集残兵，泊于樵舍，连接船只，组成方形之阵，以防王阳明军由四面攻来，并拿出携带的所有金银来犒劳士卒。叛军将士们发誓，愿随朱宸濠死战到底。

王阳明得知此事后，于当天夜里向伍文定等人下令，秘密筹备火攻。邢珣由左侧，徐琏、戴德孺由右侧发动攻击。王阳明又令余恩等各官兵四面设下伏兵，一旦看到火攻，就一齐发动攻击。

二十六日清晨，朱宸濠召见群臣，叱责众将没有出力奋战，所以才连连败退，又点名指责了三司的各官和杨璋、潘鹏等十余人，并欲斩杀几个从旁观望者。杨璋开口为自己辩护，以求赦免。

就在此时，突然听到官军由四面发出的喊声。原来伍文定率官军驾着装满干柴的小船靠近朱宸濠的船只，趁着风势四处放火。因火势甚大，风势强劲，朱宸濠的船只接连起火。

对于当时的情况，《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有如下记载：

浓烟霭霭，青波上罩万道乌云；紫焰烘烘，绿水中布千层赤雾。三军慌乱，个个心惊胆裂。撇鼓丢锣，众将惊惶。各各魄散魂销，投戈弃甲。舴艋艨艟，霎时变成煨烬。旗幡剑戟，须臾顷化作灰尘。分明赤壁遇周瑜，好似咸阳逢项羽。

潜伏于鄱阳湖各路的伏兵见火光四起，于是协力冲锋杀往敌船。叛军战船四面被火海包围，栱、栟两人因船上起火，由船舱内逃出，遭到官军的斩杀。王春、吴十三也被官军擒获。王阳明写下令状，派使者前往各军，告知众人：逆濠已擒。诸军勿得纵杀，愿降者听。

各军士卒听闻此讯，觉得甚为有理，勇气倍增。相反，叛军士卒却无心再战，纷纷逃亡。

生擒宁王

事已至此，宁王明白大势已去，却没有放弃逃走的念头。他泪别娄妃，感叹道：“昔人亡国，因听妇人之言。我为不听贤妃之言，以致如此。”

娄妃泣不成声，只说道：“殿下保重，勿以妾为念。”说完，便与几名侍女一同跳入鄱阳湖自尽了。

朱宸濠心中犹如刀绞。这时，万锐找来一艘小船。朱宸濠换成便服，与万锐一同坐上小船，在四名侍女的陪同下，冒着兵戈逃亡。

此时，万安县知县王冕接到王阳明密令，伪装成渔船，潜伏于芦苇丛中，看着前方匆匆而来的小船，便划了过去。朱宸濠看到渔船，高声叫嚷着：“渔翁渡我，当有厚报。”但刚一上船，渔船中便响起尖锐的哨声，官军船只接连不断聚集而来。朱宸濠自知已无路可逃，于是跳入湖中欲图自杀，却因湖水太浅未果。官船上的兵士用长竿挑住朱宸濠的衣服，将其捉住。

伍文定、邢珣等人乘胜追击，杀入叛军阵中，擒获宁王世子郡王大哥、将军、仪宾(13)和王室宗族等，以及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都指挥、千百户等官，又拿住李士实、刘养正、刘吉、屠钦、王纶、熊琼、卢珩、罗璜、丁馈、秦荣、葛江、刘勋、何镗、凌十一、吴国七、火信、喻才、李自然、徐卿等数百人。

此外，还抓住了因遭朱宸濠胁迫而跟从叛军的前镇守太监王宏，前巡按御史王金，前按察使杨璋，前主事金山，前参政程杲，前佥事王畴、潘鹏，前布政使梁辰，前都指挥郏文、马骥、白昂等人。王纶、季敩跳湖自杀。

此外，据《年谱》记载，王阳明官军擒拿、斩杀叛军三千余人，落水而死的叛军两万余人，叛军的衣服、武器、财物和漂浮的尸体遍布方圆十余里的水面。

叛军乘坐数百艘战船四散逃亡。王阳明军分头追击，二十七日，于樵舍赶上叛军船只，大破之。

此外，王阳明还派出别动队，于昌邑和吴城搜捕余孽，在吴城大破叛军，斩下叛军首级千余颗。二十八日，知府陈槐等人与鄱阳湖沿岸的残敌交战，斩敌首千余颗。

据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四日发布的《开报征藩功次赃仗咨》（《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中记载，在平定宸濠之乱时，生擒叛党首领四百名，叛军士兵六千二百七十九名，跟从叛军者六千一百七十五名，斩杀叛军首级四千四百五十九颗，烧毁叛军战船七百四十六艘。

在鄱阳湖上取得大胜的王阳明，曾经写下一首意气昂扬的《鄱阳战捷》（《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王阳明军生擒宁王处。王阳明军与宁王朱宸濠的最后决战是在鄱阳湖。王阳明用火攻使朱宸濠的方形之阵船队着火，最后生擒朱宸濠。

甲马秋惊鼓角风，旌旗晓拂阵云红。

勤王敢在汾淮后，恋阙真随江汉东。

群丑漫劳同吠犬，九重端合是飞龙。

涓埃未遂酬沧海，病懒先须伴赤松。

诗中最后一句提到的“赤松”，是古代有名的隐士。王阳明在这里再次表达了自己归乡隐遁的愿望。说是归隐，但王阳明的志向并非是真隐，而是希望能回到故乡，享受与门人弟子们讲学的乐趣。

战斗结束后，位于鄱阳湖北端的湖口县（隶属九江府）知县章玄梅将王阳明请到县城中。而王冕则将朱宸濠带入城内，献给王阳明。看到洁净的街道和整齐的军列，朱宸濠笑道：“此是我家事，何劳王都堂这等费心！”

见到王阳明之后，朱宸濠拱手施礼，说道：“濠做差了事，死自甘心。但娄妃每每苦谏勿叛，乃贤妃也。已投水而死，望善葬之。”

王阳明派遣中军官与宁王宫中的一名差人前往勘察，发现渔舟上载着一具尸体。尸体身着华贵服饰，但衣服用丝线密密地缝合起来。宫中差人立刻就认出这正是娄妃。王阳明差人用衣服盖住尸体，下葬于湖口县的城外。这就是娄妃墓。

弘治二年（1489），王阳明十八岁时，与新婚妻子结伴由南昌返回故乡余姚的途中，曾经在江西省广信府的上饶与娄谅（一斋）见过一面，聆听了宋儒的格物之说，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教诲铭记于心。这位娄谅，正是娄妃的父亲。娄妃幼承家学，对这次事变的处理也尽到了妻子的本分。

据黄绾的《阳明先生行状》记载，朱宸濠被王阳明抓获后曾问：“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所有，请降为庶民，可乎？”

王阳明回答说：“有国法在。”然后将朱宸濠押入了大牢。

不管是在前线的中军中，还是在城内，王阳明总是不忘对士友们讲学。其间有战报传来，王阳明便会当场处理。

据《年谱》记载，当伍文定部队陷入苦战的消息传来时，王阳明立刻下令斩杀指挥官，之后便回到座位上。

听闻此言，同席的众人皆惊惧不已，向王阳明询问情况。王阳明回答道：“不过只是听说背对叛军稍稍后退了几步，这样的措施也是兵家常事，何足介意？”

其后，听使者来报说已经擒住朱宸濠，王阳明询问了一下情况，论功行赏完毕之后回到座位上。同席的众人全都面露喜色，恭喜王阳明。王阳明依旧镇定自若，回答说：“不过听说朱宸濠已经被擒罢了。这个消息应该不会有假。据闻叛军也死伤惨重。”说完，便又继续论说之前的话题。同席的众人皆为王阳明的学德所感服。

以上事迹，皆为钱德洪后来询问当时随王阳明出征的门人邹谦之所得，记录在《征宸濠反间遗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八）中。在听到使者来报，说前军不利时，同席众人全都面露惧色，唯有王阳明依旧神色自若，继续论说之前的话题。不久，听闻朱宸濠军大败，众人皆面露喜色，而王阳明却依旧神色自若地回到了座位上。

此外，当某人询问王阳明是否有用兵之术时，王阳明曰：“用兵焉有术耶？”专心于学问，养心不动，就是其中的“术”。这与常人的观点相去甚远。决定胜败的，并非亲临前线，而是心的动与不动。王阳明又曰：“若用功夫于良知上，则心常精明，不为欲蔽，临事心不动。若由此不动心，则自能应变。”

在此先提一句。在钱德洪师事王阳明的八年间，门人常会就作战经验向王阳明提出各种问题，而王阳明却默然不语，从不作答。

据《年谱》记载，王阳明在吉安府城中以待时机时，邹谦之曾问道：“闻濠诱叶芳兵夹攻吉安。”“彼从濠，望封拜，可以寻常计乎？”

王阳明回答说叶芳绝不会反叛，沉默了一阵子之后，毅然决然地说道：“天下尽反，我辈固当如此做。”听闻此言，邹谦之甚为敬畏，心中的利害得失之念瞬间消失。

正如阳明所料，叶芳并未跟从朱宸濠，而是参加了进攻朱宸濠的王阳明义军。虽然叶芳原本是南赣地区的一大贼首，但后来率领手下归顺王阳明，受赠“新民义官”的称号，在之前王阳明率军平定横水、桶冈、浰头贼匪时，叶芳也曾作为王阳明的下属，在战场上英勇奋战。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奉敕命征讨思恩、田州的叛军，行至南昌时，还派手下给叶芳发送了《湖兵进止事宜（牌谕安远县旧从征义官叶芳等）》（《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

征讨南赣贼匪时自不必说，而在宸濠之乱时，叶芳拒绝了叛军的邀请，克尽忠义，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叶芳的功劳一直未得到封赏，王阳明表达了愧疚之意，特意让典史送去花、羊肉和酒水作为奖励。阳明又担心周围的新民之中有记恨叶芳之人，于是令叶芳严加防范，与不睦之人重修旧好，以保地方的安宁。

对于这道牌文，东正堂说，前贼匪首领叶芳之所以能成为忠义之民，为国尽力，全都归功于阳明先生的至诚之心，以致叶芳彻底改变。对于阳明先生对叶芳的惦念之举，东正堂又感慨道，阅读此文，仿佛能感受到父子之间的深情谈话。（《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三《奏疏·公移三·恩田书》）

擒获朱宸濠的七月二十六日，众将一齐拜会了王阳明。王阳明走下大堂，首先执起伍文定的双手，说道：“今番破贼，足下之功居多。本院即当首列。必有不次之擢。”

伍文定回答说：“仗圣天子洪福，老大人妙算。知府何功之有！”

王阳明又道：“斩阵先登，人所共知，不必过谦。”

之后王阳明又分别温言抚慰了邢珣、余恩等诸将，恳切慰劳他们。众人皆欢喜而退。

第二天，王阳明在军中整理军务时，接到了中军官的报告。报告中说，率军攻打九江和南康的知府陈槐和曾玙等人，皆破城凯旋。陈槐斩杀了朱宸濠任命的伪太守、叛军将领徐九宁，知县何士凤打开城门，迎接官军入城，城中的叛军余孽皆被扫平。南康百姓听说曾玙率领的官军逼近城门，于是一拥而上，杀掉伪太守陈贤，叛军余孽也被彻底铲除。就这样，九江和南康二府也被平稳地夺回了。

当时，邹谦之谒见王阳明，恭贺道：“且喜老师成百世之功，名扬千载。”

《王阳明先生图谱》中所绘的生擒宁王图。图谱中另有如下说明文字：“先生命二指挥夹扶之，置于清军察院。观者堵立，欢声动天地。”

王阳明回答说：“功何敢言。且喜昨晚沉睡。盖自闻报后，晓夜焦劳，至是始得安枕矣。”

当日，王阳明下令全军返回，进驻南昌城。听闻王阳明军凯旋，南昌城内数万军民发出响彻天地的欢呼声，欢迎王阳明军的到来。朱宸濠则被押在一顶小轿之中。其余叛军全都被拘禁于囚车里，由军兵看押。士卒刀枪出鞘，甲胄泛光。

行至中街，路旁百姓皆以手覆额，欢呼道：“我等今日方脱倒悬之苦。皆王都爷之赐也。”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后人为颂扬王阳明之功，曾题诗一首：“指挥谈笑却莱夷，千古何人似仲尼？旬日之间除叛贼，真儒作用果然奇。”

论功行赏

正如之前曾多次提到的，朱宸濠六月十四日于南昌城发动叛乱，四十二天后的七月二十六日便被王阳明生擒活捉。从王阳明七月十三日于吉安倡举义军算起，二十日攻取南昌城，又在鄱阳湖之战中大破朱宸濠军，仅在十四天后的二十七日便进驻了南昌城。如此神速地平定大乱，自古以来再无他例。毫无疑问，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如此快地赢得胜利，全都是其妙用策略所致。

王阳明凯旋进驻南昌之后，写下《江西捷音疏》和《擒获宸濠捷音疏》（皆出自《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奏报朝廷，详细报告了具体的战况和经过。

在这两篇捷音疏中，王阳明恳求朝廷，对跟随自己奋战的各将官论功行赏。而在第二道捷音疏的末尾，王阳明写道：

伏愿皇上论功朝锡之余，普加爵赏旌擢，以劝天下之忠义，以励将来之懦怯。仍诏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宁王者，蓄其不轨之谋已十有余年，而发之旬月，辄就擒灭。于以见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窥，以定天下之志。尤愿皇上罢息巡幸，建立国本，端拱励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绝奸雄之觊觎，则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如前所述，在遭遇宸濠之乱时上奏的《乞便道省葬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中，王阳明曾表明过决心：“天下事机间不容发，故复忍死暂留于此，为牵制攻讨之图。俟命师之至，即从初心，死无所避。”

然而还没等到朝廷的回复，王阳明就又奏报了此番的大胜。

之前也曾提到过，作为对付宸濠之乱的临战态势中的一环，王阳明曾向两广总制都御史杨旦发出过请求，请他派遣义兵。七月二十三日，王阳明再次发出邀请文《咨两广总督都御史杨停止调集狼兵》（《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说明眼下自己已经攻克南昌，而之前请求派出的狼达土兵也曾协助过朱宸濠，暴虐扰民，所以委托杨旦停止调集。

另一方面，正德十四年（1519）三月到七月间，吉安府的庐陵县等十三个县遭受了旱灾，百姓苦不堪言。在此期间，因朱宸濠发动谋反，曾对该地区发出过免税的伪圣旨，故而百姓对此心存疑虑。王阳明顺应民心实行免税，讲说臣子大义，揭露了朱宸濠的暴虐，人心才稍稍安定下来。但是，倘若不做好赈灾工作，或许百姓会再次叛乱。因此，王阳明于七月三十日上奏了《旱灾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向朝廷申请免除江西正德十四年的税收，解救百姓，以防民变。

在奏折的末尾，王阳明写道：“伏望皇上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以足军国之需，天下幸甚。”遭遇旱灾，实施免税固然是理所当然，况且江西还发生了叛乱谋反，王阳明在奏折中摆明情理，恳请朝廷免除税收。

同日，王阳明又上奏了《奏闻益王助军饷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上报朝廷说在征讨宁王时，自己曾向亲藩益王殿下恳求援助军饷，益王拿出私银千两援助自己，希望天子下敕，奖励益王殿下的善心和夹辅皇室的行为。奏折里提到的奉益王殿下令旨奔赴提督军务王都御史身边的使者中，也有王阳明的高足陆元静的名字。

对此，东正堂表示必须留意，在王阳明成功的背后，也有其门人同志的踊跃协助。（《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二《奏疏·公移二·江西书》）而八月十七日，王阳明又在《奏闻淮王助军饷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中，奏报了同为亲藩的淮王殿下拿出私银五百两以资军饷的情况。

另外，王阳明接到消息，说相传死于鄱阳湖水战的朱宸濠余孽、大盗闵廿四至今还活着，于是在南昌府宁州县的边界附近召集部下，希望闵廿四自首投降。为此，王阳明发出公文《释放投首牌》（《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下令宁州县知县汪宪确认真伪，倘若事情属实，那么就将闵廿四带到军门，并就地解散其部下，如不解散，立刻诛杀。

九月十二日，王阳明发出公文书《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严令指示说尽管宸濠之乱已然平定，民情也已稍稍安定，但省内依旧残留叛乱的余烬，为了避免其死灰复燃，要留下军士轮番巡视。

如前所述，宁王叛乱后，王阳明当即让南京兵部、巡抚两广的卫门以及福建的三司选拔骁勇精兵，由有勇有谋的官员率领，日夜兼程，赶来援助。

其间，尽管福建省的漳南道与江西省城南昌府相隔甚远，但福建按察司整饬兵备兼管分巡漳南道佥事周期雍(14)在动员指令下达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率领上杭等地的军兵五千余名和海沧的三千余名军兵，冒着酷暑于八月三日赶在江西之外其他省份的援军前面到达。

虽然当时已经生擒朱宸濠，其余孽也已全部扫清，但王阳明还是在八月十四日发布公文《犒赏福建官军》（《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厚赏了该部队。在这篇公文书中，王阳明对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周期雍大加赞赏：“足见本官勇略多谋，预备有素。忠义之诚，足以感激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综理庶务。故一呼而集，兼程赴难。”

周期雍为何行动如此神速？

我们在王阳明记述的《书佛郎机遗事》（《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中可以找到原因。

在宸濠之乱的前一年冬天，周期雍曾因公事到赣州拜访过王阳明。当时，王阳明告知周期雍，朱宸濠谋反的举动日渐明显，虽然阳明自己也希望有所准备，但因为朱宸濠耳目众多，所以无法如愿。而周期雍人在福建，朱宸濠无法监控其行动，所以王阳明暗中叮嘱周期雍回去后如何行事。

回到上杭后，周期雍便开始准备，暗中招募骁勇士卒，整备武器，以备有变。

东正堂说明了如上背景后，又说道：幸宸濠瞬息之间受擒，虽未用及福建兵，阳明先生心中之感，盖于犒赏之上。（《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二《奏疏·公移二·江西书》）

《王阳明先生图谱》中所绘的王家的至交林俊派仆人日夜兼程，为王阳明送上洋枪，以助阳明一臂之力。

那么，究竟何谓“佛郎机”呢？这是公元四五世纪前后兴盛于欧洲的法兰克族的音译，后被笼统地用来称呼欧洲人。尤其是在明代，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佛郎机”所指代的对象变成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而随葡萄牙人传入的洋枪也被称为“佛郎机”或“佛郎机铳”（《年谱》中作“佛郎机铳”）。

上述的《书佛郎机遗事》，记录了福建省莆阳的见素公林俊(15)听闻宁王叛乱，便立刻命人打造佛郎机铳，记录火药配方，命两名仆人冒着酷暑，避开朱宸濠军，沿小路日夜兼程，于八月三日送到王阳明军营。

文中写道，看完见素公鼓励自己竭忠伐逆的书信后，王阳明“感激涕下”。

见素公林俊比王阳明年长二十岁，但与王阳明之间有一段不解之缘。当年龙山公王华进士及第，考中状元，留任京师，为了向年迈的父亲竹轩公恪尽孝心，将老父由浙江省余姚接到了京师。当时，年仅十一岁的王阳明也随祖父上京，来到父亲身边。恰巧王家和林家在京师彼此相邻，所以来往颇为亲密。

叛乱爆发之前，冀元亨被派往朱宸濠身边，进谏君臣大义。朱宸濠大怒，元亨退出宁府，返回故乡湖广省常德府。闻知朱宸濠叛乱爆发，元亨立刻由常德出发，一路潜行，也恰巧是在八月三日赶到了王阳明的身边。

因为这三方面的来客恰巧全都于八月三日抵达，王阳明在《书佛郎机遗事》的跋文最后感慨道：“见素公在莆阳，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余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王阳明觉得事情并非全都出于偶然，更像是冥冥中注定的。

对于巡抚都御史孙燧的命运，王阳明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叛乱平定后，王阳明重新为孙燧举行了葬礼。在灵舟出发之际，王阳明写下《祭孙中丞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以祭奠孙燧。文中，王阳明写道：“守仁于公，既亲且友，同举于乡，同官于部，今又同遭是难，岂偶然哉！”

如前所述，弘治五年（1492），二十一岁的王阳明在故乡浙江省乡试中中举时，孙燧和胡世宁也同时考中。而孙燧在翌年便考中会试，成为进士，官拜刑部主事。而王阳明在弘治十二年（1499）才成为进士，直到翌年方才受封与孙燧同样的刑部主事之职。孙燧与自己同时遭遇宸濠之乱，种种事态，总让阳明觉得并非偶然。在祭文中，王阳明写道：“呜呼！逆藩之谋，积之十有余年，而败之旬日，岂守仁之智谋才力能及此乎？是固祖宗之德泽，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愤烈，阴助默相于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

此外，有关与孙燧一同遭难的副使许逵的葬礼事宜，王阳明在八月十五日发出公文书《批江西按察司优恤孙许死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据按察司的禀告，许逵的家人生活窘困，而孙燧的正式葬礼也未举行，故而各自给予孙许两家白银三十两处理后事，又命人给予许逵家人白银五十两作为生活费。

八月二十九日，王阳明发出《行南昌府礼送孙公归榇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派遣南昌府官吏一名，小心护送孙燧棺柩返回故乡，命沿途的相关官厅准备人夫车马等事宜。

(1) 许逵（1484—1519）：字汝登，谥忠节，河南省汝宁府固始县（今信阳市固始县）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由山东佥事转任江西按察副使，后受赠左副都御史。

(2) 三司：即都、布、按三司。都为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布为掌管行政的承宣布政使司，按为掌管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

(3) 陆完（1458—1526）：字全卿，号水林，南直隶省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历官兵部侍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吏部尚书。

(4) 李士实（？—1519）：字若虚，江西省南昌府新建县（今南昌市新建区）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曾出任按察副使提学浙江。

(5) 崔元（1478—1549）：字懋仁，号岱屏，山西省太原府代州县（今忻州市代县）人。永康大长公主之夫，封爵至太傅兼太子太傅驸马都尉京山侯。

(6) 颜颐寿（1462—1538）：字天和，号梅田，湖广省岳州府巴陵县（今岳阳市）人。嘉靖年间升刑部尚书。

(7) 孙懋（1469—1551）：字德夫，号毅庵，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今慈溪市）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历广东参议、副使，后升为广西布政使、应天府尹。

(8) 季敩：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季敩成为南安府知府后，因跟从王阳明扫平南赣贼匪有功，而被任命为广西参政。

(9) 马思聪（1470—1519）：字懋闻，号翠峰，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今莆田市）人。擢南京户部主事，死后被追赠光禄少卿。

(10) 杨旦：字晋叔，号偲菴，福建省建宁府建安县（今南平市建瓯市）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任太常寺卿，但因得罪刘瑾，被迁至温州知府，因治理有加，升任浙江提学副使。刘瑾伏诛后，累升至户部侍郎，后任南京吏部尚书。

(11) 胜海舟（1823—1899）：日本江户时代末期至明治时代初期的政治家。

(12) 杨锐（1471—1532）：字进之，南直隶省徐州萧县人。曾在宸濠之乱中据守安庆，后任都督佥事。

(13) 仪宾：全称为宗人府仪宾，是明朝郡主夫婿的封号。

(14) 周期雍：字汝和，江西省南昌府宁州县（今九江市修水县）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因直言不讳而闻名。嘉靖年间任浙江参议，后升任刑部尚书。

(15) 林俊（1452—1527）：字待用，号见素，晚年号云庄，谥贞肃，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由刑部员外郎累官，当时虽已致仕，但在世宗一代又升为刑部尚书。著有《见素文集》《西征集》。

第十七章

阳明受难

武宗要御驾亲征

如前所述，在王阳明神速果敢的指挥下，朱宸濠的叛乱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被平定了，那么朝廷方面又做出了怎样的应对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有功无赏，反受中伤。

平定叛乱的功臣王阳明，因整日围绕在武宗身边的那些奸佞小人的奸计，遭遇了常人无法忍受的非难、中伤和迫害。

有关此事的前因后果，还是先来看一下《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里的记述。

接到王阳明从江西省吉安府城送来的有关宁王叛乱的两封奏折之后，兵部尚书王琼给六部的大臣们送去书信，在京师左顺门召开了紧急会议。

众人中，有些人收受过朱宸濠的贿赂，平素便与朱宸濠暗中往来，还有一些人则怕朱宸濠势大，若他日朱宸濠果真做了皇帝，怪罪下来可不得了，所以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反对朱宸濠的意见。

见众人都绝口不言，王琼正色道：“竖子素行不义，今仓猝造乱，自取灭亡耳。都御史王守仁据上游，必能了贼，不日当有捷报至也。其请京军，特张威耳。”

王琼当即写下十三项条款，上奏朝廷。

第一，请削宸濠属籍。正名为贼，布告天下。

第二，有忠臣义士，能倡义旅，擒反贼宸濠者，封以侯爵。

第三，将通贼逆党朱宁、臧贤拿送法司正罪。

第四，传檄南京、两广、浙江、江西各路军马，分据要害，一齐剿杀。

然后，朝廷差安边伯许泰总督军务，统总兵官，平虏伯江彬及太监张忠、魏彬俱为提督官，左都督刘翚为总兵官，太监张永赞画机密，并体勘濠反逆事情。

然而，就在兵部侍郎王宪为调集征讨江西的粮饷而抵达临清地区(1)时，叛军已为王阳明所破，朱宸濠本人也被生擒。听闻此讯之后，许泰、江彬、张忠等佞臣因无法在皇上面前邀功，便秘密上疏，建议武宗御驾亲征，顺道沿途游览一番南方的景色。

看完这份奏折后，本就喜好武功的武宗大为欣喜，于是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督府太师镇国公”，决定亲自前往江西，御驾亲征。又下令太监张永、张忠，安边伯许泰，平虏伯江彬，左都督刘翚率领京师周边的官军，命给事中祝续(2)、御史张纶随军记功。尽管朝臣中有人极力谏阻皇帝南巡，但武宗不听，甚至还有人因此遭杖刑而死。武宗的车驾出发离开北京，大学士梁储、蒋冕扈从。

尽管王阳明将平叛获胜的详细情况奏报了朝廷，却因未公开发布的缘故，众人皆说“元恶虽已擒，但逆党尚在。拘捕余孽，以除后患”，所以武宗御驾亲征。简而言之，御驾亲征之事，其实都是君侧的小人佞臣怂恿所致。

生擒朱宸濠之后，王阳明本来打算派人将俘虏押送朝廷，但又怕朱宸濠的残党余孽暗中放走朱宸濠，所以他决定亲自押解朱宸濠前往京师。

听到武宗将御驾亲征的消息后，王阳明立刻上疏谏阻武宗。

在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十七日的奏折中，王阳明主要说明了如下主旨：“亲征反贼朱宸濠之举危险至极，请圣上立刻中止。今宁王已被擒，臣将亲自率军，押解朱宸濠前赴阙下。”

在这封谏阻武宗御驾亲征的奏折《请止亲征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心中满满的忠君爱国之情。王阳明在奏折的后半部分中写道：

臣于六月十九日具本奏闻之后，调集军兵，择委官属，激励士气，振扬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墟其巢穴。本月二十四日，兵至鄱阳湖，与贼连日大战。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谋党李士实等，贼首凌十一等，俱已擒获。贼从俱已扫荡，闽、广赴调兵士俱已散还，地方惊扰之民俱已抚帖。

臣一念忠愤，誓不与贼共生，而迂疏薄劣之才，实亦何能办此：是皆祖宗在天之灵，我皇上圣武之懋昭，本兵谋略之素定，官属协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节次具本奏报外。窃惟宸濠擅作辟威，虐焰已张于远，睥睨神器，阴谋久蓄于中。招纳叛亡，辇毂之动静，探无遗迹；广致奸细，臣下之奏白，百无一通。

发谋之始，逆料大驾必将亲征，先于沿途伏有奸党，期为博浪、荆轲(3)之谋。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阙门，式昭天讨。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诚恐旧所潜布之徒，尚有存者，乘隙窃发，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遗憾。况平贼献俘，固国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职分。臣谨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将宸濠并逆贼情重人犯督解赴阙外，缘系献俘馘，以昭圣武事理，为此具本，专差舍人金昇亲赍，谨具题知。

王阳明认为朱宸濠既已被擒，如果武宗再御驾亲征的话，不但会有无妄之灾，同时还会导致民力疲敝，所以希望武宗能够采纳谏言，取消亲征。王阳明之所以没有派部下而是亲自押解朱宸濠上京，既是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同时也是为了粉碎那些盘踞于朝廷的小人佞臣们的阴谋。

令人遗憾的是，武宗并没有采纳王阳明的谏言。于是，在武宗南征和自己北上之际，王阳明向沿途相关的各官署发布了命令文《牌仰沿途各府州县卫所驿递巡司衙门慰谕军民》（《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严令远近军民务必保障地区的安定。

此外，在呈上谏阻亲征奏折的同一天，王阳明又上奏了《奏留朝觐官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说虽然叛乱已平，但江西省各府各县民生依旧疲敝，民心不安，旱灾严重。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必须尽早做好准备。为此，在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的朝觐之礼上，王阳明恳请朝廷延缓派遣相关官员。

若要列举两三个实例来说明当时的情况的话，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因江西街头依旧随处可见军兵，人们很难将军兵与奸人区分开来，为了防止平乱后治安恶化，王阳明发布《防制省城奸恶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下令官员在省城内外巡逻警戒。此外，为了确保平乱后的治安和保证接待亲征军工作的顺利进行，王阳明出示《禁省词讼告谕》（《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令众官员对百姓间的小纠纷采取暂不受理的政策。

直到正德十五年的五月，叛军残党依旧在鄱阳湖上横行，王阳明又发出指令文《行江西三司搜剿鄱阳余贼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申明如不即刻肃清乱党，日后势必酿成大患，严令江西省的三司对乱党进行彻底的搜查，如发现乱党，务必捕缚剿杀，以肃清乱党余孽。

如前所述，正德十四年八月，王阳明上疏武宗，谏阻武宗御驾亲征。武宗不听，于叛乱平定的一个月后亲率大军由北京南下。

武宗身边的佞臣为何要怂恿武宗御驾亲征呢？究其原因，大致可总结为以下四点：

一、王阳明之前迅速歼灭南赣贼匪，又在短短两周超乎预料的时间里，运用神速果敢的军略，平定了甚至会导致大明王朝彻底覆亡的宸濠之乱，立下了赫赫战功。佞臣们认为功劳落入王阳明之手，所以对他心怀妒恨；

二、佞臣们觉得倘若平定宸濠之乱的功劳不能算到武宗的头上，就无法维持自己的地位；

三、佞臣们对支持和信赖王阳明的兵部尚书王琼也心怀妒恨；

四、佞臣们对王阳明反对时下流行的朱子学，提出新学说的举动感到不快。

王阳明本已迅速将大败叛军、生擒宁王的消息上奏给了朝廷，但武宗身边的佞臣许泰、江彬、张忠等人从中阻拦，未将奏折呈给武宗，反而怂恿武宗御驾亲征。与此同时，为了将朱宸濠等一干俘虏进献给武宗，王阳明也率兵离开了南昌。

许泰等人暗中谋划，想出一条愚蠢的奸计，即在鄱阳湖上放走朱宸濠，然后由武宗亲自率兵督战，生擒朱宸濠，凯旋返京。而王阳明已经押解着俘虏出发了，所以许泰等人不断派人告知王阳明，朝廷将于广信府（隶属江西省）接收俘虏。

若在鄱阳湖上释放朱宸濠一干人等，或许会招致天下大乱，所以王阳明不愿交出俘虏。他不顾许泰等人的阻碍，夤夜赶到了玉山县（隶属广信府）的草萍驿站。

在草萍驿站，王阳明作《书草萍驿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诗的序文中写道：“九月献俘北上，驻草萍，时已暮。忽传王师已及徐淮(4)，遂乘夜速发。次壁间韵纪之二首。”

在第一首诗中，王阳明吟道：

一战功成未足奇，亲征消息尚堪危。

边烽西北方传警，民力东南已尽疲。

万里秋风嘶甲马，千山斜日度旌旗。

小臣何尔驱驰急？欲请回銮罢六师。

王阳明认为，东南地区已经民力疲竭，御驾亲征定会雪上加霜，反而会成为叛乱的根源。之后，他又在第二首中吟道：

千里风尘一剑当，万山秋色送归航。

堂垂双白虚频疏，门已三过有底忙。

羽檄西来秋黯黯，关河北望夜苍苍。

自嗟力尽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庙堂。

在上述的诗文中，王阳明虽然对御驾亲征表示反对，却只能空叹自己的行为正如螳臂当车一样无力。“门已三过有底忙”一句，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的“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说当年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天灾，不得已三过家门而不入，如今王阳明扪心自问，觉得自己的做法也无可厚非。这句诗文中蕴藏了王阳明心中无限的忧世之情。

因王阳明不愿交出朱宸濠等一干俘虏，许泰等佞臣大怒，破口大骂王阳明，造谣道：“王阳明先与宁王交通，曾遣门人冀元亨往见宁王，许他借兵三千，后见事势无成，然后袭取宁王以掩己罪。”

有关冀元亨成为佞臣奸计下的牺牲品一事，本书在后文中将会提及。

然而，太监张永深知王阳明忠心耿耿，极力为他辩护，并希望能够与王阳明见上一面。张永率领两千军兵，以调查朱宸濠谋反的详细情况为名，先行来到浙江省杭州府等候王阳明。

王阳明见到张永后，对他讲明了江西的实际情况：“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经大乱，继以旱灾，又供京边军饷，困苦既极，必逃聚山谷为乱。昔助濠尚为胁从，今为穷迫所激，奸党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势。至是兴兵定乱，不亦难乎？”

张永也深有同感，说道：“吾之此出，为群小在君侧，欲调护左右，以默辅圣躬，非为掩功来也。但皇上顺其意而行，犹可挽回，万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无救于天下大计矣。”

王阳明也体谅张永的心情，于是将朱宸濠等一干俘虏交给了张永。之后，为了养病，王阳明来到杭州府钱塘县以西，曾给自己留下深深回忆的西湖畔的净慈寺静养。王阳明向实际上接纳俘虏的浙江省按察使递交了落款日期为十月九日的通告文《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暂留养病》（《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文中写道：“本职自度病势日重，猝未易愈，前进既有不能……暂留当地，请医调治，俟稍痊可，一面仍回省城……”从文中来看，因为强忍病痛押解俘虏，王阳明当时似乎已经无法直接返回南昌了。

尽管自古以来宦官之中善人无几，但如前所述，张永曾与杨一清一起铲除了奸佞刘瑾。王阳明深知张永是一位重要人物，所以才将俘虏交给了他。此外，从王阳明递交给张永的落款日期为九月二十六日的《献俘揭帖》（《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来看，在王阳明押解俘虏前进的途中，李士实、刘养正、王春等人全都患病而亡，阳明虽曾设法医治，却无力回天。所以，王阳明亲手交出的俘虏只有朱宸濠及刘吉等数人。

隐居净慈寺

就这样，王阳明在杭州将朱宸濠等一干俘虏交给了张永，退居西湖畔的净慈寺。那么，王阳明此时的心境又如何呢？

翻开王阳明的诗，我们便可窥见他此时的内心。接下来介绍几篇王阳明在这个时期写下的诗作。

感受到直道之难和虚名空虚的王阳明，心中涌起了模仿北宋林逋隐居湖畔深山的念头，而吟出了袒露其内心情感的《西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

灵鹫高林暑气清，天竺石壁雨痕晴。

客来湖上逢云起，僧住峰头话月明。

世路久知难直道，此身那得尚虚名！

移家早定孤山计，种果支茅却易成。

王阳明将自己征讨南赣汀漳贼匪的四年戎马生涯的思绪全都寄托于诗文。

尽管自己立下了生擒朱宸濠的奇功，王阳明却又为没有像医生解救病人一样解救百姓疾苦而感到惭愧。叛乱虽平，但江湘流域的洪灾和旱灾却交替而来。王阳明想起了中唐诗人贾岛旅居并州十年后所作《渡桑干》中的“归心日夜忆咸阳……却望并州是故乡”，心中对江西的挂念总是放不下。

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王阳明作《寄江西诸士夫》（《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诗一首：

甲马驱驰已四年，秋风归路更茫然。

惭无国手医民病，空有官衔縻俸钱。

湖海风尘虽暂息，江湘水旱尚相沿。

题诗忽忆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园。

王阳明生性刚直，与君侧的那些佞臣势不两立，又不得不为日暮道远而感叹。在《太息》（《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中，王阳明寄语于缠绕嘉树的乱藤，吟道：

一日复一日，中夜坐叹息。

庭中有嘉树，落叶何淅沥。

蒙翳乱藤缠，宁知绝根脉。

丈夫贵刚肠，光阴勿虚掷。

头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王阳明本打算亲自押解俘虏北上，却遭到奸佞小人的阻挠，最终无法亲自面圣。在上文的“蒙翳乱藤缠，宁知绝根脉”一句中，王阳明将那些身处君侧、遮蔽圣明的奸臣比喻为难以根除的乱藤。

以“宿净寺”为题写下的四首诗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深刻表现了王阳明当时的心境。四首诗中，前两首为律诗，后两首为绝句。第一首诗：

老屋深松覆古藤，羁栖犹记昔年曾。

棋声竹里消闲画，药裹窗前对病僧。

烟艇避人长晓出，高峰望远亦时登。

而今更是多牵系，欲似当时又不能。

在第一首诗中，王阳明想到尔后的多难，追忆了当年的快乐时光。

而在第二首诗中，王阳明表明自己之所以隐退，不仅因为无法谏阻皇上御驾亲征，还因为没有将朱宸濠等俘虏交到许泰、张忠等佞臣手中，自己的忠诚遭到了怀疑。

王阳明在抒发自己希望抛弃尘世、隐居山林的愿望的同时，还隐隐表露了自己深切的忧世之情。虽然宸濠之乱已经被平定，江西省也安定下来了，但武宗要御驾亲征，大举南巡。昔日，唐朝的张玄素谏阻唐太宗修筑洛阳宫，辅佐唐太宗的魏征曾说过“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而在当今的朝廷中，谁又有回天之力，让武宗改变心意呢？是否也有能让即将落山的太阳再次升起的诸老呢？倘若有这样的人，或许皇上就会听从自己的谏言了吧？在诗中，王阳明表达了自己的遗憾。

第二首诗：

常苦人间不尽愁，每拼须是入山休。

若为此夜山中宿，犹自中宵煎百忧。

百战西江方底定，六飞南向尚淹留。

何人真有回天力，诸老能无取日谋？

然而，其后王阳明又吟出第三首诗，表达了自己不为眼前时事所愁，自得孔子对颜渊所讲述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的行藏之教，寻求桃源之乡而居的心境。

百战归来一病身，可看时事更愁人。

道人莫问行藏计，已买桃花洞里春。

话虽如此，王阳明仍然忧世至深，自认为根本没有隐居弃世、悠然自适的空闲。他借助山中僧侣的话，吟出第四首诗。

山僧对我笑，长见说归山。

如何十年别，依旧不曾闲？

字里行间，王阳明隐隐表述了自己的处境。

当时，王阳明作《归兴》（《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感叹圣明天子对自己毫无半点慰藉犒劳，又述说自己此番功绩难比韩信，希望能够像不问世事的邵康节一样，隐居于西湖畔的旧居。

一丝无补圣明朝，两鬓徒看长二毛。

自识淮阴非国士，由来康节是人豪。

时方多难容安枕？事已无能欲善刀。

越水东头寻旧隐，白云茅屋数峰高。

其后，王阳明又作《即事漫述四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在第一首诗中，王阳明述说自己到了赣州之后，虽然立下了生擒朱宸濠等战功，但这一切不过全是些虚名，到头来，自己为思乡而愁苦。

在第二首诗中，王阳明述说战乱早已结束，而武宗执意要御驾亲征，自己无法阻止，只能为自己的无力而感叹。在第二首诗的后半段，王阳明吟道：“烟水沧江从鹤好，风云溟海任龙争。他年若访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这表达了他对不问世间风云变幻、自顾隐居田园之中的陶渊明的羡慕之情。

而在第三首诗中，王阳明坦言皇上御驾亲征不过是无谓之举，同时又表达了自己思慕故乡亲人的归乡之情。

最后，在第四首诗中，王阳明说自己本是一介儒生，却因世事变幻，充当了统率军队转战南北的将军。尽管诸葛孔明和战国名将田单都以军事才能而扬名天下，但最令自己羡慕不已的，是渔翁一般的闲散生活。

茅茨松菊别多年，底事寒江尚客船？

强所不能儒作将，付之无奈数由天。

徒闻诸葛能兴汉，未必田单解误燕。

最羡渔翁闲事业，一竿明月一蓑烟。

对于上述的诗文，东正堂曾评价说：阳明先生用反间计使朱宸濠贻误战机，于瞬息之间平定天下大乱，我等敬服先生对于大智的运用。但从这些诗文中，我等可以看出先生并未将平定宁王之乱看作任何的成功。对于这一点，我等后学应当深思默识，领悟其至诚妙道。（《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九《诗三》）

与奸臣斗智

正德十四年（1519）十一月，王阳明称病，于西湖湖畔的净慈寺静养，而武宗南巡的队伍已至淮扬。听闻皇帝身边佞臣众多，淮扬周边人心不安，王阳明打算立刻前往武宗的驻地，谏阻武宗御驾亲征。

但大学士杨一清为王阳明着想，阻止了他。

如前所述，由龙场释放，成为江西省庐陵县知县后，三十九岁的王阳明为朝觐而进京，曾与湛甘泉、黄绾一同探讨研学。正德五年（1510）十二月，王阳明被任命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湛、黄二人为了将王阳明留在京师，曾与友人乔白岩一同请户部尚书杨一清出面谋划。正德六年（1511）一月，王阳明被提拔为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虽是后话，但在此先暂且提一句，杨一清就是日后为王阳明之父龙山公写墓志铭之人。

将朱宸濠等一干俘虏交给张永之后，王阳明上疏说希望能够致仕归乡。张永见到武宗后，奏明王阳明忠心耿耿，还请武宗切勿准许王阳明的致仕请求，因为江西贼匪虽大都已降伏，但民众情绪依旧不稳定，眼下之所以能够安宁无事，皆因王阳明所指挥的官军防备森严。因为不知贼匪何时会再起叛乱，武宗命王阳明兼任巡抚江西，由西湖启程返回南昌。回到南昌后，王阳明受到了军兵和百姓的热烈欢迎。

当王阳明返回南昌时，许泰、张忠等佞臣又向武宗上奏说“宁王余党尚多，臣等愿亲往南昌搜捕”。得到武宗的许可后，许泰、张忠等人率领北军约两万人，抢在王阳明之前到达了南昌。他们不断地挑起事端，想要激怒王阳明以图陷害之，但王阳明泰然自若，以礼相待，下令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巡捕官恪尽职守。

不仅如此，王阳明还为随武宗南巡的北军着想，犒赏北军兵士，尽力安抚军心。某日在路上遇到北军出丧，王阳明询问了情况后，立即赐下棺柩，然后与众兵士一同奔丧。由此，北军兵士反而真心信服王阳明，尽思北归。

其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许泰、张忠等人想让王阳明在北军面前出丑，于是共同谋划，提出比试射箭。他们以为北方人擅长射箭，而王阳明出生于南方，想必其射箭功夫一定很糟糕。王阳明答应了他们的邀请，双手挽弓，飞箭离弦，三发三中。每见王阳明射出的箭正中靶心，在场参观的北军就拍手喝彩，许泰等人意识到北军已经全部信服王阳明，只得带着部下离开了。

上述内容是基于《年谱》的记录写成的。虽然《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一书的文体为小说，但因为其中的记述更为精彩，所以这里简要摘录一下。

某日，许泰、张忠、刘翚三人借演武之名，向王阳明发起挑战，要和王阳明比试射箭。因为三人三番五次地执拗邀请，王阳明无法谢绝，所以只好回答说：“某书生何敢与诸公较艺，诸公请先之。”

听了王阳明说的话，刘翚以为“王先生果不习射矣”，心中顿时意气风发。于是，许泰说：“吾等先射一回与老先生看，必要求老先生射一回赐教。”三个人一同站到了射箭场上。射箭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头，北军、南军的兵士都睁大了眼睛盯着箭靶。

许泰等三人每人三箭，总共射了九箭，结果却令人遗憾。除了许泰的一箭射到了箭靶的上方，张忠的一箭射到了箭靶的角落上，其余的七箭全都偏离了箭靶。

究其原因，“一来是欺先生不善射，心满气骄了；二来立心要在千人百眼前逞能炫众”，所以“就有些患得患失之心，矜持反太过，一箭不中，便着了忙，所以中者少”。三人面红耳赤，但依旧逞强说：“咱们自从跟随圣驾，久不曾操弓执矢，手指便生疏了。必要求老先生射一回赐教。”不管王阳明如何推却，三人都不肯放过。三个人想，虽然自己搞砸了，但如果王阳明射得比自己还差的话，那么自己也就能挽回颜面了。

迫不得已，王阳明只好让中军官取来弓箭，对许泰等人说：“下官初学，休得见笑。”王阳明站到射箭场上，集中精神，平心静气，“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搭弓引箭，嗖的一箭，正中靶心。在场的两军兵士尽皆拍手喝彩，响若万雷。许泰等人见状，心知无趣，说“是偶然幸中”。然而，其后的第二箭、第三箭也都射中了靶心。兵士们发出的欢呼声震动大地。北军兵士们赞道：“咱们北边倒没有恁般好箭。”许泰等人说：“是老先生久在军中，果然习熟。已见所长，不必射了。”于是无趣退场。

虽然《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并没有记载，但如前所述，年轻时候的王阳明曾经沉溺于“五溺”，即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与佛氏，直到三十五岁时，他才开始崇信儒教。因此，王阳明擅长射箭，也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如此，当时王阳明甚至已经达到了所谓无我无心的境界。

另外，“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这句描写，也展现了弓术的至高境界。前文中曾经提到过，德国哲学家奥根·赫立格尔曾在大正年间来到日本，一边执教东北大学，一边修习弓术和禅道。他在自己的演讲录《弓与禅》中写道，弓道大师阿波研造曾经教育他说：“弓不能靠腕力来拉，而要用心来拉。学的时候，一定要让肌肉彻底放松，松懈自己身上的气力才行。”而站在西欧理性主义立场上的他，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无法理解。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用心来拉弓”。也就是说，心中有了拉弓的想法，“想要去拉”的心的主体就是“我”，弓则是与“想要去拉”的我对立的。因此，如果希望做到“用心来拉弓”，就必须舍弃“我”，进入“无我”的境界。做到了“无我”，那么事物与“我”之间的对立就会消失，变得“物我一体”。

若想做到“无我”，那么就需要“无心”。一旦做到“无心”，弓和“我”就会融为一体，不再是由“我”来拉弓，而是由弓自己来拉弓，神技也就由此诞生了。王阳明之所以能够三发三中，或许是因为他达到了这种境界。

此外，《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还记录了此事引发的后事。比试过射箭之后，当天夜里，刘翚派出心腹，到北军中去打探兵卒们对此事的看法。兵卒们都说：“王都堂做人又好，武艺又精，咱们服侍这一位老爷，也好建功立业。”

第二天，刘翚对许泰、张忠说：“北军俱归附王守仁矣，奈何？”几个人商量了一番，最终决定率领北军离开南昌。然而，这群恶棍在离开南昌之际，杀害了数百名附近的良民，说是朱宸濠的残党余孽，还将之当成自己的功劳。当时，武宗由淮扬抵达京口，暂且在杨一清的宅邸中逗留，许泰、张忠等人谒见武宗，谎称他们已经将残留在南昌的朱宸濠残党彻底肃清了。其后，武宗一行渡过长江，驻扎在南京。

身陷谗言佞辞

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许泰、张忠等佞臣在南京向武宗进谗言，说王阳明企图谋反。张永没有和他们一同进谗。武宗听闻后，便让许泰、张忠等人列举王阳明企图谋反的证据，许泰等人说道：“只需遣召之，他必不来。”

于是，武宗颁下圣旨，命王阳明立刻前来谒见。一直敬重王阳明的人品和其忠诚品质的张永，立刻将许泰、张忠等人的奸计告知了王阳明。王阳明得知后立即起程离开南昌，前赴武宗的行在所。许泰、张忠等人害怕自己向武宗进谗的事被人发现，于是在王阳明抵达芜湖时发出伪诏，令王阳明在芜湖待命。

在前往南京的途中，王阳明宿泊于曾给他留下深刻回忆的金山寺，作《泊金山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诗二首。其中第二首：

醉入江风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

天迴江汉留孤柱，地缺东南著此亭。

沙渚乱更新世态，峰峦不改旧时青。

舟人指点龙王庙，欲话前朝不忍听。

最后两句，王阳明吐露了自己忧郁憋屈的心情，说艄公指着祈雨用的祠堂，准备讲述一些前朝的故事，但王阳明想到自己的现状，不忍聆听。

当时王阳明受奸佞迫害，所处境地极为艰难，所以留下了不少寄情山水之间的诗。在《舟夜》（《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中，王阳明讲述宁王已然被擒，武宗的亲征军却依旧驻留南京，表达了自己为风云变幻的世事担忧的心情。王阳明吟道：

随处看山一叶舟，夜深霜月亦兼愁。

翠华此际游何地，画角中宵起戍楼。

甲马尚屯淮海北，旌旗初散楚江头。

洪涛滚滚乘风势，容易开帆不易收。

另外，王阳明又作了一首《舟中至日》的诗：

岁寒犹叹滞江滨，渐喜阳回大地春。

未有一丝添衮绣，谩提三尺净风尘。

丹心倍觉年来苦，白发从教镜里新。

若待完名始归隐，桃花笑杀武陵人。

在这首诗里，王阳明说宸濠之乱已然平定，百姓也渐渐迎来了否极泰来的时期。自己尽忠职守，平添了白发，天子的辅翼却没有立下任何的功劳。虽然自己渴望能像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一样，隐居于桃花源中，但等到功成名就之后，就为时已晚了。这首诗表明了王阳明既希望能够退隐，又满怀诚意，期待成为天子辅翼的复杂心情。

王阳明担忧宸濠之乱威胁到民众的生活，一直期盼能够救济穷苦百姓，让百姓生活得安稳富足。下述的《阻风》一诗（《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便恰如其分地展现了王阳明当时的内心。

冬江尽说风长北，偏我北来风便南。

未必天公真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参。

残农得暖堪登获，破屋多寒且曝檐。

果使困穷能稍济，不妨经月阻江潭。

诗文中说，自己因为不巧遇上南风而无法出船，但温暖的南风能激励农民，促进收割等农事，所以就算自己被南风阻挡一个月也无妨。整首诗表达了王阳明为疲惫不堪的农民们着想的心情。

此外，在以相同韵律答复伍汝真的诗《用韵答伍汝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中，王阳明表达了自己即便面对谗言与诽谤，依旧心如钢铁，不为世间的毁誉褒贬所动的决心。诗中又说静寂的山水才是自己的归处，毫无阴霾的青天白日才是自己的知己。

有人说，这个伍汝真其实就是在宸濠之乱中跟从王阳明，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吉安知府伍文定，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证实。

莫怪乡思日夜深，干戈衰病两相侵。

孤肠自信终如铁，众口从教尽铄金！

碧水丹山曾旧约，青天白日是知心。

茅茨岁晚饶风景，云满清溪雪满岑。

下面一首诗提到了两个人：屈原、杨朱。屈原蒙受谗言被迫离开朝廷，却依旧对楚王一片忠心，他苦恼地徘徊于洞庭湖、湘江之滨，最终抛弃尘世跳入汨罗江而死。王阳明觉得屈原怀报一颗忠诚之心投江，虽然可敬，但显得心胸过于狭窄。而对于站在歧路岔口，因不知该向南走还是该向北走而哭泣的杨朱，王阳明也觉得颇为可怜。因此，在诗文《过鞋山戏题》（《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中，王阳明吟道：

曾驾双虬渡海东，青鞋失脚堕天风。

经过已是千年后，踪迹依然一梦中。

屈子漫劳伤世隘，杨朱空自泣途穷。

正须坐我匡庐顶，濯足寒涛步晓空。

上述诗文中提到的鞋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府东南方，是一座耸立于鄱阳湖最北端湖面上的孤岛，因其形状与草鞋相似，故得名。相传，这座山是昔日仙人乘坐双头小龙飞过鄱阳湖时，不慎将草鞋遗落于此地而形成的。

与杨一清的交往

虽然王阳明被武宗身边的佞臣奸邪迫害，但武宗身边依然有像张永、杨一清这样能够理解王阳明且对王阳明伸出援手的人。王阳明曾对大学士杨一清表示过敬意，而杨一清也体察到了王阳明的隐退想法。

王阳明作《杨邃庵待隐园次韵诗五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杨一清有一座庭园，名为待隐园。王阳明造访待隐园，会见杨一清，彼此畅谈了一番。

杨一清所说的隐居，并非道士的真隐，而是随时准备迎接时机，为国家挺身而出的“大隐”。这样的“大隐”，也可以说是一种“儒隐”。在这五首诗中，王阳明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对这种“大隐”境界的思慕之情。

“平难心仍在，扶颠力未衰。江湖兵甲满，吟罢有余思。”第三首诗的后半段尤其展现了王阳明当时的心境。平定时难的雄心依旧在，拯救国难的气力也未衰，渴望成为天子辅翼的王阳明对长江和鄱阳湖周边到处都是亲征军的现状表达了一番感慨。

在第四首诗中，王阳明将杨一清比作谢安，称赞他即便隐退，民众也必定会期待其展现才能。在第五首诗中，王阳明讲述自己在待隐园中与杨一清相会，彼此敞开心扉、畅谈不已的情景。诗中吟道：

芳园待公隐，屯世待公亭。

花竹深台榭，风尘暗甲兵。

一身良得计，四海未忘情。

语及艰难际，停杯泪欲倾。

如前所述，正德十四年十一月，王阳明在南昌百姓的欢迎声中返回了南昌城。返回途中，王阳明曾在鄱阳湖中的小孤山上作《登小孤书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诗一首。

“奇观江海讵为险？世情平地犹多艰。呜呼！世情平地犹多艰，回瞻北极双泪潺！”末尾的四句是说，山水虽险，却可以很轻易地登涉，而尘俗世间虽宛如平地，却困难多多。最后一句展现了王阳明对北极，也就是天子的忠诚之情。

十一月，王阳明回到南昌，随后迎来了正德十五年的正月。此时的王阳明，心中感慨万千。当时，他作《元日雾》《二日雨》和《三日风》（皆出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诗三首。《元日雾》一诗将武宗身边的佞臣比喻为浓雾，暗示佞臣们设计阻挠自己，表达了希望能够驱散云雾见青天的心境。诗中吟道：

元日昏昏雾塞空，出门咫尺误西东。

人多失足投坑堑，我亦停车泣路穷。

欲斩蚩尤开白日，还排阊阖拜重瞳。

小臣谩有澄清志，安得扶摇万里风！

诗文中的“蚩尤”，是传说中唤起大雾想要阻拦黄帝，却最终灭亡了的诸侯。在这里，王阳明将其比拟为君侧的佞臣，表达了希望能够斩杀蚩尤，驱散浓雾的愿望。而最后一句语出《庄子·逍遥游》篇中的“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也表达了希望能够扶摇而起，肃清君侧佞臣的意愿。

而在《二日雨》一诗中，王阳明则表达了自己对时世的忧虑之情。在《三日风》一诗中，王阳明叙述了自己为战乱平息后的百姓祈求安福的同时，又挂念亲征军士兵的思乡之情，希望他们能够以年饭和浊酒来慰藉自己的心。诗中这样写道：

一雾二雨三日风，田家卜岁疑凶丰。

我心惟愿兵甲解，天意岂必斯民穷！

虎旅归思怀旧土，銮舆消息望还宫。

春盘浊酒聊自慰，无使戚戚干吾衷。

简而言之，在这三首诗中，王阳明寄语于雾、风、雨，吐露了心中的忧世、清澄之情。

逃过佞臣一劫

许泰、张忠等佞臣向武宗进谗，说王阳明有谋反之志，让武宗将王阳明招至南京行在所。可是，佞臣们没有想到，王阳明果真按照武宗诏书中所说，起程前往南京。为了阻止王阳明前往南京面圣，许泰等人设计阻止王阳明，让王阳明在芜湖待命。

在此之前，许泰、张忠等人也曾发出伪诏，想将王阳明召至行在所。他们本打算发出伪诏，让王阳明前赴南京，然后再以擅离职守的罪名来陷害王阳明。张永立刻派出幕士顺天、检校钱秉直找到王阳明，告知他实情，王阳明这才知道自己接到的是伪诏，所以未做出任何反应。与此同时，张永还请顺、钱二位将佞臣们的谗言和奸计告知王阳明。

王阳明在芜湖逗留了半个月，无奈之下，只得上了九华山，每日于草庵中静坐。不过武宗听从了杨一清的谏言。为了探明王阳明的真意，武宗派出人员打探王阳明的动静。他们打探清楚情况之后向武宗上奏说：“王守仁学道之人，若下诏召唤，必定前来。何谓企图谋反。”于是，武宗下令，让王阳明返回南昌。

先前王阳明因许泰、张忠等进谗而奉命前往南京，是正德十五年的正月，而出发的几天前，恰巧就是立春。立春之后，王阳明的境况便否极泰来。因此，王阳明作《立春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在第一首诗中，王阳明为自己致仕不成而感慨万千，借用春秋时代的隐者老莱子七十岁高龄依旧身着五彩衣服，如婴儿般戏耍以宽慰老母的典故，表达自己希望能够归省孝亲的愁苦心境。诗中吟道：“孤云渺渺亲庭远，长日斑衣羡老莱。”

而在第二首诗中，王阳明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他借用乘坐车驾巡游南方而忘记返回，最终导致治世变得纷乱的周昭王的故事，和每年大兴土木，流于奢侈，因而被匈奴夺走轮台，发出《轮台诏》安抚天下的汉武帝的故事，暗中向武宗进谏，说即便能刮起让百姓变得富足的东风，百姓也会因为武宗的出游而痛苦不堪。

在这首充满忧国之情的诗中，王阳明吟道：

天涯霜雪叹春迟，春到天涯思转悲。

破屋多时空杼轴，东风无力起疮痍。

周王车驾穷南服，汉将旌旗守北陲。

莫讶春盘断生菜，人间菜色正离仳。

当初，王阳明接到让自己前往南京行在所的诏书后立即出发，抵达上新河(5)后，因佞臣向武宗进谗，王阳明无法谒见武宗。当时，王阳明半夜静坐，聆听着浪涛拍岸的声音，说道：“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亲何？”接着他又对门人说道：“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由此可见，当时王阳明是抱定巨大决心的。

此外，当时武宗的宠臣江彬也欲不利于王阳明。王阳明看破了这一点，打算把江彬拖至武宗面前，说他图谋危害国家社稷，罪当处死。如此一来，天下人的愤怒也会稍稍有所缓解。但随后刑部拘捕了江彬，对其展开调查，如此也算是了结了一桩事情。

上述文字所言之事迹记录在《年谱》中，对此东正堂评价道：将江彬拖至武宗面前，控诉其罪，此举实在是无谋至极，杨一清坚决阻止是非常正确的。阳明先生虽不至想出此种轻率举动，但或其用意在于凭借此计威吓江彬，以挫其奸心。我等后学当洞察其间事情，以晓阳明先生心法之妙。

一月三十日，在返回南昌途中，王阳明再次前往庐山南麓的开先寺。当时，王阳明记录了宸濠之乱的始末，以及凭借皇威生擒朱宸濠的事迹，在该寺的读书台刻下如下文字：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宁藩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破南康、九江，攻安庆，远近震动。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还救，大战鄱阳湖。丁巳，宸濠擒，余党悉定。当是时，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天鉴于宸濠，式昭皇灵，嘉靖我邦国。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从征官属列于左方。（《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

不知当年亲手生擒朱宸濠，而不得不将功绩归于武宗，刻下这篇石刻的王阳明心境究竟如何。事实上，我们读完此文，便可清晰了解了。

庐山秀峰寺（开先寺）王阳明书纪功碑摩崖，记录了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的始末。

庐山秀峰寺（开先寺）王阳明书纪功碑摩崖拓片

寄情山水

二月，因忧虑武宗车驾不回京师，抵达九江府的王阳明心绪不宁。王阳明检阅兵卒，并游历了东林寺、天台、讲经台等地。在返回南昌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王阳明应景赋诗，寄情山水。

到达庐山后，王阳明游览了东林寺，回想起晋朝高僧慧远（远公）和陶渊明，心思飞驰到了仙境中，于是作《庐山东林寺次韵》（《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诗一首。

东林日暮更登山，峰顶高僧有兰若。

云萝磴道石参差，水声深涧树高下。

远公学佛却援儒，渊明嗜酒不入社。

我亦爱山仍恋官，同是乾坤避人者。

我歌白云听者寡，山自点头泉自泻。

月明壑底忽惊雷，夜半天风吹屋瓦。

东林寺是慧远曾经隐居的寺庙。当年慧远与诸僧诸儒一同结社，称为白莲社，修习佛道。虽然也曾有人劝陶渊明一起入社，陶渊明却说自己嗜酒，无法遵守佛道的戒律，所以没有入社。但据说慧远与陶渊明的交往一直很密切。

途中，王阳明又造访了庐山的开先寺。眼见美景，王阳明诗兴大发，作《游庐山开先寺（一）》（《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僻性寻常惯受猜，看山又是百忙来。

北风留客非无意，南寺逢僧即未回。

白日高峰开雨雪，青天飞瀑泻云雷。

缘溪踏得支茆地，修竹长松覆石台。

第一句“僻性寻常惯受猜”，说的是因为自己性格偏执，所以受到了许泰、张忠等人的猜忌，但如今自己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此时，王阳明又作《又次壁间杜牧(6)韵》（《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尽享诗人雅兴。

春山路僻问归樵，为指前峰石径遥。

僧与白云还暝壑，月随沧海上寒潮。

世情老去浑无懒，游兴年来独未消。

回首孤航又陈迹，疏钟隔渚夜迢迢。

江西白鹿洞书院。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军事，他重建白鹿洞书院，并自任洞主，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此外，王阳明又访问了位于庐山五老峰麓的朱子学圣地白鹿洞书院（因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而扬名），他沉醉于怀古之情中，将与天地自然冥合的心情，吟唱到了《白鹿洞独对亭》（《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中。

五老隔青冥，寻常不易见。

我来骑白鹿，凌空陟飞

。

长风卷浮云，褰帷始窥面。

一笑仍旧颜，愧我鬓先变。

我来尔为主，乾坤亦邮传。

海灯照孤月，静对有余眷。

彭蠡浮一觞，宾主聊酬劝。

悠悠万古心，默契可无辩！

自鄱阳湖泛舟逆赣江而上至丰城时，因风势强劲，王阳明不得不碇泊所乘之舟。此时，王阳明想起去年与朱宸濠大战之前自己曾被当地的南风所阻，后向上天祈祷终于唤来北风之事，不由得追思起卧薪尝胆、三千越甲终吞吴的越王勾践，射中齐桓公腰带但后来助齐桓公成为一代霸者的管仲，将兵书《三略》传授给张良的黄石公，还有本为勾践谋臣，后来离开越国，积累下巨万之财的陶朱公范蠡等先人，吟下了《丰城阻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

北风休叹北船穷，此地曾经拜北风。

勾践敢忘尝胆地？齐威长忆射钩功。

桥边黄石机先授，海上陶朱意颇同。

况是倚门衰白甚，岁寒茅屋万山中。

王阳明在《江上望九华不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的最后两句中吟道：“驾风骑气览八极，视此琐屑真浮沤。”他表述了若能像乘风观览大地的列子一样驾风驭气，饱览全世界的话，那么世间之事也会变得如同海上泡沫一般虚无缥缈，由此寻求到庄、列般的超越意境。

此时，门人江生和施生二人与医官陶埜一同冒着雷雨云雾，造访了山中的寺庙，而世人却对他们这种超凡脱俗的行为评价不一。

对此，王阳明作《江施二生与医官陶埜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戏作歌》（《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诗一首，反过来批判了那些只知道追求名利的世人。诗中所吟“归与归与吾与尔，阳明之麓终尔期”一句，赞同了江、施二生的癫狂。

此外，在《游九华道中》（《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中，王阳明表明了希望能够生活在陶渊明所描述的桃花源里的心愿。而后他又创作了《重游无相寺次韵四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其中第四首诗中有如下诗句：“瀑流悬绝壁，峰月上寒空。鸟鸣苍涧底，僧住白云中。”如此诗情，完美地展现了诗人王阳明的情怀。

王阳明又攀登了庐山的莲花峰，莲花峰山脚下有宋学之祖周敦颐的书院。被诗人、书法家黄山谷评为“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的周敦颐，曾经创作了阐述君子境地的《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周敦颐及其门人程颢，是王阳明最为崇敬的两位儒者。登上莲花峰后，王阳明追思起周敦颐，对其心境的憧憬自不必说，于是吟《登莲花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表达自己的情怀：“莲花顶上老僧居，脚踏莲花不染泥。夜半花心吐明月，一颗悬空黍米珠。”

诗中第二句就像《爱莲说》中所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散发清香；而第三句则将由莲花峰上看到明月升起时的景象，比喻成莲花花心之美；而在第四句中，通过将明月比喻成黍米或者米粒一样渺小，来表现莲花峰秀拔的山姿。

王阳明再次访问无相寺，作《重游无相寺次旧韵》（《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再次表达了王阳明对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仙境的仰慕之情。

此外，王阳明攀登了九华山的各个山峰，但直到攀登云峰山时，他才得知九华山有九十九座山峰。得知这奇中之奇后，王阳明大喜，作《登云峰望始尽九华之胜因复作歌》（《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

九华之峰九十九，此语相传俗人口。

俗人眼浅见皮肤，焉测其中之所有？

我登华顶拂云雾，极目奇峰那有数？

巨壑中藏万玉林，大剑长枪攒武库。

有如智者深韬藏，复如淑女避谗妒。

暗然避世不求知，卑己尊人羞逞露。

何人不道九华奇，奇中之奇人未知。

我欲穷搜尽拈出，秘藏恐是天所私。

旋解诗囊旋收拾，脱颖露出锥参差。

从来题诗李白好，渠于此山亦潦草。

曾见王维画辋川，安得渠来拂纤缟？

诗中的倒数第五句、第六句，借用赵国遭到秦国进攻，在赵国公子平原君为了请求援军前往楚国时，门下食客毛遂自荐，欲陪同前往，成为“囊中之锥”的故事（《史记》），咏叹九华山的奇景实在是无法以小小的诗囊来容纳的，不管怎样赞美，都会有所疏漏。

而在诗的最后两句，王阳明说，希望能够请王维来画一画九华山。王维是盛唐时期的诗人、画家、政治家，被视为擅长山水画的南画之祖。辋川位于长安郊外，王维曾于此地建造别墅，在享受诗歌雅兴的同时，还留下了《辋川图》的画作。同时，在倒数第三、第四句诗里，王阳明也指出唐代的李白没有写过有关九华山的诗篇。

宸濠之乱前后，王阳明吟唱心境的“江西诗”中并没有太多重要的思想诗。然而，因为下述的《书汪进之太极岩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是极为重要的理诗（哲学诗），所以尽管之前也曾提及过，这里还是再来说明一番。

一窍谁将混沌开？千年样子道州来。

须知太极元无极，始信心非明镜台。

﹡

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

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

如前所述，第一首诗开头提到的“混沌”，出自《庄子·应帝王》篇，说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混沌的恩义，因为混沌没有人的七窍，所以帮助他日凿一窍，七天之后，混沌最终被凿死。其中所蕴含的寓意就是，即便以俊敏的良知来分析混混沌沌、未曾分化的事物，最终也无法得其本体。

而在一千年之后，为混沌凿窍的典型的愚昧之人，就是出生于湖广省永州府道州的宋学之祖周敦颐。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将生成万物的宇宙本体说成是“无极而太极”，认为《周易》中所提到的太极是无极，无极才是抽象的实在。

说起来，心本无极，并非神秀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有形的“明镜台”。事实上，明镜台的根本也是尘埃。心，其实就如同周濂溪所画的〇（圆圈），每个人天生就拥有它。而王阳明说，在蒲团上坐禅，耽于三昧，追求死灰一般境界的行为，是无法寻求到此心的。虽然这是一首批判禅的诗，但此时王阳明引用了周敦颐的“无极太极”论，觉察到每个人都具有可喻之为明月的良知。

此时的王阳明，坚信自己拥有看破佞臣权谋的锐利眼光和应对人情世故的笃定智慧。因此，他写下了下述这首《劝酒》（《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

毛发暗从愁里改，世情明向笑中危。

春风脉脉回枯草，残雪依依恋旧枝。

谩对芳樽辞酩酊，机关识破已多时。

由此可见，当时王阳明已经开始对良知抱有信念。

其后，王阳明又游览了九华山的化城寺。他追忆起十九年前游览九华山时遇到问路的道者，于是吟唱了怀旧之情，阐述了现在的境地与当年到访时有所不同。《重游化城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两首诗便讲述了王阳明当时宁静的心境。

王阳明想面见武宗，但为奸臣所阻挠。不得已，他只能游历山川，拜访名刹。《王阳明先生图谱》中有如下文字描述王阳明当时的状况：“与诸生江学曾、施宗道、陶埜及寺僧历探云峰、化城之胜，咏赋盈壁。”

爱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

鸟道渐非前度险，龙潭更比旧时清。

会心人远空遗洞，识面僧来不记名。

莫谓中丞喜忘世，前途风浪苦难行。

﹡

山寺从来十九秋，旧僧零落老比丘。

檐松尽长青冥干，瀑水犹悬翠壁流。

人住层崖嫌洞浅，鸟鸣春涧觉山幽。

年来别有闲寻意，不似当时孟浪游。

上述诗文第一首里提到的“会心人”，指的就是十八年前即弘治十五年（1502），王阳明三十岁造访九华山时遇到的问路的道者蔡蓬头。此外，第一首诗的最后一句“前途风浪苦难行”，尽管表明了自己正以“闲寻之意”享受仙境，但也透露出王阳明处境的苦涩。而所谓“中丞”，就是对担任巡抚职务之人的俗称，王阳明以此自称。当时，王阳明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任巡抚江西。

弘治十五年（1502），三十一岁的王阳明游览九华山时，因阴雾所扰，未能欣赏到奇观。而后虽因驱驰于兵马之间，无法周游，但幸而此次军务闲暇时的游览深受上天眷顾，得以在壮观的景观中享受到登仙之境的美妙。

为此，王阳明作《弘治壬戌尝游九华值时阴雾竟无所睹至是正德庚辰复往游之风日清朗尽得其胜喜而作歌》（《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长诗一首。

昔年十日九华住，云雾终旬竟不开。

有如昏夜入宝藏，两目无睹成空回。

每逢好事谈奇胜，即思策蹇还一来。

频年驱逐事兵革，出入贼垒冲风埃。

尝恐昼夜不遑息，岂复山水能徘徊。

鄱湖一战偶天幸，远随归凯停江隈。

是时军务颇多暇，况复我马方虺隤。

旧游诸生亦群集，遂将童冠登崔嵬。

先晨霏霭尚冥晦，却疑山意犹嫌猜。

肩舆一入青阳境，忽然白日开西岭。

长风拥彗扫浮阴，九十九峰如梦醒。

群峦踊跃争献奇，儿孙俯伏摩其顶。

今来始识九华面，恨无诗笔为传影。

层楼叠阁写未工，千朵芙蓉抽玉井。

怪哉造化亦安排，天下奇山此兼并。

揽衣登高望八荒，双阙下见日月光。

长江如带绕山麓，五湖七泽皆陂塘。

蓬瀛海上浮拳石，举足可到虹可梁。

仙人为我启阊阖，鸾軿鹤驾纷翱翔。

从兹脱屣谢尘世，飘然拂袖凌苍苍。

在这首长诗中，王阳明全方位地吟唱了巍巍九华连山的风景及周围雄伟壮丽的景观，诗人的豪迈情怀也跃然纸上。诗中第十六句吟道“遂将童冠登崔嵬”，这一句与写下《登云峰二三子咏歌以从欣然成谣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时的情形相同，王阳明应当是带着两三名年轻门人一同游览九华山的。

而当时王阳明的心境，要比孔子的门人曾点带着五六名冠者（青年）和六七名童子，浴于沂水，乘凉舞雩台，咏歌而归的脱俗境界更加优美。此外，王阳明在最后的六句中，精彩地吟唱了仙境的美好。

随后，王阳明又攀登了齐山（南直隶省池州府贵池县南，现在的安徽省境内），赋诗二首，为《春日游齐山寺用杜牧之韵》。晚唐诗人杜牧曾经攀登此山，并吟诵诗歌。该山西侧有齐山湖。《春日游齐山寺用杜牧之韵》这两首诗读起来让人感觉王阳明似乎都成了隐者。

而在《贾胡行》一诗中，王阳明引用西域商人贾胡因吝惜其明珠，剜开身体将明珠藏于体内而死之事，表明追求名利的行为无异于剜体藏珠。王阳明坚决反对为身外之物而消耗身心的行为。

此外，在《送邵文实方伯致仕》一诗里，王阳明阐述了希望能够尽快致仕，挣脱功名富贵的束缚，逍遥生活于自然之中的愿望。（以上诗文皆出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忧民疾苦

正德十五年（1520）二月，王阳明回到了南昌。然而，从正德十四年（1519）的三月到七月间，江西一直没有降过雨，田里的禾苗全部枯死，再加上宸濠之乱的爆发，所以一部分民众也趁机作乱。王阳明尽心尽力想让百姓的生活安定下来，计划恳请朝廷赐下恩惠。

然而，王阳明看到的是官吏不断前来督促租税。在三月二十五日的奏折里，王阳明讲述了百姓的疾苦，强烈要求免除租税，呈上了《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弭灾变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三）。

宽恤之虚文，不若蠲租之实惠；赈济之难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税，不息诛求，而徒曰“宽恤赈济”，是夺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将疗汝之饥。”

朱宸濠穷凶极恶、横征暴敛带来的影响，在江西省南昌府的南昌、新建两县表现得尤为严重。王阳明与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唐龙调查了实际情况，于五月十五日上奏了《计处地方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三）。

在这篇奏折里，王阳明引用了《大学》的“财散则民聚”、《书经》的“守邦在众”、《周易》的“聚人曰财”等先哲名言，讲述国政的要谛在于民生的安定。王阳明将朱宸濠之前强占的民田变卖为银钱，代替百姓上缴租税，百姓的疾苦也稍稍减轻了一些。

与前一年的大旱不同，正德十五年由春至夏，江西省各地连降大雨，爆发了数十年不遇的洪水，公私住房被冲毁者众多，农田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对百姓来说，这是继朱宸濠的横征暴敛、旱灾和武宗率军亲征南巡之后的又一大灾害。

因此，王阳明又在五月十五日同一天里，列举了自己的四大罪状：

一、宸濠之变，劳圣驾亲征，朝廷之政令阏隔，四方之困惫日深；

二、不能直言极谏以悟主听；

三、聚敛征索为计，而不知日积小民之怨；

四、上不能有裨于国，下不能有济于民，坐视困穷，沦胥以溺。

此外，王阳明说自己重病缠身，不堪重任，于是上交了自劾奏折《水灾自劾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三）。之所以会上奏这样的自劾文，是因为武宗的车驾依旧停留在南京，王阳明希望能以水灾的事实令武宗醒悟，请武宗关心民生。

六月，王阳明前往赣州。同月十四日，自章口前往玉笥的火秀宫。十五日，宿于云储。十八日前往吉安，游青原山，和北宋诗人黄山谷的诗韵咏诗一首，篆刻碑文。

与罗钦顺论学

正德十五年（1520）夏，王阳明前往吉安后又到泰和，问候了比自己大七岁、身居少宰的朱子学者罗钦顺，并向罗钦顺敬奉了《大学古本》和《朱子晚年定论》两本书。随后，王阳明收到了罗钦顺寄来的有关上述两本书的论学书信。当时罗钦顺五十六岁，王阳明四十九岁。

罗钦顺虽然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朱子学者，但他是一位将区别理气、心性的举动视为错误，具有明朝特色的朱子学者。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罗钦顺任南京国子司业时，因犯刘瑾之怒而致仕，刘瑾伏诛后官复原职，经南京吏部右侍郎，升至南京吏部尚书。罗钦顺死后，被朝廷追封太师太保，谥文庄。

罗钦顺潜心于格致之学，著有《困知记》。由该书中的《与王阳明书》一文来看，罗钦顺在正德十五年的夏天，受王阳明赠予《大学古本》和《朱子晚年定论》，而在前一年的夏天，他则在友人处看到了《传习录》。

对于罗钦顺这篇站在朱子学者的立场来批判王阳明心学的书信，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传习录》中卷）里逐一加以反驳。其中，从《大学》的古本、新本问题到《大学》的“八条目”（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阳明一一做出了解释，并站在其心学的立场上，批判朱子学陷入外求义理的境地，明确表示对自己的学说抱有自信。

下面，我们就对王阳明的这封回信的内容稍作介绍。

罗钦顺对《大学古本》的批判和王阳明的反驳

罗钦顺认为，学当为内求，而王阳明将程、朱的格物之说视为外求，这是错误的。此外，他还对王阳明去除朱子定下的《大学》分章，削减朱子勘补的经传，提倡《大学古本》复古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对此，王阳明回答说：“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

之后，王阳明又强调，学的重点在于求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王阳明对自己的心学抱有很强的自信，对朱子学的批判也很明确。其后，王阳明又严厉反驳道：“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功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罗钦顺对心学的批判和王阳明的反驳

罗钦顺批判说，王阳明提倡排开外求，致力于反观内省，如此一来，《大学》便可以“正心诚意”四个字来完全概括，而初学之人在学问之际，难道就不再需要格物等详密的功夫了吗？

对此，王阳明完全赞同罗钦顺的说法，回答说：“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功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

之后，王阳明又基于自己心学的立场，反驳道：

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

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

关于格物的意义，王阳明如下说道：

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功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

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心）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

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如上所述，王阳明强调心性理与事物本来是混一的。但不容置疑的是，王阳明的混一性立场是以内心为主的，换言之，是以内心为主的内外混一。只不过客观地来看，王阳明对《大学》的解释稍稍有些过于主观。此外，文中“正者，正此也”里的“此”指的是什么呢？尽管很多大家的注释书中并没有过多解释，但其实就是陆九渊所谓“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里的“心”，一言以蔽之，就是物心一体的“心”。所以，这里需要加个“心”字。

王阳明对“格物”说的解释

王阳明向罗钦顺解释，自己的“格物”说与程朱之说并无抵触。王阳明如下说道：

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

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谬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则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

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

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

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

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通览上文不难看出，以孟子、韩愈自任的王阳明心中充满着忧世情怀。而文中所提到的“九条之说”，是朱子于《大学或问》的格物章中引用的程颐提出的有关格物致知的九条方法，其要旨如下。

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

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个觉处。

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

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如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深浅。

物必有理，皆所当穷。

如欲为孝，则当知所以为孝之道。

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一草一木，亦皆有理，须是察；

当知至善之所在；

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

罗钦顺对《朱子晚年定论》的批判和王阳明的反驳

如前所述，王阳明为了减少朱子学者对自己所创学说的抨击，说明朱子晚年的悔悟之说与自己的学说主旨相同，从朱子文集中遴选了三十四封书信，各抄录一节，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于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出版。然而，因为罗钦顺指出其中还收录了朱子早年的学说，所以王阳明一边说明，一边对朱子的学说加以反驳。

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上文中，尽管王阳明说自己如敬神信卜一样尊崇朱子之说，不忍背驰，但为了明学问之道，自己必须纠正朱子的错误。“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这句话，对现今的学徒来说可谓醍醐灌顶。

无心之境

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王阳明抵达赣州后立刻进行了一场大阅兵，教导兵卒作战。当时，江彬派人打探王阳明的动静。认识王阳明的人都担心，认为大阅兵这样的行为会刺激到皇帝身边那些想让王阳明马失前蹄的奸佞小人。王阳明的门人陈九川也为此担忧，出言劝诫。王阳明说道：“吾在此与童子歌诗习礼，有何可疑？”并作《啾啾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

知者不惑仁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

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

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

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

千金之珠弹鸟雀，掘土何烦用镯镂？

君不见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

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竿驱虎如驱牛。

痴人惩噎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

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这是一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诗。东正堂介绍说，佐藤一斋把这篇《啾啾吟》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又说这首诗虽然很不错，但如果人们只会吟诵，不知王阳明当时创作这首诗的背景的话，就无法掌握其中的深意。因此，东正堂引用了《年谱》中相应部分的内容后说道：吟此篇诗作时，先生正遭到谗徒的围攻。先生虽一如平日泰然自若，丝毫未露危惧之情，然正所谓“圣贤忧世之志，乐天之诚，有并行而不悖者”，今研究先生之诗，当由两面观察，始知先生心法如何。然世间诸生，多仅喜此诗之豪怀，常诵读，未与其他诸诗同考，以致不知先生之疏心。（《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九《诗三》）此论所言甚为有理。

说来，这篇《啾啾吟》虽然阐述了王阳明到达乐天洒脱境地的儒者之情，但同时也展现了王阳明的心学已经到达了纯熟的境地。

在这首诗中，有一处非常值得注意，就是讲述老翁与儿童在面对老虎时所采用的不同方法。了解虎患、积极防止虎患的老翁被老虎咬掉了头；而不知道老虎厉害的儿童，却像赶牛一样，用竹竿赶走了老虎。

简而言之，这里阐述了在排除灾患时，“无心”是如何发挥伟大的妙用的。这一点，与《庄子·达生》里提到的木鸡，以及日本武道中的“无心”，其实是相通的。

在赣州征讨贼匪时，王阳明用计谋将贼匪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在平定宸濠之乱时，王阳明又以神速果敢、令人惊奇的兵法生擒了朱宸濠。从上述的诗文中可见，王阳明自己其实很清楚，这就是“无心”的妙用。因此，王阳明对为自己担忧的门人陈九川说：“公等何不讲学……吾所以不轻动者，亦有深虑焉耳。”

此时的王阳明，其内心必定已经明白，这一切皆出自良知的妙用。因此，其后王阳明才会针对世间儒者所唾弃的苏秦、张仪的外交术评述道：“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传习录》下卷）

将朱宸濠交给朝廷处置之后，尽管君侧的奸臣们不断使用奸计，使王阳明身处危险之中，但王阳明依旧忧国忧民。当时王阳明写下的诗作，都是游览庐山、九华山、九江山水，饱览奇峰胜溪，被美景古迹打动，述怀古代仙人、诗人境界的诗篇。

通过这些诗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阳明心中羡慕隐者、追求仙人之境的情怀。然而，王阳明既然身为儒者，其隐世肯定与佛、道者之流的真隐不同，是儒隐。

在“江西诗”的后半部分中，有许多展现王阳明对隐者仙人之境的思慕之情的诗篇。王阳明晚年的诗作多为以良知为主题的说理诗，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篇，就是在《啾啾吟》之后创作的《纪梦》（《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这首诗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之前的《啾啾吟》。

由诗序来看，《纪梦》一诗作于正德十五年八月。在之前的七月十七日，武宗身边的佞臣们让王阳明再次上奏宸濠之乱的胜利过程，而在奏折中，王阳明列举了武宗近臣的名字，将平定战乱的功劳归到了他们头上。我们读这首诗时，应当对这一情况有所了解。

《纪梦》一诗，讲述了郭璞（郭景纯）托梦给王阳明，告诉王阳明，他的祖先王导并非世人所说的忠臣，而是一个不忠之臣。（郭璞、王导、王敦的故事在介绍王阳明的祖先时，前文已有详细叙述）简而言之，王阳明写下这首郭璞托梦责难王导的诗，颠覆了世人的常识，将史上被视为东晋忠臣的王导说成在背后操纵堂兄王敦、掀起叛乱的奸恶之臣。

从表面上看来，身为千年之后的子孙，王阳明此举让人颇感怪异，但也可以说，王阳明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自己当时对武宗身边那群奸佞的义愤吐露了出来。

为冀元亨申冤

直到正德十五年（1520）七月，武宗依旧没有起程回京，而是久留在南京。此时，张忠、许泰、江彬等佞臣欲将王阳明擒获朱宸濠的功劳说成是他们自己的，于是向武宗献上朱宸濠，以此邀功。

张永得知此事后，劝诫他们道：“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献俘北上，过玉山，渡钱塘，经人耳目，不可袭也。”正如张永所说，王阳明生擒朱宸濠之事，早已世人皆知了。

鉴于此，佞臣们又传下武宗诏令，让王阳明修改奏折，改奏擒获朱宸濠的战功应当归功于威武大将军（武宗），而捷报上也应写下一众佞臣们的名字。王阳明并无半点贪功之心，于是按照佞臣们所说的修改了奏折，于七月十七日向武宗呈上了《重上江西捷音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三）。

得到这份奏折之后，佞臣们才终于开始劝谏武宗北归。但武宗率军北归拖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同月初三朱宸濠伏诛。

接到亲征军北归的消息后，王阳明在《与顾惟贤书》（《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中写道：“……不胜喜悦，贱恙亦遂顿减。此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愿，何喜何慰如之！”书信中表达了王阳明的安心之情。

同时，又因江西省内仍有流寇出没，所以王阳明决定一边火速剿平流寇，一边想借此次机会整顿兵马，以备不时之变。

对于修改奏折一事，东正堂说：阳明先生深知，若世间再爆大乱，或绝难易，故忍辱耐苦，修改捷音之疏，此绝非寻常人等可堪之痛。先生能隐忍不发，皆因先生之大忠大仁。……中间事实虽较前疏稍稍略写，却绝无半点可曲笔处。此亦先生用意周到，用心良苦。（《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二《奏疏·公移二·江西书》）

霍韬(7)原本就对武宗御驾亲征之事持反对意见，说道：“是役也，罪人已执，犹动众出师；地方已宁，乃杀民奏捷。误先朝于过举，摇国是于将危。盖忠、泰之攘功贼义，厥罪滔天，而续、纶之诡随败类，其党恶不才亦甚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

此外，御史黎龙也坦承预测了此事或将在未来成为事变的导火索：“平藩事，不难于成功，而难于倡义。盖以逆濠之反，实有内应，人怀观望，而一时勤王诸臣，皆捐躯亡家，以赴国难。其后忌者构为飞语，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后有事变，谁复肯任之者？”（《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

如果将宸濠之乱称为阳谋的话，那么江彬、张忠、许泰的所作所为，可谓是阴谋了。站在王阳明的立场上，救前者易，而救后者难。太监张永之前参与诛杀宦官刘瑾，而这一次，他又去除了江彬、张忠、许泰造成的危难，其功劳可谓甚大。因此文宪公费宏(8)在送别张永起程返京的序中赞扬了张永的功劳，写道：“兹行也，定祸乱而不必功出于己；开主知而不使过归乎上；节财用而不欲久困乎民；扶善类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是发瑾罪状，首以规护卫为言，实以逆谋之成，萌于护卫之复，其早辨预防，非有体国爱民之心，不能及此。”（《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

此外，王阳明的高足钱德洪也在《年谱二》中写道：“平藩事不难于倡义，而难于处忠、泰之变。盖忠、泰挟天子以偕乱，莫敢谁何？豹房之谋，无日不在畏，即据上游不敢骋，卒能保乘舆还宫，以起世宗之正始。开先勒石所谓‘神器有归，孰敢窥窃’。”

如前所述，在宸濠之乱爆发前，王阳明曾派遣自己最为信任、门人中资格最老，甚至委以教育养子正宪之任的冀元亨前去拜访朱宸濠，让他一边讲学，一边查探朱宸濠谋反的情况。

回到赣州之后，冀元亨向王阳明报告了朱宸濠的谋反之心。听说冀元亨在讲学时隐射劝诫朱宸濠，因而惹恼了朱宸濠之后，王阳明担心祸及冀元亨，便派遣护卫，让冀元亨走小路回到了故乡湖广省常德府。在听闻宸濠之乱爆发的消息后，冀元亨料到王阳明必然起兵，于是立刻赶到了王阳明的军营。

然而，在王阳明平定了宸濠之乱后，率军南巡的武宗身边的佞臣张忠、许泰一直想要设计陷害王阳明。因实行的种种奸谋都没能奏效，张忠、许泰等人便私自逮捕了冀元亨，对其严刑拷问，并胁迫说：“宸濠之乱前，你到朱宸濠那里去，是奉王阳明之令前去与朱宸濠签订秘密盟约的吧？快从实招来。”

但冀元亨无片语可说。因此，张忠、许泰等人将冀元亨及其妻女打入大牢。在狱中，冀元亨与众囚徒情同手足，每日为囚徒们讲学。众囚徒也感激涕零，修学慰心。

对于冀元亨下狱之事，监察御史曾相继呈上辩疏。王阳明也呈上了《咨六部伸理冀元亨》（《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在说明冀元亨是自己派去探查朱宸濠实情，希望能够为其申冤的同时，又表明自己即便一死，也难以消减对冀元亨下狱之事的愤恨。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驾崩，世宗即位。虽然世宗下诏开释冀元亨，冀元亨却在出狱五天后病死。

得知此事之后，王阳明祭祀灵牌，恸哭不已。其后，王阳明又对湖广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发出《仰湖广布按二司优恤冀元亨家属》（《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一文，在朝廷下令常德府官吏释放冀元亨家属的同时，王阳明下令对其妻子采取特殊优待政策。

王阳明于闰八月二十日上奏，请求回乡省亲，却未能获得允可。在此期间，王阳明曾前后四次奏请归省。

第一次是王阳明在赣州时，以祖母岑太夫人过世和父亲王华患病为由，上疏请求归乡以葬祖母，但没过多久，朝廷便下达了平定福州叛军的命令。

在前赴福州平定叛军的途中，王阳明遭遇宸濠之乱，之后又奏请在出兵讨伐朱宸濠前顺道归乡，朝廷回复说先平定叛乱，之后再归省。

在得知父亲病重时，王阳明曾经有过弃职逃归乡里的想法，但后来听说父亲病愈，才打消了这一想法。

一日，王阳明询问诸友：“予欲逃归乡里，何故无一人赞成？”

一门人说道：“先生归乡之念，甚为执着。”

王阳明想了想，说道：“何故不执着于此？”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孝心。不可不提的是，年轻之时的王阳明由佛、老转信儒教，也是因为孝心之念所致。

始提“致良知”说

如前所述，王阳明创立“良知”说，是在四十九岁回归南昌之前，尚身处虔州时的事。其内容可从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陈九川拜访王阳明，向其请教的如下问答中得知（《传习录》下卷）：

陈九川：“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

王阳明：“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

陈九川：“请问如何？”

王阳明：“只是致知。”

陈九川：“如何致？”

王阳明：“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阙。”

在上述的问答中，王阳明第一次将良知视作为为学头脑，并加以说明。在刚开始的时候，王阳明还曾怀疑光靠良知是不够的。后来，经历过宸濠之乱以及其后的张忠、许泰之变后，王阳明才从这些经历中弄清了致良知的好处。

嘉靖二年（1523），五十二岁的王阳明在寄给门人薛侃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写道：“二字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未彻。”《传习录》下卷中记录了王阳明与陈九川之间的如下讲学。

在虔州时，陈九川与王于中、邹谦之等侍于王阳明身边，在一次讲学时，王阳明说道：“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而后，他扭头看着王于中说：“尔胸中原是圣人。”

王于中不敢当。王阳明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

又说：“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说心印相似，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

只不过，良知是自己不断修行上进才可恢复的，倘若无谓地讲说良知的绝对性，便又会陷入独断的境地。

正德十五年九月，王阳明再次回到南昌。因为武宗此时依旧滞留在南京的行在所，尚未北归京师，江西百姓不堪重负，甚为不满。王阳明因此处置了朱宸濠搜刮掠夺来的财物，代百姓们交租税，又改善贸易的方法，想尽一切办法安顿民生，民心这才稍稍稳定下来。

这段时间里，王阳明给邹谦之写了封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信中说：“自到省城，政务纷错，不复有相讲习如虔中者。虽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滩流悍急，须仗有力如吾谦之者持篙而来，庶能相助更上一滩耳。”

也就是说，王阳明在南昌时，因为武宗的亲征军长期滞留，导致人心惶惶，为了安定民生，王阳明整日陷于繁杂错综的政务之中，无法尽心讲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遇到事情时的沉着冷静，比喻为于激流中逆水行舟的小船并没有放开“自己的舵柄”。这里的“舵柄”，指的就是“良知”。王阳明确信，只要有了它，不管遇到再大的风浪，小船都不会被浪涛打翻。

此外，在这之后不久，王阳明吟下了祈祷世人觉醒的“撞晓钟”。下边这首《睡起偶成》（《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就犹如振聋发聩的天籁之声。

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

不知日已过亭午，起向高楼撞晓钟。

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

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

另外，王阳明又吟下《月夜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下边的第二首，就是王阳明以宏伟的气魄向世人提倡自己的良知心学的警世之句。

举世困酣睡，而谁偶独醒？

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惊。

反谓醒者狂，群起环门争。

洙泗辍金铎，濂洛传微声。

谁鸣荼毒鼓，闻者皆昏冥。

嗟尔欲奚为？奔走皆营营？

何当闻此鼓，开尔天聪明！

王艮入门

回到南昌时，王艮(9)第一次拜访了王阳明。

当时，王艮身穿古服，手执木简，以自作的两首诗为贽（学费），前来会见王阳明。王阳明认为此人甚为特异，于是降阶而迎。王艮走进屋里，便立刻坦然地在上座上坐了下来。

王阳明：何冠？

王艮：有虞氏冠。

王阳明：何服？

王艮：老莱子服。

王阳明：学老莱子乎？

王艮：然。

王阳明笑道：将止学服其服，未学上堂诈跌掩面啼哭也？

听闻此言，王艮一惊，渐渐站起身，侍坐王阳明。而当听到王阳明的致知“格物”论后，王艮方才领悟，说道：“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先生之学，精深极微，得之心者也。”

随后，王艮换下古服，执弟子礼。王阳明将其原名的“银”字改为“艮”，赐字汝止。此名，出自《周易》里象征“山”的艮卦，上下并行的“艮为山”的彖辞“艮止也”，意思是“心当与动静同止时，止则无咎”。

后来，王阳明述怀道：“向者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

王阳明与音乐

在南昌时，王阳明还与舒芬（字国裳）就音乐进行过问答。

舒芬以昌明绝学为己任，通晓诸经，最为精通的是《周礼》。世宗即位时虽复官，却因大礼仪之争再次遭廷杖，归乡为母奔丧，四十四岁去世，谥文节。学者称其为“梓溪先生”。

虽然《传习录》下卷中也收录了王阳明有关音乐论的详细内容，但从他与舒国裳之间的问答中，也能大体察知其概况。《年谱二》记载：

进贤舒芬以翰林谪官市舶，自恃博学，见先生问律吕。

先生不答，且问元声。

对曰：“元声制度颇详，特未置密室经试耳。”

先生曰：“元声岂得之管灰黍石间哉？心得养则气自和，元气所由出也。《书》云‘诗言志’，志即是乐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声，俱本于歌。歌本于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极也。”

王阳明的心学，已考虑到了音乐的根源。在聆听过有关律吕、礼乐的教诲后，舒芬跃然向王阳明执弟子礼。

门人聚首

在当时的南昌，以陈九川为首，夏良胜、万潮、欧阳德、魏良弼(10)、李遂(11)、舒芬、裘衍等每日侍学于王阳明。

然而，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12)等固守旧学朱子学，对王阳明的学说抱怀疑态度。唐龙甚至劝诫王阳明，建议他停止讲学，慎重交友。

对此，王阳明回答说：“吾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学者未得启悟，故甘随俗习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为一身疑谤，拒不与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为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

也就是说，见得良知的王阳明，凡求圣贤之道者，需来者不拒，方能找出真正的有才之人。他引用了淘金的例子，拒绝听从唐龙的劝告。

因唐龙、邵锐等为政者对王阳明的学说抱有疑问，所以有部分门生心存畏惧，开始逃避王阳明的讲学。然而，同门的王臣(13)、魏良政(14)、魏良器(15)、钟文奎、吴子金等都泰然不为所动，潜心研学，因此兴起的门人中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聚集到了王阳明的门下。

(1) 临清地区：山东省北部的东昌府，由北京至南京的大运河沿岸。

(2) 祝续：字遥绪，南直隶省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经礼科给事中、左给谏至广西布政使。

(3) 博浪、荆轲：博浪为博浪沙，现在河南省原阳县东郊，西汉功臣张良派遣力士行刺秦始皇之地。荆轲为战国时燕国刺客，卫国人，奉燕国太子丹之命赴秦国行刺秦始皇，失败被杀。

(4) 徐淮：徐州和淮水一带。

(5) 上新河：南京正西的长江沿岸，现在的江苏省江阴市西北。

(6) 杜牧（803—852）：字牧之，号樊川，晚唐诗人，诗风刚健，与诗圣杜甫的“老杜”对应，被人称为“小杜”。

(7) 霍韬（1487—1540）：字渭先，初号兀崖，后改渭厓，谥文敏，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今佛山市南海区）。正德九年（1514）进士。归乡后于西樵山专心读书，于世宗朝复官，累官升任礼部尚书。

(8) 费宏（1468—1535）：字子充，号健斋，又号鹅湖，谥文宪，江西省广信府铅山县（今上饶市铅山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第一（状元），官拜翰林院修撰。正德年间累官升为户部尚书。世宗即位后，加封少保，参与辅政。杨廷和退隐后，就任首辅。

(9) 王艮（1483—1540）：字汝止，号心斋，南直隶省扬州府泰州县（今泰州市）人，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创始人。出身于制盐业的庶民，后成为王门现成派的巨匠，高呼“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的口号，尽力传播阳明学。

(10) 魏良弼（1492—1575）：字师说，一作师说，号水洲，江西省南昌府新建县（今南昌市新建区）人。受学于王阳明，与钱德洪、陈九川、邹守益等往复论学，联集讲会，阐扬王学。著有《水洲文集》。

(11) 李遂（1504—1566）：字邦良，号克斋，又号罗山，谥襄敏，江西省南昌府丰城县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经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博学多才，擅长用兵。

(12) 邵锐（1480—1534）：字思抑，号端峰，谥康僖，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官至太仆卿。

(13) 王臣（1486—1549）：字元卿，号复斋，南直隶省扬州府兴化县（今泰州兴化市）人。正德十四年（1519）举人，历任四川省成都府绵阳等县的知县。

(14) 魏良政：字师伊，魏良弼之弟。嘉靖四年（1525）解元，著有《时斋集》。

(15) 魏良器：字师颜，号药湖，魏良政之弟，后为白鹿洞书院山长，生徒多达数百人。

第十八章

倡导“良知”说

“致良知”诞生始末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于江西南昌首次向世人揭示“致良知”说。王阳明说，自从自己经历了宸濠之乱和张忠、许泰之变后，益发相信，良知足以真正忘却患难，超越生死。于是，他在给弟子的信——《与杨仕鸣（一）》（《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提到，能够体会到良知的真意，就会明白《中庸》中所讲的君子之道，即“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他在给高足邹谦之的信中又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在王阳明看来，只要依靠良知，无论遇到何种风浪，都可以抵达自在无碍之境。

雪堂行和尚在阐释禅门悟境时，曾用“水上葫芦”做比喻，刘念台用其明示了禅与儒教中的自在无碍的差异：禅讲的是无目的，而儒教中讲的是有目的。（《刘子全书遗编·学言》）这一点比作无舵之舟和有舵之舟，差异一目了然。因为，无舵之舟不逆风浪而行，而是随风顺水，故可得自在无碍，而舟若有舵，则可乘风破浪，到达想去的彼岸，亦可谓自在。刘念台的“诚意”说，可以说揭示了阳明学的奥义，明示了儒教中的自在无碍之境地。（详情请参照拙著中对《刘念台文集》解说的章节）

根据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宋儒所谓穷理本可谓极其简易，皆因宋儒从知解上求之，故而头绪纷繁，苦于艰难。

一日，见王阳明喟然叹息，侍坐一旁的弟子陈九川问其原因，王阳明说：“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

陈九川答曰：“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

王阳明说：“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骨血也。”中国自古就有传说，将活人的血滴到死者的骨头上，如果有血缘关系，就会渗入骨中，当场可验明。王阳明就是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良知二字正是滴到骨头上的那滴血。

王阳明用滴骨之血这个传说，阐明了良知的能力，即当场可辨善恶的先天知觉。他又将良知可以消除自私自利之念的力量比作在大熔炉中放入雪，瞬间即化。

王阳明正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开始把良知作为千百年来圣人代代相传的圣门正法眼藏来信奉的。因此，如果不了解这一历程，而轻易实行“良知”说，反倒会产生弊端。我们看一下后来的王门现成派的追随者就自然明了了，世间高倡阳明心学的人，往往会陷入这种弊端。

因此王阳明训诫道：“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

王阳明自从在南京讲学以来，知道门人有静坐求道、搞教条主义的弊端，却只令他们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本，讲求务实，并未说明天理为何。因为天理应当亲身体会，不可言传。因此即便有人询问，王阳明也不作答，令自求之。

这时王阳明却对友人说：“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

旁边有人热情询问，于是他说：“连这些子亦无放处。”（《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

也就是说，王阳明在经历了宸濠之乱以及张忠、许泰之变后，才明确把“这些子”作为良知，开始高倡“良知”说。

首肯陆学

尽管陆九渊是得孔孟正传的学者，陆学却因朱子学成为官学而受到压制，文庙尚缺配享之典，子孙未沾褒崇之泽。王阳明得知此事，深感遗憾。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王阳明给陆九渊的故乡、江西省抚州府金溪县官吏发去公文《褒崇陆氏子孙》（《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要求仿各处圣贤子孙之惯例，免除陆氏嫡派子孙之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学道送学肄业。

如前所述，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于龙场大悟之后，贵州省提学副使席元山曾就朱陆异同向他发问，当时王阳明并未作答，只是讲了自己所领悟的道理。一方面他是不想因为谈论异同问题而给朱子学者带来不必要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认为圣人之道必须通过自己亲身体会才能领悟。

正德十六年，席元山写了为陆学辩护的《鸣冤录》赠予王阳明。王阳明读后回信说：“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说，虽亦未免沿袭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断非余子所及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也就是说，王阳明在对孟子之后唯一提出心即理的学者陆九渊予以褒扬的同时，又对其拘泥于传统学说的致知“格物”说表达了不满，并希望席元山能够洞察这一点，使学问更加精进。

同年，抚州知府李茂元刊行了《陆象山文集》，并委托王阳明为此书作序，于是王阳明写下了《象山文集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在序的开头，王阳明宣扬“圣人之学，心学也”，强调心学为正统学问。

元代以后，思想界虽有过朱陆异同的争论，但到了明代，朱子学作为官学而备受重视，世间学者大都秉持朱子学的理念，象山学几乎被遗忘。如前所述，王阳明于龙场大悟后以心学为宗旨，所以自然是站在颂扬象山心学立场上的。但当时是朱子学独尊的时代，因此王阳明虽倾向于陆学，但有所顾忌。而且王阳明在提倡与朱子学不同的看法时，也遭到了世间朱子学者的非议。于是，王阳明又写了《朱子晚年定论》，苦苦地为己说与朱子晚年之说的相同性做辩护，这其中难免有所谓的曲学阿世之论。

然而，自从主张“良知”说后，王阳明就开始一反常态地赞扬起受到压抑的陆学，而开始批判朱子学。他在上述《象山文集序》中写道：孟子没而圣人心学绝，至宋周、程二子，始复追寻孔、颜之宗……自是而后，有象山陆氏，虽其纯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而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传。孟子曰：“仁，人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而世之议者，以其尝与晦翁之有同异，而遂诋以为禅……今禅之说与陆氏之说，其书具存，学者苟取而观之，其是非同异，当有不待于辩说者。而顾一倡群和，剿说雷同，如矮人之观场，莫知悲笑之所自，而要“其学之必求诸心，则一而已”。

如此指责并痛斥朱子学亚流之弊端，可以说是划时代的。

白鹿洞讲会

王阳明虽然一直向门人宣讲自己的学说，却鲜有机会于静处亲授。武宗的车驾北还之后，南昌周边稍微恢复了平稳，再加上王阳明开始把良知作为千古圣贤的正法眼藏，于是他聚集门人，首次大力宣扬“良知”说，地点选在因朱子讲学而闻名的白鹿洞书院。

当然，王阳明很早就有意回到故里向门人讲学，正好当时任江西省南昌府知府的吴嘉聪(1)正欲编撰《府志》。当时王阳明的高徒蔡宗兖为该省南康府教授，负责主持白鹿洞书院的事务，就将编写府志的机构设在书院内，召集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共同编辑，这样一来也可以节省费用。

同时，王阳明写信[《与邹谦之（一）》，《王文成公全书》卷五]给高徒邹谦之，邀他来白鹿洞书院共同讲学。信中写道：“别后德闻日至，虽不相面，嘉慰殊深。近来此意见得益亲切，国裳亦已笃信，得谦之更一来，愈当沛然矣。适吴守欲以府志奉渎，同事者于中、国裳、汝信、惟浚，遂令开馆于白鹿。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区区归遁有日，圣天子新政英明，如谦之亦宜束装北上，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

王阳明写信给邹谦之，催他来白鹿洞书院参加讲会。我们从这件事上就可以察觉到王阳明对邹谦之的殷切期望。如前所述，邹谦之后来成为王门修证派（正统派）的巨匠之一。

同一时期，讲友湛甘泉、霍韬和方叔贤都辞官归隐，开始讲会。王阳明得知此事，说：“英贤之生，何幸同时共地，又可虚度光阴，失此机会耶？”于是决定将同门召集到白鹿洞举办讲会。

此时霍韬经过南昌，与王阳明讨论《大学》，坚持朱子学的旧见解。

王阳明说：“若传习书史，考正古今，以广吾见闻则可；若欲以是求得入圣门路，譬之采摘枝叶，以缀本根，而欲通其血脉，盖亦难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

也就是说，王阳明断定朱子学忘记了内部的根本血脉与外界是相通的，只是通过外部的枝叶来追求根本血脉，因此其学说已经本末倒置。在此，王阳明简易明快地讲述了朱、王二学的区别。他认为，朱子学可以用来通晓古今，增长见闻，如果把其作为圣学的通道，就会失去以血脉贯通为根本的圣学通道。

王阳明、湛甘泉学说的异同

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讲友湛甘泉将自己的作品《学庸测》，方叔贤将自己的作品《〈大学〉原》和《洪范》寄给了王阳明。

如前所述，王阳明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在京师邂逅湛甘泉，二人共同致力于复兴以体认为本的圣学，高倡体认学，努力纠正朱子学追随者的弊端，故而成为至交盟友。湛甘泉虽然长王阳明六岁，在王阳明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仍然坚持致力于圣学的复兴。王、湛两派各自拥有数千名弟子，两人在倡导自己学说的同时，也互相往来讲学，然而因为时事关系，王派学说日渐兴盛。（详情请参照拙著《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王阳明在向世人高倡致良知的学说之后，王、湛两派虽然同以体认学为宗旨，但也产生了分歧。也就是说，王阳明倡导致良知，而晚年的湛甘泉发展了程明道的“体认天理”学说，在其基础上加上“随处”二字，倡导“随处体认天理”的学说。

在体认的诀窍方面，王、湛两派都重视孟子的心性存养，宣扬孟子学说的要点，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出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然而湛甘泉认为，必须做到“勿忘”“勿助”，才能达到“必有事焉”，而王阳明认为，只要遵从“必有事焉”，自然就能做到“勿忘”“勿助”。

另外，王、湛两派虽然同以体认学为宗旨，相比之下，湛甘泉的体认学较为间接，而王阳明的体认学更为直接。阳明学以血脉的直达、本体生命的精神饱满为要旨，而甘泉学则血脉不够畅通，连贯略显不够紧密。

这一点也体现在两人对《大学》的解释上。因此，王阳明收到《学庸测》后为表谢意，写了《答甘泉》（《王文成公全书》卷五），其中虽然表示“和自己的想法大同小异”，却也指出湛甘泉的论调略显冗繁，表示“恐怕不能改变自己的致良知说”：

“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不诳语，鄙说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发端处，却似有毫厘未协，然亦终当殊途同归也。修齐治平，总是格物，但欲如此节节分疏，亦觉说话太多。且语意务为简古，比之本文（《大学》《中庸》的原文）反更深晦，读者愈难寻求，此中不无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浅易其词，略指路径，使人自思得之，更觉意味深长也。

同时，王阳明在《答方叔贤（一）》中指出，方叔贤寄来的《〈大学〉原》太过拘泥于句意：

道一而已，论其大本大原，则“六经”“四书”无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范》之于《大学》而已。此意亦仆平日于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生命力）也，其花实之疏密，枝叶之高下，亦欲尽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论学，固惟是之从，非以必同为贵。至于入门下手处，则有不容于不辩者，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矣。

在此，王阳明和往常一样，论述了为学的入门阶段的重要性，如果学问涉及面太广，则会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这也可以说是王阳明的“根本枝叶”论。他认为：朱子学博学多识，但过于重视知见，这就像剪掉枝叶将其连接到根上一样，根的生命很难达到枝叶上。湛甘泉的学说是向枝叶求血脉以达到根本，缺乏血脉流通的连贯性。这是由于不知道枝叶的血脉源于根本。

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活跃主根的血脉，使其达到各个枝叶，让枝叶各自发挥作用。用他的话说，这叫内外一致、动静一体的功夫。这种培养根本的学说，并非以静根为宗旨来区分动静。

之后，王阳明来到赣，伦以训(2)曾前来问学。伦以训让弟弟伦以谅给王阳明寄信，询问：“学无静根，感物易动，处事多悔，如何？”因此，王阳明在正德十六年五月，给伦以训写信《答伦彦式》（《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信中写道：

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学而别求静根，故感物而惧其易动；感物而惧其易动，是故处事而多悔也。心，无动静者也。其静也者，以言其体也；其动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学，无间于动静。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其动也，常定而未尝有也，故常寂；常应常寂，动静皆有事焉，是之谓集义（《孟子·公孙丑章句上》）。集义故能无祇悔，所谓动亦定，静亦定（《定性书》）者也。心一而已。静，其体也，而复求静根焉，是挠其体也；动，其用也，而惧其易动焉，是废其用也。故求静之心即动也，恶动之心非静也，是之谓动亦动，静亦动，将迎起伏，相寻于无穷矣。故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

由此可以多少了解到王阳明的“动静”论。

总之，心是统一的，无论其动静与否，循天理即为静，循人欲则称之为欲动。王阳明谈论动静是建立在“天理人欲”论的基础上的，这一点与宋儒相同，然而王阳明并不认为静处的功夫是好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主张事上磨炼，倡导致良知。

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驾崩，世宗即位。六月十六日，世宗遣特使前来下旨，因王阳明扫荡叛贼使地方上得以安宁，立了大功，朝廷新政之际，命其速来京师。朝廷的意图在于，将王阳明召回朝廷，褒奖其功绩，并命其辅佐新政。于是，王阳明六月二十日从南昌出发，奔赴京师。然而七月行至浙江省钱塘时，遭朝廷辅臣阻拦，不能继续上京。朝廷任命他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表面上，辅臣阻止王阳明上京的理由是，因武宗国葬，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据说当时阻拦王阳明上京的辅臣是身居要职的大学士杨廷和。

据东正堂考证（《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五《年谱二》），当时很多人怀疑阻拦王阳明上京是杨廷和的意思，湛甘泉甚至当面质问他：“有人怀疑此次于中途将王阳明派往南京一事，乃贵公所为，何如？”这是因为兵部尚书王琼一直提拔庇护王阳明，而杨廷和与王琼素来不和，又嫉妒王阳明平定叛乱的功绩。本来，杨廷和就曾协助朱宸濠，意图实现其叛乱阴谋。不过，东正堂又说：“当时满朝大臣多少都有些嫉妒之心，不应该只怀疑杨廷和。”（《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五《年谱二》）

因此，王阳明于钱塘上《乞便道归省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三），请求去南京赴任途中回乡探望老父。在此之前，他分别于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和八月、十五年（1520）三月和八月四次上疏奏请归省，却未得恩准，这次终于有了批复，得以回到故乡余姚。

用“良知”解释生死

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王阳明在《与陆元静（一）》（《王文成公全书》卷五）这封信中谈论了养生。他的高徒陆元静原本气弱多病，因此向往神仙养生学说。王阳明也曾倾心于此，所以告诫陆元静不可徒为神仙养生学说劳力费神。

大抵养德养身，只是一事，元静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中庸》），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如老子、彭篯之徒，乃其禀赋有若此者，非可以学而至。后世如白玉蟾、丘长春之属，皆是彼学中所称述以为祖师者，其得寿皆不过五六十，则所谓长生之说，当必有所指矣。元静气弱多病，但遗弃声明，清心寡欲，一意圣贤，如前所谓“真我”之说。不宜轻信异道，徒自惑乱聪明，弊精劳神，废靡岁月。

关于信中提到的“神”“气”“精”，王阳明在嘉靖三年（1524）《答陆元静书》（《传习录》中卷）用“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告诫陆元静，仙家所讲的“神”“气”“精”与良知是一回事。

王阳明还提倡过真吾说。在《从吾道人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中有如下记载：

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恶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笃敬焉”（《论语·卫灵公》），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笃敬焉，斯恶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恶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从私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恶之矣，将心劳日拙而忧苦终身，是之谓“物之役”。从真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将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入而不自得；斯之谓能从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尝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从吾之始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从吾而化矣。

也就是说，王阳明讲的“真吾”，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良知。因此，实现自我，无非就是去私吾之好，从我良知之好。

然而，陆元静所讲的“真我”指的是，隐于世外，于静处生活以求养生，这样便是重视真我。因此，王阳明写信告诫他，不要信奉佛教、老庄思想而喜好静坐。

据此可知，王阳明认为修行良知学说，便可自然达到道教的神仙养生的境界。他认为佛教的生死解脱也是同样道理。他说生死如同昼夜，知昼夜，即知死生。（《传习录》上卷）

但是王阳明又说，克服生死之念并非易事。有门人请教“夭寿不贰”（《孟子·尽心章句上》）。他回答说：“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传习录》下卷）

总之，尽管很难，只要克服生死之念，学问便可达“尽性至命”（《孟子·尽心章句上》）之境界。王阳明认为，最终致良知才能去生死之念，像佛教讲的那样从生死中解脱出来。这可以说是他作为儒学家的生死观。

王阳明认为遵循自己的良知学说的话，既可以从佛教讲的生死之念中解脱出来，又可以做到道教讲的神仙养生。这可以说是以“良知”说为主体的融摄三教学说吧。而且王阳明批判说，佛教并不能真正使人从生死之念中解脱出来，而道教也不能使人真正达到神仙养生的境界。

王阳明通过回答门人的提问，阐述了应以良知来看待世界万物的绝对虚无，不可有一丝一毫的私念。道教与佛教虽然也讲虚无，但是它们的目的在于祈求长生不老，脱离现世的苦海，因此难免存有私念，这种虚无并非真正的虚无。（《传习录》下卷）

王阳明批判道：佛教否定父子、君臣、夫妇等人伦关系的存在，认为它们是烦琐的，劝说人们不必执迷于此。然而，这些人伦关系是确实存在的。佛教否定这些人伦关系的存在，倡导虚无，是因为想从这些关系中逃离出来，反倒陷入了佛教所讲的“着相”。而儒教承认人伦关系的存在，追求本应有的道德，但这样反倒是“无相”。（《传习录》下卷）

佛教和儒教都宣扬养心的心法，但是王阳明认为，儒教的养心并不脱离人伦事物，而佛教舍弃人伦事物，轻视经世致用，采取不与世间打交道的态度，结果不能够治天下。佛教弃绝人伦事物，那是因为佛教把心看作幻相，以养无心为宗旨，关于这一点，王阳明予以了批判。（《传习录》下卷）关于佛教舍弃人伦事物这一点，宋代以来的儒学家都进行了批判，归根结底是因为佛教把心看作幻相，不将心用在人伦事物及经世致用上。

王阳明批判佛教是自私自利的，这一点宋儒也曾批判过，王阳明则是从心学的立场展开论述。嘉靖三年，王阳明在写给陆元静的信（《答陆元静书（又）》，出自《传习录》中卷）中对佛教展开了批判。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孟子说“夜气”，亦只是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

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却是得兔后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将复失之矣。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谓矣。

也就是说，宋儒提倡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彻上彻下之道，因此他们会批判佛教与老庄沉沦于本体，忘却了作用，追求上一段，舍弃下一段。而王阳明在此基础上从“良知”说的角度加以批判。他认为一念良知贯穿上下，无始无终，前念不灭，后念不生，是生生不灭的。

衣锦还乡，谢辞封爵

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王阳明来到越地，九月回到余姚，与父亲海日翁也就是龙山公重逢，祭祖。然后拜访自己的出生地——瑞云楼，对着埋葬自己胎衣的地方潸然泪下。因为王阳明幼年丧母，他对自己不能奉养母亲感到悲伤；王阳明是由祖母抚养成人的，所以他为自己没能送老人家最后一程感到悲恸不已。

回家这段日子，王阳明每日与亲朋好友饮宴作乐、游山玩水，随处宣扬良知学。然而乡里的故老大多因为过去王阳明的行迹而对“良知”说持怀疑态度，只有钱德洪对阳明的话深信不疑，力排众议，携见面礼前来拜师。其时，约有八十名志同道合的人前来拜师。王阳明真可谓是衣锦还乡了。

与此同时，朝廷因王阳明平定了宸濠之乱，于十二月十九日封其为新建伯，并下旨任命其为南京兵部尚书兼光禄大夫、柱国，每年可享禄米千石，追封王家三代及其妻室，并赐诰券令其传给子孙后代。朝廷命行人（宣旨的官员）持白金与文绮慰劳王阳明，并赐给龙山公羊肉与美酒。

一行人到余姚时，恰逢龙山公大寿，亲朋好友齐聚一堂。王阳明举杯祝老父长寿。龙山公庄严地说：“宁濠之变，皆以汝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难平矣而卒平。谗构朋兴，祸机四发，前后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开日月，显忠遂良，穹官高爵，滥冒封赏，父子复相见于一堂，兹非其幸欤！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幸，又以为惧也。”

王阳明听后，跪倒在地说道：“大人之教，儿所日夜切心者也。”众人不禁感叹，虎父无犬子。而龙山公对王阳明的训诫，也让众人叹服。（《年谱二》）

嘉靖元年（1522）正月初十，王阳明上《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三），辞让新建伯这一爵位，却未被批准。王阳明辞退封爵的理由是什么呢？也许是遵奉了其父龙山公的训诫，这番训诫来自《周易》的智慧，而王阳明自己也非常喜爱这本书；另外也许是怕招来朝廷众臣的嫉妒吧。

关于这件事，东正堂大致做了如下评论（《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五《年谱三》）：王阳明提交了纪功，上面记载了平定宸濠之乱中部下的显赫功绩。朝中媢嫉王阳明的辅臣看到后，对此加以评论删改。王阳明才认识到，自己独自享受封爵从情理上是讲不通的。而且，虽然朝廷明言赐予岁俸一千石，官府却并未将诰券交给王阳明，也没有兑现岁俸。另有史书记载，纪功所记载的立功的部下中，只有原吉安知府伍文定真正得到升职，其余人等虽名义上升迁了，暗里却被贬，后来甚至被罢免。那些媢嫉者实在是祸世匪浅。据说朝中首辅杨廷和也是媢嫉者之一。

其他书上说，因为王阳明只求教于王琼，根本不问候其他阁老，阁老们也对此怀恨在心。编著《王阳明先生年谱二卷》的李卓吾也注意到这一点，认为这是王阳明的失误之处。但是，王阳明不可能完全不给阁老们写信，只是不像写给王琼的书信那样有十五封之多而已。王阳明全集中的《与当道书》（《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便是一个例证。毕竟两者之间有亲疏的差别。

关于上述情况，《年谱三》曾做了记述。在平定各地贼匪与宸濠之乱时，王阳明一直都是先与王琼相商。王琼给他提供方便，因此每次报捷时，王阳明都将首功归于兵部尚书王琼。宰辅杨廷和对此怀恨在心，为阻拦王阳明此次升迁，伙同他人将其提交给朝廷的纪功内容加以删改。在上疏中，王阳明说：“册中所载，可见之功耳。若夫帐下之士，或诈为兵檄，以挠其进止；或伪书反间，以离其腹心；或犯难走役，而填于沟壑；或以忠抱冤，而构死狱中（指前文提到的冀元亨）。有将士所不与知，部领所未尝历，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册中所能尽载。今于其可见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励效忠赴义之士耶！”乃上疏乞辞封爵。

《年谱三》中又接着引用上疏中的一段文字，王阳明如此痛批道：“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辞荣也，避祸焉尔已。”王阳明使用如此激烈的言辞，大概是因为此时他已经深信良知，无所畏惧了。

东正堂如此评论这封上疏（《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二《奏疏·公移二·江西书》）：王阳明用四条理由讲明了自己辞退封爵的意向，其实关键在于第二和第三条。奖励没有惠及有功的上司与部下，自己没理由独享功劳，虽然这也是事实，关键还在于披沥了自己的至诚之心。文中将杨廷和与王琼一并而论，可见王阳明并非只推举王琼，不推举内阁其他人，只是没有像之前给王琼写信那样，通过私人信函传达感恩之情。

嘉靖元年二月十二日，王阳明之父龙山公病情突然加重，生命垂危，朝廷派使者来到王家，此时龙山公虽是重病缠身，却仍吩咐王阳明等子弟以礼相迎。他说：“虽仓遽，乌可以废礼？”听说已经准备好，他才瞑目而逝，享年七十七岁。此次朝廷派使者前来，是因为王阳明平定了宸濠之乱，皇帝下旨追封其父龙山公、祖父竹轩公、曾祖父槐里先生三公为新建伯。

这道圣旨是正德十六年（1521）十二月十九日下的，为何晚了将近两个月才到呢？这是因为宰辅杨廷和等人嫉妒王阳明，阻碍朝廷对其进行论功行赏。

朝廷使者到来时，虽然龙山公已经去世，王阳明却不让家人哭泣，而是换上新的礼服、礼帽，腰中系绅（宽腰带），令家人准备葬礼用品。九月，王阳明将龙山公葬于石泉山。

老父病逝，王阳明悲伤、疲惫交加，病倒在床。因为不能与远道而来的朋友会面，王阳明在墙上挂了这样一幅“壁帖”（《王文成公全书》卷八）。

守仁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临者，皆不敢相见。或不得已而相见，亦不敢有所论说，各请归而求诸孔孟之训可矣。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烛之微也，不亦谬乎！有负远来之情，聊此以谢。荒迷不次。

七月十九日，吏部派人来通知说，这次请求辞退封爵未得到批准。于是，王阳明上疏《再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三）再次请求辞退，然而又未得到批准。

为何王阳明两次请求辞退封爵呢？是因为平定宸濠之乱后，王阳明上报了自己将士的军功，朝廷明里予以褒奖，实际却没有全部兑现。有的将士的功绩被删改，有的将士甚至受到处罚，有的将士被授予有名无实的职位，或被任命为闲职，或被诬为不忠加以贬谪。那些和自己患难与共的将士翘首期盼了将近三年，如果在此时不提出来，事情会越拖越久。如果自己不提供资料，讲述他们立功的事实，请求论功行赏，还有谁会这样做呢？他们全都忠心耿耿，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然而，如今只有自己享受封赏，其他人只能分一杯残羹冷炙。因此王阳明才提交上疏，再次辞退封爵。

在这次的上疏中，王阳明写道：宸濠之乱爆发时，自己尚未任江西巡抚一职，为了尽忠报国，便兴起一支义兵，郡县各官纷纷响应，以粉身碎骨的忠义之气平定了叛乱。他们的功绩不但没有得到褒奖，反遭朝中奸臣的谗言嫉妒，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不能独自享受恩典。原文如此激烈：

窃惟宸濠之变，实起仓卒，其气势张皇，积威凌劫，虽在数千里外，无不震骇失措，而况江西诸郡县近切剥床，触目皆贼兵，随处有贼党。当此之时，臣以逆旅孤身，举事其间，虽仰仗威灵以号召远近，然而未受巡抚之命，则各官非统属也；未奉讨贼之旨，其事乃义倡也。若使其时郡县各官果怀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为辞，则臣亦可如何哉？

然而闻臣之调，即感激奋励，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来，是非真有捐躯赴难之义，戮力报主之忠，孰肯甘粉齑之祸，从赤族之诛，蹈必死之地，以希万一难冀之功乎？然则凡在与臣共事者，皆有忠义之诚者也。……

夫考课之典，军旅之政，固并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将明旅之赏，而阴以考课之意行于其间，人但见其赏未施而罚已及，功不录而罪有加，不能创奸警恶，而徒以阻忠义之气，快谗嫉之心；譬之投杯醪于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饮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将不能辨之矣，而求饮者之醉，可得乎？

这篇上疏真正是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的大文章，然而并未得到批准。对此，东正堂大致做了如下评论：前一篇上疏中已然明确提出辞退封爵的理由，王阳明先生最为不满的是，其部将的功绩未得到恩典，这篇上疏重申此举万万不可。王阳明此次请辞封爵最终未得到批准，皆是因为世间的媢嫉者终归不值得共谈贤者之心。（《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三《奏疏·公移三·思田书》）

阻止元静辩护

据《年谱三》记载，王阳明再次上疏请求辞退封爵时，巡按江西监察御史程启宪(3)与户科给事毛玉(4)，在宰辅杨廷和的授意之下，提交上疏，弹劾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曾批评朱子，又建有平定宸濠之乱的大功，朝廷内外有不少人对他嫉妒不已。

当时王阳明的高徒陆元静任刑部主事，愤慨地提笔写下《辨忠谗以定国是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八《世德纪附录》），列举六条，为其师王阳明辩护，准备上奏。上疏中提到，当时抨击王阳明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六点：

一谓宸濠私书，有“王守仁亦好”一语；

二谓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见宸濠；

三谓守仁亦因贺宸濠生辰而来；

四谓守仁起兵，由于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

五谓守仁破城之时，纵兵焚掠，而杀人太多；

六谓宸濠本无能为，一知县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

陆元静针对这些非议，一一列举事实详细辩论，明示王阳明与部下诸将的军功，为老师辩护，被称为“六辩”。上疏末尾写道：“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谤，天理人心安在哉！”“天理人心安在哉”这句话在文中出现了四次，可知陆元静有多么激愤。

但是，王阳明听说此事后，写了一封信《与陆元静（二）》（《王文成公全书》卷五）给他，劝他不要上疏。王阳明在晚年告诫门人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传习录》下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书信中，王阳明首先对陆元静的辩护表示深深的谢意，然后写道，应该以谦虚为宗旨，自我反省，警诫卖弄辩解之词。现将王阳明的论点分条整理，明示其意，其后加入一些我个人的见解。

第一条：

某不孝不忠，延祸先人，酷罚未敷，致兹多口，亦其宜然。乃劳贤者触冒忌讳，为之辩雪，雅承道谊之爱，深切恳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

王阳明认为，受众人责难是对祖先的不孝，这也印证了他主张的心学就是源于一个“孝”字。他讲到不忠一词，大概是出于自责之念。因为平定宸濠之乱后，他上报了部下的军功，但是皇帝身边的佞臣擅自删改捏造，并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其门人冀元亨，而他却不能铲除奸佞。接着，他又表示，因为自己处置不当，要劳烦陆元静为自己上疏辩护，非常感谢。

第二条：

“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杰以讲学异同之故，议论方兴，吾侪可胜辩乎？惟当反求诸己，苟其言而是欤，吾斯尚有所未信欤，则当务求其是，不得辄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欤，吾斯既已自信欤，则当益致其践履之实，以务求于自慊，所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易·系词上传》）者也。然则今日之多口，孰非吾侪动心忍性（《孟子·告子章句下》），砥砺切磋之地乎！

上面所讲的“昔人之教”，源自隋朝王通的《中说·问易》。贾琼问：“何以息谤？”王通回答说：“无辩。”也就是“勿辩”。这个“无辩”可以说是辩解的极致。《周易》中的贲的极致便是白贲，也是同一道理。这也算是对世间有志之士的针砭之言吧，因为他们吹捧说阳明学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

在此，王阳明表示，与其急于辩解，不如反求他人是非之论，以谦虚的态度追求体认。另外，他使用的“自慊”一词，出自《大学》，表示自我满足的意思，也是阳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自慊”正是因为致良知而得到的自我满足。但是，这个词用在这里，也包含了自谦的意思，也就是说，遵循良知拥有自信的话，没必要特意向他人炫耀，反倒要谦虚。我们不可忽略王阳明所讲的“自慊”中有这样一层含义。

第三条：

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彼其为说，亦将自以为卫夫道也。况其说本自出于先儒之绪论，固各有所凭据，而吾侪之言骤异于昔，反若凿空杜撰者。乃不知圣人之学本来如是，而流传失真，先儒之论所以日益支离，则亦由后学沿习乖谬积渐所致。彼既先横不信之念，莫肯虚心讲究，加以吾侪议论之间或为胜心浮气所乘，未免过为矫激，则固宜其非笑而骇惑矣。此吾侪之责，未可专以罪彼为也。

王阳明虽然批判朱子学说，但是他讲到朱子学说时，并不明确指出朱子之名，只是提出“先儒之论”，而且绝不立门户之见。而明末的陈清澜的态度则大相径庭，他坚持朱子学说，在著作《学蔀通辩》中点明陆象山及王阳明的名字，并加以彻底批判。我们应当注意，王阳明这种谦虚的态度从未改变。

第四条：

吾侪今日之讲学，将求异其说于人邪？亦求同其学于人邪？将求以善而胜人邪？亦求“以善而养人”（《孟子·离娄章句下》）邪？知行合一之学，吾侪但口说耳，何尝知行合一邪！推寻所自，则如不肖者为罪尤重。盖在平时徒以口舌讲解，而未尝体诸其身，名浮于实，行不掩言，己未尝实致其知，而谓昔人致知之说未有尽。如贫子之说金，乃未免从人乞食。诸君病于相信相爱之过，好而不知其恶，遂乃共成今日纷纷之议，皆不肖之罪也。

王阳明对于自己讲学的深深自责着实打动人心。他在龙场大悟之后就提出知行合一，四十九岁开始倡导“致良知”说，在此却反省自己曾对先儒的“致知”说进行过批判一事，认为自己曾陷入口舌之弊，并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第五条：

虽然，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伯夷颂》）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尽，则亦安可遂以人言为尽非？伊川、晦庵之在当时，尚不免于诋毁斥逐，况在吾辈行有所未至，则夫人之诋毁斥逐，正其宜耳。凡今争辩学术之士，亦必有志于学者也，未可以其异己而遂有所疏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于积习，故于吾说卒未易解。就如诸君初闻鄙说时，其间宁无非笑诋毁之者？久而释然以悟，甚至反有激为过当之论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诋之力，不为异时相信之深者乎！

王阳明一方面针对世人的批判表示深刻的反省，同时认为那些批判自己学说的人也是有志于学问的人，坚信他们遵循良知后很快便会理解自己的学说。由此可见，王阳明虽然主张自己独创的新学说——“良知”说，但是对世人非常谦虚。

而且，在书信的末尾，王阳明引用了孟子的“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这两句话讲述的是良知，唯有致良知是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提出“良知”说一两年后，已经在论述“致”的重要性了。

此时，王阳明的讲友，担任光禄寺少卿的黄绾也上《明军功以励忠勤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八《世德纪附录》），为他辩护。

论科举

嘉靖二年（1523），社会上发生了一件与心学相关的事。当年的殿试由礼部负责出题，策问题中涉及心学，出题人暗中希望考生指责王阳明。王阳明的门人徐汝佩考试时读到这个题目，说了句“不能曲意逢迎”，于是不作答就退出考场。对于官方企图陷害王阳明的阴谋，他愤慨不已。其他门人听说此事后，对徐汝佩表示由衷的敬佩，说此事非常人所为，自北宋程颐的高徒尹彦明以来他还是第一个。

然而，王阳明从其他门人口中得知此事后黯然不乐。其原委可详见王阳明写于嘉靖二年（1523）的《书徐汝佩卷》（《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有位门人敬重徐汝佩，认为他的行为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这位门人本以为王阳明听了自己的评价会高兴，从而表扬徐汝佩，谁知王阳明却黯然不乐，于是门人询问原因。

王阳明说：“非是之谓也。”然后就默不作声了。

徐汝佩回到越地，这位门人问他：“向吾以子之事问于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乐，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为奚居？”

徐汝佩回答说：“始吾见发策者之阴诋吾夫子之学也，盖怫然而怒，愤然而不平。以为吾夫子之学，则若是其简易广大也；吾夫子之言，则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则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悯人心之陷溺，若己之堕于渊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诋詈而日惇惇焉，亦岂何求于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觉其为心，而相嫉媢诋毁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与之并立乎？已矣！吾将从夫子而长往于深山穷谷，耳不与之相闻，而目不与之相见，斯已矣。故遂浩然而归。归途无所事事，始复专心致志，沉潜于吾夫子致知之训，心平气和，而良知自发。然后黯然而不乐曰：‘嘻吁乎！吾过矣。’”

门人又问道：“然则子之为是也，果尚有所不可欤？”

徐汝佩回答道：“非是之谓也。吾之为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为是者，则有所不可也。吾语子。始吾未见夫子也，则闻夫子之学而亦尝非笑之矣，诋毁之矣。及见夫子，亲闻良知之诲，恍然而大悟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责。吾不及夫子之门，则几死矣。

“今虽知之甚深，而未能实诸己也，信之甚笃，而未能孚诸人也。则犹未免于身谤者也，而遽尔责人若是之峻。且彼盖未尝亲承吾夫子之训也，使得亲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诋毁者，异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责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笃信乎？何忘己之困而责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诋毁，而日谆谆然惟恐人之不入于善，而我则反之，其间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乐也，盖所以爱珊之至而忧珊之深也。虽然，夫子之心，则又广矣大矣，微矣几矣。不睹不闻之中，吾岂能尽以语子也？”

之后，徐汝佩拜见王阳明时，将这番话原原本本禀告给他。王阳明听后，只是颔首不言，沉默良久。而徐汝佩则躬身似已自省。翌日，徐汝佩持卷拜见王阳明，请求说：“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倾耳而听，若震惊百里；粗心浮气，一时俱丧矣。请遂书之。”于是王阳明写下此卷。由此可得知，徐汝佩指责世间嘲笑诋毁阳明学的人，而王阳明则以“不言之教”教化于他。

关于上述书卷，东正堂评论说（《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五《外集四·说·杂著》）：这一篇文章，王阳明先生特意为徐汝佩明示学问精妙的功夫，圣门仁恕的功夫也应当自己体会。

另外，关于“震惊百里”，东正堂认为取自《周易》中的震卦彖辞（震惊百里的震为雷。震惊百里是说雷的威力巨大，可以使远处的人吃惊，使近处的人恐惧），其也可以认为是来自佛教的“维摩一默，声如渊雷”。

然而，同是嘉靖元年的进士考试，同门王阳德、王臣（字元卿，号复斋）、魏良弼等，在回答关于心学的策问时，堂堂正正、毫不忌讳地阐述老师的心学，结果考中了，而钱德洪却落榜了。他深恨时世不明，回到故里，向王阳明讲述了自己的感受。

王阳明很高兴地接见他，说：“圣学从兹大明矣。”

钱德洪听后问：“时事如此，何见大明？”

王阳明回答说：“吾学恶得追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乡愿”自省

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侍于王阳明前，因言谤议日炽。先生曰：“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有言先生学日明，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有言天下从游者众，与其进不保其往，又以身谤。（《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王阳明回答道：“三言者诚皆有之，特吾自知诸君论未及耳。”“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论语·阳货》）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做得‘狂者’（《论语·子路》）。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薛侃认为先生自信良知以来，已得圣人真髓。

总之，王阳明在倡导良知说后，才免于《论语》中所讲的乡愿之念，从而达到狂者之心境。

在上述问答之后，门人就乡愿与狂者的区别提问，王阳明回答道：

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关于狂者，《论语·子路篇》有如下记载：“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也就是说，孔子说他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交往了，只能与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敢于为善，狷者绝不会为恶。

王阳明倡导“良知”说以后，有时以狂者自居。他说，这也是招来世间指责的一个原因。从上述引用中可以察觉到，王阳明心中有些自省。可以说这里面包含了王阳明精神的真髓。因为薛侃察觉到这一点，所以才对王阳明说“得圣人真髓”这样的话。王阳明的这种自省态度，也可以从他写的《与陆元静（二）》（《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得知。

曰：“乡愿何以断其媚世？”

曰：“自其议狂狷而知之。狂狷不与俗谐，而谓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乡愿志也（《论语·阳货篇》及《孟子·尽心章句下》）。故其所为皆色取不疑，所以谓之‘似’（“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下》）。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于时者，不过得乡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洁，或未免致疑于妻子也。虽欲纯乎乡愿，亦未易得，而况圣人之道乎？”

曰：“狂狷为孔子所思，然至于传道，终不及琴张辈而传曾子，岂曾子亦狷者之流乎？”

曰：“不然，琴张辈狂者之禀也，虽有所得，终止于狂。曾子中行之禀也，故能悟入圣人之道。”

有意思的是，在上述问答中，王阳明认为曾子是孔子所讲的中行之士，故而可以悟圣人之道。阳明学重行，朱子学重知，如果将二人比作孔子门生，则朱子像子贡，王阳明像曾子。当然，朱、王二人都高度评价过曾子，认为他领悟了孔子所讲的一贯之道。如果硬要对比二人，也可以用上述比拟吧。

嘉靖二年（1523），王阳明在写给黄宗贤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写道：“近与尚谦、子华、诚莆讲《孟子》‘乡愿狂狷’一章，颇觉有所省发……”他回顾在南京的日子，发现自己当时的言论未免有乡愿之念。

综其一生来看，王阳明能够安心讲学的时期，只有从贬谪地龙场出来后的南京时期和还乡后的越地时期。具体如下。

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王阳明任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时，上京觐见；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官拜南京太仆寺少卿。这段时间是王阳明的在京时期。

正德九年（1514）四月，任南京鸿胪寺卿；正德十一年（1516）作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被任命为南赣汀漳的巡抚。这段时间就是南京时期。

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王阳明得到朝廷恩准回到故乡越地；嘉靖六年（1527）五月，受命征讨广西省思恩、田州叛乱，并于九月离开故乡。这段时间便是越地时期。

王阳明在南京时期，提倡和朱子学不同的“去欲存理”“省察克治”及有名的“事上磨炼”等学说，但是当时遭到朱子学者的指责。为避开朱子学者的锋芒，王阳明写下了《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开始提倡“良知”说以后，他回顾当时的心境，承认自己有乡愿之念，有曲学阿世之心。

咏良知诗

可以说，王阳明是在大力倡导“良知”说之后才开始明确批判朱子学说的。我们可以通过他吟咏的良知诗窥见一斑。他在越地讲学期间，连续作了很多首吟咏良知的诗。据传朱子曾吟诵《性理吟》传于后世，诗文论及性理，但究竟是否为朱子所作尚存疑问。而王阳明的《良知吟》，可以称为思想诗，与《性理吟》有点儿类似。

在王阳明所作的关于良知的诗中，最具代表性的首先应当举出《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第一首：“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这首诗主要是讲述人人都和孔子一样拥有良知。第一句“个个人心有仲尼”，是说每个人都和孔子一样有一颗圣人之心。东正堂也曾讲过（《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诗四·续篇·赋诗》），这有点儿像禅宗宣讲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圣人之心乃圣人秘传，非良知莫属。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当直指之。同样，王阳明直指良知，教化人们成为圣人。

然而，他又告诫说，世人并未直指心中的良知，却陷入以知识求之于外的迷惘。因此，在第三句中，他明白地告诉大家，应直指心中的真髓，不要犯了以知识求之于外物的错误。他还告诉人们，应当相信我们和圣人一样，心中具备良知。

下面看第二首：“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这首诗是说，良知才是成为圣人的秘诀，圣学也如同佛教、道教那样有自己的口诀，那就是良知。第四句中援引道教进行说明。后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告诉我们道家炼丹成仙的秘诀。王阳明借此告诉我们，良知如同道家的参同契中的秘诀一样，是圣学中的要诀，不可被烦恼见闻迷惑，陷入求天理于心外的迷惘境地，徒令自己苦恼，而应当直指圣学的真髓。

第三首可以说是王阳明《良知吟》的代表作：“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这首诗告诉我们，良知就藏在心中，就像定盘针那样给我们指示方向。因此，良知正是宋儒所讲的天理，万事万物皆有定理，不可陷入外求的迷惘。很明显，第三句中“从前颠倒见”是指世间儒生奉为正宗的朱子学。

而且，在这首诗中，可以说是明示了王阳明所讲的“培根之学”的真髓，总而言之就是良知。相较于培根之学，朱子学应该被称为枝叶之学。王阳明述怀道，在领悟良知以前，求道于外部枝叶之学而不是内部根源，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也就是说，王阳明在提倡“良知”说之前，倡导心即理，认为诚意便可完成《大学》的功夫，主张事上磨炼，尚未脱离枝叶之学的领域，他自己也觉得有些遗憾。但是，在提倡“良知”说以后，王阳明在这首诗中向世人明示了朱王两家学说的区别。

最后看一下第四首：“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这首诗是说，良知即天理，而天理不可外求。第一句中的“无声无臭”是源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诗经·大雅·文王》），《中庸》中也曾引用，说无声无臭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天理的极致。

王阳明以《大学》中的“独知”来讲述良知，东正堂提到（《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诗四·续篇·赋诗》），《大学》《中庸》中提倡“慎独（君子必慎其独）”，朱子注解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就此，王阳明论述道：“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传习录》下卷）在上述诗中，王阳明将朱子说的“独知之地”改成了“独知时”，而且认为这就是本心，即良知。将“地”字改为“时”字，大概是跟诗韵有关，不值得讨论。

第二句中说，无声无臭是天地万物之基础，也可以说良知即宇宙的根本。因此，王阳明感叹道，我心即良知中藏有取之不尽的真理，世人却不知求其于心内，而是求之于外，这就像乞丐乞讨一样。

下面请看《示诸生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第一首如下：

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

但致良知成德业，漫从故纸费精神。

乾坤是易原非画，心性何形得有尘？

莫道先生学禅语，此言端的为君陈。

这首诗是说，人本来就具有天然无须雕饰的良知，不需要求之于人或书籍。若能发挥良知，便可成就德业。第一句中说的“天真”指良知。王阳明认为，要想成就德业，致良知便可，因为每个人都具备，所以不需要求之于人或者阅读古书。

第四句中的“漫从故纸费精神”，也许是指责朱子学注重读书穷理。以前陆王两派就因排斥读书穷理遭到指责。朱子以道问学为宗旨，而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学术宗旨，王阳明则认为读书劳神。其实陆王两派并不排斥读书，王阳明饱读诗书，知识渊博，关于这一点我们读过《王文成公全书》便可了解。只是王阳明指出，不应将读书放在首位。

在诗的后半部分，第五句中，王阳明首先说天地运行、阴阳变化之道并非通过八卦显示，而是皆在我心。杨慈湖也曾提出类似说法，他是主张心学的陆九渊的高徒，曾提出易是“己易（易者，己也）”（《慈湖遗书》卷七）。

接下来，王阳明讲道，心性并非有形，本来无形、不染尘垢的东西就是良知。神秀大师曾作偈，将佛性比作明镜，明镜易沾尘埃，应当时时拂拭，不可怠慢修行。而六祖慧能则作偈说，佛性本来就没有被尘垢蒙蔽，只要直指佛性就可以，没必要拂拭尘垢。王阳明暗中引用这一典故，直指良知的纯粹性和能动性，并表明虽然以一点禅语加以说明，但是我教（阳明心学）与禅并不相同，只是为了清楚说明良知才引用了禅语。自不必说，王阳明所讲的良知和禅所讲的佛性并非一回事。

第二首如下：

人人有路透长安，坦坦平平一直看。

尽道圣贤须有秘，翻嫌易简却求难。

只从孝弟为尧舜，莫把辞章学柳韩。

不信自家原具足，请君随事反身观。

这首诗并没有直接论述良知，只是告诉我们，人生道路是平平坦坦的，就是《周易》所讲的“易简”，因此不可求难于文辞。而且，遇事反观自身便知有良知，遵循良知可以轻易成就德业。修行圣人之道极为简易，举例来说，只要行孝悌，便可成为尧舜。这是引用了《孟子·告子章句下》里面的话。

第三首如下：

长安有路极分明，何事幽人旷不行？

遂使蓁茅成间塞，仅教麋鹿自纵横。

徒闻绝境劳悬想，指与迷途却浪惊。

冒险甘投蛇虺窟，颠崖堕壑竟亡生。

这首诗将求道比作去长安的行人，叙述了良知乃易简之道，人们却去冒险，最终导致身亡。这条道极为分明，人们却因见闻文辞把它当作险难之道，自讨苦吃。

有人就良知向王阳明提问，因此他作诗《答人问良知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加以说明。

首先看第一首：“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谁？”

在这首诗中，王阳明说，任何人先天都具有良知，此外再无他知。因此，良知不可求于人，应当自己体会。

第二首如下：“知得良知却是谁？自家痛痒自家知。若将痛痒从人问，痛痒何须更问为？”

这是说，良知是自身具有的，要体会良知，就如同自身的痛痒要自己体会。

王阳明回到故乡越地后，众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四方赶来，王阳明也在讲学中与他们互相切磋，见到了一定成效，也结识了一些学业得力之人。但是，他在给黄绾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说：“大抵近世学者，只是无有必为圣人之志。”又说：“闻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论议之际，必须谦虚简明为佳。若自处过任而词意重复，却恐无益有损。”

现代有些专家，标榜科学研究、客观研究，热衷于争论。这段话，对于他们也算是顶门一针吧。就像上述书信中写的那样，王阳明在高呼致良知之后，也不忘论述“立志”的重要性。

此时，王阳明对于“致良知”益发自信。他在《与尚谦书》（《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中主张说：“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伪，一齐觑破，毫发不容掩藏。”当时，薛尚谦曾向世宗进言，希望能早立太子，结果被问罪。于是他痛切反省自己过于轻傲。对此，王阳明在书信中称赞其修行有进步，反省很深刻，并教化道：“但知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由此可见，王阳明认为，知道是非便是良知，致此良知，远离是非则是格物。这与朱子格物致知的解释相反。以前，王阳明主张以正物为格物，此时则认为，格物便是致良知，即致知。不仅如此，他还主张，致知贯穿于《大学》中的“格致诚正”。因此，他将以前写的《大学古本序》最后一句中的“诚意尽焉”改为“致知尽焉”。这件事在书信中也有提及。

前面提到，王阳明是在四十九岁，于虔（江西省赣州）提出的“致良知”说，但是当时很少有门人能够理解透彻。因此，他在《与尚谦书》中写道：“二字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未彻。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发此意，然见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纸，幸更熟味。此乃千古圣学之秘，从前儒者多不善悟到，故其说入于支离外道而不觉也。”王阳明在这里讲的从前儒者指的正是朱子。

王阳明说自己在南京时期的讲学难免有曲学阿世即乡愿之念，也是情有可原的。从上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对“致良知”说产生自信的心路历程。

王阳明讲学

嘉靖二年（1523）春，邹谦之拜访了在越地讲学的王阳明，求教学问。

邹谦之逗留数日之后，王阳明和其他门人一起将他送到浮峰，留宿在延寿寺。当晚秉烛夜坐，先生慨怅不已，说：“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有一门人问：“先生何念谦之之深也？”王阳明回答说：“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若谦之者，良近之矣。”（《传习录》下卷）可见在王阳明心中，邹谦之是最接近曾子嘉许的人。

曾子嘉许的人可见于《论语·泰伯篇》，曾子回想起亡故的友人（据说是孔子高足颜回），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王阳明曾经痛斥傲慢的坏处，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传习录》下卷）他认为颜回那样谦虚的人是最理想的，于是把自己的高徒邹谦之比作颜回。

此时，王阳明在写给邹谦之的诗《次谦之韵》（《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中，批评了宋儒求理于心外的错误，叙述了体认良知的必要性。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话更分明。

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辩浊清。

久奈世儒横臆说，竞搜物理外人情。

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

第三句“须从根本求生死”，大概是批判佛老思想吧。这里的“根本”指的就是良知。王阳明认为，佛老的生死说是求于心外，良知才是根本，以良知为本便可超脱生死，自然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王阳明晚年时提出，遵循“良知”说便可达到佛教的超脱生死、道教的养生，甚至论述了以“良知”说为中心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讲述这一点。

第四句“莫向支流辩浊清”，是批判求理于心外的宋儒“格物”说，王阳明感叹朱子“格物”说成为世间儒者的通论已久，因此在第五句中吟道“久奈世儒横臆说”。他认为，世间儒者求物理于心外，忘记求之于人情，而良知学非常简易直截，因此在诗的最后吟道：“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

嘉靖二年十一月，都御史林见素致仕，打算渡钱塘江来拜访王阳明。他比王阳明年长二十岁，曾多次给予王阳明庇护。王阳明考虑到对前辈的礼节，于是前往萧山（杭州南）迎接见素公，后夜宿浮峰延寿寺，几个人聚在一起共论时事。当时王阳明的门人也跟随在侧，张元冲在船上就佛老提问道（《年谱三》）：“二氏与圣人之学所差毫厘，谓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但二氏于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

对此，王阳明如此回答：

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孟子·尽心章句上》），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王阳明晚年对佛老的这番评论，可以说是以儒教为本的三教合一学说。然而佛老二氏并不认同三教合一，而是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排斥他人。儒家学者也从这种立场出发，认为应当求教于佛老，兼容并蓄，遭到王阳明的批评。

不过，这里说的三教合一，必须以儒教为中心，三教的本体和作用并非都是相同的，也不是本体相同而作用不同。总而言之，儒教本来就是包含其他二教的，非常完善。修行儒教自然就包含了其他二教的功用。换句话说，修行儒教也可以达到佛老的目标。然而佛老二氏的教谕中不包含其他。因此王阳明说，前者是大道，后者是小道，儒教之道是完善的。

王阳明认为，圣人性命之学是完善的大道，也可以做到佛教的解脱和道教的长生。相反，佛老则是偏于一边的小道，儒学家没有必要特意兼取二氏。这可以说是所谓的三教合一学说。但是，并不是说三者之道都是从性命为体、作用不同这一角度来讲，而是以儒教为主体的三教合一学说。王阳明对佛老二氏依然持批判态度，所以认为儒者不应该兼取二氏之学。

我们再多了解一些王阳明倡导“致良知”说以后对佛老的批判吧。王阳明认为，佛教以“无（空）”为宗旨，却有要脱离生死苦海的私念，因此没有做到真正的无；道教以“虚”为宗旨，却有祈祷长生不老的私念，因此没有做到真正的虚。而圣人无任何私念，因此做到了真正的虚无。他觉得遵循良知可以把万事万物看作绝对虚无，不会有一丝私念，于是从这一立场上对佛老二氏加以批判。（《传习录》下卷）

王阳明又批判说，佛教主张无执着，即不可着相，这反倒是陷入了着相的状态。也就是说，儒教承认君臣、父子、夫妻都是实际存在的关系，因而能够坦诚对待。而佛教认为这些关系都是烦琐的，想要逃避，结果是着相于此。儒教以仁来处理父子关系，以义来处理君臣关系，以别来处理夫妻关系，所以没有着相。总之，佛教否定诸般事物的存在，想要逃避，虽主张无执着却陷入了执着。（《传习录》下卷）

门人黄直（字以方）又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

王阳明回答说：“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传习录》下卷）

总之，儒教是动静一体的，而佛教是沉沦于静。概括地说，二者都主张动静一体，但儒教以动为本，佛教以静为本，这样说来二者的区别不够分明。如果以王阳明所讲的有无天理来区分，则会更清楚。

前文提到，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王阳明得到朝廷恩准，回到故乡越地，收钱德洪等八十多名弟子，对他们讲学。到了嘉靖二年（1523），门下弟子日益增多，讲学呈现出空前的繁盛景象。钱德洪曾在《传习续录》二卷的跋文中描述了当时的盛况：

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以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王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徒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

读到这里，我们便可深切感受到王阳明讲学的魅力以及对门人的感化力。

嘉靖三年（1524），时任浙江省绍兴府知府的南大吉成为王阳明的门生。南大吉性格豪放阔达，不拘小节，他听了王阳明讲学，颇有感悟。当时，两人有过这样的谈话（《年谱三》）：

大吉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

先生曰：“何过？”

大吉历数其事。

先生曰：“吾言之矣。”

大吉曰：“何？”

先生曰：“吾不言，何以知之？”

大吉曰：“良知。”

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

大吉笑谢而去。

居数日，复自数过加密，且曰：“与其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不犯为佳也。”

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谢而去。

居数日，复自数过益密，且曰：“身过可勉，心过奈何？”

先生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

由此可见王阳明教化门人的妙法。王阳明通过明镜的比喻，告诉南大吉他已经自悟了良知，只要能够致良知，就能马上意识到过错并更改，并勉励他说这正是进入圣人之境的大好时机。

就像这样，王阳明对门人的教化都是根据他们的才德与环境选择合适的方法，门人自然不胜感激。

稽山书院位于绍兴府卧龙山西岗，荒废已久。此时，南大吉命其属下绍兴府山阴县知县吴瀛进行修复。吴瀛一边听王阳明讲述良知心学，一边修筑尊经阁。后王阳明受南大吉所托，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其内容暂且不表。据《年谱三》记载，来稽山书院听讲的人竟达三百余人，他们分别来自湖广省、广东省、南直隶省、江西省等地。书院几乎容纳不下。

绍兴稽山书院图

前面提到，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王阳明的高徒薛侃在陆元静的协助之下，于虔首刊《传习录》三卷，相当于现行的《传习录》上卷。六年后，即嘉靖三年（1524）十月，南大吉于越地编辑王阳明的论学书简，续刊《传习录》五卷，大致相当于现行的《传习录》中卷，估计曾在稽山书院讲学时使用过。

弄禅机教导门人

前面提到过，王阳明擅长智谋，少年时代用计谋惩戒了虐待自己的继母，中年弃佛教与老庄思想转尊儒教时，曾在西湖虎跑寺用禅机教化禅僧，使其信奉儒教。而他在教导门人时，也不忘用计谋弄禅机，感化门人。不得不说，王阳明确实是一个因材施教的好老师。下面列举一两个例子。

《传习录》下卷中记录了一段师徒对话，非常有趣。

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

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哉。”

又一日，董萝石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

先生曰：“何异？”

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盖汝止圭角未融，萝石恍见有悟，故问同答异，皆反其言而进之。

钱德洪与黄正之、张叔谦、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得做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教导人的时候不能一副圣人面孔，应该以普通人的姿态教人。这时，钱德洪与王阳明又有如下对话。

洪又言：“今日要见人品高下最易。”

先生曰：“何以见之？”

对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人。”

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

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终年为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惧。

一友问功夫不切。

先生曰：“学问功夫，我已曾一句道尽，如何今日转说转远，都不着根？”

对曰：“致良知盖闻教矣，然亦须讲明。”

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

曰：“正求讲明致之之功。”

先生曰：“此亦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尘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尘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尘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

少间，又一友请问功夫切要。

先生旁顾曰：“我尘尾安在？”一时在座者皆跃然。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在书信《寄邹谦之（三）》（《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写道：“近有乡大夫请某讲学者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某答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

王阳明想通过这段文字告诉门人，除却良知再也没有可以说的了。这可谓是王阳明思想的真髓。

王阳明与从吾道人

上节师徒问答中出现的王阳明门人，王汝中与王汝止后来成为良知现成派（左派）的巨匠，钱德洪则成为良知修证派（正统派）的巨匠，董萝石则脱离尘世，思慕佛教、老庄的无碍自在的境界。

王阳明为萝石的风度及诗作所打动，于嘉靖四年（1525）写下《从吾道人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记录了萝石的人生经历以及拜师时的情形。当时萝石已经六十八岁，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诗人，在故乡和志同道合的人结成诗社，整天沉溺于吟诗，甚至废寝忘食，受人讥笑也毫不在意，反倒说“此乃天下至乐也”。

嘉靖三年春，萝石来越地游玩，正好听说王阳明在山中与门人讲学，于是前去拜访。王阳明见他风度奇异，又听说他已经六十八岁高龄，因此以礼相迎，与他日夜交谈。萝石听了王阳明的话益发谦卑。离席后他对王阳明的门人说：

吾见世之儒者支离琐屑，修饰边幅，为偶人之状，其下者贪饕争夺于富贵利欲之场，而尝不屑其所为，以为世岂真有所谓圣贤之学乎，直假道于是以求济其私耳！故遂笃志于诗，而放浪于山水。今吾闻夫子良知之说，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后知吾向之所为，日夜弊精劳力者，其与世之营营利禄之徒，特清浊之分，而其间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于夫子之门，则几于虚此生矣。吾将北面夫子而终身焉，得无既老而有所不可乎？

王阳明从门人那里听到这段话，喟然说道：“有是哉？吾未或见此翁也！虽然，齿长于我矣。师友一也，苟吾言之见信，奚必北面而后为礼乎？”

萝石听说后，觉得可能是自己诚意不够，回到故乡待了两个月后又来到越地，手持绢布对王阳明的门人说：“此吾老妻之所织也。吾之诚积，若此缕矣。夫子其许我乎？”

王阳明听说后感动地说：

有是哉？吾未或见此翁也！今之后生晚进，苟知执笔为文辞，稍记习训诂，则已侈然自大，不复知有从师学问之事。见有或从师问学者，则哄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诗训后进，从之游者遍于江湖，盖居然先辈矣。一旦闻予言，而弃去其数十年之成业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礼焉，岂独今之时而未见，若人将古之记传所载，亦未多数也。夫君子之学，求以“变化其气质”（《张子全书》卷六《经学理窟》）焉尔。气质之难变者，以客气之为患，而不能以屈下于人，遂至自是自欺，饰非长敖，卒归于凶顽鄙倍。故凡世之为子而不能孝，为弟而不能敬，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于不能屈下，而客气之为患耳。苟惟理是从，而不难于屈下，则客气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与于此！则如萝石，固吾之师也，而吾岂足以师萝石乎？

萝石听了王阳明的话，说：“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请矣。”然后主动来到王阳明面前行拜师礼。王阳明也无法继续推辞，最终同意以师友身份来往。

王阳明与萝石同游禹穴，登炉峰，攀秦望（相传秦始皇曾到此），寻访兰亭遗址，徜徉于云门、若耶、鉴湖、剡曲等名胜。

在游玩的同时，萝石每天听王阳明讲学，体会颇多，欣然而乐，以至流连忘返。然而和他一起结成诗社的故乡亲友子弟中，有人嘲笑他，也有人作诗请他回来，说：“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萝石笑着回答说：“吾方幸逃于苦海，方知悯若之自苦也，顾以吾为苦耶？吾方扬鬐于渤澥，而振羽于云霄之上，安能复投网罟而入樊笼乎？去矣，吾将从吾之所好！”然后自号“从吾道人”。从这番话我们可以推断他自号“从吾道人”的意图。另外，他心里也藏有些许老庄的超脱思想。

王阳明曾指出，经典就是从吾之好。他听了萝石的话，得知萝石之好，感叹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没有人能像萝石那样，血气方刚，意气风发，宛如少年一般。世间之人正好相反，为利欲奔波，相互欺诈，以此为从吾之好，不知道什么是“真吾”。他就“真吾”解释如下：

夫吾之所谓真吾者，良知之谓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恶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笃敬焉”（《论语·卫灵公篇》），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笃敬焉，斯恶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恶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从私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恶之矣，将心劳日拙而忧苦终身，是之谓“物之役”（孟子语）。从真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将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入而不自得（《中庸》）；斯之谓能从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尝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篇》），是从吾之始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则从吾而化矣。萝石逾耳顺而始知从吾之学，毋自以为既晚也。充萝石之勇，其进于化也何有哉？

在上述文字中，王阳明阐述了“真吾”，即真正的自我就是良知，从“真吾”之好便可达圣人境界。

另外，他还讲道，从“真吾”之好可以自慊而得到心的安康，不仅可以随处自得，还能够治国平天下。从“真吾”之好会被天下人喜欢，相反会被天下人讨厌。

前面提到，王阳明在流放之地龙场大悟，在当地讲学时，曾为聚集来的青年学生讲述“立志”的要诀（《教条示龙场诸生》，出自《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其中讲道：“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而必为恶、为小人？”对照一下《立志》和《从吾道人记》里的话，便可知道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良知”说早在龙场时期便已萌芽。

下面参考一下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萝石的评价：“先生晚而始学，卒能闻道。其悟道器无两，费隐一致，从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终沉于空，此毫厘之异，未知先生辨之否耶？”（《浙中王门学案》卷四）从而可知萝石其人。

践行良知

嘉靖三年（1524）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一轮明月亮如白昼。王阳明于府邸碧霞池上天泉桥设宴赏月，召集门人百余名。酒至半酣，门人中有的放声高歌，有的掷箭于壶，有的击鼓泛舟，耽于游兴。王阳明退而作诗《月夜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两首诗都讲述了王阳明的心学，第一首如下：

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

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

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

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

前四句中，王阳明把良知比作中秋明月，就像风能够瞬间吹开云霭浊雾那样，良知有扫尽人欲的伟大力量。本书后面的《拔本塞源论》中，将良知比作太阳，太阳一出中天，便可扫尽云雾，也是同样的意思。

王阳明故居门前的碧霞池。遥想当年王阳明于碧霞池上天泉桥或设宴赏月，或论道讲学。多少阳明心学的精辟论述，包括王阳明晚年最后的教说《天泉证道记》，都在此地诞生。

接下来的两句是说，王阳明相信良知非常明晰，不为外物扰乱，良知是亘古不变的。王阳明深感良知的光明，可以拂去云雾般的人欲。他在最后两句诗中感叹道，自己身为老人，也要狂歌一番，如身在天籁环绕之中。

第二首如下：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这首诗也将良知比作中秋明月，感叹世间俊秀之才虽多却不知在何处，孟子仙去，圣学断绝已过千年，希望有志男儿早日醒悟，不要不知圣学空过一生。接下来又感叹，朱子未得圣学真传，只是传其形影，后汉刘玄陷入训诂之学而支离破裂，世间儒者却以此为宗。自己和那些儒者不同，更羡慕孔子的门人曾点，想成为孔子所说的狂者。

曾点是曾参之父，亦称曾晳。一天，孔子让曾点及另外三名弟子说一下自己的理想。其他三人都讲到要以道治理天下，成就大事。曾点一边弹琴一边听他们谈论。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篇》）

另外，孔子还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篇》）因此，王阳明的理想是宁愿成为曾点那样恣意狂放的狂者。

酒宴上门人做出狂者的样子，忘记了孔子教诲的真义，王阳明看到以后作诗旁敲侧击了一下。

第二天早晨，门人为前天晚上的狂态道歉。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篇》）王阳明引用这一典故教化道（《年谱三》）：

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

王阳明看到中秋的明月有时也会被云遮住，因此作诗《中秋》，以抒感怀。

去年中秋阴复晴，今年中秋阴复阴。

百年好景不多遇，况乃白发相侵寻！

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山河大地拥清辉，赏心何必中秋节！

王阳明就是这样大力提倡心学纲要，不断阐述良知是永远光明的。

敬畏与洒落

王阳明在书信《答舒国用》（《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论及敬畏与洒落的关联，这也是对其门人的训诫，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

舒国用的问题：“敬畏之增，不能不为洒落之累。”“敬畏为有心，如何可以无心？而出于自然，不疑其所行。”

王阳明大致做了如下回答：

夫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

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忿懥，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怍。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增，乃反为洒落之累”耶？惟夫不知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歧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抵牾，动多拂戾而流于欲速助长。

是国用之所谓“敬畏”者，乃《大学》之“恐惧忧患”，非《中庸》“戒慎恐惧”之谓矣。程子常言：“人言无心，只可言无私心，不可言无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心不可无也。有所恐惧，有所忧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尧舜之兢兢业业（《书经·皋陶谟》），文王之小心翼翼（《诗经·大雅·大明》），皆敬畏之谓也，皆出乎其心体之自然也。出乎心体，非有所为而为之者，自然之谓也。敬畏之功无间于动静，是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也。敬义立而天道达，则不疑其所行矣。

举业与圣学

此时王阳明曾论及圣学与举业，在此一并记述。

王阳明说过，修行圣学与举业绝不矛盾。他提出“良知”说以后，认为良知是千古圣贤的秘诀、圣学的正法眼藏，自然会觉得修行良知圣学与举业不矛盾。不过当时王阳明明确指出朱子学是外求之学，良知学是求心之学，二者相反，而科举考试依旧以朱子学为基础，因此会有人觉得举业与良知学有矛盾。就此有一段趣闻。（《年谱三》）

德洪携二弟德周、仲实读书城南。洪父心渔翁往视之。魏良政、魏良器辈与游禹穴诸胜，十日忘返。

家君问曰：“承诸君相携日久，得无妨课业乎？”

二子答曰：“吾举子业无时不习。”

家君曰：“固知心学可以触类而通，然朱说亦须理会否？”

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忧不得耶？”

家君疑未释，进问先生。

先生曰：“岂特无妨？乃大益耳。学圣贤者，譬之治家，其产业、宅第、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请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还以自享，终生用之无穷也。今之为举业者，譬之治家不务居积，专以假贷为功。欲请客，自厅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来，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客去，则尽以还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请客不至，则时过气衰，借贷亦不备；终生奔劳，作一窭人而已。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也。”

明年乙酉大比，稽山书院钱楩与魏良政并发解江、浙。家君闻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

(1) 吴嘉聪：字惟德，号雁山，湖广省长沙府湘阴县（今岳阳市湘阴县）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

(2) 伦以训（1497—1540）：字彦式，别号白山，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今佛山市南海区）人。正德十二年（1517）会试第一，殿试第二，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后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

(3) 程启宪：字以道，明代南直隶省苏州府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

(4) 毛玉（1464—1524）：字国珍，后改用成，号琢庵，云南省云南府昆明县（今昆明市）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给事中，后升任南京兵科给事中。

第十九章

阳明晚年

书院四大记

如前所述，南宋初年，自朱子复兴了荒废的白鹿洞书院以来，各地纷纷建立书院，至后世益发兴盛。朱子时期，有四大著名书院，这其中就包括白鹿洞书院。

书院学缘何如此勃兴呢？不言自明，这与宋代新儒学的勃兴关系密切。随着书院学的流行，新儒学也日渐兴盛，因此，以禅学为主流的时代终结，进入了以儒学为主流的时代。

到了宋代，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训诂记诵之学遭到批判，人们认为儒学应该是学习圣人之学，以修身治国为宗旨。也就是说，立志成为圣人才是儒学的根本特色。因此，书院学开始流行，院主都是专修儒学、以经世之学为宗旨的大儒，他们不再讲述过去学校教育中的训诂记诵之学。

然而到了元代，科举考试中开始采用朱子学，专门考查朱子学对经典的解释。到了明代，学术思想方面甚至产生了推崇朱子学、排斥其他学派的倾向。因此，宋学的百科全书《性理大全》出版后即成为科举考试的中心内容，学校教育中甚至出现了只重视朱子训诂记诵之学的风潮，丧失了圣学的原本精神。朱子学被形式化、固定化，在这样的时代，书院学本来的精神自然不复存在。

王阳明生于明代中叶，少年时曾声称要读书学做圣贤，让私塾先生大为吃惊，晚年又主张良知才是千古圣贤的奥义，是圣学的正法眼藏，因此他自然会强调书院学的宗旨。

嘉靖四年（1525），除前面提到的《从吾道人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之外，王阳明还写了四篇书院记或县学记，被称作“四大记”。文中阐明了书院学、圣学本来的宗旨，也论述了关于“良知”说的新见解。

《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王阳明所写的“四大记”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王阳明心学的特色。

前文提到，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在故乡越地讲学，有众多门人前来听讲，其中就有绍兴府知府南大吉（字元善）。他感慨世间学问已陷入末学（朱子学末流）的支离状态，立志复兴圣学，于是命绍兴府山阴县知县吴瀛修复并扩建稽山书院。该书院位于绍兴府卧龙山西岗，荒废已久。书院后新建尊经阁，南大吉道：“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他请王阳明写一篇告诫弟子的文章，即《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在这篇《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王阳明首先论述了“六经”的经义。

王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在该文中，王阳明首次明确提出“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阐述了良知中有圣人之道，无须外求这一主题。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称作四端）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称为五教）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接着，他又具体讲述了“六经”之常道：

是常道也，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

王阳明论说的特色在于将“六经”之常道归于吾心，认为“六经”为一、为心，看上去是在说一即多、多即一，其实这是王阳明用性命来体认的道理，并非简单的空谈。下面看一下王阳明关于“六经”归于吾心的论点：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所以尊《春秋》也。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学绝不忽视“六经”。世间的朱子学者往往批评陆象山与王阳明疏忽了读书穷理，这其实是对陆、王二人的误解。王阳明虽然不如朱子饱读诗书，但是，打开《王文成公全书》，我们便可发现王阳明是何等的博学多识。

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的后半部分，王阳明写道：“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指出“六经”不在心外而在心内。王阳明又说：“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

最后王阳明又论述了“六经”不明于世的原因，如下：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

王阳明断定，像这样把书读成“乱经、侮经、贼经”的人，等于撕毁心之“记籍”，根本不知道尊重“六经”。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王阳明一语道破“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可以说这句话最能体现阳明心学的特色。

陆象山是朱子的讲友，他提倡心学，指责朱子的理学是支离之学，曾说：“‘六经’注我，我安注‘六经’。”（《陆象山全集》卷三十四）杨慈湖是陆象山的高徒，四明学派，称易为“己易（《易》者，己也）”。在上面的论述中，王阳明是从心学出发，比陆、杨二人的论点更加细致精微。

从心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说王阳明吸收了陆象山的心学，而杨慈湖的心学则传给了年长于王阳明的陈白沙。因为陆王心学主动，而杨陈心学主静。

陆象山还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象山年谱》）王阳明的心学也是同样的立场，不过相比之下，阳明心学更加精微，而陆象山的心学稍显粗略。那是因为，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龙场大悟以后，经历千苦万难，闯过生死关头才得到的，因此更为深刻透彻。这一点可以从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良知”说得到验证。王阳明晚年时认为，天地万物自不必说，就连草木瓦砾也要通过良知获得理性。

西方哲学家认为阳明心学是观念论，而王阳明则认为，不可忘记凡事要经过深刻的体认而获得，不能依靠思索来思辨。

戒除门户之见

王阳明将《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寄给讲友湛甘泉，湛甘泉则回寄给他自己写的《广德州儒学新建尊经阁记》（《甘泉文集》卷十八）。对此，王阳明在书信《寄邹谦之（五）》（《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称赞其与自己的思想大意相同。

也就是说，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说“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阐述了良知中有圣人之道，无须外求这一主题。而湛甘泉在他的《尊经阁记》中写道：“今之谓聪明知觉，不必外求诸经者，不必呼而能觉。”他批评了王阳明的观点。

对此，王阳明回应道：

今甘泉乃谓“今之谓聪明知觉，不必外求诸经者，不必呼而能觉”之类，则似急于立言，而未暇细察鄙人之意矣。后世学术之不明，非为后人聪明识见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胜心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说之已是矣，而又务为一说以高之，是以其说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学术之不明，使后学无所适从，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党自相求胜之罪也。今良知之说，已将学问头脑说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胜心，务在共明此学，随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诱之，自当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门户，外假卫道之名，而内行求胜之实，不顾正学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党同伐异，覆短争长，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谋，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触，辄漫及之。盖今时讲学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寄邹谦之（五）》，《王文成公全书》卷六]

也就是说，王阳明告诫门人提倡“良知”说时不要立门户之见，陷入党同伐异的错误中，同时勉励自己也要努力防止此弊端。

《亲民堂记》

王阳明“四大记”中第二记便是《亲民堂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这篇文章记录了浙江省绍兴府知府南大吉将官衙命名为亲民堂的过程，解说了“亲民”的意义。不仅如此，王阳明还叙述了《大学》中“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三大纲领的关系。当然，其根本在于致良知之道。

南大吉在任浙江省绍兴府知府时，向王阳明问政。

王阳明答：“政在亲民。”

南大吉问：“亲民何以乎？”

王阳明答：“在明明德。”

南大吉问：“明明德何以乎？”

王阳明答：“在亲民。”

南大吉问：“明德、亲民，一乎？”

王阳明答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而万理之所从出也。人之于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于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于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灵昭之在人心，亘万古而无不同，无或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

王阳明又说，无欲便可感知明德，不可凭空追求。而对于明德，王阳明认为必须将其具体化才能真正弄明白，它是人伦道德的实践，在于亲民。因此明明德与亲民是一体的。他认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会堕入佛老二氏的虚无。但是，如果只注重亲民，不知道要明明德，就会陷入霸者的功利之道。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意图。

南大吉进一步问：“亲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国、天下之有乎？”

于是王阳明论述了明明德中万物一体的要诀。

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对己之称也；曰民焉，则三才之道举矣。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草木也，而皆有以亲之，无非求尽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

接着，南大吉又问《大学》三纲领之一的“止至善”：“然则乌在其为止至善者乎？”

王阳明回答道：

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于亲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谋权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者，是不知亲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过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发见，是皆明德之本体，而所谓良知者也。

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则，而不容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也。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于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则，至于横鹜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大乱于天下。……夫是之谓大人之学。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夫然，后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王阳明针对南大吉的提问，从“良知”说的角度明快地解说了《大学》的三纲领，认为由此才能完成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人之学、圣人之学。他不仅尖锐地批判了佛老二氏的空寂学说、霸者的功利之心，暗中也批判朱子学陷入了外求之弊端。

南大吉听了王阳明的解说后，非常感动，感叹道：“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之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礼记·礼运》）‘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内诸沟中’（《孟子·万章句上》），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

于是，南大吉将自己的官衙命名为亲民堂，在墙上写道：“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并且，他请王阳明写下这篇文章。

《万松书院记》

王阳明的“四大记”中第三记是《万松书院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万松书院位于浙江省杭州府城南的凤凰山脚下，本来是浙江右参政周木于弘治初年在废旧的寺庙遗址上修建的孔庙。在后来的几年中，官府不断修复它，因风景秀美而成为观光之地，但没能成为很好的讲学圣地。嘉靖四年，侍御潘景哲受钦命巡视到此，大力整顿各项规章制度，学风焕然一新，又选拔全省贤才，并让他们参加进士考试。为培养人才，潘景哲又命提学佥事万汝信监督工程，增修万松书院，增建了很多学堂，又效仿了白鹿洞书院的很多院规。

万松书院增修工程结束后，王阳明受托写下这篇书院记。文中，王阳明记述了明初以来书院学日益兴盛，但坠入训诂记诵的弊端，丧失了夏殷周三代的明伦观：

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今之学宫皆以“明伦”名堂，则其所以立学者，固未尝非三代意也。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怀世道之忧者思挽而复之，则亦未知所措其力。

王阳明认为，书院教学的根本在于古今圣贤的“明伦”，即明人伦，人伦大纲便是舜授命司徒的五教，它是贯穿三才之道。明伦学指的是，尧舜禹相传下来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书经·大禹谟》）。

以上观点自宋儒以来，都是儒家学者一直所论述的。明伦学不分古今，不论圣愚，任何人都具备，宋儒对人心、道心的解释多少有些出入。王阳明认为，道心率性，是先天的，而人心伪，是后天的。

王阳明认为，人伦不明是因为道心为物欲所蔽，人们求之于心外。用孟子的话说，人伦可以“不虑而知”，那便是良知；可以“不学而能”，那便是良能。在书院记末尾，王阳明称明伦之外再无学问，明伦学以外的学问便是异端，指责明伦学的论说便是异说，利用明伦学的人便是霸道。他写道：“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伯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

又说：“虽今之举业，必自此而精之，而谓不愧于敷奏明试；虽今之仕进，必由此而施之，而后无忝于行义达道。斯固国家建学之初意，诸君缉书院以兴多士之盛心也，故为多士诵之。”

由此可见，王阳明并不排斥举业。

《重修山阴县学记》

王阳明的“四大记”中的最后一记便是《重修山阴县学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山阴县学败落已久，忧虑于此，绍兴府山阴县知县顾铎与后任知县吴瀛及山阴教谕汪瀚对其进行修复增建，并再三恳请王阳明为后学子弟写一篇圣学论说。最初王阳明因为身体有恙而拒绝了，嘉靖三年再次受托，遂于嘉靖四年写下这篇文章。他在文章开头写道，在南京任职时曾受托执笔学记，论述圣贤之学，但是很遗憾当时论述得不够详细，所以想再为家乡父老多写几句。他在文中提出，圣学便是心学，它与禅的心学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并且，王阳明在文中大力提倡以“良知”说为根本的万物一体思想。

王阳明在文章开头便概括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他引用尧舜禹的教化之言来说明“尽心”即心学。“尽心”为心学之要诀，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学。王阳明又具体说明了“尽心”以万物为一体，论述了圣人之学仅在于“尽心”。

然而，禅学也以“尽心”为学问的要旨，王阳明论述了圣学的尽心与禅学尽心的差异，严厉批评了禅学的心学。他指出，禅学分内外而以内为主，弃绝人伦事物，虽提倡修身却不注重齐家、治国、平天下，虽提倡尽心却不穷事物之理使其各得其所，最终陷入了自私自利的误区。

自宋代以来，儒学家一直对禅学加以批判，而阳明心学的特色在于，它是从天地万物一体之心的有无来论述的。他写道：

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其能以亲乎？义乎？别、序、信乎？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

王阳明又概括道：“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他批判禅之心学道：“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然其意以为是达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则亦已矣，而亦岂必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当也，则亦岂必屑屑于其中。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

这是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学尽心学说角度加以批判的，万物一体之心归根结底自然是以人伦为本。佛、老二氏也主张万物大同，但以虚无为根本，圣学的万物一体思想是以人伦道德为本，二者存在根本差异。

前文讲过，自宋儒开始，儒学家便提倡圣学万物一体思想，而万物一体之心是以仁为体，而王阳明则认为是以良知为体。他认为，仁义礼智是良知的别称。

文章最后，王阳明痛斥那些沉溺于辞章记诵之学，却指责圣人心学的世间学者，并写下这段让人为之一振的文字，以激励故乡后学。

世之学者，承沿其举业词章之习以荒秽戕伐其心，既与圣人尽心之学相背而驰，日骛日远，莫知其所抵极矣。有以心性之说而招之来归者，则顾骇以为禅，而反仇仇视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为非而以非人者，是旧习之为蔽，而未可遽以为罪也。

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视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犹冥然不以自反者，自弃者也。吾越多豪杰之士，其特然无所待而兴者，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于旧习者乎？故吾因诸君之请而特为一言之。呜呼！吾岂特为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交友的要诀

当时，王阳明每个月都会在位于余姚龙泉山的龙泉寺中天阁举办四天讲会，向门人讲学。王阳明之父王华因年轻时曾于龙泉寺专心读书，被世人称为龙山先生。

王阳明为激励来参加讲会的门人，在中天阁墙上写下《书中天阁勉诸生》（《王文成公全书》卷八）一文，开头一句：“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意思是，即使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播种以后晒一天、冻十天的话，也不可能发芽。王阳明引用这句话是想告诉门人，自己每个月只能讲学四次，即便是我不在时你们也要坚持学习，互相切磋。

他又论述了交友的要诀，给出以下训示：“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诚，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直，扶胜心而行愤嫉，以圮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诸君念之念之！”

《自得斋说》和《博约说》

除了“四大记”之外，王阳明还写了很多“说”，比如前文提到的《示弟立志说》。笔者在此介绍一下王阳明晚年写下的两篇“说”。（最后完成的《惜阴说》后文再详细介绍）

王阳明晚年写下的“说”中，有一篇是《自得斋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嘉靖三年（1524）六月，王阳明应高足黄勉之所求写下这篇文章，自得斋便是黄勉之的书斋。

在文章开头，王阳明首先引用了孟子的话：“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

自宋代以来儒学家就提出道之深造自得，王阳明在此引用孟子的话论述自得的效果。即自得道则心安泰，心安泰则道益深，道益深则随处达其本原，因此君子以自得为要。

王阳明认为，道遵循吾之本体，为先天的，而性为吾之生命，因此不可外求。世间的学者却与此相反，劳苦一生，追求辞章、训诂、技艺。并非没有人想深造其道，只是未能脱离辞章、训诂、技艺的领域，归根结底是因为以“外物”为事，即求道于心性之外，所以不能自得以达其本原。

他最后写道，求道应不分动静，一刻不离，戒慎恐惧，常住不断，致其良知。王阳明“深造自得”说的特色便在于此。

这篇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从“致良知”说的角度来解释孟子的深造自得；第二，暗里批判朱子的“居敬穷理”说。朱子之说是辞章、训诂、技艺的外求之道，并不是孟子所说的真正的“自得逢原，而深造之道”。

第二篇晚年之“说”便是《博约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嘉靖四年（1525），南元真(1)对朱子的“博约先后”说产生疑问，王阳明回答他的疑问，写下此文。

首先看一下博约。《论语》中有“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篇》），“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篇》）。也就是说，孔子把博文和约礼作为学问之道。博文即广读古籍以求道，约礼即以传统的礼法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求不背道。因此可以说，博文为知，约礼为行。

朱子认为，君子必须博文，因此要广读书籍，知万物之理，然后进行实践。对朱子来说，礼是实践之理，要先致力于博文再追求约礼。这便是先知后行的“博约先后”说。

而王阳明最初提出“博约”说，是在正德七年（1512）。当时他在从京师去南京赴任的船上，向爱徒徐爱传授《大学古本》中的“格物”说时讲到“博约”说。此事记载在《传习录》上卷中徐爱所录部分。

当时王阳明提出“博文是约礼功夫”，这在立论上与朱子论点相同，然而朱子提倡先知后行的“博约先后”说，而王阳明认为博文约礼一脉相承，为一体功夫。这便是王阳明“博约”说的特色。王阳明是从心学立场上提出“博约一体”的，晚年他开始提倡“致良知”说，其心学越发广大精微，其博约一体的立场也更加精微紧密。比较一下《传习录》上卷中记载的《博约说》和王阳明晚年写下的《博约说》，其中的区别我们一目了然。在《博约说》中，王阳明巧妙地将朱子学说统摄到其心学中，使其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但他暗中又尖锐地批判了朱子的“博约先后”说。

以陆王心学为学术宗旨的人，往往容易忽视以博学为要旨的立场，即朱子那样穷理集约的立场。这样一来，正如朱子批判陆学所说的那样，不以经世为要，有可能沦为禅之心学。而王阳明在《博约说》中将程、朱的博约精神融合到自己的心学中，并且断定，如果不从这样的心学立场上讲述博约，则会沦为功利辞章之学或佛老的异端学说。而且他将朱子的“理一分殊”学说恰如其分地融入心学之中，从这一点上来讲，王阳明独特的“博约”说是值得注意的学说。因此，笔者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文散于事而万殊者也，故曰博；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约。博文而非约之以礼，则其文为虚文，而后世功利辞章之学矣；约礼而非博学于文，则其礼为虚礼，而佛、老空寂之学矣。是故约礼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约礼。二之而分先后焉者，是圣学之不明，而功利异端之说乱之也。

昔者颜子之始学于夫子也，盖亦未知道之无方体形像也，而以为有方体形像也；未知道之无穷尽止极也，而以为有穷尽止极也；是犹后儒之见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及闻夫子博约之训，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后知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然后知斯道之本无方体形像，而不可以方体形像求之也……博文以约礼，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宁有二学乎哉？

南元真曾就王阳明的“博约一致”说和朱子的“博约先后”说提问，上面一段文字的最后结论部分便是王阳明的回答。

答顾东桥之疑

嘉靖四年（1525），顾东桥从朱子学者的立场上对王阳明的“良知”说提出质疑，并来信求教，王阳明则回了一封长信一一详细答复。信函为《答人论学书》，收于《传习录》中卷。这里的“人”指的是顾东桥。王阳明的回信论述酣畅淋漓，让人惭愧。此信被收入《传习录》时顾东桥尚且健在，考虑到这一点，王阳明的门人就没有明确指出其名字。而有的版本则直接使用了顾东桥的名字。

顾东桥是站在朱子学立场上的儒学家，因此在来信中写道：“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传，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无怪闻者见疑。”他暗中批判王阳明的学说。

对此，王阳明反驳说：“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闻者本无求为圣人之志，又未尝讲究其详，遂以见疑，亦无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当一语之下便了然矣！乃亦谓立说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顾东桥在来信中问道：“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然功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汤乃饮，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先有是事。”

王阳明严厉地回答道：“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又云‘功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见，但吾子为近闻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

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意识也是行。他曾向爱徒徐爱讲述：“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卷）这是把对善恶的好恶之意作为知行的本体。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不行就不是真正的知，行的本源上有好恶之意。

顾东桥又问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王阳明首先用这样一句话论述：“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知的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的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来就不可以分离。对比上述王阳明对徐爱所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这里阐述了知行合一的原因，更加简洁明快，由此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已经大成。

接下来王阳明又指出：

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这里讲述了“知行合一”说是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之上的。而且王阳明认为，由于朱子在说明心与理时，时而合一，时而分离，所以后世之人才将心与理一分为二，最终产生了“专求本心，遂遗物理”的弊端。

接下来顾东桥又提出：“人之心体本无不明，而气拘物蔽，鲜有不昏，非学、问、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则善恶之机，真妄之辨，不能自觉，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王阳明指出：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盖承沿旧说之弊，不可以不辨也。

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

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辩，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此区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所以异于后世之说者，正在于是。今吾子特举学、问、思、辨以穷天下之理，而不及笃行。是专以学、问、思、辨为知，而谓穷理为无行也已。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

在这里，王阳明论述了知行合一。他指出，学、问、思、辨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学，没有无行之学，也没有无行之穷理。他又批判朱子的“穷理”站在主知主义的立场上，将知行一分为二。而自己的“穷理”说和程颢的学说是一致的：

明道云：“只穷理便尽性至命。”故必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仁极仁则尽仁之性矣，义极义则尽义之性矣。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

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吾子所谓“气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于此，而欲以外求。是犹目之不明者，不务服药调理以治其目，而徒怅怅然求明于其外，明岂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诚毫厘千里之谬者，不容于不辨。吾子毋谓其论之太刻也。

程颢曾提出“穷理尽性至命”，王阳明说自己的“穷理”说也是同样道理，是建立在心即理的立场上，穷理必须通过致良知。

王阳明在给顾东桥回信的后半部分，论述了有名的“拔本塞源”论，从“良知”说的立场上明示了理想世界的极致，并以儒教最高道德“仁”为基础的，恳切地论述了万物一体思想。儒教的万物一体思想最初出现在《礼记·礼运》中，也可以说是《庄子·齐物论》中万物齐同思想儒教化的产物。

万物一体思想进入宋代后被发扬光大，孔子“仁”的思想被广泛接受，儒教的理想世界展现在人们眼前。被称为宋学之祖的周敦颐首先论述了万物一体思想，其门人程颢提出“圣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万物一体之仁为圣学之根本。后来，程颐及张横渠、陆九渊等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万物一体思想，王阳明又从“良知”说的立场上将其集大成，在《拔本塞源论》中充满激情地论述，期望能够从根源上去除世人的功利思想积累下来的弊端，激起一股济世救人的豪情。

王阳明认为，为拯救被功利思想蒙蔽的世人，各种学术思想不断兴起，但是都没能达到这一目的。而人们只有彻悟“良知”说，才能一扫弊端，成就万物一体之心，济世救人。“拔本塞源”（出自《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的意思是“拔掉树根，塞住水源”，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从根本上改正错误。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可谓是名篇中的名篇，下面摘录其开头与结尾部分，请大家好好体会一下。

王阳明在开头部分痛斥世人的功利思想之弊端：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仇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

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他又在末尾部分这样写道：

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呼？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传习录》中卷）

关于《拔本塞源论》的全文与文中论述的万物一体思想及其起源和发展过程，详见拙著《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

虽然很多朱子学者都批判王阳明的学说，却几乎没有人批判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日本幕府末年维新派的阳明学学者吉村秋阳将王阳明的训示编入《王学提纲》一书，书的开头就抄录了《拔本塞源论》，可谓英明之举。

批评“随处体认天理”说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在写给邹谦之的书信[《寄邹谦之（一）》，《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批判了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说。

书信开头写道：“比遭家多难，功夫极费力，因见得良知两字比旧愈加亲切。真所谓大本达道（《中庸》），舍此更无学问可讲矣。”

由此可见，越是到了晚年，所遭受的磨难越多，王阳明便越发相信“良知”说，其“良知”说也越发意味深长。这里的“家多难”，指的是嘉靖元年（1522）失去了父亲海日翁，嘉靖四年（1525）又失去了夫人诸氏。

前面提到，王阳明被谪贬龙场，领悟了心即理，但是还没有领悟“体”为何物。而自赣州时期以后经历千辛万苦，到了四十九岁王阳明才明白，“体”是人们先天具备的良知。到了晚年，他对良知更是坚信不疑。

接下来，王阳明在给邹谦之的信中论述道，比较一下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学说和自己的“良知”学说，就会发现两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原文如下：

“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大约未尝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风捉影，纵令鞭辟向里，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若复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矣。

王阳明感慨道：

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无不即有省发，只是着实能透彻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间无志之人，既已见驱于声利词章之习，间有知得自己性分当求者，又被一种似是而非之学兜绊羁縻，终身不得出头。缘人未有真为圣人之志，未免挟有见小欲速之私，则此重学问，极足支吾眼前得过。是以虽在豪杰之士，而任重道远（《论语·泰伯篇》），志稍不力，即且安顿其中者多矣。

他又鼓励邹谦之说：“谦之之学，既以得其大原，近想涉历弥久，则功夫当益精明矣。”

同年，他在写给邹谦之的另一封书信[《寄邹谦之（五）》，《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再次批判了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学说：“随事体认天理，即戒慎恐惧（《中庸》）功夫，以为尚隔一尘，为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则此语亦自无害，不然即犹未免于毫厘千里也。”

意思是，朱子提倡“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求天理于心外，湛甘泉为纠正朱子学者的弊端，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学说。如果明白致良知的宗旨，那么湛甘泉的学说也不会产生什么危害，否则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良知“五论”

一论：良知与礼

嘉靖五年（1526）三月，王阳明的高徒邹谦之为教化民众，改变民风，以相传是朱子所撰的《文公家礼》为底本，将其简化，编著了《谕俗礼要》，并告知王阳明。王阳明知道后，写下《寄邹谦之（二）》（《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称赞此举甚善，同时阐述了自己关于基本礼仪的见解。

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便是仁与礼，大儒都曾著述礼说。例如，朱子认为关于礼的教化已经荒废，并对此深感忧虑，于是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编纂了《仪礼经传通解》。元代大儒的代表人物吴澄在此基础上，著书《礼记纂言》三十六卷。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的同乡好友胡汝登(2)任南直隶省宁国府知府，为整治世风，重刻并推广《礼记纂言》，请王阳明为该书作序，于是王阳明写下《礼记纂言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他在序中推崇说，《礼记纂言》是学习礼仪的人不可或缺的启蒙书。

朱子在全体大用思想的基础上重视礼法，提倡严肃的礼法，而王阳明并不像朱子那样重视礼法。因为他认为，礼法用来教化百姓，改变世风，是不可或缺的，但不应该盲目遵从古代礼法，礼法应当随时世而变化。

在给邹谦之的信函中，王阳明指出，失去人情的话，礼法就只剩形式了，而失去人情是因为没能修行心学。

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然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如一日。苟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则所谓“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孟子·告子章句上》）。非天子不议礼制度（《中庸》），今之为此，非以议礼为也，徒以末世废礼之极，聊为之兆以兴起之。故特为此简易之说，欲使之易知易从焉耳。[《寄邹谦之（二）》，《王文成公全书》卷六]

邹谦之编著《谕俗礼要》是有原因的。世宗即位之后，朝中掀起了“大礼议”的风波，直到王阳明去世那年，即嘉靖七年（1528）才平息。

邹谦之于嘉靖三年（1524）上奏这一问题时违背世宗意见，被投入监牢，后来又被贬谪为南直隶省广德州判官。邹谦之在广德州建立了复古书院，在向弟子讲学时，他特意刻印了《谕俗礼要》。

嘉靖四年（1525）十月，王阳明的门人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东立阳明书院。在王阳明去世后，嘉靖十六年（1537），门人又在这里建了王阳明祠。（《年谱三》）

武宗于正德十六年（1521）驾崩，因为没有子嗣，所以由其年仅十五岁的堂弟世宗继位。年幼的世宗坚持要将两年前去世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祭祀在宗庙里，又把其母作为皇太后迎入宫中，由此引发了“大礼议”之争。

首辅杨廷和及众多朝臣从国法的立场上极力反对世宗的主张，自然不被世宗容纳。然而，张聪却上疏说“诚大孝也”，桂萼在上疏中引用《中庸》中的“非天子，不议礼”，两人拥护世宗，后来得宠，权倾朝野。“大礼议”之争一事最终还是按照世宗的主张行事，那些反对派全部被投入监牢或遭受了刑罚。

此时，王阳明的门人席元山、黄绾、黄宗明等人向王阳明询问大礼议，王阳明都没有回答。

他作了一首《碧霞池夜坐》（《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的诗。碧霞池位于王阳明府邸内，附近有稽山书院。在诗中他精彩地论述了以良知为本的“万物一体”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也涉及大礼议。

王阳明受湛甘泉的影响，很早就接受了程颢等人提出的“万物一体”思想。正如他晚年在《拔本塞源论》中提倡的那样，他将宋儒以来以良知为本的“万物一体”说集大成，并论述其紧迫性，认为这是缓和常年积累的功利思想之弊端的最佳对策。诗中讲述了万物一体之心为何物，打动人心。

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

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

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

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

对王阳明来说，一草一木、孤月、潜鱼、栖鸟全都呈现了道之真谛、心诀（良知）。因此才吟道：“万物是吾身。”王阳明自从开始提倡“良知”说，便认为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良知，以良知为万物的本体。

曾有学习西方哲学的人以为这是观念论而加以排斥，其实是因为不懂东方思想的真髓。王阳明的“良知”说，是历经千难万苦，经过事上磨炼后得到的知行合一的本体，并非是简单的抽象观念。

前文提到过，有人问庄子道在何处，庄子回答说，大道无所不在，甚至在粪尿之中。这一回答令提问的人瞠目结舌。（《庄子·知北游》）庄子是从超越主义的立场上论述万物齐同，王阳明则是在诗中巧妙地论述了儒家的万物一体之妙道。

关于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东正堂评论如下：钟伯敬也认为这是大礼议之争。比起大礼议之争的是非，王阳明先生感叹的是这样的争论耽误了天下大计。遗憾的是，大礼议果然成为党派之争，因而伤及国家命脉。由此可见，王阳明先生的见识高于众人。（《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诗四·续篇·赋诗》）事实正是如此。

二论：良知与太虚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的门人、浙江省绍兴府知府南大吉在觐见汇报政务时被罢免。因为他深信阳明心学，所以为朝廷所忌。他在回家乡陕西省西安府渭南县的途中，给王阳明寄了一封长信。

王阳明回信《答南元善（一）》（《王文成公全书》卷六），在信的开头，他写道：“近得中途寄来书，读之恍然如接颜色。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亹亹千数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此非真有朝闻夕死（《论语·里仁篇》）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诸生递观传诵，相与叹仰歆服，因而兴起者多矣。”

王阳明在回信中提到，良知同北宋大儒张横渠讲的太虚一样，是宇宙的本体，道德的渊源。之所以提及张横渠，是因为南大吉与他是同乡。

张横渠认为，太虚是无形清净之物，无碍自在。太虚一词，出自《庄子·知北游》。王阳明认为，庄子提倡的太虚是想要舍弃世间的一切烦恼与劳累，因而批判道：

世之高抗通脱之士，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决然长往而不顾者，亦皆有之。彼其或从好于外道诡异之说，投情于诗酒山水技艺之乐，又或奋发于意气，感激于愤悱，牵溺于嗜好，有待于物以相胜，是以去彼取此而后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郁，情随事移，则忧愁悲苦随之而作。果能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快然终身，无入而不自得已乎？

他又指出，从儒教的立场，通过良知就可以达到张横渠所讲的太虚之无碍自在境地。

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见其良知之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而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而无一物能为太虚之障碍。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裕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斋庄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

盖吾之耳而非良知，则不能以听矣，又何有于聪？目而非良知，则不能以视矣，又何有于明？心而非良知，则不能以思与觉矣，又何有于睿知？然则，又何有于宽裕温柔乎？又何有于发强刚毅乎？又何有于斋庄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于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乎？

在回信的末尾，王阳明写道：

故凡有道之士，其于慕富贵，忧贫贱，欣戚得丧而取舍爱憎也，若洗目中之尘而拔耳中之楔。其于富贵、贫贱、得丧、爱憎之相值，若飘风浮霭之往来变化于太虚，而太虚之体，固常廓然其无碍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几于是矣乎！是岂有待于物以相胜而去彼取此？激昂于一时之意气者所能强？而声音笑貌以为之乎？元善自爱！元善自爱！

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然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归，谓天为无意乎？谓天为无意乎？

此番激励南大吉的话，无论谁读到都会振奋不已。

关于良知的本体是太虚这一观点，王阳明论述如下：“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传习录》下卷）

良知的本体本来是一种道德的感知，却被看作宇宙的真实存在，这是王阳明对良知体认益发真切的结果。

三论：良知与闻见

嘉靖五年，王阳明为回答欧阳德的提问，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答欧阳崇一》，出自《传习录》中卷）。

据王阳明的回信可知，欧阳德的问题大致如下：

师云：“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窃意良知虽不由见闻而有，然学者之知，未尝不由见闻而发；滞于见闻固非，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义”，恐为专以见闻为学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对此，王阳明回答如下：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论语·子罕篇》）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

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既云“择”，又云“识”，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则已失却头脑矣。

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圣人教学的第一义即学问的根本便是致良知，他严厉警诫不可忘记致良知而求学问于闻见之末，以致陷入枝叶之学。同时，他说不忘记这一根本的话，多闻多见也是致良知的修行，其实就是强调以良知为体、以闻见为用的体用一源思想。但是，如果忘记了王阳明论述的体用一源，即良知与闻见是一体的，以为他只是重视体的话，也难免会产生流弊。

随后，王阳明表示十分理解欧阳德的疑问，宽慰他并启发说：“崇一于此等处见得当已分晓，今日之问，正为发明此学，于同志中极有益。但语意未莹，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四论：良知与思索

欧阳德继上节的问题之后，又进一步向王阳明请教关于思索的问题。

师云：“《系》言‘何思何虑’（《周易·系辞下传》），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对此，王阳明回答如下：

“思曰睿，睿作圣”（《尚书·洪范篇》）。“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孟子·告子章句上》）。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如上所述，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立场在于，他认为思索是天理的灵妙明觉的发用，即良知的发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也论述了思索与良知即本心为一体的思想，可以说从一个侧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本体功夫一体”论。

五论：良知与机诈

欧阳德在信中又问，世间多欺诈与不守信，应该如何应对。

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觉则自入于逆、亿。夫逆诈，即诈也；亿不信，即非信也；为人欺，又非觉也。不逆、不亿而常先觉，其惟良知莹彻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对此，王阳明回答如下：

“不逆、不亿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亿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亿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不逆、不亿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崇一谓“其惟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然亦颖悟所及，恐未实际也。

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不虑而知”（《孟子·尽心章句上》），“恒易以知险”（《周易·系辞下传》），“不学而能”（《孟子·尽心章句上》），“恒简以知阻”（《周易·系辞下传》），“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乾卦·文言传》）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未能无自欺也，虽不亿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

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亿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尝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尝求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恒务自觉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中庸》）；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中庸》）。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

是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周易·系辞下传》），子思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中庸》）者也。然子思谓“如神”，谓“可以前知”，犹二而言之，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是犹为不能先觉者说也。若就至诚而言，则至诚之妙用，即谓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只要相信自己的良知，努力致良知而不欺骗，就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万事皆明，自然就没有不知道的事情，他人也没了欺诈与不守信的余地，也就没有必要怀疑他人了。

这段论述表明，王阳明坚信自己在千难万苦中“赖天之灵”领悟的良知的力量。

天地一仁心

嘉靖五年（1526）夏，右佥都御史聂豹趁巡察福建省之机，渡过钱塘江，来越地拜访王阳明。

聂豹初会王阳明时并未拜师，其后也只是书信往来，自称晚生。两年后，聂豹听闻王阳明已逝，为其摆设灵位，恸哭不已。

王阳明去世后的第四年，即嘉靖十一年（1532），聂豹见到钱德洪与王龙溪，说：我的学问完全是王阳明先生所授，如今先生已经不在了，我想正式拜师却不能够了。请二位做证，我要摆香案祭祀先生，行拜师之礼。

自此聂豹自称为王阳明的门人，而聂豹后来则成为王门归寂派的巨匠。

聂豹与王阳明分别后，写下一封长达千余字的书信寄给王阳明，王阳明也回了一封长信《答聂文蔚（一）》（《传习录》中卷）。在回信的开头，王阳明引用了聂豹书信中的一段，论述自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聂豹在信中提及王阳明的学说遭世间非议，如下评论道：“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

王阳明对此深表赞赏，说：“斯固‘君子不见是而无闷’（《周易·乾卦·文言传》）之心……乃仆之情则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与不信也。”意思是说，自己提倡新的学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应在意世间的评论。

他又讲述了自己想要用以良知为本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心来拯救天下：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孟子·尽心章句上》），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

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发挥吾之良知，成就万物一体之仁的话，就能够实现理想的政治，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治世之道了。

接下来，他又忧虑现状与这种理想政治相距甚远，写道：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嫉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王阳明感叹当时的世相人心，说良知之学不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心丧失。然而即便是在现代，读者读到这里又有多少人能不出一身冷汗？王阳明接下来论述了应当如何拯救这样的世相人心。

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乎！……今之人虽谓仆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

如上所述，王阳明说自己“赖天之灵”知悉良知学，认为只要发挥良知便可治天下。他将天下百姓的困苦看作自身的痛苦，不顾世人的非议与嘲笑，怀着满腔的热情去救世。他又提到，孔子也曾不顾世间非议，为解救天下苍生而东奔西走。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谄者，有讥其为佞者，有毁其未贤，……则当时之不信夫子者，岂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盖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篇》）“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篇》）“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篇》）呜呼！此非诚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遁世无闷”（《周易·乾卦·文言传》），“乐天知命”（《周易·系辞下传》）者，则固“无入而不自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也。

由此可见，王阳明吐露了自己的精神与孔子的精神相同这一信念，但是，他又很谦逊地说，自己并非以孔子之道为己任。同时，他还表明了对聂豹的殷切期望。

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嗟乎！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如吾文蔚才与志，诚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无假于外求矣，循是而充，若决河注海，孰得而御哉？文蔚所谓“一人信之不为少”，其又能逊以委之何人乎？

这封回信讲述了王阳明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心拯救天下的抱负，让读到的人不禁感动得落泪。信中充溢着王阳明忧民救世的执着情怀，这封信与前面提到的《拔本塞源论》一样，可谓天下一大文章。

只是，在这封回信的末尾，王阳明提到，酷暑之中，自己旧病肺疾发作，咳疾恶化，连执笔都有困难，因此耽误了回信，很抱歉。再联想到这封信写于他去世前两年，着实令人伤痛。

老年得子

嘉靖五年（1526）闰八月十五日，王阳明与门人设宴赏月，吟诗一首，为《后中秋望月歌》（《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一年两度中秋节，两度中秋一样月。

两度当筵望月人，几人犹在几人别？

此后望月几中秋？此会中人知在否？

当筵莫惜殷勤望，我已衰年半白头。

这首诗很容易懂。王阳明感叹说，两个月两次设宴赏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经历了与门人的邂逅和别离。诗的末尾，王阳明痛感自己的衰老。仔细读一下诗的后半部分，我们就会感觉到，王阳明似乎在暗示自己一两年后将不久于人世，让人不胜感慨。

尽管诗意悲凉，王阳明还是有了大喜事，那便是亲生儿子的降生。嘉靖四年（1525）正月王阳明的夫人诸氏仙去，四月葬于祖先坟地。后来，王阳明迎娶张氏做继室。嘉靖五年十二月，王阳明五十五岁时，他的亲生儿子出世了。其父王华的两位旧友写诗祝贺，王阳明回复了两首诗（《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诗中写道“他年只好共爷长”，表达了老年得子的喜悦。王阳明为儿子取名正聪。嘉靖十一年（1532），王阳明的讲友黄绾成为正聪的岳父，他在王阳明灵前将王阳明儿子的名字改为正亿。

嘉靖五年十二月，王阳明写下了《惜阴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当时，门人刘邦采(3)在故乡安福聚集志同道合之士，结成“惜阴会”，隔月举办五天讲会。王阳明受托在惜阴会的簿籍上写篇文章，于是写下《惜阴说》，阐述了惜阴的意义。

文中，王阳明首先指出，不仅是隔月五日的讲会，任何时候都应该惜阴。离群而索居（《礼记·檀弓上》）则容易生懈怠之念，因此在讲会时应互相切磋，致良知的功夫一刻也不容缓。

天道之运，无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运，亦无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谓之“亦”，则犹二之矣。知良知之运无一息之或停者，则知惜阴矣；知惜阴者，则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篇》）此其所以“学如不及”（《论语·泰伯篇》），至于“发愤忘食”（《论语·述而篇》）也。

上段文字开头写道，“天道之运，无一息之或停”，可见王阳明的良知观至此已经达到了极致。

接下来王阳明讲到“惜阴”，即一寸光阴不可轻。他引用东晋陶侃的话“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晋书·陶侃传》），指出即便是圣人都珍惜每寸光阴，凡人就更应该珍惜每分光阴。

翌年，王阳明受命征讨思恩、田州的叛乱，赴广西省途经吉安府，写信为《寄安福诸同志》（《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王阳明在信中称赞了讲会的盛况，他写道，当初“惜阴会”成立时，担心会有名无实，听说远近豪杰聚集了一百多人，可见大家致良知的功夫也在长进，这是良知之学即将为世人熟知的前兆。

王阳明又引用了程颢的话“宁学圣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二程全书》），指出良知学说是圣学的正传，以此学圣人便一定能成圣，只是担心有人会为了一善成名，不肯专心于良知学。最后他又强调良知学的简易，他写道：“凡功夫只是要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

王阳明晚年著述

刊刻《阳明先生文录》

嘉靖六年（1527）四月，邹谦之仍在被贬谪之地南直隶省广德州，他刊刻了《阳明先生文录》。钱德洪编纂了《王文成公全书》，他在《刻文录叙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五十二）中记录了刊刻前后的经过。

据记载，邹谦之对王阳明恳求说想编集他的文稿刊刻发行，王阳明回答说：“不可。吾党学问，幸得头脑，须鞭辟近里，务求实得，一切繁文靡好。传之恐眩人耳目，不录可也。”

但是邹谦之再三请求，王阳明才从近期文稿中取出约三分之一，标明执笔年月，命钱德洪编纂。他说：“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者，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

几天后，钱德洪请求将剩余的文稿一起收录刊刻，王阳明说：“此爱惜文辞之心也。昔者孔子删述‘六经’，若以文辞为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谟》而下，岂止数篇？正惟一以明道为志，故所述可以垂教万世。吾党志在明道，复以爱惜文字为心，便不可入尧、舜之道矣。”

《王文成公全书》书影。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巡按浙江，仿《朱子全书》之例，将王阳明的作品合而刊之，称《王文成公全书》。

在钱德洪的再三恳求之下，王阳明又准许了几篇。钱德洪将其编集起来寄给邹谦之，这便是如今的广德版《文录》，共四册。据说王阳明读了《文录》后说：“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

《大学》通论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的《文录续编》中收录有《〈大学〉问》，记载了嘉靖六年王阳明受命征讨广西省思恩、田州叛乱之前对钱德洪的教诲。次年，即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王阳明晚年思想的精华。三轮执斋在刻印《标注〈传习录〉》时也将其收入附录中。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展开，总结了王阳明的“大学”说，以钱德洪问、王阳明作答的形式记叙。估计钱德洪不是在王阳明征伐思恩、田州之乱前夕问的，而是将以前问的问题归整到一起。

读一下钱德洪写的跋文，我们就会明白《〈大学〉问》的概要以及将其收入《文录续编》的理由，就会理解当时王阳明的“大学”说，即以良知为本的“大学”论、“大学”解，因此现将该跋文抄录如下：

《〈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学者果能实地用功，一番听受，一番亲切。师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门人有请录成书者。曰：“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师起征思、田，将发，门人复请。师许之。录既就，以书贻洪曰：“《〈大学〉或问》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借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

由此可见，王阳明曾拒绝笔录成书，在门人的再三请求下虽然答应了，但是仍然担心如果轻易成书，会给那些批判自己的人一个好的借口。在上段文字中，王阳明自己称《〈大学〉问》为《〈大学〉或问》，这是因为他想到了朱子的《〈大学〉或问》。在《〈大学〉问》中，王阳明以问答形式来表明良知心学的命脉。

将这篇跋文与《传习录》中徐爱写的序文对比一下，我们便可发现王阳明中年时和年老时对心学的自信程度不同。据徐爱的序文记载，当王阳明听说有门人笔录自己讲学内容时，拒绝道：“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王文成公全书》卷五十二）

然而到了晚年，王阳明开始提倡“致良知”说，他对自己的学说产生了很大的信心。如上面的跋文中记载的那样，他甚至认为如果能够充分理解他的“大学”说，就可以到达圣人的境界。不过，王阳明认为自己的学说应当通过实地体认获得，不可陷入辞章训诂之弊端，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

王阳明拒绝将自己的学说笔录成书，因为一旦把思想写成文章记载到书中，读者便要去理解文义，注重修辞，他担心读者会因此忽视实地功夫，误解圣学。王阳明对朱子的著述持批判态度，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朱子一生写下了很多著述，王阳明认为朱子未能到达圣贤之境界，是因为他将精力用在了著书立说上。当朱子学说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时，其弊害益发严重。王阳明痛感于此，虽允许笔录，却说要口头传述。王阳明的这种立场，符合日本人的自我压抑性格。比起朱子学，日本人更偏爱阳明学，其原因也在于此。

在上述跋文中，钱德洪总结王阳明的训诫：“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这一点很重要。提到心学，人们往往会认为像《大学》中讲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那样，只是单纯的心地功夫，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忽视修、齐、治、平，一步走错，就有可能陷入佛、老的空寂学说。

钱德洪之所以在此论述王阳明的训诫，是因为在提倡致良知的人中出现了良知现成派。比如王龙溪，他认为良知是现成的，以直悟为宗旨，由此本体便可通透，以直悟便可一了百当，万事大吉。

钱德洪担心，这样下去一步走错的话，就会忽视修、齐、治、平的实地功夫，弃绝天下万理，沦为佛、老的空寂学说。我们在后文中会提到，关于王阳明的四句宗旨，王、钱之间有争论。从这件事也不难看出钱德洪的担心。

王阳明的门下分为现成派、修证派、归寂派三大派别，王龙溪是现成派，而钱德洪是修证派。

正如钱德洪说的那样，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不仅是心地功夫，道德与万物之理自不必说，还要体认修、齐、治、平，不应忽视实地修行，因此钱德洪主张应当致良知，这便是王阳明学说的特色所在。不过，这不是心外的修行，正如他在诗中吟诵的那样，“万化根源总在心”，这是心内的修行，或者说是良知的发用。

也许是担忧良知现成派的流弊，钱德洪在《〈大学〉问》中继续写道：

盖当时尚有持异说以混正学者，师故云然。师既没，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荡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之最上乘。噫！亦已过矣。自便径约，而不知已沦入佛氏寂灭之教，莫之觉也……《大学》之教，自孟氏而后，不得其传者几千年矣。赖良知之明，千载一日，复大明于今日。兹未及一传，而纷错若此，又何望于后世耶？是篇邹子谦之尝附刻于《大学古本》，兹收录《续编》之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

从上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钱德洪非常忧虑良知现成派会造成的流弊。王阳明为征伐思恩、田州，从越地出发，到达杭州前给钱德洪写了一封极为简短的信（《与德洪》，《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信中论及《〈大学〉问》：“《〈大学〉或问》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借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且愿诸公与海内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风机之动，然后刻之非晚也。此意尝与谦之面论，当能相悉也。”

上文中的谦之即邹谦之，与钱德洪一样是王门嫡传的良知修证派大儒。

《〈大学〉问》略解

《〈大学〉问》可以说是王阳明留下来的唯一著作，是将《传习录》及前面提到的《亲民堂记》中的内容集大成的作品。该书涉及王阳明晚年成熟思想的命脉，概括了王阳明的整体思想，非常重要。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其中的要点。

该书开篇首先抄录了《大学》首章中讲述“三纲领”的部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接着抄录《大学》首章中论述“八条目”的部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在《〈大学〉问》中，钱德洪首先问道：“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

王阳明大致做了如下回答：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接着，钱德洪又问：“然则何以在‘亲民’乎？”王阳明回答说：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

钱德洪又问：“然则又乌在其为‘止至善’乎？”王阳明回答如下：

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自非慎独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与于此乎？后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测度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则，支离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

盖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骛其私心于过高，是以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则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溺其私心于卑琐，是以失之权谋智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则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过也。故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明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本矣。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

钱德洪又问：“‘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说何也？”

王阳明回答如下：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则心不妄动而能静矣。心不妄动而能静，则其日用之间，从容闲暇而能安矣。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而能虑矣。能虑则择之无不精，处之无不当，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

钱德洪又问：“‘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两物而内外相对也。‘事有终始’，先儒以知止为始，能得为终，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说，以新民为亲民，则本末之说亦有所未然欤？”

王阳明回答如下：

终始之说，大略是矣。即以新民为亲民，而曰明德为本，亲民为末，其说亦未为不可，但不当分本末为两物耳。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谓之本末。若曰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与亲民不同，则明德之功，自与新民为二。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为两物也。

钱德洪又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至于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亲民之说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问欲修其身，以至于致知在格物，其功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欤？”

王阳明回答如下：

此正详言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功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功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身心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

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论语·子张篇》）之“致”。《易》言“知至至之”（《周易·乾卦·文言传》），“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

王阳明批判了朱子的主知主义之后，又论述了应当致良知：

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故虽小人之为不善，既已无所不至，然其见君子，则必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

何则？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复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覆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诚乎！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

王阳明接下来又论述了格物必先致知。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书》言“格于上下”（《尧典》），“格于文祖”（《尧典》），“格其非心”（《冏命》），格物之格实兼其义也。良知所知之善，虽诚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为之，则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犹为未诚也。良知所知之恶，虽诚欲恶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去之，则是物有未格，而恶之之意犹为未诚也。今焉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

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然后物无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夫然后吾心快然无复余憾而自慊矣，夫然后意之所发者，始无自欺而可以谓之诚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盖其功夫条理虽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体之惟一，实无先后次序之可分。其条理功夫虽无先后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纤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诚正之说，所以阐尧舜之正传而为孔氏之心印也。

王阳明论述的《〈大学〉问》到此结束。对于理解王阳明晚年的成熟思想，《〈大学〉问》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参考。正像钱德洪说的那样，《〈大学〉问》足可称之为“师门之教典”。

(1) 南元真（1494—1574）：南逢吉，字元真。南大吉之弟。兄弟二人曾在渭南宣传良知学。

(2) 胡汝登（1472—1539）：名东皋，字汝登，号方冈，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与宋冕、胡铎并称“姚江三廉”。

(3) 刘邦采：字君亮，号师泉，江西省吉安府安福县人。明代教育家，著有《易蕴》。

第二十章

思田靖乱

王阳明三征

王阳明所立军功，被人们称为“三征”。

第一征是从正德十一年（1516）到正德十三年（1518）。此次征讨以赣南为中心，跨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多是广阔险峻的山陵地带。

第二征是在正德十四年（1519），于江西神速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关于这两次征讨，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讲述过了。

第三征是指征讨广西省思恩、田州以及断藤峡、八寨的叛贼。

王阳明年轻时热衷于研究兵法，他的兵学智慧在“三征”中得以巧妙发挥，因此他甚至得到了这样的评价：“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明史》卷一九五）

本章在讲述第三征的同时，介绍一下这段时间王阳明的讲学情况。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在故乡讲学的安稳生活结束。因为这一年的五月十一日，朝廷决定由任南京兵部尚书的王阳明兼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去平定思恩、田州的叛贼。六月六日，兵部使者将圣旨送到王阳明手中。

对此，王阳明在六月上《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四）表明了辞退之意。在上疏中，王阳明首先从自身的现状叙述自己无法担当重任：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后，身罹谗构，危疑汹汹，不保朝夕。幸遇圣上龙飞，天开日朗，鉴臣蝼蚁之忠，下诏褒扬洗涤，出臣于覆盆之下；进官封爵，召还京师。因乞便道归省，随蒙赐敕遣官奖劳慰谕，赐以银币，犒以羊酒。臣感激天恩，虽粉骨碎身，云何能报。不幸遭继父丧，未获赴阙陈谢。服满之后，又连年病卧，喘息奄奄，苟避形迹。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于此矣，尚未能一睹天颜，稽首阙廷之下，臣实瞻戴恋慕，昼夜热中，若身在芒刺。尔者曾蒙谢恩之召，臣之至愿；惟不能即时就道，顾乃病卧呻吟，徒北望敢泣，神魂飞驰而已。

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赉文前到臣家，内开奏奉钦依，以两广未靖，命臣总制军务，督同都御史姚镆等勘处者。臣闻命惊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于君命之召，当不俟驾而行，矧兹军旅，何敢言辞？顾臣病患久积，潮热痰嗽，日甚月深，每一发咳，必至顿绝，久始渐苏。乃者谢恩之行，轻舟安卧，尚未敢强，又况兵甲驱劳，岂复堪任。夫委身以图报，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轻出，至于偾事，死无及矣。

接着，他又谈论了对两广之役的看法：

臣又伏思两广之役，起于土官仇杀，比之寇贼之攻劫郡县、荼毒生灵者，势尚差缓。若处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镆平日素称老成慎重，一时利钝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责成，难拘速效。御史石金据事论奏，是盖忠于陛下，将为国家宏仁覆久远之图，所以激励镆等，使之集谋决策，收之桑榆也。

臣本书生，不习军旅，往岁江西之役，皆偶会机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识，自视未及姚镆，且近年以来，又已多病。况兹用兵举事，镆等必尝深思熟虑，得其始末条贯，中事少沮，辄以臣之庸劣参与其间，行事之际，所见或有同异，镆等益难展布。

夫军旅之任，在号令严一，赏罚信果而已。慎择主帅，授钺分梱，当听其所为。臣以为两广今日之事，宜专责镆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权，略其小过，假以岁月，而要其成功。至于终无底绩，然后别选才能，兼于民情土俗素相谙悉，如南京工部尚书胡世宁、刑部尚书李承勋者往代其任。

在这里，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思恩、田州之乱的经过。

岑氏一族是广西省势力很大的土著，自明代初年就作为土官管辖思恩、田州。嘉靖四年（1525），朝廷政策有变，以流官代替土官。本来流官势力微弱，总是借狼达土兵的力量讨伐叛乱，土官也给予协助。然而，乱贼平定之后，所有军功都归于流官，土官得不到任何回报。因此，当时的岑猛父子对新政不满，起兵叛乱。

嘉靖五年（1526），都御史提督军务姚镆前去讨伐，擒获岑猛父子。而岑猛部下头目卢苏、王受再次拥兵造反，攻下了思恩、田州两座府城。姚镆率广东、广西、江西、湖广四省大军前往征讨，却败退下来。巡按御史石金上奏说是姚镆失职。因此，朝廷命王阳明出征。

王阳明在给当时任光禄寺少卿的黄绾写的《与黄宗贤》第二、三封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中，感叹宸濠之乱已过八年，从军部下兵将尚未论功行赏，又提及思田之乱，写道：“东南小蠢，特疮疥之疾；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为可忧者。”

又写道：“思田之事，本亦无大紧要，只为从前张皇太过，后来遂不可轻易收拾。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旧唐书》卷八十八）耳。其略已具奏词，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请，则地方庶可以图久安。”

此处是值得注意的。由于朝廷内部斗争，才让重病缠身的王阳明到酷热的边境之地思恩、田州平叛。

迄今为止，霍韬遇事总会帮助王阳明，王阳明写《与霍兀崖宫端》（《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一信给他。信中陈述自己病情极重，咳嗽厉害时，“无复人间意”“乃者忽承两广之推，岂独任非其才，是盖责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将以用之而实以毙之也”。读到这里，再想一下次年王阳明在两广征讨归来的途中溘然长逝，着实令人心痛不已。

黄绾后来在《阳明先生行状》（《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中做了如下记述：

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乱，提督都御史姚镆不克成功。张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荐，桂公不得已，勉从荐公。得谕旨，兵部奉钦依，差官持檄，授公总制军务，督同都御史姚镆勘处彼中事情。上疏辞免，举尚书胡世宁、李承勋自代，不允。上与杨公一清曰：“若姚镆不去，王守仁决不肯来。”遂令镆致仕。又降旨督趋赴任。旨云：“卿识敏才高，忠诚体国。今两广多事，方借卿威望，抚定地方，用舒朕南顾之怀。姚镆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节制诸司，调度军马，抚剿贼寇，安戢兵民，勿再迟疑推诿，以负朕望。还差官铺马裹赉文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该部知道。”

予时为光禄寺少卿，具疏论江西军功，及荐公才德，堪任辅弼。上喜，亲书御札，并疏付内阁议。杨公一清忌公入阁，与之同列，乃与张公孚敬具揭帖对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谈新学，人颇以此异之。不宜入阁，但可用为兵部尚书。”桂公知，遂大怒詈予，潜进揭帖毁公，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莅任，沿途涉历访诸士夫，询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诸诛之罪，然所以为乱者，皆当事诸人不能推诚抚安以致之。上疏谢恩，极言致乱之由，平复之策。

十二月，杨公一清与桂公萼谋，恐事完回京，复命见上，予与张公又荐之，上必留用。又题命公兼理巡抚。奉圣旨“王守仁暂令兼理巡抚两广等处地方，写敕与他”。

东正堂就这种庙堂里的明争暗斗，大致做了如下评论（《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三《奏疏·公移三·思田书》）：本来两广之役不足以令先生烦恼。当时了解先生的人，都认为让先生担任南京兵部尚书这一闲职过于屈才，极力推荐他辅弼天子朝政。然而当权之人嫉妒先生的才能，提出姚镆不能平定两广之役，硬要先生出征……先生一生在艰难困苦中度过，最终也未能辅弼朝政。这让我们为先生，也为天下扼腕叹息。

事实正如东正堂感慨的那样。王阳明在前往广西省的征途上，给各级官府下达公移《钦奉敕谕通行》（《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签署日期为嘉靖六年十月三日。公文中写道：

嘉靖六年七月初十日，节该钦奉敕谕：

……今特命尔提督两广，及江西、湖广等处地方军务，星驰前去彼处，即查前项夷情，田州因何复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镆等斟酌事势，将各夷叛乱未形者，可抚则抚，反形已露者，当剿则剿，一应主客官军，从宜调遣，主副将官及三司等官，悉听节制，治以军法，明示威信，务要计处合宜。

因此，当时姚镆尚未被辞退。

十月十八日签署的公移《湖兵进止事宜》（《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指示，王阳明接管出征广西省的六千多名湖广士兵，公文中写道：“照得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先准兵部咨，该本爵看得，先任总督巡抚都御史姚，已蒙钦准致仕……”

心学宗旨

嘉靖六年（1527）八月，王阳明在出征思恩、田州前夕写下了《客坐私祝》（《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这是写给他的子弟以及受托教育其子弟的门生的，该文简洁地记述了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谨记于心的事项。我们读完之后，能够体会到王阳明对子弟的殷切期望。

文中，王阳明训诫说，应当从良士而不从凶人。

关于良士，他是这样解释的：“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毋陷于非僻。”文中的“温恭”出自子贡对孔子人品的概括：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直谅”出自孔子讲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篇》）。

嘉靖六年九月九日，王阳明奉旨出征思恩、田州。出征前夜，他在天泉桥上对高徒钱德洪和王龙溪讲学，裁定二人对“四句宗旨”的解释。（《年谱三》，《传习录》下卷）

王阳明的《客座私祝》书法作品。“客座”，指招待客人的房间；“私祝”，即“私嘱”。所谓《客座私祝》，就是悬挂于客堂的一幅字，是告诫弟子及昭示来访客人的“告示”。

九月八日，钱德洪与王龙溪到船上拜访张元冲，谈论老师教的“四句宗旨”。王阳明的“四句宗旨”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这里讲的无善指的是不拘泥于善的境界，如果固执于善，难免会陷入相对性。必须注意的是，这个无善与佛教讲的无善无恶之无善不同，应该称之为绝对的善。

王阳明曾经在著名的《花间草》篇（《传习录》上卷）中教谕薛侃道：“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他讲道心之本体动，动至意念则生善恶。

王龙溪将“四句宗旨”理解为：此恐未是究竟话头。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他主张“四无”说、“无善”说，即如果心之本体无善无恶，意、知、物皆无善无恶。

钱德洪反对王龙溪的说法，他说：“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他主张“四有”说、“有善”说，辩论王阳明的“四句宗旨”的正当性。

关于两人的观点，换句话说，王龙溪认为心体是超越善恶的绝对无的东西，即便想通过修行达到，终会因拘泥于善恶之念而无法领悟绝对无的心体。因此，必须一举领悟绝对无之处。

而钱德洪则认为龙溪这么说是太不了解现实中的人心了，还是必须积累修行，才能到达绝对无的心体。像王龙溪说的那样，一举领悟绝对无的心体，反倒会陷入虚妄。

用禅语来讲，王龙溪主张直悟、顿悟，钱德洪主张渐修。

两人争论无果，决定请先生指示。然而九月八日为王阳明出征前一天，诸多亲友前来道别，到了晚上客人散了，王阳明正准备回家，得知二人在院中等候，于是移步天泉桥相见。

王阳明听了两人的辩论，高兴地说：“正要二君有此一问！”

他教谕道：

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证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

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饐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

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功夫。

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

王阳明思考片刻，又说：“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王阳明晚年最后的教说《天泉证道记》（《龙溪全集》中名为《证道纪》）名扬后世，王阳明将人分为上根之人和下根之人，用两种教法解释本体和功夫，这在明末思想界成为引发大争论的主题。

例如，王龙溪的“四无”说，主张本体即功夫这一简易直截之道，可以说是王阳明提倡的“良知”说发展后的一个归结，王阳明却并未论述。正像上面王阳明讲的那样，这是针对聪慧之人的教法，如果面向一般人讲述，他担心会产生弊害。王阳明在良知之上又冠一“致”字，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后来，明末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在南都召开的讲会上，以“天泉证道记”为主题，各派学者展开了“四有”说和“四无”说的争论。湛门派的许静庵（名孚远）痛感良知现成派追随者的弊端，为批驳王龙溪的“四无”说，在钱德洪“四有”说的基础上提出“九谛”，由九条组成。

翌日，良知现成派巨匠周海门（名汝登）写出反论书《九解》，针对“九谛”的各条逐一反驳，拥护王龙溪的“四无”说。

周海门在《九解》中拥护“四无”说即“无善”说，在他的辩论中有一条是性本善，这里的善并非与恶相对应的善，是断绝思虑的无，即无善，如果是有，则落入一物，成为知识见解可得的存在，不能成为天下的大本。他还论及：“有不孝而后有孝子之名，孝子无孝。”（《九解》之《解》二）这样的议论基于对世间伪善者的尖锐批判而发，认为知道善而去行善不过是伪善。

关于“四句宗旨”中的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后世有人批判与禅宗相同，因为六祖慧能曾说：“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行由第一》）但是两者内容不同。

禅的本来面目是空，王阳明的学说是天理。我们必须知道佛教与儒教在世界观、人生观、事物观方面的不同。心体即本性，在王阳明看来是天理是实理，而禅则认为是虚无的，两者之间有虚实之别。

王阳明在书信《启问道通书》(1)中解释《周易·系辞下传》中的“何思何虑”，他说：“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传习录》中卷）

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何思何虑”并不是断绝思虑，而是不思虑天理以外的东西。

最后的征程

嘉靖六年（1527）九月九日，王阳明从故乡越地出发，直奔广西省，踏上了他最后的征程。钱德洪和王龙溪也随军为王阳明送行，一直送到浙江省严滩。

王阳明一行沿钱塘江、富春江逆流而上，九月二十二日到达严州府桐庐县富春山下桐江河畔的钓台。

前面提到，与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并称为余姚四贤人的后汉严子陵曾在此垂钓，钓鱼的遗址建有钓台。王阳明经过此地时，吟诗《复过钓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并命人刻在驿亭的墙上。

忆昔过钓台，驱驰正军旅。

十年今始来，复以兵戈起。

空山烟雾深，往迹如梦里。

微雨林径滑，肺病双足胝。

仰瞻台上云，俯濯台下水。

人生何碌碌？高尚当如此。

疮痍念同胞，至人匪为己。

过门不遑入，忧劳岂得已！

滔滔良自伤，果哉末难矣！

王阳明为这首诗作跋，记录了随行者的姓名，有王龙溪、钱德洪、桐庐县知县沈元材、建德县(2)知县杨思臣四人。

上述诗句开头四句中有“昔过钓台”，王阳明为了将在宸濠之乱中俘虏的宸濠部下从南昌府城押解到杭州，交给武宗亲征军的张永，当时曾路过钓台。

诗中还有“十年今始来”，宸濠之乱发生在正德十四年（1519），这里用的只是概数。此时，王阳明除了肺病恶化以外，双脚还长了茧子，步行困难，令人心痛。尽管自己处于如此困难的境地，他仍然心系天下苍生。

诗中最后两句，王阳明引用了隐者桀、溺嘲笑游历并游说各国的孔子的话：“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微子篇》）还引用了据说是孔子评价隐者的话：“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篇》）

他感叹道：道之衰乱如同滔滔江水，令人伤心，如果放弃了世间之事，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正如他在前两句中吟诵的那样，圣人大禹为治理黄河，外出八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不是为自己，为国家忧劳也是不得已的。这几句诗吐露了王阳明救世济民的信念。

严滩问答

不久，王阳明一行沿东阳江，经金华府，到达浙江省衢州府西安县。门人栾惠、王玑等数十人冒雨出迎。

王阳明吟诗一首，为《西安雨中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书院诸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几度西安道，江声暮雨时。

机关鸥鸟破，踪迹水云疑。

仗钺非吾事，传经愧尔师。

天真石泉秀，新有鹿门期。

在这首诗中，王阳明感叹现实与理想相反，自己以鸥为友的梦想破灭，迄今为止的事迹都是空虚的。又说自己不应该以兵马为事，如果天真书院（杭州府城南）建成的话，想和钱德洪、王龙溪一起讲学。钱德洪与王龙溪说要在天真建书院，两人不断地向王阳明讲述其益处，王阳明此时给两人写了另外一首诗（《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表示赞许。

钱德洪与王龙溪到此就该与王阳明分别了。当时王阳明与王龙溪的对话后来被世人称为“严滩问答”。王龙溪谈论到佛教的实相和幻相，王阳明这样说道：“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

这一说法云遮雾罩，看上去有点像禅的问答那样自相矛盾。而王龙溪则说：“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功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说本体。”

王阳明回答说：“然也。”

王阳明的高徒王畿画像。王畿属于王门左派，即良知现成派。他认为良知是现成的，以直悟为宗旨，由此本体便可通透，以直悟便可一了百当。

当时在场的钱德洪未能充分理解这句话的主旨，之后经过数年修行，才确信本体与功夫合一。（《传习录》下卷）

在上述问答中，王阳明分别使用了两次“有心”和“无心”。必须注意的是，前半部分的“心”与后半部分的“心”内涵不同。也就是说，前半部分的“心”指的是“本来的心”，即“本心”；而后半部分的“心”指的是“私心、人心”。因此，前半部分说的“本心”，有则为实，无则为幻，为保持“本心”，努力使其不丧失，便是“本体上说功夫”。相反，后半部分的“心”是“私心”，无则为实，有则为幻，努力去除“私心”，保持本心，便是“功夫上说本体”。

总之，这段问答讲述的是本体即功夫、功夫即本体。也就是说，本体之中有功夫，功夫之中有本体，本体与功夫合一，与知行合一主旨相同。

换句话说，王阳明认为，既没有无本体的功夫，也没有无功夫的本体，本体总是在功夫中提高，功夫是本体的作用。他说的本体就是良知，功夫就是致良知，即发挥心之良知。

吟长生之误

嘉靖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王阳明到达浙江省西部的常山县，弃舟登岸，进入江西省。他作诗一首，为《长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王文成公全书》中收录了二十一首“两广诗”，其中涉及良知的只有这一首《长生》。这首诗讲述的是：王阳明年轻时求长生，即求神仙之道，中年时意识到错误，转向圣学，领悟到了良知才是真道。

王阳明回到故乡越地讲学期间作了三十四首“居越诗”，这些诗的特色在于大多都论及阳明心学。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在领悟良知学以后，是多么用心地去宣扬它。世间朱子学者越是批判他，他对自己的学说越发有信心，因此激发了他的救世豪情。

现将《长生》诗抄录如下：

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

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

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

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

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

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

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

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歧。

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

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我们需要特别留意最后四句。因为诗中讲道，我们心中现存的良知是宇宙的根本，这才应该是吾师，我们不应当向圣人学习。这显示了王阳明对良知的绝对信赖。因此，次年王阳明去世时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也是理所当然的。

顺便提一下，诗中的“坎”与“离”都是《周易》中的卦名。“坎”为水卦，卦象是同卦上下相叠，表示虽然困难重重，踏踏实实地努力便可突破难关。“离”卦与“坎”卦正好阴阳相反，即象征火的同卦上下重叠，表示要守中庸之道，养柔顺之德，便可逢凶化吉。《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上经三十卦始于“乾”“坤”，终于“坎”“离”。

功夫只是简易真切

王阳明从浙江省进入江西省后，从广信府上饶县再次登舟，沿上饶江和弋阳江西下。途中，徐樾、张士贤、桂等门人提出要拜见王阳明，王阳明则因为尚在征途，答应归途相见。然而徐樾从广信府贵溪县跟随王阳明的船只直到靠近鄱阳湖的饶州府余干县，王阳明只好让他到船上来说话。

嘉靖六年十月，王阳明从鄱阳湖沿赣江向南逆流而上，到达南昌府港口南浦。八年前南昌府曾是宸濠之乱的主战场，王阳明在此留下了诸多回忆。南浦港的码头上挤满了头顶香炉前来欢迎的军民，街道上也是水泄不通的人群。王阳明乘坐的轿子是从人群的头顶上传递到南昌府官衙的。来官衙拜见王阳明的人络绎不绝，官府只得安排这些人从东门进然后西门出，有很多人出去后又排队进来。从上午八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下午两点才结束，之后军官又召开了正式的欢迎仪式。

翌日，王阳明拜谒孔庙后，在明伦堂讲《大学》，堂内挤满了听众，还有很多人挤不进去。唐尧臣（字廷俊）以前不相信阳明学，自从前一天出迎开始心动，拜见王阳明后惊叹说：“三代后安得有此气象耶！”他借给王阳明献茶之机挤入明伦堂旁听，从此不再怀疑阳明心学。唐尧臣此时拜师，后来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于杭州天真书院重刻《阳明先生文录》和《传习录》。

此时王阳明作了一首诗，为《南浦道中》（《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南浦重来梦里行，当年锋镝尚心惊。

旌旗不动山河影，鼓角犹传草木声。

已喜闾阎多复业，独怜饥馑未宽征。

迂疏何有甘棠惠，惭愧香灯父老迎！

意思是说，我（王阳明）来到宸濠之乱的战场南浦，简直像做梦一样。回想起当时战争的情形，心潮起伏。山河中虽没有旌旗摇曳，风吹草动的声音却让人想起战鼓与号角声。当地的百姓恢复了日常的生息，这令人很高兴，但是我（王阳明）又担忧饥馑与繁重的苛税。周召公施行善政，受百姓爱戴，他办公之地的棠梨树都得到了保护。我是个愚笨的人，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看到这么多父老乡亲顶香出迎，实在是愧不敢当。

王阳明从南昌府沿赣江逆流南下，到达吉安府。此地与王阳明渊源颇深。宸濠之乱爆发时，王阳明在此地指挥，又在此地举兵讨伐宸濠，之前从流放之地龙场被释放后，受命担任庐陵县知县。三百多门人出迎，并将他引领到吉安北邻的名胜螺川驿站。

因为时间有限，王阳明站立讲学，他讲道：“尧、舜生知安行的圣人，犹兢兢业业，用困勉的功夫。吾侪以困勉的资质，而悠悠荡荡，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岂不误己误人？”又说：“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虚，变通不居’。若假以文过饰非，为害大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临别时又说：“功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王阳明如此论述良知学的简易，简易之学到了王阳明这里已经达到极致。王阳明此时写下了书信《寄安福诸同志》（《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上一段话便记录在书信末尾。

此心只是个真诚恻怛

王阳明从江西省吉安府沿赣江继续南下，经赣州府到达南安府。这一带是王阳明“三征”中的第一征，即讨伐南赣贼匪时的主战场。他在南安府下船，翻越与广东省交界处的梅岭（大庾岭）关，进入广东省南雄府地界。估计王阳明是乘轿子翻越梅岭关的，因为他的病体已无法支撑他步行。即便现在，仍有人乘坐轿子翻越此地。

当时，王阳明给留在家中的嗣子正宪写了一封家政训诫的书信《寄正宪男手墨二卷》（《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信中记载，王阳明翻越梅岭关是在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七日。

梅岭关以南的岭南之地，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蛮人居住的地方。唐代名僧慧能曾作偈与神秀辩“明镜”论，他第一次来到湖广省黄梅县的东林寺，拜见五祖弘忍大师时，两人有如下对话（《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

弘忍问：“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慧能答道：“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

弘忍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3)，若为堪作佛？”

慧能回答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弘忍听了慧能的话哑口无言，知道他有过人之处，想多和他交谈，因为周围有其他弟子，不便多言，于是让他和其他弟子一起劳作。后来通过“明镜”论的偈子，弘忍认定慧能可以继承法统。

据上述给正宪的书信可知，王阳明此时已经来到三水（广东省广州府三水县），再过几天就能到达广西省。信中也记载了王阳明当时的病情：肺病引起的咳嗽迟迟不愈，但是也无大碍，一路上也算平安。他还问到亲生儿子正聪的生活起居。正聪当时还是一个两岁的幼儿，王阳明将对他的教育委托给门人魏廷豹。嗣子正宪是王阳明正德十年（1515）领养，此时已经是二十岁的青年。

后来王阳明从任职地广西省又给正宪写了一封家训书信《寄正宪男手墨二卷》（《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

在第一卷中，他简洁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如下写道：“吾平日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4)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亦无良知可致。”

王阳明认为，致良知，最重要的是先要有万物一体之仁，即对所有人的诚爱恻怛之爱心，也就是说对人要有诚意，要有怜悯之心。

如前所述，诚意贯穿了王阳明的整个思想，到王阳明晚年，“诚意”说成为一种重视诚爱恻怛之情意的思想。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在寄给浙江省参政朱应周(5)的《南冈说》中写道：“夫天地之道，诚焉而已耳；圣人之学，诚焉而已耳。”（《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

关于诚，《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中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章句上》）王阳明关于诚的说法虽然秉承了先贤的教诲，但他已将诚发展为自己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这封“手墨”后来被收录进《王文成公全书》时，陈九川在跋文中这样写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师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诚爱恻怛之心即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门人者，仅见一二于全集中，至为紧要。乃于家书中及之……”

思恩、田州，降了

王阳明进入广东省后，沿北江南下到达三水，又沿西江向西逆流而上，于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十八日经过广东省肇庆府，同月二十日抵达广西省东部的梧州府。他把这里作为讨伐思恩、田州的根据地，并成立军政府。

之后，王阳明于十二月一日向朝廷上《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四），上疏中说现在还没有会同各级官员具体审察，但是参考来广西的途中从军民口中获得的信息，就今后的方针陈述一下自己的意见：

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诛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则前此当事诸人亦宜分受其责。

盖两广军门专为诸瑶、僮及诸流贼而设，朝廷付之军马钱粮事权，亦已不为不专且重，若使振其军威，自足以制服诸蛮。然而因循怠弛，军政日坏，上无可任之将，下无可用之兵，一有惊急，必须倚调土官狼兵，若猛之属者而后行事。故此辈得以凭恃兵力，日增其桀骜。今夫父兄之于子弟，苟役使频劳，亦且不能无倦。况于此辈夷犷之性，岁岁调发，奔走道途，不得顾其家室，其能以无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则又功归于上，而彼无所与。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诱，与之为奸，其能以无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征发愆期，既而调遣不至。上嫉下愤，日深月积，劫之以势而威益亵，笼之以诈而术愈穷。由是谕之而益梗，抚之而益疑，遂至于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

夫即其已暴之恶征之，诚亦非过，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当反思其咎，姑务自责自励，修我军政，布我威德，抚我人民，使内治外攘而我有余力，则近悦远怀而彼将自服，故不复自反而一意愤怒之！

夫所可愤者，不过岑猛父子及其党恶数人而已，其下万余之众，固皆无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党恶数人既云诛戮，已足暴扬，所遗二酋，原非有名恶目，自可宽宥者也。又不胜二酋之愤，遂不顾万余之命，竭两省之财，动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织，数千里内骚然涂炭者两年于兹。然而二酋之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尔兵连祸结，征发益多，财馈益殚，民困益深，无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瑶海贼乘衅摇动，穷迫必死之寇既从而煽诱之，贫苦流亡之民又从而逃归之，其可忧危何啻十百于二酋者之为患。其事已兆而变已形，顾犹不此之虑，而汲汲于二酋，则当事者之过计矣。

……

臣愚以为且宜释此二酋者之罪，开其自新之路。而彼犹顽梗自如，然后从而杀之，我亦可以无憾。苟可曲全，则且姑务息兵罢饷，以休养疮痍之民，以绝觊觎之奸，以弭不测之变。迨于区处既定，德威既治，蛮夷悦服之后，此二酋者遂能改恶自新，则我亦岂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执而杀之，不过一狱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烦哉？

或者以为征之不克，而遽释之，则纪纲疑于不振。臣窃以为不然。夫天子于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载，无不欲爱养而生全之，宁有蕞尔小丑，乃与之争愤求胜，而谓之振纪纲者？……

臣又闻两广主计之吏，谓自用兵以来，所费银两已不下数十万，梧州库藏所遗，不满五万之数矣；所食粮米已不下数十万，梧州仓廪所存，不满一万之数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后之图乎？

臣又闻诸两省士民之言，皆谓流官之设，亦徒有虚名而反受实祸。诘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设流官之前，土人岁出土兵三千以听官府之调遣；既设流官之后，官府岁发民兵数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设流官以来，十八九年之间，反者五六起，前后征剿，曾无休息，不知调集军兵若干，费用粮饷若干，杀伤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为之忧劳征发。浚良民之膏血而涂诸无用之地，此流官之无益，亦断然可睹矣。但论者皆以为既设流官而复去之，则有更改之嫌，恐启人言而招物议，是以宁使一方之民久罹涂炭，而不敢明为朝廷一言，宁负朝廷而不敢犯众议。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于国而庇于民，死且为之矣，而何人言物议之足计乎！

臣始至，地方虽未能周知备历，然形势大略亦可概见。田州切邻交趾，其间深山绝谷，皆瑶、僮之所盘据，动以千百。必须仍存土官，则可借其兵力，以为中土屏蔽。若尽杀其人，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自撤藩篱，非久安之计，后必有悔。……

确实如王阳明所主张的那样，边境之地应当以当地土官为主来治理，这样有助于本土的防御。东正堂评论道：这也是王阳明先生眼见高明之处。（《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三《奏疏·公移三·思田书》）

提交上疏的第二天，即十二月二日，吏部使者前来下旨，命王阳明兼任两广巡抚。王阳明自然予以辞退，于嘉靖七年（1528）正月二日，上《辞巡抚兼任举能自代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四）。

他在上疏中写道，两广之地的地形与别处不同，到处都有贼窝，每天都有乱党出没，百姓困苦至极，只有精明强干之人才能胜任此地巡抚一职。宸濠之乱时，时常在他左右、后来致仕的副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材或者就任南赣副都御史的汪鋐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奏请从这三人中选一人来代替自己，但是未获恩准。

王阳明离开梧州府的军政府，沿浔江、郁江西行，朝着位于思田地区南部的广西省南宁府进发。

在上节提到的上疏中，王阳明主张“则且姑务息兵罢饷，以休养疮痍之民”，他到南宁府听了前任巡抚姚镆的部下军官汇报思田地区的情况，据说乱党有归顺之意，判断他们也需要为春天的耕种做准备，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布指令《放回各处官军牌》（《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命令解散和撤退除远道而来的湖广兵之外的思田地区全部守备兵数万名，让他们休养生息，专心务农。

湖广兵是指隶属于广西省北部、湖广省西部的永顺和保靖两宣慰司的六千余名士兵。王阳明先不解散他们，暂时让他们守卫思田地区的城池，直到沿途需要的马匹粮草齐备。

关于这个指令，东正堂评论说：以解散守备兵、安抚民心为名，在解散和暂留之间隐藏着王阳明先生的高深机谋。（《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三《奏疏·公移三·思田书》）关于东正堂提出的“王阳明先生的机谋”，后文再谈。

王阳明发出这个并非以全军为对象的指令后，紧接着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发布了类似主旨的指令《犒谕都康等州官男(6)彭一等》（《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镇安府都康州位于广西省西部，靠近交趾。此地的官男彭一等头领率领部下众多士兵远征南宁府及其东北部的宾州（柳州府宾州县），又长期驻扎守卫在那里，王阳明在公文中给予慰劳犒赏。由于年末将至，士兵们的思乡之情渐浓，所以王阳明命令他们解散，回乡努力耕作。

文中还写道，本族官目务要严整行伍，经过地方，毋得侵扰百姓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即时依照军法斩首。回家之后，仰本州县官仍要爱惜下人，辑和邻境，毋得恃强凌弱。

不愧是王阳明所写，训诫中充满了人情味。

广西南宁青秀山“阳明先生过化处”，斑驳的石刻铭记着王阳明在南宁的教化之德。

思恩、田州叛乱的头目卢苏、王受得知王阳明奉旨前来广西省，又听说朝廷没有必杀之意，因此投降的念头日益坚定。他们久闻王阳明的大名，甚至担心王阳明会晚到。他们见王阳明赴任后立即解散和撤退数万名守备兵，所以于嘉靖七年正月七日，派遣部下头目黄富等十几人来到南宁府王阳明军营前，请求投降。

王阳明传达了朝廷的意向——特派大臣前来，给你们一条重生之路，如果你们真心投降，绝不会杀戮——显示了朝廷的恩威。然后，他口述了劝说卢苏、王受投降的话，让黄富等人笔录下来带回去。

王阳明说道，你们本无大罪，但是累及数万无辜百姓流离失所，又使朝廷兴兵，惊动三省，罪行日益加重。但是你们面前有重生之路，务必立即投降，改恶从善，弃死投生，恢复农耕。本院给你们二十天的考虑时间，如若不能遵守，只有死路一条，本院将进兵讨伐。

卢苏、王受等看到部下带回来的信，高兴地对信叩拜，欢声雷动。卢苏聚集部下约五万名，王受率部下约三万名，于正月二十六日来到南宁府城下自首。

次日，卢苏、王受率部下头领数百人来到王阳明军营，以绳索捆缚自身，表示投降，并自诉罪状，恳求免于一死，来日必报大恩。

王阳明对卢苏和王受说，汝等占据险要，拥兵作乱长达两年多，上使朝廷忧虑，下扰三省百姓生活，不惩罚不足以平军民之愤怒。今免去尔等死罪是天地有好生之仁德，给你们杖刑是我作为人臣守法之义。于是将二人各处以杖刑一百。

在卢苏、王受受刑时，两人的部下都一直伏地叩首。杖刑结束，士兵们给两人松绑后，王阳明来到乱贼的军营，对众人加以抚慰，众人感动得声泪俱下，誓死报效朝廷。王阳明又委派熟悉当地情况的广西省右布政使林富和旧任副总兵官张祐两人负责监督，让七万余名贼兵全部回乡，结束时已是二月八日。思恩、田州之乱就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平定了。

王阳明结束了以上处置，于二月十二日上《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四）。王阳明首先根据岑猛父子作乱的教训，提出了安抚两广这一边境之地的对策，又详细列举不可为的十项和必须做的十项，称之为十患、十善，并在此基础上详细描述了此次讨伐的实情，提议今后扶植土官，否则这样的叛乱还是难免。最后，王阳明总结说：“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数万生灵。”

思恩、田州之乱正如王阳明自豪地陈述的那样，迎来了圆满的结局，主要原因是卢苏、王受等人很清楚王阳明的人品，因而为其恩威所服。总而言之，王阳明完美地发挥了“神武不杀”的威力。

《王阳明先生图谱》中所绘的思恩、田州叛乱头目卢苏、王受以绳索捆缚自身，来到王阳明军营自首的情形。

王阳明的讲友湛甘泉后来在《阳明先生墓志铭》（《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中评价思恩、田州之乱时，称赞道：“人知杀伐之为功，而不知神武不杀者，功之上也，仁义两全之道也。……抚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资，仁义并行，神武不杀，是称天兵。”

“神武不杀”出自《周易·系辞上传》中的“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战后安民

王阳明为纪念思恩、田州之乱的平定，建石碑称颂天子恩德。碑文（《田州立碑》，《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中写道：“班师撤旅，信义大宣。诸夷感慕，旬日之间，自缚来归者，七万一千。悉放之还农。昔有苗徂征，七旬来格（《书经·大禹谟》），今未期月而蛮夷率服。绥之斯来，速于邮传。”

上述文字有两处用典。一处是子贡在陈述孔子的伟大之处时说的“绥之斯来”（《论语·子张》），另一处是《孟子》中的“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王阳明于二月十五日上《地方紧急用人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四）。因为朝中议论是否应该在田州设置都御史，让王阳明考虑一下。

王阳明上疏说，本来这里就是蛮夷之地，不适合用中土的治理方法，就连重新设置流官都是不可行的，让都御史这样的重臣驻扎此地更是万万不可。他又恳求道，所幸叛乱已平，农业生产也已恢复，但是从设置军政府的梧州到偏远之地思恩、田州，走水路要花一个月，由于连年战乱，官衙和民房都被烧毁，目之所及都是一派悲惨萧条的景象，所以需要朝廷委派老成宽厚之人来此地安抚民心，而广西省右布政使林富堪当此任。

王阳明于四月六日上《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四）。上疏中，王阳明详细论述了流官与土官的利弊。为保此地永久平安，他提出了以下对策：一、特设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势；二、仍立土官知州以顺土夷之情；三、分设土官巡检以散各夷之党。

王阳明于七月六日上《边方缺官荐才赞理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五）。上疏中，王阳明指出需要为缺乏官员的边境之地补充人才，并列举了一些候补人员名单。他认为，边境是蛮夷居住之地，多发事端，选定治世之才极为困难，并列举了三个必要条件：一、忠实勇敢、业务干练；二、有才能，而且通晓当地风情，能够把握土民的心情；三、具备适合当地风土的体力。王阳明指出自己选定的候补人员都符合这三条。

为了维护新平定地区的治安，谋求民生安定，王阳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但是朝廷并未全部采纳。（《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兴建学校，教化百姓

在前文提到的《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四）中，王阳明指出，田州刚刚收服，“用夏变夷”（《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应当建立学堂。

由于战乱有很多居民流离失所，建学堂也许是徒劳，不过为了改变民风，官府必须抓紧教化。因此王阳明命广西省提学官从广州县学选派两名教师。他在公移《案行广西提学道兴举思田学校》（《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中传达了具体指示。

到了六月下旬，在发出的公移《牌行灵山县延师设教》（《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中，王阳明首先这样写道：“看得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日偷，风教不振。近该本院久驻南宁，该府及附近各学师生前来朝夕听讲，已觉渐有奋发之志。但穷乡僻邑，本院既未暇身至其地。”

灵山县位于广东省西部、广西省南宁府南侧、广东省廉州府北端。王阳明对灵山县的负责官员说，陈逅（字良会）精通道理之学，应当以礼相迎，留在县学内，让他每天给诸生讲学。如果有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就让他学习“四书五经”。王阳明又给陈逅发公移《牌行委官陈逅设教灵山》（《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具体讲述了在灵山县讲学时的注意事项。

在“大礼议之争”中，御史朱浙和马明衡锒铛入狱，陈逅为营救他们，与季本、舒芬、林应骢等商量对策，结果被朝廷降职，从监察御史降到廉州府合浦县县丞，来到广东省。

同时，王阳明也发布了同样主旨的公移《牌行南宁府延师设教》《牌行委官季本设教南宁》（皆出自《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命南宁府新设敷文书院，由季本担任主教。敷文书院的“敷文”来自“诞敷文德”（《书经·大禹谟》），意思是停止使用武力，施行文德。

致良知“致”之不易

王阳明赴广西省途中经过江西省，高徒陈九川前来会面，交谈的时间不多。王阳明本打算让陈九川来任职之地，然而到任之后也没有空闲，再加上气候风土不好，自身肺病因暑热恶化，因此从南宁府给陈九川写信《与陈惟浚》（《王文成公全书》卷六）。

信中，王阳明提及门人的学习状况，严厉地说：“近时同志亦已无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能于此实用功者绝少，皆缘见得良知未真，又将‘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处。虽比往时支离之说稍有头绪，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间耳。”

王阳明向陈九川表达遗憾之意，大概是因为陈九川自身也有这样的倾向。王阳明在信中叮嘱门人不要把良知学看得过于简单。

王阳明在给陈九川的信中提到，聂文蔚来信求教，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学问日进千里，王阳明对此甚感欣慰。（关于王阳明给聂文蔚的回信，我们在后文再讲述。）

最后一战：八寨、断藤峡

思恩、田州之乱持续了两年多，直到王阳明平定了卢苏、王受等叛贼，才真正结束。

此后，盘踞在广西省中部八寨地区的瑶族，盘踞在断藤峡的苗族，又开始叛乱。王阳明对此进行清剿，这便是他“三征”中的第三征，从嘉靖七年（1528）四月持续到六月。

八寨位于广西省柳州府上林县北部，与北侧的庆远府忻城县之间有都泥江（今红水江）穿流而过，两岸都是悬崖绝壁，其间设有思吉、周安、古钵、古蓬、剥丁、罗墨等八个寨子，因而被称为八寨。

沿都泥江东下，黔江（大藤江）两岸便是断藤峡。激流翻滚的悬崖断壁之间便是叛贼的巢穴，位于柳州府武宣县和浔州府桂平县的交界处。

叛贼占据天险，拥兵数万，互相沟通联络，南与交趾的夷狄，西与云南、贵州两省的叛贼勾结，又与东北部的瑶族串通，四处出没，烧杀抢掠，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明英宗天顺年间，都御史韩雍率二十万大兵讨伐断藤峡，退兵后不久，乱贼从巢穴涌出，攻陷了浔州府府城。于是官军再次征讨安抚，乱贼又退回巢窟，其后烧杀抢掠更加严重。韩雍也曾带兵数万讨伐八寨，却未能攻破贼巢。

后来，明宪宗成化年间，土官岑瑛攻入八寨贼巢，杀掉两百名乱贼，最后却不敌乱贼的大军，败退下来。其后再也没有人攻打这一带的叛贼。

二月十二日王阳明上奏了思恩、田州叛乱的平定事宜后，紧接着在二月十八日又上奏了《地方急缺官员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四）。因为担任柳庆地区（柳州府和庆远府）的参将生病，王阳明希望紧急委派田州参将沈希仪顶替，因此上疏请求。

王阳明说：“参将沈希仪虽系专设田州驻扎官员，然田州之事，臣与各官见驻南宁，自可分理。本官旧在柳、庆，夷情土俗，备能谙悉，而谋勇才能，足当一面，求可委用，无逾本官者。”

王阳明在二月二十三日发布公移《行参将沈希仪守八寨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做出如下指示：

为照八寨巢穴，及断藤峡等贼，素与柳、庆所割地方瑶、僮村寨连络交通，诚恐乘机奔突，亦合督兵防捕。为此牌仰参将沈希仪照牌事理，即便督率官兵人等，于贼冲要路，严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机擒捕，毋容逃遁。仍要严禁下人，惟在殄除真正贼徒，不得妄杀无辜，及侵扰良善一草一木。

沈希仪（1491—1554），字唐佐，号紫江。此人忠肝义胆，智勇过人，善于随机应变，凡人莫测。东正堂这样评论沈希仪（《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三《奏疏·公移三·思田书》）：后世有人称沈希仪为一代名将，其实，沈希仪常在王阳明先生的麾下，观察先生用兵之妙，领悟之后便成了名将。我曾经读过唐荆川写的长篇《广右战功》，书中详细记述了沈希仪的战功，一读便知他是学习了先生讨伐南赣时的方略。

接下来，王阳明在三月十日发布公移《犒送湖兵》（《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之前撤退两广全部守备兵时，因为途中尚未准备妥当，独留湖广兵驻守南宁府，如今命他们还乡。王阳明对他们的辛苦给予了犒赏，并明确指示回乡路线，即从南宁府经浔州、梧州、平乐、桂林各府到达湖广省，并允许湖广兵只带武器不带粮食，命令沿途各级官府为他们准备必要的粮食与盘缠。

王阳明于三月十三日发布公移《征剿八寨断藤峡牌》（《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命广西省右布政使林富和副总兵官、都指挥张祐两人率官兵，协同卢苏、王受的士兵进攻八寨、断藤峡。攻入各贼巢之前，“务要声言各贼累年杀害良民，攻劫州县乡村之罪，歼厥渠魁，及其党与罪恶显著者，明正天讨，以绝祸根。除临阵擒斩外，其余胁从老弱，一切皆可宥免”。另外，此次征讨的目的是平定叛乱、安抚民心，不以多擒获叛贼首级论功，更不能伤及良民百姓的一草一木。

他又给各个指挥官发公移《牌行领兵官》（《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其内容与上述公移类似，另外命令各军：“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军中途，候约参将张经，与同守巡各官集议，先将进兵道路之险易远近，各巢贼徒之多寡强弱及所过良民村分之经由往复，面同各乡道人等逐一备细讲究明白，务要彼此习熟通晓，若出一人。然后克定日时，偃旗息鼓，寂若无人，密至信地，乘夜速发，务使迅雷不及掩耳，将各稔恶贼魁，尽数擒剿。”

广西断藤峡。王阳明“三征”中的第三征首战便在这里打响。

嘉靖七年四月到六月，王阳明平定了八寨、断藤峡的叛乱，七月十日他上奏了《八寨断藤峡捷音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五）。在向朝廷报捷的长文中，王阳明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战况。下面我介绍一下其要旨。

奉王阳明命令的讨伐作战，首先在断藤峡打响。广西省士兵与回归湖广省途中的士兵，合计约六千两百余名，于四月二日悄悄集结在断藤峡附近，开始时分道进军，四月三日凌晨一举发动进攻。

贼兵之前打探的消息是，王阳明尚且驻守在南宁府，没有出征的迹象，也没有看到调兵储粮的动静，因此放松警惕，再加上官兵肃静行军，贼兵根本没有觉察到。官兵突然来袭，贼兵手足失措，但依然负隅顽抗。贼兵终究难敌官兵的强大攻势，退守仙女大山。

四月四日以后，官兵又陆续攻破各个贼巢，斩获众多主要叛贼。到了四月十日，官军基本镇压了断藤峡的贼巢，杀死主要贼兵约两百七十五名，因官兵追击落入黔江溺水而死的贼兵约有六百名。官军于十日暂时收兵，回到浔州府驻地，向王阳明汇报战况。王阳明命他们攻击断藤峡周边的贼巢。此次扫荡作战于四月二十日结束，其间斩获主要贼兵八百二十九名，加上四月十日之前的两百七十五名，合计一千一百零四名。至此，讨伐断藤峡乱贼一役告终。

王阳明在讨伐断藤峡期间，于四月十五日上的《征剿稔恶瑶贼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五）中写道，思恩、田州的叛贼已经招降，该地区恢复了平静，八寨、断藤峡的稔恶乱贼不愿招安，依旧流窜在周边地区，如不讨伐将会留下祸根，幸好回乡的湖广兵的归途离八寨、断藤峡不远，已经投降的卢苏、王受及其部下又盼望报效朝廷。为谋求广西省的持久和平，朝廷需要紧急征讨八寨、断藤峡的乱贼。

下面简单了解一下《八寨断藤峡捷音疏》中记载的讨伐八寨乱贼的情况。

包含卢苏、王受率领的思田士兵在内，广西省士兵约计六千一百多名。四月二十二日晚，官兵集结在八寨附近，为了不发出声音，让人马嘴里衔枚（类似筷子的东西），深夜进发。因此，官军通过时村寨的居民都没有觉察到。二十三日凌晨，官军各队突破石门天险，攻入贼巢。

贼兵还以为官兵从天而降，一时间惊慌失措，四散而逃。

官兵乘胜追击，于六月七日攻克八寨所有贼巢。其间斩获主要贼兵多达一千九百零一名。

另外，剩余的一伙强贼约千余名将船并在一起，企图逃到对岸的柳庆地区，当时正好刮起一股强风，打翻了所有舟船，贼兵几乎全被激流吞没。讨伐八寨乱贼一役到此告终。

断藤峡、八寨的乱贼曾经气势凶猛，如今被王阳明指挥的大军扫荡殆尽。两地征讨斩获的主要贼兵合计三千零五名，另外生擒贼兵一千一百五十五名。

据王阳明的记载，官军平定八寨、断藤峡的乱贼后，远近室家相庆，道路欢腾，皆以为数十年来未见其斯举也。王阳明在上疏中列举了以林富、张祐、沈希仪为首的各级指挥官的姓名，甚至包括卢苏、王受的姓名，请求朝廷对他们论功行赏。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王阳明的病情日益恶化，已近危笃状态。像往常一样，王阳明在报捷疏中也提出请求，希望尽快回乡养病。

平定八寨、断藤峡的乱贼后，王阳明吟诗两首，抒发自己当时的感怀。第一首便是《破断藤峡》（《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绕看干羽格苗夷，忽见风雷起战旗。

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时。

迁宾玉石分须早，聊庆云霓怨莫迟。

嗟尔有司惩既往，好将恩信抚遗黎。

诗中第六句中的“云霓”出自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当时齐宣王讨伐燕国，遭到周边诸侯的反抗。《书经》中记载有殷汤王的故事。天下黎民知道汤王的征伐是正义之战，因此当汤王率部攻打一方暴君时，其他地方的百姓就会埋怨，为何不先攻打自己的国家，就像大旱之际盼望云霓（象征及时雨的雨云或彩虹）那样。王阳明引用这一典故，表达了百姓期待善举的心情。最后两句希望朝廷在征讨乱贼的过程中恩威并行，感化民心。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心系民生。

第二首诗是《平八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见说韩公破此蛮，貔貅十万骑连山。

而今止用三千卒，遂尔收功一月间。

岂是人谋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师还。

穷搜极讨非长计，须有恩威化梗顽。

在该诗的第五、第六句中，王阳明表示此次取得的赫赫战功并非人的计谋所及，而是靠天佑神助。最后两句，他指出将贼兵一个不剩地全部剿清并非长久之计，对那些执迷不悟的贼兵应当恩威并施，予以教化。在此，王阳明流露出对贼兵的怜悯之意。

阳明功过之争

七月十二日，王阳明上《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五），指出八寨、断藤峡的乱贼常年祸害周遭的百姓，朝廷对此不能坐视不管。王阳明按照圣旨的本意进行了征讨，为预防祸患，他还提出了各种对策，比如将柳州府南丹卫城搬到八寨等。

朝中议论这封上疏时，户部尚书主张应当再次调查，而礼部尚书大学士霍韬，以自己是两广出身为由，说道：“乃若八寨贼、断藤峡贼，又非思、田之比。八寨为诸贼渊薮，而断藤峡为八寨羽翼也。广西有八寨诸贼，犹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则两广无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机不露，一举平之。百数十年豺虎窟穴，扫而清之，如拂尘然。臣等是以叹服守仁体能陛下之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接下来，霍韬指出，王阳明征讨有八大善事，其中之一便是献计将卫城搬到平定的贼巢，如此一来，他日乱贼将无法再图生变。

当时，有位尚书提出，王阳明奉朝廷命令平定了思恩、田州，但对八寨、断藤峡是无旨擅动。

对此，霍韬认为，“昔吴、楚反攻梁，景帝诏周亚夫救梁。亚夫不奉诏，而绝吴、楚粮道，遂破吴、楚而平七国，安汉社稷。传曰：‘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专之可也，古之道也。’”。

霍韬为王阳明辩护说：“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怀也，遂纳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诸贼未易服也，遂因时仗义而讨平之。虽无诏命，先发后闻可也，况有便宜从事之旨乎？”

顺便提一下，孙子曾说：“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地形》）

王阳明正是遵从了孙子的教诲。

八寨、断藤峡征讨结束后，紧接着王阳明于六月十日发布公移，犒赏讨伐乱贼的有功之人。

在《行左江道(7)犒赏湖兵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中，王阳明命令左江道守巡官给湖广省士兵发放赏银，因为他们在回乡途中曾参与讨伐乱贼。

在《奖劳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中，王阳明指示应该对统率湖广省士兵的两名宣慰使及有功的士兵头目给予重赏。

王阳明又在《奖劳督兵官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中，指示相关官员犒赏各级指挥官。此时王阳明到八寨贼巢实地勘察，不能亲自招待相关人员，故而在上述各封公移中表达了遗憾之意。

七月三日，他又发布公移《行右江道(8)犒赏卢苏、王受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为慰劳参与征讨的卢苏、王受，命右江道守巡官发放粮米三百五十石，分发给卢苏、王受的部下。

七月八日，王阳明又发布公移《给土目行粮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犒赏镇安府的土兵头目岑瑜，因为他在讨伐八寨叛贼时率手下土兵四百五十名志愿从军。王阳明向岑瑜部的每个人发放行粮一月，令其从右江道的守巡官处领取。

由于南宁府一带常年有乱贼困扰，再加上大旱，因此王阳明于八月十日发布公移《行左江道赈济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命令左江道守巡官根据门第发放军用粮米。他在文中严命各官务必使百姓各沾实惠，不可让贪官作弊克扣，有名无实。

九月八日，世宗皇帝为褒奖王阳明平复两广地区的功绩，命使者携圣旨与赏银来到王阳明处。王阳明感恩不已，于二十日上奏《奖励赏赍谢恩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五），文中提到自己病情日笃，每日卧病在床，恐怕不能再为朝廷奔走。王阳明为回乡养病，于八月二十七日离开南宁府，此前为迎接皇帝派来的使者而滞留在广东省广州府。

(1)《启问道通书》：收录于《传习录》中卷。三轮执斋被称为日本阳明学的中兴之祖，他将“四句宗旨”称为“四言教”来尊奉，他认为这封回信是王阳明在五十三岁时写的。

(2) 建德县：从桐庐县沿桐江逆流而上，严州府府城所在地。

(3) 獦獠：狼犬，异民族的别称，蛮人的意思。

(4) 诚爱恻怛：王阳明也曾说过真诚恻怛、仁爱恻怛。

(5) 朱应周：名鸣阳，正德六年（1511）进士，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今莆田市）人。

(6) 官男：祖先有功而被追封，其子孙袭男爵之名。

(7) 左江道：管辖浔州、南宁、太平三府。

(8) 右江道：管辖柳州、庆远、思恩、思明、镇安五府。

终 章

阳明临终

拜谒伏波庙

嘉靖七年，王阳明已经五十七岁了。他原本就患有结核病，加之肺疾趋于恶化，且不远千里到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酷暑之地——广西省平定乱贼，以致疲惫不堪，终至极限。于是他向朝廷说明病情，奏请归乡。

王阳明原本是一名儒学家，本愿是于清静之地讲学。然而，他在年轻时学习过兵法，是一位能与孙子相提并论、精通诸家兵法的战略家，所以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担负朝廷的重托，把本该讲学的大好时光花费在平定地方乱贼上。他在短时间之内平定了曾动摇明武宗统治的宸濠之乱，为明王朝立下了前所未有的汗马功劳。他虽是一名文官，却被称为明朝首屈一指的兵法家，声名远扬，永垂青史。只是我们很难断定这是不是他的真实愿望。

然而，王阳明在贬谪之地龙场悟道之后，主张知行合一、事上磨炼，而且与书斋派不同，他四处教化弟子，所以从这两点来看，也许平定乱贼的艰苦经历对于深化他的思想是有益处的。

如前所述，王阳明经历了宸濠之乱及许、泰之变等沉重苦难后，“赖天之灵”得到了具有宗教色彩的灵感，接着便在临近五十岁时悟出了“致良知”说，从而深化了自己的心学思想。然后王阳明在故乡将自己的学说亲授给门人，但也不过短短数年。

王阳明平定乱贼后，曾多次向朝廷奏请归乡，想亲自给门人讲学，但迟迟得不到恩准。宸濠之乱的善后事宜都结束后，他的归乡夙愿才得以实现，那时他已年届五十。五十七岁那年讨伐广西省乱贼后，七月十日，他在报捷疏《八寨断藤峡捷音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五）中再次向朝廷奏请归乡养病。估计那时他已深知自己的病情了吧！

王阳明为平定乱贼而驻扎于广西南宁府，后因病情加重，圣旨又迟迟不下，他万不得已于八月二十七日舟行邕江，朝故乡进发。途经激流湍急的乌蛮滩（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东）时，船夫说前面就是伏波庙，王阳明大惊，随即停船上岸，拜谒了伏波将军马援的祠堂。他叩拜将军雕像时想起了四十年前的梦，遂作诗两首，为《谒伏波庙》（《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第一首如下：

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

徂征敢倚风云阵，所过须同时雨师。

尚喜远人知向望，却惭无术救疮痍。

从来胜算归廊庙，耻说兵戈定四夷。

第一句“四十年前梦里诗”指的是，大约四十年前，王阳明十五岁时曾在梦中吟诗，为《梦中绝句》。他在这首七绝诗（《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的序中如此写道：“此予十五岁时梦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梦中。兹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识其事于此。”

这首大约四十年前作的《梦中绝句》，可以说预言了王阳明的晚年际遇。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第一句“卷甲归来马伏波”指的是，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归来，在边境竖立了一根铜柱，上面刻有六个大字。

在《谒伏波庙》第一首的第二句中，王阳明感叹道，此次广西征讨似乎并非人为意愿，而是天命所定。他还把自己比作伏波将军，且战功更胜伏波一筹，所以从广西归来拜谒祠堂时，自然是感慨万千。

广州府养病

据王阳明训诫其养子正宪以示家政的书信《寄正宪男手墨二卷》（《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第二卷记载，王阳明离开南宁后，于九月七日到达广城（广东省广州府），但因肺病引起咳嗽及水泻，致使其身体极为虚弱，故上疏奏请归乡养病，若获准则乘舟北上，翻越梅岭进入江西，进而东下归乡。然而王阳明刚到广州，世宗皇帝为褒奖王阳明的上述功绩，特遣使臣来下诏书。

自此，王阳明在广州休养了约两个月。在此期间，他曾前往增城县，拜谒其六世祖王纲的祠堂。

如前所述，王纲（字性常）生于元末明初，文武双全却隐遁于世，并不入朝为官。但年至七旬时，王纲受亲友举荐，官拜兵部郎中，后又被提拔为广东参议，指挥广东军队，平定潮州乱贼。在征讨潮州海贼时，乱贼请求王纲担任他们的头领。王纲教导乱贼改恶从善，乱贼不听教诲，将王纲推坐于坛上，每日一同行礼参拜。然王纲责骂不止，最终为乱贼所杀。

同行的王纲之子王彦达放声痛哭，大骂乱贼。乱贼感慨彦达是个孝子，没有加害于他，反而让他带着装有王纲遗骨的袋子回乡去了。

广东增城忠孝祠遗址石匾。此忠孝祠是增城县学师生为褒扬王纲父子（王阳明的六祖和五祖）的忠孝之举而修建的祠堂。

之后，在王纲殉职的增城县，人们建造了祭祀王纲父子的祠堂。而当时增城县学的师生希望将褒扬王纲父子忠孝之举的祠堂建于城门南边的天妃庙，该县知县遂上报申请。对此，王阳明发《批增城县改立忠孝祠申》（《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以遂其所愿。

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去祠堂谒见的王阳明无限感慨，这一点在当时所作的祭文《祭六世祖广东参议性常府君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中也有明确体现。

王阳明在祭文中写道：“恭惟我祖晦迹长遁，迫而出仕，务尽其忠，岂曰有身没之祀？父死于忠，子殚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见……及兹庙成，而末孙某适获来蒸，事若有不偶然者。”

作者对照眼下自己的情形，切身感受因平定乱贼殉职的王纲及其子王彦达的故事，并予以深切缅怀。

王阳明在养病期间还拜访了同处广州府增城县的湛甘泉的故居。

正如前面所述，朱子学后期出现了训诂记诵的弊病，三十四岁的王阳明因与湛甘泉忧虑于此，二人在京师共同致力于倡导复兴圣学（儒学）的运动。他们都继承了程颢的学风，并在体认学方面达成共识。而且，在万物一体思想方面，王阳明反倒非常敬仰湛甘泉。然而王阳明在晚年时开始倡导“良知”说，特别是在体认学方面，与湛甘泉的学风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分歧。尽管如此，二人依然是很好的朋友，各自的弟子也互有往来。

此时，湛甘泉似乎仍驻留京城。王阳明拜访湛甘泉的故居时，追忆起二人一起致力于复兴圣学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遂将这种心情寄怀于《题甘泉居》和《书泉翁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两首诗中。在《题甘泉居》中，王阳明吟诵道：

我闻甘泉居，近连菊坡麓。

十年劳梦思，今来快心目。

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

渴饮甘泉泉，饥餐菊坡菊。

行看罗浮云，此心聊复足。

而《书泉翁壁》则生动地再现了王阳明拜访甘泉故居时的心境。

我祖死国事，肇禋在增城。

荒祠幸新复，适来奉初蒸。

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寻。

苍苍蒹葭色，宛隔环瀛深。

入门散图史，想见抱膝吟。

贤郎敬父执，童仆意相亲。

病躯不遑宿，留诗慰殷勤。

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

道通着行迹，期无负初心。

这首诗临近结尾吟诵的“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蕴含了王阳明对湛甘泉的无限思念之情。

与门人论学

王阳明奏请归乡养病，实际上并非仅仅是想休养身体，而是为了与门人一起讲学。即便在病重弥留之际，王阳明仍心系门下弟子的讲学状况，对故里子弟们的学问修养关心备至。

王阳明对门下弟子们的讲学可谓关心之至，这一点从他写给高徒钱德洪与王汝中二人的书信中便可看出。当时是九月，王阳明仍停留在南宁府，他给留在家中的这二人写了这封《与钱德洪王汝中书（二）》（《王文成公全书》卷六）：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见渐可期矣。近来不审同志叙会如何？得无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龙之会，虽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饩羊，后或兴起亦未可知。余姚得应元诸友相与倡率，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乡来，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书到，望为寄声，益相与勉之。九、十弟与正宪辈，不审早晚能来亲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诱掖接引之。谅“与人为善之心”（《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当不俟多喋也。魏廷豹决能不负所托，儿辈或不能率教，亦望相与夹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诸同志不能尽列姓字，均致此意。

这封书信真切地表达了王阳明对门人讲学以及子弟教育的深切关心。而从德洪、汝中二人的回信中，我们似乎可以了解到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在绍兴、余姚两地举办讲会、奋发学习的情况。

王阳明于十月在广州府发出的《与钱德洪王汝中书（三）》（《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写道：“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达’（《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之机矣。”

除了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外，王阳明还告知二人：“只因二三大贼巢，为两省盗贼之根株渊薮，积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为一除剪，又复迟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间便当就归途也。”

在王阳明出征广西的前一年，即嘉靖五年（1526）的夏天，聂豹曾前往越地拜访王阳明。之后，关于王阳明给聂豹答疑解惑的回信，前面已经提过，甚至在广西的战场上，王阳明也收到过聂豹寄来的求教信。

尽管当时王阳明已卧病在床，但他仍然写了一封论述学问的长信《答聂文蔚（二）》（《传习录》中卷）。此信写于嘉靖七年（1528）十月，距离王阳明去世约一个月，所以事实上也成了王阳明的绝笔。

在这封回信的开头，王阳明赞赏聂豹说：“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绝不赚入旁蹊曲径矣。”

对于聂豹提出的很多问题，王阳明首先以体现孟子“存心养性”思想的“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这三条为例，做了如下论述：

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功夫甚难，问之则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

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功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功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

由此可见，王阳明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功夫应该主要用在“必有事焉”上，而“勿忘、勿助”只是对它的一种完善。

其后王阳明又用比喻做了如下补充：

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

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渀渀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功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騃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上文中所说的功夫全用在“勿忘、勿助”上，虽然暗指当时倡导此观点的湛甘泉，但是在王阳明的门人当中应该也能发现此弊病吧。而后王阳明又指出，因为功夫全用在“勿忘、勿助”上而没有目标，也就是没有孟子所说的“集义”的目标，因此最终会陷入禅的空寂之中。暂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符合孟子的本意，王阳明的意思主要是说如果没有目标，“勿忘勿助”的功夫会因为无视儒学的治世思想而陷入禅的空寂学说。

如前所述，王阳明认为功夫应该主要用在“必有事焉”上，“勿忘、勿助”只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完善；而湛甘泉则重视“勿忘、勿助”，认为对其用功夫才能达到“必有事焉”。不言而喻，这两种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王阳明提倡“致良知”说，他在给聂豹的回信中继续阐述了“必有事焉”的重要意义：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

上文中提到的“意、必、固、我”出自《论语·子罕篇》：“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在阐述孔子不是一个自我、固执、顽固、执拗的人。

而且，王阳明认为孟子所说的“勿忘”“勿助”并不是其本质，并在下文做了说明：

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王阳明一直主张的“头脑”学和“培根”学就是“致良知”，有了这个“头脑”学，就连“必有事焉”都不需要了。王阳明也曾提倡过孟子所说的“夜气”（《孟子·告子章句上》）这一说法，但只要提倡“致良知”说，便没有必要再宣讲“夜气”一说，宋儒所提出的“敬”，自然也没有必要。并且，他一直以来提倡《大学》中讲的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具有一体性，也就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而且，王阳明认为，集义修行如果不能兼备致良知，则称不上是圆满。而不能兼备致良知，则是因为集义修行不彻底。他还提及，聂豹就是陷入了这样的泥潭之中。如前文所述，他提醒聂豹说：“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

再有，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在书信《与毛古庵宪副》（《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论及“致良知”说同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说的差异，认为在体认的区别方面，两者存在着直接和迂曲、根本和枝叶的差异。

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与今之所谓体认天理之说，本亦无大相远，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种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也；体认天理者，是茂其枝叶之生意而求以复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达之枝叶矣；欲茂其枝叶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别有生意可以茂之枝叶之间者乎？

如前文所述，王阳明曾吟咏良知诗曰：“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其诗意也可以依据此处得以理解。

按照王阳明的说法，良知学说是培养内在根本，而朱子学说则是向外部枝叶求道。他在上文的书信中尖锐地指出，甘泉学说和良知学说的差异在体认学说方面虽然很微小，但甘泉学说之中存在着朱子学说外求的影子。

王阳明在给聂豹的回信中继续展开论学。

聂豹在求教信中写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

王阳明对此表示赞赏，认为“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于是论道“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这一说法是王阳明晚年对“良知”说的高度概括。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良知的本体即为“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换言之，良知即天理。

这样看来，如若不能真正意识到良知即天理，那么“良知”说必定会陷入肆意放纵的弊端。事实上，之后的王门现成派追随者便陷入了这一弊端。因此，当朱子学家批判王阳明的“良知”说无视天理时，王门正统派的邹谦之、欧阳南野等人则用良知即天理这一论说，针锋相对地批判朱子学，同时又尽力挽救王门现成派追随者的肆意放纵之弊。

从王阳明阐述的良知即天理来看，致良知便是极尽天理。因此，把致良知当作禅的空寂学说来谴责是不恰当的。因为既然良知即天理，那么致其良知，则万事万物得其天理，即道理得当，也就是得其“中”。这样也就不会陷入朱子学的那种一一求得心外事物之理的割裂状况。因为，只要致其良知，事物便尽得其理，即所谓一了百当。就是说，若能致其良知，则天下事物纵使千变万化，也无一遗漏。

第二，真诚恻怛是良知的本体，也就是把真诚恻隐之心作为根本。

真诚恻隐之心即仁心，若能把它推及至天下黎民百姓的话，就能达成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了。

若做到了致良知，那么自然也就能做到事亲、忠君、交友、仁民、爱物了。总之，王阳明认为良知不仅具有理性的分辨是非的作用，并且其本质是真诚恻怛这一基本道德情感。

另外，王阳明在给聂豹的回信中写道：“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求，不须假借。”

但是王阳明认为，在致真诚恻怛之良知方面，虽然有其与生俱来的轻重厚薄之分，却丝毫不容增减和假借，否则真诚恻怛也就不是良知的本体了。

王阳明在回信中又继续写道：“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中庸》）者也。”

正如王阳明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即便在良知之真诚恻怛中有与生俱来的轻重厚薄之分，但王阳明更注重孝。所以，不言自明，真诚恻怛的根本在于侍奉父母这一点上。

因此，王阳明在回信中论述了孝悌之道，“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下》）……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二程全书》卷十九）其说是矣”。

孔子曾说过：“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篇》）孟子说：“尽心即知性。知性即知天。存心、养性便事天。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以立命。”（《孟子·尽心章句上》）

对于聂豹的提问，王阳明虽卧病在床，备受煎熬，依然热情洋溢地论述孔子的观点与良知的关系，解读孟子的论点，探讨《中庸》中提及的“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读到这里，读者也会深受感动吧。王阳明对于宣扬圣学的热情，着实令人钦佩。

最后的上疏

正如前文所述，王阳明于嘉靖七年（1528）七月十日上《八寨断藤峡捷音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五）时写道：“但恨身婴危疾，自后任劳颇难，已具本告回养病，却并未得到恩准。”

同年十月十日，在给聂豹回信之前，再次上《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五），向朝廷请求回家养病。

像往常一样，王阳明在上疏中表示，朝廷重用不才之身并委以降贼安国之重任，自己对此心怀感激，虽疾病缠身，也已做好克己奉公、为国牺牲的准备，这次因咳嗽和腹泻，导致身体极度衰弱，所以想尽早返乡养病。

在上疏的末尾，王阳明这样写道：

臣自往年承乏南赣，为炎毒所中，遂患咳嗽之疾，岁益滋甚。其后退伏林野，虽得稍就清凉，亲近医药，而病亦终不能止，但遇暑热，辄复大作。去岁奉命入广，与旧医偕行，未及中途，医者先以水土不服，辞疾归去。是后，既不敢轻用医药，而风气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肿毒，喘嗽昼夜不息，心恶饮食，每日强吞稀粥数匙，稍多辄又呕吐。当思恩、田州之役，其时既已力疾从事。……竣事而出，遂尔不复能兴。今已舆至南宁，移卧舟次，将遂自梧道广，待命于韶、雄之间。……夫竭忠以报国，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碎骨以自效，又臣近岁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苟全以图后报，而为养病之举，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

王阳明如此诚心诚意地奏请回乡养病，可是朝廷连他的这个小小的要求都没有满足。因此王阳明写道，自己将离开广东省广州府，去该省最北部的韶州府和南雄府一带等候圣旨。

另外，估计是这一时期，王阳明在书信《与黄宗贤（四）》（《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中写道：“遍身皆发肿毒，旦夕动履且有不能。”他打算再等十天，如果圣旨还不到的话就出发去南赣候旨。

另外，王阳明在其绝笔信《答何廷仁》（《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如此描述他的严重病情：

区区病势日狼狈，自至广城，又增水泻，日夜数行，不得止。至今遂两足不能坐立，须稍定，即逾岭而东矣。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阴之兴，即须早鼓钱塘之舵，得与德洪、汝中辈一会聚，彼此当必有益。区区养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后必得旨。亦遂发舟而东，纵未能遂归田之愿，亦必得一还阳明，与诸友一面而别，且后会又有可期也。千万勿复迟疑，徒耽误日月。总及随舟而行，沿途官吏迎请谒，断亦不能有须臾之暇，宜悉此意。书至，即拨冗。德洪、汝中辈亦可促之早为北上之图。伏枕潦草。

由此亦可知，王阳明的病情已极度恶化至不能坐立，其身体状况十分令人心痛。但是，尽管病情如此严重，王阳明仍然满怀回乡的喜悦之情，憧憬着和门人一起讲学的日子。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曾两次奏请回乡养病但未得到朝廷恩准，最后他下定决心于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从广东省广州府出发，乘船渡过北江，北上江西。之后，经过上疏中提到的广东省最北端的韶州府，在南雄府下船，十一月二十五日乘轿越过广东、江西的边界梅岭关。

越过梅岭关进入江西省南安府后，王阳明于赣江上游的章江再次登船。当时任职于南安府的门人周积来看望王阳明，对老师的病危状态感到震惊，立即请大夫为其看病抓药。但是终究徒劳，船在离南安不远的青龙铺停靠后，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左右，王阳明病逝于船上，享年五十七岁。他临终时给侍奉于床前的周积留下一句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这句遗言很好地诠释了阳明心学的精髓。王阳明晚年吟诵的《中秋》（《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这里的光明是指良知的光辉，他把心之本体比作明月。

还有，黄绾的《阳明先生行状》（《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中有这样的记载：“廿九日至南康县，将属纩，家童问何所嘱。公曰：‘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遂逝。”其言语中流露出想和门人一起讲学的强烈愿望。

另外，编纂了《年谱》的钱德洪在此后的《遇丧于贵溪书哀感》（《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中记载道：

二十九日疾将革，问侍者曰：“至南康几何？”

对曰：“距三邮。”

曰：“恐不及矣。”

侍者曰：“王方伯以寿木随，弗敢告。”

夫子时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张目曰：“渠能是念邪！”须臾气息，次南安之青田，实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时也。

是日，赣州兵备张君思聪、太守王君世芳、节推陆君府奔自赣；节推周君积奔自南安，皆弗及诀，哭之恸。

《年谱》中记载说，王阳明临终时留下了“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遗言，但是其他版本的年谱中有的并未收录这句遗言。例如，李卓吾编著的《王阳明先生年谱二卷》中就省略了这句话。东正堂认为如此重要的言辞却没有记载，的确是李卓吾的过失，因此愤慨地表示“我很怀疑李卓吾是不是学识尚浅”（《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五《年谱二》）。

但是，在黄绾的《阳明先生行状》中也仅仅记载了王阳明临终时“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愿与吾党共成之”的愿望。到底“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是否是王阳明的临终遗言，想来也是令人怀疑的。但是，至少可以确定王阳明生前说过类似的话，这可以从前文提到的《中秋》一诗中得到印证。如此说来，黄绾所记述的遗言也许是事实吧。

不论怎样，通过了解哲学鸿儒逝世时的情形，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他的学问宗旨和学术精神。例如七十一岁去世的朱熹，直至去世前三天还在修正《大学章句·诚意章》的句子，让弟子抄写。因为朱子的治学态度，他留给弟子的遗言就成了“下苦功夫”。不夸张地说，比较一下王阳明和朱熹辞世时的言语，就能够很容易看清朱、王二人学术宗旨的不同之处。

东林党博学鸿儒高忠宪（高攀龙）是明末新朱子学的学者，因为其在学术方面造诣很深、富有涵养且有坚贞的操守，而被公认为东林诸儒中首屈一指的学者。高忠宪因为遭受非东林党的迫害，严寒中投入自家水池自杀身亡。据说高忠宪死时笔直地傲立在水中，一只手放在岸边，另一只手捂在胸前，帽子没有打湿，口中也没有含一滴池水，从容赴死。刘念台知道后深为感动，说学力不够坚定的话，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在明朝灭亡之际，刘念台也毅然绝食，以身殉国。在绝食的二十天里，有十三天滴水未沾。他将后事托付给子孙，一边流泪一边说：“胸中有万斛泪，半洒之二亲，半洒之君上。”

其间，有弟子问：“先生此苦奈何？”念台指着胸口说：“孤忠耿耿。”

还有弟子问：“今日先生与高先生丙寅事相类，高先生曰‘心如太虚，本无死生’。先生印合何如？”念台答道：“微不同。非本无生死，君亲之念重耳。”（以上均出自《刘子全书·年谱》）这些大儒临终时的情形和言辞，对于立志学习儒学的人来说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王阳明在归乡的船中成为不归客，这着实让人悲伤遗憾。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大约四十年前，王阳明曾梦到伏波将军马援。马援曾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如此看来，这或许也是“三征”归来的王阳明的遗愿。另外，王阳明自己也正如在《啾啾吟》中所吟的“人生达命自洒脱”一样，进入了忘我的境界了吧。

《王阳明先生图谱》中所绘的四方学者会葬王阳明于山阴兰亭之紫洪山的情形。

《年谱三》以及钱德洪的门人程辉撰写的《丧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都记录了王阳明死后直至其灵柩被送回故里安葬的情况。

赣州兵备门人张思聪追至南安，迎入南野驿，就中堂沐浴衾敛如礼。先是先生出广，布政使门人王大用备美材随舟。思聪亲敦匠事，铺梱设褥，表里裼袭。门人刘邦采来奔丧事。

十二月三日，思聪与官属师生设祭入棺。

明日，舆榇登舟。士民远近遮道，哭声震地，如丧考妣。至赣，提督都御史汪鋐迎祭于道，士民沿途拥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御史储良材、提学副使门人赵渊等请改岁行，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丧发南昌。是月连日逆风，舟不能行。赵渊祝于柩曰：“公岂为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门人来候久矣。”忽变西风，六日直至弋阳。先是德洪与畿西渡钱塘，将入京殿试，闻先生归，遂迎至严滩，闻讣，正月三日成丧于广信，讣告同门。是日，正宪至。初六日，会于弋阳。初十日，过玉山，弟守俭、守文，门人栾惠、黄洪、李珙、范引年、柴凤至。

二月庚午，丧至越。四日，子弟门人奠柩中堂，遂饰丧纪，妇人哭门内，孝子正宪携弟正亿与亲族子弟哭门外，门人哭幕外，朝夕设奠如仪。每日门人来吊者百余人，有自初丧至卒葬不归者。书院及诸寺院聚会如师存。

……

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是月十一日发引，门人会葬者千余人，麻衣衰屦，扶柩而哭。四方来观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兰亭五里，先生所亲择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王阳明死后，那些嫉妒他功绩的人并未停止对他的诋毁。

嘉靖八年（1529）二月，辅臣桂萼上奏说，王阳明未待朝命，擅离职守。明世宗因此勃然大怒，决定进行朝议，结果便下了一份轻率的诏书：停止王阳明爵位的世袭，不封谥号，并将阳明学斥为伪学而加以禁止。诏书不仅不认可王阳明讨伐平定广西叛乱之功，而且还给以严厉惩罚。

关于这一点，王阳明的讲友湛甘泉在为王阳明写的《阳明先生墓志铭》（《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中写道：“不及命下，亦命也。”就是说王阳明没有获得朝廷的命令就返乡，是天命。

针对处罚王阳明的诏书，黄绾立即上书替他辩护。

首先，他提出王阳明有四大功绩：平定宸濠之乱、讨伐南赣叛贼、平定思田之乱、讨伐八寨乱贼。这些都是为国除患、不可抹杀的功绩。

其次，他认为阳明学有三个主要部分，即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这些学说均来源于先贤的言论，属孔门正传，要想废除此学说是行不通的。然而，这份上疏并未被采纳。（《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顺便提一下，嘉靖十年，王阳明的儿子正亿四岁时，黄绾成为他的岳父，给他提供庇护。因为桂萼剥夺了王阳明的一切名誉后，地方官便落井下石，企图设法加罪于王阳明一家，附近的地痞也想欺负他们。王阳明的门人黄弘纲（字正之）出于担忧，便与升任南京礼部侍郎的黄绾商量，黄绾于是决定将自己的幼女嫁给正亿。钱德洪和王龙溪担任红媒，另一位王阳明的高足王艮则送去了彩礼。翌年，正亿移居南京。（《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五《年谱附录一》）

由于桂萼的弹劾，阳明学被斥为伪学而遭到严禁。王阳明的高徒薛侃受到谴责，甚至不敢在京师谈论阳明学。尽管如此，王阳明的门人中仍有一些有志之士致力于阳明学的传播。他们在各地建立书院、精舍，举办讲会，并在阳明祠或报功祠祭祀王阳明。

下面简述一下《年谱附录一》中的有关记载。

嘉靖九年五月，薛侃于杭州府城南十里天真山麓建天真精舍，祭祀王阳明。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奔赴广西省途中，钱德洪与王龙溪随行至此，极力向王阳明夸赞天真山，说想在此建书院。王阳明给他们二人写诗表示赞许。嘉靖十一年正月，时任大学士的方献夫在京师聚集志同道合之士。因为前一年黄绾进京述职，钱德洪与王龙溪也进京参加殿试，此次聚会共聚集了四十多名门人。其后也相约定期在庆寿山房集会。

嘉靖十三年正月，邹守益在江西省吉安府安福县建复古书院祭祀王阳明。如前所述，嘉靖五年刘邦采在故乡安福聚集志同道合之士结成“惜阴会”，王阳明写下《惜阴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七）表示赞许，并告诫说致良知的功夫一刻也不容缓。同年因“大礼议之争”遭贬谪的邹守益在流放地南直隶省广德州设复古书院，他在给弟子讲学时，为教化民风而作《谕俗礼要》，得到了王阳明的赞赏。后来，邹守益辞去南京国子监祭酒一职，回到故乡安福，与刘邦采等人共同修建了复古书院。此时，连山、复真书院也成立了，以此地为中心，同好集会在各地相继兴盛起来。

嘉靖十三年三月，浙江省衢州府西安县的王玑率众门人请求钱德洪与王龙溪定期举办讲会，以学习王阳明的遗训。后来，又借李遂成为衢州府知府之机，众门人在衢山脚下建讲舍祭祀王阳明。后来众门人又在该府龙游县创设水南会、兰西会，举办讲会，与天真精舍遥相呼应。此地士民保留了王阳明的遗风，每个季节都会赴龙场祭祀王阳明，或者在家中遥想龙场而拜。同年五月，就任贵州省巡按监察御史的王杏听说此事后深受感动，在贵阳府建王阳明祠追崇王阳明。

嘉靖十四年，就任南直隶省巡按监察御史的曹煜在该省池州府青阳县九华山上建仰止(1)祠祭祀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曾多次到此游玩。邹守益为此募集捐款，购置了祀田。

嘉靖十五年，浙江省巡按监察御史张景与提学佥事徐阶(2)重修了天真精舍，并购置了祀田。当时，已经升任礼部尚书的黄绾为此写下《碑记》，其中写道：“今日书院之创，非徒讲学，又以阳明先生之功也。”

王阳明在出征平定思田之前的数年里，曾在故乡越地阳明书院讲学。因此，嘉靖十六年十月，浙江省巡按监察御史周汝员与绍兴府知府汤绍恩在阳明书院楼门前建新建伯祠，挂王阳明肖像，每年春秋两季，聚集官员举行祭祀事宜。同年十一月，佥事沈谧在浙江省嘉兴府秀水县以北四十里的文湖湖畔建立书院祭祀王阳明。沈谧读了《传习录》后深受打动，但是此时王阳明已经出征广西省，沈谧只好跟随薛侃学习王阳明的学说。沈谧后来成为江西省佥事，又在南赣各地建立了阳明祠。

嘉靖十七年，王阳明去世后整整十年，浙江省巡按监察御史傅凤翔在余姚龙泉山龙泉寺中天阁上方建阳明祠，每年春秋举办祭祀活动，因为王阳明曾在此讲学，取名“龙山会”。

嘉靖十八年，徐阶就任江西省提学副使，在洪都（江西省南昌府）建仰止祠祭祀王阳明。邹守益、刘邦采、李遂、陈九川等众多门人都曾参与此地举办的讲会。同年，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的士民建立报功祠祭祀王阳明。当初王阳明从流放之地龙场释放后，被任命为此地知县，不久后宸濠之乱时又在此地兴起义兵，因此得到众多士民的仰慕。

嘉靖十九年，周桐等人在江西省金华府永康县西北的寿岩建书院祭祀王阳明，有一百多人前来参加讲会。

嘉靖二十一年，范引年在浙江省处州府青田县建混元书院祭祀王阳明。因为范引年在作为教事讲课时提到了王阳明，门人们恭恭敬敬地提出想学习王阳明的学说。书院中堂挂有王阳明肖像，又建仰止祠，钱德洪写下《碑记》。不久，浙江省提学副使阮鹗将书院增修，命名为心极书院，并请王龙溪写下《碑记》。

嘉靖二十三年，湖广省辰州府同知徐珊在辰州府阮陵县建虎溪精舍祭祀王阳明，请邹守益写了《精舍记》。

嘉靖二十七年八月，朱衡等同仁在江西省吉安府万安县建云兴书院祭祀王阳明。同年九月，陈大伦在广东省韶州府建立了明经书院。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史际在南直隶省应天府溧阳县建嘉义书院祭祀王阳明，邀请钱德洪前来举办讲会，来参加讲会的人每每不下百余人。

嘉靖三十年，贵州省巡按监察御史赵锦在龙场建立了阳明祠。

次年，提督南赣都御史张烜将嘉靖初年官兵在江西省赣州府城内郁孤台所建的阳明祠与报功祠予以修复，并在城内东部建义泉书院，南部建正蒙书院，西部建富安书院与镇宁书院，北部建龙池书院讲授学问。王阳明仙去之地江西省南安府青龙铺本来建有圣庙，后来有人相信了京师传来的流言蜚语，将其转移到城中陋屋。因此，兵备佥事沈谧将圣庙迁回原处，并修复了门楼等建筑。

嘉靖三十二年，沈谧修复了江西省赣州府信丰县的阳明祠。赣州府是王阳明征讨南赣贼匪的主战场，本来府内十一县都建有阳明祠，因为信丰县的阳明祠被人破坏，沈谧才将其修复。同年三月，有人对江西省南安府南康县的阳明祠提出异议，并将王阳明像移到其他祠中，因此沈谧改建阳明祠，又命人举行报功典礼。同一时期，赣州府安远县知县吴卜相认为本县没有阳明祠是自己的责任，于是命人修建。门上书写有报功祠，中堂挂上了仰止堂的牌匾。同年四月，赣州府瑞金县知县张景星也建立了阳明报功祠。同年六月，南安府崇义县知县王廷耀也在县学东隅修建了阳明祠。王阳明在征讨南赣贼匪中的横水、桶冈贼匪时，以贼窝横水镇为中心，从周边的上犹、大庾、南康三县中划地，新设崇义县，因此，城中居民各家各户都供奉着王阳明像。

嘉靖三十三年，南直隶省巡按监察御史闾东与该省宁国府知府刘起宗在宁国府泾县大溪西部的水西建水西书院祭祀王阳明。

赣州城的王阳明画像

嘉靖三十五年，湖广省兵备佥事沈宠在该省黄州府蕲州县麒麟山的崇正书院建仰止祠祭祀王阳明。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南直隶省提学御史耿定向与宁国府知府罗汝芳在该府宣城县建志学书院祭祀王阳明。钱德洪与王龙溪先后曾在上述水西书院和志学书院讲学，据说参会之人达两百多名。

嘉靖四十三年，江西省巡按监察御史成守节重修了前文提到的徐阶在洪都创建的阳明仰止祠。

如上可见，世宗嘉靖年间，虽然禁学之风甚严，但是王阳明门人中的有志之士不顾利害得失，四处建立阳明祠，传播阳明学。

世宗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驾崩，穆宗即位后，天下太平，世风大变。穆宗在登基诏书中写道：“病故大臣有应得恤典赠谥而未得者，许部院科道官议奏定夺。”因为世宗临终时，下了一道遗诏，对自己的弊政表示后悔。草拟这封遗诏的便是当时担任首辅、深受世宗信任的徐阶。

徐阶曾参与修建过祭祀王阳明的仰止祠，为恢复王阳明的名誉做出了很大贡献。

徐阶为响应穆宗的登基诏书而上《辨明功罚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八），疏中就王阳明的问题发表了如下述评：“筮仕三十余年，扬历中外，所至有声。而讨江西宸濠之叛，平广西思恩、田州及断藤、八寨之贼，功烈尤著。且博极经史，究心理学，倡明良知之训，洞畅本源，至今为人士所宗。不幸其殁也遽为忌者疏论，遂削去伯爵并恤典赠谥，迄今人以为恨。”

穆宗采纳了这封上疏，于隆庆元年（1567）五月，下诏追封王阳明为新建侯，谥号文成。

不过，在《王文成公全书》中徐阶写的序文后，附有皇帝诰命，其日期为十月十七日。隆庆二年（1568）六月，穆宗皇帝又下诏命，允许王阳明之子正亿继承其父当初的新建伯爵位并世袭之。（《年谱附录一》）

前面多次提到，尽管王阳明建立了举世无双的大功，但命运极其坎坷，一生苦于颠沛流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能遇到明君和贤臣。从贬谪龙场到平定宸濠之乱后的武宗及其辅臣，从在故乡越地遭受困窘到明知他疾病缠身却派他去平定广西叛乱期间的世宗及其辅臣，如果没有这些人在暗中迫害该有多好啊。

在这里借用东正堂的一句话，真正是“为先生，也为天下深深痛惜不已”（《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三《奏疏·公移三·思田书》）。

之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从祀于孔庙。明代约三百年的历史中，从祀之人只有薛敬轩、胡敬斋、陈白沙与王阳明四人。这也表明，阳明学承继先圣，为世人公认，应传扬后世。

(1) 仰止：出自《诗经·小雅》，意为仰慕。

(2) 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别号纯斋，谥号文贞，南直隶省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拜翰林院编修，后历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是自称为王阳明门人的聂豹的弟子。

附录一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

前言

最近日本的社会风潮让人不禁蹙眉，令人忧虑的事情频繁发生，这对于日本的将来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失去了作为人的本心，为功利之念驱使，变得自私自利。

功利之念已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不容易去除，所幸古代的先贤留下了很多好的教诲。其中，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对于眼下的日本人来说是最合适的教科书之一！

王阳明在文中讲道“人心有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即天地万物与自身为一体的仁德，遵从这一仁德，世人将会像父子兄弟般相亲相爱，而且这一仁德与生俱来，人人具备。按照自己的才能和力量去工作的话，人们就不会被任何功利之念污染，从而形成和谐的理想社会。这一点看上去很难，所幸人们生来便具有觉悟的良知，只要尽情发挥就可以了。

这篇《拔本塞源论》，将王阳明心中激荡的至情娓娓道来，让读者不禁为之振奋。《拔本塞源论》是一大警世之作，也是明文中的明文。如今我加以注解，希望有志之士一读。关于其理由，我想只要是对当今日本的社会风潮心存忧虑之念的人士，都能很容易想明白。

本书由序章、第一章和第二章组成。序章分三节，第一节是“王阳明的生涯与思想”，第二节是“王阳明与万物一体论”，第三节是“《传习录》与‘拔本塞源’论”。这些内容是为了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拔本塞源论》的精神。

为了方便解说，我将《拔本塞源论》分为前篇与后篇，各分为六个段落。为了使讲解更容易理解，给读者增加亲近感，文章除原汉文和日语古译文之外，我全部采用口述文体。

本书在明德出版社的协助之下得以问世，自起稿仅半年就得以出版，多亏了森山文彦先生不遗余力的协助，在此深表谢意。

王阳明的生涯与思想

一提到王阳明，大家马上就会想到那个提倡“知行合一”的儒学家。王阳明是日本人很熟悉的大儒之一。在日本，人们称阳明学为实践哲学。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出生在浙江省余姚，于世宗嘉靖七年（1528）客死在江西省南安，是代表明代儒学的大儒，与宋代的朱子齐名。王阳明又是著名的诗人，擅长书法，还是讨伐各地叛贼、建立了功勋的武将。因此可以说他是左手持书、右手抚剑的儒学家、大豪杰。

朱子是一个书斋中的学者，而王阳明却不同，就像他的诗句“江北江南无限情”中所说的那样，他驰骋于中国各地，随时随处教化门人。朱子提倡理智他律的道德，而王阳明则提倡充满人情的自律的道德。据说听了王阳明的讲学，有人会热血沸腾，欢喜之余甚至忘情地手舞足蹈。

王阳明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他幼年时擅长智谋，青年时因为担忧鞑靼侵犯，于是亲自视察北方边塞，又学习武艺。王阳明十六岁时寻求朱子遗书，得知书中提倡一草一木皆有理，碰巧父亲的官衙内种有竹子，为了穷竹子之理，他思索了一周，最终失败而病倒。朱子认为要想成为圣贤，就要一一穷万物之理，经过不断的努力，就会发现万理归一。只有达到这个境界，才能成为圣贤。王阳明没能穷透竹子之理，他由此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成为圣贤，于是暂时放弃学习儒学，专攻诗文，致力于辞章之学。

王阳明十七岁时结婚，因为身体羸弱，所以去听道士讲养生。翌年，儒学家娄一斋（娄谅）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至”，从此他又开始学习儒学，致力于科举考试的学问。王阳明于二十二岁和二十五岁两次参加会试考试，但都名落孙山，于是他再次潜心辞章之学，同时也攻读兵书。

二十七岁时，王阳明经过反省，按照朱子的教诲，有志于穷物之理。但是由于心与理无法融合，王阳明沉思良久后旧病复发，因此放弃圣学，再次倾慕道士的养生说。

王阳明二十八岁时中进士，并于这一年开始出仕，不久后因患肺病回乡休养。当时他非常后悔自己以前在诗文方面费心劳神，于是在阳明洞中建书屋以求养生之道。他本想舍弃俗世间的一切杂念，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割舍对父亲和祖母的想念。当时他突然明白，佛教和道教让人们连父子亲情也丢掉是错误的，于是转而信奉儒学，并决心养好身体再度出仕，为天下，也为百姓尽一份力。随后他来到京城，与友人湛甘泉共同致力于复兴圣学。

1506年，武宗即位，改年号正德。据说武宗是明朝历代皇帝中最为昏庸的，他宠爱被称为“八虎”的刘瑾等宦官。这些宦官败坏朝纲，还将进谏的官员投入大牢。王阳明忧虑于此，上书为入狱官员求情，结果自己也被投入大牢，后来被流放到贵州省龙场。龙场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当时汉族文化尚未普及。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岁的王阳明到达那里时，春意正浓。因为当地人都住在洞穴里，王阳明也不得不在洞穴中生活。王阳明在龙场尝尽了生活之苦，一有空闲便静坐以求穷理。一天晚上，他突然领悟到物之理不在心外，而在自身心性之中。之后他努力教化当地百姓，向诸生讲学。第二年，他在贵阳书院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

这一年年末，王阳明得到赦免，被任命为江西省庐陵县的知县。此时，王阳明根据自身的经验，向诸生讲“静坐悟入”。当然，这和禅宗讲的坐禅入定不同。王阳明的静坐悟入是为了体认儒学讲的理，佛教的坐禅入定是追求脱离尘世之道，二者主旨不同。然而门人没有充分理解王阳明所讲的静坐的主旨，以为和坐禅入定相同，结果误入佛教的静寂之道。因此王阳明不再提倡静坐，开始宣扬克己去欲的实践修行的必要性。不久后，王阳明向门人传授了和朱子见解不同的《大学》，然后强调“去欲存理”“省察克治”“事上磨炼”等实践修行的必要性。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领悟了良知是学问的根本，开始提倡“致良知”说。这次领悟是王阳明历尽千辛万苦总结出来的，其艰难体验非纸笔与口舌可以详述，王阳明却称之为赖天之灵。

自从龙场大悟后，王阳明开始提倡和朱子学不同的独到的学说。当时是朱子学独霸天下的时代，王阳明的学说遭到了朱子学者的严厉批判。王阳明开始收敛锋芒，并未采取公然与朱子学对抗的态度。但自从提倡“致良知”说以后，王阳明开始堂堂正正地批判朱子学，当然也有朱子学者与他论辩。由于王阳明的学说非常简易直截，一般人也很容易理解，容易做到，因此在明末大为流行。

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奉命到江西省南赣地区，福建省汀州、漳州和广东省平定贼匪。当地贼匪占据天险，常年欺压百姓。王阳明用了一年半时间征讨他们。以前曾有人前来平叛，但是并未奏效。王阳明挂帅后一扫贼窝，此地才得以安宁。王阳明是一位儒学家，因此在讨伐贼匪之前，首先讲仁义王道劝服他们。他所撰写的劝降文章充满人情味，让人读后不禁感动落泪，有些贼首读后深受感动，决心投降王阳明并为其效命。而对于不听劝说的叛贼，王阳明则以精兵前去讨伐。王阳明娴熟运用兵书中的作战妙计，建立了让世人惊叹的大功。

如此一来，即便是常年未被平定的贼匪也被王阳明扫荡殆尽，从而确保了当地的治安。究其成功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王阳明的战后安置十分妥善。平定贼匪后，王阳明为了防止当地治安再次被扰乱，力图谋求良民百姓生活的安定，于是尽力教化，实施了一系列得当的措施。

王阳明在平定贼匪时也不忘教化门人。举例来说，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在江西省与广东省的交界处三浰地区讨伐贼匪，在给门人薛尚谦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矣。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

由此可见王阳明在克服私利、私欲方面倾注了很多心力，在他提出“良知”说以前，他一直强调实践修行的必要性。

正德十四年（1519），一直以来都在寻机篡权的宁王朱宸濠，终在江西省南昌起兵叛乱。这次叛乱对于明朝皇室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大事，王阳明闻讯后立即招募义兵前去讨伐，很快就击破叛军，并生擒朱宸濠，立下大功。

而武宗身边的佞臣张忠和许泰却想把功劳归于武宗亲征，不但给王阳明出难题，而且还在武宗面前进谗言诋毁王阳明。王阳明不得已，只好上疏称战功归于武宗亲征，并将朱宸濠交给朝廷。

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王阳明来赣州阅兵，并激励兵卒。权臣江彬怀疑王阳明有谋反之心，派人查探动静。门人深感忧虑，王阳明则作诗《啾啾吟》，诗中写道：“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同年九月，王阳明回到南昌。回去之前，王阳明首次对门人陈九川讲述“致良知”为学问之根本。关于良知，王阳明以前也曾讲过，自从经历了宸濠之乱及张忠、许泰之难后，他便开始相信良知可以使人忘却患难，超越生死，因此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王阳明在给门人邹谦之的信中这样写道：最近开始相信致良知是真正的儒学宗旨，以前怀疑只是这一个词还不够，如今尝尽苦难后才明白只要良知就够了。打个比方说，良知就像船上的舵，只要有舵，浅水之中也可自由行船，即便是波涛汹涌，只要舵在手中，就不用担心沉船溺水。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自古以来圣人相传的血脉，而且任何人都天生具备。只要遵从良知，人们就能立即判别事物的真伪、是非、善恶，私利、私欲之念就像投入火炉中的雪一样瞬间消融，便可以好善憎恶，一切行为以天理为依据。这样一来，朱子所讲的“物理”非“良知”莫属。朱子也曾指出“物理”本在心性之中，如果求之于吾心，则会以心求心陷入混乱，不如求之于心外之物。王阳明说，那样的话心与理不能融为一体，而且物理无限多，如果按照朱子的做法，一生也无法穷理。

王阳明的这种思想，给予有志于圣学的人很大的信心。而且他说每个人天生具有和圣人一样的良知，因此他的教诲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气概。当时聆听王阳明教诲的人都不禁欢欣鼓舞。

王阳明晚年提倡的良知，是他经过百死千难才领悟到的，不得已才用一词概括。然而有人以为“良知”极其简易，忘了通过脚踏实地的修行来磨炼内心，反而做出背离良知的行为。一般人的良知已被功利之念污染，如果不通过切实的修行将之扫除干净，就不能正确发挥良知作用。因此王阳明在“良知”二字前面又加一个“致”字，强调实地修行的重要性，又说良知的本体在于修行即功夫，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如此说来，良知总是在功夫中提高。这就是“本体功夫一体”论。朱子学的观点是通过功夫达到本体，而阳明学则认为功夫为本体之作用。这也是阳明学与朱子学相比的特色所在。

关于阳明学的要旨，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知行合一”“事上磨炼”“致良知”。但是，关于王阳明的“良知”说，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忘记。那便是，王阳明曾说过，把良知作为万物一体之心的知觉，遵从自己的良知，便可成就万物一体之仁。孔子以来儒学中“仁”的思想至此得以集大成，所以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说影响广大深远。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因平定宸濠之乱建立大功，被封为新建伯。其后他的学说仍然遭到指责，但是他一边静养，一边向门人讲学。世宗嘉靖六年（1527）五月，王阳明又受命征讨广西省思恩、田州的叛贼。王阳明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难当此重任，上疏辞退，但是没有得到恩准，同年九月，他万般无奈地踏上了征途。

王阳明以“神武不杀”为宗旨，劝说叛贼归顺，但是广西省八寨、断藤峡的山贼对百姓危害极大，因此王阳明予以征伐。嘉靖七年七月，王阳明向朝廷上奏战绩，同时奏请还乡养病。因为病情加重，在没有得到朝廷恩准的情况下，王阳明于八月踏上了回乡的旅途。在广州城疗养两个多月后，王阳明于十一月从广州城出发，当月二十六日越梅岭朝南安进发。二十九日，他坐船行至南安青龙铺，对门人周积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然后与世长辞。可以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句话最为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良知”说的主旨。

以上大致叙述了王阳明的生涯和思想形成的经过，最后来看一下阳明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是春秋时期的人。孔子的教诲即儒学的特色在于：追求以人伦道德为主旨的理想社会，尊重并学习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创造适应时代的新法则。《论语》中有“温故而知新”，这句话最简洁地表达了儒学的特色。法家等现实主义者完全遵循人们的现实想法，否定传统文化；老、庄等超越主义者否定一切人为，主张自然无为，彻底批判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儒家和它们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是古代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讲述人伦道德，但是并不论及其本体、本源等形而上的东西，只是论说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总之，孔子论说的仅限于德行。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同时受到老、庄等超越主义的影响，开始提倡德行的根本即人的本性、良心。到了秦汉时期，《中庸》一书问世，至此儒学开始论述德行的本体、源头。因为老、庄论述的是深远之道，所以当时的儒学家想要超越他们，便向纵深挖掘儒学论述的道德思想。

后来，儒学成为训诂记诵之学，思想上未取得很大进展。到了宋代，受道教、佛教刺激，新儒学得以兴盛。宋代儒学的代表是朱子，他将孔子思想中蕴含的深远、形而上的东西变得明确，并将其系统化，于是产生了拥有广大深远体系的儒家哲学。

朱子学提倡理论与实践，即知与行并用，而明朝中期王阳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两者相比较，简单地说，朱子学倾向于以知为主，而阳明学倾向于以行为主。王阳明认为，以行为主，所以知行合一。华严、天台学主张教学与坐禅并用，而禅学主张专心坐禅，这种发展过程和朱子学发展到阳明学的形式完全相同。这种思想的发展和西方正好相反，可以说是东方思想的特色。因此有人说西方思想是理论性的，而东方思想是实践性的。

比较一下朱子和王阳明的学术差别，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人为什么偏爱阳明学。王阳明主张以行为主的知行合一，这是中国儒学的精神实质。王阳明继承发扬的，或者准确地说，复兴的正是儒学的践行精神。而朱子一生治学，理论丰赡，践行太少。换个角度来看，阳明学其实是回归到了孔子论述德行、实践德行的观念上。

此外，比较一下朱子学和阳明学的话，可以说朱子学重知，而阳明学重情。从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阳明学是孔子儒学的嫡传。因为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篇》），“与人之心”中包含了孔子思想的精要，可以说是对世人深切的仁爱之情。

儒学提倡的诸般德行中，仁为最高标准，被认为是全德。因此可以说孔子论述的人伦道德的根本在于情。孔子难以排解自己的忧世之情，所以为救世济民而东奔西走，席不暇暖。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也一样，其中一字一句都体现了他深深的忧世情怀。

日本人本来就是感情丰富的民族，比较重情，这也是阳明学受日本人青睐的原因之一。

王阳明与“万物一体”论

（一）“万物一体”论的本源

如前所述，仁是儒学道德的最高标准，被认为是全德。用一句话来说，仁就是对人的关爱之德。因此，儒学思想本来就站在以万物为一体的立场上。

“仁”这一汉字的字形表示两人相亲相爱。仅从字形上看，就明白仁是自他一体的德行，因此仁中包含以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但是这一点直到宋代才被人发现。

然而，追根溯源，孔、孟的教诲中就已经包含了这一点。因为孔、孟最重视爱人之德。

春秋时期道义废弛，孔子为拯救天下苍生周游列国，当时的隐者看到此情此景，认为最好隐于世外，以求保全自身，有人甚至嘲笑说孔子的作为是徒劳无益的。

对此，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篇》）天下之间只要有一人不能得其所而辛苦劳累，那么孔子必定感同身受。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进一步明确了孔子的思想。这句话是说，任何人都有感受他人的心。孟子又说“与人为善”“与人为乐”，这就继承了孔子的精神。“与”这个字体现了自他一体、万物一体的思想。

孔子又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篇》）这句话也论述了万物一体之仁。

王阳明在晚年给聂豹的信中写道：“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呜呼！此非诚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

儒学家就是这样阐述万物一体之仁的。在古代，这种觉悟还不够成熟。如果仅就“万物一体”这一点而言，也许老子、庄子等道家更有觉悟。不过，虽然二者都以万物为一体，但是其本源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儒学家提倡的万物一体是以人伦道德即仁为本，而道家主张的“齐同”否定一切，以超越一切的无为本。

到了秦汉时期，儒学家吸收了道家的万物齐同思想，也开始提倡这一观点。《礼记·礼运》中讲述的大同思想便是一个例子。但是，这个很难说是纯粹的儒家的万物一体思想。该篇的后半部分讲述了圣人的礼治，其中“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讲述的便是儒家的万物一体思想。

到了唐代，佛教兴盛，禅宗日益壮大。佛教以空为道之根本，自然主张万物齐同。

（二）宋明时代的“万物一体”论

【周濂溪】

到了宋代，新儒学兴起，儒学家觉悟出了万物一体的思想，开始思考“万物一体之仁”。这也许是因为受到道家与佛教万物齐同思想的强烈刺激吧。周濂溪便是这一思想的先驱，他被称为宋学之祖。他任由庭前的小草生长而不将它们割除，有人询问原因，他回答说：“小草与自家意思一般。”这句话是说小草与周濂溪同心一体。如果琢磨一下周濂溪的心思，可以解释为，他认为自己具有生万物的天地之心，庭前小草也是如此，因此小草与自己有相同的生命，所以不将它们割除。

【程明道】

程明道与程伊川兄弟二人是周濂溪的门人。兄长程明道解释仁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医学上称手足麻痹为不仁，程明道以此为例，称仁是贯穿物我的血脉，因此他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全书》卷二），“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二程全书·识仁篇》）。

如此说来，如果不与物同体，不与物一体，就不能称之为仁。如果误解这一点，就有可能外媚流俗、内遂私利。因此程明道在讲完仁之同体后，又说“义、礼、智、信，皆仁也”，指出了义、礼、智、信的重要性。另外，他遵循孟子的教诲，提倡诚信的重要性。他还论述了仁与万物一体、人与万物一体、识仁与诚敬的关系等。

【程伊川】

程明道的弟弟程伊川，根据《周易》“履卦”的解释，指出：“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伊川易传》）又说：“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徳，终身居之，得其分也。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伊川易传》）

【陆象山】

南宋陆象山是朱子的讲友，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孔子曾论述学的重要性，以日常行为为主论道。而孟子则主张以行之本，即心为主论道。陆象山提倡心学，他说是读了《孟子》后领悟到的。他说：“人之才智各有分限，当官守职，惟力是视。……至于此心此德，则不容有不同耳。”（《陆象山全集》卷十一《与王顺伯》）总之，程伊川、陆象山的“万物一体”论就是把“安德知分”作为成就万物一体之心的准则。

如此一来，自然有人提出，君臣父子各守己分，即正名分、守礼便是以万物为一体。

陆象山又从心学的立场阐述了万物一体。他提出心即理，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说：“此心之灵苟无壅蔽昧没，则痛痒无不知者。国之治忽，民之休戚，彝伦之叙，士大夫学问之是非，心术之邪正，接于耳目而冥于其心，则此心之灵，必有壅蔽昧没者矣。在物者亦在己之验也。”（《陆象山全集》卷十三《与郑溥之》）他把仁作为贯穿骨肉亲情的东西，认为正因为有了亲情，人们才可以辨别是非善恶、好善憎恶。人人都想成为仁者，对于不仁之人，应当予以教化。因此，“弃人绝物之心便是不仁”，这便是孔子说的“与世人”之心。（《陆象山全集》卷十五《与侄孙浚四》）因此，他说，在是非善恶、好恶方面不可有区分彼我之心，即私利之意，因为人皆秉天地之气而生，惩恶扬善是理所当然的。（《陆象山文集》卷十三《与罗春伯》、卷三十四《语录》）他认为，在是非为公、好恶相同之中，含有万物一体之仁。

【张横渠（张载）】

张横渠是与程子同一时代的儒学家。他著有《西铭》，该文从同胞之情的角度论述了万物一体。张载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气同体。国家社会的道德与家族道德相同，贯穿着骨肉般的温情，而且人们对于国家社会的道德应该如同对上天那样持有宗教般的虔敬态度。如此一来，他将家族道德中的骨肉亲情扩大到了社会国家层面，同时也给家族道德赋予了对上天那样宗教般的虔敬之念。可以说这一万物一体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传统的敬天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富有宗教性，它立足于传统的重孝思想，以骨肉亲情为根基。概括来说，张横渠用万物一体说论述了以仁者为本的天人合一思想，高唱同胞之情。

【王阳明】

以上大致解说了王阳明之前的儒学万物一体思想的历史，可以说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为先学之集大成。

在《传习录》中卷的开头，录有王阳明写给顾东桥的信，其中包含了“拔本塞源”论。中卷的末尾录有王阳明写给聂豹的信，信中袒露了王阳明的心境。信中讲述的万物一体之仁，可以说揭示了儒学精神的极致。吉村秋阳是德川幕府末期的阳明学学者，他编纂了王阳明教学的书籍《王学提纲》。他在书的开头部分抄录了“拔本塞源”论，这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王阳明继承了陆象山的心学，并明确了其本体，他将《礼记·礼运》、程明道的《识仁》、张横渠的《西铭》，以及程伊川、陆象山等人的“万物一体”论集大成，并以良知为本，提出了自己的“万物一体”论。

王阳明这样写道：“《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那么，为什么人们无法成就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呢？王阳明如下论述道：“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

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这样写道：“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焻；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传习录》中卷《答顾东桥书》）

和其他儒学家一样，王阳明认为古代社会是理想社会，而后世逐渐改变，因而提倡复古主义。相比西方，这种尚古思想是东方思想的特色之一。王阳明描绘的理想社会是成就万物一体之仁的社会。

他又这样说道：“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王阳明高呼通过致良知可以成就万物一体之仁。

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种敏锐的道德感知，具有好善憎恶的笃实情意。因此他认为，发挥良知的话，人们都可以恢复万物一体之心。

谢上蔡是程子的门人，他以仁为觉，认为仁是拥有直觉的理。王阳明的良知也可以说是拥有敏锐知觉的理。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才说良知即天理。

进一步说，良知便是仁。这样一想，就会明白王阳明通过“致良知”论述万物一体之仁的理由，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的特色也在于此。

以上大致介绍了儒学的“万物一体”论，详情请参照拙著《儒教精神与现代》（明德出版社）中的第六、第七章。

《传习录》与“拔本塞源”论

要想了解阳明学的要旨，必须先读《传习录》。自从三轮执斋的《标注〈传习录〉》在日本出版后，《传习录》便开始为人们所熟知。德川幕府末期的大儒佐藤一斋编著了《〈传习录〉栏外书》，对阳明学的研究更加细致。到了明治时期，阳明学学者东泽泻的长子东正堂编著了《〈传习录〉讲义》，其学说越发明了。

如今的《传习录》由上、中、下三卷组成。其中，上卷与下卷记录了王阳明与学生之间关于学问的问答，中卷从王阳明写给友人及门人的信中摘录编辑而成，记述了对求学之人来说最重要的学术思想。

上卷与中卷是王阳明在世时经他披阅后编著的，而下卷是王阳明故去后编纂成的，未经王阳明审定。另外出版的《传习遗录》，记述了王阳明的语录。

上卷所录内容是王阳明向世人提倡“致良知”说，并把它作为学问的根本之前的语录，中、下卷主要是提倡“致良知”说之后的内容。特别是中卷收录了王阳明的亲笔书信，这些书信是了解王阳明晚年成熟的学术思想最为重要的资料。但是王阳明故去以后，有的王门学派反而重视上卷的内容。而下卷则记述了《王文成公全书》中没有收录的王阳明的重要教言，不可忽视。

“拔本塞源”论是王阳明写给故乡前辈顾东桥的书信中的内容，收录在《传习录》中卷的开头。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五十四岁时，顾东桥写信来质疑王阳明的学术思想，王阳明回信一一详细作答。《传习录》中卷出版之时，顾东桥尚且健在，因此王阳明命人将题目定为《答人论学书》，后来的版本中则以《答顾东桥书》为名。

“拔本塞源”论记述在这封长信的末尾部分。佐藤一斋这样说道：“此书拔本塞源，辩论痛快，使人惭伏无辞也。此书传触，恐或辱东桥，故为匿其姓号耳。”

给顾东桥的信分为十二段，每段开头记录了顾东桥的疑问，后面是王阳明的回答。王阳明学术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几乎毫无遗漏地记录在其中。第十二段的后半部分写有“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因而世人称之为“拔本塞源”论。因此，《答顾东桥书》并不是一篇论文，我们不应将它看作论文，而应看作书信中的名篇。

我将“拔本塞源”论划分为前后两篇，是因为觉得这样更容易读懂。前篇可以说是后篇的序章，“拔本塞源”论的主旨记录在后篇中。

前篇讲述的是夏、殷、周三代以前的情况，记述了当时的教学内容和世相。此时，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人教学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后篇主要讲三代以后，圣人之学衰落，邪说横行，人们为功利之念驱使，招致天下祸乱。为了拯救世人，很多学术思想应运而生，但都未奏效。文中详论了这一情况，指出为了实现救世，只有复兴圣学。幸而人们生来具备永远不灭的良知，只要致良知就能成就万物一体之心，就能够救世济人。

三轮执斋评论说：是至论中之至论，明文中之明文。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间，唯有此一文而已。佐藤一斋则评论说是“古今独步”，可以说是明文中的明文。孟子的雄辩让人兴奋激昂，而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中的雄辩虽在孟子之后，实不在孟子之下。

前篇

【原文】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

【解析】

从根本上阐明学问上的疑问的学说，即所谓的“拔本塞源”论，只要它没有为世人了解，即便是修行圣人之学，也会越学越繁杂、越学越困难，会造成脱离人道、陷入禽兽夷狄般的邪道，自己却以为在修行圣人之学的结果。我的论说虽然暂时会被人了解，但是就像西边的冰融化了而东边又结冰，前面的雾散了后面的云又涌起那样，总是没有得到充分理解。我为了让大家理解，拼命呼吁却丝毫不能救助世人，最终恐怕会劳苦而死。

【词语注解】

○拔本塞源：拔掉树根，塞住水源，指断绝恶之根源，在此表示从根本上纠正错误思想。《左传·昭公九年》：“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源，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拔本塞源”一词也出现在《二程全书》的卷七、卷十七、卷二十三、卷三十四、卷四十一中。例如，卷七中有“思与乡人处，此孟子拔本塞源”。

○日繁日难：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难。

○斯人：世间的普通人。

○冻解：冰融化。

○冰坚：结冰。

○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比喻阳明的学说不被世人了解。

○云滃：云气升腾，比喻盛多。

○呶呶焉：很多话的样子，喋喋不休。

○危困：危险困窘。变得危险、困苦。《后汉书·臧洪传》中有“自致危困”。

【补充说明】

这一段可以说是“拔本塞源”论的序文。本来修行学问应该是为了拯救时世积弊，关于这一点，王阳明在给顾东桥的信中殷殷记述了自己的学说。比如，他对《大学》《中庸》、朱子学、道家、佛门乃至杨子、墨子等学说展开了批判。但是，自己的观点如果不能被充分理解，那么救世之念也终归徒劳，因为担心这一点，才写下了“拔本塞源”论。

【原文】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仇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解析】

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对于世人，不设内外、远近之差别，凡有生命之人，圣人都待之如兄弟赤子，用亲情去爱护并教化，希望他们能够成就万物一体之心。世人之心，本来和圣人之心相同，但是由于受到自私之情妨碍，为物欲所蒙蔽，因而大心变小心，与人相通的心被堵塞，人心涣散，最终视父子兄弟如仇敌。圣人忧虑于此，推广普及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的思想，教化世人，希望他们能克服自己的私欲，去除心之障碍，恢复大家都认可的本心。

【词语注解】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传习录》上卷）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语出宋代程明道。这句话的来源是《礼记·礼运》中的“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

《二程全书·卷二》：“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

《二程全书·卷五》：“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无恩者，其自弃亦若是而已。”

○其视天下之人……：《西铭》（原名《订顽》）：“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有血气：血液在流通，此处指人。出自《中庸》“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昆弟：兄弟。

○有我之私：以自我为中心的私心私情。

○圣人有忧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其心体之同然：《孟子·告子章句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所谓“同然”，是指人们都认可的事情。孟子认为是理和义。他说，这是每个人都固有的，从这一点上讲，普通人与圣人没什么不同。

【补充说明】

王阳明在这一段论述了“拔本塞源”论——了解学问上的一切疑惑的根本论说，就是圣人所教的“万物一体之仁”。接着他论述圣人的广阔胸怀：他们以骨肉亲情对待世人，保全人们的身份与生活，并予以养育教化，使其成就万物一体之念。万物一体之仁心，不分圣愚，任何人先天就具备，正如孟子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必须认同。

然而，普通人虽然本来和圣人一样具有万物一体之心，但受到自我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驱使，其心灵受到蒙蔽，因而失去了这种一体之心，不能够同心同德，结果和他人之间感情不通，即便是亲人之间也如同仇敌般互相仇恨。圣人忧虑于此，以万物一体之仁教化众人，让人们克服自私，去除心之障碍，恢复本来具有的万物一体之仁心。王阳明指出，圣学的极致便是成就“万物一体之仁”。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见识。

其实万物一体之仁，或者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中说的万物的“物”，一般是指人。因此，万物一体，意思就是视万人与我同体。不过，物也不能仅限于人。因为到了宋代，人们开始认为天地万物和人一样，是由气即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组合生成的，而且其法则原理存在于万物内部。因此，万物一体不仅仅是指人，也可以指宇宙中的万物。据说，最近物理学界开始提出物质的根本是精神，如此一来，“万物一体”论的理论根据更加明朗了。

【原文】

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

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

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

【解析】

圣人教诲的纲领便是尧、舜、禹代代相传的“道心是微弱的，因此要去除心之杂念，净化内心，并一直保持内心的中正”。其细则便是舜授命给契的五教，即“父子之道在于亲，君臣之道在于义，夫妇之道在于别，长幼之道在于序，朋友之道在于信”。

尧、舜、禹三代时，教的人只教这些，学的人只学这些。当时没有人和其他人持不同意见，没有家庭和其他人家有不同习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这些的人被称为圣人，经过努力做到这些的人被称为贤人，背弃这些的人，即便是尧的儿子丹朱那样聪明的人也被称为愚人，就连农工商人，虽然身份低贱，无不学习这一教诲，努力奉行这一德行。

因为当时没有后世那样的复杂见闻，也没有繁杂的记忆背诵和迷惑人心的美文，也不会追求搅乱人心的利益，只是对父母尽孝、听从年长之人、以诚信结交朋友，便能够恢复人人都认同的本心。而这一本心，是各人本性中固有的，并非从外部借来的，因此谁都可以做到。

【词语注解】

○大端：主要的部分，重要的端绪，大纲、纲领。

○尧、舜、禹之相授受：《书经·大禹谟》：“尧、舜、禹、汤之相授受口，‘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指的是使其纯粹，不入杂念。“一”是指保持专一。

○舜之命契：《书经·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帝即舜，契为当时的贤臣，司徒是负责教育的官员。五品指五常，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教是对五品的教诲，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告子章句上》中也提及五教。

○ 唐、虞、三代之世：尧舜二帝和夏之禹王、殷之汤王、周之文王及武王的时代。

○其启明……：《书经·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朱是舜的嗣子，即丹朱。启明与开明同义。开明指的是心胸开阔，通晓事物轻重，知识渊博，头脑明晰。嚣讼，犹聚讼。

○不肖：愚蠢。《孟子·万章句上》：“丹朱之不肖。”

○闾井：村闾市井的省略说法，指乡村与城镇。○商、贾：商人。

○闻见之杂：所见所闻繁多。

○记诵之烦：记忆背诵的东西很多，烦琐。

○辞章之靡滥：美文浮靡失实。

○功利之驰逐：追逐功名利益。

【补充说明】

在这段文字中，王阳明叙述了尧、舜、三代之时开展的圣人教学，并列举了其纲领与细则。

王阳明认为，其纲领在于尧、舜、禹相传的心术即纯粹专一的道心，其细则在于五教，即父子亲、君臣义、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此时，无论教的人还是学的人都以此为宗旨，不分身份高低、职业贵贱，都能够同心同德。当时没有人追求复杂的见闻、烦琐的记诵，也没有人憧憬华美的文章，为功利之念乱心。

依靠五教，人们才能够恢复本来的万物一体之心。此心各人先天具备，谁都能够做到。

其实王阳明所讲的万物一体是以人伦道德为基础的。如前所述，所谓万物一体，不仅是儒家，道家及佛教也曾论述过。有人认为西方的一神教也可以说是在论述万物一体。

但是这些都和儒学的基本精神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儒学以实际学问为宗旨，论述的道理是积极向上的，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益的，道家和佛教论述的道则缺乏积极性。

从儒学的角度来讲，佛、道是虚学。而且儒学并非只是提倡人伦道德，不是说只要修行德行就万事大吉了，必须磨炼才能、提高知识技能，才能实现儒学追求的理想社会。

朱子提出“全体大用”的理由也在于此。所谓全体大用，是指从完整的体即“全体”才能生出伟大的作用即“大用”，有“大用”才能得到“全体”。这里讲的体是指仁之体，用是指实用，而且体用合一。

朱子提出“全体大用”的意图是什么呢？他是想说，高高在上、管理百姓的人无论持有多么仁爱的心，如果不能一一穷事物之理，将其技术化、实用化，使其有益于人们的社会生活，那么就不能达到完整的仁体。王阳明在提倡万物一体之仁时，考虑了知识才能的必要性，可以说和朱子的“全体大用”论的主旨是一致的。

王阳明把尧、舜、禹相传的心术作为圣学教学的纲领，表明他是以心学为宗旨的。前面已述，王阳明的心学以“致良知”为宗旨，揭示了陆象山读完《孟子》而领悟的心学的奥秘。

陆象山认为本来心就是天理，因此提出“心即理”。而他的讲友朱子批判说陆象山的心学与禅宗的心学相同。朱子认为，人内在的理是心之本体的性，因此提出“性即理”，因为心中难免有不纯的东西混入，所以不可以说“心即理”。在朱子看来，如果把心作为天理，那么心中的不纯之物也会成为天理，因此需要通过严格的修行即“敬”来净化内心。

但是如果按照朱子所讲，就会有心灵受到束缚之嫌。总之，朱子关注心中不纯的一面，因此提倡严格的心术，主张通过“敬”来净化它。陆象山正好相反，他着眼于心中纯正的一面，提倡要大力发挥它的作用，坚持把它作为学问的根本。《书经·大禹谟》中写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可以说朱子关注的是人心，而陆象山关注的则是道心。

王阳明继承了陆象山的心学，提出“致良知”说，自然也是以道心为主。也许是因为这一点，他在引用《书经》中的句子时只引用了“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没有列举人心。王阳明是站在以道心为主的立场上不去涉及人心，还是不经意间忘了列举人心，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王阳明虽然以道心为主，但是在克服欲念方面十分严格，因此他在提倡“良知”说以后也不断强调这一点，在这一段中也有论及这一点。只是，王阳明认为要想克服欲念，最终要依靠良知的作用，这一点不可忘记，否则就会成为朱子学。

关于道心与人心，朱子说：“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朱子的说法看似将人心与道心分开考虑。因此，王阳明批判这是“二心”说，提出心只有一个。朱子采用“二元论”即分析性的说法，是因为他认为道是崇高严正的，所以应严格面对现实。而王阳明采用“一元论”即统一性的说法，是因为他认为道是富有生命力的。

然而，在提倡“万物一体”论时，不说五教只说仁的话，恐怕会产生《论语》中说的流弊，即“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篇》），“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篇》）。“比而不周”是指不以诚实公平的立场结交朋友，“同而不和”是指表面上附和雷同，却并不真心协助别人。总之就是与世俗同流，失去主体性与公正性。

因此前面提到，程明道在提倡万物一体之仁时说：“义、礼、智、信，皆仁也。”因为他认为，有了义、礼、智、信，才会有仁，而仁也是贯穿于义、礼、智、信中的。两者是一即多、多即一，一理即分殊、分殊即一理的关系。

宋代张横渠曾在《西铭》中，从物我同气的立场上论述了以同胞亲情为本的“万物一体”论，结果被人误解，被人指责说你怎么只讲一理不讲分殊呢？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忽视日常的个别伦理道德，从而产生危害。万物一体之仁也是如此，如果不理解这一主旨，就可能遭受类似的误解。

因此，王阳明在论述万物一体之仁时，把五教作为其细则，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提一下五教的内容。也许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适用了，例如君臣义、夫妇别等教义。我认为这是一个普遍适合的伦理，只是现实中的具体行为要根据时代发生而改变。因此，这一伦理也必须成为适应时代的东西，但是其根本精神是不变的。关于礼也是如此。礼是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最重要的德行之一。近年来，有些西方学者强调礼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礼如果不根据时代而有所改变，反倒会产生危害。

【原文】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

【解析】

当时，在学校里，只是把德育作为教育的主旨。如果有独特的才能，比如擅长礼乐，或者擅长政治教化，擅长农业，则以德育为基础，然后在学校里磨炼他的才能。如果雇用了有德之人，那么就让他终身都在这个职位上，不做替换。任命之人只想着和被任命的人同心同德，共同努力安定百姓的生活，只考虑他的才能是否适合这一职务，不以地位高低评价人，不以工作轻松与否定善恶。而被任命的人也只想着与任命他的人齐心协力，共同致力于百姓生活的安定，如果自己的才能适合这一职业，即便是终生劳累，也不会觉得辛苦，即使从事低微的工作，也不会觉得卑贱。

【词语注解】

○水土播植：灌溉与农耕，即农业。

○举德而任：《程氏易传》（《伊川易传》）：“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

○崇卑：地位高低。

○烦剧：繁重，此处指繁重的事务。

○卑琐：微贱，卑贱。

【补充说明】

这一段首先论述了尧、舜、三代的学校教育，然后讲到当时官吏任职的使命，以及职务和身份与评价之间的关系。王阳明说，尧、舜、三代的学校教育以德育，即培养人格为基础，然后通过智育磨炼其才能。实际上，这是儒家教育的根本。

日本现在是以智育为中心。才能就像刀剑，如果好人拿来用则是救人的剑，坏人拿来用则是杀人的刀。明治以后的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的时代，大力吸收欧美文化，但是教育的根本还是德育，即人格的培养。因此，在初中教育阶段，将修身课放在首要地位，这是日本教育值得自豪的事情。然而战败以后，人们开始蔑视修身，认为这是封建的道德教育，只重视知识才能的培养。不可否认，这是造成当今日本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原因。

当今的科学文明虽然不免带来危害，但同时它又为人类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正常的发展，是人类所热切希望的。因此学校教育中就要传授必要的知识，提升学生的才能。但是，科学文明只是人类使用的工具，无论它多么发达，如果使用的人不具备德行，自然就会产生危害。因此，必须把德育，即人格的培养作为教育的主旨。我们应当倾听一下王阳明在这一段中的论点。

在这一段的后半部分，王阳明讲到了以知足安分为本的“万物一体”论，也可以说是以礼为本的“万物一体”论。这也是值得洗耳恭听的内容。宋代的程伊川和陆象山也曾提出过这样的“万物一体”论。《易·履卦象传》中写道：“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伊川解释为：“天在上，泽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当如是，故取其象而为履。君子观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士脩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观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我现将这段话简单解说一下：履卦的卦象是，上面的小卦为乾，即天；下面的小卦为兑，即泽。天在上而泽在下，上下之分很清晰。这才是正确的法则。人履行事务也应当如此。因此，易将这一卦象称为履。有识之士通过履的卦象辨别上下尊卑，以此安定民心。民心安定，天下才能够得到治理。在古代，自公卿大夫以下，人们各自的地位与德行一致。因此一生安守自己的职位。如果有德之人处在较低的地位，君主则会主动提升他。履可以说是象征着礼。

如果能够切实履行礼法，地位高的人不会压迫地位低的人，地位低的人也不会凌驾于地位高的人之上，做出超越本分的行为。因此上下之分明确，民心安定。这是为政的根本。在古代，修完学业的人受到君主的任命，他会根据自己的学识和德行接受相应的待遇，不会有更多野心。从事农业、工业、商业的人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求分外的回报。因此，世人志向相同，心能够统一在一起。然而到了后世，下自庶民，上至公卿大夫，都追求尊崇的地位，从事农业、工业、商业的人总是盼望着富裕，世人各自追逐名利，因而天下大乱。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办法呢。总之是因为人们忘记了上下之分，心志分散。因此，有识之士观看履卦的卦象，立上下之别，使人各安其分，以求安定民心。

陆象山在给包显道的信中这样写道：“古人不求名声，不较胜负，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纯是道义。道义之在天下、在人心，岂能泯灭。第今人大头既没利欲，不能大自奋拔，则自附托其间者，行或与古人同，情则与古人异。此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义，则无名声可求，无胜负可较，无才智可恃，无功能可矜。唐虞之时，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泽及万世，无一毫自多之心。当时含哺而嬉，击壤而歌，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者，亦无一毫自慊之意。”（《与包显道书》）

我现将这段话简单解说一下：古代的人不追求名声，不争胜负，不恃才傲物，不炫耀功劳，一切都以道义为宗旨。道义是天下的公道，也存在于人心，永远都不会消失。然而如今的人们陷入利欲之中无法自拔，因此靠道义生活的人，其行为虽然和古人相同，其内心则与古人不同。这一点必须弄清楚。如果真正行道义，就会与古人相同。尧舜时代有禹、益、稷、契，他们的功绩遍于天下，他们的恩泽及于万世，却丝毫没有自夸。当时的人们口中含着食物，敲着鼓鼓的肚子讴歌太平，用壤（一种用木材做的游戏道具）打拍子唱歌，耕田吃饭，凿井饮水，虽然过着朴素的生活，却没有任何不满。

王阳明在下一段中详细论述了程伊川与陆象山的“万物一体”论。

【原文】

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

【解析】

当时，世人和睦相处、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彼此就像家人一样亲近。因此才能素质低的人会满足于农夫、工匠、商人等身份，各自致力于自己的职业，互帮互助地生活，不会奢望更高的地位，不会羡慕更好的境遇。像皋陶、夔、后稷、契那样优秀的人，各自主动为天下百姓发挥他们的才能，都像在做自己家的事情一样，有人缝衣做饭、调配物资，有人制作器具，齐心协力，只求可以奉养父母、抚养妻儿。他们只是担心负责相关工作的人怠惰，因而会加重自己的负担。后稷努力耕作，虽然不懂得教化百姓，却不以为耻，他看到契善于教化百姓，就会觉得自己也善于教化。夔掌管音乐，虽然不懂礼法，却不以为耻，他看到伯夷精通礼法，就会觉得自己也精通礼法。

【词语注解】

○熙熙皞皞：熙熙指和睦欢乐的样子。皞皞指广大自得之貌。《道德经》：“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孟子·尽心上》：“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皋、夔、稷、契：都是舜的贤臣。皋即皋陶，又名咎繇，职务为师，即掌管刑狱的官员。夔的职务是典乐，即掌管音乐的官员。稷是指后稷，掌管水土即农业。契为司徒，即掌管教育的官员。

○仰事俯育：《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夷：指伯夷，舜的贤臣，掌管礼法。

【补充说明】

这一段讲述了尧、舜、三代的世相。人们像家人一样团结在一起，根据自己的才能从事相应的工作，丝毫没有分外的野心，因此成就了万物一体之心，天下从而真正太平。因此，我们根据自己的才能尽职尽责，实际上能够对理想社会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有无能力、身份高低、职业贵贱等与人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各人都有这样的信念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如果人们遵从我们的万物一体之心，也许就能把世人的苦乐当作自己的苦乐，根据自己的才能努力工作，然后就可以成就万物一体之心。

但是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做到像这段话中所讲的那样，如果他人有优秀的才能，就像自己也有优秀的才能那样高兴，他人为天下建立伟大的功绩时，就像自己建立了伟大功绩一样，自己丝毫没有羡慕之念，这并非易事。

【原文】

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

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解析】

心学是纯粹易懂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成就了万物一体之仁，他就会精神贯通、志气流通，也就不存在彼此、物我之分。

拿人的身体做比喻，眼睛看、耳朵听、手持物、脚走路，这样整个身体才能发挥作用。眼睛不会以听不到为耻，耳朵听声音时眼睛就会望过去。脚不会以不能持物为耻，手要取东西时脚就会走过去。由于身体精气充实、血液畅通，所以当身体痛痒或呼吸时，内心能够迅速感应到，有不言而喻的奇妙。

因此，圣学极为简单易懂，易于奉行，学问的进步、才能的磨炼都很容易。总之，其根本在于恢复人人都认同的本心，知识技能不值一谈。

【词语注解】

○元气：精气。

○充周：充满、遍布。

○条畅：通畅。

○痒疴：泛指病痛。

○不言而喻：《孟子·尽心章句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集注》：“四体不言而喻，言四体不待吾言，而自能晓吾意也。”

○至易至简：极为简易。《易·系辞上传》：“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补充说明】

这一段是对前五段的概括，与第一段首尾呼应，并再次论述了恢复万物一体之心的重要性，而且运用了耳、目、手、足的比喻，实在是绝妙。关于万物一体的内涵，再没有比这更易懂的解说了。由此可以充分理解，万物一体之心是人生命的根基。

后篇

【原文】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焻；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

【解析】

夏、殷、周三代走向衰落，王道没落，霸道盛行。孔子、孟子亡故以后，圣人之学不明，邪说横行。教的人不教圣人之道，学的人不学圣人之道。因此，霸主表面上施行先王之道，暗地里借此满足自己的私欲。世间流行这种风潮，人们都争相效仿，圣人之道终被埋没。人人都效仿霸主，追求国家富强的学说，实施欺压他国、谋求攻略、颠覆他国的计划，欺天瞒人，为得一时之利而耍弄权术。像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样的人，不计其数。长此以往，争斗劫掠频繁发生，人们将难以忍受这些灾祸。世人最终堕入禽兽夷狄的邪道，就连霸主之道也不能通行了。

【词语注解】

○王道熄：王道是指天下为王之道，与霸道相反。王道是指以仁爱为本，尧舜及三代圣王施行的、光明正大、公正无私的道。“王道熄”是指周平王东迁以后的事。《孟子·离娄章句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集注》：“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

○霸术焻：霸术是指春秋时代五霸施行的权术，外假仁义之名，内行私己之欲。《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字典中没有焻字，估计是“昌”的白字。施本写作“昌”。东正堂认为是“昌”或者“焆”，这两个字都是炽盛的意思。

○圣学晦：圣学是指关于王道的学问。圣学在孔孟时代还没有丧失，孔子、孟子故去之后，圣学变得不明朗，王道不再施行。

○邪说：王道以外的奸邪学说，指后文中提到的管仲、商鞅、苏秦、张仪以及杨子、墨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说。

○假之于外：《孟子·尽心章句上》：“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之”指的是圣人之道，即仁义。“假之于外”是指假借仁义之道装饰表面。

○靡然而宗之：屈从并以此为根本来尊奉。诸本写作“靡然而宗之”，佐藤一斋在《〈传习录〉栏外书》中说，施本、俞本中没有“而”字。

○芜塞：杂草丛生，道路被堵塞。《近思录·观圣贤类》中列举了程明道的话：“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异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

○倾诈：奸诈，通过欺骗将人扳倒。

○罔人：欺骗人。

○苟一时之得：获取一时的效果。

○猎取：瞄准射击并获得。

○管、商、苏、张：管即管仲，名夷吾，春秋时代人。管仲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被称为仲父。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详情请参照《史记》中的《管晏列传》。商即商鞅，战国时代人。商鞅辅助秦孝公，提倡变法自强，被称为商君，是个法学家。详情请参照《史记·商君列传》。苏即苏秦，战国时代的纵横家，联合六国（齐、韩、魏、赵、燕、楚）抗秦。详情请参照《史记·苏秦列传》。张即张仪，战国时代人。张仪辅助秦惠王以连横之策游说六国，劝他们毁合纵之约而事秦国。秦惠王死后，六国又恢复合纵，张仪投奔魏国。详情请参照《史记·张仪列传》。

【补充说明】

后篇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三代以后圣学的衰退、功利思想的隆盛及其弊害。其后，为了挽救这种状况，各种学说应运而生，但是没有奏效，最终只能依靠“良知”说。这才是王阳明所谓的“拔本塞源”论。这一段讲述的是，三代衰落，孔、孟故去以后，圣学不明、邪说横行，外假仁义之名、内主功利的霸道盛行，风靡天下，圣道被堵塞，弄权谋术、以功利主义为宗旨的法家和纵横家等诸子百家兴起，就连霸道也不能施行了。

春秋时代出现了五霸，他们以霸道统一诸侯，对内辅助周王，对外击退夷狄。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各自称王，为争夺天下发动战争。春秋时代出现了孔子，战国时代出现了孟子，他们为了圣学的复兴东奔西走，以求天下治平，但并未奏效，只好将自己的理想托付给后世之人。

这段文字中提到了王道和霸道，孔、孟二人都主张王道，孟子更是强调这一点。所谓王道，是指王者应当施行的道，即夏、殷、周三王之道。正如《书经·洪范篇》中记述的那样，是光明正大、无私无欲的治国之道。孟子认为，王道是作为天下之王的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具体一点来说，就是谋求百姓经济生活的安定、轻刑罚、以德教民。他说，行王道则可以不战而得天下。

孟子以王道为本，批判霸道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按照孟子的观点，以德使天下归顺便是王道，以力量压制诸侯，自己当盟主则是霸道。由于孟子提倡王道、抨击霸道，后世不断有人争论“王霸之辩”。

春秋时期出现了五霸，关于五霸具体所指人物，有不同的观点，但是都将齐桓公和晋文公列入其中。我们阅读《论语》就会发现，孔子曾论及两人，并将其比较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篇》）他褒扬齐桓公，贬低晋文公。

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人，便是宰相管仲。然而，如前所述，管仲曾经有过不义之举，因此孔子的高徒子贡、子路对管仲的行为产生疑问，认为他违背了仁道，因而请教孔子。

齐国是个大国，齐襄公的时候政治混乱，统治者暴虐无道，鲍叔牙拥戴公子小白（齐襄公的异母弟弟）到了莒。后来，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杀死。此时，小白的异母兄弟公子纠逃往鲁国，召忽和管仲跟随在侧。不久后，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拥戴下回到齐国即位，成为齐桓公。鲁国以武力送公子纠回齐，让其即位，但是被齐桓公的大军打败。齐桓公命鲁国杀掉公子纠。召忽自杀殉主，而管仲不但没有为公子纠而死，反而听从好友鲍叔牙的劝说归顺齐桓公，又助其成就霸业。

管仲的这种投敌叛主的行为让子贡及子路感到疑惑。孔子对子贡这样回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对子路又这样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如上所述，孔子对管仲持褒扬态度。孟子虽然十分了解齐桓公，却认为他和晋文公相同，施行霸道，因而予以批判。因此，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和晋文公时，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王阳明在这段文字中也将管仲看作霸者，从这一点上讲是继承了孟子的观点。因此，王阳明也将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划分得很清楚。可以说，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就是义与利的区别。

关于义与利的区别，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样将义与利对立起来。

《孟子》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为什么孟子比孔子更重视义与利的对立呢？我想这与时世有很大关系。与孔子时代相比，孟子时代的道义退化得更严重，可以说已经堕落于尘埃。

正如“拔本塞源”论的后半部分所记述的那样，王阳明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功利思想益发炽烈和严重。他还指出，这一思想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深深扎根，很难去除。因此，正如前文叙述的那样，他在讨伐贼匪时给门人写信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提出要彻底清除心中的利欲之念，对这种念头，要像猫看到老鼠时那样，用炯炯有神的眼睛盯得紧紧的，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因此，王阳明自然和孟子一样，严格划分王霸之区别。

然而，孟子的主张似乎有些过于理想化，缺乏现实性。因为孟子提倡王道、抨击霸道，他的这一思想在战国时代那样的动荡时期没怎么发挥作用。秦始皇依靠法家学说结束了战国的动乱。法家排除王道，站在功利主义者的立场上，主张重刑，主张以彻底的专制政治为基础。

如此想来，有时候霸道比王道更具有现实性。霸道名义上以仁义为宗旨，实际上使用现实的力量，因此更有实效性。但是，理想越高，越不能忍受霸道中潜在的功利性。主张王霸之别、义利之别的人，可以说是站在严肃的伦理主义的立场上。

到了宋代，有更多的儒学家强调伦理主义，提倡区分二者。南宋的朱子可以说是将先贤的学说集大成了。当时还出现了事功学派，事功学派提倡义利一致，主张如果没有功利，道义只是无用的理论。

前汉董仲舒提倡“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事功学派批判这种道德主义，提倡义利一致、义利双行。他们是现实型的学派，以实事事功为主旨，认为不在这个前提下提倡的儒学之道在现实中不起作用。事功学派的代表人是永嘉地区的叶水心和永康地区的陈龙川，前者开创了永嘉学派，后者开创了永康学派。他们反对划分王霸之别，然而，他们的事功主义也遭到了朱子的严厉批判。

像朱子和王阳明那样区分王霸和义利，这样做会不会由于理想高远而使人堕入空想呢？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事功学派更现实、更有实效。然而朱子曾提出救济饥馑的对策，即著名的社仓法，可见绝不会像老、庄和佛教徒那样流于清澄脱俗。

王阳明在受命征讨叛贼时，先是以仁义安抚他们，对那些负隅顽抗的人，则用比《孙子兵法》还绝妙的作战策略将他们一举歼灭，从而建立了大功。从这两个人的王道论来看，未必会以空想告终。考虑到利欲之念在人性中扎根颇深，如果轻率地提倡义利一致、义利双行的话，反倒会产生弊害。因为这样一来，就不容易清扫利欲之念了。

本来儒学就是以实学为本。所谓实学，是指实用的学问，一方面包含了可以经世济民、追求实用的意思，另一方面是指，不是口头上求道或者书本中求道，而是通过体认领悟而掌握学问。宋代的程子提出儒学是实学，于是当时大家都开始提倡实学。程子、朱子等从实学的立场上批判汉唐的训诂记诵之学，称它是口耳之学，即舌尖上的学问。他们认为老、庄、佛教的学说是虚学，不以经世济民为要，所以对其予以猛烈抨击。

从实用学的角度来看，对于霸道以及事功派的学说，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功利思想席卷了人们，即便是谈理想，也要在现实中去实现。如果一概拒绝，就有可能会像道教徒和佛教徒那样，羡慕隐于世外、脱俗洒落的境界。而且，对于利、功利、恶，一味强调义、仁义、善并热切论述，动则拘泥于我执我见，反倒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私立邪见，往往自己还意识不到。

那么，我们最终应该如何考虑义利和王霸的问题呢？

我认为只能是彻底清除私利之念。这样一来，无论是提倡二者的区别，还是主张二者一致，都不违背儒学的理想。因此，清除私利之念是最重要的。正如王阳明所说，所幸人有良知，磨炼良知并发现它比什么都重要。

【原文】

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

【解析】

世间的儒学家见此情形，痛心不已，于是搜寻古代圣王的制度文物，收集秦始皇焚烧的经书残骸，并予以修补。因为他们确实真心想挽回先王之道。然而圣人之学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霸道传播已久，其积弊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贤人、智者，也难免被污染。因此，好不容易了解了圣人之学，将经书修补完好，想要恢复并发扬光大，结果却只能用于为霸者辩护，最终连圣学的入口都看不到了。

【词语注解】

○世之儒者：指汉代的儒学家。

○慨然：悲伤叹息的样子。

○搜猎：搜求，猎取。

○掇拾：捡取。

○煨烬：烧剩的灰烬。指秦始皇焚烧的经书残骸。

○积渍：沾染了很深的习性。

○贤知：贤人与智者。

○习染：沾染上习气。

○宣畅光复：恢复、发扬。光是光大的意思。

○藩篱：篱笆。

○圣学之门墙：圣学的入口。《论语·子张篇》：“子贡曰‘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补充说明】

这一段讲述的是，世间的儒学家慨叹圣学的衰微，努力想挽回并发扬光大，但是由于霸术传播已久，人们身染功利之积习，最终连圣学入口都看不到了。这里讲的世间儒者，其实暗指汉代儒学家。

如前所述，秦始皇凭借以变法自强为本的法家思想取得天下，结束战国纷争，大力革新政治，因此不得不说他功绩巨大。然而遗憾的是，他排斥打击传统思想文化，焚书坑儒，导致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一时断绝，不得不说其罪过也巨大。不过有学者指出，秦始皇虽然焚书，但主要焚烧的是地方衙门的书籍，官府的书籍依然保存着，由博士掌管。项羽攻秦时焚烧了其宫室，众多经书被烧毁。

在这一段文字中，王阳明写道，汉代儒学家从被焚烧的书籍中收集了“六经”的残篇，并加以修补，想要挽回先王之道，结果最终未能避免被霸道污染。事实如何呢？汉代出现了很多儒学家。汉文帝设立《论语》《孟子》等的博士；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比较好学，收集了很多先秦旧书，设立了《毛诗》《左氏春秋》的博士；董仲舒辅佐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立儒学为国教；刘向、刘歆父子致力于整理、校正汉成帝时搜集的古籍。然而，他们大都只是致力于忠实地传承儒家经典的训诂，对儒家思想几乎毫不关心。

西汉的儒学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刘歆等人。陆贾为汉高帝效命，著有《新语》，想要调和孔子与老子的思想，大体还是主张以儒家为本治理国家。《新语》中记述经书格言的内容比较多，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学说。贾谊为汉文帝效命，著有《新书》，书中记载的是儒家的论点，多少也掺杂了法家的思想，主张以此为政。他曾上疏《治安策》，其文章被誉为古今上奏文中的上乘之作。董仲舒请求汉武帝以儒学为国教，著有《春秋繁露》。《春秋繁露》中记述了儒家的政治理论，同时也吸收了阴阳五行思想，论述了五行灾异。这一“五行灾异”说受到当时儒学家的排斥。他所主张的儒学，在原来儒学家提倡的四德即“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加入“信”而为五常。他论述义利之别，明确了王霸之别。因此，后世之人称赞说，汉儒当中唯有董仲舒是正统。

刘向辅佐了汉元帝与汉成帝，与董仲舒齐名，被誉为西汉的思想巨擘。刘向博学多识，在学术方面，他校正了朝中的先秦古书，并排列其篇章，后来作为中国最早的目录编纂者而广为人知，并著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刘向以儒学为本，但是也相信阴阳五行说。其子刘歆也博学多识，继其父之后著书《七略》，为经书的整理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与父亲不同，谄媚、听命于王莽。扬雄也对王莽阿谀奉承，因此被后人当作曲学阿世的学者。不过，扬雄写的文章流畅华丽，其心思也用在道德仁义上。他著有《方言》《法言》《太玄》等作品。

《方言》收集了各地的方言，《法言》是模仿《论语》所作，《太玄》是模仿《周易》所作，内容都很浅显。在扬雄的著作中，有些地方的论说是调和了孟子与荀子的学说。狩野直喜先生说，一般汉代的学者都缺乏创造力，只是醉心于古典，致力于模仿。

到了后汉，出现了桓谭、王充等儒学家。桓谭是个廉直的人，不肯听命于王莽，光武帝即位后，他又出来为官。其著作《新论》，如今已失传。前汉儒学家大多相信“五行灾异”说，桓谭却认为这是迷信。王充也曾经为官，不久后回乡潜心研究学问。他不满足于训诂之学，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他著有《论衡》，议论痛快淋漓，构想也很新奇。他虽然是个儒学家，却批判过孔、孟。他还相信宿命，提倡唯物论。

以上介绍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学术界状况，因此王阳明写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

【原文】

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

【解析】

因此，训诂之学兴盛，学者把解释文字并传给后世作为名誉；记诵之学兴盛，把背诵经书视作博学多识；辞章之学兴盛，学者们致力于写作华丽的文章。这些学问在世间群起并行，其流派数不胜数。打个比方说，大大小小的路有成千上万条，错综复杂，人们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世间的学者如同进入了有各种表演的剧场参观，说单口相声的、对口相声的，舞蹈家、魔术师、杂技演员等从四面八方涌向舞台，使人应接不暇，因此导致人目眩耳鸣，精神恍惚，不分昼夜地游玩其中，就像忘记了家传的学业的疯子一样。当时的君主也为这些学说所迷惑，心神颠倒，一生致力于写作毫无用处的虚文，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词语注解】

○训诂之学：诠释文字意思的学问。

○记诵之学：记忆背诵的学问。

○词章之学：写作美文的学问。

○纷纷籍籍：杂乱繁多的样子。

○群起角立：蜂拥而起、互不相让的样子。

○万径千蹊：很多岔道、小路。

○百戏之场：演出杂技、戏剧等的娱乐场所。

○欢谑跳踉：喧闹、诙谐、跳跃的样子。

○骋奇斗巧：表演魔术、杂技等。

○献笑争妍：美人撒娇献媚。

○前瞻后盼：看前看后。

○耳目眩瞀：目眩耳鸣的样子。

○精神恍惑：精神恍惚的样子。

○遨游淹息：沉浸在游玩之中，留在那里休息。

○病狂丧心：发疯、丧失心志。

○家业：家传的学业。

○无用之虚文：不实用的虚文，指训诂、记诵、辞章之学。

【补充说明】

这段文字讲述的是，汉代以后儒学成为训诂记诵之学，人们忘记了它本来是实学，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弊害。世间学者被此学迷惑，完全丧失了心智。王阳明用剧场的比喻巧妙地说明，着实绝妙。

前汉时出现了经学家，《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各自设立博士。博士以一经为专业，不能兼顾其他经书。一经也有众多流派，从属某个流派的人，坚守师说并将其传给弟子。前汉如此重视经学，同时又崇尚道德节义。到了后汉，出现了训诂之学的大学者，马融、郑玄等受到后世经学家的崇敬。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前代相反，比起经学，世人更重视诗赋，老庄思想及道教比儒学更流行。此时出现了一批注释经书的学者，如王肃、何晏、王弼、杜预、范宁、皇侃等。他们多少也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但是大多遵守汉代的传统。葛洪是道教的代表人物，著有《抱朴子》。此时儒学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隋朝出现了王通，他模仿经书著书《文中子》，大致倾向于儒释道三教一致的思想。王阳明认为，这些学者以及思想家都没能脱离传统的功利风习。

到了唐代，孔颖达受唐太宗之命，编著了《五经正义》。此书非常流行，其他注释书都衰落了。而且科举之学，即举业也以这本书为教科书。唐代的科举分为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以背诵经典训诂及注释为主，进士科考的是诗赋文章。在唐代，考中进士比考中明经更荣耀。概观汉唐时代，训诂记诵之学成为儒学的中心。可以说，此时是儒学的衰退时代。

唐代有两位思想家，韩愈及其弟子李翱，他们是宋代新儒学的先驱。从文艺方面来说，汉代兴起了使用华丽词句的诗赋，到了六朝越发兴盛。六朝时，四六骈俪文盛极一时，一直持续到唐朝中期韩愈及柳宗元提出古文复兴运动为止。

以上大致叙述了汉代以后的学术变迁，几乎是百花缭乱。心怀青云之志的年轻学者接触到这些以后，就像出身乡村的青年来到繁华的大城市一样，左顾右盼，被其豪华绚烂迷惑，因而失去自我。不求道于心内而求之于外的人，大致都会这样吧。王阳明说，道既然在吾心内，学问就必须直截简易。越是简易越贴近真正的道，越贴近真正的道越简易。他晚年想起自己曾经求道于外界，作诗追忆：

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

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示诸生三首》）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原文】

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

【解析】

偶尔有人发现这种学说空疏虚妄、支离破碎，犯了拘泥于字句的错误，他们鼓起勇气通过实际行动去验证，最终其行为只是等同于追求富国强兵及功名利达的五霸。如此一来，世人离圣人之学越来越远，圣人之学益发不明，追求功利的风习愈演愈烈。其间有人被佛教及老、庄学说吸引，然而最终没能战胜功利之心。然后有的儒学家想在众多儒学家的学说中取舍，以求中庸之道，最终却没能打破功利的看法。因此，时至今日，功利毒害浸入人的心髓长达千年之久，其习惯已变成本性。

【词语注解】

○空疏谬妄：虚而不实，错误、荒唐。

○支离牵滞：缺乏连贯，拘泥于字句。

○卓然自奋：奋发而起，此处应该是指汉高祖、唐太宗。

○富强功利：富国强兵、功名利达。

○瞽惑：被迷惑。

○折衷于群儒：从群儒的学说中取舍选择，以求正确的中庸之道。主要指提倡新儒学的宋代儒学家。

○沦浃：深入、通彻。

○习以成性：出自《书经·太甲》。

【补充说明】

在这一段文字中，王阳明叙述的是，有人意识到训诂、记诵、辞章之学的虚妄，想要实践圣人之学，并有志于将其显现在事业上，最终却不能脱离霸者的范畴。于是圣人之学日益不明，功利之习愈演愈烈。其间宋儒提倡性理之学，排斥佛、老的清虚无欲说，议论其危害，然而他们也没能挽救沉溺于世俗功利的人们。王阳明慨叹，时至今日，功利之弊给人心带来的毒害可谓大矣。

在汉代以后的历代帝王中，日本人最为尊敬的便是唐太宗，因为唐太宗在位时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贞观政要》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治政，内容是唐太宗与群臣的问答。这本书很早就传到了日本，江户时代时各藩争相学习，当时的儒学家也用它来给藩主讲课。

前文已述，宋代儒学家程、朱及其学派中人，一般都严格区别王与霸、义与利。司马光及叶水心、陈同甫等人称赞唐太宗及汉高祖的治世之功，将其比作三代之治，不区分王与霸、义与利，反而提倡义利一致、王霸双行。而朱子对此进行了详细批判。他认为唐太宗见功利而不知义理，即认为其行为虽然有好的地方，但是在根本上有不对之处，其治政自然与三代之治不同。唐太宗所讲的仁义，只是求之于形迹之外，并非心性之内。这首先就是“为利之心”。因此朱子说，赞美其功绩的人，是只论功而忘记论德。最后，他断言：“唐太宗一切假仁借意以行其私。”《贞观政要集论》的作者戈直，条理清晰地说明了贞观之治是霸术的理由。

日本崎门派的儒学家论述王霸之真伪，主张划分区别。我的恩师楠本正继先生的祖父楠本端山，是平户藩的儒学家、德川幕府末期主张维新的朱子学者，他批判了在藩立学校讲述《贞观政要》的前辈。

对于这些以心性之学为宗旨的儒学家来说，唐太宗也是施行霸术、追求功利的帝王。

佛、老主张清虚无欲，王阳明认为这对于克服人的功利之念没什么效果。宋代儒学家强烈抨击佛、老，认为其学说虚妄不实用。王阳明也批判佛、老，其言辞不如宋儒激烈。他说，如果遵从吾之良知，佛、老的目标也可以达成，多少表明了以儒教为中心的三教一致思想。有的儒学家说，佛、老的清虚无欲有助于心性存养。从这一点来说，也没必要一概排斥。王阳明也不是不承认这一点，但是他认为，佛、老最终对于克服功利之念没有效果。

宋儒的心性之学，将一切道之本源求诸心性，提倡心性存养的必要性，应该有助于克服功利之念。但是王阳明认为，宋儒的心性之学还不够彻底。正如“游骑不归”那样，宋儒求道于心外的世界，徘徊而忘记回家。如此一来，王阳明自然会觉得，宋儒的学说对于克服盘踞内心的功利之念没能充分发挥其力量。于是，正如王阳明在本论最后所讲的那样，面对功利之念，只能拔出自家宝刀，即良知。

【原文】

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

【解析】

因此，世人互相夸耀知识、攀比权势、争利竞技、争夺名声。一旦进入仕途，掌管财政的人想要兼管军事司法的权力，掌管礼乐的人想要得到人事权，郡县的官员想要升迁为更高级别的地方行政官，负责劝谏天子的官员期望宰相要职。当然，想要兼任其他官职，必须具备完成相应职位的能力。如果不精通某方面的理论，就不能获得这方面的名声。背诵经书，适合提高其自尊心；知识渊博，适合干坏事；见闻多广，适合与人争辩；擅长文章，适合伪装。于是，就连皋陶、夔、后稷、契都无法兼任的官职，如今的初学者却想要精通所有理论，穷其技术。只是，他们表面上都说自己是想为天下人做事，其实其本心在于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谋取私利而满足欲望。

【词语注解】

○理钱谷者：负责会计出纳的官员。

○铨轴：犹衡轴，比喻中枢要职。

○藩臬：指藩司与臬司，明清两代的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并称。

○台谏：谏官，御史台和谏议大夫。

○宰执：宰相。

○称名僭号：表面的称呼。

○成天下之务：出自《易·系辞上传》，成就天下事业之意。

【补充说明】

王阳明在这一段文字中指出，世间有致力于学问的人也只是因为他们想要出人头地。他尖锐地批评了这一现实，同时列举了很有说服力的具体内容。这里列举出来的官员的想法、生活姿态以及对学问的态度，令人不禁佩服王阳明洞察时世的眼力。仔细思考一下王阳明指出的内容，令人遗憾的是，这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状况，也非常适合描述现代社会，这让人不由得痛感各界人士深受功利主义风潮的污染，这已成为习性。

为谋求自身的利益或者自己所属集团组织的利益而使出浑身解数，这种不正之风给世间带来的毒害难以估量。王阳明警告说，表面上说“自己是为天下、为百姓做事”，实际上却是想“满足一己私欲”。我认为应该向王阳明致敬。身处官界、实业界、教育界的人读到这一段文字，又有几个人不背流冷汗？现在正是大家端正自己心态的时候。

【原文】

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解析】

唉！以这样常年的恶习和这样的心志，去学习这样的学问，难怪听了圣人的教诲，会认为是无用的、不合时世的。这样一来，势必认为良知不够充分，圣人之学无用。唉！生于这样的时代，如何才能求圣人之学？如何才能论圣人之学？生于这样的时代，有志于学问的人，要面临多少苦难呢？要受多少拘束，经历多少风险呢？唉！实在可悲！

所幸人心中的天理永远不会泯灭，良知的光辉万古不变，因此，世人听了我的“拔本塞源”论后便会感动悲伤，如决堤奔流的长江、黄河之水那样，以势不可挡之势愤然而起。除了那些不依靠他人、能够独自奋起的豪杰志士之外，我又能期待谁呢？

【词语注解】

○赘疣：疣，瘤子，借指多余无用之物。《庄子·太宗师》：“彼以生为附赘悬疣。”《庄子·骈拇篇》：“附赘悬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

○枘凿：枘即栓，凿即洞。将四方形的栓套入圆形的洞中，比喻不一致、不合适。《楚辞·九辩》：“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

○万古一日：恒久不变。

○恻然：悲伤的样子。

○戚然：忧虑悲伤的样子。

○沛然：水流充沛的样子。

○决江河：江指长江，河指黄河。“决江河”，是指长江黄河的水决堤而出。

○夫豪杰之士……：《孟子·尽心章句上》：“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补充说明】

这一段可以说是“拔本塞源”论的总论。对于圣人之学的衰落、人心功利的积习，王阳明在这段短文中三次使用“呜呼”一词，由此可见他感叹至深。他将万世的积弊，归结为盘踞人心的功利之念，只能佩服他的洞察力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当中，有几人能如此直截了当地用“功利”二字概括诸恶的根源？实在令人惊叹。我们必须深思“功利”二字，察知它的危害之大、之深。

同时，王阳明又滔滔不绝地论述了扫除功利积习、复兴圣学的困难。其中，他从历史的角度叙述了古今有识之士及思想家为了纠正功利之积习、复兴圣学所提出的各种学说，又叙述了这些都未能奏效的实情。结果，圣人之学被当作无用的学问、不适合时世的学问，因而自然被忽视掉了。他又论及世间有识之士应该如何应对以及寻求方法途径何等困难。王阳明这才高呼能够从根源上洗涤积弊的理念。这一理念便是心之天理，即良知。王阳明说：“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这才是王阳明所要高呼的内容。至此，《拔本塞源论》一文得以首尾呼应。然而，匡正世俗及学术的功利积弊，无疑是极为困难的。因此王阳明在结语处写道，我只能期待相信自己力量、振奋激昂的豪杰之士了。

如前所述，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是明文中的明文，而且是他即席写下的书信中的文章，如实反映了他的心境，这对引起读者的共鸣起了很大作用。下面介绍一些先学对该文的评论，仅供参考。

【刘宗周】

快读一过，迫见先生一腔真血脉，洞彻万古。愚尝谓孟子好辩而后，仅见此篇。

【施邦曜】

此书前悉论知行合一，广辟、博说、旁引、曲喻，不啻开云见日。后“拔本塞源”论，阐明古今学术升降之因。真是从五藏八宝，悉倾示以人。读之，即昏愚亦恍然有觉。此是先生万物一体之心，不惮详言以启后学也。当详玩毋忽！

【孙奇逢】

“拔本塞源”之论，以宇宙为一家，天地为一身，真令人恻然悲鸣，戚然痛，愤然起，是集中一篇大文字，亦是世间一篇有数文字。

【王应昌】

先生此篇文字，明白痛快，能入人心髓。至于切中时弊，在贾长沙之上。

【三轮执斋】

此至论中之至论，明文中之明文。秦汉以来，数千年间，唯此一文。

【佐藤一斋】

陈龙正曰：“拔本塞源”论乃先生直接道统处，智略技能，至先生极哉，然一毫不恃，尽擘破之，唯以求复心体为贵；解悟灵通，至先生极哉，然一毫不恃，尽皆擘破，唯以师行五伦为贵。其心则唯欲安天下之民，唯共成天下之治。道学一点真血脉，先生得矣。恐后世顿悟而疑其儒为禅，以事功疑其儒之杂，不可不辨也。先生固云：“夫趋向同而论学或异，不害其为同也。”若自云道。

又曰：耿定向《请从祀疏》有曰，“所著《拔本塞源论》指示人心最为明切。使外之臣工，实体究此，则所以翼太平之治。实多得守仁之志已。彼惟愿朝端协一德之交，而不乐有倡道之名”。可谓深见先生之志。

【吉村秋阳】

盖王子终身以立言，推其渊源、求其归宿，俱不外是。直扫千载积弊，唯欲以此挽回三代之上。何等大见识？何等大力量？前人谓，公固百世殊绝人物。诚然也。

【东泽泻】

一斋先生曰，王文成之“拔本塞源”论，可谓古今独步。与陈龙川之酌古论、方正学之深虑论隔世相颉颃，并为有识之文。予谓，酌古不免书生之豪论、深虑亦只老儒之常谈。谓此有识之文，特在当时法家中拔此，不足以与文成此篇相颉颃。若彼章枫山之原学、罗一峰之扶植纲常之疏，已在酌古、深虑之上，可以与此篇雁行。

【中野正刚】

（下面是福冈养育的奇才中野正刚在中学修猷馆三年级就读，年仅十四岁时写的作文，题目是“人的尊卑”。虽然没有直接言及“拔本塞源”论，其精神有相通之处，因此收录于此，仅供参考。另外，这篇文章收录于平成八年付梓的《修猷馆柔道部百年史》中，由山田龙蹊介绍给我。）

人之尊卑应因何而定？彼锦衣绢帽，住大厦高楼里，食有美肉，出有黑漆马车，役使人而不知世上一切辛苦者为尊，敝袴粗褐、住茅屋败篱中，啮糟糠、卧草席，日夜营营忙于生计之道者卑否？决否然也。然因何定其尊卑乎？余云唯在其心事高洁与卑劣。天因其能力与各人相应之职。农夫亦可，小官吏亦可，劳动者亦可，唯忠实其业务，且于私利私欲之外，有思社会国家之心足矣。彼之外得高地位，贮财产，装纯然绅士，内心无一片爱国之心，为私利私欲之龌龊之辈，毕竟不足语焉。吾人他日出社会所得地位有千差万别。然不论其职业若何，其地位如何，若其志高洁，其行为清廉，真心计国家隆盛，足矣。余比之浊富之伪绅士，宁希廉洁之农民事也。

附录二

王阳明的子孙

钱明著，全文收录于江苏古籍出版社刊行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上篇《阳明学的形成》中第一章“王阳明的世家及后裔”的第四节“后裔：萧墙袭爵之争及家族的衰微”。

据笔者采访王诗棠先生得知，当年，王阳明祖父王伦鉴于姚江王氏家族有枝繁叶茂、瓜瓞绵绵之势，为使传史有循、修谱有序，特创行辈、分世系，以便按辈传代，并决定从其孙辈一代开始实行。

该辈分世系共有四十字，即“守正承先业，贻谋裕后昆，忠孝传家远，诗书绍泽长；功德千年在，渊源百世宗，熙朝舒泰运，心学诵前芬”。而其长孙王阳明自当为“守”字辈的第一人。该辈分之世系至今已传至第十八世，进入“绍”字辈。从这四十字的内涵来分析，王伦在确立辈分世系之初，并非一步定位，而是有先后两个时期，其间至少相隔五十年光景，并各以二十字为定格。前二十字以修身、齐家、治国为本，后二十字则以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为业。而后二十字从字义上窥析，则可能是在王阳明身后由其门人续编《阳明年谱》（简称《年谱》）时与王氏后裔共同制定的。

然姚江王氏刚传至第二代“正”字辈，便发生了一起“萧墙之争”；待传至第四代“先”字辈和第五代“业”字辈时，又发生了“袭爵之争”。由于“两争”皆出自阳明殁后，且属财利之争，故惊动廷宇内外，牵动官署朝野。

因阳明夫人诸氏不育，“先生（阳明）年四十四，与诸弟守俭、守文、守章俱未举子，故龙山公为先生择守信子正宪立之，时年八龄”（《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年谱一》）。

正宪字仲肃，年及弱冠，以阳明军功，世袭锦衣卫副千户。嘉靖四年（1525），诸氏谢世，阳明续娶张氏，次年生正亿。正亿初名正聪，号龙阳，七岁时因外舅黄久庵避讳时相张聪而被更名。阳明晚年得子，喜不自禁，又虑及健康日下，恐身后稚子寡母有失所养，遂托后事于绍兴、余姚诸门生。但由于阳明在征讨思田后未能顺从权臣桂萼，故卒后萼即奏其擅离职守，明世宗“乃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明史·列传》卷一九五《王守仁》）。阳明后裔因而一度同遭忧难。据《年谱》记载：“先是师殡在堂，有忌者行潜于朝，革锡典世爵。有司默承风旨媒孽，其家乡之恶少逐相煽，欲以鱼肉其子弟。胤子正亿方四龄，与继子正宪离仳窜逐，荡析厥居。”（《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328页）

就在这忧患之际，门庭内部也闹起了风波：“正亿外侮稍息，内衅渐萌，深居家扃，同门居守者或经月不得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329页）事情的原委如下：以父军功世袭锦衣卫副千户的继子正宪，时已二十二岁，本该对幼弟搀手相顾，患难与共，但他屡掀事端，祸起萧墙，一意自立门户。他不仅趁正亿年幼、力弱势单之机，闹起了分居析户的纠纷，而且还伺机回避摆脱所面临的外侮之害，四处制造舆论，闹得王氏家室不得安宁。

直到嘉靖十一年（1532），阳明弟子王臣（字公弼）升任浙江佥事，分巡浙东，插手经纪阳明家事，这起“萧墙之争”才稍有收敛。然此时，阳明后裔因停封、停恤，只能算作普通百姓人家了。而年仅七岁的正亿，幸有阳明门人商定趋金陵，投奔南京礼部侍郎黄久庵，借舅氏家而居之，才得以安然无恙。后经钱绪山、王龙溪等奔走金陵及浙江天台，征得黄母太夫人同意，以黄久庵之女许婚正亿，以便“悯其孤而抚之”（《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30页）。同时诸门生商定：“正聪（正亿）年幼，家事立亲人管理，每年轮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诸叔侄不得参挠。为兄者务以总家爱弟为心，以副恩育付托之重；为弟者务以嗣宗爱兄为心，以尽继志述事之美；为旁亲者亦愿公心扶植孤寡，以为家门之光。”（《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89页）

隆庆元年（1567），以大学士徐阶为首的王门臣僚向新登位的穆宗上书，为阳明昭著功爵，遂诏赠新建侯，谥文成，赐祭葬，其后裔亦重行封赏恤典，正亿准袭伯爵。

神宗时，王氏得宠，“万历六年册立为皇后”（《明史·列传》卷一一四《后妃》）。“神宗问后近属，时新建伯王正亿方贵盛，后欲侈其家世，遂以正亿对及”（《黄宗羲全集》），足见正亿当时的名声已相当之大。但正亿学问不显，笔者仅在《金山志》中发现其所作《登金山寺》一首。

待正亿子承勋嗣爵之后，至崇祯初年，在阳明后裔中又发生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争袭伯爵事件：

（正亿）子承勋嗣，督漕运二十年。子先进，无子，将以弟先达子业弘继。先达妻曰：“伯无子，爵自传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进怒，因育族子业洵为后。及承勋卒，先进未袭死。业洵自以非嫡嗣，终当归爵先达，且虞其争，乃谤先达为乞养，而别推承勋弟子先通当嗣，屡争于朝，数十年不决。崇祯时，先达子业弘复与先通疏辨。而业洵兄业浩时为总督，所司惧忤业浩，竟以先通嗣。业弘愤，持疏入禁门诉。自刎不殊，执下狱，寻释。（《明史·列传》卷一九五《王守仁》）

此案后由宁波府推官李清、绍兴府推官郑瑜和台州府推官张化原会同审理，详情则由李清记录于《三垣笔记》中。结果因王业浩之谋，使王先通意外得嗣爵，而王业弘则大受诬屈。故阳明之后，新建伯之爵禄袭承顺序如下：王正亿─王承勋─王先通─王业泰。（《光绪余姚县志》卷七《荫封》）

王承勋，字叔元，以列侯督枢莞董江防，总理漕政，擅作诗歌，“挥洒性灵，淘瀚风骨，固宜以鸿篇巨制，警弇州之座也”（胡应麟《王承勋〈瑞云楼集〉序》，载《光绪余姚县志》卷十七《艺文上》）。

王先通字则阳，崇祯十三年（1640）袭封新建伯，掌前军都督。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迫近北京，先通守齐化门，“都城破，先通下城巷战，手刃数人，被执大骂。贼怒，割其舌，含血喷贼，剖其心已，复诛之。福王时附祀旌忠祠”（《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乡贤》）。“子业泰、业耀。泰字士和，福王时袭爵，感泣请终丧报国，许之。明年（1646）留都危，衰服赴难，抵钱塘，会王（清）师南下，执送营中，授其爵。泣曰：‘世受国恩，义不改节，得死报君父于地下足矣。’遂死之。”（《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十三《王先通》）

可见，阳明一系按文献所记应传至四世，然与其业字辈关系甚密的黄梨洲，不知何故却发出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阳明三世而绝”（《光绪余姚县志》卷十七《艺文》）的感叹。

万历年间阳明后裔中虽有三品以上官衔者多达六人，从而使一时衰微的王氏家族略呈中兴气象，然其后裔在思想文化上有建树者却凤毛麟角。三世孙王承勋尚可称许外，四世孙王业洵因朝政日黯，不赴科举，留意祖业，“与黄宗羲、王毓著三人尝删《传习录》之失实者，重锌以行”（《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乡贤》）。五世孙王贻乐于康熙初年任藤县知县，重为掇拾，编成《王阳明先生全集》十六卷。又因有李卓吾所作年谱而遂以卓吾鉴定题其前，以为依托，故“迥不及原本（指隆庆本《王文成公全书》）之完善也”（《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存目》，第176卷，第1566页）。

九世孙王篪隐居乡里，以教授为生，曾为余姚龙泉井制铭，有“譬如良知，心体本然”“奉为清涤，永厥千年”之句（铭文今尚存原址龙泉山中天阁后），表达了安于贫贱、永守祖业之志。另清人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中尚记有阳明九世孙生员昆泰、昆朝之名（卷下《陵墓》），惜事迹不详。

万历年后，阳明后裔渐趋衰微，至清康乾年间，已是学脉绝传，族中再无读书之人，而大多以商贾为业、佣工为生。至于族中财产，除坐落于绍兴光相坊的伯府第系朝廷御建，产权（包括山、地、房）列入官府“防护录”，作为祭产不准变卖外，其余各房台门住宅都被陆续变卖殆尽。

Table of Contents

-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上卷）

- 版权信息

- 名人学者评王阳明

- 中文版序一 阳明精神的虔诚践行者

- 中文版序二 他山之石，攻吾之玉

- 中文版序三 用一生演绎阳明心学

- 前言

- 上 卷

- 序 章 圣哲王阳明

- 文武双全的圣人

- 行动哲学阳明学

- 日本人与阳明学

- 对阳明学的误解

- 第一章 阳明降世

- 中国的文艺复兴

- 余姚四贤人

- “守仁”之名由来

- 第二章 阳明先祖

- 王家始祖

- 远祖名臣王导

- 书圣王羲之

- 忠臣六祖王纲

- 遁世高祖王与准

- 洒脱曾祖王杰

- 祖父竹轩先生

- 父亲龙山先生

- 第三章 不羁少年

- 十岁的诗才神童

- 天下第一等人

- 巧用智谋惩戒继母

- 怀抱经略之志

- 第四章 五溺时代

- 心无定性

- “格竹”失败

- 新婚之日出走

- 苦练书法

- 第五章 圣学之道

- 拜谒大儒娄谅

- 宋儒的“格物”说

- 新儒学的兴起

- 明初心学传承

- 阳明中举

- 两次会试失败

- 钻研兵法

- 考中进士入仕途

- 上陈边防策

- 审查江北囚徒

- 求道访仙

- 结交“明前七子”

- 悟出佛道不足

- 莫逆之交的影响

- 西湖疗养

- 摆弄禅机教化弟子

- 排斥佛道

- 会稽山祈雨

- 第六章 倡导圣学

- 笃信儒学

- 出任乡试主考官

- 阳明的政治策论

- 与湛甘泉共倡圣学

- 萌发隐遁之心

- 第七章 龙场悟道

- 武宗与宦官

- 阳明入狱

- 别了，京城

- 摆脱刺客

- 再会无为道者

- 告别门人徐爱

- 前往贵州龙场

- 艰辛的龙场生活

- 龙场顿悟

- 创作《五经臆说》

- 第八章 龙场教化

- 蛮荒之地建造居室

- 德化的力量

- 教化诸生

- 龙冈书院的学规

- 书院学的历史

- 阳明与书院教育

- 阳明的教育理念

- 感化思州太守

- 劝诫土著豪族

- 埋葬暴毙的吏目

-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卷）

- 版权信息

- 第九章 “知行合一”说

- 席元山入门

- 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

- 行而知之

- 如何修行“知行合一”

- “知行合一”说的发展

- 学问即行，行即知

- 致良知

- 陆九渊与“知行合一”说

- 第十章 庐陵知县

- 天诛宦官刘瑾

- 龙场之后

- 阳明评“静坐”说

- 卧治六月

- 吉安的阳明遗迹

- 第十一章 京师讲学

- 和黄绾谈立志

- “明镜”论

- 众多门人聚学

- 送别方叔贤

- 送别湛甘泉

- 送别黄绾

- 阳明的出世倾向

- “朱陆同异”论

- “未发已发”论和“体用”论

- 第十二章 滁州讲学

- 与徐爱论学

- 《大学》学什么

- 由诚意到格物

- 心学的三大学说

- 儒学的三大论题

- 敬王通而轻韩愈

- 不妄议经书，不提倡著述

- 与门人游四明山

- 会晤了庵和尚

- 训诫弟子：理气之辨

- 到滁州上任

- 批评王嘉秀，开导王纯甫

- 离开滁州

- 第十三章 南京讲学

- 门人故交齐聚学

-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 一定要在事上磨炼

- 立诚是根本

- 立志为培根之学

- 劝谏武宗迎佛

- 奏请停职休养

- 第十四章 南赣戡乱

- 巡抚南赣汀漳

- 破流寇，抵赣州

- 探贼情，定战略战术

- 平定漳州贼匪

- 体恤民情，注意农时

- 征剿南赣三贼

- 一篇告谕的作用

- 喜得贼巢地图，奇袭横水

- 一日尽破桶冈贼匪

- 智取浰头贼首

- 征剿浰头贼众

- 奏请辞官

- 教化当地百姓

- 奏请设立和平县

- 第十五章 赣州时代

- 徐爱之死

- 畅游通天岩

- 期待归隐生活

- 赣州讲学

- 再论为学头脑与“立诚”

- 刊刻《大学古本》

- 由“诚意”说到“致知”说

- 《大学古本旁释》

- 刊刻《朱子晚年定论》

- 刊行《传习录》

-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下卷）

- 版权信息

- 第十六章 江西时代

- 阳明请求致仕

- 宁王之患

- 死里逃生

- 宁王谋反之资

- 宁王起事

- 阳明备战

- 运筹帷幄

- 阳明用计

- 安庆攻防战

- 南昌攻略战

- 鄱阳湖决战

- 生擒宁王

- 论功行赏

- 第十七章 阳明受难

- 武宗要御驾亲征

- 隐居净慈寺

- 与奸臣斗智

- 寄情山水

- 与罗钦顺论学

- 无心之境

- 为冀元亨申冤

- 始提“致良知”说

- 第十八章 倡导“良知”说

- “致良知”诞生始末

- 王阳明、湛甘泉学说的异同

- 用“良知”解释生死

- 衣锦还乡，谢辞封爵

- 阻止元静辩护

- 论科举

- “乡愿”自省

- 咏良知诗

- 王阳明讲学

- 践行良知

- 第十九章 阳明晚年

- 书院四大记

- 《自得斋说》和《博约说》

- 答顾东桥之疑

- 批评“随处体认天理”说

- 良知“五论”

- 天地一仁心

- 老年得子

- 王阳明晚年著述

- 第二十章 思田靖乱

- 王阳明三征

- 心学宗旨

- 最后的征程

- 此心只是个真诚恻怛

- 思恩、田州，降了

- 战后安民

- 最后一战：八寨、断藤峡

- 阳明功过之争

- 终 章 阳明临终

- 拜谒伏波庙

- 广州府养病

- 与门人论学

- 最后的上疏

-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 附录一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

- 前言

- 前篇

- 后篇

- 附录二 王阳明的子孙

Table of Contents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上卷）

版权信息

名人学者评王阳明

中文版序一 阳明精神的虔诚践行者

中文版序二 他山之石，攻吾之玉

中文版序三 用一生演绎阳明心学

前言

上 卷

序 章 圣哲王阳明

文武双全的圣人

行动哲学阳明学

日本人与阳明学

对阳明学的误解

第一章 阳明降世

中国的文艺复兴

余姚四贤人

“守仁”之名由来

第二章 阳明先祖

王家始祖

远祖名臣王导

书圣王羲之

忠臣六祖王纲

遁世高祖王与准

洒脱曾祖王杰

祖父竹轩先生

父亲龙山先生

第三章 不羁少年

十岁的诗才神童

天下第一等人

巧用智谋惩戒继母

怀抱经略之志

第四章 五溺时代

心无定性

“格竹”失败

新婚之日出走

苦练书法

第五章 圣学之道

拜谒大儒娄谅

宋儒的“格物”说

新儒学的兴起

明初心学传承

阳明中举

两次会试失败

钻研兵法

考中进士入仕途

上陈边防策

审查江北囚徒

求道访仙

结交“明前七子”

悟出佛道不足

莫逆之交的影响

西湖疗养

摆弄禅机教化弟子

排斥佛道

会稽山祈雨

第六章 倡导圣学

笃信儒学

出任乡试主考官

阳明的政治策论

与湛甘泉共倡圣学

萌发隐遁之心

第七章 龙场悟道

武宗与宦官

阳明入狱

别了，京城

摆脱刺客

再会无为道者

告别门人徐爱

前往贵州龙场

艰辛的龙场生活

龙场顿悟

创作《五经臆说》

第八章 龙场教化

蛮荒之地建造居室

德化的力量

教化诸生

龙冈书院的学规

书院学的历史

阳明与书院教育

阳明的教育理念

感化思州太守

劝诫土著豪族

埋葬暴毙的吏目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卷）

版权信息

第九章 “知行合一”说

席元山入门

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

行而知之

如何修行“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说的发展

学问即行，行即知

致良知

陆九渊与“知行合一”说

第十章 庐陵知县

天诛宦官刘瑾

龙场之后

阳明评“静坐”说

卧治六月

吉安的阳明遗迹

第十一章 京师讲学

和黄绾谈立志

“明镜”论

众多门人聚学

送别方叔贤

送别湛甘泉

送别黄绾

阳明的出世倾向

“朱陆同异”论

“未发已发”论和“体用”论

第十二章 滁州讲学

与徐爱论学

《大学》学什么

由诚意到格物

心学的三大学说

儒学的三大论题

敬王通而轻韩愈

不妄议经书，不提倡著述

与门人游四明山

会晤了庵和尚

训诫弟子：理气之辨

到滁州上任

批评王嘉秀，开导王纯甫

离开滁州

第十三章 南京讲学

门人故交齐聚学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一定要在事上磨炼

立诚是根本

立志为培根之学

劝谏武宗迎佛

奏请停职休养

第十四章 南赣戡乱

巡抚南赣汀漳

破流寇，抵赣州

探贼情，定战略战术

平定漳州贼匪

体恤民情，注意农时

征剿南赣三贼

一篇告谕的作用

喜得贼巢地图，奇袭横水

一日尽破桶冈贼匪

智取浰头贼首

征剿浰头贼众

奏请辞官

教化当地百姓

奏请设立和平县

第十五章 赣州时代

徐爱之死

畅游通天岩

期待归隐生活

赣州讲学

再论为学头脑与“立诚”

刊刻《大学古本》

由“诚意”说到“致知”说

《大学古本旁释》

刊刻《朱子晚年定论》

刊行《传习录》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下卷）

版权信息

第十六章 江西时代

阳明请求致仕

宁王之患

死里逃生

宁王谋反之资

宁王起事

阳明备战

运筹帷幄

阳明用计

安庆攻防战

南昌攻略战

鄱阳湖决战

生擒宁王

论功行赏

第十七章 阳明受难

武宗要御驾亲征

隐居净慈寺

与奸臣斗智

寄情山水

与罗钦顺论学

无心之境

为冀元亨申冤

始提“致良知”说

第十八章 倡导“良知”说

“致良知”诞生始末

王阳明、湛甘泉学说的异同

用“良知”解释生死

衣锦还乡，谢辞封爵

阻止元静辩护

论科举

“乡愿”自省

咏良知诗

王阳明讲学

践行良知

第十九章 阳明晚年

书院四大记

《自得斋说》和《博约说》

答顾东桥之疑

批评“随处体认天理”说

良知“五论”

天地一仁心

老年得子

王阳明晚年著述

第二十章 思田靖乱

王阳明三征

心学宗旨

最后的征程

此心只是个真诚恻怛

思恩、田州，降了

战后安民

最后一战：八寨、断藤峡

阳明功过之争

终 章 阳明临终

拜谒伏波庙

广州府养病

与门人论学

最后的上疏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附录一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

前言

前篇

后篇

附录二 王阳明的子孙